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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十年来，在埃及的宫殿中，有一个声音让每一匹叶子上的水都站立不住，每一滴天上的雨都落不下来。侍卫们用不同的版本齐声高呼，“法老就是埃及，埃及就是法老”。或者“没有法老就没有埃及”，“埃及出了个法老”；或者“法老是埃及的总设计师”，“法老是埃及的三个代表”。以法老和他身边的人为荣，以为奴的希伯来人为耻。

17年前，我的朋友冉云飞，和另外一些朋友，在院子头写出一幅标语，“邓小平不是中国”，走上成都的街头。17年前，丁子霖老师17岁的儿子在广场上被一伙学习雷锋好榜样的士兵，像秋风扫落叶一样的枪杀。这样的事过去了吗，山东临沂的“乡村律师”陈光诚在被非法软禁200多天，被非法拘捕100多天之后，再次被法老的手下拘留。陈光诚离他的自由有多远，这样的事离我们就有多近。17年了，一个盲人用眼睛看不见的信心和勇气，为他的村民们呼吁着不被强制堕胎的权利。

读《出埃及》时，我曾想，面对上帝“让我的百姓走”的要求，人类史上恐怕不会有比法老更刚硬的掌权者了。但直到1949年后的中国，为奴的要出埃及，那看顾他们的让这片大地饿殍遍野，灾祸连连，甚至击杀了法老的长子，让他断子绝孙。可法老们的心仍旧一代比一代刚硬。他们附体在我的祖国，始终不肯放手。他们在自己祖先的土地上殖民，对自己的邻人殖民，不放过走上街头的，也不放过坐在家里的。不放过每一道怨怼的目光，不放过一个盲人的眼神；不放过一个右派的嘴巴，甚至也不放过一个母亲的子宫。

到底什么是中国？半个世纪来，中国就快要失传了。中国成了一个被绑架的符号，就像娼妓从此改叫母亲。人们唯有在和美国、日本的对照中才看出它的羞辱和卑贱，不愿承认的就激发出一个奴隶的爱国主义。法老说，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把你们的大刀向鬼子们头上砍去，用你们的血肉筑成我的长城。中国在这世上从没有今天这么有钱过，但也从没有今天这么卑贱过。卑贱到了此地佳、不思蜀的地步。集中营就办在我们的故乡，到监狱的路多快好省。

我们看见一个又一个人走在这条路上，连柔弱的陈光诚也进去了，监狱又要翻修扩建了。我们走得如此辛苦，却并没有走在出埃及的路上。而像歌手张楚唱的，我们穿戴整齐，“就当去送葬”。许多人跟着这首歌呐喊，“我没法再像个农民那样善良”。我们把祖先的国家弄丢了，做不成苏武；但我们不晓得真理，对自由的国度也没有信心。一百多年了，我们杀不完心中的仇敌，走不完那条从苏武到摩西的路。谁能来到法老的面前，说，让我的百姓走呢。谁能说，这是来自造物主的命令呢。

和许多维权者一样，陈光诚尽管尚未受洗成为基督徒，但他坚决地来到法老面前，以一种温柔敬畏的方式，在生命的一个根基上说出了这句话，为一年三千万被堕胎的婴儿，和其中一部分被迫流产的母亲说出了这句话。因为这句话，共产党不再等于中国。因为这句话，大地正在向着它本来的意义回归。陈光诚尽管呆在看守所里，但在他眼前，中国也不再是一个殖民地。因为始终有这样的人，重新发现和占据了中国。

作为一个基督徒，我羞愧无比。在这黑暗的世代，无论面对人性、道德和政治的沉沦，站出来指责罪恶的人中，来到法老的面前说“让我的百姓走”的人中，那个最响亮、锐利、决绝的声音，如果不来自基督徒，基督徒们实在就亏欠了神也亏欠了自己的邻人。一切追求自由的人，无论他相信的自由是什么，却都有一个相似的信念，那就是这世界并非都是埃及。无论你信什么，因着你的信，中国是否不再是一个殖民地，不再是一个仅仅属于肉体的国度？

但愿人所信的，能给他带来力量。唯有真正的力量，是足以废掉我们和法老之间、以及我们彼此之间的冤仇的。也从此废除这世上的一个奴隶，就是我们自己。这力量要在受难者和为奴者的身上得着荣耀，使法老的子孙成为无有。这力量足以让陈光诚即使在监狱中，也走在出埃及的路上；即使在失明中，也终能看见永生的亮光。

2006-6-19，为因反对强制计生而入狱的盲人陈光诚而作。

行过死荫的幽谷

今天，读到余杰兄的文章，谈到南非的图图大主教访问台湾，与林义雄父女会面的情形。想起我18年前与18年后的祖国，不住地喉咙发疼。在饭桌上仍在流泪。母亲说你怎么呢。我说为什么那个日子，偏要离母亲节这么近呢？

