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回头再谈国民党进攻延安和中共中央转战陕北的情况。
一九四七年三月起，战争的形势发生了一个变化：蒋介石因为他的大量有生力量被歼，兵力不足同战线太长的矛盾更加尖锐起来，被迫放弃全面进攻，改取重点进攻。重点进攻的地区放在整个战线的东、西两翼：陕甘宁边区和山东解放区。在其他战场上，被迫转取守势。
二月底，蒋介石从南京飞到西安，召集在西安的军政大员，安排进犯延安和陕甘宁边区的军事部署。三月六日，中共中央军委发出电报，向各地通报：胡宗南指挥十七个旅主力正向宜川、洛川中部之线急进，十日集中完毕，十五日可能开始攻击。
为什么蒋介石在迭战不利的情况下要进攻延安？周恩来在三月八日下午延安各界一万多人参加的保卫边区、保卫延安动员大会讲话中作了说明。他说：蒋介石、胡宗南要来进攻我们的边区，这已经是第三次了。许多人以为上两次没有来，这次也许不会来了。同志们，不要这样想，这一次他是决定要来的。为什么要来？因为他在全国许多地方都打了败仗，许多解放区的人民解放军消灭了它的大量部队。蒋介石在财政上也破产，滥出票子，人民已活不下去了，所以起来和他闹。“因为这样，他想不出别的办法，他只有最后一个手段，拿进攻延安来挽救已失的人心，这岂非梦想！”〔1〕朱德、林伯渠、邓颖超在这次会上也都讲了话。
十一日上午，驻在延安的美军观察组刚刚坐飞机撤离，下午美国制造的国民党空军轰炸机就飞临延安上空，开始狂轰滥炸。朱德、任弼时、叶剑英奉命带领中央机关一部分人员迁到瓦窑堡办公，毛泽东、周恩来从枣园后沟搬到王家坪人民解放军总部，同彭德怀住在一起。
蒋介石对延安攻击的开始，比中央军委预计的日子还提早两天。十三日，他集中三十四个旅二十三万人，分别从南、西、北三面向陕甘宁边区进攻。胡宗南直接指挥的部队有十五个旅十四万人，是从晋南、豫西和陕西关中地区抽调而来的，气势汹汹地由洛川、宜川一线北犯。十六日，中央军委决定组成西北野战兵团，由彭德怀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习仲勋任副政治委员，下辖六个旅，约二万六千人。双方兵力相差悬殊，但中共中央充满着胜利的信心。十七日，周恩来写信给续范亭说：“目前国内外形势，日益向有利于人民的方面发展。”“倘以边区现有之力，能钳制与削弱胡之主力于此区，则对于争取全国胜利将帮助甚大。故现时边区正以全力进行此长期战争，并不望敌人退出也。”〔2〕
胡宗南集团是蒋介石的嫡系，是国民党军队中的战略预备队。他们经过长期训练，武器装备精良，有着较强的战斗力。把这样一支军事力量牵制在西北战场，使它不得脱身，显然对其他解放区战场是很大的帮助。由于进犯的兵力几乎是西北野战兵团的十倍，在重兵进攻面前，中共中央果断地决定暂时撤离延安。
撤离延安，不少干部和战士一时想不通，在感情上更难接受。针对这种情况，周恩来反复作了动员。在对警卫战士的动员会上，周恩来说：“我也不愿意离开延安，毛主席也不愿意离开。但是，我们撤离延安是为了保卫延安，现在走是为了将来不走。”他问战士们：“你们一顿饭能吃多少馒头？”战士回答：“一斤。”周恩来接着说：“一斤一个没法吃，还得做成三四个才好吃。这次蒋介石调动二十万大军围攻延安，也得把他们拉开，一个一个地吃。这样才能吃掉。”他满怀信心地说：“毛主席讲了，这次撤离延安，少则三个月，多则一年，我们是一定要回来的。”〔3〕
退出延安是有计划、有秩序地进行的。撤退前，周恩来作了周密的部署和细致的检查。因为国民党的飞机不停地轰炸，他们在王家坪的防空洞中住了六天。在这些日子里，周恩来接连到枣园、杨家岭、清凉山布置并检查群众的疏散转移和各机关的坚壁清野。这方面的工作做得很周密，周恩来检查后说，要不是有条延河，胡宗南连口水也休想喝上。〔4〕他自己准备随身携带的，只有一套被褥、一条毯子、一个床单、两套衣服、两双鞋。警卫员为他背了一个皮包，放着文件、地图、放大镜、红蓝铅笔、削笔刀，外层放着日用品和牙刷等。
十八日清晨，炮声已听得很清楚，敌军已经接近延安了。下午三时，周恩来把中央警卫团几个负责人找到王家坪，对他们说：“今晚出发。我们傍晚走，你们先派一个步兵连和一个骑兵连跟着我们走，其余的坚持到晚上十二点走。”他又说：“出发之前，要派人检查中央机关驻地，不能给敌人留下片纸只字。我随后还要去查看！”国民党军队越来越近，连手榴弹的爆炸声都听得清清楚楚。毛泽东仍在办公室内办公。周恩来又到枣园、杨家岭和清凉山去检查机关转移和群众疏散。黄昏前，周恩来回来。他对毛泽东说：“该走了！”毛泽东说：“好吧。现在还有点时间，咱们吃了饭再走。”周恩来赞同地说：“那好，吃了饭再走。”傍晚七时左右，周恩来走出窑洞，发布命令：“准备汽车，马上出发！”
