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爽快地说：“阁下的问题提得好，许多看法和我相同，世界上的确有许多矛盾要解决。我们要和平共处，帝国主义要侵略和战争，如何同它共处。”“我们主张全面禁止和彻底销毁核武器。这些都是矛盾。如何解决这些矛盾，我的意见：要实现和平，反对侵略战争。全面裁军和禁止核武器都要经过斗争。不能乞求和平，只有斗争才能达到一些目的。只有消灭了帝国主义才能消灭战争根源。”“经过斗争，可以逐步限制帝国主义发动侵略战争。如果乞求，不但达不到实现和平的目的，不会有利于裁军，反而会加剧扩军备战和增加战争危险；不会减少反而会增加核战争危险；不会阻止帝国主义实行扩张，反而会助长他们扩张，这是后退不是前进。”〔43〕
中国是一个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物质力量有限，但仍愿对这些新独立的经济同样落后的国家，提供力所能及的、见效快的、同受援国国计民生关系密切的经济和技术援助。
一月十五日，周恩来同恩克鲁玛最后一次会谈时，提出了中国政府对外援助的八项原则，并在答加纳记者问时向国际社会宣布：
“中国政府在对外提供经济技术援助的时候，严格遵守以下八项原则：
“第一，中国政府一贯根据平等互利的原则对外提供援助，从来不把这种援助看作是单方面的赐予，而认为援助是相互的。
“第二，中国政府在对外提供援助的时候，严格尊重受援国的主权，绝不附带任何条件，绝不要求任何特权。
“第三，中国政府以无息或者低息贷款的方式提供经济援助，在需要的时候延长还款期限，以尽量减少受援国的负担。
“第四，中国政府对外提供援助的目的，不是造成受援国对中国的依赖，而是帮助受援国逐步走上自力更生、经济上独立发展的道路。
“第五，中国政府帮助受援国建设的项目，力求投资少，收效快，使受援国政府能够增加收入，积累资金。
“第六，中国政府提供自己所能生产的、质量最好的设备和物资，并且根据国际市场的价格议价。如果中国政府所提供的设备和物资不合乎商定的规格和质量，中国政府保证退换。
“第七，中国政府对外提供任何一种技术援助的时候，保证做到使受援国的人员充分掌握这种技术。
“第八，中国政府派到受援国帮助进行建设的专家，同受援国自己的专家享受同样的物质待遇，不容许有任何特殊要求和享受。”〔44〕
这八项原则，是周恩来在访问过程中边谈边总结，经过反复考虑，同陈毅和代表团成员多次讨论后，归纳出来的。孔原回忆道：“对外经济援助的八项原则，处处为受援国考虑，不附加任何政治条件，使我们对外经济援助的原则理论化、系统化、方针化。当时，这八项原则在各国报纸上都登在突出的位置，对各国影响很深。”〔45〕
恩克鲁玛被周恩来在他危难之际的来访和在八项原则中体现的真诚无私、尊重主权、平等互利的精神所感动。在第三次会谈结束时，他说：“我个人、加纳政府和人民感谢你的访问。”“我代表大家一致的意见认为”，“你的访问，是所有（外国领导人）对加纳访问中最好的一次访问”。〔46〕
周恩来提出的中国政府对外经济技术援助八项原则，成功地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万隆会议十项原则的精神运用到对外经济关系中。它同帝国主义国家以实现政治控制和经济控制为目的的“援助”有根本的区别，为开展新型的国际经济合作提供了基本准则。
这以后，在周恩来亲自过问和对外援助八项原则的指导下，中国先后同十三个非洲国家签订经济技术合作协定，双边经济贸易往来迅速发展。中国从一九六四年至一九七七年的经济援助金额比一九五○年至一九六三年增长四点八倍。中国提供的经济援助项目，对于帮助受援国发展民族经济、提高自力更生能力和改善人民生活发挥了积极作用，也大大促进了中国同非洲国家关系的巩固和发展。一九六三年底以前，同中国建交的非洲国家只有十二个，到一九七五年已经发展到三十八个。
