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二年十月五日，八届十中全会结束一个星期后，周恩来接到报告：根据各方面的情况反映，印度正在加紧备战，“在今后几天内，印军可能要发起攻势，预料这将是中印边界三年冲突以来的第一次真正的战斗”。〔1〕中印边境出现的这种令人不安的紧张局势，使周恩来不得不将主要精力再一次集中到解决中印边界问题上来。
为了和平解决中印边界问题，几年来中国政府一直做出积极的努力。一九六○年四月周恩来访问印度后，中国军队从东西两段的实际控制线单方面后撤了二十公里，以便使双方军队脱离接触，并且在撤出的地区停止巡逻。这种十分克制的态度和措施，换来了边界地区两年多的相对平静状态。
但是，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印度政府不但没有采取相应的措施，反而视中国的和平诚意为软弱可欺。周恩来刚刚离开德里，印度军队就开始在边境地区调动。澳大利亚记者内维尔·马克斯韦尔在他的著作《印度对华战争》中写道：“他（指周恩来——编者注）动身的那天，一名重要官员告诉我说，不要指望边界会恢复平静了，因为印度巡逻队就要开始搜索中国占领的地区。”〔2〕一九六一年，印军趁中国忙于解决国内经济问题的时机，先从西段派遣军队侵入，在中国军队后撤的地区相继建立了四十三个侵略据点。中国方面因为已单方面停止巡逻，直到一九六二年上半年才发现印军侵入的情况。中国政府多次要求印军退回实际控制线的印度一侧，印军却拒不退出。这样，中国军队只得在实际控制线中国一侧重新建立哨所，恢复巡逻，双方形成犬牙交错、相互对峙的局面。接着，印军又在东段越过所谓“麦克马洪线”向北推进，从中国西藏的兼则马尼向西北侵入克节朗河谷三角地带，并不断增设哨所。因为中国军队在东段同样停止了巡逻，那里又是荒无人烟的地方，所以直到一九六二年八月，中国政府才发现问题，并在九月八日派驻了哨所。东段靠近印度的后方，集中的印军更多，所以形势更加严峻。面对印军的不断制造事端，七月以来，中国政府曾三次建议中印双方就边界问题进行不附加任何先决条件的谈判。但是，都遭到印度方面的拒绝。
尽管如此，正如周恩来所说，只要还有一线希望，中国政府就不会放弃寻求和解的途径。一段时间内，尼赫鲁为了掩盖扩张的意图，曾经表示可以谈判，但要以中国军队撤出西段的阿克赛钦地区为条件。为了避免边界局势进一步恶化到不可收拾的地步，中国方面很快作出回应。七月二十三日，周恩来致电正在日内瓦参加会议的陈毅，请他约见印度国防部长梅农，争取发表一个恢复中印边界谈判的公报或消息。电报说：“关于恢复谈判的手续、时间、地点和人员级别如能与梅农谈定最好，否则留等外交途径解决，谈判人员级别或者大使级，或者副外长级。地点如北京新德里轮流不便，可改在中立国。”〔3〕但是，尼赫鲁并不是真心想通过和平谈判解决问题。十月十二日，尼赫鲁突然采取重大步骤，进行全国总动员，下令清除掉驻守在中国实际控制线以内的中国军队。十月二十日，印度军队在中印边界的东段和西段同时发动大规模进攻。
印度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向中国军队发动大规模进攻？原因在于他们错误地估计了形势。陈毅后来在接见瑞典广播电视记者时是这样回答的：“这首先是由于中国一再忍让，印度政府得到一个错觉，以为中国不会进行反击。同时，印度政府错误地认为中国国内的经济情况很困难，在国际上很孤立，因此妄图用武力来迫使中国屈服。”〔4〕
在印度政府单方面造成的这种严重局势下，中国边防部队除了进行自卫还击外，已经别无选择。毛泽东后来向外宾介绍情况时说：“他们以为中国人无论如何不会打他们，他们就一步一步地向麦克马洪线以北推进。有时甚至到了我们的后边，随便走来走去。这时候，我们的总理、总参谋长生气了，太欺人了，决定打它一下。”〔5〕
十月五日，周恩来接到总参谋部某部的报告后，立刻作出对应的部署。周恩来指出：“敌人如在东段动手，我们除给予痛击外，西段也可同时歼灭其若干处据点。请罗（瑞卿）总长立即考虑这一设想，并要总参提出方案送中央考虑。”〔6〕十月八日，周恩来又预先通知苏联政府：“印度可能在中印边境东段发动一场大规模的战争，如果他们一旦发动进攻，我们就坚决自卫。”〔7〕对印度的挑衅长期采取克制忍让态度的中国政府，为什么在这时决定要进行反击？因为事实已经充分证明：继续忍让不但不会使印度政府有所收敛，相反，只会鼓励他们更加得寸进尺，使事态不断扩大。周恩来解释说：几年来的事实说明，“尼赫鲁不会放弃大印帝国的思想，不会放弃侵略立场。只有自卫反击，逐渐孤立他，才能使他知难而退，或者暂时和缓。”“我们不给他以大的打击，是不能引起大的变化的”，“不给他大暴露也是不能和缓局势的”。〔8〕也就是说：中国的被迫还击只是为了向印方表明，中国的克制是有限度的，两国边界的争议只能通过和平协商来求得公平合理的解决，如果想用武力入侵造成既成事实来迫使中国政府承认是办不到的。
