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财政方面出现的问题，周恩来立刻联想到其他经济部门存在的问题，他在讲话中指出：
“现在的问题是重点没有保证，生产也很紧张。我以为，现在每一个部门自己要有个通盘的安排，不仅是今年的问题，还有明年的问题。拿钢来说，今年保证完成一千三百万吨钢，九百万吨钢材（打折之后还有八百五），明年增长三百万吨。环绕着这个，还有一系列的问题，要有很好的核算。如果没有一个全面安排，照现在这样，今年一千三会发生问题，明年增加三百万吨也会发生问题。一定要把问题看得严重，然后来解决。不把问题提出来，好像只要我们说一顿就解决了，那我们心里也不安。从北戴河（会议）到现在，所谓落实，就是落这个实。要保证能够实现，就要全面安排得恰当。今年上半年就是没有抓紧，早就看到不能那么多，但总是有些犹犹豫豫，舍不得。比如钢材这个环节，在座多数部长们，人大开会的时候，我们都在一起汇报过的。那一次彭涛提醒我，他说：全年钢材到底能算多少，最低限度分配了，我们好来安排。那个时候，我们估计是八百五到九百，上半年四百三，一直到八月底才能交完，还剩顶多四百三，那个时候是这样设想的。后来一算，还是这个数目。又过了两个月，四月三十号在书记处谈了一次，在座有些书记还在场，到现在又过了七十天了。我就担心，如果我们现在还是这样，不积极地采取措施，每一个部提出一个积极的措施意见来，然后汇总，还可能把这五个月又晃过去了，到年底不仅财政、银行、商品上，甚至于生产、基建也会发生一系列新的问题。我是主张把问题都端出来解决，采取积极的态度，不要避讳。我们中央各个部门来解决了，然后再去跟省市谈。我们一定要责备自己，因为计划出自中央，任务提自中央，我们管了七八年建设了，当然我们懂得全局。”〔39〕
这次座谈会还讨论了工业、基建等问题。谈到工业如何过日子时，李富春指出：今年下半年过日子，基本上是加强管理，具体地说就是建立经济核算和提高质量。他说，基建和生产部门都有这两个问题。提高质量要有个过程，问题是要缩短过程。第二是在统筹安排下，做好清理、调整工作。第三是抓基本原材料特别是木材和煤炭问题，这是今年下半年能否完成计划的重要保证。刘少奇说：基建项目要把今年和明年一起安排，有些今年下马的明年还可以继续搞。他指出，这个清理工作量不小，还得一个过程。谈到这里时，周恩来说：“采取断然措施，坚决砍掉，不要怕得罪人。”李先念在发言中强调还是要算账，他说：算账不是逼债，是从中学习，看哪些事情可以办，哪些事情可以不办，哪些事情办错了，达到这样一个目的就好了。
最后，周恩来总结说：差不多半年的时间，我们的综合平衡的工作做得不好，“存在的问题比我们想的还更多”。“今天说一点个人意见，就是没有安排好，一千八也好，一千六百五也好，总得有个安排，这个安排就是主席说的综合平衡。”他说：“旧的平衡打破了，在大跃进的基础上，新的平衡需要逐步建立，一放松就会出失调的现象。”周恩来还对下一步工作作了具体安排，他说：财政问题由李先念负责；收权问题由李先念负责，习仲勋参加；基建问题由宋劭文起草一个中央的批语；材料问题（包括钢材、木材、煤炭、水泥、生铁），不要观望，不要采取消极态度，要当机立断；提高钢和铁的质量问题，要搞一个分析的材料。他要求大家积极地想一想，各部门究竟应该怎么过日子？
这几天的会议十分重要，正如谭震林当时所评价的：“把经济关键问题都清清楚楚摆出来了，这样问题就解决了大半了。”他还说：“这几天算账很重要，很有好处。总理把这个问题再讲一遍，很有必要。”〔41〕
按照毛泽东七月十日讲话的安排，庐山会议原来准备在七月十五日结束。十四日，会议已经印发了胡乔木等起草的《庐山会议诸问题的议定记录（草稿）》。但是，就在会议即将结束的前一天，毛泽东收到彭德怀的一封信，陡然改变了会议的进程。
彭德怀为什么要写这封信？信中写了些什么内容，会在庐山掀起这样的轩然大波？