一月十六日上午十一时，周恩来抵达马里共和国访问。这时正赶上伊斯兰国家为时一周的斋戒。在这期间，每天从黎明到落日之间不能进食和饮水。但是，首都巴马科市民几乎倾城出动，身着节日盛装，忍饥忍渴，载歌载舞，欢迎周恩来一行。从机场到周恩来下榻的总统府，总长约十公里的公路两旁，簇拥着密密麻麻的人群，形成周恩来访问非洲以来的又一个高潮。
这天晚上，莫迪博·凯塔总统举行盛大招待会。在马里国家交响乐队演奏的富有黑非洲特色的优美音乐的热烈气氛中，周恩来和凯塔带头跳起了欢快的舞蹈。
十七日上午，在凯塔陪同下，周恩来参观位于首都东北六十公里尼日尔河畔的库利科罗城。这是马里的水陆交通中心、主要的花生产区和有名的“芒果城”。在该市欢迎大会上，周恩来发表讲演说：
“昨天，凯塔总统提到了中国对马里的援助。我们认为，援助新兴的亚非友好国家，是中国人民应尽的国际主义义务。中国政府一贯根据平等互利的原则，提供这种援助，帮助亚非友好国家发展自己独立的民族经济，逐步走上自力更生的道路。我们从来不把这种援助看作是单方面的，而认为援助总是相互的。新兴的友好国家，通过这种援助，逐步发展自己的民族经济，摆脱殖民主义的控制，增强世界上反对帝国主义的力量，这就是对中国的极大的支援。”
“中国目前对马里的援助是很有限的。中国专家在马里工作，受到马里政府的亲切关怀，得到马里人民的充分合作和支持。我们向马里政府和人民表示衷心的感谢。中国专家的工作是否称职，中国提供的机器和物资是否合乎马里的需要，我们真挚地希望马里有关方面向我们提出意见。”〔47〕
周恩来感人肺腑的讲话，赢来了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
一月二十一日，中国和马里政府发表《联合公报》。中国政府对外经济技术援助的八项原则正式写进公报中。
二十一日上午八时半，周恩来“满载马里人民对中国人民的深情厚谊”，并留下“独立和自由的亚洲和非洲，一定能够一天一天繁荣富强起来”〔48〕的祝福，飞离马里，前往几内亚共和国访问。十时，抵达几内亚首都科纳克里。
几内亚西临大西洋，雨量充沛，土地肥沃，资源丰富，发展工农业生产的自然条件十分优越。境内的佛塔加隆高原，是西非几条大河流的发源地，有“西非水塔”之称。科纳克里坐落在一个半岛上，三面是碧蓝碧蓝的海水。沿着海滨，高大的椰子树、芒果树突入天空。
在塞古·杜尔总统陪同下，周恩来乘敞篷汽车前往坐落在漂亮的海滩旁的、具有浓厚民族建筑特点的“美景别墅”，沿途受到科纳克里群众倾城而出的欢迎。据当时新华社记者从科纳克里发回的报道：
“从机场到宾馆的十五公里的公路两旁，密密层层的群众夹道向周恩来欢呼：‘中国——几内亚友谊万岁！’当成千上万的市民热情洋溢地向中国客人挥舞手帕的时候，大街变成了一条白色的河流。有许多人爬在沿街的屋顶上向中国客人欢呼。”
“一路上，都有男女老少表演各种民间歌舞，尽情地敲打着在欢庆节日和欢迎贵宾时用的‘塔姆塔姆’鼓，向中国贵宾表示欢迎。”
“鼓声，巴利风（木琴）声以及其他各种非洲乐器的动人的音乐，给这个城市增添了节日的快乐。”
“科纳克里的市民都穿上了最漂亮的衣服。当车队缓缓驶过的时候，几内亚姑娘唱起歌颂中国——几内亚友好的歌曲。”〔49〕
杜尔是几中友谊的积极倡导者。几内亚独立后，他积极推动几中两国的相互交往，并于一九五九年十月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周恩来和杜尔相识于一九六○年九月。当时，杜尔应刘少奇的邀请访问中国，成为第一位访问中国的非洲国家最高领导人。周恩来参与接待并同杜尔总统会谈，代表中国政府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几内亚共和国友好条约》上签字。一九六二年十月中印边界冲突发生后，十一月六日杜尔领导的几内亚政府提出解决边界冲突的四项主张，受到中国政府和周恩来的高度重视。周恩来致电杜尔：几内亚政府的“这些主张是公正的、建设性的、有助于和平解决中印边界问题”。“中国政府十分赞赏贵国政府的这一公平、合理的主张。”〔50〕彼此的了解和友谊进一步加深。
