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楼会议后，繁重的经济工作使身体一向不好的陈云病倒了，领导中央财经小组的重担实际上又落到周恩来肩上。四月上旬，在周恩来主持下，中央财经小组多次听取并讨论国家计委党组关于一九六二年国民经济计划的调整方案。这个方案对一九六二年的计划作了大幅度的调整：尽可能挤出一部分材料来增加农业所需要的生产资料；尽可能安排较多的原料、材料和燃料来增加日用工业品的生产；根据农轻重的方针和实际的可能，降低了绝大多数重工业产品的生产指标；进一步缩小基本建设的规模，从原计划的投资六十亿七千万元降低为四十六亿元。经过这样的调整，一九六二年的工农业总产值指标从原计划的一千四百亿元下调为一千三百亿元。中央财经小组讨论时认为，国家计委党组这个方案对国民经济存在的严重不平衡状况仍然认识不够，用周恩来的话来说，就是“没有按照中央指出的方向进一步暴露问题，没有斩钉截铁地大胆地提出问题”。〔47〕他要求制定一九六二年计划时，“一定要考虑到一九六三年和以后几年，如果今年的计划没有缺口，执行情况又好，明年就可以争取比今年有所增长，国民经济的调整工作就能够顺利进行。今年有缺口，把库存用亏空了，明年就不能保持今年的水平，甚至会下降。经济上不好过，政治上也不好交代”。〔48〕他提出，解决问题的方针要按照陈云讲的“争取快，准备慢”，还要增加：“争取好，准备差一点”；要对国民经济进行大幅度调整，“企业要关一批，并一批，转化一批，缩小一批”，过去是在高指标下被迫进行调整，现在是主动地进行调整，“情况如果确实弄清楚了，就要断然处置”。〔47〕
根据会议讨论的意见，周恩来主持起草了《中央财经小组关于讨论一九六二年国民经济调整计划的报告（草稿）》。报告中提出了几项重大措施：第一，大幅度削减基本建设规模。同时，合理使用有限的财力物力，确保一批重点项目和支援农业、满足市场、出口需要的工业项目继续建设并按时投产。第二，除砍掉十万个小高炉外，对那些消耗大、成本高、质量差、效益不好、经过整顿仍然亏损的企业和那些原料、燃料、动力供应不上或生产任务严重不足的企业，下决心关、停、并、转。第三，继续压缩城镇人口一千万人，其中精简职工八百五十万人，以缓和城镇粮食和副食品供应的紧张状态。报告起草完成后，周恩来派薛暮桥送到杭州向陈云报告，得到他的同意。周恩来还改定了《中共中央关于批发一九六二年国民经济调整计划的指示》。《指示》指出：
“这个计划就当年的平衡来说，还有不少的缺口；就今年计划同明后年调整任务的衔接来说，还有不少的重大问题没有解决。今年计划中存在的问题，是过去几年工业和农业之间，轻工业和重工业之间，原材料工业和加工工业之间，积累和消费之间，财政信贷和物资之间，国民经济其他各个方面之间以及城市和乡村之间的关系严重失调所造成的后果。这些问题不是一年两年所能解决的，而需要用几年的时间，经过一系列的调整工作才能解决。把这些问题在全党主要干部面前摆出来，使大家对当前国民经济的严重不平衡和财政经济方面的严重困难有进一步的认识，这是好事，而不是坏事。我们对困难的情况认识得愈深刻，愈充分，甚至把困难估计得多一些，并没有危险，因为这样可以使我们更有准备地、更主动地和更有把握地去战胜困难。”
“中央认为，争取财政经济情况根本好转的关键，是争取尽快地恢复农业生产，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加强农业生产战线，加强农村基层工作，力争粮食、棉花、油料等农产品能够多种一些，多生产一些，多收购一些。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首先通过一系列的调整工作来减轻工业生产建设规模过大、职工人数和城镇人口过多所加给农村的过重负担。因此，当前最急迫的措施，是要坚决缩短工业生产战线和基本建设战线，关掉、合并、缩小一批工厂，拆掉那些用不着的架子，收起那些用不着的摊子，大力精简职工和压缩城镇人口。这些方面的工作做得愈坚决，愈妥善，我们就能够愈快地改变当前国民经济的困难局面。”〔49〕
问题的症结找出了，解决问题的方针也已确定，但是，真正在党内和干部中统一思想依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一些经济部门担任主要领导工作的干部，几年来习惯于铺摊子，提高指标，而对财政经济存在的困难仍认识不足，对国民经济进行大幅度调整仍然下不了大的决心，还在等待观望，缺乏得力的措施。有些下面的厂长议论说：“调整减人，举棋不定，思想混乱，工作被动”，造成企业职工的思想动荡不安。〔50〕这说明，要把中央的决心化为全党的决心，使大家都接受，还需要一个艰苦的说服过程。