一列车队离开王家坪向东，顺着延河从宝塔山对面的清凉山下一拐，沿咸（阳）榆（林）公路向东北驶去。这时，延安都已疏散，连老百姓也快走光了，路上静悄悄的。汽车走了七八十里，到延川县永坪镇西南面的刘家渠住下。这是离开延安后的第一站。
从这天开始，到一九四八年三月二十三日，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率领中共中央机关在陕北坚持工作和战斗，历时一年零五天，行程二千余里，先后停留过的有延安、延川、清涧、子长、绥德、子洲、靖边、安塞、横山、米脂、葭（佳）县、吴堡十二个县，在三十七个村庄住过，继续指挥着全国的人民解放战争。
胡宗南部队一侵占延安，蒋介石兴高采烈，大肆宣传他的“胜利”。胡宗南也叫嚷：“中共已成流寇。”其实，他们得到的只是一座空城，根本不知道解放军主力转移到哪里去了。胡宗南命令整编第一军军长董钊和整编第二十九军军长刘戡率领主力部队气势汹汹地向延安西北方向推进，力图寻找西北解放军主力决战。彭德怀指挥的西北野战兵团主力却一直隐蔽在敌人背后的另一侧。胡宗南侵占延安后不到一个星期，他们突然在延安东北的青化砭打了一个伏击战。这里两面是连绵起伏的高山，咸榆公路蜿蜒曲折地从中间穿过，是一个打伏击的好地方，也是敌军一定会经过的地方。这一仗，一举歼灭胡宗南部第三十一旅旅部和一个团二千九百余人，活捉旅长李纪云。这是人民解放军在西北战场的第一次大捷。前线部队准备拿出一部分缴获的卡宾枪等，将中央警卫战士的武器更新一番。毛泽东、周恩来知道后，坚决不同意，坚持把新式武器送到前线，警卫战士仍用旧的。
蒋介石进攻延安和陕甘宁边区，原想在短期内先解决西北问题，割断中国共产党的右臂，并驱逐中共中央和人民解放军总部出西北，然后调动兵力进攻华北，以达到各个击破的目的。
三月二十八日，周恩来到达清涧县枣林沟。二十九日，中共中央在这里召开会议，讨论中央机关的行动。〔5〕参加会议的除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外，还有朱德、刘少奇、彭德怀等。毛泽东在会上说：“我不能走，党中央最好也不走。我走了，党中央走了，蒋介石就会把胡宗南投到其他战场，其他战场就要增加压力。我留在陕北，拖住胡宗南，别的地方能好好地打胜仗。”他也不同意给陕北再增加部队，说：“不能再调部队了，陕甘宁边区巴掌大块地方，敌我双方现在就有几十万军队，群众已经负担不起。再调部队，群众就更负担不起了。”会议议定：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留在陕北，主持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的工作；刘少奇、朱德、董必武东渡黄河，前往华北，担负中央委托的任务；叶剑英、杨尚昆在晋西北地区，负责中央机关的后方工作。会后，刘少奇、朱德过河，汽车也随他们过了河。
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等留在陕北，这一着是许多人没有想到的。人们不能不对他们的安全感到担心。警卫战士也在议论这个问题。周恩来听到了，就问他们：“你们见过大海吗？”他接着说：“航船在大海上遇到风暴，舵手坚守岗位，沉着驾驶，会给全船的人带来无穷的力量，这是战胜风暴的决定因素！”“今天，蒋介石又掀起了一股反共反人民的恶浪，全国、全世界的人都望着咱们陕北。在这严重的时刻，毛主席确定，我们的帅旗高举在陕北，指挥中心坚决不挪动，这是多么雄伟的革命气魄啊！”〔6〕
事实确实是这样：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坚持留在陕北，不仅牢牢地吸住了胡宗南这支敌人的战略预备队，减轻了其他战场的压力，有力地支援了全国的解放战争，而且对鼓舞各解放区军民的斗志，粉碎国民党反动派的进攻，进而夺取胜利，起了重大的作用。
枣林沟会议的第二天，周恩来带着两个警卫员骑马北上，经绥德，在军渡渡过黄河，到山西省临县三交镇去部署中央机关人员的转移和中央后方工作委员会成立的准备工作。这时，中央机关有三千二百余人和大批物资已安全运到河东，城市工作部和外事组留在这里，邓颖超也随后委转移到这里。周恩来向中央机关工作人员传达了中央的决定，还批评了晋西北土地改革中出现的“左”的倾向。在临县，他同贺龙、李井泉等见了面。贺龙向周恩来的警卫员询问一路上过来的情况，还问他们带了什么武器。当他听到说只带了两支短枪时，觉得短枪射程太近，火力太弱，回去路上遇到敌人怎么办？就叫他带上一支卡宾枪和几百发子弹。四月二日，周恩来在和东渡黄河的刘少奇、朱德、董必武等会面后，还是带着两个警卫员离开三交镇。路上，他发现警卫员的枪换了，严肃地批评他：“换好枪，要手表，要马，要这个那个，这是旧军队的作风。”警卫员立刻解释：“因为时间仓促，来不及请示。”周恩来还很不满地说：“你总是有理！”〔7〕
