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问题，他说：“在座有些代表说，和平共处是共产党用的名词。那么我们可以换一个名词，而不要在这一点上发生误会。黎巴嫩的代表把这一点的讨论引到对思想意识的讨论上去，那是不会得到什么结果的。在联合国宪章的前言中有‘和平相处’的名词，这是我们应该能够同意的。我们应该能够站在联合国宪章的立场来谋求和平合作。”
对本地区存在的某些军事集团问题，他说：“我们不赞成在世界上造成对立的军事同盟，增加战争的危险。”“但是今天我们共聚一堂，讨论集体和平问题，可以把军事集团的问题撇开不谈，因为那是已经存在的事实。我们应该在我们中间先团结起来。前天中午我曾去拜访巴基斯坦总理。他对我说，巴基斯坦参加马尼拉条约并不是为了反对中国，巴基斯坦也不相信中国有侵略的意图。这样，我们就取得了互相谅解。”
他综合大家的共同意见，提出七条原则，并且说：“如果我们能在这七点基础上，彼此和平相处，友好合作，就能使和平维持下去，而且首先是从我们中间开始。”〔24〕
美国记者鲍大可评论道：“周恩来选择了这个时候来发表他在亚非会议上最重要的讲话。他善于等待时机的外交才能简直是登峰造极。他在长期静观之后在这个辩论几乎已经陷入僵局的时候脱颖而出，成为会议的明星，成为排难解纷、平息争端、带来和平的人物。从这一刻开始，究竟哪一个人的品格才能左右大局就再也没有疑问了，那就是周恩来。周恩来并不打算改变任何一个坚持反共立场的领导人的态度，但是他改变了会议的航向。他确确实实以他的才干和个人‘通情达理’的态度给哪怕是反共国家的领导人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25〕
会议重新顺利地取得进展。在当天的代表团团长会议上，通过了经济委员会和文化委员会分别提出的报告，通过了一些决议，并宣布明天下午三点将举行最后一次全体会议。
亚非会议进入了最后一天。为会议起草公报的殖民主义问题小组、世界和平和合作问题小组仍在紧张地进行着工作。周恩来、纳赛尔、泰国的旺亲王等一些代表团团长也参加了世界和平和合作问题小组的会议。小组对最后公报内容和措词的讨论，依然遇到一些棘手的问题，并不容易得到解决。这些小组会不是公开进行的。中国记者李慎之、张彦生动地报道了会场周围那种紧张的气氛：
“中午到了，参加代表团团长会议的人们都回去吃饭了，楼上两个会议室的门口却还是不见动静。一直到午后一点半钟，才看见里面的代表出来。但是，他们不是像平常一样回到别墅或者旅馆去，而是到酒吧间去吃点心。而且，很快就又回到了会议室里。又过了一阵，殖民主义问题小组的代表们再次退了出来，但是争论中的一些问题并没有解决，而是被转交到了世界和平和合作问题小组去一并讨论。可以猜想，这个小组的工作是极其紧张的，为了达成协议，还需要做巨大的努力。离预定闭幕会议开始的时间越来越近了，人们的心情也越来越有点紧张起来。难道这些障碍真的到最后五分钟还无法克服吗？”〔26〕
周恩来自始至终一直留在那里。虽然时间延长了三个半小时，僵局终于在最后时刻突破了。下午四时，代表团团长会议复会，一致通过会议的最后公报。关于世界和平和合作问题，经过紧张的磋商后，形成了包含十项原则的关于促进世界和平和合作的宣言。
乔冠华回忆道：“总理促使这次会议达成协议是靠什么呢？是靠中国支持所有亚非国家的正义要求，但并不以要求他们支持中国的要求为条件。总理讲：我们的态度是我们支持人家，不要求人家支持我们；但我们的立场必须鲜明，是非必须说清楚。后来我们参加多次会议都是这样，使许多人放了心。”〔27〕
四月二十四日下午六时三十五分，亚非会议最后一次全体会议在独立大厦隆重举行。主席先请秘书长宣读亚非会议的最后公报。公报归纳了政治、经济、文化三个委员会讨论的成果，它的最后部分是关于促进世界和平和合作的十点宣言。这个文件在热烈的掌声中被全体一致通过。接着，各国代表在会上发言。周恩来在会上说：“我们的会议是有成就的。”“会议的成就是开始了或者增进了亚非各国之间的了解，并在某些主要问题上达成了协议。这对于我们在反对殖民主义、拥护世界和平、增进彼此之间友好合作的共同任务上将有很大的帮助。”会议由主席阿里·沙斯特罗阿米佐约致闭幕词。
晚上九时半，这次永载史册的盛会成功地闭幕了。
周恩来在亚非会议期间的外交活动，并不只停留在会议上。两件重大的事情就是在会场以外发生的，它们是中国和印度尼西亚签订有关华侨的《关于双重国籍问题的条约》和中国宣布愿意就台湾问题同美国进行谈判。这两件事同亚非会议没有直接的关系，但都在亚非会议期间发生，使它产生的国际影响更为巨大。
