不久，经过很长时间准备的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延安开幕了。会议从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三日开始，到六月十一日结束。毛泽东在会上致开幕词，并作了《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朱德、刘少奇分别作《论解放区战场》和《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周恩来在开幕典礼上发表演说，并在四月三十日作了长篇发言。这个发言，系统地阐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和发展的过程，总结了统一战线工作的经验教训。他一开始就说：
“自从我们党提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到去年提出联合政府的主张，有了发展，实际上是一个东西。联合政府就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政权上的最高形式。国民党对于我们的主张，不管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也好，民主共和国也好，联合政府也好，总是反对的。因为他是站在极少数人的利益的立场上，反对我们代表的极大多数中国人民的利益。”〔43〕
他把“九一八”以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和发展，分为五个阶段。他说：第一个阶段，从“九一八”到西安事变，有五年多时间。国共两党之间斗争的中心，是抵抗日本侵略，还是不抵抗日本侵略。第二个阶段，从西安事变到“七七”抗战，大概有半年多时间。争论的中心，是真正准备抗战，还是空谈准备抗战。第三个阶段，从“七七”抗战到武汉撤退，大概有一年半时间。斗争的中心是全面抗战还是片面抗战。第四个阶段，从一九三九年国民党五中全会到一九四四年国民参政会时国共两党公开谈判为止，时间有六年之久。争论的中心，是坚持抗战、团结、进步，还是要妥协、分裂、倒退。第五个阶段，从“联合政府”口号的提出到现在，“这个谈判有一个中心，就是我们提出成立民主的联合政府，而国民党要继续一党专制的政府”。“半年来斗争更加尖锐。这样的斗争更振奋了全国的民主运动，更使成立联合政府的主张为国际国内民主人士所拥护、所同情。”〔44〕
关于统一战线工作的经验教训问题，“在革命发展过程中，由于敌我关系和斗争营垒时常发生变化，形势时常变动，所以统一战线的问题就很复杂”。〔44〕对这个问题，周恩来从敌人、队伍、司令官三个方面来进行研究。
他先谈到敌人方面，说：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敌人是帝国主义、封建势力。这在整个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是不变的。可是帝国主义不仅是一个，而且有分有合，国内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也有不同的派别和集团，这些敌人又常常不一致，所以敌人营垒是会变化的。这样，我们要认清敌人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就成了复杂的问题。特别是各阶级的代表人物更不是固定不变的。代表性改变了，本来不是敌人也可以变成敌人，常常使我们搞不清楚。有些敌人在一定条件下又是有两面性的。在这二十五年革命斗争当中，我们所遇到的统一战线的变动是这样多、这样大，又这样复杂，因此就要求我们有一个清醒的头脑，善于调查研究，分析问题。各种“左”右倾机会主义，就是弄不清楚历史发展进程中的矛盾变化，首先在认识和对待敌人这个问题上发生了许多错误。右的错误常常把敌人当成朋友，“左”的错误常常把朋友当成敌人。
关于队伍问题，周恩来指出：新民主主义的统一战线，有无产阶级，有农民，有小资产阶级，有自由资产阶级，甚至有时有些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也来参加，所以这个队伍很大，很复杂，力量不平衡，不容易统一。对这样一个队伍要弄得很清楚，要会分析，懂得怎么争取队伍的大多数，反对这个队伍中和我们争领导权的少数，同他们斗争。“这样大、这样复杂的队伍，如果不搞清楚，就会发生‘左’的右的错误。”〔45〕“我们订出了发展进步力量，争取中间力量，孤立、分化和打击顽固力量，也就是联合大多数，反对少数，打击最顽固的力量的方针。”〔45〕周恩来还指出：对于这个队伍，不仅要分左中右，而且“还要有进一步的严格的区别”。这就是毛泽东所强调的“在统一战线中应该坚持独立自主”。“右的不区别，‘左’的强调区别而不去求得今天统一的方法，都是不正确的”。〔45〕
关于领导权问题，周恩来说：这“是统一战线中最集中的一个问题”。〔45〕在这个问题上，“无产阶级领导农民、小资产阶级，可以搞得很好，很亲密。对自由资产阶级，虽然他闹独立性，但是还可以领导。对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一般地说不能领导，只能在某个问题上、某个时期内领导”。〔45〕周恩来指出：“左”右倾机会主义的问题是：“右的是放弃领导权，‘左’的是把自己孤立起来。”“可以说右倾是把整个队伍送出去，‘左’倾是把整个队伍推出去。”〔45〕
