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一九六一年的调整，国民经济主要比例日益失调的势头初步得到控制。农业生产开始稳住了，粮食产量略有回升。但是，重工业生产从这一年起却出现了令人震惊的大倒退。钢产量从上一年的一千八百六十六万吨下降到八百多万吨，比一九五九年的一千三百八十七万吨还要少得多。煤产量下降到二亿八千多万吨，下降的势头还在继续。轻工业总产值又比上一年下降百分之二十一点六。出现这种状况的原因是：原有的生产能力本来没有那么大，由于前几年生产指标太高，机器设备超负荷运转，加上长期失修，损坏严重；工人吃不饱饭，体力不足，劳动积极性也下降。钢铁减产的另一个原因是煤炭供应不足。全国粮食供应的状况仍很紧张，能够用来供应城市的更是严重不足。正如周恩来所看到的，工作任务依然极其繁重，“关键在于明年”。他说：“因为明年的工作不仅对本年有关系，而且影响以后五年，首先是影响到一九六三年回升的问题。”〔1〕
一九六一年十月二十四日，周恩来从莫斯科回到北京。他立刻督促有关部门研究安排一九六二年的经济计划。十二月六日至八日，周恩来召集副总理们一起听取国家计委关于一九六二年计划安排情况的汇报。他在会上指出：“明年必须认真调整好，丝毫也放松不得”，而“全面调整、综合平衡”是解决已经出现的几个不平衡的重要方针。〔2〕十一日，周恩来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继续强调明年是“关键年”，“关键在于调整，关键在于集中统一，关键在于领导，关键在于从全面出发，综合平衡”。他说：“对困难应有足够的认识，并应想方设法去克服困难。”“在工作方法上要抓重点，以问题为中心抓，要抓煤、木材、有色金属及其他，基建要认真排队，集中力量解决问题，不能分散。”他还提出：要抓定额，抓减人，抓生产和维修，抓基本建设排队，抓增产节约，抓品种质量。〔3〕十五日，他在国务院全体会议上又说：我们有些搞急了，搞多了，基本建设战线拉长了。调整期间今明两年是关键，今后一定要有重点，所有各部门对不是当务之急的工程都要下马。归根到底是要集中统一，要听中央、国务院的决定。〔4〕
在十二月下旬至一九六二年一月上旬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周恩来对国内形势作了这样的概括：“形势已在好转，农村先于城市；困难仍然很多，城市大过农村。”他提出一九六二年进行全面调整的八项任务，主要是：一、放下架子。也就是说，要对那种架子大而又不实在、原料和物资都不够的经济结构坚决调整，实行关停并转。二、坚决减人。周恩来指出，这回要下狠心，首先是各部，按工交、基建、财贸、农林水、行政各个口子摸，非要把综合生产能力跟减人的数目定下来不可。三、争取农业丰收。周恩来说：“今年为了缓农民的气，在庐山把粮棉油的征购数目搞低了，那个时候只能是这个数目。但是，不能说明年还是这样。农村明年就得回升，要保证争取明年农业增产。”他还提出，要多种多吃豆类作物；多种多打山区的食品和饲料，“把上山搞粮食当作一个方针”。四、保证木、煤、钢、矿、运五件事，这是“现在工业上最迫切的而且是关键性的”。其他四项任务是：清理物资、保证市场、贯彻各种政策条例、建立新秩序。
面对的任务这样繁重，而党内思想状况却不能适应这种形势。不少干部对困难仍估计不足，对自己铺开的摊子舍不得收缩，对调整的决心不大；还有相当多的人对近两年国内出现的困难形势产生消极的埋怨情绪。许多人思想上存在各种疑问，希望中央能够开个会，总结一下经验教训，统一思想，更好地完成一九六二年的任务。
在这个关键时刻，一九六二年一月十一日至二月七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参加这次会议的范围比以往任何一次中央工作会议都广泛，除了中央、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负责人外，还包括地委、县委以及重要厂矿企业和部队的负责干部七千多人。因此，这次会议又称为“七千人大会”。
会议分两个阶段。一月十一日至二十九日是第一阶段，主要是讨论并修改由刘少奇代表党中央作的书面政治报告。和以往的做法不同的是，根据毛泽东的建议，这份报告没有先经过中央常委、政治局和书记处讨论，而是直接发下去请到会者讨论。会议期间，中共中央组织了二十一人的起草委员会，周恩来也参加这个委员会，根据大家的意见又讨论了八天，改了七八遍。
