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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Pilgrims，我在不在病中，我将来死得比你早，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我愿意跪在上帝面前，为你和你全家祝福。

2007-6-9修订。

之七：这样，世界被摔成了两半

一、

在一种“存天理、灭人欲”的世界观看来，人的情欲与眼目，确如洪水猛兽，一发不可收拾。凡出世的宗教，都会倾向某种禁欲主义，因为禁欲才是真的出世。旷野之中，深山古刹，若是一个人枯坐灯下，内心依旧“放纵情欲，滚沸如水”，那就算不得出世了。可如此一来，身体与世界的关系，就被简化成了一种精神性的超级链接。换言之，就如黑格尔说的，这个世界存不存在并不重要，连自己存不存在也不重要。仿佛这样一来，就不再沾染尘土；然而身体的意义，包括性的愉悦，也在宇宙论的层面上被否定了。人的身体来自尘土，成了一个很尴尬的事实。就像籍贯来自乡镇，也是一些人没面子、不愿提及的事。人就埋怨他的造物主，给我一个灵魂就好了，为什么要给我一个身体呢。

在一种身体与精神对立的二元主义里，肉身的世界被藐视。身体是客观的，也就是非道德的，甚至就是恶的；精神是主观的，也就是永恒的和善的。这样的观念从古希腊到古印度，也到儒道的哲学传统，差不多一致，构成了一类与圣经启示迥异的世界观。近代以来，从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到康德对现象界与本体界的两分，在哲学上复兴了这种希腊式的二元论。费希特说得最干脆，人是两个世界的成员，一个是因果律统治的物质世界，一个是人的主体性的精神世界。在后者那里，“我就是我自己的创造物”。到了萨特，就变成另一个著名的命题，“存在先于本质”。

这样，被造物的次序就发生了一个颠倒，仿佛灵界是比人间更高的，仿佛属灵的天使才是受造的顶端，有身体的人不过等而下之罢了。于是人的盼望，就成了各种将世界摔成两半之后的“属灵”化。但《创世记》说，唯有人是按着上帝的“形象和样式”所造。创造的使命，就是将这个世界，包括人的身体，也包括藏在身体里的性的愉悦与子孙的繁衍，都托付给了人：“神就赐福给他们，又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

论到天使的时候，《希伯来书》则说，“天使岂不都是服役的灵，奉差遣为那将要承受救恩的人效力吗”？

中国民间，也有一种对于身体的暧昧肯定，就是仙女下凡，思慕人间。但下凡的代价，却是对超越身体之上的价值世界的取消。一个人若相信某种灵与肉的二元论，他就不太可能既充分肯定身体的意义，又完全敬畏一个灵魂的世界。好莱坞的电影《天使之城》，是另一个基督教背景下的“天使下凡”故事。两个天使麦西杰和塞斯宁可从天上坠落，披上满身的血肉，而成为人。代价是暂时离开永恒而面对死亡。当成为人的塞斯问天使，上帝为什么要带走玛姬。天使回答，因为这就是“人”生。天使是柏拉图式的存在。但人却可以拥抱、抚摸、亲吻和做爱，可能饥饿、寒冷、痛苦和愤怒，也一定有生离死别。在“人”生里面，永恒不是一个看得见的事实，而只在你的信心里向你显现。

基督诞生之前几百年，以色列先知曾预言说有童贞女怀孕生子，给他起名“以马内利”，意思是“神同在”。一个没有“神同在”的世界，人就吃吃喝喝吧，因为身体不过是过眼的云烟。但在一个二元论者看来，“神同在”是几乎不可能的，最多只能“如神在”。就如一位罗马学者曾致信奥古斯丁，说“神是唯一的，是不可理解的，不可言喻的”。他说，一个不可言喻的神，怎么可能成为生命中“又真又活”的神呢。因此希腊人的上帝观，即对一位“不可理解和不可言喻”的神明的敬拜，依然还是“如神在”的偶像崇拜。

上帝若与我们无言，上帝就只是一个理念，甚至只是一个说法。我们渴望也是白白地渴望，我们忧伤也只能将忧伤进行到底。很久以前，我喜欢齐豫的一首歌，《有没有这种说法》，里面对“如神在”的绝望与荒凉，曾叫我的青春期布满了粉刺：

有没有这种说法 常常飞行的人 离天堂比较近

有没有这种说法 多喝几杯的咖啡

就能写出动人的文章

昨天 我企图和上帝打交道 请他修改我的命运

上帝保持一贯的沉默 就像他从不承诺

感谢上帝，基督信仰的核心，却是“道成肉身”这一神同在的最高启示。神的儿子“道成肉身”，这是人类史上唯一一次，对身体及其意义的最热烈和最高规格的肯定。那些泛滥情欲、并以此来反抗世界的作家和艺术家们，以一种憋急了的态度，自暴自弃地以为，对身体的最高规格的肯定就是放荡。如果我的精神是“我思故我在”，我的身体就是“我荡故我在”。但在圣经中，上帝先以他的创造肯定了肉体的意义，再以他的救赎，又一次肯定了血肉之体被造的意义：

（神的）儿女既同有血肉之体，他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特要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并要释放那些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他并不救拔天使，乃是救拔亚伯拉罕的后裔。（希伯来书2:14）

