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月十四日，周恩来收到王炳南大使转来的毛泽东的一封来电。电报中说：“波兰党的根本路线应当承认是正确的。关于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积极力量向党内外的右倾力量和暗藏反革命分子进攻（在实际行动上要分期分批）的问题，请你找一个机会向波兰领导同志谈一下，并征求他们的意见，因为这个问题是波兰各项问题中的最根本的问题。”〔49〕第二天，周恩来将这份电报转交哥穆尔卡。哥穆尔卡十分感谢中国党的支持，同时强调，波兰的情况和中国不同，波兰曾经被瓜分过，帝俄是主要占领国，波兰人民对英、美、法没有憎恨感情，因为他们过去口头上主张波兰独立。中国人亲眼看到过英美等国的帝国主义行为，而波兰人看到的是帝俄军队的占领，中国人民能接受的波兰人民不一定能接受和理解。经过几天的会谈，尽管波兰党对一些问题还有保留意见，但仍表示：“周恩来总理的发言中有许多有意思的、有趣的、有益的东西，我们将仔细地研究。”〔48〕
事后，周恩来致电毛泽东说：“波兰领导上是正确的，党与群众是有联系的，中心问题还没有掌握好。”〔50〕
会谈以外，周恩来等参观了波兰的第二大城市、著名的工人运动中心罗兹，钢铁制造中心诺瓦胡塔，波兰西部的工业基地弗罗茨瓦夫和古都克拉科夫。那几天，尽管下着雪，人们还是万人空巷地出来欢迎。他们一遍又一遍地唱着家喻户晓的古老歌曲：《让他在我们中间活一百年》。周恩来后来说：“这种景象是我们永远也不能忘记的。”〔51〕
一月十六日上午，周恩来离开华沙飞往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
由于匈牙利的局势比较混乱，最初，中国方面并没有打算去匈牙利。到苏联后，赫鲁晓夫建议周恩来去一趟，帮助缓和一下苏匈关系。为了促进社会主义阵营内部的团结，周恩来不顾个人安危当场答应下来。〔52〕匈牙利方面得到消息后，立即派卡达尔总理秘密飞往莫斯科会见周恩来。卡达尔说：“匈牙利自新政府成立以来，除了苏联以外已有几个国家派了党政代表团访问了匈牙利，我们认为周恩来同志访匈是很好的，在国内和国际上加强我们政府的地位方面是会起不可估量的作用的。因此，哪怕是去访问两个钟头也是好的。这次能去布达佩斯一天，我们是很高兴的。”他又说：“《人民日报》这篇文章给了我们很大帮助。这绝不是客气，对那些思想混乱的好人，对动摇的共产党人影响很大，因为他们对中国无怀疑，无偏见，比《真理报》讲这些话要好。”〔53〕
周恩来在上午九时进入布达佩斯。匈牙利的社会秩序正在恢复，但仍很混乱，街上还有放冷枪的。中共中央十分关心周恩来的安全，要求中国驻匈牙利大使郝德青每两小时向国内报告一次周恩来的活动情况。由于匈牙利的电讯局遭到破坏，大使馆内无法发报，只能通过匈牙利外交部同国内取得联系。为了保证周恩来的安全，在他住的宾馆外停着苏联的坦克。〔54〕这天下午，周恩来出席了匈牙利社会工人党布达佩斯临时执行委员会在建筑工人大厦举行的党和非党积极分子大会，这是事件发生后这个委员会举行的第一次群众性集会。周恩来在会上发表讲话，充分肯定“匈牙利人民在对反革命阴谋进行斗争中所取得的胜利，具有世界范围的重要意义”，“六万万中国人民支持匈牙利人民的斗争”。他的讲话赢得了在场的一千五百名代表的热烈掌声。晚上，中匈两党举行会谈。周恩来在谈话中说：“这回来此地很好，我们能够在布达佩斯亲眼看到恢复的情况，有事实说明秩序在逐步改善。”〔55〕会谈一直到深夜。第二天一早，使馆工作人员给他送来他喜欢吃的鸡汤面，他没有来得及吃一口就匆匆赶往机场。郝德青后来回忆说：“总理在匈牙利只停留了二十四小时，也整整忙了二十四小时，真是辛苦极了。”周恩来在匈牙利遭到严重破坏、处于最困难的时候来到布达佩斯，使许多匈牙利人很受感动。当时一直陪伴周恩来访问的郝德青离任时还为此被授予国际勋章。
