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段时间内，周恩来很关注文艺工作。当时，电影和话剧舞台十分活跃，涌现出一大批反映现代生活和精神风貌的作品，如《霓虹灯下的哨兵》、《第二个春天》、《红色宣传员》等。周恩来从讨论剧本到确定导演和演员，都给予具体指导。他多次讲话要求文艺工作者要树立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在学习、实践、竞赛和斗争中不断地改造自己，在惊涛骇浪中考验自己，长期奋斗，至死不已。〔37〕为了加强同香港地区的文化交流，周恩来决定向香港派出京剧艺术团。这以前，他曾向香港派出过潮剧、昆剧和越剧等艺术团。三四月间，周恩来先后两次会见准备赴港的京剧团负责人和京剧表演艺术家马连良、裘盛戎、张君秋、赵燕侠等，反复强调赴港演出的意义，详细审查了演出剧目。会见中，周恩来嘱咐张君秋：一定要将寄养在香港的女儿接回来。他说：“香港总要收回来，到那时，我已经一百岁（虚岁）了。”这就是指一九九七年。张君秋后来说：“这句话给我印象最深，至今不能忘记。”〔38〕
一九六三年四月中旬，刘少奇率中国政府代表团到印度尼西亚和柬埔寨等东南亚国家进行为期一个多月的访问，毛泽东也去了南方，主持中共中央日常工作的重担落在周恩来的身上。他接连处理了两件棘手的事情。
一件事是，刘少奇是否按期访问柬埔寨。四月二十一日，周恩来接到情报：国民党特务准备在柬埔寨首都金边搞爆炸，破坏刘少奇的访柬活动。当时，刘少奇正在印尼访问，下一站就要到柬埔寨去。中国驻柬使馆根据西哈努克的意见，建议不定期推迟刘少奇访柬。周恩来经过慎重考虑后认为：这是新中国元首第一次访问柬埔寨，“不定期的推迟对柬访问，政治上不利”。〔39〕他建议按原计划访柬，但可以把日期提前，缩小或取消群众场面。为了确保刘少奇在柬的安全，周恩来派专机到河南安阳把前任中国驻柬埔寨大使王幼平接回北京。二十五日，经请示毛泽东后，周恩来做出两项安排：一、派公安部局长凌云随王幼平飞昆明，向正在那里休息的刘少奇汇报情况；二、派王幼平以外交部顾问名义作为刘少奇访柬的随员，先期到金边指导中国使馆同柬方接洽安全保卫工作。在周恩来的妥善安排下，协助柬方粉碎了国民党特务的破坏活动，刘少奇胜利完成访问柬埔寨的任务。西哈努克感动地说：“中国主席是用生命把友谊送来。”
另一件事是处理中国第一艘国产远洋货轮“跃进号”在由青岛首航日本途中遇难事件。五月一日，周恩来接到“跃进号”货轮遇难的报告后，立即指示派军舰前往出事地点营救。他几乎彻夜未眠，等候详细报告。最初，船上报的信号是遭到袭击，接着又说是“为三发鱼雷命中”而沉没。〔40〕由于事情重大，周恩来没有轻易下结论。他同意罗瑞卿提出的“慎重为好”的意见，〔41〕建议“情况弄清后，再发表正式声明”。为了查明事情的经过，周恩来多次找有关方面了解情况，责成交通部和解放军总参某部进行调查。调查小组经过周密调查，得出“‘跃进号’的沉没极大可能为触礁”的结论。为了作出最后判断，五月八日，周恩来召集中央会议决定“须到现场进行海中调查”。〔42〕会后，周恩来向毛泽东报告说：“‘跃进号’触礁沉没，几乎可以肯定。现在再进行现场调查，既表示我们实事求是，利于取得世界公正舆论的同情；又可以借此锻炼我们海军部队和交通船员出海作业；同时，还可取得‘跃进号’的全部保险金。”〔42〕五月十二日，周恩来冒着浓雾飞往上海，亲自听取东海舰队和上海海难救助打捞局关于出海调查准备工作的汇报。他提出：我们在调查“跃进号”沉没的原因时，一定要实事求是，要有科学态度。在周恩来的直接指导下，潜水侦察顺利完成。六月二日，新华社奉命发表声明：“经过周密的调查，已经证实‘跃进号’是因触礁而沉没的。”〔43〕中国政府实事求是的态度，赢得世界舆论的赞扬。
