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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年来，我是一个自由主义者。我希望中国是自由民主的，我希望人与人是平等的。但你还会继续问，为什么人与人之间非得平等？天赋人权那个“天”在哪里？假如历史是进化的。进化的意思就是生来不平等。如果我长得比你漂亮，凭什么说我们是“平等”的？一切不平等都是眼睛看得见的，那我为什么要相信一个眼睛看不见的平等呢？凭什么说在一切不平等的事实背后，还有一个平等的“事实”，而不仅是平等的“假设”？于是我慢慢在自由主义的价值预设里感到痛苦，自由主义只是一个关乎价值的个人偏好系统，不是价值本身。自由主义只是处理人与人的肉体关系的政治学，而不是一个生命何去何从的世界观。它不能安抚我的内心，不能支撑我长久地走在我所相信的渴望自由民主的路上。甚至也不能帮助我，像我心里愿意的那样去爱我的妻子。你一旦曾经在婚姻里，在人与人之间最亲密的关系中感到过绝望和无力自拔，你的一切貌似周密的思想就成了自欺欺人。活在幸福的婚姻中都不能的人，却告诉我们，如此这般就可以活在自由的国度里，这不是扯淡吗。因此我一直在寻求信仰的路上，有时候闭眼瞎，有时候睁眼瞎。也许很多琐碎的事把你暂时填满了，你就似乎不需要信仰。但午夜也会梦回，话说多了也会沉默，人在独处的时候，就是上帝给你机会的时候。我的老家有句话叫“久走夜路遇到鬼”，我是久走夜路遇到神。遇见了，你就知道自己的内心并不是自由的源头，不是公义的源头，也不是爱的源头。这些词你说的时候要小心，不要说着说着就贪污了，变成好像是你们家的。你自己的身体自己最知道，那里面不可能流出过于美好的东西。这就是人的有限性和他的罪性。我常常对此感到一种彻底的绝望。

多维：我知道你是一个自由主义作家，但我不知道你怎么会信教。我想问的是，进入宗教以后，对你的写作和政治上的追求，有什么影响？

王怡：这个还是要回到原点，就是生命本身。我虽然一直在写作和追求，但我知道我的灵魂是沉在深渊当中的。有个朋友曾问我，有没有过周期性陷入彻底绝望的时候。我说当然有啊。鲁迅有过的我也有，我不信你就没有。信仰就是看到了自己的绝望，然后要认账。看到了你在真理面前的偏离，就要学习跪下来。自由主义者都认识到政治的有限性，所以才要宪政。作家一般也能认识到语言的有限性，才引出存在之思。但我们对人身上的一个整体的有限性，那种对美好事物的无能为力，却往往羞于承认，死要面子，总想掩饰。

但是仅仅认识到了人的缺乏和有限，并不能给自己带来安慰，甚至只能叫人发疯，最多和鲁迅一样痛苦，和尼采一样精神病。直到你面对圣经跪下来，你就看见了拯救的十字架。比如我读保罗的《罗马书》，保罗说我心里真是苦啊，“立志为善由得我，行出来却由不得我”。比如我说明天要做好事，明天就要戒烟戒酒，明天起来跑步，面朝大海，春暖花开。但人的话语没有自我实现、自我约束的能力。话语就是话语而已。你有犯罪的自由，你没有不犯罪的自由。你有承诺的自由，没有让承诺实现的自由。你堕落的时候总是自由的。但你不知道怎么才能不堕落，你无法“自由”地离开自己的罪孽过犯。

我从04年底开始，有将近一年时间读《圣经》。在04年底中宣部有个禁令，不许我发表文章。我很感谢这个禁令。它让我回到了公共写作之前那种自省的生命经历中。这一年我读《圣经》，也偶尔参加家庭教会的聚会、敬拜。我很惊讶的发现，我生命中得到的东西太多了，但居然从没有为这些说过一句谢谢。因为不知道是谁给的，就不知道向谁感恩，久而久之就以为天下真的是自己打下来的。像我们常说“天才”，往往带着一种骄傲，好像与生俱来的。但当你看到英文“gift”的时候，你心里难免一震，因为你生命的眼光可能一下子被拓展了。

如果说，一切的才华真的是从父母那里与生俱来的，那我们和与生俱无的人相比，凭什么要和他平等呢？反过来，如果我的才能与成就，真的是“天才”、“天资”和“天赋”，那这个“天”就是配得我们赞美的。如果有人借我们一块钱，我们要说声谢谢。那我们这辈子要向做了好事不留名的那一位，该说多少谢谢呢。我参加教会的聚会和敬拜，第一件事是终于懂得了感恩，并且发现，感恩原来是一件多少快乐的事。

理性也是真理的一部分。但还有更大的真理就是上帝启示他自己的真理。理性是鼓励一个人不断地朝上走，鼓励人不断去探求。后来发现你永远也走不到终点的时候，另一条路就敞开了。那就是启示的路。神的话语和在他里面的生命向我们敞开。我在读《圣经》的过程中，感受到这是神的话语，是又真又活的，差不多你至少会做一个经验主义的划分，就是世上的文字分成两种，一种是圣经，一种是其余的。一个是神在历史中的启示，一个是人在历史中的揣摩。上帝若真的存在，神的灵会带领你建立这种确信。那就是唯独圣经，超过了一切人的话语和写作。