为了进一步统一思想，做好调整工作，五月七日至十一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在北京举行工作会议，讨论《中央财经小组关于讨论一九六二年国民经济调整计划的报告（草稿）》和中共中央《指示》。会议由刘少奇主持，参加的有在京的政治局委员、书记处成员、各大区书记和中央各部门负责人，共一百零五人，通常被称为“五月会议”。
周恩来在五月十一日的会议上，围绕当前的经济形势和方针任务等问题有针对性地作了讲话，提出许多重要的指导性意见。他指出，中国目前还是处在一个严重困难的时期，我们主观上的失误造成的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后果，不是短时期能够扭转好的，只能逐步扭转。经济工作千头万绪，要越做越细。周恩来指出，调整要成为一个阶段，第三个五年计划恐怕就是个调整阶段，甚至第三个五年计划还可能不够。在调整过程中，首先是恢复农业，在这个基础上工业必须有一个大幅度调整。调整的方针是“按照短线，不留缺口，并且留有余地。这个方针不能一步实现，要逐步实现，但是必须坚持这个方针”。周恩来认为，农轻重的次序现在是严重失调，这一点七千人大会上就说了，现在更表现出来。所以，我们首先就应该抓住这个关键来调整。这个调整不能以为今年一年马上就绪。生产秩序要就绪，时间要长一些。在七千人大会上决定的指标，尽量要压下来，但是现在看来，还是站不住。他说：“现在我们应该更冷静地来看这个问题，这是个艰巨的工作。”“经济落后的国家在经济上要翻身是一个艰巨的任务，不是一件小事，我们应该有这样一个临事而惧的精神，这不是后退，不是泄气，而是戒慎恐惧。”周恩来告诫大家：“建设时期丝毫骄傲自满不得，丝毫大意不得。”
在调整工作中，一个关键性的措施是大幅度精简城镇职工。一九五七年全国职工人数是二千四百五十万人，一九六○年猛增到五千万人。与此同时，农村劳动力减少了二千三百万人，原来生产粮食的人变成吃商品粮的人。职工人数大大超过了经济发展水平、特别是农业生产水平所许可的程度。中共中央下决心把新从农村中招来的职工退回到农村去。这样大的一个调整，又同精简联系在一起，更增加了工作的艰巨性。所以，周恩来在谈目前工作时，以很多时间来讲精简问题。他认为，这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这个事情是领导的决心，也是全民的决心，震动极大，几乎要震动我们全民的生活。不是一个简单的事情，要意识到这个问题”。〔51〕在二月份，中共中央曾经发出一个通知，决定一九六二年上半年继续减少城镇人口七百万。在这次会上，中共中央提出在一九六二年和一九六三年上半年减少城镇人口两千万。加上一九六一年已精简的城镇人口一千万人，一共是三千万人。这是克服困难的一项根本性措施。当时有人评论说：“这是一个中等的国家搬家，这是史无前例的，世界上也没有的。”拆这么多“庙”，精简这么多人，这个事情在中国没有哪一个政权能够这样做，只有中国共产党才有这个魄力，才有这样的群众基础。周恩来强调这件事情时机紧迫，不应该犹豫了，但是另一方面也要谨慎。他说：“今天的情况又是千头万绪，动一根头发就要牵动全身，稍一不慎，就会出乱子。我们应该有准备，一个是力争不出乱子，另一方面也要准备，万一出了乱子也没有什么可怕。我们只要把情况跟干部、群众讲清楚，大乱子可以克服。可是办事不能急躁，必须要谨慎从事，不能草率从事。”精简这样大的数目，“决心要大，步骤要稳，工作要细，要负责到底”。〔52〕
五月会议讨论并通过了中央财经小组的报告和中央的指示，向全党明确地摆出了问题，明确了解决问题的方针，确定了进一步调整一九六二年计划的各项指标。薄一波回忆道：“对这些问题的分析和认识，又比西楼会议深入了一步。有的同志在会上表示，面对困难，要有‘毒蛇噬臂，壮士断腕’的决心，才能把国民经济调整好。”〔53〕如果不下如此果断的决心，要从这样的困境中走出来是不可能的。
五月会议在扭转严重经济困难局面中，是一次具有转折意义的会议。会后，在全国范围内大刀阔斧地对国民经济进行全面调整。
这时，最重要的问题在于落实。为了帮助各地制定和落实具体的调整方案，周恩来和几个副总理分别到各省、市去督促和指导工作，同他们一起共商压缩城镇人口、精简职工、削减基本建设规模以及关停并转企业等各项任务的落实措施。