华侨中的双重国籍问题是历史遗留下来的，常使一些东南亚国家感到不安，并且存在不少纠纷。当时在印度尼西亚的华侨有二百七十万人，其中在印尼出生的占三分之二。中国的国籍法传统上以血统为准，而印尼却以出生地为准，这就造成了华侨的双重国籍问题。两国之间从一九五四年十一月起，已就这个问题开始外交商谈。亚非会议期间，两国代表团再次就此进行会谈并迅速达成了协议。四月二十二日，周恩来和印尼外长苏纳约在万隆的西爪哇省长官邸签订两国关于双重国籍问题的条约。条约规定：同时具有两国国籍的人都应根据本人自愿原则在两国中选择一种国籍。条约还规定：双方同意勉励本国侨民尊重侨居国政府的法律和社会习惯，不参加侨居国的政治活动；双方愿意各自依照本国政府的法律互相保护对方侨民的正当权益。因为在东南亚其他一些国家中也有华侨具有双重国籍的问题，这个条约的签订对那些国家也发生一定影响。签字后，周恩来致词说：“这个问题能在亚非会议期间获得解决，是有重要意义的。这是我们亚洲和非洲各国之间以友好协商的精神解决繁难问题的又一个良好的事例。”
台湾问题本来是中国的内政。朝鲜战争发生后，美国派遣第七舰队侵入台湾沿海，空军第十三航空队等进驻台湾。一九五四年十二月，美国同蒋介石集团又签订所谓《共同防御条约》。这是明目张胆地干涉中国内政的行为，把台湾问题大大复杂化了。就在这个所谓《共同防御条约》签订后一个月，一九五五年一月，中国人民解放军一举解放一江山岛，迫使美国撤走它的舰队；二月，又解放位于浙江海面的大陈岛和它的外围岛屿。这件事引起很大的震动，有些东南亚国家担心在亚洲再起战火。万隆会议期间，周恩来先后同各国领导人就台湾问题谈过十二次。他说明，在台湾问题中存在着两个性质不同而又互相关联的问题：中国人民解放台湾，完成中国的完全统一，是内政问题；而美国的干涉，造成台湾地区的紧张局势，是国际性的问题。美国应该放弃侵略和干涉，从台湾和台湾海峡撤走一切武装力量。有人在谈话中提到：“中国政府在历次声明中只说解放台湾，而未提用武力解放。”周恩来回答：“中国政府在历次声明中也未提不用武力解放台湾。为了实现中国人民解放台湾的正义要求，中国人民有权用一切方法解放台湾，包括和平解放的方法。”〔28〕
四月二十三日，会议主席沙斯特罗阿米佐约在家里举行一次冷餐会，约请了八个国家的代表团团长参加。快要散席的时候，锡兰总理科特拉瓦拉向周恩来谈到台湾问题，问这个地区的紧张局势如何才能缓和。周恩来向他们介绍了台湾问题的历史和现状，并且表示可以同美国就这个问题进行谈判。尼赫鲁问他能不能把这番话公开发表出来，周恩来同意了。当时担任翻译的浦寿昌回忆道：“总理发表关于台湾问题的声明并非事先决定的，完全是根据当时各国代表的要求临时决定的。总理说，不必发表长篇文章，就专门对美国讲几句话。”〔18〕傍晚，他的讲话发给了各国记者。话说得很短：“中国人民同美国人民是友好的。中国人民不要同美国打仗。中国政府愿意同美国政府坐下来谈判，讨论和缓远东紧张局势的问题，特别是和缓台湾地区的紧张局势问题。”〔29〕
这短短六十九个字的声明立刻引起巨大的轰动。吴努说：这个声明向和缓世界紧张局势走了一大步。巴基斯坦总理穆罕默德·阿里说：它在缓和世界紧张局势方面立即发生影响。沙斯特罗阿米佐约说：它使我们有了对于将来的希望。科特拉瓦拉说：这是一篇非常好的声明。埃及代表团发言人说：这个声明完全符合亚非会议的目的。菲律宾的罗慕洛和伊拉克的贾马利也说：中国的建议是肯定令人感到兴趣的。〔30〕美国记者鲍大可作了这样的评论：“他的这个声明实际上是一个放得很巧妙的试验气球，而不是一个建议。他没有提出什么具体的东西。他没有说他愿意在哪里坐下来，同谁谈，他又到底愿意谈什么。他没有说清楚他心里真正想的是什么。但是在有二十九国代表参加的会议上，他作了一个可以被认为是重大和平行动的声明，毫无疑问，万隆的大部分代表确实是这样看他的声明的。”〔31〕
万隆会议还有一个突出的特点：与会的绝大多数亚非国家的首席代表是政府总理或外交部长，他们中不少人是第一次参加这样的国际会议，身边又没有那些以往常常左右着国际会议的西方大国的人物在场。亚非会议为与会国家提供了一个难得的相互接触和了解的机会。对中国来说，同其中二十三个国家还没有建立外交关系。像纳赛尔、西哈努克等有影响的人物，周恩来都是在这次会议上同他们第一次会面并结识的。因此，会外的交往和接触无疑就极为重要。