这时毛泽东率领中央机关已向西转移。周恩来在路上走了一个多星期，四月十日赶到青阳岔，同毛泽东等会合。青阳岔在延安西北的靖边县境内，离黄河西岸已很远了。周恩来第二天在这里为中共中央起草电报，把中央机关分为三部分的决定告诉各解放区领导人。并通知：成立中央工作委员会，以刘少奇、朱德、董必武、彭真、康生为常委，刘少奇为书记。董必武并准备担任华北财经办事处主任。中央工作委员会带走的中央机关有：组织部、宣传部、党校、解放日报社、社会部、政治部、青委，还有中央办公厅及秘书处、机要处、卫生部、军委总供给部的一部分。中央和军委的大部分工作机构暂留晋西北，组成以叶剑英为书记的后方委员会，杨尚昆担任后方支队司令，委员还有李维汉、邓颖超。
留在陕北的中央机关，按照军事编制，实行轻装，编为四个大队。为了统一指挥，成立司令部，任弼时任司令员，陆定一任政委，名称是“三支队”。周恩来提议：为了保密，每个人应起个代号。毛泽东说：我们一定得胜，我叫李得胜。周恩来说：革命事业必定成功，我叫胡必成。任弼时说：我叫什么呢？毛泽东说：你是支队司令，就叫史林；定一同志是政委，就叫郑位吧！〔8〕他们在行军途中，一到宿营地，立刻挂起地图，开始工作。报务人员也架起电台，接通中央对外的联系。
这个时期中共中央的领导是高度集中的。这完全适应当时异常紧张的革命战争形势。后来，周恩来还讲到：“我们领导革命战争时，在全国、在中央决定问题的只有三个人。当时中央书记处共有五个人，分散在两个地方：一个地方是刘少奇同志和朱德同志，他们领导全国土改，搞根据地；在中央只有三个人，毛主席、周恩来与任弼时同志。所谓中央，就是这三个人嘛！”〔9〕
周恩来同中央机关会合的第三天，也就是四月十二日，他们从青阳岔出发，向西南转移到不远的王家湾。这是部队撤离延安以后第一次白天行军。
王家湾是一个很小的村子，在半山坡上有几排窑洞，原来住着十七八户人家。坡底下是双羊河，绕过山庄，向北流去。对面是石寨山。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住在贫农薛如宪老汉腾出的两孔半套窑里。这座窑洞又破又黑。毛泽东住在左边那一间。里面除了土炕、一张无斗柳木条桌、两个小圆木坐墩外，还砌了个长方形的土粮仓，安着一溜酸菜缸，几乎挤满了。毛泽东只能在炕上放一张小炕桌办公。周恩来、陆定一住在一进门的过道窑里，连一张桌子也没有。有人回忆：他们办起公来，就坐个木墩子，膝盖上垫一个用高粱秆纳成的锅盖拍拍，把电报、文件放在拍拍上，边看边批。腿麻了，又伏在锅台上继续工作。胡乔木从陇东土改团回来，也同他们住在一起。任弼时住在右边那半间，是个有炕没脚地的半截窑，条件更差，连腰也直不起来。
因为住得很挤，进出又只有一个门，平时除开会外，都各自聚精会神地工作，窑里一点声响也没有。周恩来每天清早起来，常要连着咳嗽几声。他总快步走到院子外面咳，免得影响别人。到了夜里，尽管煤油灯光不亮，各人也设法把灯遮住半边。他们的生活同战士、老百姓一样艰苦。细粮很少，主食大多是粗粮，青菜也很困难。
当时，最重要的是军事工作。他们不仅指挥着陕北战场的作战，而且指挥着全国战场的作战。由于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彭德怀已出任西北野战兵团司令员兼政委，无法再顾及总部的工作，作为中央军委副主席的周恩来事实上成了毛泽东指挥全国解放战争的主要助手。他们到王家湾后，就成立一个军事组，有五六个参谋主管作战方面的工作，直接受周恩来指挥。当时担任作战参谋的张清化后来回忆说：“在这个阶段，我有一个深刻的体会：周副主席在军事上是党中央、毛主席完全不能缺少的得力助手，是一个非常杰出的军事组织者和指挥者。当时他运筹帷幄，出谋划策，深得党中央、毛主席的称赞和全军的拥戴。凡是党中央研究、毛主席下了决心以后，具体的组织布置和如何执行等都是周副主席具体来抓的。无论前方或后方，无论是后勤供应或部队调动，总离不开他的具体的组织指挥。”〔10〕
毛泽东、周恩来等在王家湾停留的时间比较长，总共有五十七天。这段时间内，在他们指挥下，无论是遭受国民党军队重点进攻的陕甘宁边区和山东解放区，还是其他战场，都接连取得了重大的胜利。
先说陕甘宁边区。
