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应该根据需要和可能，合理地规定国家经济的发展速度，把计划放在既积极又稳妥可靠的基础上，以保证国民经济比较均衡地发展。他说：
“经验证明，我们在编制长期计划的时候，应该按照我们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的根本要求和国家物力、财力、人力的可能条件，实事求是地规定各项指标，同时，还应该保留一定的后备力量，使计划比较可靠。而在编制年度计划的时候，就应该根据当年和以后年度的可能的发展条件，积极地发挥潜在力量，以保证长期计划的完成和超额完成。经验还证明，我们在编制年度计划的时候，在有利的情况下，必须注意到当前和以后还存在着某些不利的因素，不要急躁冒进；相反地，在不利的情况下，又必须注意到当前和以后还存在着许多有利的因素，不要裹足不前。”
第二，应该使重点建设和全面安排相结合，以便国民经济各部门能够按比例地发展。他说：“我们强调重点建设，并不是说可以孤立地发展重点，而不要全面安排；我们要求全面安排，也不是说可以齐头并进，而不要保证重点建设。”
第三，应该增加后备力量，健全物资储备制度。他说：
“必须认识，像我们这样一个经济落后人口众多的国家，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各种物资的缺乏是经常的现象，而物资的多余是暂时的现象。这就需要我们更加注意增加后备力量，建立物资储备制度，由国家储备必要的物资，特别是比较缺乏的重要物资。”“我们也要反对把由于盲目生产所造成的产品积压，当做国家的物资储备，因为这种做法，必然会造成国家资金的积压和浪费，也是对生产和建设不利的。”
第四，应该正确地处理经济和财政的关系。他说：“多年来的经验是：我们的财政收入必须建立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我们的财政支出也必须首先保证经济的发展。”
周恩来告诫说：“在我们这样一个地区广阔、情况复杂并且经济上正在剧烈变革的国家里，任何疏忽大意，都可能发生重大的错误，造成重大的损失。”
在第二部分中，周恩来提出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基本任务：“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化的主要要求，就是要在大约三个五年计划时期内，基本上建成一个完整的工业体系。这样的工业体系，能够生产各种主要的机器设备和原材料，基本上满足我国扩大再生产和国民经济技术改造的需要。同时，它也能够生产各种消费品，适当地满足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的需要。”他还指出：“即使我们在将来建成了社会主义工业国之后，也不可能设想，我们就可以关起门来万事不求人了。”“我国同世界各国在经济上、技术上、文化上的联系，必然会一天比一天发展。”
在第三部分中，周恩来对影响到经济建设全局的十二个问题，作了详细的阐述。
对积累和消费的关系，他说：“消费部分所占比重小了，就会妨碍人民生活的改善；积累部分所占比重小了，就会降低社会扩大再生产的速度。这两种情况都是对人民不利的。”他强调：“由于我国国民经济还很落后，农业所占的比重还比较大，人民生活的水平还比较低，因此，积累部分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比重，不可能也不应该有过多的和过快的增长，但是可以稍高于第一个五年已经达到的水平。”“积累的总额，将随着国民收入的增长，仍然会有比较多的增加。”
在如何分配建设资金问题上，他提出：“在分配工业投资的时候，还应该在轻重工业之间进行适当的安排。第一个五年由于我国的轻工业还有很大的潜力，因此计划规定轻工业的投资占工业投资的百分之十一点二，在执行过程中略有增加，这样的比重是适当的。考虑到第二个五年人民消费水平的逐步提高，若干轻工业品的生产能力将会不足”，因此，“有必要适当地提高轻工业投资所占的比重”。“农业、水利和林业的投资所占的比重，可以从第一个五年的百分之七点六提高到百分之十左右。此外，还应该注意安排运输和邮电部门，文化、教育、科学和保健部门，城市建设部门和商业部门等的投资，使它们保持适当的比例。”
在农业生产问题上，他注意到一个当时受到忽视的“发展农业多种经济”，即正确处理粮食、棉花生产同其他农作物生产的关系问题。他说：“粮食是保证人民生活和发展整个农业经济的基础，我们必须加以足够的注意。这几年来，各地方重视了粮食和棉花的增产，这是完全必要的。但是，有些地方却因而对其他农业经济——除棉花以外的各种经济作物、畜牧业、林业、水产养殖业、蚕桑业和各种农家副业的增产注意得不够，加上有些农业产品和土特产品受了收购价格偏低的影响，结果使农业经济不能够全面地和充分地发展，从而影响到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影响到农民的收入。”