任何一种二元主义，都刺破了上帝的信实，也是对人作为上帝艺术品的一种羞辱。二元论的逻辑，必是一个循环往复的宇宙观，任何一元的消失，都是宇宙模式的崩溃。这就褫夺了一位至高神随他己意的主权。也使一种线性的和目的论的历史观成为不可能。那么永恒就被取消了。肉体的情欲，和今生的骄傲，就成了不要白不要，要了也白要。

人对宇宙秩序，最多剩下一种西西弗式的信心，人的命运变成了一种道德主义的抉择。儒家所谓“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既然善恶、阴阳都是宇宙的来源，身体的意义便无法获得一个完整的肯定。我们只是克服肉身，选择精神，克服恶念，选择向善而已。也就是儒家说的“惟精惟一，允执厥中”。这就把一个人的价值决断抬举成了宇宙的中心，使人的自由意志具有了宇宙论上的影响力。

宇宙原本是一元。当撒但说，你们吃吧吃吧，吃了就“如神能知道善恶”。这一句诱惑就是二元主义的诞生。一个真神，加一个假神；一个上帝，加一个撒旦。世界被砍为两段，二元论成为罪人躲避他的审判者的一个山寨。也叫我们的罪有了一个推诿。使徒保罗说，神的永能和我们的罪都是明明不能推诿的，但二元论却说，明明就是可以推诿的。我们对罪的敏感与悔恨，被阴阳的或天人的合参之路阻挡了。二元论也导致了人们对罪的看法的一种泛灵化。如果罪是泛灵化的，罪就应该由冥冥中的力量去负责，而不是由我负责。所以就算一个人不相信上帝，二元论的世界观也会在他生命的某一刻，带来对造物主的怨恨。他说，老天你为什么不睁眼，上帝你为什么不管我。他说，天理何在，情何以堪？

如果二元论是真的，善恶一念之间，情欲铺天盖地。那么告诉我，我为什么不能选撒旦？为什么不能放荡情欲？为什么不能把骄傲进行到底？

二、

人的身体，神看着原是好的。甚至连基督也从大卫的后裔而出。圣经中说到肉体或身体，一种是中性的“身体”（flesh），与灵魂相对应。而以贬义说到人的肉体和情欲时，是指罪的权势对于全人的支配力。不是肉体（flesh）本身，而是罪的本性（Sinful nature或Sinful desires）。但中文和合本就都翻译为“肉体”。就像圣经以贬义说到金钱，也不是指财物本身，是指借着财物使人沦陷在贪婪中的罪的可怕权势。这权势弥漫在整个人的生命里头，包括肉体，也包括灵魂；包括了身、心、灵；包括了思想、情感和意志，也包括了理性与灵性。说一个人属乎“肉体”或“情欲”，这是圣经对一个在罪中无力自拔的生命的描述，并非汉语语境里那种狭窄的含义。如《加拉太书》所说，“情欲的事，都是显而易见的。就如奸淫，污秽，邪荡，拜偶像，邪术，仇恨，争竞，忌恨，恼怒，结党，纷争，异端，嫉妒，凶杀，醉酒，荒宴等类，我从前告诉你们，现在又告诉你们，行这样事的人，必不能承受神的国”。

但在一种二元论的蒙蔽中，你可能会辩护说，我的精神是崇高的，只是我的肉体不争气。我的心管不住我的身体。多年前在一首诗中，我也曾流露这种二元论的人观，仿佛为自己内心的惊慌买了一份保险：

水岸犹如女性的唇线

我站在上面

我的下身长满兽毛

但胸脯还是纯洁的

各种二元论就如“魔鬼的代言人”，它为人的罪所提供的辩护，甚至与那罪一样怵目。血淋淋的杀戮与放荡，在审美的和个人自由的名义下，仿佛电影世界里的狂欢。缺乏对身体的一个创造论上的肯定，对禁欲主义或道德专制的反抗，就只剩下另一个极端，就是对情欲与眼目的万般体贴。

三、

诺斯替主义是公元二、三世纪出现的一种宗教，受东方哲学和基督信仰的双重影响。它的根本思想即一种极端的二元论。道家的阴阳二元是非道德性的，所以阴阳之间可以参同。摩尼教的善恶二元论则认为世界有两个神，善恶相争，胜负未定。诺斯替主义呢，受到基督教一神论的影响，于是在一神之下发展出精神与物质、身体与灵魂的二元论。一位至高的神被无限的抽象化、神秘化，类似一个柏拉图式的最高理念，这样的“神”或真理怎么可能与污秽的肉体世界同在呢。最高的真理只能超乎宇宙之上，不会去从事创造宇宙这种体力活。于是物质世界只是一个精神实体的不断流溢与堕落的产物，仿佛鲜花放久了，就成了垃圾。于是这个世界也被诺斯替主义摔成了两半，人间彻底地不可救药。如果还有救赎之可能的话，也只能靠着超凡脱俗的方式和个人主义的方式，去了悟宇宙间隐秘的智慧。