彭德怀后来在自述中这样写道：他写这封信是因为感到一些问题不便在小组会上讲。他说：“这些问题是涉及到执行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一些具体政策问题，以及某些干部的工作方法问题。在这些问题上，我当时认为主要是产生了一些‘左’的现象，而有的保守思想也有，但那只是个别的或者是极少数的。我当时对那些‘左’的现象是非常忧虑的。我认为当时那些问题如果得不到纠正，计划工作迎头赶不上去，势必要影响国民经济的发展速度。我想，这些问题如果由我在会议上提出来，会引起某些人的思想混乱，如果是由主席再重新提一提两条腿走路的方针，这些问题就可以轻而易举地得到纠正。”〔42〕他还对人说，只有他来写这封信最合适，因为“中央常委之间，少奇同志当了国家主席之后更不便说话，恩来、陈云同志犯过错误不能说话，朱德同志意见较少，林彪同志身体不好，了解情况不多，不甚说话，小平同志亦不便多说”。〔43〕
彭德怀的信中主要讲了两部分内容，一部分肯定了一九五八年“大跃进”的成绩，另一部分提出了如何总结工作中的经验教训。彭德怀在信中指出：现时，我们在建设工作中所面临的突出矛盾，是由于比例失调而引起各方面的紧张。就其性质看，这种情况的发展已影响到工农之间、城市各阶层之间和农民各阶层之间的关系，因此，也是具有政治性的。他还说，过去一个时期，我们的思想方法和工作作风方面，也暴露出不少值得注意的问题，主要是：一、浮夸风气较普遍地滋长起来，二、小资产阶级狂热性使我们容易犯“左”的错误。〔44〕正是这后一部分内容，使毛泽东十分生气，出现了意想不到的结果。
七月十六日，毛泽东对会议作出新的部署。他连续给刘少奇、周恩来、杨尚昆写了两封信。在前一封信中，毛泽东写道：“建议北京来的同志参加各大区小组的，即日改换一下，例如：参加华东小组的，改为参加中南、华南联合小组或他区，参加西北小组的改为参加华东或他处，如此类推。今日立即排出一个新表，明日起，照新表办事。这样做，见闻将广博多了，可能大有益处。”〔45〕后一封信写道：“在北京的人，例如彭真、陈毅、黄克诚、安子文，若干部长，三委（指计委、建委、经委——编者注）若干副主任（不要太多，十人左右即可。）是否可以请他们来此参加最后一天的会议？主持北京的工作，则由此间调动几位同志回去。”〔45〕同一天，毛泽东将彭德怀的信印发给会议各小组讨论，但他并没有立刻表示自己对这封信的态度。
在分组讨论彭德怀的信的过程中，许多人同意彭的意见。例如，张闻天说：“这份意见书提出了一些问题，中心内容是希望总结经验，本意是很好的。但是从各方面的反映看，不少同志似乎对彭德怀同志这个出发点研究不多，只注意了他这封信中的一些具体说法。其实，他的信是好的，是肯定了成绩的。他说，成绩是基本的。这同大家说的一样。至于个别说法，说得多一点少一点，关系就不大。”〔46〕又如，后来被通知上山参加会议的黄克诚，在比较全面地阐述自己的观点时也表示支持彭德怀的意见。〔47〕
会议中出现的这些情况，再联系到当时党内外的一些尖锐意见，以及赫鲁晓夫在波兰对中国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公开批评，使毛泽东感到非常不安，他在一次讲话中说：“吃了三次安眠药，睡不着觉。”〔48〕七月二十三日，毛泽东召集全体会议，讲了一番话，尖锐地批判彭德怀的意见书。他说：“我劝一部分同志讲话的方向问题要注意。讲话的内容我看基本正确，部分不妥。要别人坚定，首先要自己坚定，要别人不动摇，首先要自己不动摇。这又是一次教训。这些同志，据我看不是右派，是中间派，不是左派。我所谓方向，是因为一些人碰了一些钉子，头破血流，忧心如焚，站不住脚，动摇了，站到中间去了。究竟中间偏左，偏右，还要分析。重复了一九五六年下半年一九五七年上半年犯错误的同志的道路，他们不是右派，可是自己把自己抛到右派的边缘去了，距右派还有三十公里。”〔48〕最后那一句，事实上是又一次点了周恩来和陈云，并且把这两件事联系起来了。这个讲话引起极大的震动，扭转了会议的方向。彭德怀在自述中写道：“自主席批判了我那封信以后，会议的空气就变了，我的情绪也是紧张的。”〔49〕