周恩来到上海前，先到杭州向毛泽东汇报工作。当时，农村四清运动正在开展。部分政治局委员和各大区书记正在这里讨论毛泽东主持起草的《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修改稿（通常简称“前十条”——编者注）。这份文件对国内政治形势作了过分严重的估计，认为当前中国社会中出现了尖锐的阶级斗争情况，要求各地开展大规模的群众运动，打退资本主义和封建势力的进攻。周恩来参加了会议最后两天的讨论。为了缩小运动的打击面，周恩来主张将“团结百分之九十几”改为“百分之九十五”。他认为：“到底百分之几，各地方的情况不一样，如果写上团结百分之九十几以上，那么从反面想，就必然是打击百分之十，这样打击面就宽了。写上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从反面想，打击面就是百分之五，就会打击少一点。”毛泽东说有道理，就照这样改了。〔44〕后来，周恩来在许多会议上都强调“特别要掌握政策”，“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他说：“农村中如此，城市也是如此。我们机关、企业、事业、部队、学校也是如此。不论是群众是干部，绝大多数都是可以争取和教育过来的。”〔45〕
这时，从一九六二年底开始的反对修正主义的斗争也越来越激烈。七月间进行的中苏两党会谈毫无结果。在这前后，中共中央发表了《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苏共中央发表了《给苏联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共产党员的公开信》。中共中央从九月至一九六四年七月以《人民日报》编辑部和《红旗》杂志编辑部的名义，相继发表九篇评论苏共中央公开信的文章，批判“赫鲁晓夫修正主义”。中苏之间展开了空前激烈的大论战。
但在经济建设方面，中共中央接受了一九六○年因国际斗争而加快生产上盲目冒进的教训。周恩来回顾道：那时，“总是有一种想法，我们多生产一百万吨钢，觉得好像对我们的国际斗争就有多大力量”。〔46〕结果，“把事情耽搁了，生气，吃了亏，痛定思痛，不要激动，不要生气”。〔47〕当国民经济的形势开始全面好转时，一种急躁情绪又有抬头，许多人希望加快建设速度。经过反复讨论，中共中央认为国民经济虽已开始好转，但农业还没有恢复到一九五七年的水平，工业结构也没有调整好。从这种实际状况出发，毛泽东在七月初提出从一九六三年至一九六五年作为一个过渡期，再搞三年调整，然后在这个基础上搞五年或十年规划。周恩来十分赞成毛泽东的意见，并从一九六三年下半年起召开各种会议，来统一认识。有些人提出，为什么要有一个过渡计划，继续进行三年调整是不是太消极了？周恩来回答说：“不是消极的，而是积极的。”他说：这个过渡计划是指，“从第一个五年计划主要学习苏联，第二个五年计划在总路线指导下，摸索把马列主义关于建设社会主义的原则同中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经验，过渡到以后十五年的三个五年计划，求得在基本上建成独立的、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和工业体系。因为有这样一个目的，我们需要总结经验，全面安排，创造条件，全面跃进，就必须有这三年的过渡。”〔48〕
九月六日至二十七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中央工作会议，通过这个建议。在会上，周恩来展示出他所设想的一幅未来中国经济发展的蓝图。他说：我们要埋头调整三年。三年过渡之后，搞一个十五年的设想，“就是基本上搞一个初步的、独立的国民经济体系，或者说工业体系。然后再有十五年左右，总是在二十世纪以内，建成一个现代化农业、现代化工业、现代化国防、现代化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周恩来认为“这个事情非常重要”。〔49〕为了更好地进行经济建设，周恩来要求“中央各部门都要抓业务”。他说：“建国十三年了，业务还不通，这怎么行呢？”〔50〕