一月十七日，周恩来回到莫斯科。当天下午，他不顾旅途的疲劳，立刻开始同赫鲁晓夫、布尔加宁等进行第二阶段的会谈。第二天发表中苏联合声明。中苏间在前后两个阶段的会谈中发生过不少争论。二十四日，周恩来在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写道：
“他们常常把苏共党的利益同各兄弟党的利益对立起来，常常把个人领导的利益同党的利益对立起来，常常把苏联的利益同世界人民的利益对立起来，这样就使得他们常常主观地、片面地、冲动地设想问题和解决问题，而不能客观地、全面地、冷静地把上述两方面的利益结合起来。这样他们即使纠正了一个错误也不能保证不犯另一个错误。他们即使有时承认这是自己的错误，也只是为着应付一时，而并非彻底的觉悟。这样的例子可以举出很多。我曾经两次向他提出‘担心’的问题，比如兵临华沙实行威胁，这显然是武力干涉兄弟国家兄弟党的内部事务，而并非镇压反革命。这种严重错误他曾经承认过，甚至就在这一次谈话中他们也承认干涉兄弟党内部事务是不许可的。但是，他们却又狡辩这不是错误。”
“关于批判斯大林问题，赫鲁晓夫只承认秘密报告是在群情激愤的情况下作的，未能作全面分析，更未考虑到报告泄密的后果。还承认后来虽然做了一些补救工作，但已经来不及了。但是，当我们对斯大林进行全面分析提到思想根源和社会根源等问题时，他们屡次都不愿接触。”
“关于各兄弟党遇事协商问题，他们承认二十次大会批判斯大林时根本未想到事先同各兄弟党会商。”
“关于波兰问题，波兰事件明明是由于历史上波俄之间民族隔阂很深，战后多年来工作又未做好，最近兵临华沙一举更是影响很坏，所以目前波党不便提出‘以苏为首’的说法。波兰同志也承认同苏联同志间互相信任不够，而哥穆尔卡正尽力挽回这些不利的情况，尽力调整波苏关系，表示坚决镇压反苏的挑衅行动。但是苏联同志还是强调波兰人民都是亲苏的，有反苏情绪的只是个别坏分子，而不愿把对苏联怀有不满情绪的人同坏分子区别开来。在对波兰问题上苏联同志更不愿意接受大国主义的批评，持这种态度也就不能从根本上说服波兰同志。”
“在国际局势问题上，我觉得他们考虑或者应付具体的现实问题多，缺乏对于整个局势的全面分析和预见，考虑和讨论世界战略和远景问题很差。虽然在会晤过程中，我曾经两次提出讨论国际局势和我们提出的战略方针，但是几乎都没有得到深入的讨论。”“另一方面，在策略问题上由于原则性不够明确，故有时灵活无边，常常不能通过具体策略的正确运用去圆满地实现总的战略方针。我感觉这里更主要的是他们缺乏对于局势的好坏两种估计，缺乏辩证观点，所以在国际事务中也常有发生使人担心的事件的可能。”
“虽然如此，中苏关系较斯大林在世时毕竟是不同了。第一，现在是大敌当前，极需加强中苏的团结互助，这个最高原则双方是认识到的，也是都承认了的。第二，中苏两国可以平等地坐在一起开始讨论问题了。即使苏联同志对某些重大问题持不同意见，但不能不同我们讨论。中国党的文章正在影响苏联的干部和人民，乃至某些领导人员。第三，各兄弟国家和各兄弟党之间也已经不再像过去那样一塘死水不能争论了，现在不同的意见可以讲了，这有助于推进团结和进步。第四，苏联广大人民是热爱中国的，对中国人民的成就和力量的壮大是感到高兴的，对中国人民的友爱是与日俱增的。但是，人民的骄傲自大并未全去，而且又增长了自由主义的气氛。这次对我们的接待是十分隆重的，这也表示苏共领导同志是想在人民面前和全世界面前搞好。第五，一方面他们领导人中有些唯我独尊、利令智昏，既缺乏远见，又不懂人情世故，一年来虽然碰了不少钉子，但是受益还不大；另一方面，他们却也有时表现信心不足，内心有些恐惧，所以在对外事务中和兄弟党的关系中常常采取一些吓人的手段。他们同我们谈话中有时也谈些真心话，但是就是不肯放下架子。总结一句：我觉得对他们不做工作已经势在不许，但是又绝不能求成太急。因此，恐非有计划有步骤长期而耐心地进行这个工作不可。”〔56〕
这份详细的书面报告，对中共中央全面了解苏共领导层的思想状况，做好下一步工作有十分重要的帮助。经过十几天的奔波，周恩来访问苏联等国的预期目的基本达到。
