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月二十二日，傅作义和邓宝珊乘飞机从北平抵达石家庄，再乘小吉普车来到西柏坡。周恩来先见他，对他说：傅先生以人民的利益为重，和平解决了北平问题，避免了一场灾难性的战争。否则，就会给人民带来巨大的损失。周恩来说：我们欢迎你与我们合作。我们的合作是有历史根源的。在抗日战争中，我们是在敌后合作打日本的。那个时候，我们合作得不是很好吗？周恩来还说：原来准备在解放区召开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的会议，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现在北平和平解放了，就可以在北平召开这样的会议。你可以参加这次会议啊，你既是有党派，也是有功将领，参加会议，也是有代表性的。当天下午，毛泽东、朱德会见傅作义等。傅作义等在西柏坡住了两天。临走时，他一再向周恩来表示：你对我的帮助很大，我非常感谢你。周恩来说：咱们从现在起，都是一家人了。一家人不说两家话，有什么事情，有什么意见和想法，不要有顾虑，都可以提出来商量。可以找我谈，也可以找毛主席谈。毛主席忙，你可以多找我谈，找其他中央领导同志谈也可以。〔39〕
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历时共四个月十九天，共歼灭国民党正规军一百四十四个师（旅）、非正规军二十九个师，共一百五十五万人，国民党赖以发动内战的精锐部队基本消灭，长江中下游以北的广大地区得到解放。三大战役胜利结束后，国内局势根本改观，国民党反动统治的基础已从根本上瓦解，全国解放战争的胜利指日可待了。
在三大战役中，后勤保障是一个十分突出的问题。周恩来除协助毛泽东指挥作战以外，还承担了人民解放军的庞大的后勤供应的组织领导。他从兵员补充到武器弹药的生产和配备，从财政经费到物资供给，逐一作出细致的安排。那时，武器主要靠战争缴获，炮弹、枪弹主要靠中央供给；物资除由各解放区输送外，还用人民币在当地市场购买。周恩来在西柏坡经常同杨立三、薛暮桥等一起研究，并且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逐步健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后勤供应系统。在淮海战役中，人民解放军在大量歼敌的同时，部队伤亡也很巨大。一九四八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周恩来起草中央军委致华东局并告粟裕电，同意关于淮海战役的兵员补充计划，提出：在动员地方基干团、县区武装及新兵工作中，望注意进行公开的政治动员，加强地方上的优待抗属、烈属和动员逃兵归队及部队中的巩固工作，加紧进行肃清和瓦解地方匪特的武装，以巩固华东后方。〔40〕在东北野战军决定提前进关时，周恩来在十一月二十一日，就东北野战军入关后的各种供应问题，起草中央军委复李富春电：同意先发五十万白洋给东北野战军，并告以中国人民银行的钞票即将发行，拟俟东野主力入关后，于明年一月起在关内统一使用人民银行钞票。〔41〕
对新解放城市的管理，当时采取军事管制的方式，作为过渡性的措施。十一月十五日，周恩来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军管会问题的指示：根据各地管理新解放城市的经验，实行军事管制的办法，甚为有效。望对于所管辖的新解放城市，加以具体研究，暂不忙取消各城市的军管。十一月二十六日，他为中共中央主持起草致中原局电，指出：我们在军管初期，因群众尚未发动，群众工作尚无基础，不能召开真正名符其实的人民代表会议，只能召开协议性质的、主要对群众起联系作用的各界代表会。〔42〕十一月三十日，他又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新解放城市的各界代表会议的组织规定。其中指出：在城市解放后实行军事管制的初期，应以各界代表会为党和政权机关联系群众的最好组织形式。党所领导的人民代表会议是我们的组织武器，而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则可看作是人民代表会议的雏形。〔43〕