一月二十日晚，杜尔和夫人在几内亚民主党总部为周恩来举行盛大的文艺晚会。在文艺演出前，杜尔发表了热情友好的讲话，赞扬说：“对于世界上一切遭受统治和剥削势力奴役的各国人民来说，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双重统治的英勇斗争，过去和现在始终是令人得到鼓舞的泉源和自觉的勇敢精神的典范。”〔51〕
周恩来也发表了热情的讲话，赞扬几内亚富饶美丽的国土、勤劳勇敢的人民和几内亚政府在国际事务中的重要作用。他说：“几内亚共和国是富饶和美丽的，几内亚人民是勤劳和富有才干的。正如塞古·杜尔总统所说，几内亚是一个没有被打开的‘百宝箱’。我们深信，几内亚人民一定能够用自己勤劳的双手把这个‘百宝箱’打开，一定能够把自己的国家建设得繁荣富强起来。”“世界上的国家不论大小，都能为全世界人民反对帝国主义、保卫世界和平的事业做出自己的贡献。有的国家虽小，在国际事务中却不畏强暴，坚持正义立场，发挥积极的作用。几内亚就是这样的国家。”它“一贯奉行和平中立的不结盟政策，为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维护亚非团结和保卫世界和平，做了积极的努力”。〔51〕
访问期间，周恩来同杜尔进行了五次会谈和一次单独会谈。会谈中，杜尔申明：几内亚不像有的非洲国家那样，我们“向来不谈社会主义”，“主要的是实际行动，那些讲社会主义的国家内并无适当的经济条件”。周恩来赞许地说：如果几内亚谈“社会主义，我们才感到奇怪”。〔52〕他对几内亚人民自己选择的发展道路，表示充分理解。
在谈到对外援助八项原则时，周恩来解释说：（一）正常情况下，中国援助的器材、设备按国际市场价格计价，因为没有别的标准可以作依据。但是，如果国际市场出现压价的特殊情况（如抵制古巴出口糖），我们将作特殊考虑，“就以高价格收买”。（二）中国的贷款是无息的，但偿还时间应有规定，这主要是为了尊重主权国家，保证该国在国际上能争取到其他国家的贷款。“贷款有两种方式：一是确定一笔贷款数目后再分配在各项目中，另一种方法是先确定项目，再根据项目确定贷款。”贷款期限到了后，偿还有困难的，“可以延期”。“我们愿意在农业、轻工业、水利、动力方面提供援助。”〔53〕
同时，周恩来积极鼓励几内亚坚持自力更生为主，大力发展民族经济。他说：
“我觉得非洲各国，几内亚也是一样，真是一个没有打开的宝箱。殖民主义者不重视工业的发展，无穷的宝藏没有被开发，这是一个有利条件；非洲人民包括几内亚人民正在觉悟起来，情绪高涨；国家领导人也有建设的愿望。这三个因素结合起来，只要抓紧建设，建设一定会搞得好。”“虽然你们现在农业生产水平不高，但有发展的潜力。搞好农业，不仅能解决粮食自给的问题，还可以腾出力量来搞工业。配合农业发展，可以首先建立农畜产品加工工业，这样既能满足本国消费者的需要，又可出口，换回外汇及机器。几内亚矿产资源丰富，但首先应该使农业过关，农业和轻工业发展后可以回笼货币、积累资金，为重工业创造条件，也可使国家经济建立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自力更生是建设的最可靠的保证，但这并不排斥友好国家之间的援助特别是亚非国家之间的互相支持。”〔53〕
一月二十七日零时三十分，周恩来向广播电台发表主题为“一个没有帝国主义和新老殖民主义的独立自主的新非洲一定会出现”〔54〕的《告别词》后，飞离几内亚，向东横穿非洲大陆，前往苏丹共和国。
