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着，他分析了当前的战局：“刘邓、陈谢、陈粟三路大军南下，过黄河，过陇海路，直到长江以北。黄河是蒋介石的‘外壕’，陇海路是他的‘铁丝网’，长江是他的‘内壕’。蒋介石总想赶我们过‘外壕’，而我们已过了‘铁丝网’，打到他的‘内壕’了。”在北线，西北解放军也要打过去，东北解放军已经出击。“这是全国反攻的形势。”
当前的方针是什么？周恩来回答：“我们的方针就是：打到蒋管区，发展解放区，消灭蒋介石的部队在蒋管区。”他强调地提出：“这个方针在今后一年到两年间要实现。”他认为：这是有把握的。因为从国民党方面看，有三个弱点：兵力不足，后方空虚，人民反对；而从中国共产党方面看，首先是人民解放军越战越强，第二是土地改革，第三是扩大解放区。再加上有利的国际形势，这说明举行大反攻的条件已经成熟。〔27〕
周恩来提醒大家：“今后两年我们将要登上山顶，还要鼓两年劲，蒋介石的力量已是下降的，但还没有下降到最低点。现在是运动战，将来还要打阵地战。”“我们还有困难，如军事工业基础薄弱、干部不足、粮食不宽裕等等，这些困难都要我们来克服。”他满怀信心地鼓舞大家：“中国地区这样大，四万万五千万人翻了身，革命胜利了，对世界革命有很大意义。所以打倒蒋介石，不要说还要两年，就是五年也划得来。同志们大都是二三十岁的青年，还怕等不到成功？我还有这个信心呢！”〔27〕
这年的中秋节，是在胜利声中愉快地度过的。在朱官寨的一个院子里，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等请战士们一起席地而坐，就着辣椒喝酒。大家赏月谈天。晚上，周恩来给已远去河北平山的邓颖超写信。信辗转寄到时，邓颖超正在看信，她的秘书陈楚平说：“情书来了！”邓颖超看完后，笑笑说：“这哪里是情书？是形势报告！”陈楚平指着信的最后一段话“对月思人，不知健康否？于中秋节。”说，“不是有‘对月思人’吗？”〔28〕
这以后，前线捷报频频传来。晋察冀野战军主力十月二十日拂晓将从石家庄北上的敌第三军包围在清风店地区，经过三天激战，全部歼灭，生俘军长罗历戎。十一月六日，他们乘胜发起石家庄战役。十二日，攻克石家庄。这是一次较大规模的城市攻坚战，首开了人民解放军夺取敌人坚固设防的大城市的先例，并使晋察冀和晋冀鲁豫两个解放区连成了一片。西北野战军乘胜追击胡宗南部，十月十一日攻克重兵设防的清涧县城，全歼整编第七十六师，活捉师长廖昂。刘戡率部向南撤退到宜川一线。西北战场的局势更加有利了。周恩来在十月二十七日为中共中央起草的一个指示中兴奋地写道：“一年多内战经验，证明蒋介石反动集团败局已定。不管美帝帮助多少，甚至直接出兵，也不能挽救其覆灭命运。”〔29〕
冬天快到了。在哪里过冬？因为陕北还没有完全取得胜利，中共中央决定不过黄河，仍旧留在陕北。
十一月二十二日，他们迁移到米脂县的杨家沟。杨家沟是米脂县东四十里外的一个较大的山村，原来是一个地主庄园。全村有二百七十多户人家，就有七十二户地主。这里不通大道，偏僻安静，容易保密，窑房又多，便于长时间居住和召开较大的会议。直属队到这里后，代号改为“亚洲部”。随着战争胜利和环境比较安定，他们的居住条件有了明显改善。周恩来住的窑洞是一明一暗，共两间。里面是卧室，外面是一个大间，作为会议室。毛泽东住的是三间相通的窑洞。他们在同一院子里，一个在东头，一个在西头。中央机关的工作人员也增加了一些。
中共中央转战陕北整整八个月了。到这时，才得到一个安定的环境。
一到杨家沟，周恩来又紧张地投入中共中央即将召开的十二月会议的准备工作。他召开一系列小型会议，研究战局，研究土地改革政策和工作中出现的“左”的偏向。他当时的警卫战士回忆道：周副主席工作效率高，这是众所周知的。他干什么事都很认真，一抓到底，不抓出成果来不罢手。他写东西速度快，一气呵成。无论是白天，还是夜晚，他要写东西事先和我们打招呼，不让打扰他。
十二月会议的规模比较大。除了能到会的中央委员、中央候补委员外，还有陕甘宁边区和晋绥边区的负责人。彭德怀、贺龙、林伯渠、张宗逊、习仲勋、马明方、王维舟、李井泉、甘泗淇、谢觉哉、杨尚昆、李维汉、王明等都参加了。