在指导国内各项工作的同时，周恩来仍密切关注着中印边界局势的发展，并及时而妥善地处理随时出现的各种棘手的问题。
一九六三年二月二十八日，中国政府根据上一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发表的声明，完成在中印边界全线从一九五九年十一月七日实际控制线后撤二十公里的计划。三月四日，周恩来致信尼赫鲁，再一次建议，双方就稳定停火、脱离接触和和平解决边界问题开始直接谈判。信中指出：“不应该再有什么理由来推迟中印官员会谈的举行。如果说，双方对于科伦坡会议的建议还存在不同的解释，那么，这尽可以在会谈中讨论解决，而不应该成为会谈的障碍。中国保留自己对科伦坡建议的两点解释，但是并不把接受这两点解释作为开始会谈的先决条件。我相信，只要双方都有稳定停火、脱离接触和和平解决边界问题的诚意，不管双方之间还有什么样的分歧，这些分歧都是可以在会谈中得到合理的解决的。”信中还提出：“如果印度政府由于对内对外政策上的需要，还不准备举行这种会晤的话，那么，中国政府也愿意耐心等待。”“只要印度方面不再进行挑衅，不再进入停火安排中有争议的四个地区，已经和缓了的边境局势是不会重新紧张起来的。”〔51〕但是，印度方面拒绝用和谈的方式解决边界争端的决心已定。三月五日，尼赫鲁在回信中说，只有中国政府全盘接受科伦坡建议和那个“澄清文件”，才能开始中印会谈。〔52〕
这种僵持状况使锡兰等国十分焦虑。三月七日和四月一日，周恩来先后收到班达拉奈克夫人和加纳总统恩克鲁玛的来信。信中都十分担心中印双方会因谈判不成而重新紧张起来。因此，他们希望以中国的让步，即不提“两点解释”来满足印度的要求，以便重开谈判。四月七日，周恩来会见加纳驻华大使默塞尔，向他提出三个问题：一、如果中国政府不提两点解释，印度是否真的会解决边界问题？二、如果中国政府现在不提两点解释而留待谈判时解决，这样中印直接谈判是否就能举行？三、是不是谈判开始之后中印关系就会改善，如果谈不起来，中印关系就会更加恶化？周恩来指出这三种设想都是不切实际的，问题没有他们想的那么简单。周恩来说：目前的情况是，中印边界局势并不紧张，原因是中国方面主动采取了种种友好步骤使局势和缓下来。第一，不管印度是否同意，中国主动停火，结果停火实现了。第二，不管印度同意与否，中国边防部队主动后撤到实际控制线中国一边二十公里，后撤计划已于二月底完成。第三，我们在退出的二十公里地区设立了民政检查站，并且把我们设立民政检查站的地点和数目都告诉了印度和科伦坡与会各国。第四，至于东、中、西各段关于停火安排有争议的地区，我们把它们空出来，不仅军队不进去，民政点也不进去，而留待将来在谈判中解决。因此，中印边境上实际上出现了一个隔离带。这完全是由于中国边防部队的后撤，而不是由于印方采取了什么措施。问题是印度自己在制造紧张气氛。〔53〕
四月二十日，周恩来致信班达拉奈克夫人，对她三月七日的来信作出答复。周恩来指出，正是由于科伦坡建议和在新德里的澄清对中国不公平的规定，中国政府在原则接受科伦坡建议的同时，不能不保留自己的两点解释。我们认为，我们的两点解释有助于使科伦坡建议保持必要程度的公正性。在印度坚持必须全盘接受科伦坡建议和在新德里产生的“澄清文件”的情况下，中国政府更有必要保留自己的两点解释。但是，尽管如此，我们并不把接受自己的两点解释作为开始中印直接谈判的先决条件。中国政府仍然愿意同印度政府在谈判中讨论解决双方之间对科伦坡建议的不同解释和其他分歧意见。我们相信，我们这种态度是入情入理的，是符合科伦坡会议的基本精神的。周恩来解释说：
“你希望迅速促成中印直接谈判的心情，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和解的努力必须来自双方。如你所知，为了促进中印边界问题的谈判和解决，中国方面已经做了一系列的努力。”“如果印度政府继续坚持它的僵硬无理的立场，那么我们没有旁的办法，只能耐心地等待。由于中国政府的主动努力，中印边境局势已经和缓下来了。只要印度方面不再进行挑衅，中印边境局势是不会再紧张起来的。在这种情况下，中印谈判一时不能举行，局势也不会恶化到危险的程度。”〔54〕