那时，周恩来正召集各部开会，讨论计委提出的今明两年的计划安排，落实各项主要指标。他还在考虑如何处理当前财政金融情况的意见。周恩来紧抓指标落实的问题，也遭到一些人的指责，说落实指标就是泄气。七月二十一日，周恩来还召开国务院各部长汇报会，有针对性地谈到落实指标是不是泄气的问题。周恩来说：我看不是。落实指标就是要把到底能跃进多少回答一下。他指出：“我只是把问题摆出来，并不是散布悲观情绪。我这个人这一点还有一点干劲吧，总是想搞好吧？尽管犯过保守主义的错误，但是，你总是要搞好。现在是机不可失，时不再来。”“总要提出个意见。更具体的步子、意见还要回到北京，回到各部，回到各省，但是最后总要定下来。过去总书记下决心，现在总书记不在，我们要分劳。所以，我把问题摆出来，大家想一下。”〔50〕
会后，周恩来又把计委、经委的负责人留下来，开了个小会，要大家讨论一下当前的经济形势，提出些主张，以便在大会结束前向大家交代。周恩来在会上说：“主席对大家的谈话，有的是启发性的，有时是征求意见性的。大家听到以后，不加思考，就以为件件都是主席的决定，就照样传达执行。这样一来，以后主席就不好随便给大家谈话了，那主席的日子还怎么过法？见了面只好今天天气哈哈哈，或者只有考虑成熟了，一开口就宣布命令。那党内还有什么民主呢？！这实际上等于封锁主席嘛！”接着，他又指出，去年的一千零七十万吨钢，本来主席是提出来问问的，我们没有经过多少调查研究，全党就行动起来，这是一个严重的教训。参加这次会议的谷牧后来说：“总理讲这番话的时候，神情很严肃，也显得很激动。”〔51〕
对彭德怀的意见书，周恩来最初并不认为有多大问题，更没有料到这件事会引起那样大的一场政治风波。李锐回忆：“七月十九日或二十日，晚上跳舞时，我坐在周恩来的旁边，我有意问道：你看彭总的信怎么样？周恩来说：那没有什么吧。意思指这是一种正常的情况。”〔52〕周恩来在另外的场合讲过：彭总的信确实反映了一些实际情况。〔53〕直到二十三日毛泽东讲话前，周恩来还没有完全意识到问题的严重程度。那天下午，周恩来同国务院副总理座谈时碰到彭德怀，谈到那封信。周恩来对彭德怀说：“主席说了，基本是好的，方向不大对。当然，他没有指名。要注意，也没有什么了不起。你还没有到反冒进的那个情况，有那么一个趋势。你停止了，认识了就是了。这个批评也很好。”〔54〕
在这次会议上，周恩来讲话中没有再涉及彭德怀的那封信，他主要谈的还是生产中的问题和落实指标问题。周恩来再次强调摆问题是为了解决问题。他说：“我希望把落实跟泄气两件事区别一下，不要说数字稍微降低一点就是泄气。”他还指出：“不平衡的情况非常严重，不落实。如果这一点不解决，会糊里糊涂到年底，各个方面紧张。知道了，我们不向中央和各省委书记说，那真是有亏职守，对不住党。主席要求综合平衡，但是比例关系失调；主席要求留有余地，但这个本子（指冶金部关于生产安排的报告——编者注）上没有留有余地，把一切都打得满满的。只靠干劲，只能冲出一点来，干劲必须落实。”接着，周恩来具体分析这份报告，指出其中的问题，说他和毛泽东最担心的问题是钢铁指标完不成：“钢材不够，怎么达到生产指标？怎么不急？”周恩来提出，钢材不要按八百五十万吨设想。并且说明：“我不妨碍积极性，如果王鹤寿到年底能生产九百万吨钢材，我举双手鼓掌。”至于这些钢材怎么分配，周恩来认为，首先要满足生产的需要，要减就减基建。他说：“只有这么多米，只能做这么多饭。这样调整的结果，一定要有一部分厂血淋淋地下来，那没有办法。如果现在还不下决心，将来赤字一定出现。因为将来工业的欠款都是要转到财政上的。现在已经看出这个情况了，如果还不解决，就有点犯罪的样子。所以，非当机立断不可。”
周恩来谈到这些情况时，彭德怀在一旁说：“你这个东西为什么不到大会上讲一讲呢？”周恩来回答说：“你不晓得，开始讲，好像我这净是诉苦的事情，误会成为泄气就不好。”“这是方法。不是一九五六年犯了反‘冒进’的错误吗？冲口而出没有准备好，跑到二中全会讲那么一通。应该谨慎吸取教训嘛。今年你代替我了。”通过这番话，人们不难理解，庐山会议期间周恩来对形势有着和彭德怀类似的看法，但没有采取和彭德怀相同的做法。
