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工业方面出现的问题，周恩来一直十分关注。为了摸清工业情况，八届九中全会刚刚结束，在周恩来的关怀下成立了由各部负责人组成的专门研究工业问题的“十人小组”，成员包括薄一波、谷牧、王鹤寿、张霖之、吕正操、赵尔陆、刘澜波、彭涛、陈正人、孙志远。周恩来让“十人小组”在位于中南海北门斜对面的养蜂夹道设立一个办公室，大家白天到各部委上班，晚上集中在这里开会，研究问题。周恩来常常派他的秘书顾明到会，以便及时掌握情况。有时，他听了顾明的汇报后，还要立刻进一步追问。谷牧后来回忆说：“经常有这样的事情，我夜深回到家里，刚吃了安眠药睡下，案头的红机子又响了。一接电话，原来是周总理打来的；再看看手表，已是凌晨两三点了。”〔30〕
那时候，工业究竟应该调整到怎样的数字一时难以确定，但周恩来已经清醒地认识到工业发展的规模主要是由农业状况决定的。他说：“要使工业发展，我们就要认识工农业的关系，城乡关系，这是一个重要问题。拿马克思的话说，集中的一句话，就是农村能够供应多少商品粮给城市，就能够办多大的工业。”〔31〕
在周恩来督促下，经济和计划部门努力查清了几年来粮食生产的实际底数：一九五八年不是五千亿斤，而是四千亿斤；一九五九年不是五千一百亿斤，而是三千四百亿斤；一九六○年不是三千七百亿斤，而是二千八百七十亿斤；一九六一年夏收比上年又减少一百六十亿斤。农业情况见了底，工业困难的症结就暴露得十分清楚了：那种超越实际可能而在工业建设方面不断铺摊子的做法是行不通的，是难以为继的。为了取得可靠的发展先得作必要的收缩，这种暂时的后退正是更好地前进所必需的。在五月北京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周恩来明确地提出：农村经济需要恢复，城市的各个方面也要根据八字方针进行全面调整。他说：“现在的问题集中表现在速度上，中心是三年内要放慢建设速度。”〔26〕他斩钉截铁地指出：“现在光有冷静不行，还要有勇气。”〔26〕
与此同时，“十人小组”在调查中也切实感受到农业对工业的严重制约作用，他们把情况向周恩来作了汇报。谷牧回忆说：
“如‘保煤’问题，既需解决采掘机械，更需解决周总理已经指出过的劳动力问题。煤矿工人在井下作业，劳动强度很大，粮食定量低了不行。而且不仅是粮食，还需要一些像酒这样的特供品。矿工长年在井下干活，阴冷潮湿，不喝点酒不行。我们把这些情况都向周总理做了汇报。周总理决定：井下工人，每月保证粮食某某斤，供应白酒某某瓶。‘老大哥’的问题解决了，接着又冒出了‘老大嫂’的问题。原来，当年安徽、河北、河南等地农业遭灾，煤矿工人在农村的妻子儿女难以糊口，就跑到煤矿上去找亲人。煤矿工人不忍心看着自己的妻子儿女在一旁挨饿而自己一人吃饱，就得分出一杯羹给妻子儿女，这样，他们自己又吃不饱了，影响了体力。”
周恩来听到这些情况，心情沉重地说：“问题已经成了堆，不动大手术是不行了。”〔32〕所谓“动大手术”，就是要下决心根据农业所能承受的实际水平对工业进行全面调整。
八月二十三日，中央工作会议开幕的当天，周恩来到达庐山。
根据各地的反映，农业六十条初步贯彻执行以来，农村形势开始好转，农民的生活一般较上一年安定，生产普遍有了发展。经过退赔，大部分人相信，今后“你的就是你的，我的就是我的”，“像个过日子的样子了”。但是问题还存在，主要是许多地方群众留粮和国家征购的数字始终不能落实，而粮食生产虽稍有恢复，产量仍是很低的。群众反映：“千锤打锣，一锤定音”，“粮食问题不解决，条条是空的”。〔33〕因此，八月二十四日，邓小平在大会上宣布的会议第一项议程，就是周恩来作关于粮食问题的报告。
周恩来在报告中首先分析了全国的粮食形势，指出：今年的灾情比去年、前年都大，今年的收成，首先是夏粮低于去年，这是已经定局了的。所以今年到明年粮食年度的粮食供应还要紧。在这种局面下，周恩来认为“三定”还只能是“大死小活”，或者是“半死半活”。他说：“产量和征购一定要定死，但是超产的地区要多购一点，不能定死。”他说：农业恢复要三至五年，粮食仍然要低标准、瓜菜代，实行节衣缩食努力建设的方针。
同农村相比，城市潜伏着的危险更使周恩来担忧。他说：“现在看来，城市还没有发生问题，但是若不注意，可能发生难以预料的事情。我们必须预先觉察到城市还会紧一阵的，而城市如果乱了的话，各方面都会受到影响。农村只要我们的工作做得好，大问题完全可以避免，而城市现在的情况还不明。因此，现在的问题是，城乡都要兼顾。但是紧哪一头呢？这个问题，中央几次谈过，也向主席报告了，就是要紧农村，保城市。”“只顾农村，粮调不上来，城市供应不上，行不行呢？当然不行。是不是把城市解散，大家都回农村去，我们回延安去？这是没有一个人赞成的。”周恩来强调：为了解决城市问题，必须大力精减城市人口。“现在粮食情况很紧张，中央各部要帮助各省、市把厂矿的人员压下去，压人的事情要抓紧，城市长期这样多人是不行的。”〔34〕