同一天，周恩来致信尼赫鲁，指出他三月五日来信实际上是以最后通牒的方式要求中国接受印度政府对科伦坡建议的解释。他严正声明：“这是绝对办不到的。”周恩来谴责道：“你一向劝别的国家通过谈判和平解决争端，不提先决条件，为什么印度政府对中印边界谈判却采取了截然相反的态度呢？”周恩来说：“尽管印度政府采取了这种态度，我仍然再一次请你考虑双方原则上接受科伦坡建议作为基础，立即就稳定停火、脱离接触和和平解决边界问题开始谈判，把各自对科伦坡建议的不同解释留待谈判中解决。这是中国政府所希望的，也是世界人民所希望的。”〔55〕
为了促进边界问题的和平解决，中国政府又一次采取重大步骤。四月十日至五月二十五日，中国边防部队在中国红十字会协助下，分批释放了在军事冲突中俘获的包括一名准将、二十六名校级军官、二十九名尉级军官在内的印军军事人员三千二百多名，并归还在冲突中缴获的武器、弹药和军用物资。中国政府的真诚态度使更多的人看清了究竟是谁在阻碍和平。
四月二十一日，阿联部长执行会议主席阿里·萨布里到达北京。这是访问北京的第一位阿联政府领导人。在第一天会谈中，萨布里首先就阿联在科伦坡会议的立场向周恩来作了解释。他说：“中印是两个居于领导地位的大国，他们同亚非以外的任何大国都没有牵连，所以我们一开始就设法寻找促使双方通过和平谈判解决边界争端的办法。”〔56〕萨布里承认他们对印度采取了偏袒的态度。他说：“印度在这次冲突中无论在政治、军事上都打了败仗，而中国则无论在政治上、军事上都取得了胜利。因此，我们觉得印度应该比中国得到更多的帮助。”〔56〕周恩来同意萨布里所说的中印友好不仅关系到中印两国，而且关系到亚非团结和世界和平。问题是在印度取得独立和中国得到解放后，中印两国应该如何相处。在中国方面，我们是尽量忍让，争取中印友好。不幸的是，印方采取的行动不完全如此。周恩来坦率地对科伦坡会议提出意见：“我们对科伦坡会议是支持的，但是科伦坡建议是不公正的。当时的情况是，科伦坡会议的参加者只注意如何使建议被印度接受，至于中国是否接受的问题就不去考虑了。”“六国本来准备呼吁停火，后来看到停火可以实现，所以转而考虑如何满足印度的一部分要求的问题。会议注意的重点是如何巩固停火，因而使科伦坡建议和建议所根据的原则都偏向一方，而不适用于双方。”周恩来还表示，如果萨布里去新德里发现印度愿意合作，不拿它的解释作为先决条件，双方可以原则上接受科伦坡建议作为谈判的基础，那么我们可以谈。如果尼赫鲁不能一下子来个一百八十度的转弯，而只能十五、十五度地慢慢转，我们也可以迎合他，我们给了他很多机会。他说：“我说过我愿意去德里，这是给很大的面子。去德里并不好受，我是准备去受侮辱的。中国又不是小国，也不是没有文化、没有自尊的啊。但是，为了亚非团结和中印友好，我们可以作此牺牲。我已经去过四次，再去一次也不要紧。”〔56〕四月二十三日，双方进行第三次会谈。萨布里问周恩来：“是否绝对不能允许印度在实际控制线的另侧设立民政点或派出军事人员？”〔57〕周恩来坚定地回答：“是的。”“目前是这样。如果谈判中双方表现友好和诚意，在新的情况下，我们可以寻求新的方法。”〔57〕
四月二十三日，周恩来给萨布里的备忘录中进一步阐明了中国政府对科伦坡建议的立场，并且指出：如果印度政府仍然要求中国政府全盘接受或者没有保留地接受科伦坡建议作为谈判的先决条件，特别是坚持中国政府必须事先接受印度政府对科伦坡建议第二条丙款一项的解释，才能开始中印谈判，这就表明印度政府不准备为谈判留有余地。在这种情况下，进一步的调解努力将是徒劳的。事实上只要印度政府坚持目前的僵硬立场，即使谈判能够举行，谈判的前途也只能是破裂；这样，反而会使目前和缓下来的局势重新紧张起来。与其造成这样的不良后果，中国政府宁愿耐心地等待。科伦坡与会国家可以相信，即使谈判一时不能举行，中国政府将一如既往，尽自己的一切努力，使目前已经和缓的局势保持下去。