继青化砭大捷后，西北野战兵团四月十四日在羊马河地区全歼胡宗南部第一三五旅四千七百余人，活捉代旅长麦宗禹。第二天，中共中央在通报这次战斗时指出：这一胜利，证明仅用边区现有兵力，可逐步解决胡军。五月四日，西北野战兵团在诱敌主力北上后，又突然奔袭，一举攻克群山环抱、工事密布的胡宗南重要补给基地蟠龙镇，全歼整编第一六七旅近七千人，活捉曾担任胡宗南副参谋长的该旅旅长李昆岗等，并缴获了大量粮食和军用物资。这两次胜利在二十天内接连取得，震动之大是可想而知的。
青化砭、羊马河、蟠龙镇三战三捷，狠狠打击了胡宗南进攻陕北时那种趾高气扬的气焰，大大鼓舞了西北人民的胜利信心。九日，新华社发表经周恩来修改的评论《志大才疏阴险虚伪的胡宗南》，辛辣地指出：“蒋介石的最后一张牌胡宗南，现在在陕北卡着了，进又进不得，退又退不得。胡宗南现在是骑上了老虎背。”“不到两个月，事实证明蒋介石所依靠的胡宗南实际上是一个‘志大才疏’的饭桶。”〔11〕
接连取得这样三次大捷以后，西北野战兵团下一步的作战行动该怎么办？五月十日，周恩来赶往安塞县马家沟西北野战兵团驻地，同彭德怀等接连开了几天会，分析了西北战场的局势，共同确定下一步出击陇东的作战计划。
十四日下午，在真武洞（马家沟东五里）山坡的杨树林里，召开了边区军民祝捷大会。从撤出延安到这时才一个多月，西北战场的形势已发生了多么明显的变化！举行祝捷大会时，满山遍野都是人，群情振奋。彭德怀宣布大会开始后，周恩来在雷鸣般的掌声中，用洪亮的声音说：我代表中共中央祝贺你们，我代表中国人民感谢你们。他宣布：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同志自从撤出延安后，一直留在陕北，同边区的全体军民共同奋斗。他说：蒋介石、胡宗南梦想赶走中共中央，消灭西北解放军，征服边区人民，但是一件也没有做到。他分析了全国各个战场（包括陕北战场）不断胜利的大好形势，号召边区军民团结一致，下定决心，坚持斗争，彻底消灭胡宗南部队，彻底消灭蒋介石卖国集团，早日收复延安，解放大西北。〔12〕这次大会，极大地鼓舞了边区军民必胜的信心。大家认识到：黑暗快要过去，曙光已在前头。
再说山东战场。华东野战军继莱芜战役的胜利后，在四月二十六日，攻克泰安，歼敌二万四千余人。五月十三日至十六日，又在蒙阴东南的孟良崮地区，将国民党的王牌部队整编第七十四师三万二千余人全部歼灭，击毙该师师长张灵甫，迫使进犯军全线溃退。这又是一个震动全国的巨大胜利。国民党军队在东西两翼发动的重点进攻都遭受严重的挫败，已成为强弩之末了。
由于国民党军队的大部分主力被吸引并牵制在陕北和山东两个战场，又为其他解放区的反攻创造了有利条件。晋冀鲁豫、晋察冀、东北等各个战场上，捷报频传。其中，晋冀鲁豫解放军在四、五月间发动攻势，全歼国民党军第二快速纵队和暂编第三纵队，共四万五千人，解放了豫北、冀南大片地区，控制住平汉铁路三百余里，从而破坏了敌军在东西两个战场之间的枢纽地带的防御体系，为刘邓大军大举南下创造了有利条件。五月九日，周恩来为中央军委起草致刘伯承、邓小平并告陈毅、粟裕电，发出采取新行动的信号：要求全党全军首先要面向蒋管区，把战争引向更远的敌后，同时加强解放区土改后的生产、节约、支前，消灭党内、政权内、军队内的无政府状态和无纪律现象。
由于有了这一系列胜利，中国人民解放军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的条件逐渐成熟。为着准备转入战略进攻，周恩来在四月十七日又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关于后勤工作的指示，告诉各部队、各地区：为了争取胜利，解放区的一切战争动员工作都应从长期打算，尤其是要节约人力物力，严禁浪费。我们现在的后方是在前线，主要的军火资财取之于敌。
在这段时间内，国民党统治区的人民运动也蓬勃高涨。周恩来为中共中央起草的指导反饥饿、反内战运动的一系列重要文件，几乎都是在王家湾这个偏僻山村的小窑洞里写的。为了揭露蒋介石改组政府的真相，他还在《晋察冀日报》上发表了《新筹安会——评蒋政府改组》的评论，说明：“蒋介石统治集团是同时处在政治、军事、经济三大危机之中”，“不管再借多少外债，蒋集团的危机不会减少，只会加深，直至被危机压得粉碎”。〔13〕
全国的形势越来越好。但从陕北战场这个局部来说，一时仍是敌强我弱。真武洞祝捷大会后几天，西北野战兵团主力于五月二十一日按计划西进陇东。这样，留驻在陕北的兵力更少了。
六月九日，国民党整编第二十九军军长刘戡带了四个半旅，沿着延河北上，先头部队进到离王家湾只隔一个山头的寺湾。这时，开往陇东的西北野战兵团主力离王家湾有几百里地，而中央警卫部队只有四个连，三百来人。情势确实相当危急。