会议前，周恩来忙于一九六二年国民经济计划的安排。会议开始后，周恩来五次参加起草委员会的讨论，逐字逐句地对书面报告的内容和文字进行推敲。他对报告中所列的十二条“基本经验教训”提出了重要的补充意见：关于执行总路线的经验教训，“要阐明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和实事求是、多快和好省、数量和质量、需要和可能之间的相互联系和相互制约关系，说明几年来所发生的缺点和错误是由于违反总路线和两条腿走路的方针造成的”。关于高速度和按比例地发展社会主义经济的问题，应该说明：“要在基本上保证吃、穿、用的基础上的建设高速度，也就是消费和积累放在适当的比例关系上，才有可能和持久。否则，就难以维持简单再生产，更谈不上扩大再生产。要做到既有高速度，又能按比例地发展生产，就必须加强计划性，进行国民经济的综合平衡工作。列宁说的：‘经常的、自觉保持的平衡实际上就是计划性’的话可以加写进去。”他还提出原文中“工业的发展规模，必须同农业所能够提供的农产品（包括粮食和原料）”这句话后面应加上“和劳动力”几个字，或者再加上“运输力和购买力”。关于人民公社的体制，周恩来建议把“所有制的改变要根据生产力发展水平和农民觉悟程度来决定的意思补写进去”。关于集中制的论述，他认为“不够确切”，建议改写为“集中统一和分级管理，中央集权和地方分权，统一的国家计划和发挥地方积极性问题”。关于工作方法，建议改写为“一切要经过试验，因地制宜，是建设工作中的重要方法，应该有健全的规章制度，经济工作应该越做越细”。他还建议增写四条基本教训：“一、文化、教育、科学事业的发展要与经济建设相适应，不能过快；二、勤俭建国，勤俭办一切事业，增产节约；三、精兵简政；四、加强党对经济建设的领导。”〔5〕一月二十五日，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和通过刘少奇的书面报告，周恩来所提的意见基本上被吸收到报告中。
一月二十七日，刘少奇在向大会提出书面报告的同时，又作了一个口头报告。他说：“关于目前的国内形势，实事求是地说，我们在经济方面是有相当大的困难。”这种困难是怎样产生的呢？刘少奇举了一个例子，说他去年回湖南调查时，问那里的农民，产生困难的原因究竟是什么？他们回答说：“天灾有，但是小，产生困难的原因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刘少奇经过调查后，赞成这个意见。他说：“过去我们经常把缺点、错误和成绩，比之于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关系。现在恐怕不能到处这样套。有一部分地区还可以这样讲。在那些地方虽然也有缺点和错误，可能只是一个指头，而成绩是九个指头。可是，全国总起来讲，缺点和成绩的关系，就不能说是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关系，恐怕是三个指头和七个指头的关系。还有些地区，缺点和错误不止是三个指头。如果说这些地方的缺点和错误只是三个指头，成绩还有七个指头，这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是不能说服人的。”〔6〕本来，大会通过刘少奇的书面报告后准备结束，但是，由于在会议当中许多人纷纷提出意见，还有不少人心里的话没有都讲出来，因此，毛泽东决定延长会议的时间，并且决定后一个阶段的会主要是“解决上下通气这个问题”。
从一月二十九日至二月七日，“七千人大会”进入第二个阶段。
一月二十九日，毛泽东在会上指出：“这次用这么个方式，在北京开这么个会，要解决问题。现在，要解决的一个中心问题是：有些同志的一些话没有讲出来，觉得不大好讲，这就不那么好了。”“我建议让人家出气。不出气，统一不起来。没有民主，就不可能有集中，因为气都没有出来嘛！积极性怎么调动起来？到中央开会，还不敢讲话，到地方就更不敢讲话。”毛泽东做了自我批评，他说：“中央的错误，有些我要直接负责，间接的我也有责任。”〔7〕第二天，毛泽东又在会上讲话，特别强调了民主集中制的问题。这使会议的气氛活跃起来。
大会期间，周恩来一面继续处理日常工作，一面尽量挤出时间参加小组讨论。他参加福建组的讨论，连续三天听取会议的发言。在发言中，地方干部反映了许多强迫命令、浮夸和讲假话，以及党群关系紧张等情况。周恩来听后充分肯定这些发言“都是很健康的”，对他们的发言“都要尊重”。他说：“你们已经说了很多，主要是对省委说的，但也说了许多是中央的事情，这一点我是心中有数的。”〔8〕
二月三日，周恩来在福建小组会上发表讲话。他集中地谈了一个问题，就是“说真话，鼓真劲，做实事，收实效”。他说：
“这几年来，党风不纯，产生了浮夸和说假话的现象。我们要提倡说真话。怎样才能做到这一点呢？要大家讲真话，首先要领导上喜欢听真话，反对说假话。如果你乱压任务，结果像同志们所说的，他就会准备两本账，揣摩一下才讲，看你喜欢听什么再讲什么。这的确是一个党风问题。大家都说假话，看领导的脸色说话，那不就同旧社会的官场习气一样了吗？你们反映的情况我听起来觉得很痛心。你们说假话当然不对，但更重要的是我们压你们。从现在起，不要乱压任务、乱戴帽子了。要提倡讲真话，即使是讲过了火的也要听。唐代皇帝李世民，能听魏征的反对意见，‘兼听则明’，把唐朝搞得兴盛起来。他们是君臣关系，还能做到这样，我们是同志关系，就更应该能听真话了。”
“说真话，鼓真劲，做实事，收实效。这四句话归纳起来就是：实事求是。实事求是是一句成语，毛泽东同志作了新的解释，它代表了毛泽东同志的一个根本思想。这四个字，话虽简单，却包含着丰富的内容。如何做到实事求是？首先要通过认真的调查研究。要调查研究得好确实是不容易的，因为现在已经有四年的浮夸风气，不易一下子改变过来。”