一月十九日，周恩来飞抵阿富汗。阿富汗位于中亚，它的东北部同中国毗邻。几百年来，中阿两国始终保持着密切的贸易和文化往来。历史上著名的“丝绸之路”从阿富汗北部通过。阿富汗是一个农业国，是世界上最不发达的国家之一，在国际事务中常常受到一些大国的歧视。新中国对阿富汗采取完全平等的态度，使阿富汗人民很受感动。周恩来到达阿富汗后受到隆重而热情的欢迎。达乌德首相在欢迎词中说：周恩来是“在人们比过去任何时期都更加感觉需要国际友好和谅解这样一个时期来进行访问的”，“我们希望你们会在阿富汗人民心中找到好客的热情，希望友好的光芒会驱散严冬的酷寒，而使你们在我们国家所进行的访问成为难忘的访问”。这是周恩来第一次访问这个国家。他十分赞成达乌德的看法，说：国际友好和谅解现在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有更重大的意义。他希望这次访问不仅能够有助于增进中国同阿富汗的友谊，而且能够有助于亚洲和世界和平。
访问苏联等国后，周恩来感觉很疲倦，原想到阿富汗时能休息一下，但是，他在阿富汗的五天中，活动日程依然排得很满。他访问了首都喀布尔、南部大城市坎达哈，还参观了意大利帮助修建的索罗比水电站。在阿富汗期间，周恩来同查希尔国王和达乌德首相进行了亲切友好的会谈。会谈中，周恩来说明中国的睦邻政策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支持阿富汗奉行的中立政策。查希尔表示十分钦佩中国，“不仅因为中国表现在物质上的强大，尤其是在国际事务中所采取的政策”。〔57〕中国和阿富汗之间也存在边界问题，达乌德提出要在阿富汗走廊修一条公路。周恩来赞成这个意见，表示可以研究。会谈中涉及最多的是国际形势问题。周恩来说：无论是社会主义国家还是帝国主义国家都应该尊重民族独立国家的独立和主权，不干涉他们的内政，不侵犯他们的自由和自主；在经济上平等互利，不附任何政治条件。周恩来还强调，我们主张集体安全，不搞军事集团，做到真正和平共处。这些民族独立的国家，也可以得到帝国主义国家的帮助。美国对他们的帮助，对美国经济发展也有利，这样世界和平就有了保证。达乌德认为周恩来的讲话是合理的，是合乎逻辑的。他说：“我希望这种合乎逻辑的立场会得到成功，非但对中国有利，也是对世界和平有利。”〔58〕周恩来同阿富汗领导人的接触，增进了相互之间的了解，为两国友好关系翻开了新的一页。
一月二十四日，周恩来告别阿富汗，经印度去尼泊尔。尼泊尔位于喜马拉雅山南麓，是个历史悠久的内陆国家。二十五日，当飞机在绿色的加德满都河谷降落时，周恩来一行受到尼泊尔首相阿查里雅和等候在机场的人群热烈而隆重的欢迎。在周恩来经过的途中，群众越聚越多，有些街道上连屋顶和树上都站着人。沿街房屋的每一层楼口都有穿着节日服装的妇女向周恩来和阿查里雅抛撒鲜花、花瓣、炒玉米，并且按照尼泊尔风俗向他们撒朱砂粉。当周恩来和阿查里雅到达宾馆时，他们从头到脚都被朱砂粉染红了。在二十六日的晚宴上，阿查里雅称周恩来为他“个人的朋友”和“尼泊尔在喜马拉雅山那一边的亲密的朋友”。〔59〕他相信，周恩来对尼泊尔的访问将大大有助于中国和尼泊尔之间的友谊和亲善精神的发展。由于时间的关系，周恩来没有机会到远离首都加德满都的地方参观，但是，他仍然深深地感受到尼泊尔人民对中国人民的友情。周恩来和阿查里雅多次进行了友好而诚挚的会谈，在许多问题上取得一致的认识。双方认为亚非团结对于维护世界和平具有重大意义，亚非国家应该超出他们彼此间细小的分歧。尽管亚非国家有着不同的社会制度，但在维护他们各自人民的福利的伟大目标上是一致的。两位总理还指出，他们心目中各国之间的团结并不限于亚非国家，而且也为世界上一切爱好和平国家的真正团结提供了基础。
一月二十九日上午，周恩来离开加德满都前在国家大厦举行了七十分钟的记者招待会，回答了新闻界普遍关心的几个问题。关于一九五五年开始的中美会谈搁浅的原因，周恩来指出：“美国老是希望别人让步，而自己却不想做任何让步，这就是不能达成妥协的原因。”关于中国、印度、尼泊尔三国之间存在的不同认识是否会妨碍亚非团结的问题，周恩来指出，所谓“不同”，正如尼赫鲁所说的是“友好的不同”，它们不会妨碍三个国家之间的团结，也不会妨碍亚非国家之间的团结。关于克什米尔问题，周恩来表示刚刚开始研究，但他说如果把这个问题交给联合国解决是得不到什么好结果的，应该劝印度和巴基斯坦这两个姐妹国家自己坐下来讨论和解决问题。〔60〕