关于《圣经》的阅读，我有一个奇妙的经历。我曾经也像你说的那样，相信有泛泛的神明，但不知究竟是什么，那就和孔子一样“存而不论”了。我曾对余杰说，我不会信基督教的。要我信基督教总有几个大障碍。今天我都记不全了。但当初我对理性的那种自负和万般的爱惜，那种轻易放不下来的骄傲，还是历历在目。

05年4月，我有了另一个信仰的经历。我爬在书架上拿最高一层的书，一下子从梯子上摔下来了。我就躺在地上，起不来。那一刻我第一次独自开口祷告。我当时说，神啊，如果你在，就请你证明。因为《圣经》上说，没有神的许可，连一只麻雀也不会掉下来的。没有神的许可，我也不会从梯子上摔下来。我由此看到历史当中一切事情的意义，不是人赋予的意义，而是神给出的意义。这种真正的意义，使我们的生命不再受到偶然性的威胁。我祷告说，求神使我看见这件事的意义。我最后唱了在教会学的赞美诗。书架意味着人的理性的阶梯，爬上去，意味着人向高处的攀登和寻求。可我从上面实实在在摔下来的那一刻，上帝的话语也实实在在的临到了我。我内心的骄傲在那一刻没有了。那时人的确非常软弱。软弱的好处是使人变空。而人一变空，就能够接受光，接受来自神的启示。就像耶稣说，虚心的人有福了。“虚心”的意思是看见自己灵魂里的贫乏。有这样一个改变之后，再读《圣经》，很奇妙的就不一样了。以前我读《旧约》，觉得耶和华是个凶残的主宰，对人的罪过一点都不宽恕。而基督才是爱的化身。新旧约之间似乎是割裂的。但那次经历之后，我终于读出了《旧约》中耶和华对罪人的恒久忍耐和不变的应许，直读得满面泪流。知道那一位审判的上帝是如此爱他所审判的人。很多人是读福音书信主的，结果我发现，读摩西律法也可以信耶稣。

还有一次经历，我去瑞典开会。当时我跟陈迈平坐海轮到赫尔辛基去。以前从没坐过海轮。记得是晚上11－12点的时候，由于纬度高，还像黄昏一样。风很大。大甲板上在下雨，没有其他人，就我一个。我当时靠在船舷，突然感觉到生命中有一种黑暗的、毁灭的东西涌现出来。感到非常恐惧，有一种强烈的想跳下去的冲动。跳下去就进入无限了，就和永恒有分了。哪怕是无限的黑暗和永恒的毁灭。可永恒本身的诱惑太大了，你甚至不太在乎那是光明还是黑暗。就像有人说，不流芳百世就遗臭万年似的，意思都是不愿接受“人死如灯灭”。我甚至没有信心能克服这样的冲动，就慌忙离开了船舷。那一刻，你真的觉得你不是自己的主人。我看到了一个眼睛看得见的浩瀚，然后被另外那个眼睛看不见的浩瀚征服了。我看着大海，有非常强烈的感动和降服。于是我靠在那里哭了起来，对一个知识分子，或者对一个成年男人来说，我们可能很难感觉到人心彻底软下去的那个时分。那一刻，神因为你的骄傲而向你隐藏起来的启示就显现了。我当时就在甲板上做了一个决志祷告，对上帝说，我承认自己是一个罪人，我愿意悔改和忏悔我的罪。我要来到你面前，奉耶稣基督为我的救主和我生命的主。

但我下了甲板后，回到那种灯红酒绿的世界中，我又立即变得不确定了。我甚至在心里否定了刚才的祷告，我对自己说还是要谨慎一点，就像一种自我审查，说还要考验一下，别稀里糊涂就信了。其实不是考验自己，而是信心不足，就去试探神。后来我经历过几次这样的反复。

多维：这样的冥想，是你从小就有的？

王怡：在基督徒看来，这是人与神的生命关系的建立，我们叫做“交通”，去掉上帝的存在呢，就是你说的冥想，在儒家看来，就是慎独。

多维：记忆中，你是什么时候开始这样的冥想的？

王怡：很早。因为我是独子。那时候几乎很少有独生子女。我常有机会在家里独处。因为父母双职工，白天上班，有时把我一个人锁在家里。当时大概4、5岁吧。我在家里冥想，自己跟自己说话。有时同时扮演几个角色来自说自话。就像我们不知道有神，就会造千奇百怪的偶像出来，然后向着他说话，看似一种“交通”，其实还是自言自语。

多维：你还能记得说了些什么话？

王怡：那我记不得了。但那段经历印象很深刻。我从窗户里看外面的世界，看外面的小朋友在玩，感觉像是坐监狱一般。因为窗户是铁栏栅的，的确很像监狱。

多维：你所在的家庭教会里面，大都是知识分子么？

王怡：知识分子比较多吧，也有商人，有职员。有教师，画家等，也有学生，等等。健康的教会，应该什么人都有。知识分子多是一个现象，不是一个策略，更不是划地为牢。我个人很希望我们的教会里有农民工。

