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会议通过了《关于一九五八年的计划和预算第二本账的意见》、《关于发展地方工业的意见》等三十七个文件。在反“反冒进”、鼓干劲的形势下，会议制定的各项经济指标比二月间全国人大会议通过的第一本账大幅度地提高了，例如，农业总产值的增长速度由百分之六点一提高到百分之十六点二，工业总产值的增长速度由百分之十提高到百分之三十三。
为了巩固这次会议取得的成果，把形成的决议以更权威的方式确定下来，中共中央决定召开八大二次会议。〔48〕三月三十一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中央决定在五月五日召开党的第八届全国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在这之前，五月三日召开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会议的主要议程是通过中央委员会的工作报告和关于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参加的莫斯科会议的决议，通过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出席会议的代表，除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外，各省市自治区可以选派二至八人列席。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除中央委员和中央候补委员出席外，不是中央委员或中央候补委员的省和自治区党委的第一书记也列席会议。〔49〕
成都会议结束后，中共中央马上开始为即将召开的八大二次会议做准备。毛泽东离开成都，经重庆，下三峡，到武昌召集华东和中南一些省委书记开会，传达成都会议精神，统一思想。刘少奇返回北京主持修改在成都会议上通过的准备提交八大二次会议的政治报告（草案）。
三月二十七日，周恩来和邓小平、陈云一起回到北京。应该说，周恩来从南宁会议以来一直处在痛苦的思想斗争中，他需要有一个安静的环境，坐下来认真地总结一下这几年来的经济工作，如果错了，究竟错在哪里；认真思考一下南宁会议以来毛泽东一次又一次的批评。但是，回到北京后，繁忙的外事活动，特别是黄河三门峡水利枢纽工程中出现的问题，占据了他很多时间。一位当年在周恩来身边工作的同志回忆说：“现在回想起来，那是周总理最痛苦的一段时间。但是，在工作面前，在我们这些工作人员面前，他从来没有表现出来，对工作依然是那么认真，那么投入。”
四月十二日，李葆华到西花厅向周恩来汇报三门峡水利枢纽工程出现的问题，说陕西的同志要求重新审议设计方案。这个情况引起周恩来的高度重视。
对黄河的事周恩来一直十分关注，从一开始就倾注了大量心血。
黄河，是中国的第二条大河，蕴藏着丰富的水利资源。然而，黄河也是一条“害河”。据史料记载，解放前二千多年间，黄河下游溃堤泛滥达一千五百多次，较大的改道有二十多次，给广大人民的生命财产带来巨大损害，因此被称为“中国的忧患”。几千年来，世世代代的中国人想把黄河的水害变为水利，但都没有做到。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下决心“要把黄河的事情办好”。周恩来曾对水利工作者说：“历史是发展的，黄河在旧中国不能治理。我们要摸索规律，认识规律，掌握规律，不断地解决矛盾，总有一天可以把黄河治好。我们要有这个雄心壮志。”〔50〕五十年代初，治理黄河的事提到新中国议事日程上来，并被列入苏联援助的一百五十六项工程中。为了控制黄河洪水，开发黄河水利，一九五三年七月十六日，黄河研究组正式成立，李葆华任组长，刘澜波、王新三、顾大川、王化云任副组长。一九五四年，在苏联专家帮助下，编制了《黄河综合利用规划技术经济报告》。这年四月，国家计划委员会将黄河研究组改组为黄河规划委员会，增加张含英、钱正英、宋应、竺可桢、柴树藩、赵明甫、李锐等为委员。年底，黄河规划委员会正式提出《黄河综合利用规划技术经济报告》，把三门峡水利枢纽列为第一期工程的主要项目。一九五五年三月七日召开的全国人大一届二次会议通过这个报告，并且批准邓子恢代表国务院作的《关于根治黄河水害和开发黄河水利的综合规划的报告》。这次会议后，由周恩来具体负责三门峡机构的组建工作。他调刘子厚任三门峡工程局局长，王化云、张铁铮、齐文川任副局长。因为当时中国缺乏修建大型水利工程的经验，决定委托苏联水力发电设计院列宁格勒分院专家帮助设计。经过充分的准备，一九五七年四月十三日，举国瞩目的三门峡水利枢纽工程正式开工。在开工典礼上，水利部（一九五八年二月水利部和电力部合并为水利电力部）部长、原国民党高级将领傅作义激动地说：“我们现在举办这样一个工程，把千百年来的水害变成水利，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才能办到。”〔51〕