东北是重工业区，大型企业多，情况复杂，是困难特别严重的地方。周恩来主动提出到东北去。李富春负责华东；李先念负责中南；薄一波留在北京，除处理日常工作外，负责华北的调整工作。
五月二十八日，周恩来和邓颖超一行乘火车去沈阳，随同前往的有国务院工交系统的几位部长。一到沈阳，他就向管理生活的人员交待：鱼、蛋、肉之类的东西不吃，肉制品也不行，群众有困难，做领导工作的更不能特殊。
在行前，周恩来先派国家计委副主任顾卓新率领包括工交系统的副部长、司局长等八十余人的工作组到东北进行调查，并且向他们提出三点具体的调整方针：一、在整个经济布局上，要缩短工业战线，拉长农业战线；二、在工业系统，要缩短基本建设战线，拉长生产战线；三、在机械设备方面，要先辅机，后主机，先维修，后制造。顾卓新说：“我们正是据此调整和安排东北工作的。”在东北地区最困难的任务是精简职工，压缩城市人口。当时，中央要求东北地区需要精简职工二百万，压缩城市人口三百万。这个问题牵涉到职工生活、家属安排以及到农村后的住房等问题，都很棘手。再加上为确保鞍钢、大庆油田等重点大企业的充分开工，对于地方所属的几千个小型企业要分别情况实行“关、停、并、转”，一些地方同志总是舍不得。这样，精简工作就难以进行了。所以，在周恩来到东北前，顾卓新等根据周恩来的指示精神所研究拟定的调整方案一直没有能落实。周恩来到达沈阳后，立刻听取顾卓新的详细汇报。顾卓新后来回忆说：
“在长达七个小时的汇报中，总理始终精神饱满边听边问，一面记笔记，一面思考。总理充分肯定了我们的准备工作，随即和东北局及三个省的负责同志，进一步研讨克服困难进行调整的办法。他耐心地进行说服解释，并对照全国的情况，分析东北的问题。他说，除坚决调整外，别无出路。他提醒大家，难道让鞍钢、大庆、三大动力制造、汽车和飞机制造等都停止生产，以保证那些‘小土群’、‘小洋群’吗？难道我们对工矿企业和大中城市的粮食、副食及日用消费品供应严重不足束手无策吗？总理经过两三个星期的工作，才说服了大家，落实了调整方案，并要求立即付诸行动。回北京后，我将这次东北地区的全部调整工作，写出一个详尽系统的报告，经总理和富春同志转报中央常委，得到肯定和赞许。”〔54〕
周恩来在东北将近一个月的时间内，不顾旅途劳累，先后视察了鞍山钢铁厂、沈阳拖拉机厂、长春拖拉机厂、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长春电影制片厂、长春合成纤维厂、哈尔滨发电厂、哈尔滨飞机修理厂、齐齐哈尔炮厂、富拉尔基重型机械厂和特殊钢厂、延边农机厂、延边农学院、吉林化肥厂等地，还视察了各地农村。到鞍钢时，得知接待人员安排他住在新建宾馆，周恩来立刻表示：“楼盖得这样好，全国还有的地方比较困难，我不能住。”
六月二十一日，周恩来一行到达石油化工基地萨尔图（今大庆市）视察大庆油田。这时，正是大庆全体干部和群众以感人肺腑的爱国热情和顽强意志，住在临时搭起的棚屋里，每天依靠五两粮食加野菜，战天斗地，进行石油会战的时期。周恩来和邓颖超深深为大庆职工艰苦创业的精神所感动。他们首先看望了正在打井的一二○二、一二○三钻井队的工人们。当年陪同周恩来视察的康世恩回忆说：“周总理健步登上钻台，和工人们一一握手问候。当班工人见自己手上满是油污和泥浆，不好意思地在衣服上猛擦。总理主动上前紧握钻工的手，和蔼地说：‘没关系，我也当过工人。’接着他又亲切地和围在身边的同志拉家常：‘多大年纪了’，‘当了几年钻井工人’，‘老家在哪里’，‘冬天野外钻井冷不冷，穿的工服暖不暖，爱人接来没有……’他一面细心询问，一面耐心倾听大家的回答，不时深情地点头，发出爽朗的笑声。”周恩来到职工食堂尝了工人们的菜汤。他还到工人住的地窝子里，因为里面又黑又脏，大家劝他不要进去，周恩来说：“你们能住，我就能进。”感动得许多人流下眼泪。〔55〕周恩来充分肯定大庆职工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创业精神，肯定大庆结合实际情况以科学态度办事的做法。他称赞说：像大庆这样的矿区，不搞集中的城市，分散建设居民点，家属组织起来参加农副业生产，对生产生活都有好处。后来，周恩来把这些特点概括为：“工农结合、城乡结合、有利生产、方便生活”。这十六个字成为大庆矿区的建设方针。