毛泽东、周恩来留下四个班在王家湾掩护，中央机关连夜冒雨向西北方向转移。临撤离时，周恩来又一个窑洞一个窑洞地作了检查，炕上炕下都看过，不让留下一点中央机关在这里住过的痕迹。转移时，风狂雨猛，天黑路滑，山道狭窄，泥泞难行。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都没有穿雨衣，同干部、战士一起，手拉手连成一线，费力地攀上山顶。风雨停了，部队经过短暂的休息，继续步行前进。到东方发白的时候，山坡下出现一座村庄。这个村庄地处毛乌素沙漠的南缘，群山环抱，两条河水在这里汇合，杨柳树丛中掩藏着一排排窑洞。那便是靖边县的小河村。
因为情况仍很紧急，他们这一次在小河村只作短暂的停留。十一日下午，接到报告说：一股敌人穿过王家湾正朝这里扑来，离村只有十来里。周恩来立刻命令警卫团长刘辉山派一个警卫排带一挺机枪，到村东制高点监视敌人，中央纵队迅速撤离小河村，向同属靖边县的天赐湾转移。
这是转战陕北中最艰险的一段旅程。
部队还没有出村，一阵霹雳电闪，大雨又下起来。小河水暴涨了，把老乡搭下的那座季节性小桥连拥带裹地推走。部队要过河，只好重新搭桥。在这不大一阵工夫里，侦察员先后几次回来报告，敌人距这里只有八里、七里……四里了。周恩来严肃地命令刘辉山：“告诉留在东山上的那个排，敌人不进村，不许开枪。敌人和他们接火以后，要坚守阵地，阻击敌人，掩护主席和全支队转移之后再撤！”〔14〕
经过一阵紧张的努力，浮桥搭起了。这时，天已经完全黑下来。过了河，就上山。刚从羊肠小道爬上山顶，后面传来激烈的枪声，留在小河东山那个警卫排已同敌人接火。不一会，左侧山沟和山头上都燃起一堆堆篝火。敌军军官的叫骂声和骡马的嘶鸣声听得清清楚楚。但是，敌人对中共中央首脑部门就留在这里仍懵然无知，更没有发现中央纵队的行踪。继续行进时，中央纵队的队伍里不许打手电，不许抽烟，不许有喧哗声，静悄悄地在风雨中摸黑前进。后半夜，到了两山之间的一个山村——月牙口。在这里稍微休息一下，又继续前进。当十二日清晨红日升起的时候，队伍到达了天赐湾。
天赐湾是一个坐落在山梁上的只有二十几户人家的小村子。这里的条件比王家湾和小河村更艰苦，连喝水都要到很远的山沟去挑。毛泽东、周恩来等就挤在一间小窑洞里住。五六个参谋只分到半个窑洞，只能把文件放在里头，人睡在外面。
队伍在天赐湾刚要生火做饭，又传来消息：敌人朝这个方向出动了，离这里只有二十多里。大家做好行军和战斗的准备，布置好警戒。但毛泽东判断：敌人可能只是经过这里向保安方向去。果然，对中央机关行踪懵然无知的敌人顺着山下的深沟开过去了。午后，又有一支敌军从王家湾开来，离天赐湾只有十五里，形势再度紧张起来。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商议后决定：非战斗人员集中山后，待命出发；警卫团派一个排到村东设阵地准备阻击，但敌人不到跟前决不准开枪；另外再派一个排到西南方向活动，去诱开敌人。毛泽东估计：敌人仍不会来。他问周恩来：你看是不是这样？周恩来回答：是这样。果然，派出的那个排，装作同敌人遭遇的样子，向西南方向节节撤退，敌人紧紧追去，越走越远。
在天赐湾住了一个星期。他们的工作还是那样紧张繁忙。在这里，周恩来为中央军委致电林伯渠、王维舟等，并告彭德怀等：根据我们的经验，只要采取积极态度，坚持反“清剿”斗争，即使是十几个人的游击队经常保持与敌人接触，也可以使敌人踌躇不前，或者依山筑工事，不敢下沟捉人，既可以迟敌前进，使我掩护群众及机关转移，又可阻敌骚扰，减少群众及机关损失。〔15〕
天赐湾地形虽好，但村子太小，中央机关人多，在这里居住不便工作，不是长久之计。所以，当形势稍见缓和后，便决定重返小河村。六月十七日上午，毛泽东、周恩来等带领中央纵队，从天赐湾回到小河村。
他们回到小河村后没有几天，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开始进入第二个年头。
从全面内战爆发到一九四七年六月，解放战争已进行了整整一年。在这一年里，共歼灭国民党政府正规军九十七个半旅，七十八万人，伪军、保安队等三十四万人，共一百十二万人。他们虽不断补充，总兵力已由全面内战爆发初的四百三十万人下降为三百七十三万人。人民解放军的总兵力却由一百二十万人上升到一百九十五万多人。双方兵力对比从一比三点五八缩小为一比一点九。国民党军队的全面进攻已被粉碎，重点进攻也遭到严重的失败。
在第二年，中国人民解放军作战的基本任务应当怎样来确定呢？
蒋介石把主力集中在陕北和山东这两翼作重点进攻后，在中段只有少数兵力凭借黄河天险进行防御。这种兵力部署，有如一个两头大、中间小的哑铃。如果人民解放军从中间的薄弱部位拦腰突破，渡过黄河，挺进到南京、武汉之间的鄂豫皖三省交界处的大别山地区，就会像一把钢刀插进国民党统治区的心脏。