然而，治理黄河的问题并不那么简单，三门峡水利枢纽工程尚未开工就出现了争论。因为黄河的最大问题是泥沙多，每年从中上游的黄土高原要夹带十几亿吨的泥沙冲下来，这些泥沙部分送入黄海，部分就在水势比较平缓的下游河床淤积下来，使黄河下游形成高出地面的悬河，全靠两岸的大堤控制洪水。为了解决泥沙问题，三门峡工程的规划采取以拦蓄为主的方针，即首先以三门峡巨大的库容拦蓄，同时大力开展水土保持工作。根据这个思想，工程设计蓄水位是海拔三百六十米，相应库容六百四十七亿立方米，水库的回水末端到达西安附近，关中平原需要大量移民。这个规划一提出，就引起了争论。有人认为这样做，整个水库会很快淤死；有人建议是否可以把坝再提高一些；还有人提出，把全部泥沙都放下去，不发电，不灌溉，就是将洪水拦一些，然后再放出去。这些争论一直到工程开工后还在继续，并且矛盾愈来愈尖锐。怎么办？周恩来认为，存在争论是不可避免的，“它反映了修建三门峡水库过程中还存在着没有解决的问题。肯于反映，敢于反映，而且敢于说出来，这是唯物主义的态度”。周恩来决定把其他事放一放，先来解决这个问题。正像一位长期从事水利工作的干部所说：“每当全国发生难以解决的水利纠纷，或是水利建设中出现了重大难题，总理都亲自出面处理。”〔52〕
一九五八年四月二十一日，周恩来赶到三门峡工地，召开为期三天的现场会。为了说服陕西的干部，周恩来特意邀请对西北地区有巨大影响的彭德怀、习仲勋一道参加会议。会议开得十分热烈，与会者畅所欲言，给了周恩来许多有益的启示。四月二十四日，会议的最后一天，周恩来综合各方面的意见和争论，作了长篇发言。
他说：开会的目的是为了听取大家的意见，特别是反面意见，树立对立面。“如果说这次是我们在水利问题上，拿三门峡水库作为一个中心问题，进行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百家争鸣的话，那么现在只是一个开始，还可以继续争鸣下去。”对工程本身的问题，周恩来提出三点具体意见：首先以防洪为主，其他为辅；其次，先防洪，后综合利用；其三，防洪的限度和防洪的目标是确保西安。对工程的减沙效果，周恩来认为不能估计过高，他说：“我如果估计保守了，我甘做愉快的‘右派’。”“我们把问题提出来，有些问题，我们能够解决的就解决，不能解决的后人会帮我们解决的，总是一代胜过一代，我们不可能为后代把事情都做完了，只要不给他们造成阻碍，有助于他们前进。”对移民问题，周恩来强调这是关系到“人民的切身利益”，“对于群众有直接利害关系的事情，要分析一下，也不是什么事都向上面要，尽力由群众解决。但是应该由国家负担的应当负担，不应推三推四，影响群众的利益，影响群众对国家对党的关系”。他说：“今后的迁移，中央要保证支援，陕西一定要把迁移工作做好。”针对一些人认为拦泥措施不可靠、对淤积的预计没有把握、移民任务太重等顾虑，周恩来果断地提出将原方案改为坝高按三百六十米设计，把坝基打好，按三百五十米施工，以限制回水末端的影响，减少移民任务。他说：“把西安损失了那是不对的，宽打后要窄用，水利工程要非常谨慎。窄用是战术上精打细算，应该每一公尺也要计算，数才是定标准的意义。”周恩来的这些意见，既照顾到整体利益，也适当照顾了局部利益，解除了陕西一些干部的顾虑。最后，周恩来表示他的意见也不成熟，还可以再讨论。他说：“你们回去可以写信给我，或者写文章来争论，来讨论，在报纸上也可以。我们继续把这个问题弄清楚，这样才能使我们根治黄河的工作做得更好。”〔53〕后来，周恩来又两次到三门峡视察，对这项工程的修建提出许多重要的指导性意见，推动三门峡大坝在一九六○年修成蓄水。
四月二十五日，周恩来从三门峡到达西安，收到毛泽东从广州给他和陈云、彭德怀、李富春、薄一波的来信。信中说：“想在这几天内谈一下工业问题，除富春已答应来此以外，你们几位是否有时间，是否愿意来此谈一下。如果可以来的话，请于廿五日或廿六日南来。”〔54〕周恩来立即赶到广州，参加为期四天的广州会议。随后，中央负责同志陆续回到北京，准备参加八大二次会议。四月三十日，周恩来和刘少奇一起回到北京。这时，八大二次会议的准备工作已经就绪。五月三日，周恩来出席中共中央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的八届四中全会。会议的前一天，毛泽东曾召集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彭真、董必武、杨尚昆、胡乔木等开会商讨有关八大二次会议的问题。〔55〕四中全会由刘少奇主持，讨论了中央委员会准备向八大二次会议提交的各项报告。
五月五日至二十三日，经过充分酝酿和准备的八大二次会议在北京中南海怀仁堂举行。