“你要了解真实情况，就要与老百姓平等相待。在战争年代，我们与老百姓住在一起，天天见面，不分彼此，和群众的关系很密切。现在就不一样了。比如我参加你们这个会议，一进会场，你们就站起来鼓掌，我就不舒服，但是又不好阻止你们。昨天下午你们没有鼓掌，我心里就很舒畅。因为有了那么一些形式，就显得不那么亲切，不是平起平坐，而是隔了一层。当然这一层不是一道墙，是一张纸。你们也都是老革命了，参加革命都有十几年、二十几年了，为什么还会产生这个隔阂呢？我想就是因为国家大了，‘官’大了，和根据地的情况不一样了。所以你们鼓掌，我心里就不安。现在造成的这种形势，一定要改变，下决心改变。要搞好调查研究，就要真正联系群众。”〔9〕
周恩来的讲话切中时弊，感人肺腑。当年参加会议组织工作的杨波回忆道：“周总理这一篇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讲话，引起了到会各地同志的极大反响，一致认为说出了他们的心里话，反映了他们的内心要求，表示坚决拥护。”〔10〕
刘少奇在书面报告中分析国内形势时曾说：最困难的时期已经基本过了，但是，目前还存在着相当严重的困难。对这种分析，与会的许多代表感到很不理解。二月七日，周恩来在大会的闭幕会上讲话，对这个问题作了解释。他讲道：这主要是说，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已经改正或者正在改正；几年来工作经验的积累，使我们逐渐认识了一些建设中的客观规律；粮食、家禽、猪的产量在大部分地区已经开始回升；工业的调整工作正在进行；最重要的是，我们对过去工作中的缺点、错误揭开了盖子，破除了迷信，统一了认识，总结了经验。而充分地估计困难，是为了寻找办法，去战胜它，克服它。周恩来认为，当前经济生活中最严重的问题，还是粮食问题。他提出：坚决精简机构，压缩城镇人口，精简职工人数，减少粮食供应，“是克服当前困难的最重要的一着，也是调整工作的一个重要环节”。他强调：“‘精兵’必先‘简政’。党政机关首先要裁并机构，‘拆庙’，同时‘撤菩萨’。”
周恩来还对几年来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主动承担了责任。他说：这几年的缺点错误，“国务院及其所属的各综合性委员会、各综合口和各部，要负很大的责任”。“不切实际地规定跃进的进度，就使人们只注意多快，不注意好省；只注意数量，不注意品种、质量；只要高速度，不重视按比例；只顾主观需要，不顾客观可能性；只顾当前要求，没有长远打算；不从整个历史时期来计算大跃进的速度，而要求年年有同样的高速度。”“结果，欲速则不达。”〔11〕当年参加会议的陈丕显回忆说：“他那情词恳切的自我批评，实际上减轻了中央各部门和地方的压力，同时也做了表率，希望各部门、各地能作自我批评，汲取经验教训。周总理的这种实事求是、光明磊落，对党和人民的利益高度负责的高尚品格和思想作风，给了我们极为深刻的教育。”〔12〕
七千人大会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开得比较成功的。它发扬了民主，进行了批评和自我批评，达到了全党的团结。尽管那时大家还不敢批评“三面红旗”，因而不能把困难的原因说深说透，但这次大会对统一思想、进一步贯彻“八字方针”、扭转国民经济的困难局面仍起了重要作用。
要顺利地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离不开知识分子的积极参与。周恩来深刻地认识到这一点。七千人大会后，他花了很多时间和精力，努力纠正一九五七年以来在知识分子问题上出现的种种偏差。在团结知识分子、调动知识分子积极性方面，他在当时发挥的巨大作用是其他人难以相比的。
当时，知识分子的心情是相当压抑的。自从一九五七年反右扩大化后，“资产阶级”这顶帽子又重新戴到广大知识分子头上。“大跃进”中的“左”倾错误，也在知识分子集中的科技、教育、文艺、体育、卫生等部门严重泛滥，表现在：在政策上违反精神生产的客观规律，知识和人才得不到尊重，一些专家学者被当做“白旗”来拔，知识分子的积极性受到极大伤害。
周恩来很早就注意到这个问题。一九五八年十二月二十二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宣传部内部刊物上看到一份反映清华大学一个党支部对待教师宁“左”勿右的材料后，给中央宣传部部长陆定一写了一封信，建议将这份材料印发全国一切大专学校、科研机关的党委、总支、支部阅读并讨论，以“端正方向，争取一切可能争取的教授、讲师、助教、研究人员为无产阶级的教育事业和文化科学事业服务”。〔13〕周恩来看到后，立刻在二十八日晚上召集宣传、文化、教育等部门负责人陆定一、康生、张际春、杨秀峰、周扬、钱俊瑞、张子意、胡乔木、刘芝明、夏衍、陈克寒、林默涵、徐运北、张凯、黄中、荣高棠、沙洪、邵荃麟、吴冷西、姚溱等到西花厅开会。他以鲜明的态度批评各部门在执行知识分子政策上的“左”的错误。对教育部门，周恩来批评在大学教授中“拔白旗”是错误的，反对学校中把一切工作成绩归给学生而不提教师的做法。对卫生部门，他指出要尊重和保护医务界的老专家。对文艺部门，他批评过分夸大文艺的政治作用，指出精神产品不能“放卫星”，“人人写诗”、“人人作画”的口号是错误的。他要求与会者保持清醒的头脑，回去后“要研究知识分子问题，注意纠正在知识分子问题上‘左’的偏向”。〔14〕林默涵后来回忆道：“有些同志开始思想不通，后来都愉快地接受了他的意见。这次会议，特别是周恩来同志的一番话，起到了‘降温’的作用。”〔15〕会议结束后，大家走出西花厅时，天色已经发白了。