还在王家湾的时候，毛泽东就在五月八日为中央军委起草致刘伯承、邓小平、陈毅、粟裕的电报，提出：刘邓所部“争取于东（六月一日）前休整完毕，灰（六月十日）前渡河，向冀鲁豫区与豫皖苏区之敌进击，第二步向中原进击”；陈粟所部“准备于六月十日以后配合刘邓军大举出击”。〔16〕六月三十日，刘邓大军四个纵队约十三万人强渡黄河，发动鲁西南战役，揭开了转入战略进攻的序幕。
陈赓、谢富治率领的太岳纵队，原定由晋西南渡河，加强陕北的军事力量。在天赐湾时，周恩来曾为中央军委起草致陈谢电，要求他们先转移到洪洞赵霍以东地区集结，准备在本月底、下月初在军渡、界首间西渡，陈赓可先渡河沿大理河来中央军委一谈。刘邓大军强渡黄河后，毛泽东、周恩来等对陈谢纵队的使用方向开始作两种考虑：一种方案是仍照原议调来陕北，从内线歼灭胡宗南部相当数量，然后出外线（陇南），与西北野战兵团协力，完成消灭胡宗南、夺取大西北的任务；另一种方案是，考虑到刘邓已渡河，又考虑到陕甘宁边区人口稀少，粮食及各种供应浩繁，难以负担大量军需，而豫西一带在胡宗南部大批调往陕北后，兵力空虚，如把陈谢所部使用在这个地区，不仅必将迫使胡宗南部分兵救援，有利于西北野战兵团各个歼敌，而且对刘邓大军的南下起重要的配合作用。七月四日，他们为此致电彭德怀、习仲勋征求意见。十九日，陈赓从河东来到小河村。毛泽东、周恩来同陈赓商议后，决定实行后一方案，将陈谢纵队的使用方向改为南渡黄河向豫西挺进，太行纵队、三十八军和五师一同南进，统受陈谢指挥。
稍后，在八月上旬又决定由陈毅、粟裕指挥六个纵队组成华东野战军西线兵团，并指挥晋冀豫野战军第十一纵队，在豫皖苏边地区实施战略展开。
这样，刘邓、陈粟、陈谢三路大军南下的基本格局大体上确定下来了。
适应人民解放军转入战略进攻的新形势的需要，中共中央在七月二十一日至二十三日举行会议。会议在小河村司令部的院子里召开。周恩来、任弼时、陆定一原来就住在这里。开会前，毛泽东也搬来了。这里院子比较大，栽着柳树，警卫战士用柳树枝搭了一个凉棚。棚下摆一些木制的桌椅，这就是小河会议的会场。赶来参加会议的，除陈赓外，还有彭德怀、习仲勋、贺龙、王震等。
小河会议一开始，毛泽东先讲话。他说：军事计划，原先计划过边区和陈赓两部集中打，现决定分开打，从战略上、粮食上看都有利。对蒋介石的斗争，计划用五年解决。看过去这一年的成绩，是有可能的。他提出：陕甘宁边区在军事上和财政上都依靠晋绥，今后更加如此，因此决定由陕甘宁晋绥联防司令贺龙统一领导这两个解放区的地方工作。〔17〕
周恩来为这次会议进行了大量准备工作。他电令各地区和各野战军按时作出报告，要求各项材料和统计数字必须准确无误。向总参谋部工作人员交代了总结的项目、内容和完成的时间，并反复审查修改各种图表和文字材料。在会议期间还召开机要工作会议，叮嘱：“行军打仗，机要人员一定要在首长跟前。机要工作如果出了问题，要拿负责人是问。”〔18〕
在会上，周恩来总结人民解放军在战争第一年取得的成绩，分析了敌我双方力量对比的消长趋势。他说：过去一年内蒋军有了极大的变化。从建制人员、武器说，都损失了约三分之一，从质量说，不止降低三分之一。敌军在去年七至十月，占领解放区一百零四座城市，兵力分散；十一月至今年二月，敌军逐渐集中兵力，但在此期间我歼敌最多，城市则得失相当；三月至六月，敌军攻势已成弩末，仅在山东、陕北两处进攻，在其他各处我都转入反攻，得城市六十二个。人民解放军在去年停战时，主力、地方部队共一百四十多万；复员中减少一些；七月大打后又陆续增加，连后方机关共达一百九十多万人，已超过解放区的负担能力。所以，今后发展必须求之于新区，主力的发展则求之于地方部队的升级。〔19〕
会议最后一天，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致刘、邓、陈、粟、谭和华东局的电报，建议刘邓所部“下决心不要后方，以半个月行程，直出大别山”；“陈粟谭率鲁中兵力并在刘邓到大别山后指挥陈（士榘）唐（亮）担负整个内线作战任务”；“陈（赓）谢（富治）集团至豫西后，受刘邓指挥作战”。〔20〕
会议结束后，周恩来向中央机关工作人员作了报告。他说：去年的作战方针是内线作战，把敌人引到解放区来消灭，战略上防御，用空城来换取实力。现在我们已消灭敌人大量有生力量，迫使敌人由战略进攻转入战略防御。我们只有实行打出去的方针，才能取得整个解放战争的胜利，彻底摧毁蒋介石的反动统治。
中共中央作出的这个战略决策是正确而大胆的：决心不等敌人的进攻被完全粉碎，不等人民解放军在数量上装备上超过对方，立刻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以敌人兵力薄弱的中原地区为主要突击方向，实施中央突破，转入外线作战，直插敌人的战略后方，将战争引向国民党区域，从而改变整个战争的态势。