八月三十日，会议通过了周恩来改定的《中共中央关于一九六一年到一九六二年度粮食工作的几项规定（草稿）》。规定强调：全党同志必须动员起来，根据城乡兼顾的方针，及时征购，同时安排，踏踏实实地做好粮食分配工作，保证完成粮食征购计划和粮食调拨计划，加紧压缩城市人口和城市粮食销量，切实安排好城乡人民生活，这是摆在全党面前的一项迫切的重大的经济任务和政治任务。
这次会议讨论的内容十分广泛，除粮食问题外，更着重的是工业、财贸和教育等问题。会议制定的《关于当前工业问题的指示》指出：我们已经丧失了一年的时机，现在再不能犹豫了，必须当机立断，该退的就坚决退下来，必须退够。所有工业部门，在今后七年内，都必须毫不动摇地贯彻执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必须以最大的决心，把工业的生产指标和基本建设的规模降到确实可靠的水平上；在工业管理中，要改变过去一段时间内权力下放过多、分得过散的现象，实行高度集中统一的领导。如果不下这个决心，仍然坚持那些不切实际的指标，既不能上，又不愿下，工业以至整个国民经济就会陷入更被动、更严重的局面。
会议还通过了《国营工业企业工作条例（草案）》（简称工业七十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直属高等学校暂行工作条例（草案）》（简称高教六十条）。会后，经中共中央批准，国家计委对八届九中全会所定的一九六一年计划作了很大幅度的调整，削减了一半上下：基本建设投资从一百六十七亿元降为八十七亿元，钢产量从一千九百亿吨降为八百五十亿吨，粮产量由四千一百亿斤降为二千七百亿斤。这次对计划指标的削减显示了不寻常的决心。当年年底计划执行的结果，同这些指标大体相符。
在这次会议上，周恩来仍是最忙的人。除了大会安排的日程外，他还经常利用午间休息和晚上召开会议，研究生产建设中的问题。据他当年的工作台历记载：会议期间，他九次约李富春、李先念、姚依林、陈国栋、雷任民等谈粮食问题；六次约宋任穷、黄火青、李富春、薄一波、谷牧、王鹤寿、张霖之等谈工业问题。他还多次出席政治局常委会，提出落实国民经济调整的方针是：“坚决退够、留有余地；重点调整、打歼灭战；综合平衡、全面安排；集中统一、分级管理。”这个方针得到毛泽东和与会者的赞同。九月十五日，他给毛泽东的信中说：“回北京后，要将重点调整煤炭生产和重点支援农业两项工作抓紧进行。”十六日，会议结束。十七日，周恩来下庐山，先后到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和南昌等地视察。十九日，从南昌飞抵北京。
回北京后，周恩来立刻着重抓了煤炭工业的调整。他说：“煤、钢是工业（生产）上的两匹马，煤比钢还重要。首先要把煤调整了，集中力量打歼灭战。”〔35〕在这次中央工作会议上，通过了周恩来审改的国家经委党组《关于九月份煤炭分配方案和第四季度煤炭分配意见的报告》。这个报告是煤炭部从八月中旬起就开始编制的，由于供需矛盾很大，虽经反复平衡，并同各地区、各部门一再交换意见，方案仍定不下来。在这次会上，周恩来亲自找有关地区、部门的负责人进行协商，才把方案最后确定下来。周恩来回到北京后又花了许多时间和精力来督促落实这个方案。
当时，山西煤炭的生产和调配是全国的重点，周恩来特别关心那里的情况，及时帮助他们解决困难。例如，山西在既搞粮食又搞煤炭的情况下，无法再从农村抽调大批劳动力补充煤矿。周恩来听说后，立刻从铁道部所属的一个工程局抽了两万人补充给山西的重点煤矿。当他得知山西重点煤矿工人口粮中百分之三十的面粉无法保障时，在全国粮食极端困难的情况下，立刻从库存中调出三千万斤小麦给以支持。他呼吁中央有关部门要更多地支持和帮助山西。当年在山西工作的池必卿十分感动地说：“这一切，都充分体现出周总理对经济调整中的关键环节和关键地方，不论在决策方面还是在执行方面，都是直接负责，亲自动手，有始有终，一抓到底的。”〔36〕
中国国内的困难到了什么程度？中国共产党究竟有没有能力战胜这些困难？一时也成为国际上普遍关注和议论纷纷的问题。周恩来从庐山回到北京的第三天，会见英国陆军元帅蒙哥马利。蒙哥马利对周恩来说：“西方有人说，中国现在正在走下坡路，人民在挨饿，他们要暴乱，中央的计划也松弛，总之，一切都不很好。我们到中国来就是想看看这些情况。但是，我所看到的情况却不能为那些说法提供证明。”他问周恩来：“西方人为什么要这么说，是中国有自然灾害，收成不好，便以为人民挨饿吗？我想西方这样说，唯一的理由是他们希望中国失败。所以，他们就说中国失败了。”周恩来回答说：“感谢你所做的观察和对我们的称赞。你在我们这里接触了现实。我们钦佩你公正的判断。当然你看到的是好的一面，我们的工作也还有缺点，也许你没有说，也许你还没有发现。有缺点是任何工作中的正常现象。缺点是经常会有的，是不可避免的。”〔37〕这种客观的态度，赢得了蒙哥马利的尊重。周恩来表示完全同意和支持蒙哥马利在陈毅宴请他的酒会上提出的三项基本原则。这三项基本原则是：大家都承认一个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承认两个德国。一切地方的一切武装部队都应当撤退到他们自己的国土上去。