周恩来不断地参加一系列的午宴、晚宴和会外交谈。许多活动只是社交活动。“他不放弃任何一点可能去做工作，可以说是见缝插针的典范。”“我们主动地请客，人家也请我们，每天日程总是排得满满的。有时能凑在一起的，就一次请几个国家。”“会议闭幕的当天，五个发起国宴请总理。宴会前半小时，总理说：我还有个活动。这时他带着礼宾司司长去参加一个小国的酒会。这个国家的代表团虽然事先请了周总理，但是大会结束后五个发起国总理宴请中国代表团，主人以为周总理不能出席酒会了，万万没有想到一个大国的总理会这样重视小国的邀请，因此使他们感到很意外，感动极了。”〔17〕在这种场合，周恩来一般并不谈论政治问题，但他那真挚、庄重、机敏、谦逊、不亢不卑的个人品格给许多人留下深刻的印象。他历来主张大小国家一律平等，在回国后讲到：对与会的国家，除保大的代表只握过一次手外，其他都交谈过。他说：“我们邀请他们到我们这个地方来参加宴会，除了保大和伊朗这两个国家的代表没有来到以外，其他国家的代表统统都来了。这是跟日内瓦会议的时候不同的情况。”〔15〕
正是在这种交往中，他同亚非国家许多领导人结下了亲切的友谊，柬埔寨的西哈努克亲王便是一个例子。浦寿昌回忆道：“印尼组织亚非会议时有一个规矩，会场不先开门，让各国代表团在外面站着队等候，然后鱼贯而入。
一次，总理问我，站在咱们旁边的那位是谁？”“我一打听，是西哈努克。打听清楚后，总理主动过去跟他交谈。”〔18〕西哈努克这样回忆他在万隆会议上第一次同周恩来相识时的情景：
“开会之后，第一个来找我的就是周恩来，同来的有陈毅元帅，那是周的左右手，一位革命与抗日时期的传奇英雄。我们三人很快建立了极友好的关系，周恩来请我到苏加诺给他安排的别墅去吃饭，我满口答应。
“周从北京带来厨师，备好中国宫廷御膳款待我！除了酒精多的茅台风味有点特别，令人不太舒服，别的一切都很不错——包括周恩来与陈毅的热情款待。他们亲切赞扬的话使午宴充满兄弟友情。
“从最初接触，我就感到周恩来总理显然想在我们两国之间建立强固的友好关系。他深深触及我的心弦，热情赞扬我为争取柬埔寨完全独立、实行同不论何种意识形态只要尊重我们独立与领土完整的国家就和平共处的中立政策的‘胜利斗争’，同时他明白说明中国保证尊重柬埔寨的主权与中立，永不干涉我们的内部事务。
“最主要的是我完全为他的礼貌与聪明所折服，他使我感到我的小小柬埔寨和广大无垠的中国完全平等——同时他和我作为个人也平等。
“一九五五年柬埔寨同中国还没有任何外交或贸易关系，但周不强迫我作出决定；他说建立关系的时间完全由我定。我邀请他当年对柬埔寨进行国事访问，周与陈毅元帅很高兴地接受了。他们邀请我在正式建交前访问中国，我一点也没迟疑就答应了。”〔32〕
中国和其他东南亚国家的关系也进一步得到加强。万隆会议结束后，周恩来应印尼总统苏加诺的邀请，到印尼首都雅加达作两天正式访问。五六月间，印尼总理沙斯特罗阿米佐约应周恩来的邀请来华访问，周恩来同他进行了四次会谈。五月二十一日，接见巴基斯坦新任驻华大使阿哈默德，对他说：“在万隆时，曾同巴基斯坦总理在会谈中有争论，也有和解，在会外还痛快地谈了两次，互相都很直率地谈，不隐蔽自己的意见，结果发现中巴是能和解和友好的。”“我们两国在过去和现在都有共同的遭遇，因此容易互相了解，互相尊重，互相同情，互相支持，也容易找到共同的愿望和要求并为此目标共同奋斗。这是一个有利的基础，我们应该使它得到进一步发展。”〔33〕
中日关系在万隆会议上也取得了进展。中日两国是一衣带水的邻邦。近代以来，日本军国主义者不断对中国人民发动侵略战争，给中国人民带来深重灾难。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日本处于被美军占领的状态下。一九五一年订结对日和约时，美国又将中华人民共和国排除在外。在这种情况下，周恩来提出对日关系要“民间先行，以民促官”，双方的民间贸易和友好往来逐步得到发展，中国还积极协助战时留在中国的三万多名日侨归国。他重视多渠道地推动外交局面的开展。日内瓦会议结束后，日本国会议员访华团和日本学术文化访华团应邀来中国参加国庆庆典。周恩来会见了他们，对他们说：“从中日关系的历史上看，我们两千多年一直是和平共处的。”“六十年来，中日关系是不好的，但这已经过去。我们应该让它过去。过去的历史不要再重演，我想这个能够做到，因为在中日两国人民中存在着友谊。和几千年几万年的历史比较，六十年算不了什么。”他又说：中国经济发展起来了，市场扩大了，就需要彼此互通有无，开展贸易。日本是我们的近邻，你们对我们的市场和人民的需要，比任何外国都清楚。今天在贸易上虽然有障碍，贸易量很小，但是只要友好地发展起来，前途一定是广阔的。〔34〕