这以后，周恩来又曾多次到大庆视察工作。在周恩来的关怀指导下，中国石油工业迅速发展。一九六三年全国原油产量达到六百四十七万七千吨，占国内消费量的百分之七十一点五，中国从此摘掉了贫油国的帽子。同年十二月，周恩来在全国人大二届四次会议上自豪地宣布：“我国需要的石油，现在可以基本自给了。”一九六四年，石油勘探重点转移到渤海湾盆地，又相继建立了胜利油田和大港油田。一九六五年，中国的原油产量达到一千一百三十一万二千吨，国内消耗的原油以及石油产品实现全部自给。
经过这一段时间的努力，由于初步统一了思想，又采取了一系列得力的措施，从全国范围来看，整个国民经济形势开始全面好转。
在付出重大代价后，经济建设上急于求成的思想得到初步扭转。毛泽东在一次会议上说：高指标、高征购、浮夸风，这个教训永远也不能忘记，永远也不能够再干了。但是，“左”的指导思想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在政治和思想文化领域内更有了进一步的发展。特别是当经济形势开始全面好转、困难趋向缓和时，这种“左”的思想便迅速抬头了。
在调整国民经济的过程中，党内围绕农村究竟应该采取什么样的经营管理方式更能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的问题，出现了一场激烈的争论。一些生产队开始试行“定产到田，责任到人”的办法。一九六一年底，安徽一个省就有百分之八十五以上的生产队采用了这个办法。在广东、广西、河南和湖南等省灾情严重的地方采用了包工、包产等经营管理方法，极少数地区还出现分田到户和单干的情况。周恩来到东北视察期间，中央书记处曾开会讨论“包产到户”问题。刘少奇、邓小平、陈云等都支持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邓子恢在调查研究基础上提出的“生产责任制”的办法。刘少奇说，农业上也要退够，可以在一些地方实行“包产到户”。六月二十六日，周恩来从东北回到北京。他多次去看望病中的陈云，就这些问题交换意见。陈云讲到，可以用“包产到户”的办法来鼓励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使农业尽快恢复。周恩来赞成陈云的意见。毛泽东也注意到关于农村经营管理问题上出现的这场争论，但他错误地认为邓子恢关于实行生产责任制的意见是刮“单干风”，搞资本主义，是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同时，他又把这个时期在干部甄别过程中彭德怀申诉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的问题所写的八万言书看作是“翻案风”，是阶级斗争的新动向。在国际上，中苏关系的严重恶化和赫鲁晓夫那样人物的出现，使毛泽东深深感到忧虑。从一九六二年以来，在中国的西北边境，苏联在新疆少数民族中进行颠覆活动；在西南边境上，尼赫鲁挑起中印边界冲突；在东南沿海，美国支持蒋介石集团准备侵犯大陆。这一连串事件更加重了毛泽东对阶级斗争形势的错误判断。党内的政治空气突然紧张起来，使原来准备在七月召开的讨论经济工作的中央工作会议的议题发生了变化。
七月二十五日至八月二十四日，中央工作会议在北戴河举行。根据刘少奇的提议，会议成立了中心小组，由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林彪、邓小平、彭真、李富春、李先念、谭震林、陈伯达、陆定一、罗瑞卿、谢富治、谷牧、陈毅、杨尚昆、柯庆施、李井泉、宋任穷、陶铸、李雪峰、刘澜涛组成。这次会议，陈云因病请假，林彪没有出席。七月二十七日，周恩来到达北戴河。他连续两天组织讨论国务院财贸办公室提交的关于《粮食问题的报告》。随后，他又根据政治局常委会的决定，十七次召集有二十五人参加的城市工作会议，并代中央起草了关于当前城市工作若干问题的指示。由于过度劳累，周恩来病了，但他没有时间休息。
八月六日，中央工作会议召开全体会议。邓小平在开始时本来宣布会议准备讨论的问题是：一、关于农村工作，制定和通过《关于巩固人民公社集体经济发展农业生产的决定》、《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二、关于财贸工作的《市场物价问题报告》和《改进商业体制决定草案》；三、城市工作；四、《中央关于有计划地交流各级党政主要领导干部的决定》。