七月二十六日，毛泽东批示印发“关于一封信的评论”，这封信是六月九日由原国家计委基本建设局副局长、后调任东北协作区综合组组长的李云仲写给毛泽东的。信中直言不讳地指出经济建设中出现的种种问题，认为“一九五七年的整风运动和反右派斗争的收获巨大，但同时‘左’倾冒险主义、机会主义的思想却有所抬头，主观主义的思想作风也有所发展，可否考虑在党内，用和风细雨的方法，用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方法，总结一些经验教训”。〔55〕毛泽东认为，作者的意见是“中肯”的，但却是“错误”的。他在对这封信的批语中写道：“现在党内党外出现了一种新的事物，就是右倾情绪、右倾思想、右倾活动已经增长，大有猖狂进攻之势。”他说：“我们不怕右派猖狂进攻，却怕这些同志的摇摆。因为这种摇摆，不利于党和人民的团结，不利于全党一致地鼓足干劲、克服困难、争取胜利。”〔56〕
从这天开始，会议对彭德怀的批评进一步升级。在各小组的讨论中，一些人上纲上线，错误地攻击彭德怀在“历次革命的紧要关头都是动摇的，他总是站在错误路线的方面。这次他为首反对党的总路线，决不是偶然，而有其历史根源的”。〔57〕在这种气氛下，人们很难再表示不同的意见。
周恩来怎样面对这种突然变化的形势呢？七月二十六日下午，他召集国务院各部部长、副部长座谈会。经历过“反冒进”受到严厉批评的周恩来这时坚持两点：一点是在政治上维护总路线，另一点是实事求是地抓工作。用周恩来的话说，这两点“一个是政治方向，一个是工作态度”。他说：“政治方向是第一位的问题，是思想性、政治性、路线性的问题，工作态度是第二位的问题。当然，我们做工作的人，执行总路线的人，如果对总路线怀疑，他的工作就是另一个态度。工作态度和政治方向又要联系又要区别。”周恩来以李云仲的信为例说：“这封信有两部分，主要的政治方向是错的，另一部分，对计划工作提的意见有许多值得重视。主席把这封信作了个分析，这是个党内同志，他否定总路线，几乎否定一切，但是他提出了问题。”〔58〕
关于政治方向问题，周恩来强调总路线是完全正确的，动摇总路线有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认为什么都不行，几乎否定一切，或者是得失各半论；另一种是，看出在总路线的执行中发生了一些问题，不去解决，专说空话，可以熟视无睹，可以放心得下，这同样是动摇总路线，也是一种右倾。周恩来强调：“我们一定要注意，我们正是拥护总路线，我们就应该采取积极的态度来解决一些出现的问题，看到将要出现的问题，可能出现的问题，而不是说空话。列宁常说，好听话少说一点，具体工作多做一点。主席也常这样说。”他还联系到自己在一九五六年的“反冒进”问题，说：“那次错误就是因为急躁，是思想上的问题，认识上的问题，领导的错误，方针的错误。但是有一点我得说，那个时候的确自己以为是焦心如焚，急得很。第二，我还是把自己放在里头，我倒不是站在局外的。这一点，我想跟我共事的人知道，我还是想解决问题的，所以才敢跑到全会上讲那么一段。”周恩来说，由于那次教训，“这次看问题就比较深刻了”，“发现这些缺点、错误，我们应该站在局内，解决纠正，这才是拥护总路线”。
关于工作态度，周恩来指出正是因为要忠实地执行总路线，全面地执行总路线，正确地执行总路线，我们在会外还要做一种工作，就是算账。他说：
“我是提倡算账的。”中央决定把指标改下来，“可是我们做具体工作的，我们政府工作，还没有把问题搞得很落实。许多问题还在本本上，在我们的文件来往上。生产指标是否能够实现，现在还存在着问题，计划还不切实，生产的组织还不切实”。“如果我们不解决这些问题，尽管中央定了六月十三日这个方针数字，可能到年底会出现非常不平衡的现象。”
“我们应该采取认真严肃的态度，采取积极苦干的态度，决不被这个困难吓倒。我们不怕面对出现的事实，要敢于面对缺点、困难。”“现在怕的是大家不愿意把问题端出来。”
“从上海会议以后，六月十三日政治局会议以后，我们有一部分放心的心理”，“这个我是不安的。我现在不责备任何人，我首先责备我自己，因为我看到一点，我不安，不安了半年。我不安，绝对不是对于总路线的动摇，我正是说总路线这么正确，为什么我们没有搞好，我们可以这样放心呢？总路线难道说就是这样执行？”