多维：你们除了谈信仰之外，还谈其它话题么？

王怡：基督徒的主日聚会我们称为“崇拜”，不是按自己的兴趣来谈论，是来倾听和学习圣经的话语，祷告和赞美。也是在基督里享受真正的安息。如果只是身体性的，你可以称为“休养生息”，但是灵魂性的，我们称为“安息”。聚会以讲道为中心，不会谈其它话题，除非是应用性的带出。因为这一天是奉献给你所相信的那一位的。结束之后大家会有彼此的交流，当然可能谈到任何话题。但真正的交流，无论谈什么话题，其实都是在谈万事在信仰里的更新。对我来说，世俗生活的一周是只有六天的。

和布什会面是弟兄般感觉

多维：在白宫跟布什会面时，你感觉是在跟一个不同肤色、不同种族的教会里的兄弟，还是跟一个异国首脑、一个有权力的人物在一起？

王怡：都有。但宝贵的是，我的确有弟兄般的感受，基督徒跟基督徒之间的那种关系。我们相信藉着圣灵，在基督里面是“圣徒相通”的。去白宫之前，我也见过另外一些美国的政要。对这些年来美国基督教保守主义在政治上的崛起，印象很深。我见到的这些议员和官员，差不多都是很虔诚、也很谦卑的基督徒。白宫会面时总统的主要班底基本都在。除了布什，还有切尼。除了赖斯和防长临时没出现，其他人都在。

多维：你们主要的话题是什么？

王怡：主要是中国的宗教自由问题，和我们作为基督徒的异议知识分子参与维权活动的个人经历。布什总统显然对共产党统治下的基督徒信仰很好奇，对中国家庭教会的情况很关心，看得出来也有一定了解，至少做了功课。布什对我们在一个无神论的传统中接受基督信仰很感兴趣。他问了很多我们成为基督徒的个人见证。我们交流了彼此信仰上的一些经历。如他谈到在劳拉帮助下戒酒的经历。也谈了中国的宗教自由状况。家庭教会的公开化问题，以及其他一些人权问题。白宫原定半个小时的会见时间，后来延长到一个小时。

多维：布什是以总统的身份、还是以一个基督徒的身份跟你们谈话的？

王怡：会面前半小时我们被告知，布什希望这是一次基督徒之间的会面。他们临时把见面地点改在白宫的总统私人起居室，而不是椭圆形办公室。当然，这也有中国政府发出抗议的因素。我的理解，他的身份既是总统，更是基督徒。最后我们一起祷告，按着布什班底在白宫开会的惯例，站起来手拉手，由布什开口为中国的基督徒和中国政府、及中国人的自由祷告。我想整个会面，前前后后所有的事情，其实都是为这样一个祷告作预备的。在新教来华二百年的前夕，一位美国总统和中国家庭教会的基督徒，手拉手为中国人的灵魂自由祷告。这一点的意义比其他任何层面都更重要。谁参加了，反倒不重要。

多维：你觉得这次会见以后，将使中国的家庭教会获得更大的发展，还是遭到更大的挫折？

王怡：我相信家庭教会必有一个更大的发展，教会在中国会更加显明他的信仰。但这不是白宫会面带来的效果，恰恰是因为有这样一个未来，才促成了白宫的会面。而白宫和布什，当然也是想籍此向中国政府传递一个信息，就是美国对中国的宗教自由问题的关注不但不会弱化，反而将更加强烈。布什告诉我们，他以前和江泽民、胡锦涛见面时，曾和他们分享过自己的信仰经历。当然你可以想象，他们不可能有真正的心灵碰撞。而我们作为中国的一个普普通通的基督徒，反而和一个地上的君王，能够有一种平等和自由的交流，有同心合意的祈求。这只是因为我们之间尽管在世俗的意义上有很多鸿沟，譬如我实在连一个县委书记的面也没见过。但因着有相同的信仰，因着一起在基督里面，我们能够分享彼此的生命。对我个人来说，这是一种美好的激励。

和布什的谈话中，我们对爱和非暴力的马丁•路德•金的道路都很强调。中国争取民主的运动，长期都在很大程度上被一种对专制者的怨恨所左右。从当年的民主墙，到后来的89，到98年组党事件。我们看到往往到了最后，相互的仇恨、不宽恕和不信任就压倒了当初的理想。这些年来，我逐渐看到一个令人痛苦的事实，就是民主的梦想并不能拯救那些追求民主的人。基督徒的信念不同，我们立志追随基督的道路，因为基督命令说我们应当如此追随，基督也应许说我们可以如此追随。就是十字架的道路，是从爱出发的道路，因为你自己有罪，你不是怀抱着公义替天行道。我在任何时候，大概都不敢说自己能做得。但我做不到的时候，我知道自己做不到，我也承认自己做不到。做不到的原因是因为人性的罪在我身上掌权。于是我会更加去仰望和信靠上帝，不是事情本身的成败，而是上帝的话语，使我就算软弱得要死，就算跌倒七次，也不会最终失去盼望。所以对基督徒来说，非暴力不是一个策略，而是爱和公义的无条件的要求。哪怕你说，非暴力可能导致专制时代延长一百年，这种可能性也不能使我动摇。因为我不是靠可能性来活的，我是靠神口中所出的话语来活的。基督徒不争朝夕，争的就是一万年。基督徒不争今生，争的就是永恒。因为他知道在朝夕和今生里面，没有自由，没有乌托邦，也没有真理。