五月五日下午三时，大会正式开幕，由毛泽东主持。会议听取刘少奇代表中央委员会作的工作报告和邓小平作的关于莫斯科会议的报告。中央委员会的工作报告中，对国内主要矛盾作出这样的分析：“在整个过渡时期，也就是说，在社会主义社会建成以前，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斗争，社会主义道路同资本主义道路的斗争，始终是我国内部的主要矛盾。这个矛盾，在某些范围内表现为激烈的、你死我活的敌我矛盾。”这就继毛泽东在八届三中全会的讲话之后，在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上正式改变了八大一次会议关于国内主要矛盾的正确结论。报告强调党的工作重点要转移到经济建设方面来，向全党正式提出由毛泽东倡议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号召全党“要在整风运动的基础上，进一步地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有系统地改进国家工作，加强各级党组织的工作，百折不挠地为贯彻执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总路线而斗争”。对这条总路线，中共中央后来在《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是这样评价的：“其正确的一面是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迫切要求改变我国经济文化落后状况的普遍愿望，其缺点是忽视了客观的经济规律。”报告中对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强调“建设速度问题，是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后摆在我们面前的最重要的问题”，“在社会主义建设的问题上，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历来的主张同样是很明确的，即应该采取快些好些的方法，拒绝慢些差些的方法。但是有些同志在这个问题上还保存一些所谓‘右比左好’、‘慢比快好’，小脚走路比大步前进好的陈腐观念”，因此“不断地批判那些确实存在的右倾保守思想，就有完全的必要了”。〔56〕毛泽东在修改这个报告时，还加了一段：“一个马鞍形，两头高、中间低。一九五六年——一九五七年——一九五八年，在生产战线上所表现出来的高潮——低潮——更大的高潮，亦即跃进——保守——大跃进，不是大家都看得很清楚了吗？马鞍形教训了党，教训了群众。”从五月八日开始，陆陆续续进行了十天的大会发言，发言中，“解放思想，敢想敢做的呼声压倒一切”。〔57〕
周恩来和陈云在大会上对“反冒进”问题再一次做了检讨。事前，毛泽东在五月十五日晚间，分别约陈云、周恩来进行了长时间谈话。〔58〕究竟怎样来做这次检讨，周恩来经历了痛苦的思想斗争。一位在周恩来身边工作的秘书曾说：他们不忍心看周恩来一个人坐在办公桌前发闷，找了一间旧房子，放上球桌，让他出来活动活动。〔59〕他从五月十日起，开始进行认真的准备。当年帮助周恩来整理检讨发言的秘书范若愚在回忆文章中写道：
“一九五八年，在成都会议期间，周恩来同志对我说，回到北京以后准备一个在八大二次会议上的发言稿，要我到总理办公室的宿舍住几天。回到北京后，我就到总理办公室去住，听候周恩来同志给我布置工作。有一天，周恩来同志对我说，他这次发言，主要是做‘检讨’，因为‘犯了反冒进的错误’，在南宁会议上已经被提出来了。由于我没有随他去过南宁，也不了解那次会议的内容，只是在这次谈话中，我才知道。
“周恩来同志指示我：过去起草文件，是他先谈内容，由我记录下来整理成书面材料。这次发言，不能像过去那样，因这是自己的检讨发言，不能由别人起草，只能他讲一句，我记一句。只是在文字的连接上，做一点工作。周恩来同志还说，关于他这次‘犯错误’的问题，他已和毛泽东同志当面谈过了，主要原因在于他的思想跟不上毛泽东同志。这说明必须努力学习毛泽东思想。周恩来同志在讲了这些情况后，就开始起草发言稿的开头部分，他说一句，我记一句。
“就在这个时候，陈云同志打来电话，陈云讲的什么，我只听到一两句（他们使用的电话机有增音装置），周恩来同志说的话，我当然听清了。打完电话之后，他就说得很慢了，有时甚至五六分钟说不出来。这时，我意识到，在反冒进这个问题上，他的内心有矛盾，因而他找不到恰当词句表达他想说的话。在这种情况下，我建议，我暂时离开他的办公室，让他安静地构思，等他想好一段再叫我来，记录一段。我觉得，这时我如果守候在他的身旁，对他是一种精神上的负担，会妨碍他构思和措辞。周恩来同志同意了我的意见，当时已经深夜十二时了，我回到宿舍和衣躺在床上，等候随叫随去。