沈阳等大城市解放后，当地有着外国的领事馆。十一月十日，周恩来为中共中央起草致东北局电：英、美、法等国未承认我们的政府，我们对他们现在的领事亦应采取不承认，而只承认为普通侨民的方针。凡外事上的问题如果没有中央已定方针可循的，一概不要忙于答复，以便向上级和中央请示，并留回旋余地。〔44〕二十三日，又为中共中央起草复东北局电，指出：不承认国民党与美、英、法这些国家的外交关系，使我外交立于主动，并不等于我们永远不与这些国家发生外交关系，也不等于对待这些国家毫无区别。〔45〕
十二月一日，人民币开始发行，各解放区都停止发行货币。中共中央要求各解放区（他们分别负责供应各野战军的军费开支）作一九四九年的财政收支预算，以计划人民币的发行数量。由于缺乏经验，各解放区提出的支援要求高低悬殊，其中西北地区只要求支援七千万元。周恩来同中央财政经济部秘书长薛暮桥等一起审核这个预算，计算出一百个农民只能支援三个脱产人员（主要是解放军），超过这个数字就要中央补助。根据这个计算，确定对西北不是支援七千万元，而是批给了七亿元。周恩来叮嘱薛暮桥说，管理经济必须掌握规律，没有这些数据是无法进行管理的。
随着战局的发展，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力量日益壮大，各战略区、各野战军之间的协同作战越来越频繁。在原有的分散作战的条件下形成的各部队的组织编制不统一、番号不统一等问题，越来越妨碍大兵团之间的协同作战。因此，尽快地使全军编制向正规化过渡，已成为十分迫切的问题。
周恩来具体组织实施这一工作。根据九月中央政治局会议的要求，十月间，他草拟了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关于统一全军组织及部队番号的规定》。其中规定：全军今后一律冠以“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称号，分为野战部队、地方部队和游击队伍。野战部队在军以上设野战军和兵团两级，原有的纵队改称为军，师和旅统一称师。兵团和军、师、团都按统一顺序号排列。军以下各级一般按三三制编组。编入野战军的特种兵纵队，统率所属的炮兵、战车部队和工兵部队。地方部队，设西北、中原、华东、东北、华北五大军区，与中央局同级，并受其领导。军区又分为一级、二级、三级和军分区。这个规定经毛泽东审阅后，在十一月一日下发实行。〔46〕
一九四九年春，解放军各部队先后按照军委这一决定进行整编，并在此基础上对部队重新进行装备和训练。经过整编，部队的组织更有领导、更富有战斗力了。一月十五日，中央军委又决定将西北、中原、华东、东北野战军依次改为第一、第二、第三、第四野战军，华北军区的三个兵团直属人民解放军总部。经过这样的整编、训练和装备，使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正规化建设向前迈进了一大步，对最后夺取全国胜利起了重大的作用。
当历史进入一九四九年的时候，全国解放战争胜利的大局已经确定无疑，许多新的问题纷纷提到中国共产党的面前来。一月六日至八日，中共中央在西柏坡举行政治局会议，各大区的许多负责人参加。毛泽东在会上作了《目前形势和党在一九四九年的任务》的报告。经过讨论和修改，作为决议在会上通过。这个决议指出：“中国阶级力量的对比已经起了根本的变化。”它断言：“我们已经完全有把握地在全国范围内战胜国民党。一九四九年和一九五○年将是中国革命在全国范围内胜利的两年。”〔47〕决议并提出党在一九四九年的十七项任务。
周恩来一月八日在会上作了长篇发言。这时，随着全国胜利的即将到来，怎样将原来长期处于分散状态的各解放区工作统一起来，已成为一个突出的问题。要准备成立中央政府，首先就要妥善解决集权和分权的关系。周恩来在发言中着重谈了这个问题。他从实际情况出发，主张集权与分权要适当，在过渡时期不要做得太急。并区别不同情况，提出先做到几个统一：预决算大体统一规定，各区提来，中央审核；银行发行权要统一，以便统一管理军费、供应和统一控制物价；兵工厂统一计划、统一分配；军需生产统一计划、分担任务；铁路提前集权，由中央管。至于出口贸易，只统一计划，业务由各区分担，各区之间的相互贸易，中央不过问。
由于党外民主人士陆续来到解放区，他们十分关心快要建立的新中国将是怎样的，周恩来在谈到这个问题时说：要把我们的主张明朗化。例如，对政权的性质要反复地说；操纵国计民生的经济事业不让私人搞，也要讲清楚。
随着大城市的陆续解放，外事方面遇到的问题越来越多。周恩来强调：在这方面，整个观念要有个改变。中国人一百年来受帝国主义压迫，现在站起来了。在工作中要注意：民主阵线反对帝国主义阵线，帝国主义与人民的区别，帝国主义之间矛盾的利用。对当前外事方面涉及的许多复杂的具体政策问题，他也逐一作了说明，并这样说：总之，有利的就解决，不成熟的过一下再解决。〔48〕