第二年五月，周恩来在中南海紫光阁又约集全国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中的部分文艺界代表和委员，以及北京的一部分文艺界人士座谈，进一步分析“大跃进”中对知识分子产生这些“左”的偏向的原因。周恩来指出，这是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上的片面性造成的。针对这个问题，周恩来提出了一系列“两条腿走路”的方针。他说：“我们一些同志总是强调某一方面，变成一条腿，而一条腿走路，难免就要跌跤。”〔16〕但是，由于当时全国仍处在继续“跃进”的形势下，周恩来的意见在实际工作中没有得到贯彻，有些省市甚至不让传达。周恩来后来回想起这个时期的情况时曾说：“使我难过的是，讲了以后得不到反应，打入‘冷宫’，这就叫人不免有点情绪了。”〔17〕
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后，执行知识分子政策上的“左”的错误又有新的发展。一九六一年上半年在中共中央对国民经济进行全面调整的形势下，文化、教育、科技等部门也开始纠正工作中存在的偏向，着手制定做好知识分子工作的各项具体措施。新的形势为周恩来采取新的措施来改善知识分子工作状况创造了条件。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首先要弄清楚党在执行知识分子政策上究竟存在哪些问题，产生问题的原因是什么。根据毛泽东大兴调查研究的要求，周恩来决定从他熟悉的文艺界入手。一九六一年六月，中宣部和文化部分别召开文艺工作座谈会和故事片创作会议，检查几年来文艺工作中的问题，研究改进工作的措施。周恩来进行了三天的调查。他不仅看了大批文字材料，同时深入到会议代表中去听取意见。他感觉到一种普遍存在的情绪：人们不敢讲话了，而不敢讲话的原因“和领导有关”。周恩来认为这是问题的关键所在。
经过充分的准备，六月十九日，周恩来为这两个会议作了重要讲话。他尖锐地指出：“现在有一种不好的风气，就是民主作风不够”，“几年来有一种做法，别人的话说出来，就给套框子、抓辫子、挖根子、戴帽子、打棍子”，“五子登科”。他说：“这种风气不好，现在要把这种风气反过来。”周恩来强调：“我们要造成民主风气，要改变文艺界的作风，首先要改变干部的作风；改变干部的作风首先要改变领导干部的作风；改变领导干部的作风首先从我们几个人改起。我们常常同文艺界朋友接触，如果我们发表的意见不允许怀疑、商量，那还有什么研究、商讨呢？我们的讲话又不是党正式批准的。即使是党已经研究通过的东西，也允许提意见。”周恩来从强调艺术民主入手，提出许多反“左”的意见，其中，对知识分子问题是这样讲的：“有一个时期好像觉得一九五六年关于知识分子的那些问题可以不讲了，不是的，那些原则仍然存在，只是三年来由于忙，这方面有所疏忽，讲得少了些。”〔17〕周恩来这个报告正如一位与会代表所说：“是在一个长久时期的沉闷的政治空气中打了个惊雷，发人深省，为繁荣社会主义文学艺术揭开新的一页。”〔18〕
这次会议结束后不久，七月六日，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了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党组和中国科学院党组制定的《关于自然科学研究机构当前工作的十四条意见（草案）》（简称科技十四条）。这个文件是纠正“大跃进”以来科学研究领域中的“左”的错误、落实知识分子政策的一个重要文件。周恩来在会上说：“这个文件，财经、文教等系统也都可以发。要向我们的干部讲清楚，我们为科学家服务好了，科学家就为社会主义服务得好。总而言之，都是为了社会主义。”〔19〕七月十九日，中共中央批准这个文件，批语中指出：“做好知识分子工作，很关紧要”，“近几年来有不少同志，在对待知识、对待知识分子的问题上，有一些片面的认识，简单粗暴的现象也有所滋长，必须引起严重的注意，以端正方向，正确贯彻执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和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20〕随后，在周恩来的关注下，中宣部协同文化部和全国文联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又制定了《关于当前文学艺术工作的意见（草案）》。这个草案最初有十条，后来改定为八条。这一系列条例的制定在知识分子中引起强烈反响，使他们再次感到春天的信息。
在这个过程中，周恩来越来越突出地感到，要真正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妥善解决党同知识分子的关系，必须首先从指导思想上彻底扭转一九五七年以来对知识分子阶级属性的错误估计。