九月二十二日，周恩来再次会见蒙哥马利，对他关心的问题一一做了回答。蒙哥马利问：“五十年后，中国将会很强大，将拥有十亿人口，那时，它想做些什么呢？”周恩来说：“我们将来的前途是共产主义社会，从我们入党的第一天起，我们就抱有这个理想。过去这只是一个模糊的理想，现在它还是一个理想，但是具体了一些，现在有了实现它的可能，但它还是遥远的。”蒙哥马利问：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区别究竟在哪里？周恩来指出，它们的区别表现在生产关系上，也表现在生产力上。他说：
在建设社会主义的过程中，有很长一段时间有两种所有制，一种是全民所有制，一种是集体所有制，此外还有一种是补充性质的个人所有制，如小商小贩或手工业者，或单独的个人中医诊所。在分配方面，社会主义的分配原则是各尽所能，按劳分配，一个人能做什么就做什么，我们按他生产的价值进行分配，不劳不得，多劳多得，分配的形式是工资。劳动关系，在建设社会主义的长期过程中，将逐渐使领导和被领导关系打成一片，发展平等的关系，就是长期的发展社会主义民主。这些工作做到最后，就自然而然地出现共产主义。到那时，城市和乡村的界线没有了，集体所有制变成全民所有制，也可能保留极少数个人所有制，不起决定作用。共产主义的分配原则是，各尽所能，按需分配，劳动关系更加平等。共产主义更发展时，甚至党组织和国家组织也会逐渐消失，这是最高理想。那时，只会有经济组织，最平等，也还要有些行政机构管理事务。但这需要物质极大地丰富，比美国现在还要丰富，要有极大的后备力量，才能按需分配。在物质基础上所反映出来的精神生活也更高得多，人的自觉性更高，不仅没有人剥削人，也没有人欺压人的现象，这才是理想的共产主义社会。这是我们现在所能设想的，将来我们的设想还会变化，比现在更具体、更好，这是下一代的事。〔38〕
十月十五日，周恩来应苏共中央的邀请，率领中国共产党代表团赴莫斯科参加苏联共产党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本来这次大会的中心议题是要通过苏共的纲领，但是，从会议一开始，赫鲁晓夫就把主要矛头指向因持有不同意见而未受到邀请的阿尔巴尼亚，把社会主义国家内部的矛盾再次公开暴露出来。这样，周恩来在十九日的发言中，增加了强调社会主义国家内部团结的内容。周恩来指出：社会主义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是由共同理想和共同事业联结起来的，是在共同斗争中巩固和发展起来的。维护这种团结是我们共产党人的国际主义义务。兄弟党、兄弟国家之间，如果不幸发生了争执和分歧，应该本着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精神，平等和协商一致的原则，耐心地加以解决。周恩来着重地说：对任何一个兄弟党进行不公平的片面指责，无助于团结，无助于问题的解决。把兄弟党、兄弟国家之间的争执公开暴露在敌人面前，不能认为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郑重态度。这种态度只能使亲者痛，仇者快。中国共产党真诚希望，有争执和分歧的兄弟党，将会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础上，在互相尊重独立和平等的基础上，重新团结起来。周恩来的讲话赢得全场大多数人的掌声。看到主席台上的赫鲁晓夫等没有鼓掌，“全场为之注目”，“赫鲁晓夫面红耳赤，表情沉重”。〔39〕
会议期间，周恩来同赫鲁晓夫等苏共领导人进行了九个小时的会谈，就斯大林问题、苏阿关系和苏共二十大等问题阐明了中国共产党的立场和态度。他还就社会主义建设问题谈了自己的意见。周恩来说：“每个国家，由于他们的具体情况不同，因此，他们在革命和建设中的做法也会有区别”，“但这不是说有几条道路、几个中心。道路只有一条，这就是十月革命的道路。不过具体做法可以不同，只要我们忠实于马列主义而不是修正主义，则可以将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与各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中国革命的经验对国际共运来说有一定的参考意义，但是只是有参考意义。各国党只有根据自己的条件，在马列主义的基础上，积累自己的经验，才能取得胜利”。〔40〕周恩来还分别会见了胡志明、黎笋、金日成等兄弟党领导人，在谈话中批评赫鲁晓夫的做法，强调兄弟党之间在对敌斗争中应该互相支持，兄弟党的内部事务不能干涉，兄弟党要保持内部团结。
由于苏共二十二大上出现的不正常状况，中共中央决定由彭真代理中共代表团团长，继续留在苏联参加这次大会，周恩来提前回国。周恩来向赫鲁晓夫告别时说：“目前，我们国内还很困难，去年遇到了那么大的灾荒，这一年我的头发白了很多，这次一定要赶回去。”〔40〕
【参考文献】
〔1〕周恩来在中共中央华北局汇报工作时的插话记录，1960年10月29日。
〔2〕周恩来在中直机关、中央国家机关、北京市各机关17级以上干部会上的讲话记录，1960年10月17日。