基督徒也看自由民主是好的，是值得追求的一种爱自己的邻人的善行。但基督徒不把这世上的结局当作最高的目标。基督徒更不把“国家”看作是人生意义的寄放点。因为一切结局都在上帝手中。所以非暴力是一个绝对的命令，上帝在基督里的命令，不是一种世俗政治上的选择和权衡。

会面时，双方都多次提到马丁•路德•金。我个人希望金博士的道路，也就是民权运动的道路，而不是民主革命的道路，会成为未来中国自由民主化的方向。我更希望在这样一个方向里，看见更多基督徒的努力，和他们舍己的爱。基督所走的是在人看来最难的一条路，也就是彰显爱的力量、而不是彰显拳头力量的道路。这是一条可能被掌权者轻慢、甚至被围观者嘲笑的道路。愿我所信的那一位，赐给我在个人生命和公共生活中一直走下去的勇气。

我个人解读，美国总统向中国政府释放的，其实是一种善意。至于他们如何理解，那是另一回事。由于这个政府和政党除了对权力的贪婪，已经失去了任何意义上的信仰，所以他倾向于把一切力量都看成政治的力量，看成敌对的和阴谋的力量。那也有可能把这次会见看作是一次充满敌意的信息。那么我们也好，家庭教会也好，也可能因此受到一些报复和反弹。但一个走向信仰自由、走向教会公开化、合法化的大的趋势，却不是政府可以改变的。

多维：你刚才说要走马丁•路德•金的道路，是不是意味着，宗教的自由可以推进中国的政治改革？

王怡：我相信是这样。在我的理解里，宗教信仰是世俗国家第一位的宪法自由。在宪政制度里面，必须有宗教信仰的自由，才可能有言论自由和其它自由。这次会面的一层意思，是我们作为基督徒的中国异议知识分子，寻求美国在世俗制度的层面上对维护宗教信仰自由的支持，白宫则表达了这种支持。但我们并不是来寻求美国政府对在中国传播福音的支持的。因为这不符合我们的信仰，也不符合美国政教分离的宪政体制。

我们见到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06年的国家战略报告，里面把信仰自由称之为“第一自由”。政教分离不等于政治必须排斥信仰，而是政府和教会应当在权柄上有分别。而一党专制的本质就是“政教合一”。共产党的统治依靠他背后的意识形态，以此来支撑他的统治合法性。只不过到了今天，基本上就是靠GDP和一套谎言来支撑。政治自由的理念中，最为核心的一点就是宗教信仰自由。就是不同信仰的人，当然也包括无神论者，在信仰自由的前提下，去组成一个世俗意义上的国家，或一个世俗意义上的自由人的合作社。世俗国家的本质是暴力的强制，所以国家的本质一定和信仰没关系，意思是说任何信仰都不可能被强制或以强制的方式推行。任何信仰都只能以和平和自愿的方式去彼此“竞争”，在竞争中真理终究会呈现出来。任何人对自己的信仰如果是真诚的，就应该有起码的信心。如果这世上有真理，真理就必将获胜，必在历史中掌权。不会掌权的还叫真理吗。所以一个人如果不耐烦了，有使用强制力的冲动，他的信仰可能就是虚假的，其实他不相信他所信的真理。或者说，他的真理是一个残疾人，需要他去帮忙。或者是软弱的，对自己所信的缺乏信心。虽然缺乏信心总是我们的常态。人就是这么可怜。

多维：照你这么说，你说的那些处于零星的、孤岛状态的家庭教会，将来就有可能联成一片了？

王怡：如果从联络的角度来说，会是你说的，联成一片。但从组织的角度来说，基本不太可能。新教跟罗马天主教不一样。他容忍宗派之间的差异性，没有一个统一的教会系统，也不会将一个统一的教会系统当作信徒得到救赎的一部分。所以新教一直维持着教派众多的局面。等家庭教会慢慢浮在水面之后，彼此之间的沟通和联系当然会很多。就像大学和大学一样。联成一片后，能对世俗社会产生更大的影响，能在真道的认识上更加清晰、坚持和合一。当然也会对未来中国的政治变迁、道德生活和文化、学术产生积极的影响。这样的影响，将会是对中国社会积压了一百年的仇恨心理和人心中的苦毒的安慰，中国在未来一两代人中一定会面临剧烈的政治和社会转型。如果教会所传扬的爱和福音的声音，在这个过程中显得太小太弱的话。我们的政治转型就可能是危险的，也是值得同情的。所以教会对中国的民主化最大的贡献，不是自己去搞民主化，而是在大变局到来之前，赶快传福音，赶快活出基督的样式。

第八辑 行过死荫的幽谷

我的喉咙是敞开的坟墓

2000年，我刚一上网，喉咙发痒，被专制者和教育者掐住二十多年的舌头，直吐莲花，一发不可收拾。成了一个著名的对专制者尖酸刻薄，对自己万般爱惜的写作者。在反复的批评中刻画仇敌，也在反复的阐述中坚固自己。进而想做伸张自由、影响世道的士子，退而是想通过舌头，把自己从这个世界中分别出来。写作，成了一个知识分子自我救赎的死胡同。通过批判性的写作，我参与经营一个“自以为义”的观念世界，把自己围绕起来，也把读者围绕起来。在我们和自由、民主、权利、尊严和平等这些色香味俱全的概念之间，栽培亲情，养成一种刻骨铭心的暗恋。像孙悟空给唐僧画一个圈。我们给自己也画一个圈，把我们所鄙视的事物隔在外面。我们呆在里面，我们的肉不给他们吃。