“在工作中就应该采取积极态度，不是说空话，而是面对铁的事实，然后找出办法来解决，不能这样疲疲沓沓、松松懈懈地过去。武昌会议，大家看出来了，高指标不行。但拿基本建设来说，我跟几个部长交换意见，到最后大家都承认，还是在今年三千万吨、明年五千万吨、一九六二年八千万吨钢的基本建设摊子上削一点，切一点，不是从战略上重新设想、布局。怎么能够这样安心下去呢？如果我们再这样，这次庐山会议还不把这个问题讲清楚的话，到年底就会出现更多的不平衡的现象，各种失调的现象。”
周恩来认为如果去年十一月，“大跃进”高潮刚刚三个月，我们还不可能预见现在这种情况的话，那么，我们现在就应该想到明年，想到一九六二年的问题。〔58〕
当时，会议已经被“左”的情绪笼罩的气氛下，周恩来这样提出问题是十分必要的，也是不容易的。正如一位参加会议者所评论的：“周恩来是当家人，他不能空谈总路线正确，空谈九个指头与一个指头，在庐山自始至终务实。他知道北京来的人的心理，着急的是今年指标如何落实，如何完成。他对此是一直不安的，也可以说是忧心如焚的。这篇讲话，言词之间，可以见到内心的矛盾。值此批斗升级、对事又对人之际，他一方面要保卫总路线，遵从毛泽东的指示和意图；另一方面要保证工作正常进行。既要务虚，又要务实。要正视困难，又不能为困难吓倒。他已感到即将出现他不愿出现的巨大风暴，要大家把工作做好。”〔59〕
对一些临时被召上山汇报工作的人，周恩来给予了特别的关心，担心他们不明情况，说错话，受到冲击。袁宝华回忆：“那时我在冶金部工作，国务院通知我上山汇报全国钢材平衡情况。上山后的当天晚上就参加了国务院各部门到会人员的会议，周恩来及时向我们讲了会议发展的情况，给我们打了招呼，使我们避免了在那样一个政治风浪中犯‘错误’。”〔60〕对在会上比较激烈地发表过反“左”言论的各部委一些负责人，周恩来、李先念指定他们立刻返回北京。当时任财政部副部长的戎子和回忆：“于是，我和段云、陈国栋等同志都悄悄地回到北京。显然，恩来和先念同志是在保护我们。”〔61〕
七月二十八日，周恩来召集国务院计委、经委、建委负责人开会，对工业、基建、运输、财政、金融、粮食等工作做了全面安排。他特别指出，钢铁指标和基建项目过多，出现了一些不平衡，比例关系失调，所以要削下来，要求大家“一边落实，一边反右。落实是落在可靠的基础上，还要鼓足干劲”。他说：“这个斗争过了关以后，大家应该同心同德，群策群力，不要互相埋怨，不要再做检讨，以后再不说了，就是要实干、苦干，再不说空话了。”〔62〕
八月初，庐山会议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在七月二十九日的大会上，毛泽东曾提出，是否召开一次中央全会，目的是做两件事：一件事是改指标。毛泽东说，武昌会议定的指标是达不到的，达不到就要改。但是，这个指标是人大会议通过的，要改，需要通过中央全会才能决定。第二件事是解决路线问题。毛泽东说，究竟采取一条什么路线为好，现在要回答这个问题，开一个中央全会来再扯几天。方法是“开门见山，不搞外交辞令。横直讲老实话，疙瘩不解开，不好工作”。〔63〕
八月二日至十六日，中共八届八中全会在庐山正式召开。
为了开好这次中央全会，中共中央在七月三十一日和八月一日先后两次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议进行讨论，周恩来出席了会议。会议的大多数时间是毛泽东讲话，批判彭德怀。他谈到彭德怀的历史情况，特别是谈到一些关键时期的情况时，彭德怀进行了解释。周恩来讲话很少，只是在插话中，批评彭德怀骄傲，不同意彭讲的“驯服”就是没有“骨头”的观点。他认为：所有领导同志都要驯服，否则如何胜利？七月十七日刚刚上山的林彪在发言中措辞激烈，说彭德怀有“野心”，并指责他的那封信是有准备、有组织、有目的的活动，是反党中央、反总路线、反毛泽东的活动，是一个纲领性的东西。林彪的“这个发言很厉害，以后成了定性的基调”。〔64〕常委会决定，中央全会的任务就是要按照毛泽东提出的为保卫总路线、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反对党的分裂而斗争。斗争的对象不仅仅是彭德怀，而且包括支持他意见的人，如张闻天、黄克诚、周小舟等。因为一些中央常委上山比较晚，八月四日晚，由刘少奇主持，周恩来等参加，向晚上山的人传达了前一阶段庐山会议的情况和常委会的精神。