十二月七日到二十四日，是预备会议。二十五日至二十八日，正式开会。毛泽东在正式开会的第一天作了《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报告。他在报告中指出中国人民革命战争已经发展到一个历史的转折点，总结了人民解放战争和土地改革的经验，提出著名的十大军事原则和土地改革中需要遵循的一些重要政策。报告阐明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三大经济纲领，即没收封建阶级的土地归农民所有，没收官僚资本归国家所有，保护民族工商业者的财产及合法经营。新民主主义国民经济的指导方针，必须紧紧追随着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这个总目标。报告还强调了新民主主义的革命统一战线的极端重要性。
周恩来作为中央军委副主席兼代总参谋长，在会议第二天作军事形势的报告。他说：战争的第二年，各条战线无例外地转入主动。开始于七月的刘邓渡河，使南线形势根本改变。现在，南线不但是大别山，就是江汉、桐枣地区也已站住了脚。比小河会议时不同，敌已完全被动。敌二百四十八个旅中，受过歼灭或歼灭性打击的达到一百四十五个旅。地区则发展得更快。停战令时原有二百三十万平方公里，现已恢复，约占全国的百分之三十二。解放区人口现有一亿五千万。在蒋管区群众斗争方面，学生运动在全面内战爆发后发生了三次高潮：抗暴，反饥饿、反内战，反暴行（于子三事件）。这在历史上是空前的。工人斗争也是如此。农村游击战争在粤、闽、浙、皖有很大发展。他在报告中对敌我双方的力量对比作了详细的分析，并且指出：“我们的供应主要是取之于敌。”〔30〕
在讨论中，他先后就财政经济、土地改革、统一战线等问题作了多次发言。他说：晋绥土改的战略方向是对的，“但对军队中地富与农村中中农问题则不够慎重”；“土地与浮财，在农民中应该指出主从轻重，不应钻在牛角尖里”；对中农、贫农间的矛盾同农民、地主间的矛盾“不应并列”；在整党中“不必重复联共清党中的缺点”。〔31〕这些，都是为了纠正土改和整党中已开始出现的“左”的偏向。
毛泽东作结论时说：这次会令人兴奋。和洛川会议相似，都是在时局开展中召开的。对蒋的力量对比问题，到现在才解决了。这次会议通过一篇文章（指《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在打倒蒋介石的时期可起纲领性作用。反对美帝，打倒封建，打倒官僚资本，这三个目标应该保证。团结中农，团结中小资本，以共同反对这三个敌人，是正确的。中农问题是历来就解决了的，但这一次特别强调了。
转眼就过年了。一九四八年一月十一日，周恩来在西北高干扩大会议上作了关于全国战争形势的报告。他详细地叙述了一年来革命战争所取得的巨大胜利。下一步怎么办？他说：“我们中央已经决定一直打下去，不要再走弯路，一直走到胜利。”“我们可以这样看：三五年消灭蒋介石，全国胜利。我们要有这个信心。”怎么打？周恩来先分析了敌军的作战方法：第一年是战略进攻，战术防御，战役上有时采取进攻；第二年，战略战术上都是防御的，战役上有时还采取进攻。这种战役进攻，是重点地把兵力堆在一块进攻。“我们的办法，是一点两面战术，大胆地派部队从中间切断敌人，另以主力包围其突出之部予以歼灭。再，敌人兵力一集结，其他地方就空了，我就可以收复地方，大搞土改。”
掌握政策的问题，在周恩来这个报告中占着重要的地位。他说：我们的军队打到外线后要注意政策。“掌握政策的基本方针是要争取多数，反对少数，集中力量打击消灭当前主要敌人，而不应多树立敌人。”他举例说：在乡村中把最坏的恶霸拿出来斗争，次要的中小地主屈服了就是胜利，不一定要斗他。至于“城市政策更重要，不要毁坏。在韩城搞的不好，犯了纪律，连学校的钢琴亦没收了，真是乱弹琴！”
他特别强调反“左”的问题，根据党的历史教训，尖锐地指出：“我党历史上右倾错误时间短，易纠正，‘左’倾错误的时间长，不易纠正。因为你以为很左就很光荣，但客观上是帮助敌人。你脱离了群众，一个人革命，敌人还不欢迎吗？在土改中有些连中农亦不要了，很容易孤立。他不和你反对敌人，你的力量就小。我们一方面防止敌人捣乱，一方面要掌握政策。这样才能保证我们打出去的胜利，开展大西北的局面。”〔32〕
周恩来这样强调反“左”的问题，是因为各解放区的土地改革运动在《中国土地法大纲》发布后虽然取得巨大成绩，但也比较普遍地出现了“左”的偏向，这对巩固和发展胜利是十分不利的。周恩来不仅在会议上谈了这个问题，并且从多方面调查了解土地改革中的实际情况。当时担任作战参谋的张清化回忆说：
