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一些同党一直保持友好关系的老朋友，周恩来主张“应该劝，要使他感觉这个问题严重，能改多少是多少，慢慢地来，不能急”。他强调：“不要希望反右派的斗争速战速决，因为速战速决并不好。有些时候没有搞清楚，就马上作结论，太早了并不好。”他说：“这些人本身他们也许愿意悔改，也有悔改的机会。太急了倒反而弄得粗糙，太粗糙倒不能解决问题。”〔25〕
对在反右斗争中受到严重冲击的知识分子，周恩来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采取不同方式进行保护。例如，对著名作家萧乾，周恩来用请他参加座谈会的方式公开进行保护。萧乾的夫人文洁若在回忆录中写道：“当时报纸上已公开点了亚（指萧乾——编者注）的名。十二日《人民日报》八版也登出了何谷润写的《萧乾所争的是什么样的自由？》，批判他的《放心·容忍·人事工作》一文。当时，他已绝望，认为在劫难逃了。七月中旬的一天，亚回家时，突然十分兴奋，那像是被确诊为患了癌症、束手等死的人，忽然得到通知说，那是误诊，他的病是可以治好的；又像是死囚被无罪释放。亚告诉我，那天开会时，老友巴金坚持坐到他身边。总理讲话中间问：‘萧乾同志来了没有？’亚应声站起来。总理宽慰他说：‘你不是右派。要认真检查，积极参加战斗。’后来又问：‘吴祖光同志来了没有？’并对他也热情地照样说了一遍。”〔33〕萧乾说：“他并没有把我们列为敌人。”〔34〕著名画家徐悲鸿的夫人廖静文受批判时，周恩来立即派夏衍前去探望，并嘱他让廖静文写一份“检讨”保护过关。著名经济学家马寅初一九五六年在人大会上作的“新人口论”报告曾经引起争论，被一些人攻击为是宣传“反动的马尔萨斯思想”。当时，周恩来说：“这个问题不能一概驳掉，说他是马尔萨斯思想。马尔萨斯思想在分析人口的规律上有它一定的客观性。”反右运动中，马寅初受到不点名批判，有人主张把他定为右派。周恩来得到消息后说：“马寅初这个人有骨气，有正义感，是爱国的，他是我国有名的经济学家，国内外都有影响，不能划为‘右派’。”在周恩来直接干预下，马寅初得以幸免。〔35〕
反右运动的浪潮也冲击到“总理办公室”，在周恩来身边工作的三位秘书的亲属被划成右派。周恩来所在的党支部将情况向周恩来作了汇报，周恩来没有说什么，这三位秘书没有为此受到牵连，照样做自己的工作。周恩来的秘书周家鼎后来回忆说：“反右运动开始后，人人自危，许多人不再敢讲话。而我们在周恩来身边还可以发表意见，他总是鼓励我们讲真话。”〔36〕
根据以往的经验，运动一发动起来后，人们常常情绪激烈，不能冷静地看待问题，容易出现斗争扩大化的情况，为此，周恩来作了一些规定。他曾经召集意识形态各部门的负责人开会，就划右派问题制定了两条原则：一是全国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中要划右派，需报国务院批准；二是对海外国外有影响的人，包括一些知名的知识分子要划右派，需把材料送给他看。夏衍说：“总理是尽可能想保护一些人。”〔37〕反右派运动中有些政策性文件是在周恩来参与下制定的。七月十五日，中共中央发出经过周恩来修改的《关于处理本届高等学校毕业生中有严重反社会主义言行的分子的通知（草案）》。通知指出：“各校在学生的左、中、右的排队时，应该实事求是，不要强求一律。”九月十五日，中共中央发出的《关于自然科学方面反右派斗争的指示》也是经过周恩来修改审定后下达的。他十分同意邓小平在批示中加写的“对于自然科学方面的反右派斗争应该按照不同的情况区别对待，特别是对那些有重大成就的自然科学家和技术工作人员，除个别情节严重非斗不可者外，应一律采取保护过关的方针”。虽然这一系列政策和指示在许多地方没有得到很好贯彻，但是，它在一定范围内对有些知识分子还是起到了保护作用。
为了加强党对文教部门的领导，改进对知识分子的工作，六月二十八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在一两个月后吸收一批高级知识分子入党的通知》。周恩来在这方面也做了大量工作。著名地质学家李四光就是他关心的无数高级知识分子中有代表性的一个。抗日战争时期他们在第一次见面时周恩来就给李四光留下深刻印象。他曾对夫人许淑彬说：“我从周恩来先生身上产生了一个最大的感觉：有了共产党，中国就有了希望。”新中国成立之初，李四光正是怀着这种希望从海外归来的。李四光被任命为地质部部长后，先后主持组建了地质力学研究室、地质力学研究所，为开展地质力学研究和地质勘探工作做出了巨大贡献。整风运动开始时，李四光正好住院，周恩来多次去看望他，谈话中直率地问他：“李老，这么多年未见你向组织提出过入党申请，不知你对参加共产党有什么想法？”李四光回答说：“在旧社会，我缺乏觉悟，没有投身于革命队伍中，已深感惭愧。革命成功后虽然对国家建设出了一些力，但离一个共产党员的标准仍相差甚远。况且自己年龄大了，身体又不好，入了党不一定能起到一个共产党员的先锋作用。”周恩来鼓励他说：“现在搞社会主义建设，很需要知识分子为党工作。你可以考虑考虑，和地质部党组、科学院党组的负责同志谈谈自己的想法。”这次谈话打消了李四光的顾虑。不久，他向党组织提出入党申请，并且在一九五八年年底加入中国共产党。
在这个时期中，周恩来还介绍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程砚秋入党，这是他三十年来第一次介绍人入党。在程砚秋的入党志愿书上周恩来写了这样一段话：
“程砚秋同志在旧社会经过个人的奋斗，在艺术上获得相当高的成就，在政治上坚持民族气节，这都是难能可贵的。解放后，他接受党的领导，努力为人民服务，政治上积极要求进步，这就具备了入党的基本条件。他的入党申请，如得到党组织批准，今后对他的要求，就应该更加严格。我曾经对他说，在他被批准为预备党员期间，他应该努力学习，积极参加集体生活，力图与劳动群众相结合，好继续克服个人主义思想作风，并且热心传授和推广自己艺术上的成就，以便提高自己的阶级觉悟，发扬为劳动人民服务的精神。”〔38〕
他还把这些意见写信告诉程砚秋本人，说是“作为我这个介绍人对你的认识和希望的表示”。这件事不仅对程砚秋一个人，而且对一批像程砚秋这样的知识分子都是巨大的鼓舞。