十月二十日清晨，印度军队终于发动了大规模进攻，在中印边境响起密集的枪炮声。在东段，印军沿着克节朗河全线，向中国边防部队开始猛攻；在西段，印军配合东段的战斗，先在奇普恰普河各地区，随后在加勒万河各地区也向中国边防部队发起攻击。中国边防部队在印军的猛烈炮火下，遭受严重的伤亡。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中共中央发出进行自卫还击的命令。从战斗打响的当天到二十三日接连几个晚上，周恩来都在毛泽东处研究作战方案，并作出部署。周恩来说明，过去我们是为了谈判所以才没有越过“麦克马洪线”，而今天，印度先已破坏了“麦克马洪线”，因此中国也没有必要再受“麦克马洪线”的约束。
经过几天的激烈战斗，中国军队在打退印军多次进攻后进行反击。在东段，一举全歼侵入中国境内的印军第七旅，并越过“麦克马洪线”，进占达旺，逼近瓦弄；在西段，清除了印军在中国境内设立的许多据点，收复大部分领土。这些迅猛有力的还击，给了入侵印军没有预料到的沉重打击。
在军事上进行必要还击后，中国政府又主动提出和平解决中印边界问题的三项声明。十月二十三日，周恩来召集陈毅、吴冷西、乔冠华、姚溱等共同商讨并起草了这份声明。二十四日，声明公开发表。它指出：
“目前，剧烈的战斗正在进行。这种严重局势的发生，使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感到痛心，也引起了亚非国家和人民的不安。中国和印度之间究竟有什么问题不能和平解决呢？中国和印度究竟有什么理由发生流血冲突呢？中国不要印度一寸领土。中印边界问题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可能设想用武力来解决。中国和印度是亚洲的两个大国，对于亚洲和世界和平负有重大的责任。两国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倡议者和万隆会议的参加国。中印两国的关系纵然目前十分紧张，也没有理由抛弃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万隆会议的精神。中国政府认为，中印两国政府都应该以中印十一亿人民的根本利益为重，以两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斗争的共同利益为重，以亚洲和平和亚非团结的利益为重，竭尽一切可能，寻求停止边境冲突、重开和平谈判、解决中印边界问题的途径。”
中国政府没有因为战场上的胜利而把任何片面的要求强加给印度，而是本着和平解决中印边界问题的一贯立场，在声明中提出三项建议：
一、双方确认中印边界问题必须通过谈判和平解决。在和平解决前，中国政府希望印度政府同意，双方尊重在整个中印边界上存在于双方之间的实际控制线，双方武装部队从这条线各自后撤二十公里，脱离接触。
二、在印度政府同意前项建议的情况下，中国政府愿意通过双方协商，把边界东段的中国边防部队撤回到实际控制线以北；同时，在边界的中段和西段，中印双方保证不越过实际控制线，即传统习惯线。有关双方武装部队脱离接触和停止武装冲突事宜，由中印两国政府指派官员谈判。
三、中国政府认为，为了谋求中印边界问题的友好解决，中印两国总理应该再一次举行会谈。在双方认为适当的时候，中国政府欢迎印度总理前来北京；如果印度政府有所不便，中国总理愿意前往德里，进行会谈。〔9〕
这三项建议，对在战场上正取得重大胜利的中国军队来说，做出了国内外很多人没有料到的重大让步：中国不仅没有乘胜扩大战果，而且愿意重新撤回到原来的实际控制线，还准备从实际控制线再后撤二十公里。一位外国朋友评价说：“这实在太合理，太公道了，不能做比这更多的了。”〔10〕
十月二十四日，声明发表的当天，周恩来给尼赫鲁写了一封信。信中说：“在我们两国之间竟然发生了目前这样严重的边境冲突，这是十分令人痛心的。剧烈的战斗还在进行，在此紧急的时刻，我不准备回述这一场冲突的来由。我认为，我们应该向前看，我们应该采取措施，扭转局势。”周恩来恳切呼吁印度政府回到谈判桌上来。〔11〕