于是人就被分成了两类，一是属灵的资产阶级，一是属灵的无产阶级。

今天人类所谓的“现代性”，其实在很大程度上是古代诺斯替主义的复兴。启蒙运动以后，当欧洲开始反叛基督信仰；黑格尔主义、尼采主义、共产主义、科学主义，存在主义，人的思潮彼此起伏，竟都与这种二元论的宇宙观有着隐秘的传承。诺斯替主义也深刻影响了心理学对于人与世界的解释，尤其是被誉为现代诺斯替主义的荣格心理学。以及也影响到最近二、三十年各种泛灵主义的“新纪元运动”，包括中国的气功运动。

二元论的宇宙，是对宇宙的断章取义。仿佛很多人对下面这句圣经经文的断章取义一样：

全世界都卧在那恶者手下。（约翰一书5:19）

可怜这是一种没有盼望的宇宙论。诺斯替宗教与一切东方奥秘思想一样，都无法将“世界”理解为一个完整的世界。他们不能在眼前这个令人沮丧的宇宙之上，相信一位至高者的主权，相信圣爱是创世的源泉，也是宝座上的君王。于是陷入在善恶对立、身体与灵魂对立、精神与物质对立、信仰与世界对立，甚至上帝与撒旦对立的各种二元论里。这就等于在宇宙论上抬举了恶的地位。哪怕是以一种憎恶、反抗甚至革命的方式，可你还是承认了恶的力量真的是“与至上者同等”的。承认生命的可能性及你对这世界的态度，都可能取决于这世上最坏的那一部分。这将是生命中一种什么样的羞辱啊，尽管我也时常活在这羞辱里面。

四、

Pilgrims，这些是我近来对二元论与基督信仰的一些默想，也是我新书里的一些断章。我对中国及东方的哲学传统，如何影响了中国人对于基督信仰的阐释，极感兴趣。这并不表明，我自己就能摆脱此类影响。也没有预设，此类影响会一概导致对圣经真道的偏离。目前，对倪柝声弟兄的三元人论和他的属灵观的影响，华人教会中已有很多有分量的考察。指出其与佛道禅的传统及古代诺斯替主义的隐秘关联。以及，也有人对儒家“内圣外王”的成圣观，之于中国基督徒的“成圣观”的误导有过考察。

中国儒道两家的阴阳二元论，希腊哲学的理念与物质的二元论、及以摩尼教为代表的善恶二元论之下的世界，都是忧伤而没有盼望的。接受基督信仰，就是把自己全然交给那“在圣经中说话的圣灵”，以信求知，来更新自己的世界观。而不是靠着“人间的遗传和世上的小学”，去简化我们觉得难以领受的圣经启示。不是以中国文化去理解基督信仰，而是以基督信仰去观照中国文化对普遍启示的回应。以信仰之光，为中国文化重造一颗清洁的心。以一种二元论的文化背景去理解基督信仰，也许会降低理解的难度，有一时的好处。但不出于神的好处，神也使用，却不会保守到底。

有二元，就会有三元，如倪柝声弟兄的三元人论。更会有四元，五元，因为老子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最后一定走向某种人本主义的属灵观，也就是某种泛灵论。如庄子或佛家的“道在万物，道在屎溺”，或“郁郁黄花，无非般若”。万有与空观形成一对张力，最终摧毁对上帝主权的信靠。又如约翰•卫斯理强调他个人“第二次洗”的悔改经历——感谢上帝，使用他的仆人，并给了卫斯理如此美好的生命体验。但这以后，个人属灵体验却被一些人不断地高举，神的话语的主权就被不断地轻视。于是演化成一种神学立场，认为一次重生得救不够，还要第二次受“圣灵的洗”，然后有人就说二次也不够，还要第三次，第四次。看起来，似乎将重生得救与成圣勾连了起来，其实恰恰在救恩论上将“圣灵”与“圣道”的工作割裂了，不过是贬低了基督宝血的遮盖。尽管没有拆毁对三一上帝作为创造之主的信心，但却损害了我们对“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的信心，隐含对耶稣基督的唯一中保地位的摇晃。因为耶稣说，“成了”，不过成了一句不太可靠的话。恰恰因为对救恩的认识不完全，导致了对成圣路上的坚忍与永蒙保守的不确定，于是模糊了“称义”与“成圣”。这也将一个“天父的世界”摔成了两半。人一软弱，就要再“洗”一次。一天不说“方言”，得救就失去了确据。永远喝奶，就永远吃不了干粮。

没有对上帝主权的信靠，没有全然顺服，成为上帝话语的囚徒。就可能在生命中的某一刻，使我们的信心不能完全，我们的救恩归于无有。一旦人的行为在救恩上有份额，一旦有任何一件事可能落在上帝的预定之外，永生与救恩就不过是一种风险投资罢了。所谓信心，不过降低为一种西西弗斯式的信心。如里尔克说，“有何胜利可言，挺住，就意味着一切”。但对基督徒来说，恰好相反，若不是看见了得胜的确据，挺住了，又有什么意义可言。看穿人的“挺住”一文不值，才能看见基督得胜的荣耀。

自由派神学和存在主义神学之父，第一个把神学心理学化的马赫，恰恰出身于高举属灵体验的德国敬虔主义传统。这与倪柝声的心理学走向的属灵观与成圣观如出一辙。这是莫大的一个讽刺。高派的属灵观，与自由派神学看似截然对立，其实却暗通款曲。