通过双方多次坦诚的交谈，萨布里接受了周恩来的意见。他说：“科伦坡建议只是建议，总不能作为裁决。如果我在同印度的会谈中发现谈判可能导致破裂，我也同意还不如不谈。”〔57〕
四月二十五日，周恩来陪同萨布里到上海访问，第二天返回北京。不久，就传来萨布里访问印度的消息，尼赫鲁拒绝了萨布里的要求，说：“印度由于国内原因，目前不能与中国谈判。”这使阿联政府进一步相信了周恩来对形势的分析。尼赫鲁的态度使科伦坡会议的一些国家感到十分失望，周恩来反过来鼓励他们说：科伦坡会议和它的建议，我们认为并不是毫无结果，而是很大的成功。因为，有了科伦坡建议，中国作了积极的响应，并采取了六七次主动措施，其中有的是响应，有的是超过了科伦坡会议建议的要求。一旦印度真正对中国进行挑衅，科伦坡会议六国就可以起作用，可以去劝阻印度。〔58〕
第二年五月二十七日，尼赫鲁因病逝世。当天，周恩来致电印度总统萨瓦帕利·拉达克里希南吊唁，并且说：“尽管在我们两国之间目前还存在着一定的分歧，但这种不幸的情况终究只是暂时的。我深信，中印两国人民的友好关系，必将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得到恢复和发展。”第二天，他和陈毅前往印度驻华使馆，吊唁尼赫鲁逝世，并向尼赫鲁遗像献了花圈。
以后很长一段时间内，中印边界问题一直没有得到根本解决。澳大利亚记者内维尔·马克斯韦尔写道：“战争无情地暴露了印度的虚弱；同时，尽管它矢口否认，但看来印度已暗中和美国结成同盟，共同反华。因此，它已不再能充当不结盟国家的领导者了。除此之外，从六十年代开始，印度的国内困难也在日益加剧。边境战争及其后果可能加速了这些困难，但看来它还是由于印度政治和经济发展的内在原因所促成的。印度经济的困难和政治的虚弱日益加深，就必然要削弱它的国际地位。”〔59〕相反，在解决中印边界问题的过程中，中国的国际地位却得到提高。许许多多亚非地区的朋友，甚至包括一些过去对中国持有偏见和怀疑态度的国家，通过这个事件，承认新中国是热爱和平的。他们希望周恩来到更多的亚非国家去看看，加强彼此间的团结友好。这也是周恩来一直向往的事情。
【参考文献】
〔1〕解放军总参某部关于中印边界情况的报告，1962年10月5日。
〔2〕[澳]内维尔·马克斯韦尔：《印度对华战争》，世界知识出版社1981年3月版，第188页。
〔3〕周恩来致陈毅的电报，1962年7月23日。
〔4〕《人民日报》，1963年3月15日。
〔5〕毛泽东会见巴基斯坦总统阿尤布·汗谈话记录，1965年3月4日。
〔6〕周恩来办公室每日汇报表，1962年10月5日。
〔7〕周恩来同苏联驻华大使契尔沃年科谈话记录，1962年10月8日。
〔8〕周恩来在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62年11月24日。
〔9〕《人民日报》，1963年10月24日。
〔10〕阿联驻华大使查·阿·伊马姆同周恩来谈话记录，1962年10月27日。
〔11〕周恩来致尼赫鲁的信，1962年10月24日。
〔12〕尼赫鲁致周恩来的信，1962年10月27日。
〔13〕周恩来致恩克鲁玛的信，1962年10月30日。
〔14〕周恩来致尼赫鲁的信，1962年11月4日。
〔15〕罗素致周恩来的信，1962年11月16日，《人民日报》，1962年11月22日。
〔16〕罗素致周恩来的信，1962年11月8日，《人民日报》，1962年11月22日。
〔17〕周恩来会见朝鲜友好代表团团长金锡亨的谈话记录，1962年9月30日。
〔18〕《人民日报》，1962年11月20日。
〔19〕《人民日报》，1962年11月21日。
〔20〕周恩来在5个专业干部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63年10月12日。
〔21〕《人民日报》，1962年12月1日。
〔22〕泽登巴尔同周恩来谈话记录，1962年12月26日。