一月十九日，毛泽东、周恩来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外交工作的指示》。《指示》指出：目前我们与任何外国尚无正式的国家的外交关系，因此不承认这些国家在中国的代表为正式的外交人员实为理所当然，这“可使我们在外交上立于主动地位，不受过去任何屈辱的外交传统所束缚”。《指示》强调：在原则上，“帝国主义在华的特权必须取消，中华民族的独立解放必须实现”；在步骤上，“则应按问题的性质及情况，分别处理”。“总之，在外交工作方面，我们对于原则性与灵活性应掌握得很恰当，方能站稳立场，灵活机动。”《指示》对外交关系、外资关系、对外贸易、海关税收、外国人办的报纸刊物通讯社及外国记者等方面的重要问题都规定了暂行的政策。〔49〕
一月三十一日，斯大林派联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米高扬前来。他的飞机在石家庄降落，然后乘吉普车来到西柏坡。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同他会谈了三次。本来，毛泽东曾准备到苏联去。米高扬说：斯大林同志很关心中国革命形势的发展，经过研究，认为中国人民解放战争正处在关键的时刻，毛泽东同志不能离开指挥作战的岗位。同时，也考虑到安全问题和毛泽东同志的身体健康。因此，斯大林决定派我们来，听取毛泽东同志及中共中央的意见。他又说：我们是受斯大林同志委托，来听取中共中央及毛泽东同志意见的，回去向斯大林同志汇报。我们只是带着两个耳朵来听的，不参加讨论决定性的意见，希望大家谅解。毛泽东着重谈了民主联合政府的性质，谈了要把革命进行到底。〔50〕
会谈后，周恩来又同米高扬单独谈过一次。这次谈话的内容十分广泛：讨论了战后经济建设、交通运输等恢复工作；成立新政府的总体规划与设想；对外关系问题，特别是对外贸易的开展与管理；发展或建立各种社会组织、群众团体和对他们力量的运用和发挥；在中国有多党存在，它们的作用和意义等。〔51〕这些，正是周恩来在新中国建立前夕苦心思考和探索的一些问题。这次谈话给米高扬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以后，他对人说：“周恩来将是中国新政府一位很好的总理。”〔51〕
二月十九日，周恩来为中央军委起草复林彪、罗荣桓、刘亚楼并告华北局电，批准第四野战军为策应第二、三野战军渡江作战，而由第十二兵团率两个军提前南下。〔52〕
为了迎接全国胜利的到来，三月五日至十三日，中国共产党在西柏坡新盖的机关食堂召开了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到会的有中央委员三十四人，候补中央委员十九人，重要工作人员十二人。这是中国民主革命在全国范围内取得胜利的前夕，中国共产党召开的一次极其重要的会议。
这时华北的战争还在进行，西柏坡百里之外便有国民党的部队。为了保证七届二中全会的安全进行，周恩来找负责警卫工作的方志纯详细地询问警卫力量的分布、警卫点的设置、出现情况的处理方案等等。他问：“如果出现最坏情况，你们能阻击多久？”方志纯等回答：“中央需要我们阻击多久，我们便坚持多久！”周恩来看着他们，略带批评的口气说：“光有决心不够，要有切实的措施和精确的计算。”并且帮助他们进行了周密的部署。〔53〕
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作报告，提出如何消灭国民党残余部队、迅速夺取民主革命在全国胜利的方针；说明在全国胜利的局面下，党的工作重心必须由乡村转移到城市；阐述全国胜利以后在政治、经济、外交等方面的基本政策，以及中国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由新民主主义社会转变为社会主义社会的总的任务和主要途径；并及时地发出警惕资产阶级思想侵蚀的号召。
周恩来在会议最后一天发言。他说：三年多来，党中央在毛主席的领导下，大家非常团结，取得很大成绩。我们党的发展，不是突然而来的，而是在斗争中发展的。我们党内过去有错误，但我们有自我批评的精神。
他说：在工作中，原则性和灵活性要结合。离开原则会出乱子；原则性太强，则会变得生硬、急躁。
他说：现在我们正处于从根本上打倒国民党走向完全打倒国民党的过渡时期，正在由分散到统一。这不是几个月而是要几年才能走完的。过渡时期是特点，我们要抓住这一特点，不然会犯错误。由于地区的不平衡，因而又产生了区域性的问题，分权的问题。中国不是联邦，但是带区域性的。这么大的中国，如果过分强调集中，会办不好事。所以在组织形式上不能一下子都集权，一定要授权地方，才能发挥积极性。但中央必须成为掌握政策的司令部。根据过渡时期的特点，统一的方针是：在分区经营的基础之上，有步骤有重点地走向统一。