一九五七年秋，中共中央决定对右派分子作出处理。周恩来的意见：“总的方针是：态度好的从宽，恶劣的从严；悔改好的从宽，不好的从严。”他认为应该给他们机会为国家做些事情，以功折过，“要以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方式处理”。他还在会见大专院校、文艺、教育、民主党派的知识分子时征询意见，并且特别强调在科学方面、教育方面、出版方面还能做工作的，在艺术上还能搞表演的，只要态度好一些，要注意使用他们。〔39〕周恩来说：“过去右派利用教授治校向我们进攻，但批驳之后，不等于教授不管学校，不管教学。”〔40〕当时，在北京对许多被划为“右派分子”的人采取“下放”的方式。周恩来指出：“我们在北京批判这样一个情形，就是推出去不管，以为下放以后他就卸包袱了，这种观念是不对的。那种错误的东西——官僚主义呀、主观主义呀、宗派主义呀，要丢掉，人你不能丢掉。”他强调：“我们不能使一个人在下放中被丢掉不管，这是错误的，这是认识上的错误。”他还说：“反右斗争也是个大任务，是过社会主义的关。但是这个的量是少数的。量多还是改进工作。”〔41〕
周恩来的努力，并没有改变运动向扩大化的方向发展。对这场运动，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作出结论：“在整风过程中，极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乘机鼓吹所谓‘大鸣大放’，向党和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放肆地发动进攻，妄图取代共产党的领导，对这种进攻进行坚决的反击是完全正确和必要的。但是反右派斗争被严重地扩大化了，把一批知识分子、爱国人士和党内干部错划为‘右派分子’，造成了不幸的后果。”这的确是一个值得永远记取的深刻教训。
【参考文献】
〔1〕周恩来在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的发言记录，1956年11月10日。
〔2〕中共中央关于处理罢工罢课问题的指示，1957年3月25日。
〔3〕《人民日报》，1957年6月19日。
〔4〕《解放日报》，1957年5月10日。
〔5〕《人民日报》，1957年4月26日。
〔6〕周恩来在浙江省委第四次全会（扩大）和全省宣传工作会议上的报告记录，1957年4月24日。
〔7〕周恩来在政协第二届全国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57年3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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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周恩来会见60多位电影工作者的讲话记录，1957年4月14日。
〔10〕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57年3月12日。
〔11〕周恩来和西班牙前外长阿·德·瓦约夫日的谈话记录，1957年5月1日。
〔12〕《周恩来统一战线文选》，人民出版社1984年12月版，第343页。
〔13〕《人民日报》，1957年4月20日。
〔14〕《周恩来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11月版，第247页。
〔15〕《周恩来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11月版，第257、258、268页。
〔16〕周恩来在国务院第44次全体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57年4月6日。
〔17〕周恩来在国务院第46次全体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57年4月12日。
〔18〕周恩来在上海工商界人士座谈会上的讲话记录，1957年4月28日。
〔19〕《周恩来统一战线文选》，人民出版社1984年12月版，第353—355页。
〔20〕毛泽东和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的谈话记录，1957年4月30日。
〔21〕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下），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4月版，第834页。
〔22〕《人民日报》，1957年5月22日。
〔23〕毛泽东会见匈牙利政府代表团谈话记录，1957年9月27日。
〔24〕《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4月版，第425页。
〔25〕周恩来在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座谈会上的讲话记录，1957年7月7日。
〔26〕周恩来在国务院全体会议第53次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57年6月25日。
〔27〕《人民日报》，1957年6月7日。
〔28〕吴冷西：《忆毛主席》，新华出版社1995年2月版，第39—40页。
〔29〕周恩来在中央党校的讲话记录，1957年11月11日。
〔30〕《人民日报》，1957年6月27日。
〔31〕访问夏衍谈话记录，1983年2月10日。
〔32〕周恩来在外交部全体干部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57年8月8日。
〔33〕文洁若：《迟来的蜜月——我与萧乾》，《人物》，1992年第2期。
〔34〕萧乾：《挚友益友和畏友巴金》，《新华文摘》，1982年第3期。
〔35〕朱正直等：《马寅初传》，北京出版社1986年4月版，第207页。
〔36〕访问周家鼎谈话记录，1996年3月4日。
〔37〕访问夏衍谈话记录，1983年10月2日。
〔38〕《周恩来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11月版，第272页。
〔39〕周恩来在上海文艺界座谈会上的讲话记录，1957年12月23日。
〔40〕周恩来同各大学党内外人士座谈时的讲话记录，1957年12月21日。
〔41〕周恩来在天津市第二届第二次党代表大会上的发言记录，1957年11月2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