一九六二年初的七千人大会后，在广州举行两个会议。一个是聂荣臻主持的全国科学技术工作会议。这次会议的目的，起初是想借下发“科技十四条”以后的有利形势，搞出一个新的科学规划来。代表们集中到广州后，聂荣臻找一些科学家谈心，发现他们的顾虑仍很大。有的人问聂荣臻：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个提法如何理解？他们说：“一提起知识分子，就是资产阶级的，叫做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使子女也因此受到歧视，从没听到有人提谁是无产阶级知识分子。”聂荣臻认为这个问题应该解决，报告了周恩来。周恩来当即表示：“知识分子就是知识分子，人民的知识分子。”〔21〕另一个会是文化部、中国戏剧家协会筹组的话剧、歌剧、儿童剧座谈会。这是周恩来亲自指导召开的。会前，周恩来要求主办单位进行充分的准备，对全国剧作家的情况及有关各级领导的思想情况做一次全面调查。周恩来从调查报告中，进一步体会到知识分子要求摘去“资产阶级”这顶帽子的心情是多么急迫。二月十七日，周恩来在中南海紫光阁会见了在北京的话剧、歌剧、儿童剧作家，希望他们在创作上进一步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到广州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把会开好。当时，周恩来工作很忙，正在主持起草全国人大二届三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他本来不打算去广州，请陈毅去给这两个会议的代表讲话，但是，广州会议上传来的知识分子要求摘掉“资产阶级”帽子的强烈呼声，使他下决心亲自去一次，解决这个问题。二月二十五日，周恩来致信毛泽东汇报了政府工作报告起草的情况，并说：准备和陈毅一起去广州，“谈军队转业十万干部的安置问题和科学机构的精简问题。同时也准备同科学家见见面，听听他们意见”。〔22〕
二月二十六日，周恩来和陈毅一起飞抵广州。他看望了会议代表，听取了聂荣臻、郭沫若等的汇报。三月一日，周恩来约集两个会议的党内负责人陶铸、聂荣臻、于光远、张劲夫、林默涵、范长江等座谈〔23〕，着重讨论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问题。会议结束时，周恩来明确地作出结论：从总体上讲，知识分子不能再说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三月二日，周恩来在广州羊城宾馆向两个会议的代表作《论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同他一九五六年在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所作的报告相比，这个报告着重从中国所处的特定历史环境的角度，分析了中国知识分子的特点。周恩来指出：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决定中国知识分子的大多数常常站在民族立场上反对外国殖民者和本国卖国贼，成为革命的爱国的知识分子。他充分肯定建国以来知识界取得的根本转变和进步。周恩来在讲话中引用了列宁《“关于用自由平等口号欺骗人民”出版序言》中的一段话：“无产阶级专政是劳动者的先锋队——无产阶级同人数众多的非无产阶级的劳动阶层（小资产阶级、小业主、农民、知识分子等等）或同他们的大多数结成的特种形式的联盟。”〔24〕周恩来认为列宁把知识分子包括在“非无产阶级”的“劳动阶层”内，“对知识分子的估计要以这个为纲”。〔25〕要在这个根本估计的基础上确定党和国家对知识分子的政策。报告中，周恩来批评了一九五七年以来对知识分子改造问题的片面理解，指出改造是长期的，方法要和风细雨，不能粗暴，这样气才能顺，心情才能舒畅。他说，知识分子最怕别人给他“上大课”，要促膝谈心。
周恩来因为工作实在太忙，无法等到会议结束，就赶回北京。三月五日和三月六日，陈毅分别向两个会议的代表转达了周恩来的嘱托，明确提出要为知识分子“脱帽加冕”。陈毅说：“周总理前天动身回北京的时候，我把我讲话的大体意思跟他讲了一下，他赞成我这个讲话。他说：你们是人民的科学家、社会主义的科学家、无产阶级的科学家，是革命的知识分子，应该取消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帽子。今天我向你们行脱帽礼！”接着，他动情地说：“十二年的改造，十二年的考验，尤其是这几年严重的自然灾害带来的考验，还是不抱怨，还是愿意跟着我们走，还是对共产党不丧失信心，这至少可以看出一个人的心。十年八年还不能考验一个人，十年八年十二年还不能鉴别一个人，共产党也太没有眼光了。”〔26〕这些也代表周恩来的激动人心的话，引起了强烈反响。代表们普遍认为：“很全面、很透彻，感情充沛，听来很亲切，使人深受感动，心悦诚服。”〔27〕历史学家周谷城听到为知识分子“脱帽加冕”的消息后说：“知识分子过去认为自己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觉得自己是被改造的，始终是做客的思想，积极性还没有发挥出来。”如今，“得到一个光荣称号，是劳动人民了，对这一点特别高兴。我对这一点也很兴奋。我觉得只要有这些感觉，精神就活跃起来了”。〔28〕这是他的肺腑之言，代表了广大知识分子的心声。