“在第二天凌晨二时许，邓大姐把我叫去，她说：‘恩来独自坐在办公室发呆，怎么你却睡觉去了？’我把周恩来同志同意了我的建议的情况讲了以后，邓大姐说：‘走，我带你去和他谈。还是由他口授内容，你整理成文字材料。’这样，我随邓大姐到了周恩来同志办公室，她和周恩来同志争论了很久，最后，周恩来同志勉强地同意，还是由他口授内容，我回到宿舍去整理记录。在整理到学习毛泽东思想问题时，我引了一句成语说：‘我和毛主席风雨同舟，朝夕与共，但是在思想上还跟不上毛主席……’后来，我把整理后的记录请周恩来同志审阅时，他看到‘风雨同舟，朝夕与共’这句成语时，严厉地批评了我。他说，在关于他和毛泽东同志的关系上，在整风以后，还可以引用这句成语，但是在整风以前，不能引用。‘这也说明你对党史知识知道得太少。’周恩来同志讲这些话时，几乎流出了眼泪。
“最后，他逐字逐句地自己动笔修改一遍，又亲自补充了几段，才打印出来，送交政治局常委和书记处传阅。后来稿子退回，周恩来同志看过以后，又要我把批在稿子上的话誊写清楚，再打印一次。我看到政治局常委和书记处提的意见，把‘检讨’部分中的一些话删掉了，有些话改得分量较轻了。我看了之后，心里的紧张情绪才缓和下来。但是，我发现周恩来同志在起草这个发言稿的十多天内，两鬓的白发又增添了。”〔60〕
周恩来在大会上所作检讨中，谈到“反冒进”的错误时说：“我是这个错误的主要负责人。”“反冒进’的错误，集中地反映在我在一九五六年十一月八届二中全会的报告中间。当时我对于一九五六年的建设成绩和在跃进中出现的某些缺点和困难，作了错误的估计，把实际上不到一个指头的缺点夸大化，肯定一九五六年的年度计划‘冒’了，并且提出一九五七年适当收缩规模的意见。”“还应该特别指出，‘反冒进’的错误，是同政府工作中脱离党的领导的倾向分不开的，也是同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工作作风分不开的。”他又谈到这一阶段中的思想变化说：自己对毛泽东指出的“反冒进”是关于社会主义建设规模和速度问题上方针性的错误这一点，“在相当时间没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就在这里”。
这时，人们还没有经历“大跃进”所带来的种种严重后果，许多问题还看不太清楚。周恩来尽管陷入巨大的痛苦中，仍力求把问题想通。他在检讨发言中说，促使他重新来考虑这个问题主要有三方面原因：首先，一九五七年春天，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向党猖狂进攻的时候，他们利用“反冒进”的问题全面否定一九五六年的建设成就，把一九五六年跃进中的某些缺点，夸大为“全面冒进”，并且进一步否定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建设成就，“在这个严重的阶级斗争面前我开始觉醒，”因而在一九五七年六月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彻底抛弃了对一九五六年建设冒进的错误估计，坚决肯定了一九五六年的建设是跃进的发展，“这是一个认识上的转折点”。“而更重要的教育，还是三中全会上毛主席关于重新恢复多快好省、农业四十条、‘促进派’的宣告，接着有杭州会议、南宁会议和成都会议的整风。同时，我又接触了生产大跃进中的一些群众实际活动”。而过去对群众的积极性估计不足。他说：“忽略了一个根本的、决定性的条件，就是我国农业已经是社会主义的集体经济的农业了，而不是个体经济的农业了。从个体经济束缚下解放出来的五亿多中国农民，在党的领导下必将战胜人们担心的各种困难，在农业战线上获得人们意想不到的伟大胜利。有右倾保守观点的人，只见物不见人，忽略了这个决定性的条件。”〔61〕几天后，周恩来在给毛泽东的一封信中又强调了这几点原因，并且说：“这是合乎实际情况的，因而我在这半年多的整风中思想并无抵触，只是深刻地感到自己思想认识的落后。”〔62〕周恩来在发言中还提出了改进工作的几点意见，强调今后要认真地研究毛泽东的著作和指示。
五月二十三日，大会的最后一天，通过了关于中央委员会工作报告的决议、关于莫斯科会议报告的决议、关于修改农业发展纲要的决议。随后，五月二十五日，中共中央召开八届五中全会，增选林彪为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柯庆施、李井泉、谭震林为中央政治局委员，李富春、李先念为中央书记处书记。要李富春和李先念两人参加书记处的原因是“以便把国务院和国务院各部的一些问题提到书记处讨论”。
八大二次会议结束后，周恩来向中共中央提出“继续担任国务院总理是否适当的问题”。与此同时，彭德怀也向中央提出“不担任国防部长的工作”。六月九日，毛泽东在中南海游泳池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讨论他们提出的请求。会议决定：“他们应该继续担任现任的工作，没有必要加以改变。”〔63〕