中国政府原本期待印度政府会慎重考虑中国政府的三项建议，再作回答。可是，印度政府当天就拒绝了中国政府的建议。印度政府在声明中，不是要恢复一九五九年十一月七日双方的实际控制线，而是提出要首先恢复因印军一再入侵而造成的一九六二年九月八日以前的边界全线状况，然后才同意举行会谈。三天后，尼赫鲁又复信周恩来，坚持要中国接受印度政府这个建议，即“恢复一九六二年九月八日前存在于印中边界全线的局面”。〔12〕尼赫鲁提出的这个先决条件是毫无道理的，也是中国人民无法答应的。周恩来解释道：
“自一九五九年以来，印度方面使用武力片面改变边界状况，在西段侵占了大片中国领土，建立了四十三个军事据点；在中段，侵入中国乌热地区；在东段，越过所谓麦克马洪线侵占了线北的克节朗河地区，建立了许多据点。从今年九月八日至十月二十日，更是印度方面部署大规模全面进攻的时期。因此，恢复九月八日以前的边界状况，实际上就等于承认印度有权进行侵略，而中国则无权进行自卫，承认印度片面使用武力侵占中国大片领土的状况，使印方重新处于向中国方面发动大规模全面进攻的态势。”〔13〕
十一月四日，周恩来又一次致信尼赫鲁，呼吁印度政府接受中国政府的三项建议。周恩来指出：这三项建议正是本着恢复一九五九年以前两国友好关系的精神提出来的。建议中所说的实际控制线基本上是一九五九年十一月七日当时存在的实际控制线。“这三项建议对双方来说，是对等的而不是片面的，是平等的而不是屈服的，是互让的而不是强加于人的，是互相尊重的而不是欺凌一方的，是友好协商的而不是武断专横的。”对一九五九年十一月七日的实际控制线，周恩来作了具体说明：在东段，大体上同“麦克马洪线”一致，尽管中国并没有承认它是合法的；在西段和中段大体上同中国一贯指出的传统习惯线一致。周恩来说：“中国政府所以着重地重新提出这一建议，是因为根据三年来的痛苦经验，深深地体会到在有争论的边境地方，如果不使双方的武装部队脱离接触，就很难避免冲突。中国政府的这项建议以一九五九年实际控制线为基础，而不是以目前双方武装部队的实际接触线为基础。这就充分说明，中国方面没有因为最近在自卫反击中所取得的进展，而把任何片面要求强加于印度方面。按照中国政府的这项建议，双方承担的义务是对等的。”而“印度政府却向中国政府提出了只适宜于强迫战败者接受的屈辱条件”，“同扭转目前局势和恢复中印友好关系的目的背道而驰”。周恩来还强调：“我们两个国家都是主权国家，任何一方都不能把自己的片面要求强加于另一方。印度有自尊，中国也有自尊。正是从维护中印双方的这种自尊出发，中国政府才提出十月二十四日的三项建议。我诚挚地呼吁阁下再一次考虑这三项建议，并且作出积极的响应。”〔14〕
但是，印度方面依然没有作出任何积极的响应，反而在边境局势和缓下来后，一意孤行，更加狂热地展开反华活动。尼赫鲁致信美国总统肯尼迪，寻求美国军事援助，进行战争准备。印度政府不仅继续在中印边境地区侵犯中国的领土、领空，还加紧迫害在印的华侨，把两千多名华侨关入集中营；强迫撤销中国在印度的总领事馆，限制中国驻印度使馆的活动；无理接管中国银行在印度的分支机构；对中印之间的来往邮电采取检查措施；同时，更加放肆地纵容逃亡在印的西藏叛乱分子进行反对祖国的罪恶活动。这就迫使中国政府不得不再次作出反击印军进攻的决定。十一月中旬，经过第二阶段反击作战，中国边防部队在东段控制了“麦克马洪线”以南的大片土地；在西段驱逐入侵印军，拔除印军全部侵略据点。印度政府发动大规模进攻，不但没有得到他们预期的好处，反而陷入越来越被动的局面。
中印边界冲突事态的不断发展和扩大，越来越引起世界人民，特别是中印两国人民和亚非许多中立国家的严重关切。锡兰、缅甸、柬埔寨、几内亚、阿联等国的领导人纷纷给周恩来写信或派大使前来了解情况。有的提出由亚非国家来协商或以会议的方式促成和解；有的提出由少数友好国家成立斡旋委员会；有的建议通过报纸呼吁和平；有的国家如几内亚总统塞古·杜尔、阿联总统纳赛尔等对如何解决边界冲突提出了具体的建议。英国哲学家罗素还多次以个人名义写信给周恩来，希望中国“采取主动，停止当前的战斗”。〔15〕他对周恩来说：“你是否可以带头停火，并寻求印度同意跟随你这样做，以便在大战吞没世界以前得以开始会谈？”〔16〕从同各国来使的交谈和对一些材料的研究中，周恩来发现大多数亚非国家是同情中国的。但也有一部分人并不理解中国为什么不能接受印度的条件而一定要坚持自己的立场。
为了向各国人民说明真相，周恩来以国务院总理名义在十一月十五日，发表了致亚非二十五个国家领导人的信，全面阐述了中印边界问题的背景和中国政府和平解决中印边界问题的一贯立场。事前，周恩来做了大量的研究工作，正如他常说的：“我不是历史学家，但每解决一个边界问题，我就要研究一下跟邻国的关系。”〔17〕周恩来在信中指出：