〔23〕叫温同周恩来谈话记录，1962年11月21日。
〔24〕周恩来致班达拉奈克夫人的信，1962年11月23日。
〔25〕周恩来会见班达拉奈克夫人谈话记录，1963年1月2日。
〔26〕周恩来会见班达拉奈克夫人等会谈记录，1963年1月3日。
〔27〕周恩来会见苏班德里约谈话记录，1963年1月3日。
〔28〕《周恩来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11月版，第412、413页。
〔29〕访问荣毅仁谈话记录，1997年5月22日。
〔30〕周恩来会见锡兰驻华大使佩雷拉谈话记录，1963年2月4日。
〔31〕周恩来致班达拉奈克夫人的信，1963年2月21日。
〔32〕周恩来会见锡兰驻华大使佩雷拉谈话记录，1963年2月22日。
〔33〕周恩来会见西哈努克谈话记录，1963年2月10日。
〔34〕周恩来会见西哈努克谈话记录，1963年2月11日。
〔35〕周恩来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63年2月13日。
〔36〕周恩来关于中央精简工作的报告，1963年3月15日。
〔37〕周恩来在中宣部召集的文艺工作会议和文联第三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扩大会议联合报告会上的讲话记录，1963年4月19日。
〔38〕访问张君秋谈话记录，1997年5月14日。
〔39〕周恩来、彭真、杨尚昆、孔原致刘少奇、陈毅的电报，1963年4月23日。
〔40〕周恩来致毛泽东、彭真的信，1963年5月2日。
〔41〕周恩来在中央机关负责干部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63年5月29日。
〔42〕周恩来致毛泽东、彭真的信，1963年5月9日。
〔43〕《人民日报》，1963年6月3日。
〔44〕周恩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63年5月18日。
〔45〕周恩来在中央机关和国务院直属机关负责干部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63年6月13日。
〔46〕周恩来在经委政治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记录，1963年4月15日。
〔47〕周恩来在大区经委主任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63年7月4日。
〔48〕周恩来在全国人大二届四次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63年12月2日。
〔49〕周恩来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63年9月6日。
〔50〕周恩来在大区经委主任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63年7月4日。
〔51〕周恩来致尼赫鲁的信，1963年3月4日。
〔52〕尼赫鲁致周恩来的信，1963年3月5日。
〔53〕周恩来会见加纳驻华大使默塞尔谈话记录，1963年4月7日。
〔54〕周恩来致班达拉奈克夫人的信，1963年4月20日。
〔55〕周恩来致尼赫鲁的信，1963年4月20日。
〔56〕周恩来会见萨布里谈话记录，1963年4月22日。
〔57〕周恩来会见萨布里谈话记录，1963年4月23日。
〔58〕周恩来会见加纳驻华大使默塞尔谈话记录，1963年7月2日。
〔59〕[澳]内维尔·马克斯韦尔：《印度对华战争》，世界知识出版社1981年3月版，第493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