1980年，国民党在林义雄律师被羁押期间，雇凶手刃他全家，灭门惨案惊骇了全岛。林夫人不在，凶徒残忍地杀死了林奶奶，和两个七岁的双生女孩亮均、亭均。林家的另一个女儿唤均被砍中数刀，终于救回性命。唤均女士对图图大主教说，小时候我真想报仇，一直叫爸爸要报仇。直到今天，每当我穿上泳装，那几道长长的刀痕，都会吓倒别人。但她说，如今我心里已平静如水。我原本是世上最不可能宽恕他们的人，但上帝使一切成为了可能。

血案发生当晚，长老教会的郑玉儿牧师和弟兄姊妹们赶去林家，陪伴林夫人。帮助他们，并恒切地为他们一家守望祷告。林夫人方素敏女士，最终也接受福音，成为基督徒。第二年，林夫人全身素白，抱着女儿唤均走上街头，在政治高压下参加议员选举。她说，“我不要复仇，我要一个美丽的台湾。请与我一道，打一场母亲的圣战”。

这一场“圣战”，是以被害者的饶恕，去战胜加害者的残忍。以母亲的柔肠，去对付铁的拳头。十年之后，林唤均在美国受洗，后与一位宣教士结婚，走上跟随基督的事奉之路。这桩血案直到台湾民主化的今天，也没有凶手和直接责任人被交待出来。林义雄出狱后，也写了一篇悼文，表示宽恕。他说，台湾的母亲啊，求你们眷顾这块土地上的子民，叫族群之间不再对立争执，不再有仇恨与偏见。林家放弃对此案的追究，林义雄从民进党主席退下后，一直致力于社会慈善与福利事业。

后来林家将那栋房子奉献给神，建立了义光长老教会的礼拜堂。去年3月，我曾在那里参加主日崇拜，遇见方素敏女士。之后，她特意安排我去参观林先生在故居建立的“台湾民主纪念馆”。那天的崇拜，从头至尾，我一个字也听不懂。因为他们使用闽南语圣经。但在那里，我强烈感到上帝的同在。因我知道自己站立的地方，是一间教会，也是一座凶宅；是一座凶宅，也是一间教会。我知道地板上的血已被水洗得干干净净，而人心中的怨恨和苦毒，是被十字架上那羔羊的血洗得干干净净了。我就开口唱一首诗，“我要在这里赞美，我要在那里赞美，我在任何地方都是要赞美”。

我是一个异议知识分子，我反对一党专制，我反对马列主义的意识形态，我反对共产党以无神论和唯物主义作为政治的基础。我反对一切对信仰、思想和表达自由的禁锢，反对政府对教育的垄断，对孩子们精神世界的摧残。我也反对这个政府对私人财产和一切宪法权利的粗暴剥夺。我更加反对18年前的那一场屠杀，和18年来每一次对历史的篡改，对公众的愚弄。我在屠杀之后活了整整18年，我在屠杀之后读了4年大学，又做了11年大学教师。我一直看着他们对学生的一场精神屠杀，在天安门以外的整个土地上，从来就没有中断过。

但多年以来，我脑子里自以为冷静的自由主义信念，和我心里翻腾踊跃的怨恨，却从来那么的不般配。仅仅是我的国家，我那些并不认识的同胞遭到杀戮，我的心就如此被捆绑在了不自由的处境中。我的心就在每一年逼近这日子的时候杀气腾腾。我还怎能去想象一场满门抄斩的个人惨剧呢。当我在义光教会开口赞美主的时候，我终于看见一个异象，不但关乎我个人的生命，也关乎我身处的历史和族群。

我看见的，就是原来这世上有无数种力量，都可以推翻国民党，也可以推翻共产党。但这世上唯独只有一种力量，能够将一座凶宅变作祷告的殿。在那一场崇拜中，我确切地知道，我的一生，将要追随的是哪一种力量。在那一刻，我看见一个关乎国家的异象，就是旧约《历代志下》的一句话：

这称为我名下的子民，若是自卑，祷告，寻求我的面，转离他们的恶行，我必从天上垂听，赦免他们的罪，医治他们的地。

这个国家要被医治，屠杀者被医治，受害者和他们的亲人也被医治。专制者被医治，受压迫的人也被医治。也是在台北，龙应台基金会的外面，我在路的一边等王丹，看到他从另一边走过来。在红灯下停驻，从东张西望的人群中，神色淡然地向我走来。我站在咖啡馆门口，两个大陆人，一个89年的学生领袖，一个后天安门一代的知识分子，在匆匆忙忙的台湾人的身影中，脱颖而出。在一个又不是故乡、又不是异乡的地方，我仿佛看见一个时代向我走过来，看见一场苦难向我走过来，也看见一种挣扎和坚持向我走过来。在那一刻，王丹啊，我在天安门的弟兄，我们对这个国家的爱与恨，为什么都这么难？

在那一刻，王丹啊，我多希望你也是我在基督里的弟兄。当你越过马路，向我走来的那十几秒里，我真的忘记了中国。我对你的灵魂的关切，胜过了对一个地上国度的盼望，哪怕是一个我们都向往的民主中国。