“中国一贯致力于和平解决边界问题。中国不仅同印度有边界问题，同许多西南邻邦也有边界问题。这些边界问题，究其根源来说，大部分是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在我们这些国家还没有取得独立以前制造出来的。在我们这些国家相继取得独立之后，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者又企图利用这种边界问题在我们新独立国家之间制造纠纷。因此，中国政府认为，在处理这些边界问题的时候，应该认清楚这是亚非国家之间的问题，不同于亚非国家和帝国主义之间的问题，应该提高警惕，不上帝国主义挑拨离间的当。这些边界问题，既然是历史遗留下来的，新中国不能负责，新独立的有关国家也不能负责。因此，中国政府主张：在处理这些边界问题的时候，既要照顾过去的历史背景，又要照顾已经形成的实际情况；有关两方中的任何一方都不应该把自己的要求，强加于另一方，而应该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万隆会议十项原则的基础上，通过友好协商，互谅互让，求得双方都是公平合理的解决。”
周恩来回顾了几年来中国政府为了公平合理地解决边界问题所做出的种种努力后，着重回答了亚非国家普遍关心的一个问题，这就是中国为什么不能同意印度政府提出的恢复一九六二年九月八日以前的边界状态。周恩来指出：
“印度政府所谓恢复九月八日以前的边界状态意味着什么呢？在中印边界东段，它意味着印度军队重新侵占非法的麦克马洪线以北的中国领土；在中印边界西段，它意味着印度军队重新侵占他们从一九五九年以来在中国境内建立的军事据点。这种状态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呢？这是印度军队凭借他们已经侵占的有利军事地位在十月二十日向中国边防部队发动大规模武装进攻的状态。这是孕育着严重到不可避免的边境冲突的状态。无论是恢复九月八日的边界状态，或是恢复十月二十日的边界状态，都是不公平的，都不可能带来和平。”
“印度政府不同意恢复一九五九年十一月七日的边界状态，而要求恢复一九六二年九月八日的边界状态，就证明印度政府从一九五九年以来用武力侵占了中国大片领土。印度建议恢复的状态是三年来印度军队越过实际控制线、侵占中国领土后的状态；而中国建议恢复的状态却是三年前中印边境基本上保持平静的状态。按照印度的建议，只有中国一方面后撤，而印度不仅不撤，还要前进，还要重新侵占中国领土；按照中国的建议，中印双方互有撤退，而在东段，中国边防部队后撤的距离还会远远超过印度军队后撤的距离。无论从哪方面看，印度的建议是片面的、强加于人的、是要中国屈服的；而中国的建议对于双方来说，却是对等的、互让的、互相尊重的。中国方面还提出举行两国总理会谈，欢迎尼赫鲁总理到北京来；如果印度政府认为有所不便，中国总理准备再一次到新德里去。中国提出这样和解的建议，显然是对印度的威信和体面作了充分考虑的。印度政府强调它只准备‘在体面、尊严和自尊的基础上’进行谈判。但是，它的建议表明，它只考虑自己的体面、尊严和自尊，而不允许对方有体面、尊严和自尊。”
“中国政府从一开始就主张通过和平谈判，友好解决边界问题。三年来，几乎所有的谈判建议都是中国方面主动提出的。为了谈判，中国总理去过新德里，并且还准备再去。但是，三年来，印度政府常常是拒绝谈判，或者是勉强同意了谈判，也不解决任何一个可以解决的问题。中国政府主张，在和平解决之前维持业已形成的边界状况，具体地说，就是维持一九五九年存在于中印双方之间的实际控制线。但是，印度方面先是在中印边界西段越过了实际控制线，最后甚至破坏了它自己在东段所主张的所谓麦克马洪线。中国要双方武装部队脱离接触，印度硬是要双方武装部队保持接触。中国政府主张，为了避免边境冲突，应该隔离双方武装部队，停止巡逻，并且在印度拒绝了中国的建议之后，单方面的在边界自己的一边停止了巡逻。印度武装部队却利用中国单方面停止巡逻的空隙，侵入中国领土，建立军事据点，步步进逼，使中印边境冲突终于成为不可避免。如果印度政府具有一点和平解决边界问题的愿望，中印边境局势是绝不会发展到今天这样不幸的地步的。今天这种不幸的局面是印度政府一手造成的。”
尽管如此，周恩来仍表示：“中国政府并不灰心，我们愿意向前看。不管眼前的情况怎样复杂，中国政府谋求和平解决中印边界问题的决心是坚定不移的。只要还有一线希望，中国政府将继续寻求和解的途径，主动地创造有利于停止边境冲突的条件。”〔18〕
不仅如此，中国政府还在各国最关心的中印边界地区正在进行的作战方面采取了重大的和解步骤。