“在神没有惊奇”，所以在一个真正的敬虔之人，就是唯独爱慕与敬畏神的话语的人，也没有惊奇。在任何处境下，一定都有“WAY OUT”。所以我们尽管痛苦，却不白白痛苦。尽管沮丧，却不至绝望；尽管跌倒，却不至全身仆倒。因为不但自然界是上帝的设计，连历史也是上帝的设计。我们凡事随自己的意志，却凡事都在上帝的智慧之中。这就是基督教信仰。而任何一种二元论，都刺破了耶和华的信实，是对神的自我启示的羞辱。

如道家的阴阳二元，指向一种平衡的宇宙模型，但怎么平衡？对抗不可能平衡，所以阴中必有一点为阳，阳中必有一点为阴。并且“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阴被视为阳的来源，生生不息，以为天下母。因此二元论的意思就是，任何一元的消失，都是宇宙论的崩溃。二元论的逻辑，从根本上否定了前面的永生和新天新地。这使我们对上帝的存在主义式的信靠，再进一步，变成了一种道德主义的信靠。而道德主义的信靠，最终绕了一个圈，从神本主义退回原点，仍旧回到了人本主义。所以在二元论的世界观下，人总会受到否定耶稣神性、否定耶稣是基督、以及否定自己的重生得救的试探，于是不断地追求灵恩，就成了一个后现代语境之下的“方便法门”。

诗篇说，“有人靠车，有人靠马”，但唯有神的话语使我们平安喜乐。惟有耶和华的名，使我们一生的苦难和盼望有意义。信仰，就是问你到底靠什么为生？你的身体，你的灵魂，你的君王是谁？

2007年8月28日修订。

之八：午后，对“六日创造”的沉思

今天下午，因着默想“六日创造”的圣经启示，而成为一个美丽的下午。

时间是一个被造物，是一个线性逻辑的展开。如果不认识上帝，这一线性逻辑就会彻底主宰我们对因果关系的认识。但神的创造，却超乎在这线性的时间逻辑之上。

圣经启示了天地和万有“各从其类”的被造。各从其类，意味着第一，时间是上帝的器皿，第二，时间是上帝完全随己意的器皿，第三，时间是上帝形成宇宙次序及其意义的器皿。第四，每一物种及其在时间中的次序，都直接来自上帝的旨意。

1、创造时，一切受造物并非在时间的意义上是“新的”，而是在被创造的意义上是“新”的。就如一个神话或童话里的魔法，变出一所房子，却不一定是变出一所“新房子”，里面所有的东西都一样的“新”。这间房子在存在的意义上是“新”的，但它里面，却可能有一套时间意义上的老家具，或者根本就是一间布满蜘蛛网的房子。若非这样理解，我们就限制了创造主的大能。似乎他只能创造出一切“新崭崭”的东西，或一个暴发户式的宇宙。似乎连童话里的巫婆都不如了。当亚当被创造时，假如他手上有碳元素测试法，他去测天地间的事物。如果你说，他测出来的结果一定是万有的年龄都为零。那么，这不过是一种顽固的唯物主义和线性时间观的逻辑推理而已。似乎上帝不能为亚当创造出一座“原始森林”。似乎伊甸园里根本没有树木，最多只有头一天才埋在地上的种子。在这样的逻辑里，“创造”的意义及创造的丰盛性依然被低估了。再举一个不恰当的例子，我们构思一部小说，不一定所有人物都是从出生开始的，可能一出场就60岁了。我们笔下“创造”的那个世界，一样也是“各从其类”的，一样也是从落笔的起初，就是丰盛而完备的。有的人物刚出生，有的快要死了。各有各的历史，隐藏的历史唯在叙述中被展开，被它的创造者抚触。

时间的无穷性，有一个非时间意义上的起点。如果只在线性的时间上去考察，可能永远无法追溯至时间的尽头。我甚至有两个快乐的想象，一是当初亚当拿着碳元素去测试，他会惊讶地发现，有的动物已有几百万年的渊源，有的树木显示出来，仿佛也呆在那里几万年了。于是他欢呼赞美耶和华神的名。二是当人类的科学观测不断更新，人们将不断推翻对地球和宇宙历史的估量，发现这个宇宙远比自己想象的更古老。如果人类一直这样悖逆下去，基督尚未再来，地球年龄可能会越来越古老，但人类却永远找不出那个时间意义上的起点，就像永远找不到宇宙的边界一样。

2、亚当犯罪时，大地和宇宙万有都受到上帝的诅咒，从此服在虚空之下，“一同叹息劳苦，直到如今”（罗马书8：22）。我们不知道这一原罪所带来的物理及时空上的影响如何。也举一个不恰当的例子，伍子胥、白毛女或白发魔女，都会因着内心的苦难而一夜白头。如果仅对头发进行观察，你会认为这个人应该有80岁，但若从其他器官考察，却可能只有30岁。碳元素或一切科学观察法，并不是绝对真理。它只有在否定一切属灵和超验事件的前提下，才构成一个完整的解释。

3、以及上帝以大洪水审判世界时，我们也不知道这一审判在物理的意义上给宇宙留下了什么痕迹。普世性的大洪水，是以可见的自然方式呈现的不可见的超自然力量的介入，即《创世记》所说的，“大渊的泉源都裂开了，天上的窗户也敞开了”。我们今日观测的世界，乃是大洪水之后的世界。

