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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艺术到了极致，也不过是圣灵在我们里面的一声叹息。恩典使我们经历神，这种经历归根到底，是我们的生命与那位生命的本源之间的交通。感谢上帝向我们开放他自己，因为这是一切审美经历的本质。否则，审美不过是另一种自我中心的偶像崇拜，一个难以自拔的阿喀琉斯的倒影，或昆德拉说的，人在海滩上流出的第二滴泪，第一滴泪为自然的美而感动，第二滴泪为自己的感动而感动。而当今世代的艺术，包括摇滚乐，差不多都在第二滴泪之后。

下面两段来自我未出版的新作中的片段，刚好一段关于位格与审美，一段关于摇滚与信仰，算是继续对您这一议题的答复。

二、

为什么神启示他自己一定是“三位一体”的。同一位神，却有三个位格（Person）。这个词的拉丁文原义是“面具”。英国作家C•S•路易斯讲过一个童话故事，有人得到一个漂亮的面具，天天戴在脸上。后来当他取下时，发现自己的脸已长成了面具的样子。有一部好莱坞电影也叫《面具》，有人得到一个面具，每当他戴上，就变作一个拥有奇异能力的人，活在另一种奔放的生命中。这是关于“面具”与生命、或位格与文化的一个浪漫譬喻。也是《蒙娜丽莎的微笑》为什么那么迷人的理由。

“位格”是指这样一种存在，他有情感、有理性、有意志，能够反思、追求、决定和承担，并将他的内涵向着其他位格者开放。多少年来，我每当看见橱窗里一架木头模特的脸，就砰然心动。当木头被雕刻成人的样子，就像达芬奇的画，似乎有一种“位格的内涵”被放入那面具之中了。每当我与木头模特的眼睛迎面相对，很奇怪我的感动都超过了我看见猫狗的时候。尽管它不是一个“人”，但它脸上却有人的“形象和样式”。哪怕它作为一件雕刻作品也说不上多少艺术性。但它依然向我传递了另一个位格者（创作者或真实的模特）的内涵。这不就是创造的意义吗，在审美中叫人怦然心动的，不能是别的，只能是在爱中敞开的生命。

一个单一位格的无限者，也可能流溢出公义和圣洁。却一定不会有“约”，也不会有“爱”由衷生发出来。唯有当一位无限者的内部，有超过一个以上、不相混淆的、有智慧、有情感的位格；“爱”才可能产生。也唯有当这超过一个以上的位格在同一生命中成为一体，分享同一圣洁、公义、智慧和良善的属性时；“爱”才可能完全。因为“爱”不是一个柏拉图式的概念，也不是一种单向度发出来的能力。爱是生命之间的关系，爱是至少两个以上位格的交通。造物主不是暗恋他的作品，是将他自身的爱，布满他的受造界。在《创世记》中，“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像，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一切人间的爱与温暖，包括今天在公车上我看见一位老妇朝气犹在的容颜，下车后在一位乞讨者伸出的搪瓷碗里放入二两牛肉面的钱。人类一切的动作、存留，都在亘古之先的这个“我们”里面被包含了。

爱，也首先不是无限者与有限者的关系。当《约翰一书》说“神就是爱”，不理解“三位一体”，就不能理解这句话，也不能理解圣经中的创世记和那个一元论的宇宙观。因为爱在创世之先就必须存在。没有爱，世界也可能被创造吗，譬如以《骇客帝国》的方式，或以“天地不仁”的方式？我只知道，若没有以无限者为本源的“圣爱”，这世界就绝不可能以一种“立约”的方式被创造，以一种“信实”的和精确的方式、以一种牺牲与委身的方式被创造。唯有“三一上帝”（Triune God）最初的团契，使爱成为创世的源泉，成为衡量与成全公义的标尺。也叫一切人的创作不是对创世的模仿，而是对圣爱的回应。不是论断善恶，而是“述而不作”。