“一九四七年十二月会议后，周副主席放我的假，让我回黄河以东后方一趟。我回到了临县三交镇。那时那里正在搞划阶级、定成分、斗地主、挖地财、挖元宝。最初我还没看出什么问题来，后来看到定成分要查三代。如果你是贫农，查到你三代中有是地主或富农的，就定你是地主或富农。我对此产生了疑问，心想他现在是贫农，什么都没有，给他定成地主或富农合适吗？后来又定工商业者的成分，大一点的铺子的店主，就定地主、富农，把铺子给分了，我觉得不对头，毛主席不是在十二月会议上讲过保护工商业嘛，这样搞不是把工商业给搞垮了吗？但又不敢多讲，怕讲多了，人家给我扣上右倾帽子。没有几天中央支队打来电报，叫我回去，我就回去了。
回去后，周副主席问我在那里看到什么情况，我说我不敢讲。他说：‘你讲一讲嘛！’我说我可能认识不准，讲错了会犯错误。周副主席讲，你有什么讲什么。我说不会给我戴个右倾吧？他说：你讲，绝不会给你戴帽子。于是我就讲了我对几件事的看法。
对于定成分和三查三整，我说地方搞，部队也搞。听说当时有的地方吃饭搞两桌席：地主、富农出身的坐王八蛋席，贫雇农出身的坐贫雇农席。把机关、部队的同志这样一分，那怎么行呢？我们的领袖不少是出身于剥削阶级家庭，那怎么讲，又坐什么席呢？周副主席听了以后，讲了一句：‘胡闹台！’就是胡闹的意思。我又说在农民中查阶级时要查三代，他现在是贫农，你查他三代划成了地主或富农，但他现在什么都没有，你怎么分他的财产？又有什么意义呢？我说我讲不出更多的理由，但我不理解，当时又不敢多讲，怕人家说我右倾。周副主席又问我还看到了什么，说你讲对讲错都没有责任，但要把事情讲清楚，我们才能更多地了解情况。于是我又把对商店店主也划阶级的情况讲了一番。我说把商店店主评成地主、富农，财产也分掉了，那么保护工商业又怎么保护呢？在那里我多说了两句，人家问我阶级立场到哪里去了。周副主席讲：这都是不对的。我们解放区的工商业不是多了，而是少了，只有保护工商业，才能活跃解放区的经济。商店、小作坊都不能分。他还说：对于工商业，就是解放以后也应该保护。后来，大概周副主席将先后了解的这些情况向毛主席作了汇报，经他们研究以后，遂派人去纠正这种‘左’的倾向。”〔33〕
周恩来在这时花了很大力量来研究土地改革的问题。现在留下他在这段时间内手写的两份笔记。一份的题目是《占有与使用问题》。另一份包括了四个问题：一、地主与富农的定义及其区别；二、地主富农中几个问题（破产地主问题，经营地主问题，下降地主问题，下降富农问题）；三、贫雇农与中农问题；四、小资产阶级问题。
他在一月六日审阅《关于执行〈中国土地法大纲〉的指示》的草稿时，添写了几段重要文字，主要都是为了纠正“左”的偏向。《指示》草稿中讲到：中农在土改中，一部分分进土地，一部分不动，还有一部分要分出一部分土地，但他们在土改中和土改后可得到其他经济和政治利益作为补偿。周恩来添写道：“虽然如此，各地在平分土地时，仍须注意中农的意见。如果中农不同意，则应向中农让步。”《指示》草稿讲到抗日战争时期同共产党合作过的开明绅士时，周恩来添写道：“对这些过去同过患难的人士，应当加以照顾，并应当区别这些党外人士过去对农民的剥削关系与压迫关系。一般的，开明绅士过去均是以地主身分参加三三制政权的。只要他今天赞成实行土地法大纲，我们没有理由责备他过去不该剥削。而其对农民的压迫行为，也须区别是发生在参加三三制政权以前或以后。如果是发生在参加以前，则其参加三三制政权对全国人民的利益已足抵补对一个地方人民利益的损害，我们应负责向当地受损害的人民解释，免予斗争。”此外，他还写道：“在土改深入的地区，必须吸收农民中尤其是贫雇农中最积极分子入党，增加党内新的血液。”“如各级政府与各级人民监察委员会在其决定的案件上发生争执时，应提交各级人民代表会解决之。”〔34〕
二月二十二日，周恩来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在老区半老区进行土地改革工作与整党工作的指示》。《指示》指出：在老区与半老区中，大致应分为三类地区（土地改革较为彻底的地区，土地改革不彻底的地区，土地改革很不彻底的地区），应该根据地区的不同，采取不同的方针。“每一个乡村土改与整党问题的解决，均必须酝酿成熟，取得绝大多数人的同意，方能作出决定，采取行动，不能由少数人强制解决，致犯命令主义的错误。同时，对于群众中发生的不正确意见，又必须耐心说服，实现党的领导作用，不要犯尾巴主义的错误。”“土改与整党，均应采取有重点的、波浪式的逐步推广的方法。凡无得力的领导者或健全的工作团的地方，宁可暂缓发动，不要急于求成，致走弯路。”〔35〕