苏丹位于非洲东北角的红海之滨，是非洲面积最大的国家。二十七日下午三时，周恩来一行抵达苏丹首都喀土穆。苏丹武装部队最高委员会主席易卜拉欣·阿布德率领苏丹高级军政领导人前往机场迎接。据童小鹏回忆：“当时苏丹政局动荡，苏丹方面想请周恩来、陈毅从机场到宾馆时乘敞篷汽车，既让喀土穆人民得以瞻仰中国总理的风采，也扩大他们的政治影响。孔原、黄镇和我商议，觉得安全没有保证。我们没有请示周恩来即改变了苏丹方面的计划。周恩来知道此事后，严厉地批评了我们，认为这种做法对东道主不尊重，在他们遇到困难时没有给予支持，又失去了跟苏丹人民见面的机会。”〔55〕
这天晚上，通晓中外历史的周恩来在阿布德为他举行的国宴上讲话时，从中国和苏丹两国人民有着深厚友谊的角度，赞扬苏丹人民惩罚了中国和苏丹两国人民的共同敌人——英国侵略军军官查尔斯·戈登。戈登在一八六○年第二次鸦片战争时，曾参与英法联军火烧北京圆明园的活动。一八六三年，他又率领洋枪队帮助清朝政府镇压太平天国革命。一八七四年，他被英国派到苏丹担任总督。一八八五年，苏丹人民起义军在民族英雄马赫迪率领下，攻克喀土穆，戈登在总督官邸被起义军用长矛刺死。
周恩来在国宴上欣慰地说：
“在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长期斗争中，我们两国人民是相互同情和相互支持的。曾经镇压过中国太平天国革命运动和苏丹民族革命运动的帝国主义者戈登，最后终于受到了苏丹人民的惩罚。这种共同的斗争一直把我们两国人民联在一起。自从我们两国相继获得独立和解放以后，特别是我们两国建交以来，中国和苏丹的友好合作关系，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万隆会议十项原则的基础上，获得了令人满意的发展。”〔54〕
在有限的时间里，周恩来尽可能多地增加同苏丹人民的接触。他先后参观了喀土穆市、苏丹民族博物馆和故都恩图曼、青尼罗河省棉产区吉齐拉等重要城市。
一月二十八日，新华社记者发回周恩来参观恩图曼和位于该市的哈利法博物馆的报道：
“恩图曼……在一八八五年到一八九八年曾经是苏丹的首都，在苏丹历史上，这个城市由于对殖民主义侵略者进行过英勇的斗争而闻名。它是一八八一年苏丹人民发动反对殖民主义侵略的武装起义的基地。”
“周恩来总理、陈毅副总理和其他随行人员……乘车到达哈利法博物馆，那里陈列着说明苏丹人民过去反对殖民主义侵略斗争的丰功伟绩的展品。中国客人怀着敬佩的心情仔细观看了这些展品。”“馆中还陈列着一件中国的黄绸马褂，这件黄马褂是中国清朝皇帝为了英国将领戈登帮助他镇压太平天国革命运动而送给戈登的。”〔57〕
一月三十日上午，启程前往埃塞俄比亚帝国的周恩来，为了弥补到喀土穆时没有乘坐敞篷车的缺憾，决定坐敞篷汽车去机场，使送行的阿布德等苏丹高级军政领导人很受感动。
埃塞俄比亚是非洲最早武装反抗法西斯势力的国家，是非洲国家首脑会议的发起国，并在首都亚的斯亚贝巴召开了非洲统一组织成立大会，非洲统一组织的总部也设在这里。虽然它没有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但是同蒋介石集团也没有外交关系。
七十多岁的海尔·塞拉西皇帝邀请中国政府总理来访，但又迫于美国的压力，把会谈地点安排到远离首都的北部城市阿斯马拉。阿斯马拉坐落在海拔二千四百米的高原上。按照国际惯例，这样做是不礼貌的。但是，周恩来充分体谅东道主的难处，决定前往阿斯马拉。他说服有反感情绪的部分随行人员，说：应该体谅埃塞俄比亚政府的困难，不要计较礼仪，要着眼于发展中埃人民的友谊。〔58〕塞拉西皇帝对于包括周恩来在内的中国人民来说，并不陌生。一九三五年中国工农红军到达陕北后，就已知道他领导阿比西尼亚（埃塞俄比亚的旧称）人民英勇抗击意大利法西斯侵略而享誉世界的感人事迹。
中午，周恩来一行在阿斯马拉皇宫受到塞拉西皇帝的接见。下午，双方开始会谈。