周恩来谈了经济管理体制改革的问题。在新中国的最初几年里，高度集中的经济管理体制对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大规模经济建设起过相当重要的作用，但到这时已暴露出它的弊病。从一九五六年三四月起，周恩来以不少精力研究这个问题。五至八月，他又召开国务院体制会议。在审改这个报告草稿时，他就提出：“集中过多的毛病，还应当讲讲。”在报告中，周恩来提出：“发挥地方的积极性，是我们完成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重要条件。”“现在，我国的社会主义改造已经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人民民主专政已经更加巩固，这就使我们有必要也有可能，按照统一领导、分级管理、因地制宜、因事制宜的方针，进一步地划分中央和地方的行政管理职权，改进国家的行政体制，以利于地方积极性的充分发挥。”
周恩来在报告中还提出“更好地运用价值规律”的问题。他说：“在国家统一市场的领导下，将有计划地组织一部分自由市场；在一定范围内，将实行产品的自产自销；对某些日用工业品，将推行选购办法；对所有商品，将实行按质分等论价办法，等等。采取这些措施，不仅不会破坏国家的统一市场，相反地，将会对国家的统一市场起有益的补充作用。”〔36〕
周恩来的这个报告，反映出中国共产党人在实践中探索，对经济工作的客观规律的认识正在走向深化。
八大在九月二十七日通过了《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一九五八——一九六二年）的建议》。在同一天通过的《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中写道：
我们“有可能高速度地发展我们的生产力。如果对于这种可能性估计不足，或者不努力把这种可能性变为现实性，那就是保守主义的错误。但是，我们也必须估计到当前的经济上、财政上和技术力量上的客观限制，估计到保持后备力量的必要，而不应当脱离经济发展的正确比例。如果不估计到这些情况而规定一种过高的速度，结果就会反而妨碍经济的发展和计划的完成，那就是冒险主义的错误。党的任务，就是要随时注意防止和纠正右倾保守的或‘左’倾冒险的倾向，积极地而又稳妥可靠地推进国民经济的发展。”〔37〕
在八大的正确决策下，国民经济在一段时间内是积极而稳妥地向前发展的。周恩来主持制定的第二个五年计划后来虽曾受到批评，但在经历了“大跃进”的严重挫折后，终于得到毛泽东的肯定。他在一九六○年谈到高指标的教训时说：“一九五六年周恩来同志的第二个五年计划，大部分指标，如钢等，替我们留下了三年的余地，多么好啊！”〔38〕
八届一中全会上，周恩来当选为中共中央副主席。会后，周恩来和陈云等把工作重点，放到领导编制一九五七年的国民经济发展计划和预算上来。
编制一九五七年的国民经济发展计划，是由刚刚成立、主管年度计划的国家经济委员会负责，从一九五六年七月起开始编制的。当时各部门各地区向经委提出的基本建设投资额高达二百四十三亿元，比一九五六年的投资额又增加一百零三亿元。当经委把投资额压到一百五十亿元时，就受到各部门、各地区的强烈反对，不同意再往下压了。经委再次根据财政、物资和市场等方面的情况进行平衡，发现即使压到一百四十亿到一百五十亿元仍显得偏高。如果这样，当年的财政收入就必须达到三百二十亿元左右，而实现这个数字是难以做到的。〔39〕
面对这一情况，周恩来对学习秘书范若愚说，这样搞计划不行，仍然是冒进的。我准备在八届二中全会上讲一讲这个问题。他要范若愚代他查找一下马克思关于“人类始终只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一段话的出处。范若愚告诉他这段话出自《〈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那就是：“人类始终只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因为只要仔细考察就可以发现，任务本身，只有在解决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者至少在形成过程中的时候，才会产生。”〔40〕
周恩来和陈云等有着共同的认识：压缩过大的基本建设投资规模是使积累和消费关系正常与协调的根本途径。基本建设规模不往下压，积累率就下不来，财政支出必然会继一九五六年之后再度出现较大赤字，物资紧张程度在一九五六年已过多动用储备的情况下会更加严重。一句话，必须把各部门、各地区提出的基本建设投资额坚决压下来，而且要压到明显低于一九五六年的投资额。
从十月二十日到十一月九日，在三星期时间内，周恩来共主持召开了十次国务院常务会议，检查一九五六年计划执行情况，商议一九五七年计划的控制数字。出席会议的有陈云、李富春、李先念、薄一波、习仲勋、贾拓夫、宋劭文、谷牧等。