第二天，他又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平分土地问题给阜平中央局的指示》，对土地改革中的许多问题作了细致的规定，指出：“凡是靠一股劲，就想完成这样细致的土改工作，最多像东北煮成夹生饭，还要再煮，否则，就会搞错了，还要纠正。贫雇农欲罢不能，而中农无心生产，大吃大喝，地富则对生产怠工，故意破坏，正证明我们工作尚未深入。如就在这样基础上调剂土地，平分土地，其结果，可以想象得到不会很好。”〔35〕
再下一天，毛泽东、周恩来指示新华社：关于土改政策的宣传报道必须慎重处理。不健全的通讯或文章，宁可不发。土改是极其细致的工作，决不能草率从事。春耕前勉强完成土改是不可能的。
《中共中央关于在老区半老区进行土地改革工作与整党工作的指示》下达后，晋绥分局要求暂不公布，并向中央请示。三月七日，周恩来为中共中央起草批示：“中央这一指示，仍应公开发表。这种新精神很有助于你们澄清干部中认识问题模糊、不懂得区别情况、不能掌握具体政策的混乱思想。任何政策的决定或改变，任何政策中之正确的部分或错误的部分，必须适时地不但向干部而且向群众公开指出，才能得到群众的了解和拥护而成为力量。领导者必须经常掌握这一主动，不要因为过分小心，许多有关政策问题，仅限于少数干部知道，弄得群众及下级干部反彷徨不定，结果必使自己陷于被动。”〔36〕
对城市政策问题，周恩来也为中央军委起草了多次指示。如致电徐向前、滕代远：祝贺攻克运城的胜利，对城内的商店、工厂、作坊严禁没收和破坏其营业。三月十一日，致电西北局、晋绥分局、西北前委：务使每个干部战士都懂得党在新区和城市中的正确政策，“如有违犯，前、后方军政机关均有权进行干涉或停止其活动，并须追究责任”。三月十二日，又致电陈士榘、唐亮、陈赓、谢富治：必须严令各部部队在攻入城市后，“遵守城市纪律，坚守城市政策，不得丝毫违反”。三月二十日，为中央军委起草指示，责成各野战兵团领导和前委，于最近休整期间，收集和研究好坏典型，总结攻城时的经验和城市政策实施经验。在攻克一些城市后，遇到的涉及外交的事情多起来了。三月四日，周恩来为中共中央起草致各中央局、前委电：“凡有关外交行动及外交政策之决定，必须报告中央并得中央批准后，方得实行。一切违反中央外交政策及处理外侨方针的行动必须禁止。”〔37〕
周恩来这一系列努力，体现了实事求是的精神，对纠正当时土地改革和城市工作中一度泛滥的“左”的偏向，保证运动健康发展，起了良好的作用。
随着解放战争形势的迅速发展，革命胜利的曙光已经在望。一九四七年十月十日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中已经响亮地提出：“联合工农兵学商各被压迫阶级、各人民团体、各民主党派、各少数民族、各地华侨及其他爱国分子，组成民族统一战线，打倒蒋介石独裁政府，成立民主联合政府。”〔38〕
这时，由于蒋介石政府的残酷迫害，国民党统治区的民主人士正纷纷避往香港。一九四八年一月一日，李济深、何香凝、蔡廷锴、谭平山、柳亚子、朱学范等代表国民党内几个民主派别，在香港宣布组成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五日至十八日，沈钧儒、章伯钧等在香港主持召开中国民主同盟一届三中全会，决定恢复民盟领导机构，重新开展工作。会议发表声明，否认国民党政府宣布民主同盟为“非法团体”的无理措施，宣告反对国民党反动集团，反对美国反动派的对华政策和危害中国主权的行动，表示愿意同一切民主党派合作，同中国共产党携手合作。十四日，中共中央致电叶剑英、李维汉和上海局：对民主同盟的恢复活动，对李济深等反蒋派，对冯玉祥，对一切可能争取的中间派，我们应当采取积极争取与合作的态度。第二天，周恩来通知中共中央城工部和社会部，要他们本着中央这个指示的方针，指导北平、天津等处的上层统战工作。