广州会议后，党和知识分子的关系得到全面改善，知识分子的积极性普遍高涨。聂荣臻回忆说：那时候“中国科学院、国防部五院、二机部九院等许多科研单位，晚上灯火通明，图书馆通宵开放，一片热气腾腾，我国真正出现了科学的春天。至今我还认为：如果没有那几年的实干，‘两弹’也就不会那么快地上天。我们常说，中国人民是很聪明的，并不比别的民族笨。事实证明了这一点。我们有些科学家的确很有才能，关键是怎样发挥他们的才干，要有正确的政策，要关心他们的生活”。〔29〕文化艺术界也取得了令人可喜的成就，创作出一大批深受人民喜爱的文艺作品。
三月三日周恩来回到北京。广州会议上的强烈反响，进一步坚定了周恩来对知识分子问题的认识。他在党内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仍存在分歧的情况下，坚持把为知识分子“脱帽加冕”的精神写入三月底召开的全国人大二届三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中。这份报告毫不含糊地指出，中国的绝大多数知识分子是属于劳动人民知识分子。报告中说：“知识分子中的绝大多数，都是积极地为社会主义服务，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并且愿意继续进行自我改造的。毫无疑问，他们是属于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我们应该信任他们，关心他们，使他们很好地为社会主义服务。如果还把他们看作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显然是不对的。”由于这些话是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的政府工作报告中郑重提出来的，并且得到大会的通过，它的分量比平时的讲话更要重得多。对知识分子的改造，报告中强调：“应该创造条件，使他们能够心情舒畅地、自觉地、逐步地进行，而不应该采取任何简单粗暴的方式。”“对知识分子的改造要求过高过急，是不适当的；把某些学术问题当作政治问题来处理，更是错误的。”〔30〕周恩来这个报告，从根本上恢复并发展了他在一九五六年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代表中共中央对知识分子作的正确估计。知识分子迎来了又一个春天。
可是，对知识分子阶级属性的问题，党内认识上的不一致并没有真正消除。八届十中全会前后，在北戴河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中心小组会和在北京召开的中央书记处会议上，曾对这个问题进行过多次讨论。毛泽东发表意见说：“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有些人阳魂过来了，但是阴魂未散，有的连阳魂也没有过来。”〔31〕一些人批评周恩来为知识分子“脱帽加冕”是“没有阶级观点”〔32〕；说陈毅在广州会议上的讲话是“上当”。〔33〕面对这种压力，周恩来没有沉默。十一月二十六日，周恩来在中央书记处讨论宣传文教工作的会议上对这些指责进行了反驳。他说：广州会议上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不能说没有阶级观点，在列宁的著作和刘少奇关于宪法的报告中都是这样提的，“我是代表中央作报告的”。〔34〕主持这次会议的邓小平支持周恩来的意见，他最后作结论时说：“总的提法，一切按总理人大报告所说，把那段话再印一下，统一语言，那是中央批准的。”〔35〕但是，这些努力没有能阻止“左”的错误的发展。周恩来感到十分忧虑。林默涵回忆说：“看得出来，这个时期周恩来的心情很不愉快。”〔36〕后来，情况果然又出现更大的反复。
七千人大会结束后不久，因为在大会上难以具体地部署经济调整工作，二月二十一日至二十三日，刘少奇在中南海西楼召开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讨论一九六二年国家预算和经济形势问题。这是继七千人大会后中共中央召开的又一次重要会议，通常被称为“西楼会议”。讨论中发现，当年财政预算中实际上存在五十亿元的赤字，经济形势的困难程度比七千人大会时的估计要严重得多。刘少奇和陈云在会上相继发言，指出最困难的时期还没有过去，如果不采取果断措施，国民经济将进一步恶化。刘少奇特别指出：“中央工作会议对困难情况透底不够，有问题不愿揭，怕说漆黑一团！还它个本来面目，怕什么？说漆黑一团，可以让人悲观，也可以激发人们向困难作斗争的勇气！”