在美国时，张伯笠牧师曾告诉我：每一回纪念“六四”，我若在场，他们就说，伯笠啊，你来祷告吧。他们尽管不信，但那一刻的人心有多柔软。唯有那一刻，对去者的怀念，胜过了对凶手的纠缠。平日，他们也许活在那一刻之外。但他们知道在那一刻，除了祷告，这世上没有第二种力量，可以亲自成为每个人的安慰。

屠杀。屠杀。一个多么尖锐和肮脏的字眼，一个连我们自己都被裹挟进去的旋涡。几年来，每一回听廖亦武的《大屠杀》诗朗诵，我就陷在一种大悲哀中。因为我这位朋友，也不可避免地成为了大屠杀的一部分，不但是作为见证的一部分，也是作为后果的一部分。如果18年了，这个字眼在六四这一天，永远都是最显赫的字眼；我们其实就还在被屠杀。我们就仍被共产党人的罪和自己的罪所宰制着。图图大主教在与林义雄父女会面中，讲述了南非寻求“真相与和解”的经验。他说，“如果受害人坚持加害人必须先道歉，才愿意宽恕。就让自己成为了被支配的一方；主动宽恕，意味着你是自由的”。

饶恕，意味着我们不再是受制于加害者的客体，如果我们渴望自由，我们永远都有机会得到。一个专制者，一个凶手，一个受造之物，不可能成为我们与自由之间一种绝对性的障碍。是的，我恨恶共产党人在中国曾犯下和还在犯下的一切罪行，我也恨恶在我里头的一切恶念和软弱。我祈求一个真相，我要求一个屠杀民众的政府，终将承担他应承担的政治责任。这个政治责任不能是别的，只能是下台鞠躬，结束专制。但比这更重要的，是我相信一种更高的力量，这力量让我们作为一个宽恕者和一个自由人去提出要求。我们的努力就是对他们的怜悯，是争取，而不是挣扎。

共产主义是邪恶的，共产党人却是活生生的邻舍。哪怕一个屠杀者，他也首先是我的弟兄，是天父的孩子，和一个失丧的灵魂。他若不悔改，他在末日的灾难，将是我今日苦痛的万倍。他的罪孽所带来的诅咒，将笼罩他的家族，“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这不是出自人的诅咒，而是那一位公义的上帝、以公义的方式宣告的、一个公义的事实。我怎能不为他哀伤，不为他着急。作为公民，我争取一个公平的政治结果。作为一个基督徒，我如怜悯死难者一样，怜悯广场上那些将士，也怜悯躲在中南海里面的那些人。

在世俗的国度里，我们有什么可以胜过独裁者呢。就是“远离虚假的事”，选择与丁子霖女士及“天安门母亲”们站在一起。“一场母亲的圣战”，就是一场行过死荫幽谷的圣战，一场以爱去成全公义的圣战，一场以善胜恶的圣战；一场反对者在道德上更谦卑、在人格上更尊贵、在灵魂里更慈爱的圣战；一场主耶稣已经为我们得胜的圣战。当你决意站在这一圣战中，你就知道，独裁者已经一败涂地。

我们不是作为臣民，作为奴隶，甚至不是作为一个反抗者，而是作为一个胜利者，带着我们对行将灭亡者的怜悯，用一生去参与将这一胜利呈现出来的历史。这就是我所看见一个时代的异象。我在异象中看见共产党人的墓碑，转而在历史中为他们祈祷。

碰巧今天，我看到下面这一份名单。若在以前，这只是一份声讨与审判的名单。然而今天，基督的灵感动我，将它放在我心里，成为一份代祷的名单。神说，他们杀人的罪，必要按着世上的公义受罚。但你却要为他们的灵魂祷告，因为基督是为他们死在十字架上，正如为你一样。

我就定意顺服，在六四纪念日到来之前的这两周，也第一次为他们提名祷告。为他们手下参与六四屠杀和各地武装镇压的所有解放军官兵祷告。祈求十字架上的那一位救主，施恩怜悯这些杀人者，在18年之后一一夺回他们的心意，叫他们悔改。赦免他们的罪，叫他们与那被杀的羔羊同在，得着永生的盼望。也叫他们的后代免于诅咒，更叫这块流淌着血与泪的、一意孤行的大地得着医治。

我也恳求，看见一个相同异象的中国基督徒，一起来为他们祷告。我也为每一位读者祝福，叫我们怀念那个夜晚，毫无保留地，支持“天安门母亲”；毫不妥协地，指责共产党人的罪。但是唯独，不让傲慢和自义，也不让一丝的怨恨和苦毒占据我们的心，轻易将我们击败。

我的代祷名单：

15军副军长左印生 ，1989年后任解放军空军第15空降军副军长，武警部队副司令员，济南军区空军副司令员，北京军区副司令员。

20军军长梁光烈 ，1989年后晋为上将，任陆军第54四集团军军长，1992年10月当选为中共十四届中央候补委员，1995年任北京军区副司令员，1997年9月当选为中共十五届中央委员，11月任沈阳军区司令员。1999年12月任南京军区司令员。