会上，薄一波介绍了一九五七年计划控制数字的编制情况。他报告说：基本建设投资现在已压缩到一百四十亿元至一百四十五亿元，这就“要求财政收入能达到三百一十八亿元”，但“达到这个数有困难”。如果“就这样定下来，计算一下，损失很大”。他为难地说：这种情况，使计划的制定处在“想上上不去，想退退不下来”的困难状况中。“计划到现在还搞不出来，大家意见很多。”他还介绍说：“苏联一九三六年冒进了一次”，结果“物资不够了，工资增加了，消费品供应不上，人民骂娘”。“可难受了，退了三年才扭转过来。”〔41〕
但是，个别与会者仍主张下年度的指标可以定得高一些，说：一九五六年的计划是冒进了，但又因为执行计划时松了，“结果形成到处紧张，投资分散，百废俱兴”。为了适应三大改造高潮的需要，计划“出了些冒，在执行中也不应该松”。
周恩来立刻说：“这四个字（指前一个发言者提到的‘冒、松、紧、分’）不能并提，主要是冒了。”“不但年度计划冒了，远景计划也冒了，而且把年度计划带了起来。”因此，现在我们“主要应该批‘左’”。他断然表示：“各部提出不能减的理由，就是完不成第二个五年的数字，达不到第三个五年的水平。我们答复他们：可以达不到。”〔42〕李先念支持周恩来的意见，强调：“今年成绩很大，但问题不少，如不把今年的经验很好加以总结，明年仍然铺那么大，就过不了日子。如果不讲今年冒，明年就压缩不了。”“搞明年计划，首先把党的思想统一了才行。”〔43〕
为了统一政府各部门的思想，周恩来请各部党组负责人参加十一月九日的国务院常务会议。
周恩来在总结发言中说：“从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批判斯大林以来，暴露了社会主义建设中不少问题。”“苏联发展重工业过多，束紧腰带发展重工业，忽视轻工业和农业，农业发展缓慢，经过三十九年，产量仅高于沙皇时代的最高年产量。发展重工业、忽视轻工业、忽视农业的影响，苏联现在还没有纠正过来，这是需要时间的。这个建设方针影响了东欧国家。”“十几年来，他们就是这样搞社会主义的，只搞重工业，不注意人民生活，完全学苏联。”东德、波兰、匈牙利发生的群众闹事，反映了这样做的严重后果。
他指出：“我们国家这么大，很落后，人口多，要建设，又要注意人民生活”，现在的速度“已经是很了不起了”。“我们现在根据可能比原来设想的放慢，不能算是错误”。“明年度的计划必须采取退的方针，指标可能要回到北戴河会议的方案”，各部“都应该退”，“有的应该退少，有的应该退多”，“目的是保持平衡”，使“明年不能再有赤字”。这样做，“不发生‘左’倾、右倾的问题。不像政治方面，‘左’了就是盲动，右了就是投降”。他强调：“搞重工业不要失掉人民，否则就没有了基础，就成了沙滩上的建筑物。”我们“就是要在人民需要的基础上建立重工业，重工业要为人民服务，同时也注意轻工业和农业，使人民的长远利益和目前利益结合起来，否则就要吃亏”。所以，对于高指标“应该勇于抵抗，敢于修改，这才是马克思主义者”。〔44〕
由于周恩来在会上坚持耐心的说服工作，与会者的认识大体取得了一致。一位参与负责年度计划工作的人说：“我是最冒进的一个，总想把工业多搞些。经过几天的会议，我觉得我的想法是有些片面和主观。”
国务院常务会议一结束，十一月十日至十五日，中国共产党举行八届二中全会。
开会的第一天，周恩来作了《关于一九五七年国民经济计划的报告》，提出一九五七年应当实行“重点发展，适当收缩”的方针。他说：
“优先发展重工业，这个原则是对的，但是在发展中忽视了人民的当前利益。直接与人民利益关系最大的是轻工业、农业，轻视这两者就会带来不好的后果，就会发生经济发展上的严重不平衡。毛泽东同志在这几个月常说，我们又要重工业，又要人民。这样结合起来，优先发展重工业才有基础。发展重工业，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是为人民谋长远利益。”“如果不关心人民的当前利益，要求人民过分地束紧裤带，他们的生活不能改善甚至还要降低水平，他们要购买的物品不能供应，那么，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就不能很好地发挥，资金也不能积累，即使重工业发展起来也还得停下来。”“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发生的事件值得我们引为教训。”
“八大规定的建设方针是，‘为了把我国由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社会主义工业国，我们必须在三个五年计划或者再多一点的时间内，建成一个基本上完整的工业体系’。”“这个任务的实现是决定于东西的有无，不决定于是否有很高的产量。”“这样一个大国，数量上的增长稍微慢一点，并不妨碍我们实现工业化和建立基本上完整的工业体系。”〔45〕
他对这个问题解释道：任何一个国家建设社会主义总要自己有一点独立的能力，尤其像我们这个大国。不然，一旦风吹草动，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可以支援我们的。“这样一个大国，各方面都要求配合得恰当，不可能只是一个方面单独地搞成，因此速度可能要慢一点。”拿钢铁为例，“我们设想第三个五年计划的指标定在二千万到二千五百万吨上，将来如果执行得好，有可能超过，但是现在不能定到三千万吨。因为定到三千万吨，其他就都要跟上去。像我们常说的，把两脚悬空了，底下都乱了，不好布局，农业、轻工业也会受影响，结果还得退下来。”