但毛泽东在会上的发言根本改变了原定的会议议题。他提出三个问题要大家讨论：一、现在究竟还有没有阶级，还存在不存在阶级斗争？二、对国际国内形势问题究竟怎么看？三、社会主义社会是不是就没有矛盾了，有些什么矛盾？毛泽东认为，资产阶级天天在那里专政，天天在那里斗无产阶级，“如果我们承认阶级残余还存在，那就应该承认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矛盾就是存在的，而且是长期存在的，不是几年几十年的问题”。关于形势问题，毛泽东说：“我倾向于不那么悲观，不那样一片黑暗、一点光明都没有，我不赞成这个意见。现在，那种一片光明、毫无黑暗的问题不存在了。现在转成另外一个方面，引得一些同志思想混乱，丧失前途，丧失信心。”〔56〕这些批评所针对的，显然包括中央常委和中央财经小组前一阶段对形势的分析和工作的部署。
围绕毛泽东提出的这几个问题，会议中心小组进行了多次讨论。八月十一日，在中心小组会议上，刘少奇对五月中央工作会议上对形势的估计作了检讨，接受毛泽东的批评，承认对形势估计“过分了”。〔57〕八月十七日，周恩来出席中心小组会并谈了他对问题的认识。周恩来说：“主席提出的三个问题、六个矛盾都很重要，很适时。阶级斗争是长期的，过去如此，将来相当长时期如此。”对形势问题，周恩来认为“过去一个时期，我们把困难说得多了一些，这对党内发生消极影响。虽然我们采取了正确措施，但使人看问题容易看成漆黑一团”。同时他又强调：“一月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以后，做了很多事情，做了很多重要工作。全国人民团结一致，经受了严重的考验，要肯定成绩。”接着，他列举大量事例说明这一段取得的成就。比如减人，周恩来指出：“五月会议下了最大的决心，在去年精简九百万人口的基础上，今年和明年上半年再减二千万，到七月底已经减了八百九十万，这是很大的成绩。这样大的事全国没有发生大的问题，是因为既有决心，又有措施。这样集中地搞精简，在党的历史上还是第一次，有的地方出了点毛病，随时得到了纠正。”关于“包产到户”问题，周恩来说：“主席一讲，就把问题搞清楚了，我们头脑清醒了。讲到责任田，我们就要注意，就要分析，都有了警惕。”〔58〕为了统一全党的思想，中共中央决定召开八届十中全会。八月二十八日，周恩来回到北京。
在北戴河将近一个月的中央工作会议和在北京开的将近一个月的预备会议，都是为八届十中全会做准备。
九月二十四日至二十七日，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在北京举行。周恩来出席了会议。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和确定的方针，会议着重讨论了阶级、形势和矛盾问题。毛泽东在会上作了错误的结论：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资产阶级都将存在，并有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阶级斗争问题从现在就讲起，要年年讲，月月讲。这对全党的认识和工作产生了严重的影响。这种“左”的偏差，从八届十中全会后，在政治、思想、文化方面发展得愈来愈严重，为后来错误地发动“文化大革命”做了思想理论上的准备。会议通过了七月中央工作会议讨论的几个文件，还对邓子恢、彭德怀等进行了错误的批判。
九月二十六日，周恩来在大会上发言。在当时的气氛下，他批评了主张包产到户的思想，但认为这是“认识上的错误”。他提出要加强党性和党内团结，说：“所谓团结，首先就是大家都应该是一条心，为革命奋斗，为社会主义建设奋斗。”周恩来指出：“在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的过程中，曾经发生这样或那样的错误，我们不断地纠正这些错误，我们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不断地深化。这一个时期在调整时期，有正确的东西，也有错误的东西。这次主席指出错误有属于认识上的，有属于方向性的。”“属于个别性质的错误，在我们工作中是常有的，要经常提醒，及时改正。中央委员会也好，各级党委也好，讨论工作的时候，总是有不同意见，要有争论，要敢于批评，敢于提出来。这样才能发现问题，才能加以解决。地方对中央有不同的意见，也可以按照组织路线提出来，这是有好处的。我们在工作中总会有缺点的，认识错了就改正嘛。主席提醒我们有些认识上的错误，这就使得我们注意抓紧各方面的工作。”根据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的教训，周恩来提醒大家：“反右的时候还要防‘左’。”他说：“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还有一个缺点，就是把反右斗争搞到底下，搞到群众中去了。这回就吸取这个教训，反右防‘左’，不搞运动。”〔59〕周恩来还说，这次全会不仅是对党员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而且要求大家更深刻地认识社会主义建设的总方针，把国民经济调整工作做好。