从八月三日开始，用了几乎一周的时间进行六个小组（后来合并为三个小组）的分组讨论，揭发批判以彭德怀为首的，包括张闻天、黄克诚、周小舟等在内的所谓“军事俱乐部”。会议的气氛相当紧张。黄克诚后来回忆说：“我平生受过无数次斗争，感到最严重，使我难以支持的，还是庐山会议这一次。我一向有失眠症，经常吃安眠药，但最多不过两粒。这时，每晚吃到六粒，还是不能入睡。”〔64〕在这期间，周恩来先后参加东北小组和西北小组，也对彭德怀进行了批判，还同彭真、胡乔木、陈伯达、王稼祥一起讨论了关于彭德怀所犯“错误”问题的决议草稿。八月十一日，毛泽东在分组讨论的基础上把对彭德怀的批判进一步升温。接下来的几天，由彭德怀、张闻天、黄克诚等做检讨。八月十六日，八届八中全会闭幕。
对庐山会议上这场反右倾的斗争，毛泽东作出影响深远的错误结论。他说：“庐山出现的这一场斗争，是一场阶级斗争，是过去十年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两大对抗阶级的生死斗争的继续。”“党内斗争，反映了社会上的阶级斗争。”“因为社会矛盾是由隐到显的。人们对于社会主义时代的阶级斗争的理解，是要通过自己的经验和实践，才会逐步深入的。”〔65〕这就把党内不同意见的争论，提到了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的高度。全会通过了《为保卫党的总路线、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而斗争》的决议和《关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的错误的决议》。后一个决议在一九六七年八月十六日才公开发表。全会还通过了《关于开展增产节约运动的决议》，并根据周恩来等“算账”的结果，调整了一九五九年的经济指标，钢产量调整为一千二百万吨。
八月十七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央工作会议。会上宣布了政治局常委会关于人事安排的意见：一、决定撤销彭德怀国防部长和中央军委委员的职务；二、决定撤销黄克诚国防部副部长、总参谋长、中央军委委员和秘书长的职务；三、决定林彪为中央军委第一副主席兼国防部长，贺龙为中央军委第二副主席，聂荣臻为中央军委第三副主席；四、决定罗瑞卿为国防部第一副部长、总参谋长、中央军委委员和秘书长；五、撤销张闻天外交部副部长职务。
同一天，周恩来和彭真召集林铁、曾希圣、陶铸、王恩茂等一些大区负责人开会，布置庐山会议结束后的工作，要求他们回去后与中央密切配合，认真传达经过庐山会议调整的生产指标，在反右倾鼓干劲的精神鼓舞下，保证各种指标能够完成或接近完成。周恩来说：“不要这一次说了以后，到年底又要来个批评，来个检讨，这个事情希望靠大家。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我这个人心里并不是说愿意总是这样去检讨。”他还说：如果有困难，“直接打电话到我的办公室。二十四小时，我那个地方电话不断的，就帮你们解决困难嘛”。〔66〕
八届八中全会结束后，全国各省、市、自治区，中央军委，各大军区按照中共中央的部署，猛烈开展“保卫党的总路线、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这场斗争“在政治上使党内从中央到基层的民主生活遭到严重损害，在经济上打断了纠正‘左’倾错误的进程，使错误延续了更长时间”。庐山会议的结果是周恩来没有料到的。当年在他身边工作的李岩后来回忆说：“我们看到总理的心情非常沉重，忧心忡忡，很少发表意见。”〔67〕
八月十九日，周恩来回到北京。当时，中央军委扩大会议正在北京举行。二十四日，军委主席团指定由周恩来在会上作《关于彭德怀同志历史问题的报告》，传达了中共中央八届八中全会对彭德怀所作的错误批判。随后几天内，周恩来又先后向最高国务会议、国务院全体会议和全国人大常委会报告了当前的经济形势以及一九五九年国民经济计划主要指标的调整方案。八月二十六日，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五次会议通过了一九五九年国民经济计划主要指标和开展增产节约运动的决议。