这个月内，周恩来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关于民主党派问题的指示。指出：中国的民主运动，由于历史的发展，武装斗争成为主要形式。到了大革命后，就只有两个全国性的大党。经过二十多年的斗争和战争，一天天证明中间道路即第三条道路已经成为不可能。但是这并不等于说民主同盟不再恢复活动，国民党不可能分裂，各地的小党派或其他人民政治团体从此也不存在了。“这些党派虽带中间性，但其组织成分又常从统治阶级内部的反对派一直包含到进步分子，如民主同盟、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民主建国会等皆是，而其中政治倾向又从君主立宪一直到新民主主义革命都有。”我们党在发展进步、争取中间、孤立右翼的统战政策上，在鼓吹好的、批评错的、揭露坏的宣传工作上，都需要有合乎马克思主义的认识和分析。应该记住毛泽东同志的统战方针：争取多数，反对少数，利用矛盾，各个击破。“那个多数一直要包含到敌人营垒中的少数开明分子。”对于反动统治阶级内部的反对派和地方实力派，只能看作是间接同盟军，“但当其已经改变立场，拥护我党行动纲领，公开反对美蒋时，我们就须采取欢迎态度，促其在行动中改造自己，证明其为直接同盟军”。〔39〕这个指示，对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正确地指导统一战线工作，有着重要的作用。
种种迹象都向人们表明：历史的前进正在大大加快自己的步伐，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很快就要到来，中国人民革命胜利的日子已经为期不远了！
二、三月间，西北战场的局面也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西北野战军经过新式整军后，遵照中央军委关于转入外线作战的指示，在二月二十三日发起宜川战役，到三月三日共歼胡宗南主力一个整编军部、两个师部、五个旅，共约三万人。一年前气势汹汹地率师北犯的整编第二十九军军长刘戡和整编第九十师师长严明也被击毙。这是西北战场上的空前大捷，关中为之震动。
三月十日，周恩来在杨家沟山顶的小操场上向中共中央直属机关的干部、战士作形势发展和中央机关转移的动员报告。他说：一年来，敌我力量对比已经起了根本变化，中央坚持在陕北的任务已经胜利完成。为了准备迎接即将到来的全国范围的胜利，中共中央决定东渡黄河，移驻华北。
二十一日，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等率领中央机关从杨家沟出发，到达绥德县吉镇。第二天，到葭（佳）县刘家坪。二十三日，到吴堡县川口村以南的园则塔渡口东渡黄河，进入晋绥解放区。在他们东渡黄河以后不到一个月，四月二十一日，西北野战军收复了延安。
从一九四七年三月十八日撤离延安，到一九四八年三月二十三日东渡黄河，中共中央转战陕北的时间共一年零五天。在这一年中，中国人民解放军从重点防御转入全面进攻。战争形势发展之快，几乎是出人意料的。毛泽东、周恩来等坚持留在陕北，指挥全国的人民解放战争，取得震惊中外的胜利，真可说是“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新中国成立后不久，毛泽东曾说过：“胡宗南进攻延安以后，在陕北，我和周恩来、任弼时同志在两个窑洞指挥了全国的战争。”周恩来接着说：“毛主席是在世界上最小的司令部里，指挥了最大的人民解放战争。”〔40〕他没有提到自己，但他在其中所起的作用是谁都能看到的。
随着新的历史时期的到来，他们可以离开陕北，前往华北的西柏坡村，在更宽阔的舞台上，指挥夺取全国胜利的战斗了！
【参考文献】
〔1〕《解放日报》，1947年3月9日。
〔2〕周恩来致续范亭的信，1947年3月17日，手稿。
〔3〕当时任手枪排排长的石玉玺同志的回忆。
〔4〕《毛主席转战陕北》，陕西人民出版社1979年8月版，第39、40、4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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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王还寿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召开的解放战争时期中共中央转战陕北座谈会上的发言记录，1981年9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