创造、罪的诅咒，及大洪水的审判，这三样对于挪亚的后裔而言，都是超越性的事件，是上帝创造时间并进入其间的坐标性事件。我们的理解力和想象力一定是残缺的，但我们依然可以预设一个理解空间，是比线性的时间逻辑及其因果解释上的霸权更加宽广的。可我们又无法真正进入这个空间，得到一种“真”的和完全的知识。因此我们的理解和想象力，仍只能以上帝的启示为限。上帝本身的“真”，是人所不知道的，甚至对我们来说也不重要。重要的是上帝愿意启示他自己的、愿意让我们知道的那个“真”是什么。他愿意，因为他爱。他愿意让我们知道的，就是我们可以知道的。他知道一切我们所知道的，他也最知道我们应该和可以知道的。

我们所知道的，唯有启示当中的“真”。这是我们对上帝、对自己、对关乎生命和救恩的“真”的知识，但却不是关于上帝对他自己的认识的“真”知识。换言之，上帝不是一个被认识的客体，而是一切认识的主体。因此除了启示以外，没有真的知识。也绝没有一种“真”知识是非道德性的，是所谓价值中立或所谓客观的。“因为父喜欢叫一切的丰盛，在他（基督）里面居住”（歌罗西书1：19）。基督以外没有“真”知识，如果只以人为观测的支点，那么这个宇宙的确可说是没有“客观真理”的。因为一切知识都跟我们与上帝的关系有关，这个关系一定是道德性的，或者顺服，或者悖逆。而“真”知识不在这种关系之外。科学不是真理本身，而是对知识的一种模仿和寻求。是借着上帝在万物中的普遍启示，和放在人心中的理性的一种模仿，一种相当有效的模仿，但却是注定要被不断颠覆和修正的模仿。

因此我相信“六日创造”，而无论昨天、今天和明天的科学观测和解释是什么。上帝如此启示，我就如此相信。我委身于这位赐生命的主的启示，而不是委身于任何一种线性逻辑的霸权。因为那逻辑归根到底，只是宇宙间的一个偶像。

因此，“六日”也一定是时间意义上的、一天24小时的“六日”，而不是“一日等于几万年”的那个六日。因为圣经叙述的“六日创造”，是一个时间以内的创造。换言之，“创造”是上帝“道成肉身(万有)”的开始，是他的“道成时空”。上帝并非在时空以外创造了这个宇宙。当上帝说“要有光，就有了光”时，“道”，也就是创造论的基督，就在那一刻道成了时空。在创造的一刹那，上帝放弃了在永恒中的永恒，并委身进入了时间以内。如箴言书说，“那时，我在他那里为工师，日日为他所喜爱，常常在他面前踊跃”。在这一委身之前，没有“六日”的概念；而这一委身之后，“六日”就只可能是时间之内、天体运作所带来的昼夜轮替的六日。六日的创造，是上帝向着我们的一个委身，他的爱与荣耀是我们所能了解的这一委身的部分原因，其余的部分不可知，也不可说。因为上帝没有说。这是一个不可舍弃的、不可修正的，领受恩典的起点。这一起点是超越的，但也是时间的。否定它的超越性，或否定它的时间性，都会构成对基督信仰的拆毁。

同时，这也是“三一上帝”与他的受造界之间，一个不可逾越的区分。唯有基督作为上帝的第二个位格，在永恒当中（万世以先）为父所生。而万有却是在一个确定的时间刻度之中被造。人与神的一个永恒的差异就在这里。唯有“受生而非被造”的那一位，是在时间以外受生，出于神而为神、出于光而为光。而人与万物的地位，却只能在一个确定的时间刻度当中、在天体的昼夜循环当中获得应许、肯定和保障。任何对这一圣经所启示的时间刻度的精确性的抹煞，包括一日十万年说，或“二次创造说”等等，都意味着对人的地位的一种高举，和对上帝的爱与委身的一种轻看。以及，也容易引向某一种的自然神论或自然崇拜，包括对线性时间逻辑的偶像崇拜。

达尔文进化论的实质，就是某种盲目的超然力量，在万物中寻找着物种突变的代理人。《创世记》对“各从其类”的强调，显明了跨物种的演变必是一种错误的假说。

进化论的不可接受，首先不在证据上的种种不足。人是否猴子变的，这本身不是可以一个挑战上帝主权的问题。耶稣曾对犹太人说，“我告诉你们，神能从这些石头中，给亚伯拉罕兴起子孙来”。既如此，上帝难道就不能从猴子里给亚伯拉罕兴起子孙来吗？造物主当然可以将一切人能发现的规律与机制，放在它该在的地方。因此有基督徒以为，可以接纳一种非盲目性的进化论，作为上帝创造的一种内在机制。就如上帝将繁衍的机制放在亚当夏娃里面一样。但问题在于，这种想当然的理解，将上帝随己意的主权，变成了人随己意的“思想无禁区”。使我们对圣经启示的领受，被迫接受一时一地的科学假设的制衡。如果我们认为，一个真实的“几百万年”被圣经象征性地称之为“一天”，我们就羞辱了在圣经中说话的圣灵。为什么不是恰好相反呢，在那个我们预设其存在、却不能进入和了解的知识空间里，因着创造的大能与奥秘，以及闯入时间之内的超自然事件的影响，一个真实的“一天” 被人类今天的科学技术理解为“几百万年”？因为科学无法识别和剥离属灵力量的干预。不但在原子的层面上，物质是测不准的，甚至在宇宙的意义上，世界也是测不准的？