他以明确的语言说道：“明年的计划方针应该是，保证重点，适当退却或者适当收缩。”有些东西，过去冒了，现在要收缩一下，但是并不是没有重点。“总的方面是要收缩一下的，不然站不稳，那就会影响我们的货币、物资、劳动、工资等各方面。我们应该意识到，不要使中国也发生‘波兹南’，几十万人或者几千万人站在街头上请愿，那问题就大了。”
针对许多人存在的顾虑，他鼓励大家坚持从实际出发，把思想从原先已定下过的框框里“解脱”出来。他说：
“八大的建议和农业四十条，是规定了每年进度指标的。这两个文件经过我们研究以后觉得可以修改。上不去，就不能勉强，否则把别的都破坏了，钱也浪费了，最后还得退下来。凡是不合实际的都可以修改，这样就把我们的思想解脱了，不然自己圈住了自己。”
他还从对国际形势大局的观察来谈国内经济工作的决策。他说：第一个五年计划制定的时候，朝鲜战争还在打，那时必须加紧重工业和国防工业的建设。一九五三年朝鲜停战以后，我们对整个世界局势还要看一看。“直到日内瓦会议、万隆会议以后，到去年年终和今年年初，才慢慢感到国际局势是缓和下来了。”“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才设想今年、明年把国防工业步子放慢，有些生产规模可以缩小。这也是很自然的。”为了表明这种决心，他斩钉截铁地说：
“设想可能有一个和平时期，容许我们把完整的工业体系建设起来，这是最好的，我们把方针摆在这上面。但是我们还要准备另外一种可能，即发生战争，这决定于敌人是否要冒险。如果今后十二年内发生了战争，那怎么样呢？那不是我们犯了错误吗？到时候打起来军火少了，后备力量动员起来又没有军火，大家就哇哇叫了。”“我们顶多犯那样的错误。”“到那时候将功折罪，戴罪图功。只有这个办法。不然就徘徊歧路，东边走几步又回到西边走。把器材、资金统统集中搞国防工业，别的生产少了，人民的生活也不能改善，各方面紧张，而武器制造出来，仗又不打，炮不能吃，枪也不能吃，子弹生产多了还不利。所以非下决心不可。”〔46〕
这天，刘少奇在报告中也就经济建设的比例关系和建设速度问题发表了意见。他说：
“我们应该注意这么个问题，就是国家的积累、社会的积累，用多少资金投资，积累应该多少，重工业与轻工业和农业发展的比例这么一些问题，以及我们工业建设中的速度，放在一种稳妥可靠的基础上。什么叫稳妥可靠呢？就是群众总不能上马路，不能闹起来，还高兴，还保持群众的那种热情和积极性。昨天陈云同志也讲，他主张宁愿慢一点，慢个一两年……每个五年计划慢个一年稳当一点，就是说‘右倾’一点。‘右倾’一点比‘左’倾一点好一些，还是‘左’倾一点好？”“昨天有同志讲，慢一点、‘右’一点，还有一点回旋余地，过了一点、‘左’了一点，回旋余地就很少了。”〔47〕
毛泽东对周恩来、刘少奇等的讲话是不满意的。他在十一月十五日的讲话中谈了七点意见。他说：
“要保护干部同人民的积极性，不要在他们头上泼冷水。我们曾经泼过冷水，在农业社会主义改造问题上泼过冷水，不也是促退吗？那个时候我们有个促退委员会。后头我们说不应该泼冷水，就来一个促进会。本来安排的是十八年，一个促进就很快，四十条上写的是一九五八年完成高级化，现在看样子是今冬明春。毛病也不少，但是比那个促退会好一点，农民高兴，（因为能）增产。没有这个合作化，没有这个增产，这样大的灾荒，就不好增产二百多亿斤。”〔48〕
毛泽东显然是有不同意见的，但他当时没有提出批评，并且同意一九五七年实行“保证重点、适当收缩”的方针。一九五七年年初批判“反冒进”时，他说他在八届二中全会提出的七条是个妥协方案，是筑一条堤坝，用来挡水的，想挡一挡“反冒进”之水。〔49〕“保证重点，适当收缩”的方针，经过充分讨论后被八届二中全会通过并在会后得到比较认真的贯彻执行。
根据当时国际形势发展的需要，周恩来从十一月十七日起出访亚欧十一个国家。这次出访的时间比较长。根据八届二中全会决定的方针，陈云接过了主持具体编制一九五七年国民经济发展计划的担子。
十二月二十七日，陈云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根据再次摸清的情况，商讨进一步减少一九五七年基本建设投资问题。他开门见山地提出：“今天集中讨论明年投资减不减、减多少、减什么。先把这个问题解决，再讨论其他问题。”“首先考虑到民生，建设就不至于摆得过大。”投资究竟搞多少，“首先是我们几个人负责，我们肩上担负着六万万人的事，如果搞得天下大乱，打我们的屁股”。把投资压缩好，“我们责无旁贷”。“不要怕别人说机会主义”。明年的投资“削了以后，不仅明年平衡，将来也可以平衡”。当然，削减多少要研究。他强调：“明年要削减投资，必须搞些死办法，灵活了不行。”有的项目“不搞就是不搞，人不准增加就是不能增加，要砍就砍下来”。“过去，照顾基本建设多，照顾生产少。应该是首先保证必需的生产，其中主要部分应该保证最低限度的民生，有余搞基本建设。这样基本建设就是冒也冒不了多少。”〔50〕会议决定将基本建设投资再压缩到一百一十四亿元，待进一步核算后提交中央讨论。