由于陈云、邓小平在这段时间内一直在生病，因此，庐山会议期间，毛泽东再三提议，会后由周恩来负责抓一下一九五九年的计划、生产和建设问题。〔66〕这时，离年底只有四个月了，毫无疑问，这是一项非常艰巨的任务，再加上中印边界又发生了武装冲突，周恩来还要花相当的精力去处理这个问题，真是困难重重。但是，正像周恩来自己所说：“对困难，我从来没有投降过。”〔58〕他一如既往地同时挑起了处理经济和外交工作这两副重担。
【参考文献】
〔1〕周恩来致邓颖超的信，1958年11月17日，手稿。
〔2〕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58年11月21日。
〔3〕周恩来在民主人士座谈会上的讲话，1958年11月29日。
〔4〕毛泽东在中共八届六中全会上发言记录，1958年11月30日。
〔5〕周恩来在中共八届六中全会上发言记录，1958年11月30日。
〔6〕李岩：《足迹遍天涯，春风送万家》，《周恩来和他的秘书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2年3月版，第73页。
〔7〕周恩来视察河北各县时的谈话记录，1958年12月24、25日。
〔8〕苏斯洛夫同周恩来谈话记录，1959年1月24日。
〔9〕周恩来同苏斯洛夫谈话记录，1959年1月24日。
〔10〕中苏两党会谈记录，1959年1月25日。
〔11〕周恩来会见金日成谈话记录，1959年1月25日。
〔12〕周恩来会见印度共产党代表团谈话记录，1959年1月29日。
〔13〕毛泽东为在郑州举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写的纪要，1959年3月5日，手稿。
〔14〕《毛泽东和他的秘书田家英》（增订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8月版，第58页。
〔15〕毛泽东致刘少奇、邓小平等的信，1959年3月1日，手稿。
〔16〕周恩来致邓颖超的信，1959年3月18日，手稿。
〔17〕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6月版，第830页。
〔18〕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6月版，第831、832页。
〔19〕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记录，1959年4月30日。
〔20〕陈云致毛泽东的信，1959年5月15日。
〔21〕陈云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59年5月11日。
〔22〕吴冷西：《忆毛主席》，新华出版社1995年2月版，第133页。
〔23〕周恩来关于总理和8个副总理分别到9个产铁重点地区视察的报告，1959年5月17日。
〔24〕周恩来致邓小平并中央书记处的信，1959年5月15日。
〔25〕周恩来视察河北工作时的谈话记录，1959年5月23、24日。
〔26〕周恩来致邓小平转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报告，1959年6月1日。
〔27〕周恩来召开邯郸地区13个炼铁厂的党政负责人座谈会时的谈话记录，1959年6月4日。
〔28〕周恩来视察华北药厂时的谈话纪录，1959年6月9日。
〔29〕周恩来视察石家庄时的谈话记录，1959年6月8日。
〔30〕周恩来会见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札夏迪科谈话记录，1959年6月17日。
〔31〕贾拓夫传达中央书记处会议情况记录，1959年6月。