〔3〕周恩来在副总理汇报计划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60年11月16日。
〔4〕周恩来在中央一级下放干部座谈会上的报告记录，1960年12月8日。
〔5〕《陈云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5月版，第161页。
〔6〕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上的批语，1960年11月3日。
〔7〕周恩来对中共中央《关于贯彻执行〈紧急指示信〉的指示》的修改稿，1960年11月3日。
〔8〕中共中央转发四川省委关于贯彻《紧急指示信》的简报，1960年11月。
〔9〕人民来信中对《紧急指示信》的反映，1960年12月25日。
〔10〕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60年1月13日。
〔11〕毛泽东在中共八届九中全会上的发言记录，1961年1月18日。
〔12〕周恩来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61年1月19日。
〔13〕毛泽东和王任重谈话记录，1961年3月7日。
〔14〕毛泽东在“三南”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61年3月13日。
〔15〕周恩来在中央工作会议中南、华北小组会上的发言记录，1961年3月19日。
〔16〕周恩来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中南、华北小组会上的讲话记录，1961年3月19日。
〔17〕《中共中央关于讨论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给全党同志的信》，1961年3月22日。
〔18〕周恩来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61年3月21日。
〔19〕《陈云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5月版，第165页。
〔20〕周恩来在西双版纳和亚热带植物研究所及国营橡胶园的有关人士谈话记录，1961年4月13日——15日。
〔21〕周恩来致毛泽东的信，1961年4月19日，手稿。
〔22〕毛泽东致邓小平的信，1961年4月25日，手稿。
〔23〕周恩来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61年6月12日。
〔24〕周恩来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61年5月31日。
〔25〕周恩来给毛泽东的电话汇报记录，1961年5月7日。
〔26〕周恩来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61年5月。
〔27〕《陈云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5月版，第161、162页。
〔28〕《刘少奇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12月版，第338页。
〔29〕周恩来同苏联驻华大使契尔沃年科谈话记录，1961年6月25日。
〔30〕谷牧：《回忆敬爱的周总理》，《我们的周总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1月版，第12页。
〔31〕周恩来在全国人大常委会扩大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61年4月3日。
〔32〕谷牧：《回忆敬爱的周总理》，《我们的周总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1月版，第12、13页。
〔33〕各地贯彻农业六十条的情况和问题的报告，1961年8月。
〔34〕周恩来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61年8月24日。
〔35〕周恩来在中共中央召集的民主人士座谈会上的讲话记录，1961年9月28日。
〔36〕池必卿：《回忆周恩来总理的几件事》，《我们的周总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1月版，第239页。
〔37〕周恩来同蒙哥马利会谈记录，1961年9月21日。
〔38〕周恩来同蒙哥马利会谈记录，1961年9月22日。
〔39〕中共代表团致中共中央的电报，1961年10月19日。
〔40〕周恩来同赫鲁晓夫的谈话记录、1961年10月22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