24军副军长刘书明，1989年后任陆军第39集团军副军长，辽宁省军区司令员，沈阳军区联勤部部长。

24军政委张传苗，1989年后任陆军第39集团军政治部主任，副政治委员，沈阳军区政治部副主任。

27军军长钱国梁，1989年后晋升上将。1992年10月当选中共十四届中央候补委员，1993年12月任济南军区参谋长，1996年11月任司令员。1997年9月当选中共十五届中央委员，1999年12月任沈阳军区司令员。

27军政委朱增泉，1989年后晋升中将。1994年12月任国防科工委政治部主任，副政治委员，1998年8月任总装备部副政治委员兼纪委书记，中共第十五届中央纪委委员，

65军军长臧文清，1989年后晋升中将，第63集团军军长，北京军区副参谋长，北京军区副司令员。

65军政委曹和庆，1989年后任北京军区副政委，二炮副政委。

38军军长张美远，1989年后任38军军长，中共第14届中央委员。

38军政委王福义，1989年后晋升中将，北京军区副政委兼军区纪委书记。

39军军长傅秉耀，1989年任新疆军区副司令员，兰州军区副司令员兼新疆军区司令。

40军军长吴家民，1989年后任沈阳军区参谋长。

54军军长朱超，1989年后任河南省军区司令员。

54军127师师长钟声琴，1989年后晋升中将，济南军区副司令员。

63军军长刁从洲，1989年后任内蒙古军区司令员。

63军政委曲继宁，1989年后任济南军区副政委，第九届政协委员。

北京军区政委张工，1989年后晋升上将。1990年4月任任军事科学院政委， 中共第十四、十五届中央委员，1992年11月任成都军区政委。

谨以此文，献给18年来寻求真相的130多位母亲和遗孀，献给那些温柔但是决绝的死难者家属们。谢谢你们打破沉默，以自己承担苦难的方式，18年来，为这个国家播下未来和平的种子。也曾在一个青年知识分子的心中，播下对这个族群的委身。18年来，我未曾为你们作过什么。今日，我以使徒保罗的话，为你们在上帝面前祷告：

我在基督里说真话，并不谎言，有我良心被圣灵感动，给我作见证。我是大有忧愁，心里时常伤痛。为我弟兄，我骨肉之亲，就是自己被咒诅，与基督分离，我也愿意。（罗马书9章1－3节）

2007-5-17于成都，为六四18周年而作。

六月是最残忍的月份

1922年，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之间，也是共产党兴起与法西斯兴起之间。艾略特写下了被誉为现代诗里程牌的长诗《荒原》。诗中采集欧洲文明的各种意象，来表达二十世纪初人类精神的幻灭与虚空。第一句就很有名，“四月是最残忍的月份，在死去的土地里，混合着记忆和欲望”。

全诗最惊心动魄的场景，是艾略特借用《旧约•以西结书》所记载的异象。当以色列民族因他们的罪受到上帝的诅咒，先知以西结割下他的头发和胡须，三分之一在城中用火焚烧，预示以色列人将有三分之一死于灾荒；三分之一用刀砍碎，预示着另外三分之一将死于战火；三分之一随风飘散，预示最后三分之一的以色列人将流离失所，被掳他乡。

如此绝望的时代，先知以西结被耶和华的灵引导，被放在一个布满骸骨的平原上。先知说，“他使我从骸骨的四围经过，谁知在平原的骸骨甚多，而且极其枯干。他对我说，人子阿，这些骸骨能复活吗？我说，主耶和华阿，你是知道的”。

到此为止，即使我不是以色列人，而是一个中国人，我也不可能不哭。三年前第一次仔细读到这一段，我想到出生之前死在饥荒中的我奶奶，死在青海劳改营的我爷爷，我甚至迄今不知道他的名字。我更加想到我的青春期，我在16岁那一年看见了“六四”屠杀。三个月后，是我的初恋。

好几年里，我曾被一个题目死死吸引，就是“1989年的爱情”。我一直无法把16岁的初恋，和一场屠杀分得清清楚楚。多少次我恨这个世界，为什么我的青春从一开始就显得那么卑微，甚至那么可耻。革命与爱情的相互纠缠，是我可以想象的。我从小就看这样的故事长大。小时候，曾跟父亲一起去电影院看郑义编剧的电影《枫》。那一个恋人跳下楼去的镜头，很多年来都会进入我的噩梦。这世上有哪一个少男少女，曾经幻想自己初恋那一年，有一场现场直播的屠杀呢。这些年有一些以六四为背景的作品，关锦鹏《蓝宇》中的北京故事，一对同性恋者的激情，屠杀不过被摆在一个冷漠的位置，甚至被可耻地摆在一个催情的位置。张艾嘉的电影《心动》，两个香港中学生，在他们初恋的一个回合里，回家刚好看好六四屠杀的新闻。但和他们的爱情比起来，北京的任何事也遥远得可以被忽略。