当时，世界舆论都认为中国军队必将在战场上充分利用已经取得的有利态势，乘胜追击，扩大战果。中国政府却出人意料地决定立刻在中印边界全线主动停火，并准备后撤。十一月二十一日零时，《人民日报》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声明，公布了这一决定：
一、从本声明发表之次日、即一九六二年十一月二十二日零时起，中国边防部队在中印边界全线停火。
二、从一九六二年十二月一日起，中国边防部队将从一九五九年十一月七日存在于中印双方之间的实际控制线，后撤二十公里。
在东段，中国边防部队虽然至今是在传统习惯线以北的中国领土上进行自卫反击，但仍准备从目前的驻地撤回到实际控制线、即非法的麦克马洪线以北，并且从这条线再后撤二十公里。
在中段和西段，中国边防部队将从实际控制线后撤二十公里。
三、为了保证中印边境地区人民的正常往来、防止破坏分子的活动和维持边境的秩序，中国将在实际控制线的本侧的若干地点设立检查站，在每一个检查站配备一定数量的民警。中国政府将经过外交途径把上述检查站的位置通知印度政府。
声明还表示：“中国政府真诚期待印度政府作出积极的响应。即使印度政府不能及时作出这种响应，中国政府也将按规定日期主动地执行上述措施。”〔19〕
二十分钟后，周恩来和陈毅约见印度驻华使馆临时代办班纳吉，向印方通报了声明的主要内容。
这个出人意外的举动，“就像掌舵的遇到激流应该转舵那样非常之灵活、非常之迅速、非常之坚决”。〔20〕在世界舆论中，引起了巨大的轰动。中国不仅在军事上取得巨大胜利，而且在政治上取得完全主动。加纳广播电台广播说：“这确实是一个令人高兴的意外的事情。”香港《明报》也评论说：这一招使得漂亮之极，潇洒之极。
一周后，十一月二十八日，周恩来致信尼赫鲁，希望印度政府以亚非和平的大局为重，及时采取相应的措施。周恩来在信中指出：
“我们双方都很了解彼此在边界问题上的分歧，目前重复这些分歧是不必要的。中国政府认为，我们双方当前的任务是停止边境冲突，隔离双方武装部队，创造适宜的气氛，以便通过谈判来解决边界分歧，而且我们应该有信心，这些分歧是能够通过和平谈判得到友好解决的。”
“根据中国政府的决定，中国边防部队将撤离一九五九年十一月七日实际控制线二十公里。这就是说，他们将不仅撤出在最近的自卫战斗中所进驻的地区，而且将撤到远离他们一九六二年九月八日或十月二十日所在位置的地方。一九五九年十一月七日实际控制线是根据当时双方的行政管辖范围形成的；它是客观存在的，不能由任何一方任意加以规定，加以解释。双方武装部队从这条线各自后撤二十公里，都是从自己管辖的地区后撤，因此不发生一方占便宜、另一方吃亏的问题。而且，这样做，既不妨碍每一方对自己撤出的地区继续行使管辖，也不损害任何一方对边界的主张。”
“仅仅是中国一方面把自己的边防部队撤退到一九五九年实际控制线本侧二十公里以外的地方，并不能保证双方武装部队脱离接触，也不能防止边境冲突的再起。相反，如果印度方面不合作，已经实现的停火还会有遭到破坏的可能。因此，中国政府诚恳地希望印度政府采取相应的措施。如果印度政府同意这样做，我具体建议，两国政府指派官员在中印边界各段双方协议的地点会晤，商谈有关双方武装部队各自后撤二十公里形成一个非军事区、双方在实际控制线本侧设立检查站和归还被俘人员等问题。两国官员会晤的实现，将标志着我们双方从战场回到谈判桌旁，这本身就具有很大的积极意义。如果两国官员会晤取得结果并且付诸实施，两国总理就可以举行会谈，进一步谋求中印边界问题的友好解决。”〔21〕
中国政府采取的一系列主动措施赢得亚非友好国家的普遍赞扬。蒙古人民共和国部长会议主席泽登巴尔访华期间对周恩来说：“（中国）采取了很大（的）主动，这是明智的步骤。中国关于通过谈判和平解决中印冲突的建议，我们认为是合情合理的。”〔22〕缅甸驻华大使叫温称这些措施“崇高而宽大”。他说：“印度政府应该予以接受，并采取同样措施。”〔23〕
尽管印度政府没有如人们所期待的那样做出积极反应，但是，由于中国政府率先停火并且撤回自己的部队，中印边境的局势缓和了下来，并开始显示出转机。
一些关心亚非地区和平的国家愿意在这个基础上进行斡旋。在中国政府发表声明的同一天，锡兰驻华使馆转来锡兰总理班达拉奈克夫人致周恩来的信，信中建议由阿联、印尼、加纳、缅甸、柬埔寨和锡兰的元首或总理在十二月的第一周召开非正式的会议，商量立即共同与印度和中国进行接触的办法。周恩来认为这个建议“的确是一个建设性的倡议”。〔24〕他随即致电锡兰总理，支持她召开六国领导人会议的倡议，同时电告其他有关各国领导人。