整个会议的“左”的气氛对工作产生了多方面的消极影响，但是，由于毛泽东接受了刘少奇提出的“鉴于第一次庐山会议的经验，要有个限制，要搞个具体规定，传达的范围、方法、方式要考虑”的意见，〔60〕规定这次会议的精神只传达到行政十七级以上干部，并且提出决不可以因为阶级斗争而妨碍经济工作，“要把工作放在第一位，阶级斗争跟它平行，不要放在很严重的地位”。〔61〕周恩来在传达八届十中全会精神时也这样说：国际斗争还是经常性的，由专门的部门负主要的责任；彭德怀等问题交给审查委员会去审查；“我们大家要转过力量来抓紧工作，把工业调整好，把商业、财政各方面的工作做好，迎接第三个五年计划”。〔62〕所以，八届十中全会后的经济调整工作基本上还是按照原来计划进行的。
在党的八届九中全会正式确定“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以后，又经过一九六二年的七千人大会、西楼会议和五月会议，大家对当时经济困难的严重形势逐步有了比较充分的认识，下定了必须退够的决心，坚持不懈地采取一系列果断有力的措施，使农村生产关系退到比较适应当时农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使整个经济工作逐步转移到以农业为基础的轨道上来。这样，到一九六二年快要结束的时候，经济调整工作已经取得显著的成效：粮食总产量达到三千二百亿斤，比上一年增产二百五十亿斤；农业总产值比上年增长百分之六点二，结束了三年连续下降的状况；国家财政收支平衡，结束了四年连续赤字的状况；市场商品供应有所缓和，城乡人民生活略有上升。整个国民经济开始从极端困难的状况下摆脱出来，出现了从下降到上升的决定性转折。恢复的速度大大超过人们原来预期的目标。事实证明：中国共产党在这个时期确定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和采取的有力措施是正确的，是符合实际情况的。这是中共中央领导集体和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结果，作为政府总理的周恩来为此呕心沥血地做出的巨大贡献也是有目共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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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全国话剧、歌剧、儿童剧创作座谈会会议简报第1期，1962年3月。
〔28〕周谷城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62年3月21日。
〔29〕《聂荣臻回忆录》下卷，解放军出版社1984年10月版，第834页。
〔30〕周恩来在全国人大二届三次会议上作的《政府工作报告》，1962年3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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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中央书记处会议记录，1962年11月26日。
〔33〕中央工作会议核心小组会议记录，1962年8月11日。
〔34〕周恩来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62年11月26日。
〔35〕邓小平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62年11月26日。
〔36〕访问林默涵谈话记录，1984年4月17日。