刚上网时，我曾饥渴地搜寻可以在话语中彼此取暖的同道。寻找同样对自己的统治者有着毫不爱惜的文字气度的写作者。当时大陆网络尚花果飘零，海外网络则有所谓“四大汉奸”，芦笛、马悲鸣、林思云和赵无眠。另有十大汉奸之说，易大旗便忝列其中。我初出茅庐，心中也很盼望被视为“汉奸”的。这仿佛一个与共产党割袍断义、分别为圣的头衔，你一开口就免不了想要这个，就像4岁想要小红花，7岁想要红领巾。慢慢读下来,那些海外诸奸，我单只爱易大旗的文字。对身在专制政体之下的写作者来说，互联网是一个使我们写作的品质脱胎换骨的机会，使我们文字中的自由和尊严有望康复到1957年和1949年的机会。在网上，我们就像一只落汤鸡，逐渐学会怎么敲键盘，把被共产党统治得淋漓尽致的痕迹像雨点一样抖落干净。这方面我的文字品质或许也影响过一些人，以至很多人曾长期以为我是一个89年后流亡海外的知识分子。曾有一个朋友说，你的文章好是好，就是横看竖看，都像海外华人写的。他说这话时甚为忧愁。对我而言，说我像海外华人的意思，就是说我像易大旗，是颇令我骄傲的评语。如果我的网络文字，曾让一些和同样揣着共产党的户口薄和身份证的年轻人壮了胆，发现原来不等共产党垮台，就可以这么写文章。那么鼓舞我这般写文章的因素里面，就有易大旗先生的一个座次。

最初我和大旗兄在一个叫“天涯纵横”的论坛上结识。后来纵横被关闭，我转而主持“关天茶舍”。大旗兄特别过来捧场。网络是一种尖锐的力量，当易大旗和我有机会在同一个空间发言，他的自由品质一度构成了对我的羞辱。我寻思就文字功底而言，大陆作家有相似水准的也并不少。但能写出那样一种令人入迷的自由品质，而又不落入狂狷之道的作家，我当时所见，亚洲的陆地上竟一个也没有。那是一种如何的品质呢，不仰人鼻息、不傍于组织、无意识形态之钳制的自由文字。加上读书驳杂，再配以小说家的叙事手法，勾兑野史，出入政治，往往以极下流（三教九流之下流）的故事，铺陈极上流的道理，如《贡烟的故事》、《爱国与吐痰》等篇章。仿佛一个未被阉割的人，随便一举足，一开口，就让太监们痛不欲生。

当互联网为中文写作者供应了同一个平台，共产党的海关便退到了幕后。我不能再以他在海外，我在国内作辩护了。那等于在说他是人，我不是人。一个榜样出来了，做奴隶的代价就翻了一番。从此不但在专制者面前是奴隶，在易大旗面前也是奴隶。不但作为写作者是奴隶，作为易大旗的读者，也觉得自己的尊严不够用了。读他的文章，会忍不住在电脑前回头，看身后有人没有。

后来与他通电邮，才知道这个名字的前世今生。80年代声名鹊起的作家孔捷生，经过89年的血路，经过笼罩着一代人的死荫的幽谷。城头变幻大王旗，成了流亡作家中少有的在互联网时代咸鱼翻生、凤凰涅槃的异数。读书时依稀看过他的小说《大林莽》，但几无印象了。认识孔捷生后，一次我去四川遂宁调查乡长直选，在边鄙县城的旧书摊上，竟意外瞅见了一册精装的《大林莽》。我开玩笑对老板说，知不知这是动乱精英的书，还敢卖？老板平静得像个地下党员，说就是动乱精英的才好卖呢。

碰巧不久，我又在地摊上意外买到一本《中流百期文萃》。《中流》是中共党内老左派的刊物，十六大后也被关闭了。翻阅后令人辗转反侧，夜不能寐，给房门加了两把锁。其中1991年第4期有一篇署名于逢的文章《孔捷生哪里去了》，对孔先生去国前后种种个人劣迹的揭发，真正罄竹难书，天地不容。譬如拍集体照时竟躲在树下乘凉，等同志们满头大汗、领导们好不容易到齐，孔先生这才一个箭步冲上来，站在事先瞅好的位置上。由此可见个人主义根深蒂固，世界观上一贯反社会主义。作者意难平、心难测地亮出这些细节，自然是同事故交了。文人之无行，生命之虚空，都在这些腌臜琐碎处尽显无疑。使我们无论说什么，都像是自己的掘墓人。

多谢这篇文章，使易大旗的形象在我读过的文字间陡然鲜活，更加添我写作的勇气。原来自由的各不相同，不自由的如此相似。在未得自由之前，我们生活不像生活，像是剽窃。为什么大陆知识分子相互抄袭的官司堪称全球第一，因为我们连生活细节都是抄来的，我们连堕落都是规定动作，都是305C（向前翻腾三周半抱膝），何况我们舌头上的话呢。人一说人话，上帝就忧伤。人能不能不说人话呢，不效法这个世界，也不轻易发怒。把写作的傲慢降到最低，把写作的喜乐升到最高。多年来，写作对我就像一种鸦片，一天不写，就觉得自己是奴才。可难道一直写下去，就不是奴才了吗？