十二月十日至十二日，亚非六国会议在锡兰首都科伦坡举行。会议从一开始就出现不同意见：阿联、印尼和加纳主张提出具体建议作为中印谈判的基础，并各自提出了自己的意见；柬埔寨和缅甸不赞成搞具体建议，只同意做一般呼吁，促进双方会谈；锡兰作为会议的组织国采取了中间立场。会议最后形成了一个六国建议。
这个建议看起来是对中印双方提出要求，实际上在西段只要求中国后撤二十公里而印军留在原地不动，并且要由中印两国来讨论在中国领土上由双方设立民政点的问题。这个方案是中国方面所不能接受的。西哈努克也感到这个建议是偏袒印度的。
六国会议结束后，班达拉奈克夫人受会议的委托，到中国和印度提出并解释六国会议的建议。十二月三十一日，班达拉奈克夫人到达北京。在北京期间，她同周恩来进行了多次会谈。
在一九六三年一月二日的会谈中，班达拉奈克夫人向周恩来介绍了六国会议的情况和会议建议。她说：“中印两国冲突的延长和恶化将最有害于我们长期利益。”〔25〕周恩来在谈话中充分肯定了六国会议的积极意义。他指出：“我们要给科伦坡会议一个正确估计。我们认为会议达成协议或者没有达成协议都是为了继续努力推动中印实现稳定的停火，双方部队脱离接触，双方官员进行会晤，直到两国总理进行直接会谈。”“另外一点我们也是一致的，就是中印两国本身谋求直接谈判还不够，还需要有亚非友好国家从旁进行斡旋。”同时，周恩来也直率地指出六国会议建议中存在的问题。周恩来向班达拉奈克夫人建议说：可以分两个阶段或更多阶段来谈。第一步可以像六国会议所希望的，谈稳定停火的问题，这个问题解决了，形成脱离接触，避免冲突再起，就可留出时间从容地讨论边界问题。在讨论边界问题的时候，不能像印度所要求的那样，只讨论他所提出的问题，中国提出的问题就不能谈，这不行。如果双方都同意像科伦坡会议所提出的那样稳定停火的讨论不妨碍双方对边界位置或走向的主张，那么我们就可以进行谈判。〔25〕
一月三日，会谈继续进行。参加会谈的又增加了前一天刚到北京的印度尼西亚副首席部长苏班德里约。会谈中，周恩来具体地说明科伦坡建议中存在的问题。他首先指出，关于西段，中国从一九五九年实际控制线后撤二十公里已远离印度侵占的四十三个据点的位置。中国方面的这个行动照顾到了两方面的利益，而会议的建议却主张印度在原地不动，仍留在一九五九年线的中国一侧，并提出要同中国讨论在中国撤出的地区建立双方的民政点。这样做的结果实际上是，中国从两条线都让步，印度在两条线都不让步。周恩来说：“这对我们有些难堪。”其次，周恩来指出，建议把解决问题的重点放在西段是因为印度提出了强烈的领土要求。实际上东段和中段都存在问题。如果承认争议地区由双方协商来解决，那么东段的扯冬和朗久，中段的九个地点都应该通过双方协商解决。不应该对一部分地区有建议，对一部分地区没有建议。〔26〕苏班德里约解释说：“的确，我们的这一建议不能满足中国的要求。我们的确非常欣赏中国主动停火和主动后撤的措施，这使小国感到安心，因为小国就其本性来说，总是害怕大国的。但是中国的行动证明，她是诚实的，她虽在军事上取得胜利，但仍主动停火和后撤。中国的这一措施对我们是一个很大的帮助。”“从公平的观点来说，可能会问为什么提出要中国后撤，而不要印度后撤。从我们的观点来说，我们提出要中国后撤并不是要求中国放弃其领土，而是为了要谋求实现脱离接触作为谈判基础。这是向军事上强的一方面提出的。中国主动后撤二十公里，这个距离也可脱离接触。”周恩来说：“但我们不能让印度进入我军撤出的二十公里以内，不论是军事的或民政的，都不能进来，这是中心之点。”苏班德里约最后说：“如果我们这次能够考试及格，帮助两个大国和平解决边界纠纷，那么将有助于今后解决亚非国家之间的冲突，希望周总理不要把我们考得太多。”〔27〕周恩来耐心地解释道：“如果拿这一建议来考试，你们及格了，我们就不及格了。人民会通不过，我这总理得撤职。因为这一建议仅要中国一方面承担义务，而未要印度承担任何义务。”〔27〕
尽管在讨论中双方存在很大差距，但是，周恩来仍旧认真考虑了对方的意见，并根据会谈中得到的启发，提出了对科伦坡建议的两点解释。一月四日，双方继续会谈，周恩来郑重提出了这两点解释，请班达拉奈克夫人转告印度政府：
一、在双方官员会晤期间，在东段我们撤出的地区，印军不跟进，而只可派行政人员和民政人员进驻，一直到实际控制线以南；
二、中国从西段实际控制线后撤二十公里以后，印军在九月八日以前侵占的四十三个军事哨所也就空出了，但无论是印军事人员或民政人员都不能进去，该地将是空的。
周恩来还表示中国主动停火后撤以促使中印直接谈判的声明是继续有效的。不管印度对科伦坡建议采取什么态度，在同锡兰总理会谈后采取什么态度，中国仍按既定方针继续停火并按中国政府声明那样在全线主动后撤，直至脱离实际控制线（即一九五九年十一月七日线）二十公里的地方。这点可以说明中国政府是力求避免中印再发生冲突的。如果印度同意中国对科伦坡建议的两点解释，我们可以同意把这个建议作为中印开始谈判的初步基础。经中共中央批准和毛泽东同意后，这两点解释正式写入周恩来给班达拉奈克夫人的备忘录中。