会谈中，塞拉西皇帝指责中国在埃塞俄比亚、肯尼亚同索马里的边界争端中支持了索马里，理由是“中国援助索马里”，“索马里会利用中国的援助来反对埃塞俄比亚和肯尼亚”。周恩来耐心解释说：埃、肯、索三国的“民族争执问题，对我们是一个新问题。索马里同中国先建交，埃塞俄比亚同中国未建交，肯尼亚当时还未独立。由于中索建交，索马里总理到中国访问”。“索总理访华时向我们要求经济援助。凡是非洲国家向我们提出经援要求，我们一般都给予满足。”“我们帮助索马里进行经济建设，同索马里想用武力夺回领土毫无关系。”“好似我们对阿尔及利亚提供的援助，同阿、摩冲突完全是两回事”一样。因为“我们对阿的援助从阿进行反殖民主义战争就开始了，但阿、摩冲突是发生在去年十月”。“我们一向坚持万隆精神，主张任何争端和平解决，而不诉诸武力。”“我在同索马里总理的谈话中，一再强调了我们对埃、索争端采取不介入的立场。索总理表示同意我们的立场。”“我们愿意同非洲各国友好，不在争端中支持任何一方。”“对索马里提供军事援助的不是我们，是别人，是某些大国。”“我们不介入的立场是坚定不移的。”“我们已听过索马里的意见，所以这次先访问埃塞俄比亚，先听取你们的意见。”
周恩来通情达理的一席话，驱散了笼罩在塞拉西皇帝心中的阴影。他表示感谢周恩来的承诺，并且表白：埃塞俄比亚并不是说中国“不该援助索马里”，而是“觉得只能给经济援助而不能给军事援助”。接着，他说：埃塞俄比亚“仍愿同索马里坐下来谈判”。周恩来回答说：“很高兴听到陛下坚持同索马里坐下来谈判的立场。这精神很好，我一定转达索马里方面。”〔59〕第一次会谈就在欢声笑语中结束了。
一月三十一日下午，双方进行第二次会谈。塞拉西皇帝不同意中国方面提出在两国《联合公报》中“宣布中埃两国建立外交关系”。他说：
“我们的建议是：‘双方协议采取措施加强埃塞俄比亚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关系，包括在最近的将来使两国关系正常化。’”
“埃塞俄比亚一直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地位。”“如果我们要使同中国的关系正常化，我们不能不考虑同美国的关系。”“我并非追随美国的政策。我们的政策是不结盟，我们相信这一政策是正确的。”〔60〕
周恩来设身处地地理解塞拉西皇帝的这些解释。他说：“陛下提到埃塞俄比亚面临的实际困难，并且表示要努力克服这种困难。”“现在的主要问题是要照顾埃塞俄比亚的困难，还需要时间。”“也可能需要长时间，这没有关系。事情总是准备长一点好，困难总是估计多一点好。”因此，“公报如何写法应该考虑”。〔60〕周恩来这样表示后，塞拉西皇帝感动地说：“毫无疑问，我们一定会克服困难，保证遵守诺言。”
会谈结束后，中国方面在《联合公报》中完全采纳了塞拉西皇帝提出的关于两国关系写法的建议。这以后，塞拉西皇帝努力推动中埃两国关系的进一步发展。两国终于在一九七○年正式建交。〔60〕
鉴于在非洲出访的时间已经很长，经同有关国家商定，周恩来原定对坦噶尼喀、肯尼亚和乌干达的访问推迟到今后方便的时候进行。这样，周恩来对索马里共和国的访问成为非洲十国之行的最后一站。
二月一日中午，周恩来抵达索马里首都摩加迪沙，受到阿卜迪拉希德·阿里·舍马克总理和首都市民载歌载舞的欢迎。这是周恩来对上一年舍马克访问中国的回访。
这天晚上，在舍马克举行的国宴上，周恩来追溯了中索两国人民的传统友谊。他说：“早在九世纪初叶的中国文献上，就有着关于索马里的记载。十五世纪中国的大航海家郑和，在他著名的远航中，曾多次访问过摩加迪沙和索马里的其他地方。在此期间，也曾有过索马里的友好使者到中国进行访问。所有这些历史上的友谊的佳话，为中索两国人民世世代代所传颂。”〔61〕次日，周恩来同亚丁·阿卜杜拉·欧斯曼总统会谈时，再次强调了中索两国“早在一千年前就有了来往”〔62〕的传统友谊。