这次会议还讨论了中共中央关于成立财经、政法、外事、科学、文教各小组的决定，具体组成是：财经小组十二人，陈云任组长；政法小组五人，彭真任组长；外事小组六人，陈毅任组长；科学小组六人，聂荣臻任组长；文教小组十人，陆定一任组长。六月十六日，这个决定以中共中央文件的形式下达各省市自治区，其中，毛泽东增写道：“这些小组是党中央的，直隶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向他们直接做报告。大政方针在政治局，具体部署在书记处。只有一个‘政治设计院’，没有两个‘政治设计院’。大政方针和具体部署，都是一元化，党政不分。具体执行和细节决策属政府机构及其党组。对大政方针和具体部署，政府机构及其党组有建议之权，但决定权在党中央。政府机构及其党组和党中央一同有检查之权。”〔64〕
这时，周恩来的处境是困难的。然而，他服从党的决定，继续挑起这副担子，艰难地前进。
从八届三中全会以来，党内关于如何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争论，到这个时候告一段落，周恩来、陈云等从实际出发提出的反对急躁冒进、尊重经济建设规律的正确意见受到严重挫折。毛泽东对“反冒进”的过火的严厉批评，造成一股强大的政治压力，使得和他不同的意见一时难以再提出，集体领导受到损害，党内生活出现不正常的状况。党的干部中又有相当多的人积极支持毛泽东的意见。这样，“左”的错误不可避免地迅速发展起来，在全国范围内形成不顾客观经济规律、急于求成的“大跃进”狂潮，谁也无法阻挡它的发生了。
【参考文献】
〔1〕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58年2月18日。
〔2〕毛泽东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58年5月18日。
〔3〕毛泽东在莫斯科64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57年11月18日。
〔4〕《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9月版，第14页。
〔5〕访问顾卓新谈话记录，1984年。
〔6〕周恩来在全国人大一届四次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57年6月26日。
〔7〕周恩来致毛泽东的信，1958年5月26日。
〔8〕毛泽东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58年5月17日。
〔9〕周恩来工作台历，1958年9月3日—16日。
〔10〕周恩来在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上关于劳动工资和劳保福利的报告，1957年9月26日。
〔11〕毛泽东在中共八届三中全会（扩大）上的发言记录，1957年10月9日。
〔12〕《周恩来书信选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1月版，第540页。
〔13〕周恩来在国务院和中央国家机关财贸计划部门下放干部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57年12月9日。
〔14〕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6月版，第636页。
〔15〕中央工作大事记，1957年12月16、17日。
〔16〕中央工作大事记，1958年1月2日。
〔17〕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58年5月29日。
〔18〕毛泽东在南宁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58年1月12日。
〔19〕《关于召开南宁会议的通知》，1958年1月，毛泽东手稿。
〔20〕毛泽东在南宁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58年1月11日。
〔21〕吴冷西：《忆毛主席》，新华出版社1995年2月版，第49页。
〔22〕中央工作大事记，1958年1月13日。
〔23〕毛泽东在南宁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58年1月16日。
〔24〕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6月版，第639页。
〔25〕顾明：《历尽艰辛创四化》，《周恩来和他的秘书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2年3月版，第18页。
