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个原因是，一九五九年起连续两年的严重自然灾害。一九五九年初春，在河北、山西、内蒙古、陕西、甘肃、宁夏、青海、山东、江苏、安徽、福建、河南、湖北、湖南、江西十五省出现春荒，在河北、山东等五省出现严重缺粮情况。周恩来收到中央救灾委员会办公室送来的两件灾情报告后，十分重视，立即送给毛泽东等传阅。毛泽东阅后建议：在三日内，用飞机将这两个文件送到十五个省的第一书记手中。为引起各省的注意，毛泽东还在两份文件上安了一个总题目：“十五省二千五百一十七万人无饭吃大问题”。〔37〕周恩来亲自给各省第一书记写了一封信，信中指出：“这两个文件中反映的情况，有些地方一定已经处理，或者正在处理；可能有些地方的当地领导人还不知道，因而还未处理；也可能有些地方的实际情况与反映的情况不尽符合。请你们收到这两个文件后，迅即核实情况，采取措施，调运粮食，以解除两千五百一十七万人暂时缺粮的紧急危机。”〔38〕这一年的灾荒所影响的还是农村的一部分地区，没有发展到全国规模，它的严重程度仍多少被掩盖着，容易被看作一时或局部的问题。到一九六○年，情况就大不相同，灾情比一九五九年严重得多。三月二十九日，周恩来收到习仲勋送来的一封群众来信，反映安徽和县铜城闸和无为县发生的“饿死人事件”和“田地荒芜”等问题。这时还在年初，尽管对情况的判断一时还没有把握，周恩来认为这封群众来信中反映的问题决不能忽视。他立即将这封信批给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要求他派人前往两县调查。周恩来在信中指出：“也许确有此事，也许夸大其词，但这类个别现象各省都有，尤其去年遭灾省份，更值得研究。”〔39〕到这年秋后，情况就很清楚了：全国仅受旱面积就达到六亿多亩，水灾面积有一亿多亩，再加上虫、风、雹等灾害共约九亿多亩，占全国十六亿亩耕地面积的一半以上。周恩来说：“这样大的灾荒那是我们开国十一年所未有的，拿我们这个年龄的人来说，二十世纪记事起，也没有听说过。”〔40〕而农村应付灾荒的能力已经十分虚弱。这一年的粮食产量原计划是六千亿斤，而实际上只有二千八百七十亿斤，比“大跃进”前的一九五七年还减少百分之二十六以上。
一九六○年的严重缺粮危机，同样突出地影响到城市。由于“大跃进”以来，工矿企业从农村大量招工，城镇人口急速猛增，一九六○年比一九五七年增加三千一百二十四万人，比一九五一年增加近一倍。这在一方面大大减少了农村劳动力，另一方面又大大增加了需要向农村多征购粮食才能养活的城镇人口，而粮食却没有那么多。据六月份国务院财贸办的一份报告中谈到：入夏以后，北京、天津、上海、辽宁等大城市和工业区的粮食库存非常薄弱，北京只能销七天，天津只能销十天，上海已经几乎没有大米库存，辽宁十个城市只能销八九天。在最紧张的日子里，京津沪库存只剩几千万斤，甚至还不到，形势十分危险。一旦发生断粮，后果不堪设想。另外，一九六○年粮食出口收购计划是一百亿斤，而到五月底只能完成三十多亿斤，在对外贸易方面也很被动。
如此严重的粮食危机，当时并没有向社会公开宣布，以免引起人心的普遍恐慌。这副沉重的担子，就压在作为政府总理的周恩来的肩上。周恩来的秘书李岩回忆：“各省市天天向中央告急，搞得总理吃不下饭，睡不好觉。”〔41〕为了救急，只能使用国家手中的为数不多的机动粮和进行地区间的调拨。这样，摆在周恩来面前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要做好全国范围的粮食调运工作。
这是一件异常繁重而又艰难的任务。以这一年第三季度为例，根据粮食部计算，国家要从有关省区调运六十点三亿斤粮食，用来保证京、津、沪、辽和出口的需要，“这是一压再压的最低限度的需要数字”。为什么必须调出这么多粮食呢？据粮食部门分析：第一，京津沪辽主要城市第三季度预计销售四十二点五三亿斤，九月末比六月末需要补充周转粮库存二点三七亿斤，共计四十四点九亿斤。这批需要的粮食除掉京津沪辽本身征购七点九亿斤外，其余的三十七亿斤必须依靠外省调入。第二，供应出口的粮食至少需要十二点五亿斤。第三，青海、西藏需要调入一亿斤，省与省之间的季节调剂和品种调剂需要九点八亿斤，共计十点八亿斤。这样大的调拨数字是历年所没有的，再加上当时全国可供粮食周转的库存十分紧张，只有三百亿斤，是统购统销以来最低的一年，而且许多粮食又存放在交通不便的地区，真是困难重重。