至少这也是一种逻辑上的可能性。甚至可能有更多的可能，被一种线性的逻辑与因果崇拜遮蔽，根本不能跳入我们思维的范围。那么基督徒的知识论，难道可以与他的信仰割裂吗。可以如此说，进化论与有神论或智慧设计论的确没有冲突，意思是进化论即使成立，也无法排除一个至高意志的预先设计这一可能性。这个最低的立场对那些一昧陷在科学主义与逻辑崇拜中的人而言，是一个善意的提醒。但对一个相信“三一上帝”的基督徒来说，进化论与圣经启示仍然不可能不冲突。或者是“六日创造”，或者是物种进化，对上帝至高主权的信靠，一个人不能永远心持两端。人间对知识的最高裁判，或者是在圣经中说话的圣灵，或者是人的理性与逻辑。作基督门徒的人，亦不可能东走西顾，心怀二意。

感谢上帝。当年美国的阿波罗八号登月，三位宇航员在月球轨道中展开圣经，向全世界诵读《创世记》第一章，“起初，神创造天地”。这是圣经的启示，也是我的信仰。我的信仰，就是我的知识论。我的知识论，就是我在人间的立场。圣言可畏亦可爱，圣道可信亦可亲。小子何德何能，而能立志一生爱慕他，持守他，传讲他，见证他，为他辩护。

如此，这个下午如此美丽。

2007-7-19午后。

之九：同性恋的罪与权利

一、

Pilgrims，本来这个议题是“与天路客谈信仰”系列的一段，迄今我的思考大概尚未超出这段文字。后来在论坛上，作为对基督徒孙海英批评同性恋者这一公共事件的回应，希望有助于对此议题的不同意见人群对彼此道德观念的了解，这篇讨论就扩大成现在的样子。有人说，是不是反自由主义的、原教旨的基督徒，就看他对同性恋的态度。曾有网友也追着这个问题问我。我在归纳这些讨论之前，试图先提出四个命题。

首先，我反对同性恋婚姻或支持同性恋的合法化。我希望你了解，我的反对当然基于我作为一个福音派基督徒的圣经伦理观。但在这里，我并非想以圣经启示（特殊启示）去说服一个非基督徒，而是企图阐释基督徒的圣经伦理观在一个多元社会中，基于一般理性（基督徒称为普遍启示）也可以推导出的、某种值得被了解和被尊重的公共价值。

孙海英基于《圣经》，认为同性恋与乱伦、婚外恋等一样，是一种身体淫乱的“罪”。这个“罪”是道德性的评价，而非法律的评价。对基督徒来说，“淫乱”首先不被看作人与人之间的一种关系，如果你相信人类是被造、而非偶然进化的，那么道德的意思首先是造物主与被造物的关系。在圣经中，“淫乱”首先指向在神－人关系上人向着他的创造者的悖离和“花心”。所以对基督徒来说，道德的根基是上帝与他的被造物的关系。在这个议题上，你不需要是基督徒，你只要不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即你相信宇宙间一定有某种高于人类肉体生命的力量和价值——即使你不确定那是什么；我想你就可以接受我的第一个命题：人类最大的不道德或最初的不道德，就是对那高于自己的价值和存在者的违背和否认。这是人与人之间一切“不道德”的起点。希望这是我们即使站在不同信仰中，也可以对话的一个共识。即法律关心的，是一个肉体生命与其他肉体生命的行为界限。因此在法律的层面，我毫不犹豫地承认、尊重并支持同性恋者的某些“权利”，如他的人身权不能因他是同性恋者而受到区别对待。他也不应因一种“自愿的、不直接侵害第三者权益的”行为方式，而受到拘捕、罚款或任何政府强制力的干预。甚至包括他与同性伙伴缔结民事契约处理财产关系的权利等等。但道德一定是关于灵魂的，一定是关于一个人与超验价值的关系。人的一切行为，都基于人在这一关系中的位置和对这一关系的评估。无论这个道德关系在你那里是以什么方式呈现：信仰、天地良心、最高理性、文化传承，或其他什么。换句话说，人若只有肉身，而没有灵魂。人间就根本无所谓道德。

所以我希望指出的，也包括第二个命题，即若你不接受人有灵魂，不接受道德是关乎价值的，即道德的实质是人与他的造物主的关系。那你就无法从逻辑上摆脱道德虚无主义的陷阱。因为否认这一命题的终点，一定是彻底的道德虚无主义。假如在你这里暂时还不那么彻底，那我就要提出第三个命题，一个人若不承认第一个命题，也不承认第二个命题，那他的道德观一定是多重标准的，一定是破碎的，不能逻辑自洽的。