〔26〕顾明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召开的座谈会上的讲话记录，1987年1月9日。
〔27〕毛泽东在南宁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58年1月17日。
〔28〕中央工作大事记，1958年1月19日。
〔29〕周恩来在南宁会议上的发言提纲，1958年1月19日，手稿。
〔30〕《在南宁会议上的结论提纲》，1958年1月21日，毛泽东手稿。
〔31〕《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1958年1月，毛泽东手稿。
〔32〕周恩来关于访问朝鲜问题的报告记录，1958年2月23日。
〔33〕周恩来会见苏联驻华大使尤金的谈话记录，1958年1月8日。
〔34〕周恩来与金日成会谈记录，1958年2月15日。
〔35〕《人民日报》，1958年2月20日。
〔36〕周恩来、陈毅、张闻天、粟裕致毛泽东、中共中央井外交部的信，1958年2月16日。
〔37〕乔晓光等：《周恩来总理为中国人民志愿军撤军访问朝鲜》，《我们的周总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1月版，第325—326页。
〔38〕访问林一山谈话记录，1986年7月15日。
〔39〕王任重，《随同周总理考察三峡》，《不尽的思念》，中央文献出版社1987年12月版，第173页。
〔40〕王任重：《随同周总理考察三峡》，《不尽的思念》，中央文献出版社1987年12月版，第179页。
〔41〕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58年3月9日。
〔42〕吴冷西：《忆毛主席》，新华出版社1995年2月版，第60页。
〔43〕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58年3月20日。
〔44〕周恩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58年3月19日。
〔45〕周恩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发言提纲，1958年3月25日。
〔46〕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58年3月22日。
〔47〕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58年3月25日。
〔48〕中共八大通过的《党章》规定：“全国代表大会会议由中央委员会每年召开一次。在特殊情形下，中央委员会可以决定延期或者提前召开。”实际上，在这次会议以前和以后都没有召开过这样的会议。
〔49〕中共中央关于召开党的第八届全国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的通知，1958年3月31日。
〔50〕钱正英：《跟随周总理治水》，《不尽的思念》，中央文献出版社1987年12月版，第187页。
〔51〕《人民日报》，1957年4月14日。
〔52〕林一山：《周恩来与水利建设》，《不尽的思念》，中央文献出版社1987年12月版，第193页。
〔53〕周恩来在三门峡工地现场会上的发言记录，1958年4月24日。
〔54〕毛泽东致周恩来等的信，1958年4月25日，手稿。
〔55〕中央工作大事记，1958年5月2日。
〔56〕刘少奇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的工作报告，1958年5月5日。
〔57〕吴冷西：《忆毛主席》，新华出版社1995年2月版，第72页。
〔58〕中央工作大事记，1958年5月15日。
〔59〕梅行：《纪念许明》，《真理的追求》，1993年第2期。
〔60〕范若愚：《历史最终会把一切纳入正轨》，《在周恩来身边的日子里》，江苏人民出版社1984年3月版，第4546页。
〔61〕周恩来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58年5月中旬。
〔62〕周恩来致毛泽东的信，1958年5月26日。
〔63〕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纪要，1958年6月22日，邓小平手稿。
〔64〕毛泽东对中央决定成立财经、政法、外事、科学、文教各小组的通知稿的批语和修改，1958年6月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