出访中的周恩来，在一九五七年一月三日短期回国，停留了四天，七日再次出国。临行那天，陈云前往机场送行。薄一波回忆道：
“陈云同志送总理回来后赶紧打电话给我，说：‘总理上飞机时同我讲了三次，他要我转告你，基本建设投资不能超过一百亿元。’这时我正准备拍板。于是，我在会上说：‘不要争了，按总理的指示定为一百一十亿元（因为陈云同志讲的是上海话，我把一百亿元听错了，听为一百一十亿元）。’可见，总理反对急躁冒进很坚决。”〔51〕
以后，国务院对一九五七年计划的各项指标和财政收支指标进一步作了核算和压缩，在二三月间召开的全国计划会议上安排了一九五七年的计划。
四月六日、八日、十二日，出访亚欧十一国归来的周恩来连续主持国务院第四十四至四十六次全体会议讨论批准《一九五七年国民经济计划（草案）》。他在会上说：这个计划，“一般地说是平衡、积极、紧张的，今年比去年平衡”。各部在工作中，对上对下要注意左顾右盼。比例关系不恰当的，宁愿放慢速度；材料不足时，先满足市场，推迟基本建设。不这样安排，第一个五年计划就难以顺利完成。七月十五日，第一届全国人大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一九五七年计划主要指标。
在《一九五七年国民经济计划》指导下，国民经济健康地向前发展，工农业总产值和财政收入稳步增长，基本实现财政、物资、信贷的三大平衡，保证了市场的稳定，使一九五七年的经济建设成为建国以来进行得最好的年份之一。到一九五七年底，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经济指标大幅度超额完成。胜利进行第二个五年计划经济建设的大好形势，展现在全国人民面前。
【参考文献】
〔1〕《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上册，人民出版社1955年12月版，第4页。
〔2〕周恩来在北京市青年纪念一二·九运动20周年、一二·一运动1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1955年12月8日；周恩来在国务院第21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1955年12月21日。
〔3〕1956年1月2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通过《农业四十条》时，已删去以上指标，但25日农业部部长廖鲁言在最高国务会议按照毛泽东审定的稿子作说明时，仍指出中共中央所确定的到1967年粮食产量为1万亿斤左右，棉花产量为9000万担至1亿担。而实际情况是，到1996年我国粮食、棉花的产量才分别达到9800亿斤、8400万担。可见，《农业四十条》所确定的战略目标是超越中国农业生产发展的实际可能的。
〔4〕《人民日报》社论：《要反对保守主义，也要反对急躁情绪》，1956年6月20日。
〔5〕参见国家计委《一九五六年国家统一分配物资平衡情况简报》，1956年1月13日。
〔6〕周恩来在中共中央召开的知识兮子问题会议上的结论记录，1956年1月20日。
〔7〕《新华半月刊》，1956年第5期。
〔8〕《周恩来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11月版，第190、191页。
〔9〕转引自财政部编《敬爱的周总理对财政工作的指示》，1977年。
〔10〕周恩来在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关于1957年国民经济计划的报告》，1956年11月10日。
〔11〕《周恩来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11月版，第219页。
〔12〕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5月版，第533页。
〔13〕薄一波在国务院常务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56年4月10日。
〔14〕陈云在国务院常务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56年4月10日。
〔15〕周恩来在国务院常务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56年4月10日。
〔16〕周恩来同新西兰文化界人士访华团谈话记录，1956年5月8日。
〔17〕胡乔木谈1956年“反冒进”和1958年批“反冒进”的一些情况，1982年11月4日。
〔18〕周恩来在国务院第28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56年5月11日。
〔19〕周恩来在国务院常务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56年6月1日。