1986年元月，孔捷生写了一篇名动天下的《俄狄浦斯与薛仁贵》。以俄狄浦斯杀父和薛仁贵杀子的比较，指称中国文化是杀子的文化，西方文化是杀父的文化。多年后我在网上查阅，发现俄狄浦斯与薛仁贵之比较，已成了国内一个抄来抄去的经典。这一“移孝作忠”的杀子模式，我认为直到孔先生在网络上易大旗之后，都是他的文化和政治随笔的核心情结之一。如他最近评论“冰点”事件，称共青团是一个“集体杀子的精神屠宰场”。既从杀子开始，便有休妻、恋母、娶母、弃母，又有断后、立嗣、夺嫡、爬灰等种种情事。如他笔下那些演义共运史和梳理爱国主义、民族主义的篇章，活活挖出了一套极权主义的政治乱伦学。

中国文化难逢一次也要杀父的。受孔先生的启发，不妨比较哈姆雷特与哪吒。陈水扁准备废止的《国统纲领》里曾说，要将中国统一在“民主、自由、君父”之下。哈姆雷特的遭遇，其实就是中国人在1949年后的遭遇，被人家杀父娶母。君父被杀，生出越俎代庖的专制主义；母亲被污，生出莫名其妙的爱国主义。有人说，一千个人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但透过孔先生的笔触看今日中国，看到哈姆雷特是怎么变成爱国主义者的，不觉嚎啕大哭。伪父临朝，杀是不杀，这是个问题。中国文化的言说里，唯有青少年哪咤是半个哈姆雷特。剔骨还肉，莲花重生。你要杀子，我就杀父。我在纪念李慎之先生的文中，便把李先生视为党内罕见的中老年哪吒。

大旗兄近年的文字，越发老练和淋漓。他笔下有婉约之风又火烧眉毛，尖酸刻薄又不失斯文，做工精致但味道生猛。足以煽动颠覆一个精神的殖民地，对处级以上干部清热解毒也大有功效。不但以文学之名摇头晃脑，以政治之名反攻倒算，若要解救被专制者拐卖之妇女儿童，也可直接当作教材。

这样的文字实在得意，也是我在长夜过春时一贯喜爱的。甚至也是我一直效仿和情不自禁的。尤其当一些人的写作至今充满了对世界的屈从或对权势的迷恋，他们的喉咙仿佛敞开的坟墓。一个朋友最近的书，有个好名字，叫《提笔就老》。时光流逝固然令人自艾，但令我忧愁和痛恨的，始终不是提笔就老，而是“提笔就贱”。如果一提笔，就写成了一个被统治者。就算才华再高，也不如沉默一世，只听不说。孔先生的文字,有平静的自由,有刺骨的幽默,这是我常常自愧不若的。我与他相似的，是充满这世界的藐视和骄傲，也有令权势者羞愧的温文尔雅的嘲弄。我曾以为，这样的写作就不再是敞开的坟墓了。我曾以为，只要站在专制者的反面，就不再被这世界捆绑。

但我终究还是错了，半年前，我读到《诗篇》第5章中“他们的喉咙是敞开的坟墓”一句，在房间呆坐很久，默想神的话语。看见自己多年来一边写作，一边为自己掘墓。其实人的坟墓只是品牌不一样，我的坟墓很骄傲，是私有产权的，是自由主义的；结果骄傲一样骄傲，结果坟墓就是坟墓。

诗篇说，“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写作也是如此。一个诚实的写作者，当知道观念的外面是世界。无论这世界因我阐述观念的行动而发生一次些微的摇晃，还是我的观念在来自世界的拒绝和打击面前显得更加坚定，我都很难不为此骄傲，心里舒坦。但作为一个更加诚实的写作者，我始终要看见并承认，观念的背后一无所有。如休谟所言，价值背后一定是另一种价值，事实背后一定是另一种事实。没有一种价值是由事实和逻辑推导出来的。你的观念永远在半路上，你的舌头一旦张开，就永远合不拢也闭不上。你自以为站在世界之外的骄傲，就很难维持了。你仍站在世界之内。正如因着对“杀子”的痛恨，孔先生温润而有节制的文字背后，仍无法不随处显露内心的沧桑与苦毒。像他这样的作家，力求通过写作向读者传递自由，好像击鼓传花。但有些东西本不属于自己，给了别人自己就没有了。比如自由，比如爱，你都没有办法自产自销。

当我喜爱自己的话语时，写作从未给我带来过内心的平安，我心中的苦毒也像击鼓传花一样，通过写作感染了我的读者。短短几年后，环顾国内网络，勇气似乎已不再特别紧俏。但我们内心的苦毒不能得到真的释放，“自以为义”的道路，就容易滑向愈演愈烈的狂狷之道，以傲慢来遮盖虚假。一年来，我逐渐看到一些朋友、一些团体及更多不相识的网友，都在这条路上欢快奔跑。我们付出的代价水涨船高，放荡的文字可能颠覆一个政府，内心的平安却离反抗者渐行渐远。