他又说：现在是前方打仗前进，后方搞生产。后方生产，第一步是要恢复，支援前方，争取全国胜利。今天还不是转入建设。现在二百一十万野战军南下，加上民夫超过三百万，后方一定要指定地区支援前方：以华北的大部支援西北野战军，以东北加中原支援东北野战军，以华东与华北加上一点东北支援华东野战军和中原野战军。中央的做法是：抓住华北，依靠东北，支援前方。这样中央也坐稳了。〔54〕
他在发言中，对金融、交通、工业、城市接收、兵工生产等各方面工作都提出了系统的意见。
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的总结中说到：新中国中央人民政府的主要人员配备，现在尚不能确定，还需要同民主人士商量，但“恩来是一定要参加的，其性质是内阁总理”。〔55〕
在过去长期的战争环境中，各根据地的财政经济和后方勤务工作有着较大的相对独立性，实行根据各自情况采取的不尽相同的做法。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如何进一步改变这种状况，是一个至关重要而又相当复杂的问题。七届二中全会后，周恩来在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为中共中央主持起草《关于财政经济工作及后方勤务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决定》指出：在走向全国胜利的过渡期中，由于中国地方广大，经济落后，又由于革命发展的不平衡，“在中央领导之下的区域制在相当一个长时期内仍然成为必要。关于财政经济工作及后方勤务工作的统一问题，应该是在分区经营的基础之上，在可能与必须的条件下，有重点地有步骤地走向统一。对于新区的领导机关，应该给予较大的机动权”。
《决定》分别不同情况，对各地区供给负担的区分、货币发行权限、各解放区财政收支概算的审核、各种税收的管理、对外贸易、国内贸易、工业、交通、邮电、兵工及通信卫生材料之生产等问题，都作了具体的规定。
《决定》写道：“中央应即成立财政经济委员会，首先与华北财政经济委员会合并，并加入东北、华东、西北、华中各区财政经济工作负责人为委员，依靠华北政府各部及其直辖的各省市，进行业务。”〔56〕
二中全会结束后，周恩来召开两次座谈会，有各中央局和各前委负责人参加，对这个《决定》稿经过两度修改，并逐条讨论通过。三月二十日，经毛泽东、朱德、刘少奇、任弼时审阅同意后发出。
三月二十三日，七届二中全会的新闻公报由新华社向全国发表。就在同一天，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率领中共中央机关离开西柏坡。这时北平解放已经一个多月了。中央机关的工作人员已经有相当一部分人进入北平，住在西郊香山。周恩来还规定：所有机关工作人员，三个月内一律不准进北平城。
他们离开西柏坡的时间是二十三日上午。这个日子离开他们从陕北杨家沟向华北出发，正好一年零一天。临行前，毛泽东和周恩来兴奋地谈笑着。周恩来对毛泽东说：“多休息一会儿好，长途行军坐车也是很累的。”毛泽东说：“今天是进京的日子，不睡觉也高兴啊。今天是进京‘赶考’嘛。进京‘赶考’去，精神不好怎么行呀？”周恩来笑着说：“我们应当都能考试及格，不要退回来。”毛泽东说：“退回来就失败了。我们决不当李自成，我们都希望考个好成绩。”〔57〕
汽车离开西柏坡，沿着山间公路，向东北方向驶去。这个车队共有十一辆小汽车和十辆卡车。卡车里坐的是警卫战士和少数机关工作人员，还有行李。当晚，在唐县附近的淑闾村住了一夜。再往前，就到河北省委所在地保定。午饭后，他们听取河北省委书记林铁的汇报。林铁讲了保定解放后几个月内省委所做的工作。他说：我们在农村工作习惯了，一进城怎么抓，先抓什么，后抓什么，这些都是必然遇到的新问题。现在的工作，除了继续做好支前工作外，首先要抓的就是在城市恢复工业生产，恢复商业，开门营业。农业也需要很好地去抓，争取今年来一个大丰收，先解决老百姓吃饭的问题。当前还有一个最急的任务，就是要动员大量民工，尽快地把平汉铁路恢复起来。林铁汇报完后，毛泽东等都说了一些意见。周恩来说：城市的工人、职员和广大市民们，他们是拥护共产党的领导的，在党的领导下，恢复工业、商业及农业生产，他们会积极努力去做的。资本家和保定地区上层的各界人士，对我们党的政策不一定认识得很清楚，这就需要靠我们做工作，多宣传中央公布的城市政策。对资本家要保护，要帮助他们恢复生产，发展生产。使民族资产阶级和我们长期合作，发展生产，繁荣经济。〔57〕