我并不想通过这个讨论，使你接受基督信仰。你是否基督徒，并不影响这个讨论在一般理性中的价值。我只盼望能使你承认一点，即当我论述同性恋的议题时，我的圣经道德观，是一个完整的世界观的一部分，具有在其他道德议题上的一致性。而一个彻底的道德虚无主义者，坚持这世上没有任何道德，人可以为所欲为，他只根据自我中心的功利原则，对法律进行选择性的规避。除此之外，如陀思妥耶夫斯基所说的，“没有一个上帝，一切事情都是可以做的”。那么我也在理性上承认，这个人的看法尽管我不同意，但他的看法的确也不是混乱的，而是具有一致性的。但如果多数人的看法在这两者之间，譬如支持同性恋婚姻，却反对一夫多妻的婚姻，认为同性恋是正当的，卖淫不是正当的。认为同性恋是“真心相爱”，母子乱伦却一定不是“真心相爱”。认为不让同性恋者结婚，伤害了他们的人权，而不让一对表兄妹结婚，却没有伤害他们的人权，等等。我希望你能承认，这些道德观其实是混乱和多重的。于是我想提出讨论开始前的第四个命题：“道德”一定是整全性的，是我们对人与最高价值、人与人、人与世界的一个完整的正当性评价系统。因此，凡是不整全的道德，就是不道德。

人类最近两百年的精神苦难，就是人一味地以为，若没有信仰，人就会更自由。若没有道德，人就会活得更快乐。但我在历史和人心中看见的却恰恰相反。即使我们相信的出路可能不一样，但我不知道你看见的真相又是什么。

二、

基督徒相信婚姻和性关系的价值，是在上帝与人的关系中被赋予和界定的。但同性恋如果只停留在一种个人行为上，基督徒不会因此要求政府对一种道德行为的强制性矫正。这是自由主义政治学的立场，也符合圣经的教导。同时，当一个基督徒说同性恋是一种淫乱的罪时，他一定承认自己同样有罪。耶稣说，看见妇人心里动邪念的，已经犯奸淫了。这并不是一种儒家式的对外在行为的清规戒律。淫乱的反面是圣洁，上帝的心意是叫人圣洁。换言之，爱是和圣洁连在一起的。所以圣经说，你要爱自己的妻子，就像爱自己的身子一样。若没有上帝，你心中动邪念，可以假装没有背叛你的妻子。但若有一位上帝，或中国古话说，“天知地知、你知我知”，那么内心的邪念，不但已在上帝眼中犯了淫乱，也同样在妻子的生命里造成了伤害。那作在自己身子上的，就作在了妻子的生命里，那作在自己灵魂里的，就作在了上帝的面前。所以我跟同性恋的朋友一样，都是犯淫乱的人。只是我从来没有受到同性恋这一种很特别的淫乱的试探，因此我也不了解他们的忧伤和痛苦。我宁愿像基督徒文学家C•S•路易斯的态度一样，不在自己没受过试探的罪上去指责别人。但我一样总是受过淫乱的试探，我从一般性的淫乱的罪上，也了解那种难以自拔的罪的捆绑和纠缠。所以当一个基督徒说同性恋是一种罪时，我想他首先应当出于一种怜悯，而不是出于一种把自己撇清的厌恶感。同性恋的确是一种罪，但并不是同性恋者的存在，就显出了异性恋者的义来。

　 但是，“同性恋婚姻”却不是一桩道德性的个人行为了。无论是否基督徒，我想你也能承认，婚姻是人类社会和人类历史上极少数普世性的价值、传统和基本的社会制度之一。也是政治国家对一种个人行为在法律上的加冕和命名。我的意思是说，基督徒也不赞成对一个同性恋者的外在的行为强制，因为性关系是道德性的，不道德的性关系所显出来的，是对那位圣洁者的冒犯，及一个人自己的内心苦难，而不是对社会的一种外在损害。因此这个议题不应该是“治安性”的。但是，当同性恋者进而要求这个社会将他们的关系“合法化”，要求他人在道德上和法律上将他们的同居关系称之为“婚姻”，也就是要求来自社会的一个道德性的加冕和命名时；这时我基于基督徒的伦理观，一定会在公共政策上坚决反对“同性恋婚姻”的任何可能性。有人说，你认为同性恋不道德，就是一种观念强制。我恰恰认为，寻求同性恋关系合法化的努力，才是对我的一种观念强制。你可以将道德性与审美性做一个类比，因为它们都不具有治安性。就如一个长得很丑的人，我们同意他不应受到制度的歧视和强制。但我们有权在制度之外有自己的审美评价，如坚持认为他就是很丑。我的审美评判只是一种舆论，不是什么观念强制。任何人都不能免于被别人的审美观批评，更不能免于被他人的道德观批评。但当这位被批评者要求议会通过一项决议，称他为美人的时候，他的要求对大多数社会成员的审美观，倒真的构成了一种强制。因为他试图将一个审美评判，转变为一个法律评判。将一个与国家无关的议题，带入一个可以使用强制力的范畴。