周恩来访问的最后一个国家是富饶美丽的岛国锡兰（后称斯里兰卡），这也是一个同中国有着悠久友好往来的国家。三十年前，周恩来赴欧洲求学第一次路过锡兰首都科伦坡时，曾被这个城市的美丽所打动。今天，在周恩来眼中“它仍然是那样美丽，但是不同的是，它已经不再处于殖民主义之下了。他说：‘它将永远属于锡兰人民。’”〔61〕
五十年代初期，当新中国受到帝国主义的封锁、禁运，经济十分困难的时候，锡兰同中国签订了五年大米和橡胶贸易的协定，给予新中国巨大的支持。从此，中锡两国的友谊日益发展起来。从一九五七年一月三十一日开始，周恩来对锡兰进行为期五天的访问，锡兰人民对周恩来的欢迎比以前对其他客人更热烈。班达拉奈克总理在欢迎会上说：周恩来的到来“正是在极其需要大家为解决世界纠纷而贡献力量的时候”，不论我们两国存在什么分歧，锡兰人民对中国是怀有友好感情的。周恩来走访了这座城市的许多地方，首都科伦坡引起他对往事的回忆。周恩来还到了古都康提和波隆纳鲁瓦。他被邀请在锡兰独立九周年庆祝大会上讲话。在那天的会上，一位高僧走上台，尊敬地称他为“中国人民的英雄”。周恩来还同班达拉奈克就两国共同关心的问题进行了友好的谈话。虽然，他们对某些问题的看法有分歧，但在许多原则问题上立场是一致的。双方主张促进五项原则的实施；主张加强亚非国家的团结；主张不同制度的国家和平共处；主张国际争端应该和平解决；反对成立敌对性的军事集团；反对一月五日美国政府宣布的“艾森豪威尔主义”，即由美国来填补英、法殖民主义者在中近东地区遗留下来的所谓“真空”。周恩来指出：“这些主张的实现，将能有助于世界和平的加强。”〔62〕
从一九五六年十一月十八日起至第二年二月五日结束，周恩来对亚欧十一国的访问前后共近八十天，全部旅程大约有五万四千多公里。二月五日，当周恩来离开锡兰途经印度加尔各答市时，他在广播演说中总结这段不平常的历程说：“我们是抱着寻求友谊、寻求和平、寻求知识的目的访问印度和其它亚洲国家的。现在当我们回去的时候，我们可以满意地说，我们的愿望已经实现了。”
【参考文献】
〔1〕毛泽东、周恩来会见吴努等谈话记录，1956年11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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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周恩来在重庆干部大会上的发言记录，1957年2月10日。
〔4〕《人民日报》，1956年11月19日。
〔5〕《人民日报》，1956年11月22日。
〔6〕《人民日报》，1956年11月21日。
〔7〕周恩来致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电报，1956年11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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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访问原中国驻柬埔寨大使王幼平谈话记录，1991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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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人民日报》，1956年11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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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人民日报》，1956年12月4日。