离开保定后，下午到涿县。天黑后，叶剑英从北平赶来，商定第二天的日程。周恩来向他交代：到北平住下以后，要在西苑机场举行入城式。先检阅部队，然后与各界代表见面，特别是与那些知名党外人士见面。这些人过去就和我们合作共事，今天胜利了，他们很高兴，急于想见到我们。凌晨两点，毛泽东等来到涿县火车站，坐上已在那里等候的一列专车，向北平进发。路上，叶剑英详细汇报了北平解放后的情况。周恩来说：我们没有管理过大城市，但是我们看蒋介石管理大城市那一套办法不行，我们如果管理大城市，我想一定比他们管理得好。天亮时，火车到达清华园站，聂荣臻、彭真、李克农等都在这里迎接。他们没有在火车站休息，便改乘汽车前往颐和园。周恩来去西苑机场，检查下午举行入城式的准备工作。〔58〕三月二十五日下午五时，在西苑机场正式举行入城式。叶剑英和聂荣臻陪同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分别乘敞篷吉普车开始检阅部队。受检阅的大约有一个炮兵师、一个装甲坦克师、一个步兵师，共三万人。这时，北平的天气已经不怎么冷了，毛泽东等因为没有适合在这时穿的衣服，仍穿着棉裤和布棉鞋，外面是在延安时穿的皮大衣。检阅部队后，他们又接见北平市一万名左右的群众代表。然后，乘坐汽车，向一百多名民主党派领导人和无党派民主人士所站的地方开去。张澜、李济深、沈钧儒、陈叔通、郭沫若等都在这里。他们进行了半个多小时的交谈。周恩来看了看手表说：“朋友们，先生们，谢谢大家到这里来欢迎毛主席、党中央和人民解放军总部进驻北平。天快黑了，请诸位先生早些回去休息吧，以后有机会再谈，以后见面的机会多得很。”告别后，毛泽东等和中共中央机关移住香山。〔58〕
接着，周恩来的工作重心，根据形势发展的需要，先后转入和平谈判和新政协的筹备工作。
【参考文献】
〔1〕杨尚昆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召开的纪念毛泽东逝世十周年座谈会上的发言记录，1986年9月5日。
〔2〕《山西日报》记者：《在周总理随同毛主席走过的路上》，《人民的好总理》（上），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475—476页。
〔3〕中共中央致中央工作委员会并转东北局的电报，1948年3月31日，周恩来手稿。
〔4〕阎长林：《在大决战的日子里》，中国青年出版社1986年10月版，第49页。
〔5〕阎长林：《在大决战的日子里》，中国青年出版社1986年10月版，第56页。
〔6〕阎长林：《在大决战的日子里》，中国青年出版社1986年10月版，第92页。
〔7〕毛泽东致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任弼时的电报，1948年4月25日。
〔8〕周恩来在图博口《关于梨菜铁路通过红岩村和新华日报馆旧址问题的请示报告》上的批示，1973年2月26日，手稿。
〔9〕周恩来同赴哈尔滨参加工会会议的代表谈话记录，1948年4月28日。
〔10〕《五星红旗从这里升起》，文史资料出版社1984年9月版，第146页。
〔11〕中共中央军委致许世友、谭震林并粟裕、陈毅及华东局、中原局的电报，1948年6月30日，周恩来手稿。
〔12〕中共中央军委致聂荣臻、薄一波的电报，1948年7月1日，周恩来拟稿。
〔13〕中共中央军委致刘伯承、陈毅、邓小平的电报，1948年7月4日，周恩来拟稿。
〔14〕中共中央军委致刘伯承、邓小平、陈毅、粟裕、李先念、邓子恢等并华东、中原人民解放军全体同志的电报，1948年7月11日，周恩来手稿。
〔15〕中共中央致聂荣臻、薄一波、滕代远的电报，1948年7月26日，周恩来手稿。
〔16〕中共中央致华东局的电报，1948年7月20日，周恩来手稿。
〔17〕中共中央致华东局、西北局等的电报，1948年7月21日，周恩来手稿。
〔18〕中共中央致东北局的电报，1948年8月9日，周恩来手稿。
〔19〕《周恩来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12月版，第305页。
〔20〕周恩来、陆定一、李维汉致香港分局并夏衍的电报，1948年8月23日，周恩来手稿。
〔21〕《周恩来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12月版，第308、309、310、311、312页。
〔22〕阎长林：《在大决战的日子里》，中国青年出版社1986年10月版，第155—161页。