周恩来出访的十个非洲国家的领导人，几乎都十分关注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问题。在索马里，周恩来再次重申中国政府的坚定立场：虽然承认中国已成为一种趋势，但“联合国是否能多数支持恢复中国合法权利并且驱逐蒋介石，那还不能肯定”。因为“美国在联合国操纵了多数”。假如它“看到联合国多数支持恢复中国席位”，“一定会提出台湾地位未定”，“会提出把台湾变成一个独立的政治单位，叫台湾政府，或台湾共和国，或者托管地”。拉丁美洲国家会追随美国，英国会赞成，“一部分亚非国家会动摇，会劝我们先进去，不要反对把台湾除外”。“把台湾除外，我们是绝对不能接受的。不然，等于我们承认台湾被割出去，承认美国占领台湾。”这是“蒋介石都不承认的事，我们承认，我们就变成民族罪人，出卖领土”！他斩钉截铁地说：“只要中华人民共和国存在，只要中国共产党在领导，我们绝不会承认把台湾割出去。”
舍马克仍疑惑地提出：“如果联合国多数支持恢复中国席位，而美国有不同意见，要把台湾除外，中国是否可先接受安理会的席位，同时宣布台湾是非法的？”周恩来直截了当地回答：“不可能，这两个问题一定得联在一起。中国的席位一恢复，蒋介石（在联合国的席位）应该是不存在了。”“如果出现两个中国，我们宁可不进联合国。”因为“美国在搞鬼，许多国家受影响，要造成两个中国同时存在。我们只有不进去，没有别的办法。我们不能在美国的阴谋面前屈膝”。〔63〕
正是基于这种反对“两个中国”的坚定立场，在周恩来指导下，一月二十七日，当他访问非洲期间，中国和法国政府发表了体现“承认一个国家的新政府，不言而喻地意味着不再承认被这个国家的人民所推翻的旧的统治集团”〔64〕精神的《联合公报》，宣布中法两国“一致决定建立外交关系”。〔65〕这是第一个同中国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的西方大国，是中国外交工作中的一个重要突破。
在索马里，周恩来通过这次出访对非洲形势的认识作出总结，盛赞非洲人民敢于同帝国主义、殖民主义斗争的精神风貌，并且提出了“整个非洲大陆是一片大好的革命形势”的论断，预言非洲的民族解放斗争终将取得最后胜利。他说：
“我们访问了十个非洲国家，东非其他国家推迟到以后再访问。这次访问主要是已建交的国家。”以前我们对非洲情况的了解，基本上是从到中国访问的非洲朋友和中国驻非洲国家使馆得到的，“现在亲自来非洲有了许多新的认识，增加了不少知识”。
“现在是非洲人民大觉醒的时代。在任何地方看到的非洲人民表现的热情都是很感动人的，这不仅仅是为着欢迎中国代表，而是因为他们独立了，解放了，碰到解放了的朋友。给我们印象最深的是，非洲人民站起来了，觉醒了，再没有任何力量能够阻挡他们前进。”〔66〕
“整个非洲大陆是一片大好的革命形势。”“我们深信，非洲新兴国家，有了正确的领导，紧密地依靠人民群众的力量，把民族革命进行到底，一定能够创造光明的未来。”〔67〕
二月四日，周恩来一行结束对非洲十国历时五十五天的访问，满载非洲人民的深情厚谊飞离索马里，二月五日抵达昆明。周恩来这次出访的非洲十国的总面积和总人口，分别占非洲大陆总面积和总人口的百分之三十二点五和百分之四十一。
按照预定计划，在昆明、成都稍事休整后，二月十四日到二十九日，周恩来和陈毅等再次出访南亚的缅甸、巴基斯坦和锡兰（今斯里兰卡）。他将这次访问称为：“旧地重游，倍感亲切。”〔68〕在缅甸和巴基斯坦，他们分别同奈温主席和阿尤布·汗总统多次会谈。当结束对巴基斯坦访问时，应锡兰总理班达拉奈克夫人邀请前往访问的国家副主席宋庆龄从昆明飞抵达卡。二十六日下午，他们一起抵达锡兰首都科伦坡。同班达拉奈克夫人会谈中，周恩来再次介绍了中印边境的现状和中国政府的主张，说：中印边界问题只能和平解决，没有别的办法。并且表示：如果印军前进，我们将采取措施让科伦坡会议国家出来调解，不会直接和印度冲突。