在那段艰难的日子里，周恩来亲自指挥调运粮食，被称为“粮食调度的总指挥”。根据周恩来的工作台历记载，那时，他每周要几次约粮食部门的同志谈话。当年任粮食部党组书记的陈国栋回忆说：“去总理处，主要是谈粮食问题。他一般都是晚上找我们去，地点经常是他的办公室。有时是晚上九十点钟或深夜十一二点去，谈到第二天凌晨三四点钟；有时是凌晨二三点才去。”〔42〕
周恩来在听取汇报时，总是自己用笔计算数字，算了一省又一省，算了一项又一项。各地库存有多少，每日销售多少，可以调出多少，粮食存放在哪里等等，他都要问得一清二楚。当时，各省的粮食供应都十分困难，包括一些产粮区也很紧张，请他们拿出一些粮食并不容易，需要实事求是地弄清情况，并做大量深入细致的说服工作。周恩来亲自同各省的领导干部谈话，要他们顾全大局，支持国家统一调拨粮食。有一次，中央向黑龙江下达调拨二十八亿斤粮食的任务，后来又增加二亿斤的调拨任务。省委书记杨易辰想不通，觉得黑龙江已经调出了不少粮食，为国家做出很大贡献，再要多调出两亿斤粮食，实在困难太大，如果省内粮食出了问题也无法向全省人民交代。因此，就向周恩来提出意见。杨易辰后来回忆说：
“总理表现出高度民主的作风。他并不打断我的话，也没有强迫我执行命令，而是耐心地听我讲完，然后循循善诱地与我谈，要树立全局观念，服从大局。黑龙江有困难，但其他省份更困难，很多省死了不少人，国家要拿出粮食来帮助他们。在这种情况下，只有全国上下团结一致，同心同德，才能渡过难关。每一个党员干部，尤其是领导干部，一定要顾全大局，以党和人民的利益为重，坚决支持和执行中央的统一部署。总理的一席话，使我深受教育。我感到自己确实是考虑本地区的利益多了，想整体的利益少了。思想通了，在行动上我坚决执行了中央的调粮计划，想办法做好各方面的工作，与全省人民一道完成了调粮三十亿斤的任务。”〔43〕
周恩来在调粮工作中从不主观臆断，而是事前做好充分的调查，做到心中有数。有一次，他到江西视察，江西省委负责人杨尚奎、刘俊秀等请他吃饭，当刘俊秀举杯向他敬酒时，周恩来笑着说：“江西对国家贡献是大的，特别是这几年暂时困难时期，又多支援了国家粮食，应该受到人民的表扬。俊秀同志，你要敬我一杯可以，但有个条件！”刘俊秀问：“有什么条件？”周恩来说：“干一杯酒，要增加外调粮食一亿斤！我们干三杯，增加三亿斤好不好？”刘俊秀说：“总理啊，国务院今年给我们的外调粮任务十二亿斤，我们保证一粒不少，坚决完成，再增加三亿斤就是十五亿斤了，怕有些困难啊……”周恩来接着说：“我有调查，江西老表口粮水平比较高，还有储备粮，比严重缺粮的晋、冀、鲁、豫好多了。增加三亿斤虽有困难，还是可以的。”听周恩来这么一说，刘俊秀痛快地答应了。他后来在回忆文章中写道：“总理兴奋地拿起酒杯与我们连干了三杯。后来经过省委研究，同意周总理的意见，决定增加三亿斤外调粮，作为光荣的政治任务来完成。各地群众爱国热情很高，交售粮食很积极。当全省完成十四亿六千万斤外调粮时，中央来了电报说，现在到了七月，新粮已上市了，另外四千万斤不再调了。”〔44〕
在调粮的过程中，周恩来也十分体谅地方的困难，对确有难处的省份，周恩来给予了最大的帮助。例如四川原来一直是粮食调出省，由于一九五八年大炼钢铁，误了农田的收割，以后又高估产，再加上自然灾害，产量大幅度下降，造成粮食紧张。周恩来立即指示，停止外调粮食，省内自己调剂。后来，四川粮食告急时，周恩来又紧急调粮支援四川，帮助他们渡过难关。
要做到在全国范围内合理地调拨粮食，必须对各省粮食的真实情况心中有数，因此，周恩来设计了一种《中央粮食调拨计划表》，上面按期记载着各省市的粮食收购、库存、销售和调拨数字，中央粮食收支情况等，看起来一目了然。这张表比较长，所以又被称为“哈达表”，周恩来总是看得很细，记得很牢。他通过这张表随时掌握动向，部署粮食工作，检查粮食政策的执行情况。当他到各省视察时，有时对这个省的粮食情况比当地的领导干部还了解得更清楚。周恩来还经常召开省、县一级的干部座谈会，通过这种方式核实粮食生产的真实情况。一九六○年核实粮食产量时，粮食部预计只有两千八百多亿斤，缺粮问题相当严重。但是，有些地区受到浮夸风的影响不肯承认粮食少了。周恩来听取汇报后明确表示：农业生产的情况如何可以各说各的，但全国粮食收支计划必须按粮食部门的数字安排。他同意和支持粮食部提出的对全国农业生产队的粮食实行够秤入仓的办法。当时担任粮食部副部长的杨少桥回忆说：“通过对一九六○年产量的逐步核实，大家的头脑比较清醒了。一九六一年以后的估产就比较接近实际，并留有余地，这对合理安排粮食购销和调整政策起了重要作用。”〔45〕