〔23〕周恩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48年9月13日。
〔24〕中共中央军委致林彪、罗荣桓的电报，1948年10月2日，周恩来拟稿。
〔25〕周恩来致林彪、罗荣桓并东北局转送郑洞国的信的电报，1948年10月18日，周恩来手稿。
〔26〕中共中央致东北局并林彪、罗荣桓的电报，1948年10月20日，周恩来手稿。
〔27〕中共中央军委致许世友、谭震林并杨立三等的电报，1948年9月19日，周恩来手稿。
〔28〕中共中央军委致粟裕等的电报，1948年9月20日，周恩来拟稿。
〔29〕中共中央军委致中原局、华北局、华东局的电报，1948年11月22日，周恩来手稿。
〔30〕中共中央军委致聂荣臻、滕代远、杨得志等的电报，1948年10月25日，周恩来手稿。
〔31〕郑维山：《从华北到西北》，解放军出版社1985年7月版，第205页。
〔32〕中共中央军委致聂荣臻、薄一波、杨得志、罗瑞卿等的电报，1948年10月29日，周恩来手稿。
〔33〕郑维山：《从华北到西北》，解放军出版社1985年7月版，第206页。
〔34〕中共中央军委致杨得志、罗瑞卿、杨立三、李先念、聂荣臻、薄一波等的电报，1948年11月9日，周恩来手稿。
〔35〕中共中央军委致程子华、黄克诚并林彪、罗荣桓的电报，1948年11月12日，周恩来手稿。
〔36〕中共中央军委致林彪、罗荣桓并东北局、华北局的电报，1948年11月17日，周恩来手稿。
〔37〕中共中央军委致林彪、罗荣桓、刘亚楼的电报，1948年11月18日。
〔38〕中共中央军委致程子华、黄克诚的电报，1948年11月19日，周恩来手稿。
〔39〕阎长林：《在大决战的日子里》，中国青年出版社1986年10月版，第208、212页。
〔40〕中共中央军委致华东局并粟裕等的电报，1948年11月23日，周恩来手稿。
〔41〕中共中央军委致李富春并林彪、罗荣桓等的电报，1948年11月21日，周恩来手稿。
〔42〕中共中央致中原局的电报，1948年11月26日，经周恩来修订稿。
〔43〕中共中央关于《新解放城市的各界代表会的组织规定》致各中央局、中央分局、各前委的电报，1948年11月30日，周恩来手稿。
〔44〕中共中央致东北局、林彪、罗荣桓并转陈云的电报，1948年11月10日，周恩来手稿。
〔45〕中共中央致东北局，林彪、罗荣桓并告李富春的电报，1948年11月23日，周恩来手稿。
〔46〕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关于统一全军组织及部队番号的规定》，1948年11月1日，周恩来手稿。
〔47〕毛泽东：《目前形势和党在一九四九年的任务》，《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八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10月版，第16页。
〔48〕周恩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49年1月8日。
〔49〕《关于外交工作的指示》，1949年1月19日，周恩来、毛泽东手稿。
〔50〕阎长林：《在大决战的日子里》，中国青年出版社1986年10月版，第196—200页。
〔51〕师哲：《周恩来同志外事活动点滴》（资料稿）。
〔52〕中共中央军委致林彪、罗荣桓、刘亚楼并告华北局的电报，1949年2月19日，周恩来手稿。
〔53〕方志纯：《难忘的教诲——怀念周恩来同志》，《怀念周恩来》，人民出版社1986年1月版，第25页。
〔54〕周恩来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的发言记录，1949年3月13日。
〔55〕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的发言记录，1949年3月13日。
〔56〕《中央关于财政经济工作及后方勤务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1949年3月20日，周恩来修订稿。
〔57〕阎长林：《在大决战的日子里》，中国青年出版社1986年10月版，第222、234、240页。
〔58〕阎长林：《在大决战的日子里》，中国青年出版社1986年10月版，第245、246、250—251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