三月一日，周恩来一行从科伦坡飞抵昆明。至此，周恩来结束了历时七十二天、行程十万八千里的对非洲、欧洲和亚洲十四个国家的访问。
周恩来这次出访，举世瞩目，是一次伸张正义、扶弱抗强的壮举，是中国发展同亚非国家友好关系的又一个重要里程碑。特别是周恩来提出的中国处理同非洲国家、阿拉伯国家关系的五项原则和中国对外经济技术援助的八项原则，在国际上产生了巨大反响。正如周恩来所说：“这次访问，受到了各国热烈的欢迎和隆重的接待，获得了圆满的成功，达到了预期的目的”，“具有重大的国际意义和影响”。〔69〕
三月十五日，周恩来一行返回北京，受到毛泽东、刘少奇、邓小平等五千多人的热烈欢迎。全场高呼：“欢迎周总理！”“亚非人民团结万岁！”
【参考文献】
〔1〕《人民日报》，1963年12月14日。
〔2〕周恩来答加纳通讯社记者问，1964年1月15日，《人民日报》，1964年1月18日。
〔3〕万隆会议时任政府总理。
〔4〕《人民日报》，1963年12月15日。
〔5〕纳赛尔总统在欢迎周恩来的招待会上的讲话，1963年12月14日。
〔6〕《人民日报》，1963年12月16日。
〔7〕《周恩来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5月版，第387页；孔原、黄镇、童小鹏给外交部的关于16日、17日情况的综合报告，1963年12月19日。
〔8〕周恩来同纳赛尔总统单独会谈记录，1963年12月20日。
〔9〕周恩来同纳赛尔总统第3次会谈记录，1963年12月19日。
〔10〕周恩来在开罗记者招待会上的讲话，1963年12月20日，《人民日报》，1963年12月22日。
〔11〕《人民日报》，1963年12月19日。
〔12〕《周恩来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5月版，第374、375、376页。
〔13〕1963年11月22日在争取连任总统的竞选旅途中遇刺身亡。
〔14〕指1963年8月5日美国、英国、苏联签订的《禁止在大气层、外层空间和水下进行核试验条约》。
〔15〕《周恩来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5月版，第382、383页。
〔16〕《周恩来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5月版，第383、384页。
〔17〕周恩来在开罗举行记者招待会记录，1963年12月20日。
〔18〕《人民日报》，1963年12月22日。
〔19〕周恩来、陈毅关于访问阿联情况给中共中央、毛泽东的电报，1963年12月21日。
〔20〕《人民日报》，1963年12月23日。
〔21〕周恩来同本·贝拉总统第3次会谈记录，1963年12月24日。
〔22〕周恩来同本·贝拉总统第4次会谈记录，1963年12月26日。
〔23〕周恩来同本·贝拉总统第4次会谈记录，1963年12月26日；孔原、黄镇、童小鹏给外交部的报告，1963年12月27日。
〔24〕周恩来和法国《观察家》记者克鲁德·高达的谈话纪要，1963年12月26日。
〔25〕周恩来、陈毅关于访问阿尔及利亚的观感给中共中央的电报，1964年1月10日。
〔26〕童小鹏在座谈会上的发言记录，1984年11月16日。
〔27〕黄镇：《把友谊之路铺向觉醒的非洲》，《不尽的思念》，中央文献出版社1987年12月版，第366页。
〔28〕杨琪良：《在摩洛哥王国的六年概记》，《当代中国使节外交生涯》第3辑，世界知识出版社1996年4月版，第58—59页。
〔29〕周恩来关于访问14国的报告记录，1964年3月30、31日。