备忘录指出：这“两点只在中印双方官员会晤以前和会晤期间有效，不影响双方官员在会晤中提出的其他建议和作出的最后决定。”班达拉奈克夫人看到备忘录后说：“这一备忘录非常公正和准确地表明了中国对六国建议的意见和明确地说明了中国希望锡方转达给尼赫鲁总理的态度和建议。”
一九六三年一月五日，周恩来陪同班达拉奈克夫人先后赴杭州、上海参观，分别看望了毛泽东和宋庆龄等。在上海，周恩来还陪同班达拉奈克夫人到上海最大的佛教寺院玉佛寺，举行纪念锡兰已故总理所罗门·班达拉奈克六十四岁诞辰的佛教仪式。一月八日，班达拉奈克夫人离上海飞赴印度。周恩来送走客人后因痔疮发作到杭州进行治疗和作短暂休息。
一月二十二日，周恩来回到上海过春节。他同三十多年前曾经和自己并肩参加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的老工人一起度过了农历除夕。春节期间，周恩来参加了上海市委召开的各界民主人士座谈会，还参加了上海市科学技术工作会议，在这次会上的讲话中作出十分重要的论断：科学技术现代化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具有关键性的意义。他说：“我国过去的科学基础很差。我们要实现农业现代化、工业现代化、国防现代化和科学技术现代化，把我们祖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强国，关键在于实现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他提出，实现科学技术现代化要做到十六个字：实事求是，循序前进，相互促进，迎头赶上。〔28〕利用这次到上海的机会，周恩来会见了文艺界的朋友袁雪芬、张瑞芳、赵丹等，看望了宋庆龄和上海市副市长荣毅仁等。三十多年后，荣毅仁还清楚地记得那一次周恩来到家中做客的情景。他说：“周总理在我家吃了饭，胃口很好，像家里人一样随和，使人感到十分亲切，可以接近。”〔29〕周恩来还和邓颖超一起到苏州看望正在那里养病的陈云和盆景艺术家周瘦鹃。二月三日，周恩来匆匆赶回北京。他把美好的感情留在上海，留在许许多多朋友的心中。
周恩来急于赶回北京，是因为在解决中印边界问题上又出现新的情况。
班达拉奈克夫人离开中国后直接去了印度。她在德里同科伦坡六国会议参加国代表——阿联部长执行会议主席阿里·萨布里、加纳司法部长奥弗里·阿塔会谈，共同提出了一个对科伦坡建议的“澄清文件”。这个文件对科伦坡建议的解释更符合印度的需要。所以，尼赫鲁在议会上表示，印度接受的科伦坡建议与这份“澄清”是不可分割的。一月十四日，班达拉奈克夫人写信给周恩来，希望中国不把“两点解释”作为先决条件，同意原则上接受科伦坡建议作为中印直接谈判的基础。随后，阿塔来到中国，向周恩来提出了同样的希望。一月十九日，周恩来复信班达拉奈克夫人，表示中国政府原则上接受科伦坡会议的建议作为中印官员会晤讨论的初步基础；但是，中国政府仍保留对科伦坡会议建议的“两点解释”。阿塔不久后说：科伦坡建议不一定要全部接受，对一部分不同意也可以谈。一月二十四日和二十八日，周恩来在上海又接连收到班达拉奈克夫人的两封来信说，印度政府已经全部接受科伦坡会议的建议和“澄清”，作为中印举行直接会谈的基础，而不坚持任何事前的保留。这时，周恩来还不知道锡兰等国在德里提出的“澄清文件”的内容，因此，他感到十分奇怪。
直到一月三十一日，周恩来收到锡兰驻华大使送来的“澄清文件”后，他才了解这个文件不仅同班达拉奈克夫人一月十四日来信有出入，而且同她在北京所作的解释也有出入。对争论的核心，即西段问题，在德里提出的“澄清文件”写道：“中国军事撤退所形成的二十公里非军事区将由双方民政点进行管理，这是科伦坡建议的一个实质部分。有待于印中两国政府达成协议的是，关于民政点的位置、数目及其组成”；而在北京并没有谈到这些内容。关于东段，这个“澄清文件”写道：“印度军队可以一直开到实际控制线，即麦线以南，除了印中两国政府存在意见分歧的两个地区以外。”这一点，班达拉奈克夫人在北京也根本没有提到。