万隆会议上，日本代表团团长高碕达之助是鸠山内阁的经济企划厅长官。日本投降时，他正在中国东北，曾采取友好的态度。万隆会议期间，周恩来同他会见，双方谈到今后要积极发展关系，中日关系正常化的问题已引起双方的重视。以后，两国关系虽又出现曲折，但七年后在池田内阁暗中支持下，高碕率领不少日本企业家应邀访问中国，经过协商，达成了廖承志、高碕达之助备忘录贸易协议，规定了为期五年的长期、综合易货和延期付款进口成套设备等内容，日本通产省和输出入银行都参加了这件事，形成了半官方的贸易交往，这是中日关系上的一个重要突破。
亚非会议没有辜负人们的期望。会议体现的那种平等、协商、和平共处的“万隆精神”，深深印在人们心中。它揭开了亚非各国人民和平共处、反对殖民主义的历史性的新的一页，也为新中国赢得了许多朋友。周恩来在给中央的电报中说：“在亚非会议期间，我们同各种类型国家都有接触”，“我们按照中央的方案，求同存异，耐心说理，尽一切努力求得一致协议，又对所有与会国家表示尊重，因此博得了大多数与会国家的好感，而反共反苏最烈的国家也多少改变了它们对新中国的一些成见”。〔35〕人们从他身上看到了新中国的形象，增强了对新中国的了解和亲近感。
会后，来华访问的外国朋友人数激增，包括许多日本、中近东和欧洲国家的朋友。周恩来在这方面所花的精力，比以前要多得多。据不完全统计，从他五月初回北京到这年年底，会见来中国访问的外国朋友三十多批，会见外国外交官二十多次。他在接见南斯拉夫《政治报》记者米利奇，回答提问时说：“非社会主义的国家在经济、文化方面也有某些优越和值得学习的地方，如在经济方面，它们的某些技术和在文化方面的某些民族特点，是可以学习的。这种相互交往是需要的。因此，在亚非会议上，对促进国家间经济和文化交流方面，我们强调了这一点。”〔36〕
从万隆会议结束到一九五九年底，同中国先后建交的有尼泊尔、埃及、叙利亚、阿拉伯也门共和国、斯里兰卡、柬埔寨、伊拉克、摩洛哥、阿尔及利亚、苏丹、几内亚十一个国家，它们全部都是亚非国家。亚非会议为新中国的外交活动打开了新的天地，从这里也可以看得十分清楚。
参加亚非会议的国家代表了各种极不相同的意识形态、观点和政策，会上的辩论如此激烈，最后竟能共同达成协议，形成一致通过的会议公报，并且产生划时代的深远影响，这确是了不起的成就。周恩来在亚非会议上做出的卓越贡献是举世公认的。尽管他在会前做了充分的准备，但许多事先无法预料的事情都只能当机立断地随时处理。这既要有坚定的原则性，又要有足够的灵活性，既要有勇气，又要有智慧。正是在这双巨手的把握下，会议的航船终于绕过一个又一个暗礁和险滩，平安地抵达成功的彼岸。一位外国代表对他说：“在每一场你要参加的或你允许自己参加的战斗中你都获了胜。”“虽然我们在好些问题上，有些是很重要的问题上有分歧，我们却建立起了一种亲密的关系。”他坚定地维护了中华民族的民族尊严，维护了自己的原则立场，而又表现出坦荡的胸怀、谦逊和以理服人的态度。用美国记者鲍大可的话来说：“周恩来在万隆的表演完全证明了他是世界上最有经验、最有才干的外交家之一。”
周恩来在会议期间表现出来的那种忘我的工作精神，达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程度。他夜以继日地工作。会内会外那样多事情集中发生在短短七天内，许多事（包括重要的细节）都要由他亲自处理或作出决断，不允许有一点闪失。这副重担似乎是谁也难以承受的，周恩来却把它担当了起来，并且完成得那样完美。他为此而需要付出多少，是可想而知的。当时在代表团担任机要秘书的郭英会回忆说：“总理在万隆会议期间比在日内瓦期间紧张多了。在万隆的七八天里，他都没有怎么睡觉，平均每天睡觉时间不会超过三个小时。这是一般人都经受不了的，何况总理当时已经是五十七岁的老人了，而且是在做完盲肠手术不到半个月就出去的。”〔37〕但当他每天出现在人们面前时，却总显得精神抖擞、举止从容、反应机敏，没有人发现他有一点疲惫的神态。要是没有对国家和人民事业的高度责任感，没有忘我的奉献精神，要做到这样是根本不可能的。
【参考文献】
〔1〕周恩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报告记录，1954年7月7日。