〔30〕杨琪良：《在摩洛哥王国的六年概记》，《当代中国使节外交生涯》第3辑，世界知识出版社1996年4月版，第59、60页。
〔31〕周恩来同哈桑二世第2次会谈记录，1963年12月28日。
〔32〕黄镇：《把友谊之路铺向觉醒的非洲》，《不尽的思念》，中央文献出版社1987年12月版，第371页。
〔33〕参见顾明：《怀念与思考》，《周恩来研究学术讨论会论文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12月版，第360页。
〔34〕李树槐在座谈会上的发言记录，1984年11月16日。
〔35〕周恩来、陈毅关于中突建交问题给中共中央的电报，1963年12月27日。
〔36〕周恩来同布尔吉巴总统第1次单独会谈记录，1964年1月9日。
〔37〕《人民日报》，1964年1月12日。
〔38〕周恩来同布尔吉巴总统第2次单独会谈记录，1964年1月10日。
〔39〕黄镇：《把友谊之路铺向觉醒的非洲》，《不尽的思念》，中央文献出版社1987年12月版，第369—370页。
〔40〕童小鹏：《风雨四十年》第二部，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1月版，第103页。
〔41〕封耀元：《记周总理访问加纳》，《新中国外交风云》第4辑，世界知识出版社1996年5月版，第192页。
〔42〕黄镇在座谈会上的发言记录，1984年11月16日。
〔43〕周恩来同恩克鲁玛总统第2次会谈记录，1964年1月13日。
〔44〕《周恩来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5月版，第388—389页。
〔45〕孔原在座谈会上的发言记录，1984年11月16日。
〔46〕周恩来同恩克鲁玛总统第3次会谈记录，1964年1月15日。
〔47〕《人民日报》，1964年1月19日。
〔48〕《人民日报》，1964年1月22日。
〔49〕《人民日报》，1964年1月23日。
〔50〕周恩来就几内亚政府提出的解决中印边界冲突4项主张复杜尔总统电，1962年11月13日。
〔51〕《人民日报》，1964年1月24日。
〔52〕周恩来同杜尔总统第2次会谈记录，1964年1月24日。
〔53〕周恩来同杜尔总统第5次会谈记录，1964年1月25日。
〔54〕《人民日报》，1964年1月29日。
〔55〕童小鹏：《风雨四十年》第二部，中央文献出版让1996年1月版，第106—107页。
〔57〕《人民日报》，1964年1月30日。
〔58〕童小鹏：《风雨四十年》第二部，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1月版，第107页。
〔59〕周恩来同塞拉西皇帝第1次会谈记录，1964年1月30日。
〔60〕周恩来同塞拉西皇帝第2次会谈记录，1964年1月31日。
〔61〕《人民日报》，1964年2月3日。
〔62〕周恩来拜会欧斯曼总统的会谈记录，1964年2月2日。
〔63〕周恩来同舍马克总理第2次会谈记录，1964年2月3日。
〔64〕《人民日报》，1964年1月29日。
〔65〕《人民日报》，1964年1月28日。
〔66〕周恩来同舍马克总理第1次会谈记录，1964年2月2日。
〔67〕周恩来在摩加迪沙群众欢迎大会上的讲话，1964年2月3日，《人民日报》，1964年2月6日。
〔68〕《当代中国外交》，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3月版，第142页。
〔69〕周恩来关于访问14国的报告记录，1964年3月30、3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