当年鲁迅是这样一个极端，读鲁迅是痛快的，鲁迅是苦毒的。大旗兄的可贵，是他的存在主义气质，慢慢向着“冲气以为和”的道家境地接近。也使他的尖刻和虚无感，始终与狂狷的文字保持一种坐怀不乱的距离。但我不知他内心的苦毒，能否真因这样的写作而得以释放。若不能释放，我们的文字即便改变了世界，却终将失丧自己。

我的经验是，唯有当我不再将自己看为写作的源头，我的喉咙就不再是敞开的坟墓。当我决心指出政治的罪恶，我便有负担，要定意为专制者一心祷告。我也求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也是我的神，在我所爱戴的这位兄弟写作的时候，以你的大能摸着他，使他提笔就有平安。“淋漓如雨”的不是人的文章，而是上帝的话语。因为他要写的，读者要读的，权势者要担惊受怕的，悔改者要扎心的，每一句你都知道。

我的主啊，让批评者和被批评者彼此祝福，正如让撒种的和收割的一起快乐。

阿们！

2006-4-25，为易大旗文集作序

不说出来的同情就是不同情

对那被捆绑的人说，出来吧。对那在黑暗的人说，显露吧。他们在路上必得饮食，在一切净光的高处必有食物。

——以赛亚书49：9

两个月前，我坐在家中，整理电脑里的六四图片。好几次在国外，我从网络上陆续搜集了500余张精度较好的照片。国内上网搜集不易，前次在华盛顿遇见封从德，我说为什么那么多海外网站，没人制作六四图片的电子书或其他格式的压缩包，为国内网民广泛提供下载呢？那天我坐在电脑旁，决意在17周年时，整理一个六四图片集。当我看到六部口外被坦克碾过的残骸那张照片，以前也曾多次看过。但那一刻，我心中猛然酸痛，忍不住哭泣。

其实我一直有意回避，去看六四中某些过于血腥的图片。那些场景对我是一种巨大的试探，对正义感的试探，也是对内心的软弱、苦毒和怨恨的试探。有泪可流也许是善良的，甚至是美好的。我们若不流泪了，就会慌张。觉得自己的麻木无可救药。所以我们若哭泣，我们似乎就对人性保全了信心。然而，麻木是一个深渊，眼泪却是更深的深渊。我们在麻木中卑微下去，在眼泪中崇高起来。这不过是人堕落的两种方式而已。

小说家昆德拉有一个两滴眼泪的故事。一个人在海边，看见夕阳西下，人们的身影沉浸在自然景观里，宇宙浩瀚，人心良善。他流出了第一滴感动的泪。这泪是对美好事物和神的普遍启示的回应。随后他被自己的这种感动再次感动，如此纤细、如此柔软，如此在俗世的洪流中站在了美好与崇高的那一边。于是他流出第二滴泪。第一滴泪落入感动，第二滴泪落入试探。当我们的感动缺乏一个唯一配得的感恩对象，缺乏一种令我们匍匐屈膝的力量，当没有一个上帝将我们的眼泪装在他的皮袋里（诗56：8）。仅有一滴泪就是不够的，我们势必要流出第二滴泪来。将心里的良善归在自己身上，将心中的义愤也归在自己身上。我们也就将一切罪排除在自己之外。我们真是可怜的人，我们并未因这感动的眼泪，就从冷漠和不义的国度，移民到了爱和公义的国度。

我背着人流泪，我的泪水却欺骗了我。眼泪给了我一个爱与公义的假相，给了我一个把石头变作面包的谎言。那天我在家中，面对受难者的图片泣不成声。我心中随之生出一股恨意。对共产党政权的恨，在那一刻达到我生命中有史以来的最高点。受洗以后，这是第一次我在心中满怀一种具体的恨意。我被这种恨吓住了，这种因义愤而来的恨意，盘踞在我心中，甚至比冷漠和遗忘更加可怕。于是我做了一个祷告，祈求我的神拿走我的眼泪，也拿走我内心的恨意。不让我被自己的罪所捆绑，也不让我被别人的罪所捆绑。我对这世界的罪所萌生的恨意，就是我的牢房。我求我的神将我从中释放，因着真理赐给我自由。

一个月后，我在华盛顿参观犹太人的大屠杀纪念馆。每看完一个厅，就在角落里祷告。出来后我翻看留言，有一页只有一句话，“I never come here again（我再也不到这里来了）”，占满整个页面。我对着这页留言，心中悲叹，因为这也是我想说的。我的信仰仍然脆弱到不能将每一个厅、每一件具体的苦难都观看一遍。看了心里就没有平安。我留言说，希望纪念馆里能设一间祷告室。就是尚无信仰的人，也需要一个驻馆的心理医生啊。

这则留言像一句呐喊，喊出一个尖锐的事实。60年前犹太人的那一场苦难，至今依旧捆绑着每一个来到这里的参观者。这就是世界的光景，人类有能力犯罪，却没有能力担当他的罪。17年前的天安门屠杀，至今也捆绑着每一个受难者和他们的家属，每一个加害者和他们的家属。也捆绑着每一个反抗者和每一个沉默者。离六四还有一周，我看见市政府的门口已加上了双岗。这就和那则留言一样令人悲凉。曾经的屠杀和仍被遮蔽的真相，捆绑着每个人的心怀，如同我的心怀。使我既有泪水流下，也有自以为义的“满心的凶杀和毒恨”（罗马书1：29）。这样的捆绑是如何产生的，每一个在肉体上与这场苦难无关的人，如何在灵魂上成为一个陪杀场的人，或一个迫害的同谋者？