为了解决粮食调拨中的运输问题，周恩来还同外贸部商量，迅速进口一千二百多辆汽车交粮食部使用，大大增加了中央的运粮力量，在调运粮食中起了重要作用。
他还一再强调：现在农业第一，要加强农业生产第一线，无论如何城市建设不要再挤农村，相反，还要动员一些人回农村。
周恩来对粮食工作所以能够提出一系列正确的决策，在极端艰难的条件下一步一步地从困境中走出来，是同他对国家、对人民的高度责任感和深入细致的工作作风分不开的。当年在粮食部门工作的一些负责人回忆：
“周总理博闻善记，掌握着许多具体情况和信息数字。他要求我们讲真话、办实事。一次，总理请李先念同志、陈国栋和杨少桥同志商量粮食调拨计划，谈到夜里十一点。他说，你们先回去休息吧，这个计划表今晚要弄好，一会儿让你们计划司长来就可以。说完总理又忙于其他政务。当计划司司长周伯萍次日凌晨将这份材料送到总理办公室时，总理仍在伏案工作。他不顾通夜劳累，仔细审查了这份材料，连每一个附注都同周伯萍同志讨论一遍，然后才同意印发。一九六一年在广州召开中央工作会议时，有一次，总理同我们一起研究了分省的粮食调拨安排，排出表格，数字相加，发现有五千万斤差数不能平衡，一时查不出原因。总理戴上老花眼镜，在表格上，一个省一个省地核对，一笔一笔地计算。过了一会儿，总理问：‘当时研究调出时，给浙江省加上五千万斤，加了没有？’原来问题就出在这里，是我们漏记了。当即，加上这笔数，一打算盘，平衡了，这才松了一口气。总理办事认真，工作细致，待人平等，和蔼可亲，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46〕
在国民经济最困难的日子里，从五十年代以来在周恩来直接关怀下向香港市场供应鲜活冷冻商品的运输工作却一天都没有中断，并且得到逐步的改善。为解决货物运输中出现的问题，减少损失，铁道部和外贸部想了很多办法。一九六二年八月，开通了由武汉江岸车站直达深圳北站的向港澳供应鲜活冷冻商品的七五一次首列快运列车。当这趟列车开行一百列之际，周恩来指示铁道部和外贸部，“由上海、南京至深圳也应组织同样的快车”。根据这一指示，十二月十一日，铁道部又增开了分别由上海新龙华和郑州北站始发的七五三次和七五五次快车。至此，向港澳供应鲜活冷冻商品的三趟快车体系正式建立。三十多年来，这三趟快车成为保证港澳供应的“生命线”。
一九六○年底，随着灾情的日益严重和受灾范围的继续扩大，粮食收支逆差也不断扩大，单靠省与省之间的粮食调拨已经不能完全解决问题了。中共中央一方面发出一系列重要指示，号召全党：大办农业，大办粮食，发展生产，控制消费，低标准、瓜菜代，艰苦奋斗渡难关；另一方面根据周恩来和陈云的建议，决定进口粮食。这可不是一件小事，当时不仅在外汇和粮食来源上存在着困难，而且还要承担不小的政治风险。提出这样的建议没有足够的勇气和周密的计算是做不到的。正如当时任外贸部副部长的雷任民所说：“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吃进口粮是禁区，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周总理和陈云同志就是要突破这个禁区，解决国家的困难。”〔47〕
为什么要进口粮食呢？陈云是这样解释的：
“进来粮食，就可以向农民少拿粮食，稳定农民的生产情绪，提高农民的生产积极性。用两三年的时间把农业生产发展起来，国内市场问题也就可以得到解决。农民手头的粮食宽裕了，可以多养鸡、鸭、猪，多生产经济作物和各种农副产品，增加出口。总之，当前只有首先抓好粮食，整个局势才能稳定，同农民的关系才能缓和，而且多种经营也才能好转。没有粮食是最危险的。”“这是关系全局的一个重大问题。”〔48〕