〔14〕《人民日报》，1956年12月1日。
〔15〕《人民日报》，1956年11月30日。
〔16〕周恩来会见尼赫鲁谈话记录，1956年12月9日。
〔17〕周恩来致中共中央的电报，1956年12月3日。
〔18〕周恩来会见尼赫鲁谈话情况的报告，1956年12月9日。
〔19〕毛泽东在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的发言记录，1956年11月15日。
〔20〕西藏工委致中共中央的情况报告，1956年11月22日。
〔21〕中国驻印度大使潘自力会见阿沛·阿旺晋美谈话记录，1957年1月9日。
〔22〕周恩来会见达赖谈话记录。1956年11月29日。
〔23〕周恩来会见达赖谈话记录，1956年12月30日。
〔24〕周恩来会见达赖随行官员谈话记录，1957年1月1日。
〔25〕潘自力会见达赖谈话记录，1957年1月3日。
〔26〕《人民日报》，1956年12月13日。
〔27〕《人民日报》，1956年12月15日。
〔28〕中缅两国总理会谈记录，1956年12月19日。
〔29〕《人民日报》，1956年12月20日。
〔30〕《人民日报》，1956年12月26日。
〔31〕《人民日报》，1956年12月31日。
〔32〕《人民日报》，1956年12月28日。
〔33〕《人民日报》，1956年12月26日、31日。
〔34〕中共中央致周恩来的电报，1956年11月30日。
〔35〕中共中央致周恩来的电报，1956年12月4日。
〔36〕周恩来致中共中央的电报，1956年12月8日。
〔37〕周恩来办公室台历，1957年1月3日、4日、6日。
〔38〕周恩来会见卡达尔谈话记录，1957年1月11日。
〔39〕吴冷西：《忆毛主席》，新华出版社1995年2月版，第15页。
〔40〕中苏两党第一次会谈记录，1957年1月8日。
〔41〕周恩来致中共中央的电报，1957年1月9日。
〔42〕中苏两党第2次会谈记录，1957年1月9日。
〔43〕中苏两党第3次会谈记录，1957年1月10日。
〔44〕《人民日报》，1957年1月15日。
〔45〕中苏两党第3次会谈记录，1957年1月10日。
〔46〕中波两党会谈记录，1957年1月11日。
〔47〕周恩来会见哥穆尔卡谈话记录，1957年1月11日。
〔48〕中波两党会谈记录，1957年1月12日。
〔49〕毛泽东致周恩来的电报，1957年1月14日，手稿。
〔50〕罗光禄致毛泽东的报告，1957年1月18日。
〔51〕《周恩来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5月版，第190页。
〔52〕访问中国驻匈牙利大使郝德青谈话记录，1984年11月17日。
〔53〕周恩来会见卡达尔谈话记录，1957年1月10日。
〔54〕访问郝德青谈话记录，1984年11月17日。
〔55〕中匈两党会谈记录，1957年1月16日。
〔56〕周恩来致中共中央、毛泽东并抄王稼祥的报告记录，1957年1月24日。
〔57〕中阿两国会谈记录，1957年1月19日。
〔58〕中阿两国会谈记录，1957年1月22日。
〔59〕《人民日报》，1957年1月28日。
〔60〕《人民日报》，1957年1月31日。
〔61〕《人民日报》，1957年2月5日。
〔62〕《周恩来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5月版，第206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