根据中共中央的战略部署，刘伯承、邓小平当机立断，从八月七日起，出人意料地突然兵分三路，大踏步长驱南下，提前实行“不要后方”的千里跃进。
全国性的战略大进攻，终于开始了！
小河会议结束后不久，胡宗南部因西北解放军主力正集结在北线的榆林附近，又向北推进，一部逼近小河村所在的靖边县一线。七月三十一日，周恩来为中共中央起草致彭德怀、贺龙、习仲勋及西北局电：决定西北野战兵团正式定番号为“西北人民解放军野战军”，以彭德怀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兼前委书记。〔21〕西北人民解放军野战军下辖三个纵队又两个野战旅，共约五万人。
八月一日，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带领中央纵队离开小河村，沿大理河向东作远距离转移，向西北野战军总部所在地靠近。中央纵队的代号由“三支队”改为“九支队”，由周恩来兼任司令员和政委。离开小河村时，周恩来向当地老乡告别，说：“老乡们！你们也知道，敌人很快要到这里来。我们一走，大家要做好坚壁清野，准备转移！不能让敌人得到一粒粮食，饿死他，困死他，彻底消灭敌人的日子不远了！”〔22〕
九支队离小河村后，抢在刘戡、董钊等部队之前，在十三日越过无定河，沿咸榆公路北上，绕过绥德城，再折而向北，沿葭芦河大踏步北上。途中，突然下起暴雨，下山时滑得人连脚也站不住。毛泽东、周恩来和战士们手拉着手，一步一步往下挪，费了一个多小时才下山，来到五女河畔。接着，他们又两渡五女河。经过将近二十天的行军，在十九日到达米脂县梁家岔住下。这里，离西北野战军总部所在地东原村不到二十里。
在这段紧张艰难的行军过程中，有人回忆：“周副主席是部队最忙碌、最辛苦的人，事无大小，都要亲自安排、布置、检查，他往往睡得更晚，起得更早。毛主席休息的时候，除了有特急电报，周副主席总不肯惊扰毛主席。他自己经常是睡上两三个小时，就会被秘书叫醒几次。前线发来的战况报告，如有新出现的情况和地名，周副主席为了使毛主席能集中精力考虑战略决策，总是亲自加上注释，附上小图，再送给毛主席阅示。就是在日常生活中，周副主席也总是细心观察，想尽办法使毛主席减轻劳累。”〔22〕
对群众的安全，他也十分关怀。十六日到葭（佳）县曹庄的时候，他听说还有群众没有疏散，有一部分伤病员和家属没有转移，立刻打电话给县委，询问情况，并告诉他们：敌整编第三十六师两天后可能到乌龙铺，刘戡带四个旅正从南面扑来，你们的三处黄河渡口在三天内都要停渡，将船只开到东岸隐蔽。“县委一定要抢在敌人前头，把伤病员和家属全部送到河东；过不了河的老百姓，要组织他们沿着黄河向北撤，同时要搞好坚壁清野，绝不能让群众的生命财产遭到损失。”〔23〕
离开曹庄时，警卫员发现周恩来走路一拐一拐的，要他把脚抬起来。一看，鞋底已磨出一个洞，袜子也已磨破，脚跟红红的快要出血了。要他换鞋，周恩来说什么也不肯换。他说：部队已出发了，换鞋要耽误时间，影响部队的行动不好。要他骑马，也不肯。毛泽东听到他们在争论，要警卫战士拿一副担架来，周恩来更不肯坐了。结果，又走了二十多里，到目的地后才换了鞋。
胡宗南部这次大举北上，有一个雄心勃勃的计划：想集中十个半旅六万三千多人的兵力，先解榆林之围，再将西北野战军主力歼灭于葭（佳）县、米脂、榆林三角地区，或赶过黄河。西北野战军根据情况，果断地撤出榆林战斗，于八月十二日将主力隐蔽集中于榆林东南方向。
这时，胡宗南部正分两路向西北野战军主力扑来：一路是刘戡率整编第二十九军五个旅，由绥德北进；另一路是刚刚抢先进入榆林的整编第三十六师主力两个旅，由师长钟松率领，从榆林南下镇川堡，再转而向东，企图夹击西北野战军主力。钟松一路处于孤军深入的地位，这是一个良好的战机。
八月十四日，中央军委在行军途中致电彭德怀：集中八个旅打钟松于绥德、镇川线以东以北山地是好机会，不知部署来得及否？西北野战军随即以一部兵力阻击刘戡等部，集中六个旅兵力于沙家店地区，准备围歼整编第三十六师。这个师是胡宗南部的精锐，骄横异常，急于立功，远离主力，进入西北野战军的伏击区。二十日，也就是毛泽东、周恩来等到达梁家岔的第二天，西北野战军在沙家店地区经过一天激战，全歼整编第三十六师师部和一个旅，并在常高山以南歼灭该师的另一个旅。
沙家店战役，是西北战场上一次有决定意义的战斗。它的胜利，改变了整个西北战局，打破了国民党军队对陕北的重点进攻，使西北人民解放军由内线防御转入内线进攻。同时，这次战役把胡宗南集团的主力拖住在陕北战场，从而有力地配合了陈谢集团南渡黄河、挺进豫西的行动。