一个物质世界和一个精神世界，也因此成为同一个世界。“三一上帝”在永恒中彼此相交，并向我们敞开，在历史中透过基督的道成肉身，邀请我们进入他的同在。这就是爱，这就是永生。唯有无限者的主动俯就，才跨越了无限与有限、圣洁与污秽的差序。将他不可变的爱与信实，传递到“比万物都诡诈”的人这里来。所以死在十字架上的那一位，必须就是创世的那一位。如果基督是一个人，这种跨越和传递就是虚假的。对我来说，这个世界当真就是无缘无故的。

而诗句只能颠覆诗句，不能颠覆价值。音乐也是如此。在基督徒看来，艺术源自造物主的普遍恩典。真正的审美——如果不落入偶像崇拜的话，一定是位格者之间的生命相交。那一位有位格的上帝，在一切地上的活物中，仅仅赋予了人以位格，上帝的“形象和样式”就充满在这位格里面。一个人就算怎样爱他的狗，人狗之间也不能有生命的交通。因为动物没有位格。人的生命只有两个爱的方向，也是两个艺术的方向。一是人与上帝，一是人与人。基督说上帝的一切诫命，都包含在“爱神”和“爱人”这两个原则里。反过来说，圣经所说的“爱”的外延，就是对神的爱和对人的爱。这世上没有第三种爱，因此也没有第三种美。

上帝不让我们“爱”任何非位格性的存在。“国家”没有位格，所以上帝不要我们是“爱国主义者”。狗没有位格，金钱没有位格，所以上帝不要我们成为拜物主义者。山川湖海都没有位格，所以上帝不要我们成为自然主义者。对着一块木头说我爱你，那不是“爱”，那是偶像崇拜。偶像崇拜就是我们自以为的“第三种爱”。

许多哲学家如洛克和边沁，曾列举过人类的十几种主要情感，其中都没有“民族主义”或“爱国主义”。因为在欧洲，这种非位格性的情感，原本就是“上帝之死”和“国家崇拜”的产物。当我说，我爱这片土地，我委身于我出生的中国。我爱的到底是谁呢。乃是与我一样黑头发、黄皮肤的人所组成的族群，以及这个族群在彼此位格交往中所形成的那个空间，包括社会、文化、艺术、市场，也包括法律、政治和历史。如果从神学上去理解民主政体的正当性，我首先也看它是一个“位格”的议题。所谓“民意”，就是位格相交的重叠。审美也和政治一样，当它不悖逆超验启示时，就作为人的位格相交的一部分，而被包含在 “爱人”的里面。

位格的真实性，带来位格者的独特性，就是一个绝对无法被他人所取代的“临在”。当我们欣赏一幅肖像，或贝多芬的音乐。艺术家虽不在现场，但他们透过其作品“临在”。就如使徒保罗，虽未亲笔逐字写下书信，但他总在信的末尾加上亲笔问安，来延展他本人位格的临在。我们透过这“不在场的临在”，而能与另一个生命之间有灵魂的相交，这就是审美。这样审美也只有两种，一是与另一个人的位格相交，二是欣赏一切非位格的存在时，借着造物主的作品而与他相交。

然而，若将抽象的“国家”或国家主义当作爱与忠诚的对象，就不是爱国，而是偶像崇拜。若是拿着皇帝的尚方宝剑出来，说“如朕亲临”，就不是位格的延展，而是偶像崇拜。若是爱动物爱到禁止穷人吃肉的地步，也不是治理这地，也是偶像崇拜。若是梵高的一幅画可以卖到上亿美元，就差不多与梵高的位格无关，也不是审美，而是恋物了。

三、

20世纪60年代，旧世界破烂不堪，新世界成了烂尾楼。中西方的年轻人都曾以不同方式参与对整个社会的叛乱。叛逆不是对某一种文化的叛逆，是对文化本身的叛逆。尽管你顶到天，仍然只是一个文化偶像。但这些战后一代的翘楚，他们却盼望在人类文化的上空踽踽行走，成为一种界于人与神之间的受造物。文化的偶像，在某种意义上就是一种伪装的天使崇拜。甚至像刘德华一样，模仿着天使的也不嫁也不娶。偶像崇拜是一种隐秘的盼望，信仰的原则是，“不爱他所看见的弟兄，就不能爱没有看见的神”。而偶像的原则是，“不拜你所看见的受造物，就不能拜没有看见的神”。