〔37〕陈云提出了克服困难、应付“非常时期”的具体办法。他指出，十年经济规划可以分为两个时期：前一阶段（大概五年）是恢复阶段，后一阶段是发展阶段。要把工作的基点放在“争取快，准备慢”。目前第一位的任务是：“增加农业生产，解决吃穿问题，保证市场供应，制止通货膨胀。”〔38〕听了陈云的讲话后，刘少奇建议他在国务院全体会议上再展开地讲一讲，统一大家的思想。二月二十六日国务院召开各部委党组成员会议，陈云作了《目前财政经济情况和克服困难的若干办法》的报告，更加全面、透彻地论述他的观点。周恩来出席了西楼会议，完全同意刘少奇和陈云的意见，并建议对国民经济进行大幅度调整。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建议。
在西楼会议期间，邓小平主持召开中央书记处会议，专门讨论精简问题。会议对国务院九个口子的精简工作做了安排。周恩来在发言中强调：精简工作的中心问题是安置，要“先减人，再拆庙，以免人心惶惶”。他建议成立中央精简小组，由杨尚昆主持，并表示自己要直接过问这项工作。〔39〕
西楼会议后，如何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的任务迫切地摆到全党和全国人民面前。为了做好这项工作，中共中央决定恢复“大跃进”开始后不久就停止工作的中央财经小组。刘少奇提议由陈云担任中央财经小组组长。李富春和李先念担任副组长，成员有周恩来、谭震林、薄一波、罗瑞卿、程子华、谷牧、姚依林、薛暮桥。三月上旬，中央财经小组连续开会，讨论国民经济形势，认真地摆问题。陈云认为，由于情况还没有完全搞清楚，对长期计划很难提出比较切实的指标，甚至画个“框框”也很难。他建议准备在七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不要先讨论第三个五年计划，主要还是分析当前的财政经济形势，摆情况，把问题搞清楚，讨论方针，研究措施，把思想统一起来。
在三月七日的讨论中，陈云提出：对一九六二年的年度计划需要有一个相当大的调整，重新安排。他说：“要准备对重工业、基本建设的指标‘伤筋动骨’。重点是‘伤筋动骨’这四个字。要痛痛快快地下来，不要拒绝‘伤筋动骨’。现在再不能犹豫了。”〔40〕周恩来十分赞成陈云的意见，在一旁插话说：“可以写一副对联，上联是先抓吃穿用，下联是实现农轻重，横批是综合平衡。”〔41〕这副对联只有短短十四个字，却提出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在经济工作中必须把保障并逐步改善人民生活摆在首位。正如陈云所说：“如果六千多万人身体搞得不好，我们不切实想办法解决，群众是会有意见的。人民群众要看共产党对他们到底关心不关心，有没有办法解决生活的问题。这是政治问题。”〔40〕
三月八日，中央财经小组继续开会。周恩来在发言中，着重谈了形势问题。他指出：“目前财政经济的困难是相当严重的，而且有些困难，我们可能还没有看到，没有预料到。”他非常同意刘少奇在西楼会议上所讲的：把困难估计足比估计不足要好得多。他说：“要鼓励各种意见都说出来，有不同意见可以争论，争论以后由中央作决定。个人还有不同意见，可以保留，但在行动上必须一致。”事情很清楚：在依然十分严峻的局势面前，只有下决心采取断然处置，才有可能站稳脚跟，摆脱困境，继续前进。周恩来十分赞成陈云的意见：“在今后十年中要有个恢复时期”。他指出：“这是讲它的主要性质。而一般地仍可称它为调整时期。”本来，在一九六二年对国民经济计划进行大幅度调整，是周恩来最先向中央提出来的，但那时还是想慢慢转弯。这时，周恩来说：“现在看来不行，要有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如果说，过去是改良的办法，那么，现在就要采取革命的办法。当然，步子一定要踩稳。”究竟怎样转弯呢？周恩来提出八点办法，其中第一点是“经济计划工作要从以工业交通为重点转到以农业、市场为重点”。〔42〕陈云认为周恩来提出的这一点很重要，插话说：“这是国计民生的大事，是决定中国前途的问题，我们要自觉，我们自觉了就有希望。”〔43〕周恩来提出的其他办法还有：要“按照当前最急需的安排生产”，“从现在起就要搞综合平衡”等。经过几天的充分交换意见和分析情况，大家基本上统一了认识。
三月十二日、十三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举行常委扩大会议，通过二月二十六日陈云所作的《关于目前财政经济情况和克服困难的若干办法》的报告，以及由陈云担任中央财经小组组长。三月十六日，周恩来和刘少奇、邓小平飞抵武汉，向毛泽东汇报常委扩大会议和中央财经小组会议的情况，毛泽东表示同意。三月十八日，周恩来回到北京。这时，离全国人大二届三次会议的召开还有九天。这是一次迟到的会议，本来应该在上一年召开，因为对经济形势一直不摸底，所以拖了下来。
三月二十七日，全国人大二届三次会议在北京开幕。周恩来接连两天在会上作了政府工作报告。
周恩来认为，争取国民经济的根本好转，“关键就在我们要做好当前的调整工作”。他在报告中特别强调：