二月四日，周恩来从上海回到北京的第二天，出席锡兰驻华大使佩雷拉举行的国庆招待会。他告诉佩雷拉：“我们不能撤回我们的两点解释，不然，我们就无法向我国人民交代，也无法向世界舆论交代。”但他仍表示：“我们的两点解释并不是会谈的先决条件。我们认为中印各方对六国建议的不同解释是可以在会谈中解决的。”“如果印度坚持先决条件以至双方谈不起来，也不要紧。我们还是要按既定计划主动后撤，因此，我们实际上将同对方脱离接触。只要印度不进行挑衅，不进入我们空出的、在停火安排中有争执的那四个地方，即不进入东段的朗久和扯冬，中段的乌热，西段印度曾经侵占过的四十三个据点，那就打不起来。”〔30〕
二月二十一日，周恩来复信班达拉奈克夫人，明确指出：科伦坡建议不是指令或裁决，会议的任务是调解而不是仲裁。尼赫鲁说中国政府必须全盘接受科伦坡建议，否则不能举行任何谈判甚至初步的谈判，这种态度是同科伦坡会议的基本精神相违背的。信中同时指出：科伦坡建议是有严重缺陷的。科伦坡会议作出现在这样的具体建议，是中国政府始料所不及的。尽管会议的愿望是好的，但是，这样做的结果实际上使科伦坡会议的工作超出了调解的范围，使与会国的调解活动增加了困难。信中说：
“我发现你和你的同事们在新德里所作的澄清同在北京所作的澄清又不同，它不仅同你交给我们的书面说明有很大出入，而且在某些关键问题上同你和你的同事们在北京所作的口头说明几乎是截然相反的。”“印度政府利用科伦坡建议含糊不清的规定，利用你和你的同事们在新德里提供的‘澄清’，把科伦坡建议进一步解释成为完全符合印度的立场。”“印度政府却坚持中国必须全盘地接受它所解释的科伦坡建议作为开始会谈的先决条件，这实际上是要中国在会谈开始以前就向印度的无理立场屈服。印度的这种态度只能使人怀疑，它对举行直接谈判究竟有多少诚意。”
信中还写到：目前的停火是否能够稳定下来，关键在于双方是否具有诚意，如果一方缺乏诚意，即使它接受科伦坡建议，也不能保证停火的稳定。为了促使中印直接谈判，中国政府做了仁至义尽的努力。中国政府希望中印官员会晤能够迅速举行，如果一时不能举行，中国政府也愿意耐心等待。〔31〕
尽管周恩来感到科伦坡建议，特别是锡兰等三国在德里提出的那份“澄清文件”对中国很不公正，但是，他对班达拉奈克夫人的困难处境和期望解决问题的急迫心情却表示体谅和理解。二月二十二日，周恩来会见佩雷拉时谈到：“她是六国会议的发起人，不能坚持自己的意见，她不能不照顾到参加会议的多数人的意见。”〔32〕二月十日，参加科伦坡会议的柬埔寨国家元首西哈努克亲王从印度来到中国。周恩来前往昆明迎接，同他坦率深入地交换了意见。周恩来告诉西哈努克：“我们任何时候都愿与印度官员在边境上或其他地方会晤，没有任何条件。我们可以拿科伦坡建议作为谈判基础，但我们不隐蔽我们自己的解释。如果科伦坡会议多数国家和锡兰总理同意我们的态度，我们等着印度谈判就是了。当然，印度一定不干，印度说要每一个字都按照在德里‘澄清’的科伦坡建议办，就是所谓要全部接受。”“如果印度不打算重新挑衅，局势可以不紧张，停火会稳定一个时期，双方也可以脱离接触一个时期。如印度要紧张，即使谈判也可以紧张，因为它可以随便抓住一个问题使局势紧张起来。”〔33〕第二天，双方继续会谈。周恩来说：“我们将继续完成后撤二十公里并空出停火安排中有争议的四个地区。我们在二十公里地区内设立民政点，也将通知印度和科伦坡会议参加国。”“我们努力寻求和平谈判发展中印友好是坚定不移的方针。”〔34〕西哈努克非常感谢周恩来向他澄清了许多复杂的问题，并且对科伦坡会议参加国采取十分体谅的态度。二月十二日，周恩来陪同西哈努克回到北京。
这时，国内其他方面的工作也很繁忙。在毛泽东亲自主持下，中共中央正在研究和讨论国际上反对修正主义和在国内进行社会主义教育（也就是四清运动）的问题。周恩来回到北京的第二天参加了中共中央召开的工作会议。从会议记录来看，周恩来在发言中对前面所说的两个问题没有发表多少意见，主要谈的是粮食问题和精简工作。他指出：一九六二年比一九六一年粮食增产了二百多亿斤，这是形势得以好转的中心。而精简工作、减少城市人口工作取得的成绩，又使粮食销量得以减少。他说，这个成绩得来不易，必须继续巩固。周恩来强调：“不论从哪个方面说，精简、控制城市人口、勤俭建国、计划生育都是我们长期的方针。”〔35〕三月十五日，周恩来在中南海怀仁堂作了《关于中央精简工作的报告》，提出精简扫尾工作必须同增产节约和在城市进行的“五反”（指反对贪污盗窃、反对投机倒把、反对铺张浪费、反对分散主义和反对官僚主义）运动结合起来；必须同经营管理结合起来；必须同控制城市人口、全面安排劳动力、明确教育方针和计划生育工作结合起来。他要求：“精简必须限期完成，以利今年八月起逐步调整工资，为第三个五年计划打下新的基础。”〔36〕在周恩来的领导下，全国性的精简工作按计划在七月底基本完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