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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晋察冀日报》，1947年5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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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晋察冀日报》，1947年4月25日。
〔14〕《毛主席转战陕北》，陕西人民出版社1979年8月版，第164页。
〔15〕中共中央致林伯渠，王维舟等并告彭德怀的电报，1947年6月15日，周恩来手稿。
〔16〕中共中央军委致刘伯承，邓小平，陈毅，粟裕的电报，1947年5月8日，毛泽东手稿。
〔17〕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前委扩大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47年7月21日。
〔18〕《毛主席转战陕北》，陕西人民出版社1979年8月版，第202页。
〔19〕周恩来在中共中央前委扩大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47年7月21日。
〔20〕中共中央军委致刘伯承，邓小平，陈毅，粟裕，谭震林并华东局的电报，1947年7月23日，毛泽东手稿。
〔21〕中共中央军委致彭德怀并贺龙，习仲勋并西北局的电报，1947年7月31日，周恩来手稿。
〔22〕《毛主席转战陕北》，陕西人民出版社1979年8月版，第208、244页。
〔23〕《毛主席转战陕北》，陕西人民出版社1979年8月版，第252页。
〔24〕中共中央致徐向前、滕代远、薄一波转太岳区党委等的电报，1947年9月23日，周恩来手稿。
〔25〕中共中央军委致刘伯承，邓小平的电报，1947年9月，周恩来手稿。
〔26〕中共中央军委致陈赓，谢富治，韩钧的电报，1947年9月23日，周恩来手稿。
〔27〕《周恩来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12月版，第277、278、282页。
〔28〕方铭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召开的解放战争时期中共中央转战陕北座谈会上的发言记录，1987年9月19日。
〔29〕中共中央关于反对刘航琛一类反动计划的指示，1947年10月27日，周恩来手稿。
〔30〕周恩来在中共中央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47年12月26日。
〔31〕周恩来在中共中央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47年12月28日。
〔32〕周恩来在西北高干扩大会上关于全国战争形势的报告记录，1948年1月11日。
〔33〕张清化：《雾都遇险巧周旋解放战争建奇功》，《怀念周恩来》，人民出版社1986年1月版，第420—421页。
〔34〕周恩来在中共中央《关于执行〈中国土地法大纲〉的指示》上的补充意见，1948年1月6日，手稿。
〔35〕《周恩来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12月版，第293、299页。
〔36〕《周恩来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12月版，第301页。
〔37〕中共中央致各中央局，前委的电报，1948年3月4日，周恩来手稿。
〔38〕《晋察冀日报》，1947年10月11日。
〔39〕《周恩来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12月版，第284—286页。
〔40〕《毛主席转战陕北》，陕西人民出版社1979年8月版，第2、3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