沙家店战役的第二天，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到西北野战军指挥部驻地葭（佳）县前东原村，同彭德怀等开会。毛泽东赞扬沙家店战役的胜利，说：“它将使西北形势很快发生变化。用我们湖南话来说，打了这一仗，就过坳了。”陕北战争中最困难的时期已经过去。战争的主动权已经掌握到西北野战军手中。会上，决定二纵（王震部）、一纵（张宗逊部）、新四旅和教导旅分三路南下。沙家店战役的第三天，陈赓率领太岳兵团强渡黄河，进入豫西。胡宗南慌忙急电董钊、刘戡率残部迅速南下。
陕北战场的反攻开始了！
沙家店战役结束后，毛泽东、周恩来等在八月二十三日转移到葭（佳）县朱官寨，在这里住了将近一个月。这是他们转战陕北期间粮食供应最困难的一段时间。
陕北本来地瘠民贫，又经过半年来国民党军队的洗劫和破坏，葭（佳）县一带人民只能靠黑豆、糠秕、野菜和树皮充饥。部队的供应也十分困难。陕北农民本来吃一种用小米和黑豆轧成的铜钱大小的片片熬成的稀饭，叫“钱钱饭”。现在只能吃米糠、秕谷和瓜菜合在一起、加几把黑豆片片熬成的糠菜糊糊的“钱钱饭”。毛泽东、周恩来等在朱官寨的一个月，吃的也是这种“钱钱饭”。
当地人民生活的这种艰苦状况，在周恩来为中共中央起草给徐向前、滕代远、薄一波的电报中也说到过：“陕甘宁边区半年来受敌摧残甚重。一切县城及大多数乡村均被敌占领过。加以今年先旱后涝，收成极坏（只有三成左右）。晋绥又为贫瘠之区，亦遭旱涝。故两区粮食无法长期供应部队作战及大批后方人员。居民饥饿者甚多。因此，陕甘宁、晋绥两区今年须从太岳筹拨五万石（三百斤一石的）细粮，方能渡过难关。”〔24〕
八月三十日，中共中央通知各战区和各野战军：决定由军委副主席周恩来代理总参谋长工作，副参谋长仍由叶剑英担任。
这时，在全国战场上，到处出现一派欣欣向荣的沸腾景象。
刘邓野战军在八月七日出其不意地分三路迅捷南下。他们不采取逐城逐地推进的方式，而是下决心不要后方，长驱直入，经过二十天行军作战，从几十万敌军前堵后追中杀开一条血路，于二十七日直插大别山地区，迅速完成战略展开的任务。九月末，周恩来为中央军委起草致刘邓电，指出：你们如能乘机攻占长江以北、大别山以南各县，必能威胁长江，分散敌人，开展局势。〔25〕进入大别山后，刘邓野战军经过一个多月作战，共解放二十三座县城，建立了十七个县级民主政权，迅速在大别山地区站住了脚跟。
陈谢集团八万多人，在八月二十二日、二十三日先后在晋南、豫北交界处渡过黄河后，跨过陇海路，挺进豫西。九月二十三日，周恩来为中央军委起草致陈、谢、韩（钧）电，要求相机攻占郑州、洛阳以南，平汉铁路以西的十余县，然后向汉水流域发展。〔26〕
陈粟野战军八个纵队共十八万人，九月上旬在鲁西南沙土集歼敌整编第五十七师九千多人。九月二十六日，除留两个纵队在鲁西南外，主力越陇海路南下，经过一个多月作战，解放县城二十四座，完成在豫皖苏边区的展开。
刘邓、陈粟、陈谢三路大军，以雷霆万钧之势相继南下，在长江以北、陇海路以南摆开了一个倒过来的“品”字阵势，把战线由黄河南北推进到长江北岸，使中原地区由国民党军队进攻解放区的重要后方变成了人民解放军夺取全国胜利的前进基地。这是一个对战争发展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的胜利。蒋介石的战略防御体系完全被打乱了。
与此同时，西北野战军乘刘戡、董钊等部南撤时，乘胜追击，在九月中旬收复葭（佳）县、吴堡、靖边、子洲、横山、吴旗、安塞、志丹等县城。华东野战军内线兵团在九月间发动胶东保卫战，前后共歼敌六万三千余人。东北民主联军在九月十四日发动秋季攻势，经五十天作战，歼敌六万九千余人，攻占城市十七座，使敌军退缩到沈阳、长春、锦州、四平、吉林等三十四座城市及其附近地区，陷入更加孤立被动的局面。晋察冀野战军也发动了平汉北段的战役，取得了胜利。
在这个全国大反攻的胜利形势下，九月二十八日，周恩来到葭（佳）县神泉堡去向住在这里的中共中央直属单位干部、战士作了关于时局问题的报告。
他首先详细叙述了过去一年在自卫战争中取得的重大胜利。为什么能取得这样大的胜利？周恩来指出三个原因：第一，人民拥护我们作战，相信我们是为他们做事的。第二，我们的军队是为人民的，是人民的子弟兵。第三，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领导得好。“从这里可以看出，第二年提出大反攻、打倒蒋介石的口号，是适当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