恰恰因为圣经认为同性恋是反道德，所以在基督徒看来，“同性恋合法化”或“同性恋婚姻”，并不是解决他们痛苦的出路。换言之，“国家”和“法律”不是他们的救赎主。基督徒反对同性恋婚姻，其实是反对一个同性恋的乌托邦，和一个国家主义与立法主义的乌托邦。大多数人的婚姻观，就和大多数人的审美观一样，是一个社会的和历史的事实。如果你支持同性恋者诉诸民意，去争取某种合法化。你就等于同意国家有权去裁判一个道德性的分歧。那么你的思维恰恰正是“政教合一”的思维。就如那个很丑的人去打官司，告那些认为她不美的人造谣诽谤，伤害了她的名誉权，就等于他同意国家有权去裁判一个审美性的分歧。那她的思维我就称之为“政美合一”。而她是否真的受到伤害了呢。不错，假如她真的认为自己有多美，她受的伤害就会有多大。但问题是在法治的原则上，一个认为她丑的人不应对她的沮丧负责任。她的痛苦需要的是在心灵上被医治，而不是在法律上被娇惯。

你也认为，“同性恋者最好寻求其他保护方式，比方说一系列的财产契约、继承契约等，法律应该会保护这些契约的”。我也同意，当法律保护一份财产契约时，同性恋当然不应该构成一个歧视的理由。我去法国时，看见法国每年的初生婴儿，已有一半以上是非婚生子女。因为一半以上的法国人不选择婚姻，而以各种非婚协约作为同居的法律基础，包括同性恋者。作为一个基督徒，我对这个国家在道德和信仰上的堕落感到痛心。但如果你只是选择避开婚姻，你的选择是你的个人自由，我在道德上批评，但在法律上接受，并在爱心上宽容。但如果你进而以自己的性道德，去挑战“婚姻”本身的概念和价值，那么一个相信圣经权威性的基督徒，就必将全力反对，说，这就是我的立场，绝无妥协的余地。

Pilgrims，你提到，“我知道的基督教义，是应该要求干涉李银河所提到的一系列性行为的”。如果你所说“干涉”的意思，是指任何强制性的介入，那么这并不符合基督教教义。当然只有一种情形下可以强制性干预，就是父母对未成年的子女。但这不是基督教特有的，这是公共的和法治的一个普遍性原则。

假设中国有信仰自由，那么基督的教会在公共生活中，一定会是一种道德性的保守主义力量。教会及其信徒，基于圣经的世界观和道德观，可能会公开地批评和反对一些社会议题。但针对个人的道德性行为，去寻求政府的强制性干预，却是与基督的十字架道路相悖的。换言之，如果可以强制的话，耶稣就不用上十字架了。不过退一步说，即使一个意见群体要求对某种个人行为进行立法限制，在一个民主社会，只要他的意见表达方式是非强制性的，那也是正当的。如美国史上曾有保守派的基督教游说团体，曾经成功地促成了“禁酒令”的宪法修正案。我并不同意这一立法游说，但我要承认，以游说方法去取得一项宪法修正案的成就，仍然是一个自由主义体制可以接受的。如果你反对，也只能用游说的方法去废除这个禁酒令。后来果然也被另一条宪法修正案废止了。

除了在公共生活中，教会持一种保守的、但却非强制性的道德立场之外；教会在内部对会众的惩戒，同样是非强制性的。假设有个基督徒是同性恋，或有婚外情，一个忠实于上帝话语的教会，应该指出这是违背圣经教导的，教会不应妥协说，其实这也可以——尽管目前越来越多的教会开始妥协。教会和信徒们应当帮助和劝勉他，希望他在上帝面前承认自己的罪、自己的软弱无力，并靠着上帝的恩典改变自己，回归圣洁和自由的生活（你会发现我们对“自由”一词的理解和使用是如何迥异）。最终，教会也应对拒绝认罪的信徒施行惩戒。这一惩戒依照圣经的原则，同时也受到一般公共准则的制约。因此也不会涉及对身体的强制。主要的惩戒有两种，一是暂时停领圣餐，二是将其除名，不再看他为教会的成员。这和一般的社团内部处罚分为警告或开除是类似的。如果你把这个称为“干预”的话，那么教会的确会“干预”一个信徒的道德生活。教会有权柄也有责任很清楚地表达对一种不道德行为的反对，但目的也不是要显出自己的义来，而是要以爱心挽回和得着自己的弟兄。假如一间教会明知信徒有违背上帝诫命的行为，却装着不知，也不指出。那就不是基督的教会，而是一个人文主义的俱乐部。

无论在公共生活中，还是在会众中，基督的教会都彰显出一种保守的道德立场，必然会对他人产生一种道德性的压力。但即使以自由主义的理念而论，这种压力的造成也是正当的。任何人的观念和生活方式，对那些和自己不一样甚至针锋相对的人而言，都会构成某种压力。如一个不贪污的同事，一个不乱开处方的医生，都会让其他人活得不自在。但那又怎么样呢。我不会为了让你活得自在而改变我的道德观，我不会为了让你舒服而去撒谎。这才是真正的信仰与思想自由。任何人的信仰和思想自由，都会产生出对其他意见人群的外在压力。只要这个压力不是强制性和垄断性的，就符合公共生活的自由主义准则。但今天有一种“政治正确”的意识形态，却愈演愈烈地倾向于认为，只要有外在压力，就是不宽容。只要有批评，就是不宽容。只要不持一种多元主义的价值观，就是不宽容。最好世上不要有基督徒，也不要有穆斯林，干脆不要有任何坚持一种特定道德观念的人群，那么社会就“和谐”在彻底的相对主义当中了。老实说，这种左翼的“政治正确”观，才是最大的思想不宽容，且跟共产党其实异曲同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