十二月底，周恩来出访缅甸。行前，他在飞机场还在同陈云和外贸部部长叶季壮商量进口多少粮食，当时确定进口的数量是一百五十万吨。周恩来到昆明后，外贸部打来电话，说中央决定进口粮食二百五十万吨。当随同出访的雷任民将情况报告周恩来时，他很吃惊，立即打电话问陈云。陈云回答说：粮食太紧张了，要进口这么多才能渡过难关。一向考虑问题精细稳重的陈云都主张增加进口粮食，说明国内粮食紧张到什么程度。周恩来心里十分着急，很久没有说话。〔49〕
访问缅甸期间，周恩来一直在思考粮食问题。访问结束前一天，周恩来对雷任民说：你先不要回北京，直接去香港，确实搞清三个问题：一是能不能买到粮？二是运输问题能不能解决？三是中国银行能不能解决外汇问题？周恩来考虑问题确实周到，因为当时美国和蒋介石集团对中国大陆实行海上封锁，运输和资金问题显得特别重要。雷任民从香港回到北京后，立即向周恩来报告说，经香港华润公司和中国银行等单位研究后，货源、资金、外汇都可以解决。周恩来听后，又从各种角度向雷任民提出了许多问题，直到雷任民一一作了回答后，他的心才踏实下来。在购粮运输过程中，周恩来抓得很细、很紧，几乎每天晚上都叫雷任民去汇报粮食订购、运输到货、船只航行等情况。周恩来在事前还对价格进行了严密周到的计算，对大米和小麦的国际市场价格进行对比计算。当时，一吨小麦价格是六十多美元，大米价格是一百多美元，出口一吨大米至少可以换回一吨半小麦，这样进口小麦的量虽然大于出口大米量，但在金额上出与进相差不多。在周恩来的亲自督促下，不到两个月的时间，从加拿大进口的第一船粮食就到了天津港。
第二年三月，中共中央召开广州会议，决定增加进口粮食到五百万吨。从一九六一年至一九六五年连续几年中，中国每年进口粮食五百万吨。它占京、津、沪等几个大城市和辽宁省用粮总数的百分之七十至八十；买这批粮食需要五亿美元的外汇，在当时占中国拥有外汇总数的四分之一。为了解决外汇方面的困难，周恩来一方面请国家银行进行调剂，另一方面下决心压缩其他进口物资。五百万吨粮食在中国粮食的总量中比重虽然很小，但是在全国粮食的调节上却起了重大作用。它不仅减少了产粮区的调出，保证了重灾区的粮食供应，避免了京、津、沪、辽粮食脱销的危险，并且补充了部分国家库存。
国民经济好转后的一段时间内，中国继续进口粮食。周恩来认为这是对国家有利的，因为进口小麦供应北京、天津、上海、大连、广州等大城市，除有利于农民休养生息外，还可以减少从内地粮区运粮食到大城市的运输量，缓解运输的紧张状况，节省大量人力、财力；而且，小麦便于储存以备急需。相反，靠陆路将粮食从内地运到沿海大城市，运费就比较高了。曾任外贸部副部长的林海云说：“周总理想问题是相当周到和深远的。他是用战略眼光来分析、处理这个问题。”〔50〕
为了在那些艰难的岁月里，安排好全国人民的吃饭问题，周恩来真是日夜操劳，呕心沥血。翻开当年的历史档案可以看到，从一九六○年六月至一九六二年九月两年零四个月里，周恩来关于粮食问题的谈话有一百一十五次，从总理办公室退给粮食部办公厅的现在仍然保存的三十二张报表中，周恩来的笔迹有九百九十四处，仅《一九六二年至一九六三年度粮食包产产量和征购的估算》这张表上，周恩来用红蓝铅笔做的标记就有一百四十五处，调整和修改数字四十处，在表格边上进行计算六处，批注数字七十处，批注文字七处，整个表格密密麻麻地留下了他的手迹。正如当年参与粮食工作的负责人所说：“它生动地记载了总理在困难时期，为了解决全国人民的吃饭问题，所付出的心血。”〔51〕
由于粮食严重缺乏而相当普遍地发生浮肿病是在一九六○年初出现的。这年四月，中共太原市委第一书记、原总理办公室副主任李琦，到上海出席大中城市副食品会议途经北京时，最早向周恩来汇报了这个情况，引起周恩来的重视。〔52〕这年冬天，河南信阳地区出现在全国最严重的大批浮肿病人和非正常死亡，使周恩来更加感到痛心和焦灼。中共中央立刻派工作团前往信阳去处理这个问题。同时，周恩来指示卫生部全力以赴地研究防止浮肿病的办法。由于粮食大幅度减产的状况，即便做了极大努力，也不能在短期内得到解决。周恩来亲自和有关人员一起计算男女老少最低限度的营养需要，指示卫生部门研制代食品。在周恩来的督促下，卫生部组织专家协同有关部门试制出小球藻、人造肉等代食品。在一次国务院召开的会议上，周恩来带头品尝了这些代食品。十一月十四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立即开展大规模采集和制造代食品运动的紧急指示》，要求各地抓紧秋收完成的时机，广泛动员群众，采集和制造代食品；并根据科学院的建议，推荐玉米根粉等代食品。