〔37〕刘少奇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的发言记录，1962年2月21日。
〔38〕陈云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的发言记录，1962年2月21日。
〔39〕中央书记处会议记录，1962年2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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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周恩来在中央财经小组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62年3月7日。
〔42〕周恩来在中央财经小组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62年3月8日。
〔43〕陈云在中央财经小组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62年3月8日。
〔44〕周恩来在全国人大二届三次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62年4月16日。
〔45〕周恩来在政协第三届全国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的闭幕词，1962年4月18日。
〔46〕周恩来在全国青联第四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62年4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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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周恩来在中央财经小组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62年4月8日。
〔49〕中共中央关于批发1962年国民经济调整计划的指示，1962年4月30日。
〔50〕国家经委党组关于大区经委主任会议情况汇报的提纲，1962年5月3日。
〔51〕周恩来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62年5月11日。
〔52〕中央工作会议记录，1962年5月11日。
〔53〕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6月版，第1057页。
〔54〕顾卓新：《坚持原则和解决困难的高超领导艺术》，《我们的周总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1月版，第191页。
〔55〕康世恩：《大庆油田浸透了周总理的心血》，《我们的周总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1月版，第244、245页。
〔56〕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62年8月6日。
〔57〕刘少奇在中央工作会议中心小组会上的发言记录，1962年8月11日。
〔58〕周恩来在中央工作会议中心小组会上的发言记录，1962年8月17日。
〔59〕周恩来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的发言记录，1962年9月26日。
〔60〕刘少奇在中央工作会议中心小组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62年8月20日。
〔61〕毛泽东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的发言记录，1962年9月24日。
〔62〕周恩来在中共中央召开的民主人士座谈会上的讲话记录，1962年10月17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