我想这两位香港导演，只当“1989年的爱情”是擦肩而过的噱头，但他们无法真的理解这件事。不错，六四屠杀，被说出的真相远远不够。但在另一层面，“六四”更多地是被作为一个政治事件或历史事件被言说，却很少被作为一个精神事件被探讨。“六四”对整整几代人心灵的影响和精神的宰制，六四之后，多少人的灵魂就从此活在一个布满骸骨的荒原上。叫我18年来，常常想到自己的灵魂就哭泣，想到这个世界的虚假就痛恨。我读过许多关于“六四”的宏伟叙事，但很少读到那些细微的、私人的精神创伤。近年来令我落泪的个体精神史，是一位基督徒作家施亮的小说《安魂曲》，和我朋友汪建辉的小说《十七年》，尽管读过的人可能不多。

一位老诗人曾对我说，我们都是89一代。“因为我尽管虚长几十岁，但我们一样是在共产党开枪之后，才彻底觉悟的”。我感谢这句话，但它指向的依然是政治层面的一场精神地震，而不是生命意义上的个体苦难。老先生，不是的，在六四面前，我们不是一代人。直到今天，我丝毫不了解“六四”对于赵紫阳是一种怎样的苦难，对于李锐又如何？对于天安门前的大学生和流亡者们，那种种苦难又有什么迥异。甚至我的父亲，他的灵魂在那一年到底经历了什么？我也不知道。这几年我在海外陆续见过王丹、吾尔开希、封从德等流亡的学运领袖。我和他们有相同的梦想，但我却很清楚他们的89，和我的89是完全不一样的。作为一个“后天安门”的青年知识分子，我最想表达的，不是一种同仇敌忾的义愤，而是对一个当年的未成年人来说，屠杀到底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18年来纠缠不休的怨恨，不但针对共产党政权，也更加针对整个成年人的世界。从父亲，到老师；从校长，到县长；从统治者到反抗者，整个父权世界，在我面前所有道貌岸然的长辈。在那一场屠杀之后，联合起来糟蹋了我的青春期。这就是六四屠杀之于我的个体磨难。

近年来，我在文字上尖锐地流露着这种怨恨。在我的文集《美得惊动了中央》的后记中，我这样写下：

我之所以能成为一个知识分子，只因我在精神上是六四之子。有人说你才多大。我想说，我是谁啊，我是屠杀现场的一个未成年人。当初你们杀人，不能避着我这样的高中生吗。就像你们做爱时都避着我们一样。

没有。没有就要付出代价。”

大约两年前，我与89年的学生领袖任不寐有一场争论，在《一个人的反对党》中，也以一种傲慢的语气写下：

在谈论1989时，有一个尖锐的、至今未被理解和区分的事实，那就是——我这一代人当时是未成年人。有人曾问我你当时不过是一个高一学生，六四和你有什么关系？六四给你的创伤到底在哪里？我说，如果有人当街杀人，围观者中既有成年人，也有小孩子。你说这件事跟小孩子有什么关系？大人津津乐道一天可能就把这事忘了，小孩子却要做一辈子噩梦。在1989年及其以后，整个社会没有人来顾及未成年人的精神史，没有人去考虑未成年人的灵魂。整个杀人现场没有把儿童清场。甚至整个社会合谋在整整一代孩子的面前作伪证。并用谎言一遍一遍地为我们洗脑。我花了多少年时间和整个青春期的流浪，来寻找正确的知识，来遗忘被强迫背诵的答案，来认识你们这一代被高举的苦难。所以当你说“我们”都应该忏悔，应该为十五年来的半吊子的言论而愧疚时，我想你说的“我们”是指89一代。我想你没有资格把我、把余杰、把这一代青年知识分子都囊括进来。你们在广场呐喊的时候，在屠杀之后无论选择的是谎言、沉默、转身或者流亡，你们都和共产党人一样，并没有对未成年人负责。就像吵架的父母，双方都没有残留对子女的责任心。因此我没有义务接受你的邀请与你一道忏悔，一道卑微。你的忏悔仅仅是你的，不是我的。我甚至也可激愤的借用你的口气，说在1989年，除了未成年人，没有人是无罪的。“连一个义人都没有”。

这就是我内心的一种情结，一种在屠杀面前对整个成年人世界的愤懑。而不仅仅是对共产党的仇恨。这是我的89情结与你不一般的部分。如在今年，我起草了那封“六四”十五周年的公开信。但我内心极不愿意起草。从三月份和余杰谈好由我执笔开始，我就一拖再拖，一直拖到五月。不是我害怕，而是我内心的这种情结，强烈地盼望有当年的成年人、当年德高望重的知识分子，比以前更勇敢的站出来说话做事。可到5月中旬我仍没看到丝毫动静。对我来说，动笔写这封公开信是我内心深处一次极度的失望和再次的受伤害。我愿意起草这份信，这是我自己89情结的一次舒解，也是在中共面前的一种尊严。但在我内心，我一直对这件事无法释怀。因为我觉得这是一桩真正的耻辱。就是由一个当年十六岁的孩子，在十五年后执笔这封信，去邀请你们签名。对不起，这是你们的耻辱。不是我的。