这些代食品很快得到推广运用。中共中央还决定成立了以周恩来为首，李富春、李先念、谭震林、习仲勋参加的“瓜菜代”领导小组，并设立专门办公室。同时，各地方也成立了相应的工作领导小组和办公室。为了防治和抢救全国大量的浮肿病人，周恩来还指示卫生部要有专人负责这件事。当时任卫生部部长的徐运北回忆：“卫生部立即建立了防病治病办公室，掌握疫情，组织交流防治经验，每周向周总理作一次书面报告，紧急情况随时向总理办公室电话汇报。在党中央领导下，全党努力战胜了严重灾害，度过了困难时期，数以万计浮肿病人得以治愈，众多干瘦病人免于死亡。这条战线的总指挥就是我们的周总理。”〔53〕
在最困难的日子里，周恩来和全国人民一起同甘共苦。他在家里很少吃肉。有一次，他听到河北省反映口粮中的红薯干的比例过大，就决定把薯干调到北京，适当搭配供应，并且带头吃薯干和其他杂粮。每次外出视察，周恩来都要向工作人员交代注意事项，要他们体谅地方的困难，不要搞特殊化，少吃肉、鸡蛋和油炸食品，不准摆水果，摆了要撤回。为了减轻地方的负担，他还让工作人员带上茶叶和饼干，作为工作夜餐。有一次，周恩来到长春视察，工作人员将周恩来的要求向地方的管理员讲了，他们硬是不听，结果，邓颖超只好自己出面，把管理员找来，将亲笔写的山珍海味不准吃，肉、蛋和油炸的东西少吃，一切按标准做的种种规定交给他。做饭的老厨师看到后十分激动地说：“我当了这么多年厨师，做了这么多年的菜，没少为大官掌勺。只见过点名要山珍海味的，还没有见过像总理这样这不准吃、那不准做的。”〔54〕
在困难时期，周恩来特别注意严肃党纪。一九六○年十月，调运粮食最紧张的时候，青海省一方面要求中央给他们调进粮食，一方面又给中央送来五万斤鱼。周恩来得到报告后十分生气，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提出了严厉批评。他说：“青海送中央五万斤鱼，简直胡闹。为什么要中央调粮又送鱼？请你（指李富春——编者注）起草通知，全国从今以后，不许送中央一针一线一条鱼，要做全面通报，严格禁止。本来禁了多年，自大跃进以来又起来了。这是走后门，不拿一个省开刀不行。”〔55〕
会后，周恩来指定习仲勋、齐燕铭、汪东兴、童小鹏、赖祖烈起草了《中共中央关于不准请客送礼和停止新建招待所的通知》。通知规定：一、一切单位都不准向任何单位和个人赠送礼物，也不准借用任何名义变相送礼；二、各厂矿、企业、人民公社试制成功的新产品，除对其直接主管部门可以送一份样品外，不许以献礼或其他名义赠送给上级机关或其他单位和个人；三、中央和地方各级负责人员下去视察工作或参观时，当地负责人不要迎送，严禁组织群众迎送。生活招待应当从简，并按标准收费、收粮票；四、精简会议；五、除必要的宿舍外，今后七年内，一律不准新建招待所和其他非生产性设施。周恩来在正文的“精简会议”后还加写：“凡不需要或者可以不开的会议，应当一律不开；凡可开可不开的会议，应当不开；凡性质重复、任务相同的会议，应当合并召开。”〔56〕
对中央提出的要求，周恩来总是率先执行。一九六一年初，淮安县委给周恩来和邓颖超送来一些家乡的土产。周恩来请秘书写信转告他们：“你县送给周总理和邓大姐的藕粉、莲子、馓子、工艺品以及针织品都已收到了。你们对周总理和邓大姐的热爱和关怀他们是知道的。但是，周总理和邓大姐认为，在中央三令五申不准送礼的情况下，你们这样做是不好的。现在周总理和邓大姐从他们的薪金中拿出一百元寄给你们，作为偿付藕粉、莲子、馓子、工艺品的价款，其他的一些针织品等以后有便人再带给你们。”周恩来还将中央关于不准请客送礼的通知寄给他们，请他们“仔细研究，并望严格执行”。〔57〕
对广大群众，周恩来十分关怀。当时，煤矿工人的粮食定量从六十斤降低到四十五斤，而且大部分是粗粮，其他副食品，如肉、酒、糖等供应也很少，工人的体力大大下降，难以担负繁重的劳动，严重影响煤炭生产。情况汇报到周恩来那里后，他多次召集国务院有关部委的负责人开会，反复进行研究，使问题得到妥善解决。井下工人的粮食定量恢复到每月六十斤，而且粗粮、细粮进行适当搭配，便于工人下井带干粮，其他酒、糖等井下工人生活必需品也得到适当解决。周恩来说，为井下工人祛寒，需要供应酒；并问清酿造一斤酒需要多少粮食，按供应酒的定量拨了粮食。周恩来听说东北生活用煤得不到保障，公共场所和一些室内气温很低，有些演员手脚冻得麻木而影响演出时，除了要求有关部门保证正常的煤炭运输外，还亲自动员沈阳军区用汽车帮助运落地煤和煤泥，保证他们生活用煤的最低需要。周恩来还给予知识分子特别的关心，他请国务院副秘书长齐燕铭起草了对在京的高级干部和高级知识分子在副食品供应方面给予照顾的有关报告，尽可能使他们多获得一些营养。