〔2〕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54年7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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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周恩来和吴努第1次会谈记录，1954年6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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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周恩来和尼赫鲁第2次会谈记录，1954年10月20日。
〔10〕周恩来和吴努第3次会谈记录，1954年12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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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参加亚非会议的方案（草案）》，1955年4月4日。
〔13〕访问熊向晖谈话记录，1985年9月29日。
〔14〕《周恩来书信选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1月版，第514页。
〔15〕周恩来在第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15次扩大会议上关于亚非会议的报告记录，1955年5月13日。
〔16〕访问王倬如谈话记录，1985年9月29日。
〔17〕访问陈叔亮谈话记录，1984年1月26日。
〔18〕访问浦寿昌谈话记录，1985年9月29日。
〔19〕李慎之、张彦：《亚非会议日记》，中国新闻出版社1986年10月版，第15页。
〔20〕《周恩来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5月版，第120—125页。
〔21〕[美]鲍大可：《周恩来在万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3月版，第9、11页。
〔22〕李慎之、张彦：《亚非会议日记》，中国新闻出版社1986年10月版，第18页。
〔23〕李慎之、张彦：《亚非会议日记》，中国新闻出版社1986年10月版，第26页。
〔24〕《周恩来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5月版，第126—133页。
〔25〕[美]鲍大可：《周恩来在万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3月版，第62页。
〔26〕李慎之、张彦：《亚非会议日记》，中国新闻出版社1986年10月版，第35页。
〔27〕访问乔冠华谈话记录，1981年6月22日。
〔28〕周恩来致中共中央井毛泽东电，1955年4月30日。
〔29〕《人民日报》，1955年4月24日。
〔30〕李慎之、张彦：《亚非会议日记》，中国新闻出版社1986年10月版，第32、33页。
〔31〕[美]鲍大可：《周恩来在万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3月版，第22页。
〔32〕[柬]诺罗敦·西哈努克亲王、[美]伯纳德·克里舍：《我所认识的世界领袖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3年9月版，第80—81页。
〔33〕周恩来和阿哈默德谈话记录，1955年5月21日。
〔34〕周恩来接见日本国会议员访华团及日本学术文化访华团谈话纪要，1954年10月11日。
〔35〕周恩来致中共中央并毛泽东电，1955年5月4日。
〔36〕周恩来和南斯拉夫记者米利奇谈话记录，1955年8月23日。
〔37〕访问郭英会谈话记录，1985年9月29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