1989年春天，我在四川的一个县城读高一。到4月份，街上出现了零散的游行队伍。师生们都兴奋的摆谈着国家的局势。我是班上一份油印《语文小报》的主编，我父亲是我的语文老师。那时候我读了点刘宾雁、苏晓康，一度想写报告文学。先写了一篇明查暗访学校食堂的，指名点姓骂了校长。我的英语老师偷偷对我说，骂得好，最好把报纸贴到办公室外面去。他的怂恿使我的胆子更大了。五四游行以后，我就开始筹划北京学生运动的专刊，准备采访校团委书记，其他老师和同学，让他们谈谈对反腐败、要民主的看法。我自己刻钢板，叽嘎叽嘎就干起来了。

那个晚上，父亲跟我谈话，要我停止那一期专刊。我不同意。他也许是第一次如此语重心长的，企图以一种平等的态度说服我，一直说到半夜一点。大意是我们过来人，知道政治的可怕，你不可能知道。我们不能让你这么小就被卷进去。卷进去一辈子就完了。

但我很倔。从小父亲对我实施棍棒式教育，成绩不够优秀，拿不到第一只有第二，都可能挨打。有一次家里买了苹果，放在床下。父亲说每天只能吃一个，不能偷吃。他们走后我就趴到床下，爱不释手的看啊，一会拿出来，一会又放回去。终于不敢吃。父亲回来后，叫我过去。问我是不是吃了苹果。我说没有。父亲不相信，因为他发现苹果被动过了。随后，他用一顿鸡毛掸子叫我开口承认偷吃，并写了三遍“我为什么要撒谎”的检讨书。这样的童年一直延续到初二，终有一次我伸出手，把父亲的胳膊抓住，警告他不要再打我。从那之后，我对父辈及教育者的逆反一发不可收拾，父母也渐渐管不住我的言行。

所以1989年的春天，父亲已不可能说服我。最后只好强行没收了油印室的钥匙。那个春天是一个转折，因为一场屠杀，我对父亲的仇恨，转变成对国家的仇恨。因为邓小平和李鹏是四川人，好多年我都为此感到羞耻。打心里觉得四川人是中国的败类。我甚至在那一年也立下一个志愿，以后要洗刷川人的耻辱。我对当时四川省委书记杨汝岱在“六四”之后批判赵紫阳的言论，更是感到无地自容。1989年6月，整个世界忽然就在我眼前崩溃了。你所有的老师在那一天之后，就变了另一个人，变成了不要脸的说谎者。你所有的父辈在那一天之后，就变成了只敢在厨房里发牢骚的胆小鬼。这是个什么世界啊。还值得长大吗，还值得高考吗。我在16岁之前被养成的价值和道德观，几乎没有什么被剩了下来。

6月底放假，我去成都，在舅舅那里看见了一千多张成都、重庆等地民运和镇压的照片。舅舅是一位摄影师，他叫我和表哥拿着这些照片，到七楼顶上，统统烧掉。他说，不然要按着这个抓人。我被这些照片彻底震撼了，图片的尖锐和真实，超过了我在老家能看到的一切文字和画面。我悄悄的留了大约两百张，放在我的书包里。几天后我的外婆趁我不在，搜查我的行李，把这些照片找出来销毁了。当时我实在恨不能把她扔下楼去。这个怨恨甚至一直持续到两年前外婆去世。我刚刚信主，跪在地上祷告，说这件事我不再埋怨外婆了，如同我的父亲一样，其实她保护了我。他们在一个崩溃的世界里面，以一种世俗的智慧和家长的权柄，伤害了我，也保护了我。

但对当时的我，这一切都是成年人世界的合谋。他们不惜把从小教导我的那个世界撕碎了。那个夏天我彻底陷入了虚无主义，尽管那时我肯定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我不知道在每一座县城里，有多少中学生在那个夏天经历了世界的虚空与荒凉。9月开学后，我和一个外地转学来的女生开始了一场闪电般的早恋。就像邓小平说的，这一场风波迟早要来，晚来不如早来。长大后我常常反想，我的青春期的性冲动，我对异性的憧憬，和对成年人世界的绝望与反叛，在朦胧的爱情中到底占据着一个什么位置。也许我永没有答案。我只知道，在1989年，我16岁，从此成了一个爱情至上主义者。除了爱情，整个世界在我眼里都是垃圾。爱情是我的偶像崇拜，直到它在我十年的婚姻中被不断破碎，直到我成为基督徒，逐渐把我的爱情重新摆在一个看起来最恰当、也因而最美的位置。