在极端困难的那些日子里，正是由于周恩来极端负责的精神、坚韧不拔的顽强意志和细致周到的工作，由于他同老百姓患难与共的精神，使许多人和党一起同心同德，共渡难关。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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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袁宝华：《周恩来领导我们搞经济工作的几件往事》，《我们的周总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1月版，第14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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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周恩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60年10月29日。
〔41〕访问李岩谈话记录，1986年8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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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杨少桥、赵发生：《周恩来与我国的粮食工作》，《不尽的思念》，中央文献出版社1987年12月版，第230页。
〔46〕杨少桥、赵发生：《周恩来与我国的粮食工作》，《不尽的思念》，中央文献出版社1987年12月版，第235页。
〔47〕访问雷任民谈话记录，1997年1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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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雷任民：《回忆周总理对外贸工作的关怀和指导》，《不尽的思念》，中央文献出版社1987年12月版，第254页。
〔50〕林海云：《关于周恩来外贸思想的片断回忆》，《不尽的思念》，中央文献出版社1987年12月版，第260页。
〔51〕杨少桥、赵发生：《周恩来与我国的粮食工作》，《不尽的思念》，中央文献出版社1987年12月版，第232页。
〔52〕访问李琦谈话记录，1996年12月25日。
〔53〕徐运北：《周总理领导我们开展人民卫生工作》，《我们的周总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1月版，第461页。
〔54〕成元功：《北京的老百姓能否吃到这样的菜》，《周恩来和他的秘书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2年3月版，第389页。
〔55〕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记录，1960年10月10日。
〔56〕周恩来在《中共中央关于不准请客送礼和停止新建招待所的通知》上的修改，1960年10月23日，手稿。
〔57〕国务院总理办公室致淮安县委的一封信，1961年1月16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