“对于社会主义建设的客观规律，我们还不完全认识，在工作中还不能不带有一定的盲目性。我们只能在实践中逐步地积累经验和总结经验，逐步地求得主观认识符合客观实际。”“在社会主义建设经过了一个非常大的发展以后，进行全面调整是十分必要的。在我国前几年社会主义建设的大发展中，出现了许多不协调的现象。为了改变这种不协调的现象，为了巩固已有的成绩，为了给以后的国民经济的新的大发展创造条件，就必须用一个较长的时间，即用几年的时间，通过综合平衡，全面安排，进行较大幅度的调整。在当前的国民经济调整工作中，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是一个中心环节。我国国民经济中出现的不协调现象，农业生产下降的影响最大。没有农业的恢复和发展，就不可能有国民经济的协调发展。”
对一九六二年的任务，周恩来说：
“必须采取更有力的措施，切实按照农业、轻工业、重工业这样的次序，对整个国民经济进行全面调整，合理安排，以便集中主要力量，逐步地解决人民的吃、穿、用方面的最迫切的问题，并且逐步地在国民经济各部门之间建立新的平衡。当然，这并不是说，全部调整工作今年就可以做好。我们应该在今后几年中，把调整作为经济工作的主要任务。但是，今年的工作做好了，就能够为以后的调整工作打下可靠的基础，就有可能争取较快地完成调整任务。从这个意义上说，一九六二年是调整国民经济的极关紧要的一年。”
周恩来还提出一九六二年调整的十项任务：
一、争取农业增产，首先是争取粮食、棉花、油料的增产；二、合理安排轻重工业生产，尽一切可能多增产日用品；三、进一步缩短基本建设战线；四、压缩城镇人口，精简职工；五、彻底清理仓库，重新核定资金；六、改善市场的供应状况；七、保证完成对外贸易任务，偿还外债，努力承担国际义务；八、提高文化、教育、科学研究、卫生等工作的质量；九、节约支出，增加收入，加强现金管理，保证财政收支平衡；十、进一步改进计划工作。〔30〕
这种调整究竟是前进还是后退，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在会议讨论中反映出各种疑问。在四月十六日的闭幕会上，周恩来坚定地回答大家：“这种调整是积极的，而不是消极的。调整不是一切后退，各个部门、各个行业，情况不同，根据按比例的要求有进有退，有增有减。而一切都是为了前进。”〔44〕
周恩来清醒地看到，报告中提出的有些措施也会在某些方面加重暂时的困难，所以有必要密切注意事态的发展，并且把当前的形势和困难坦率地向人民讲清楚，取得他们的理解和支持。他在全国政协三届三次会议上指出，那些“敢于提出不同意见，敢于批评对方的短处”的朋友“不是畏友而是诤友”。〔45〕他不仅在会上而且在会后都十分重视收集和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并有针对性地进行思想工作。在全国人代会议结束后不久，周恩来收到的群众来信中，有一封是全国青联一些代表寄来的。他们提出：这些年我们国家在经济上发生这么多困难到底是强了还是弱了，怎样解释最困难的时期已基本度过、现在依然还很困难等问题。这些问题实际上在周恩来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已经讲得很清楚了，但青年人继续提出问题，说明他们思想中还存在着困惑。
那时，全国青联四届一次会议正在北京举行。尽管那些日子里周恩来工作十分繁忙，他还是抽出时间去参加这次会议，和大家进行交谈。周恩来说：“你们要我同你们交换意见，那么好，我也给你们提出一个条件，我回答你们一些问题，你们得反映给我一点意见。”“对我的发言你们要做到四点：一是同意，二是反对，三是补充，四是怀疑，做到这四点才算是民主。我就以你们青联三百多位同志作为民主的据点。”代表们报以热烈的掌声。针对大家提出的问题，周恩来着重从认识问题的方法上进行引导。他指出：“我们观察问题要有历史观点、全局观点，还要有长远观点。你们要掌握一点方法，透过现象来看本质。”联系到我们国家现在究竟是强了还是弱了的问题，周恩来说：“什么是最困难的时期，什么是还有困难，我们要搞清楚。所谓最困难的时期，就是当我们还不懂得，有了病还不知道，而且埋伏着一个危险的时候。如果我们还不懂得，情况就会比现在严重。现在我们懂得了，懂得和不懂得到底哪一个强呢？当然懂得强嘛！但治病又是逐步来的，只要治了病，就会强起来。”周恩来的这番话，使大家感到耳目一新。由于精简工作是下一步进行全面调整中的一项重要而艰巨的任务，涉及千家万户，和青年们的前途也紧密相关，所以，周恩来较多地谈了这个问题。他指出，精简中必须注意两点，一是对人要妥善安置，二是多为大家找出路。周恩来提出了一个重要问题：“过去什么都要变成全民的，有些东西搞得过急了。有些可单独开业的医生应该允许他单独开业，有些家庭教师可以给人家教一点书，过去都搞成全民的就搞死了。”谈到一部分青年不能升学时，他说：“不能升学可以补课嘛，可以由私人办补习学校、函授学校。”他鼓励大家多想办法，但这些办法必须同当地的实际情况相结合。〔46〕以后，大幅度的精简工作顺利地进行了，社会仍然保持了稳定的局面。周恩来细致周到的工作，也起了重要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