周恩来的这个报告包含了丰富的历史经验，全面地发挥了毛泽东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思想，为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革命同盟军思想的理论中增加了新的内容。
他在这次代表大会上被选为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委员。六月十九日，又在七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
【参考文献】
〔1〕《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第926页。
〔2〕周恩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44年3月5日。
〔3〕《解放日报》，1944年3月14日。
〔4〕周恩来在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44年4月15日。
〔5〕毛泽东在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44年4月15日。
〔6〕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记录，1944年5月10日。
〔7〕《解放日报》，1944年7月1日。
〔8〕《解放日报》，1944年8月13日。
〔9〕周恩来致林伯渠、董必武、王若飞的电报，1944年9月4日。
〔10〕《中国民主同盟历史文献》（1941年—1949年），文史资料出版社1983年4月版，第32页。
〔11〕《解放日报》，1944年10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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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美]迈克尔·沙勒：《美国十字军在中国》（1938年—1945年），商务印书馆1982年7月版，第191页。
〔14〕[美]D·包瑞德：《赫尔利将军访问延安》，《人物》，1983年第1期，第143页。
〔15〕《为着协定的基础》（此件系赫尔利携带来的文件译稿的复印件），1944年10月28日。
〔16〕毛泽东与赫尔利谈话记录，1941年11月8日。
〔17〕毛泽东与赫尔利谈话记录，1941年11月9日。
〔18〕《中国国民政府中国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协定》（此件系最后稿复印件），1944年11月。
〔19〕毛泽东与赫尔利谈话记录，1944年11月10日。
〔20〕[美]D·包瑞德：《美军观察组在延安》，解放军出版社1984年12月版，第82页。
〔21〕周恩来致毛泽东的电报，1944年11月20日。
〔22〕国民政府代表王世杰提交的三条反建议文件（复印件），1944年11月21日。
〔23〕周恩来与赫尔利谈话记录，1944年11月21日（上午）。
〔24〕周恩来、董必武与赫尔利谈话记录，1944年11月21日（下午）。
〔25〕周恩来，董必武与王世杰谈话记录，1944年11月22日。
〔26〕周恩来，董必武与蒋介石谈话要点记录，1944年11月22日。
〔27〕周恩来访晤赫尔利谈话记录，1944年12月2日。
〔28〕周恩来与赫尔利、魏德迈谈话记录，1944年12月4日。
〔29〕谢立惠：《周恩来与“中国科协”》，《科学家》第5期。
〔30〕周恩来致赫尔利的信，1944年12月8日。
〔31〕周恩来致赫尔利的信，1944年12月16日，手稿。
〔32〕毛泽东、周恩来致王若飞的电报，1944年12月12日。
〔33〕周恩来致赫尔利的信，1944年12月28日，手稿。
〔34〕周恩来与宋子文等的谈话记录，1945年1月24日。
〔35〕周恩来与赫尔利谈话记录，1945年1月25日。
〔36〕周恩来与宋子文的谈话记录，1945年1月25日。
〔37〕周恩来致毛泽东的电报，1945年1月30日。
〔38〕周恩来致毛泽东的电报，1945年2月2日。
〔39〕周恩来致毛泽东的电报，1945年2月3日。
〔40〕周恩来致毛泽东的电报，1945年2月11日。
〔41〕周恩来在中共六届七中全会主席团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45年2月18日。
〔42〕《周恩来书信选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1月版，第260—261页。
〔43〕《周恩来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12月版，第190页。
〔44〕《周恩来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12月版，第191、204、205、207页。
〔45〕《周恩来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12月版，第213—214、214、215、220、218、220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