〔32〕周恩来在国务院各部部长、副部长座谈会上的发言记录，1959年7月26日。
〔33〕周恩来致杨尚昆的信，1959年7月1日。
〔34〕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6月版，第850页。
〔35〕周恩来在庐山会议华东组的发言记录，1959年7月6日。
〔36〕毛泽东在庐山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59年7月10日。
〔37〕刘少奇在庐山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59年7月10日。
〔38〕周恩来在庐山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59年7月10日。
〔39〕周恩来在庐山会议财政金融座谈会上的发言记录，1959年7月12日。
〔40〕刘少奇在庐山会议财政金融座谈会上的发言记录，1959年7月12日。
〔41〕庐山会议简要记录，1959年7月12日。
〔42〕《彭德怀自述》，人民出版社1981年12月版，第275页。
〔43〕周小舟致毛泽东的信，1959年8月13日，手稿。
〔44〕彭德怀致毛泽东的信，1959年7月14日，手稿。
〔45〕毛泽东致刘少奇、周恩来、杨尚昆的信，1959年7月16日，手稿。
〔46〕《张闻天选集》，人民出版社1985年8月版，第504页。
〔47〕《黄克诚自述》，人民出版社1994年10月版，第250页。
〔48〕毛泽东在庐山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59年7月23日。
〔49〕《彭德怀自述》，人民出版社1981年12月版，第270页。
〔50〕周恩来召集的几位部长的座谈会记录，1959年7月21日。
〔51〕谷牧：《回忆敬爱的周总理》，《我们的周总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1月版，第8页。
〔52〕李锐：《庐山会议实录》，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11月版，第119页。
〔53〕访问李岩谈话记录，1986年8月1日。
〔54〕周恩来同国务院副总理的座谈会记录，1959年7月23日。
〔55〕李云仲致毛泽东的信，1959年6月9日，手稿。
〔56〕毛泽东在李云仲1959年6月9日写给他的一封信上的批示，1959年7月26日，手稿。
〔57〕柯庆施在庐山会议的发言记录，1959年7月30日，庐山会议简报第44号，1959年7月31日。
〔58〕周恩来在国务院各部部长、副部长座谈会上的讲话记录，1958年7月26日。
〔59〕李锐：《庐山会议实录》，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11月版，第165页。
〔60〕袁宝华：《周恩来同志领导我们搞经济工作的几件往事》，《气们的周总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1月版，第150页。
〔61〕访问戎子和谈话记录，1987年2月27日。
〔62〕周恩来在计委、经委、建委负责人会议上的谈话记录，1959年7月28日。
〔63〕毛泽东在庐山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59年7月29日。
〔64〕《黄克诚自述》，人民出版社1994年10月版，第256、258页。
〔65〕毛泽东为《马克思主义者应当如何正确地对待革命的群众运动》小册子写的批语，1959年8月16日，手稿。
〔66〕周恩来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59年8月17日。
〔67〕访问李岩谈话记录，1986年8月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