“你们要记念被捆绑的人，好像与他们同受捆绑，也要记念遭苦害的人，想到自己也在肉身之内”（希伯来书13：3）。没有造物主按他的形象和样式造人，我们就没有同情。没有孟子所说人皆有的恻隐之心和是非之心。如果没有同情，也许我们就不会同受捆绑了；但这地上就只剩下一个一个的人，却没有人类。什么是人类呢？人类这个词意味着大地上没有旁观者。意味着“与喜乐的人要同乐。与哀哭的人要同哭”（罗马书12：15）。意味着我们都在肉身之内，都在罪恶当中，都不自由，都无力从洪水中自拔。

同情若不说出来，同情就不存在。同情若不说出来，人类就不存在。曾经在拉撒路的坟墓前，耶稣哭了。当耶稣要在拉撒路身上行复活的神迹之前，他竟然哭了。为我们的罪而哭，为我们一直伏在死亡的权柄之下而哭。我们若不认自己也在世界的罪当中，就轻易把自己的眼泪当作了耶稣的眼泪。把我们心中对罪的恨恶，当作了上帝的忿怒。

又将临到这一日，我将这些年搜集的六四图片、天安门母亲的证词，和一些纪念六四的音乐、视频，整理制作了一张“六四17周年纪念光碟”。并特别放了几段安魂曲在里面。其中阿雷格里的《请垂怜我》，曾一直只在教堂诵唱，密不外传。后来巴赫在教堂默听了几次，才将这首体贴神的慈爱的圣乐传播于世。谁把同情埋在心里，谁就在暗地里堆积怨恨。把同情说出来，不但是对受难者的安慰，对抗议者的扶持，也是靠着神的慈爱对自己的医治。我们同情，但同情不是公义的开始，而是对自己的怜悯。

我将这张光碟，送给这周内遇见的每一个朋友。把我的同情和敬意送给每一位天安门母亲和遗孀，也送给自己作为33岁的生日纪念。17年了，我从一个高中生而挨近中年。在我和政府之间，我和他人之间，我和自己之间，一直都没有自由。唯有我的神在十字架上为我担当一切苦难，替我涂抹一切罪孽，只为了给我真正的自由，给我更高的盼望。不至于长久地作罪的奴仆，不至于落到一个地步，让自己的罪和别人的罪主宰我的一生。

我恨恶罪，就承认自己也在罪中。我寻求公义，就把自己放在公义的审判之下。如使徒保罗说，“因这十字架，就我而论，世界已经钉在十字架上。就世界而论，我已经钉在十字架上”（加拉太书6：14）。这样的十字架才是我所甘愿的，是我不配得的恩典。十字架上的眼泪才是荒漠的甘泉，活水的江河。效法基督，不效法内心深处那个自以为公义的良知。不然任凭人的眼泪，人的义愤驱使我们，我们走在什么样的道上啊，连公义也追不上我们。

17年了，杀人者和被杀者都不得安慰。我也为你们向我的神祷告。杀人者和你们的同谋啊，这一位神已除去你们的罪孽，看你们为眼中的瞳人。他已替你们忍受那鞭伤和刑罚，他要的只是一颗忧伤痛悔的心。受难者和你们的亲人啊。耶和华说，“伸冤在我，我必报应”。让我们恨恶罪，从恨恶自己的罪开始。让我们爱罪人，却从爱那不可爱的开始。因为基督正是这样行的。因为生命在他，复活也在他。我们的亲人都将一一死去，如同我们自己。死于枪火，或死于病痛，只是死于罪的不同形式。离开神的圣洁，这世上本没有圣洁，离开他的公义与慈爱，这世上本没有公义和慈爱。这世界若真有爱与公义，这真理带给我的盼望，实在超过了我在这世上已失丧和将要失丧的。也必将超过你们所失丧的。

17年了，我身处的这个国家怨恨太多，同情太少。谎言太多，真相太少。义愤也太多，而怜悯太少。甚至无辜者也太多，而罪人太少。我的神知道，我是怎样一个罪人。我也知道我的神，是怎样拯救和恩待了我。当纳粹屠杀犹太人，当中共屠杀学生和市民时，我相信整个人类都在场。我曾以为，我一定是与受难者站在一起的。但当我心中升起对杀人者的恨意时，我知道我也和杀人者站在一起。

天上地下，唯有耶稣基督站在杀人者之外。唯有在基督里，人类对我来说是一个温暖的词。

2006-6-1写于33岁生日，为“天安门母亲”而作。

让我的百姓走

当我的祖国被占据之后，半个世纪来，一切用来指称国家的人物和象征都如此丑陋。逮捕上访者、维权者和异议人士者头顶的国徽，人民币上悬挂的首级，新华门外涂抹的标语，天安门前屠杀者的军装，以及独裁者的长城，螺丝钉的兵丁，送给二奶的熊猫，甚至国家主席的发型，播音员的腔调，和意识形态的单口相声。这些腌臜泼才，从我的父辈，一直笼罩到今天在儿童节背诵八荣八耻的小学生。这个小学生的父亲，也许就是一个偷漏税的富人，一年花2万块钱把他送到这个学校。小时候受一种苦，长大了受另一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