〔20〕中央工作大事记。
〔21〕《周恩来经济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2月版，第261、262页。
〔22〕《周恩来经济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2月版，第264页。
〔23〕《李先念文选》（1935—1988年），人民出版社1989年1月版，第205—206页。
〔24〕《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8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8月版，第382、383页。
〔25〕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5月版，第539、540页。
〔26〕周恩来会见外宾时的多次讲话，1956年夏。
〔27〕周恩来在国务院常务会议上的讲话，1956年7月17日。
〔28〕国家计委《工农业总产值历次方案》、《主要工农业产品产量历次方案对照表》，1956年6月。
〔29〕四、五、八，指《农业四十条》规定粮食平均年产量从1956年开始，在12年年，在黄河、秦岭、白龙江、黄河（青海境内）以北地区，要达到400斤；黄河以南、淮河以北地区，要达到500斤；淮河、秦岭、白龙江以南地区，要达到800斤。
〔30〕国务院常务会议记录，1956年7月3日、5日。
〔31〕国务院常夯会议记录，1956年7月4日、5日。
〔32〕薛暮桥在理论工作务虚会上《根据实践经验来回顾二十多年的经济工作》的发言，1979年3月15日。
〔33〕王光伟：《周总理与第一、二个五年计划的制定》，《怀念周恩来》，人民出版社1986年1月版，第43、44页。
〔34〕周恩来和希腊访华代表团谈话记录，1956年9月9日。
〔35〕《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9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8月版，第341页。
〔36〕《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9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8月版，第167—206页。
〔37〕《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9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8月版，第347页。
〔38〕毛泽东：《十年总结》，1960年6月18日。
〔39〕国务院常务会议记录，1956年10月20日。
〔40〕范若愚：《历史最终会把一切纳入正轨——回忆周恩来同志的一件事》，《中央党校通讯》，1983年3月11日；访问范若愚谈话记录，1983年2月16日。
〔41〕薄一波在国务院常务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56年10月20日、29日。
〔42〕周恩来在国务院常务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56年10月24日。
〔43〕李先念在国务院常务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56年10月24日、25日。
〔44〕周恩来在国务院常务会议上的总结发言记录，1956年11月9日。
〔45〕《周恩来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11月版，第230页、232—233页。
〔46〕《周恩来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11月版，第233—237页。
〔47〕刘少奇：《目前时局问题的报告》，1956年11月10日。
〔48〕毛泽东在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的讲话记录，1956年11月15日。
〔49〕毛泽东在南宁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58年1月12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58年2月18日。
〔50〕陈云在国务院常务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56年12月27日。
〔51〕访问薄一波谈话记录，1983年7月23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