可怜啊，在1989年，我的初恋竟然不是对一个完整世界的向往，而是对一个破碎世界的顶替。所以我对学校和家长的藐视，也在那一场早恋中达到了极限。如果我必须忍受那些道貌岸然的家伙在课堂上唧唧歪歪，必须忍受在考试中一遍又一遍地背诵党的伟大决议，甚至考上大学后还必须接受军训，老子谈个恋爱凭什么就不可以呢。

所以我像一个坏孩子那样谈恋爱了。我甚至不在任何同学和老师面前避讳我的爱情。我爱那个女孩，胜过爱这个肮脏的世界，胜过爱我的父母。我甚至就为了反对“不准早恋”而偏要早恋。直到她被父母带走另一个城市。我的青春期轰轰烈烈的死掉了。那一年末尾，我听到黑豹乐队的摇滚，“无地自容”。我就躺在床上哭得一塌糊涂。我觉得自己已经老了，我的生命无地自容，几个月前的事遥远得就像一场梦。连真实的记忆也无地自容。这个被谎言和鲜血所遮蔽的国家，就像一台庞大的机器，我身边的每个人，连我父母都是那无情转动的齿轮。要杀死自己的孩子。在那个时刻，我对自己说，我不要你们教育，从此我要自我教育。大学毕业以后，我看到弗洛伊德乐队的MTV专辑《迷墙》，我才知道，原来那就是我的1989年。

最近几年，我总要在课堂上给学生们看六四的纪录和图片。海外有报道说，有人拿着王维林站在坦克前的照片，给大学生们看，问知道这是什么吗。竟没有一个人知道了。有人答，是行为艺术吧。前天，我给学生们讲到六四，才想起他们大多数只有18岁，他们中的一大半都出生在屠杀之后。18年后，他们已18岁了。18年后，我的第一个孩子也出生了。每年接触这些学生，我很清楚“六四”对他们而言仍旧是一场苦难。就算对“六四”一无所知，这种一无所知也是他们的精神世界继续被“六四”主宰的一种方式。但我却越来越不了解了，对他们新的一代来说，这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个人精神史？他们的荷尔蒙，和那一场18年前的屠杀和18年来的谎言，又有着怎样的牵连？

六月，仍旧是这个共和国最残忍的月份。“六/四”不是历史，“六/四”也不仅仅是一件国家罪行。“六/四”是一场持续至今的全民族的精神创伤。今天，六/四构成了统治的一部分，构成了怨恨的一部分，也构成了怯弱的一部分。两年前，我被一所大学申请调动。在所有手续中，有一个学校出具证明我“没有参加过六/四，没有练过法轮功”的文件。我也的确两样都没沾边。但当我拿着这张纸，我的屈辱就和18年前那个晚上一样强烈。不同的是我已成年，不能再将怨恨单单发向一个大人的世界。可世俗的念头还是使我犹豫了，反正我又没有说谎，反正这个证明又不是我要求出的。我把它塞到文件里面，假装忘了它的存在。就像当年我痛恨的父母、老师和政府一样，假装忘了孩子们的鲜血。

后来，我的调动因为安全部门的干预，在最后一刻被取消了。受洗之后，我非常庆幸这件事，当我内心软弱，甘心接受一种屈辱的时候，警察竟然帮了我。这件事也叫我知道，我所怨恨的里面，明明也包括了自己。我当自己是无辜的少年，除我之外，长胡子的人里“连一个义人也没有”。从此这18年的怨恨和重担，甚至一刻也没有真正在我里面消停过。然而其实我是谁呢，我并不是一个与屠杀无关的人。那个夜晚北京开枪的时候，我的确不在现场。但当那一纸证明递给我，我拿着它去办理调动手续。那一刻我却回到了现场。我瞧不起的人，我和他们一模一样。我甚至轻易地就抛弃了18年前的那个少年，也背叛了自己这些年来的言论和坚持。

在我里面若没有自由，每一刻我都可能活在当年的屠杀现场。我就是那临阵脱逃的人，就是那卖友和撒谎的人。就如每一个基督徒，都在两千年前基督被钉死的那一刻有份。我碰巧只有16岁，我有什么可自夸的呢。因为先知以西结的时代，诗人艾略特的时代，以及我们的时代，其实就是同一个时代。也都是同一个荒原，同样地布满了骸骨。《传道书》说，太阳底下无新事。人痛恨的可能是人行出来的种种恶行，但上帝痛恨的，永远都是人心里的恶，人心里对善的亏欠。

曾经在那片灵魂的荒原上，先知以西结对着骸骨发预言，叫他们复活。他说，“主对我说，人子阿，你要发预言，向风发预言，说主耶和华如此说，气息阿，要从四方而来，吹在这些被杀的人身上，使他们活了。于是我遵命说预言，气息就进入骸骨，骸骨便活了，并且站起来，成为极大的军队。主对我说，人子阿，这些骸骨就是以色列全家”。

先知的这一异象，在民族的灾难和诅咒中预言了将来的复兴。20世纪初的艾略特，却在诗中悲伤的回应说，“人子阿，你不能说，也不能猜。因为你仅仅知道一堆支离破碎的意象”。从异象到意象，就是从满有盼望的图画，到支离破碎的片段。当斯宾格勒写下《西方的没落》，艾略特回到古典时代，去寻找荒原的救赎。在这首长诗中，他将人类永恒的苦难，化作当下的灵魂处境。在诗的末尾，他引用《新约•腓立比书》一节著名的经文，反复诵唱：

“出人意外的平安，出人意外的平安，出人意外的平安”。

几年后，艾略特重返基督信仰，成为了英国圣公会的一名基督徒。

今年，最残忍的月份还是六月。因为它一开始是儿童节，屠杀纪念日之后，又是连续三天的高考。我不知道这是否也是一个预言。关于怨恨和慈爱，关于少年人和成年人，关于谎言和记忆，关于骸骨的复活，荒原的拯救，和“出人意外的平安”。

两周前，我收到一封中学生的信，叫我想起18年前的自己。18年来的个体苦难，甚至在下一代人身上仍在继续。我将这封信摘录如下：

王老师,我是一名高二的辍学学生。初二的时候是我的启蒙期，那时候看翡翠台香港的新闻，发觉和大陆这边的的报导模式很不一样。就这样连续看了一个暑假，然后从各种渠道弄到了一些书.从此改变了认识事物的方法，知道了新闻自由，民主，看到了国内教育的动机。初三那年，我在试卷的作文题提到了“六/四”，里面骂了共产党。试卷发下来后被学校开除了。那时我就在家里待了一学期。初三第二学期找了家学校参加了中考，上了高中以后听不下政治和历史课,一塌糊涂,整个高一和高二第一学期都在茫然中度过。高二第二学期就是年后，我就离家出走一个人跑去香港看了几天。回来后我又进去学校了,我不想回去，我在里面坐不下去,但是刚好这时喜欢上了一个女生,于是我立刻表白，被拒绝了,再看看教室里的学生,看看讲台上的教育者,我心灰意冷,把心一横,离开了学校，到现在差不多有两个月了。

在学校时很反感,离开这段时间整个人又不知去向,真的很茫然,昨天晚上看了你的文章《在作弊中慢慢成长》,我感受良多,如果我现在在学校，这篇文章一定能激起我的激情，但是离开学校后整个人没了底气，看到你这篇文章觉得字字珠玑,可就是"狂"不起来了。这些日子我自己有了更深的体会,我不是否定你们,我坚决拥护自由,民主,思想独立.但是以我现在的体会，在中国年纪越小的人，越早接触这些东西对他在这个社会的立足越不利啊。明白的越多,书越读不下，成绩越烂，上不了大学,或者干脆没读完高中,出来社会。这样的人在中国可有立足之地,如何挣钱,没有钱如何生活。矛盾,一百个矛盾,王老师你说你在大学启蒙,现在我自己意志消沉,总爱往偏处想,有时我多么希望自己也是上了大学以后才接触到这些东西，因为那时已有了资本。哈哈,我这人现在一摊泥.想不明白,确实很矛盾,我希望能得到你的指点。

最后我想说，我不后悔接触到这些真理。

这是我收到过最椎心、也最沉痛的一封信。老实说，这个世界我们负不了责。我们需要呼喊，也需要宽恕。需要被建立，也需要被医治。每一个人的“六/四”都是一场个别的苦难，从垂垂老矣的流亡者，到这个辍学的高二孩子。但是人子阿，骸骨能复活吗，罪人能被挽回吗，这个国家还要把多少人的青春期，拿来献给这个纪念日啊。

我说，主耶和华阿，你是知道的。

2007-6-3子夜，为下一代的孩子们祷告。

祈祷

天父上帝，创造万有的主，我生命的君王，和全地的审判者，孩子将这些文字交托在你手中，求你用牛膝草来洁净，求你使用它，如使用交在主耶稣手上的五饼二鱼。连那谬误和不讨你喜悦的地方，你也洁净了，按你美好的预旨，用得合符你的公义与慈爱。孩子也把每个阅读者交在父的座前，为他们灵魂的益处恳求。求你坚立那些认识你的人，叫我们将一个被贪污的天父的世界还给你，以一个完整的圣经世界观来更新我们的全人。也求你亲自吸引那些尚未认识你的人深深切慕你。你无限的爱与全能，透过这地上最卑微的文字，成为他们生命中最微小的部分，时光中最寻常的段落。但在圣父的恩惠、圣子的宝血和圣灵的感动中，却也成为向你悔改归正的一个足迹，和你所施奇异恩典的一个音符。并叫读到这些文字的每一个生命，终在基督里相遇，在你万事相互效力的世界中相隔遥远，却彼此相爱。叫你的荣耀、叫认识耶和华的知识都遍满地面，在地如同在天。如此祷告，依靠基督耶稣的名。阿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