我爱鲍勃•迪伦的一个缘故，是当他摆脱了一个社会化的偶像陷阱，与他的歌迷成为仇敌之后。经过一场车祸，那个超文化的偶像陷阱也渐渐在他生命中走向了尽头。1979年，迪伦回归基督教信仰，称自己是一个“重生的基督徒”。他再次抛弃了所剩无几的跟随者，从边缘一直走向边缘。这一年他出版了专辑《慢火车开来》，描述自己的信主历程。有人说，“这张专辑之前的他，是被世界青年所敬仰的诗人和英雄，此后就是一个被世界遗忘的糟老头了”。之后他发行了另一张专辑《拯救》，和前张一样充满圣经的话语。迪伦的信仰彻底倾覆了一个在摇滚中颤栗的世界。面对惨淡的发行量，评论家讥讽说，“撒旦会照顾他的票房的”。另一位歌手告诫他，“当你发现唱片卖不动的时候，就会成为一个无神论者”。

迪伦似乎看见了他后半生的荒凉，他以一首《我相信你》，作为对这个不信的世界的回应：

如果我的爱是真的，他们问我感受如何

如果我的爱是真的，他们问我从何而有

但是他们看着我一直皱着眉头

他们打算把我赶出这个城市

他们不愿看见我在附近出没

因为我的神，我相信你

摇滚乐，看上去是离信仰最远的一种人间渴求，摇滚歌手也像是一些带着墨镜的假天使。甚至足以成为无数歌迷们心中冒名的“上帝”。但是奇妙的，人类短暂的摇滚史上，回归基督信仰的叛逆青年也不只有迪伦一个。当初“猫王”埃尔维斯也和他一样，一度成了半个福音歌手。猫王的妻子回忆说，埃尔维斯心里一直有传道的呼召。“他走上摇滚的舞台，是为了逃避内心的呼唤。因为违背了那个呼唤，他的灵魂一生都痛苦不堪”。当迪伦在80年代光华老去之后，摇滚史上最伟大的U2乐队，无论在信仰还是在与人权运动的呼应上，似乎都成了迪伦的接班人。1987年，他们为波兰团结工会创作的专辑《约书亚树》，以基督信仰看待当时的社会冲突，成为摇滚史上足以排进前十位的经典之一。2000年，他们的新作《美丽的一天》，描述了基督再来这个世界的景象，这首充满信、望、爱的歌曲，为年过四旬的小子们再次赢得了格莱美奖：

你在路上但你抓不住一个目的

你在她的幻想中陷入泥潭和迷局

你爱这个城市即使她不是真的

你是曾经的一切但一切都在你之上

这是美丽的日子，天空坠落

但你觉得这是一个美丽的日子

这是美丽的日子

千万别让它离开我们

和迪伦一样，U2的主唱Bono也堪称一位先知式的诗人。或许多少受他们的影响，汉语摇滚世界里的郑钧和陶喆，也成了流行文化里颇显“异类”的基督徒歌手。当嬉皮士文化与政治风潮过去后，迪伦出版了他的歌词集。人们再次发现了他的诗歌天才，说他是那个时代最杰出的诗人。金斯堡年复一年的唠叨，说诺贝尔文学奖不应歧视一个最伟大的歌手。2006年，迪伦又出版了他回忆录的第一卷《像一块滚石》。这个人知道自己的天才和舞台在哪里。他挑旺了一个时代，然后独自回家。当他渴望歌唱信仰时，他遭到了多数呐喊者的唾弃。和Bono一样，迪伦也没有参加任何一间教会，他们以上帝赐给他们的嗓子，在教会以外向着世界喊话。有时亢奋，有时颓废。仿佛另外一种“文化基督徒”。是啊，基督是完美的，可没有一间教会是完美的；就算有，一位牧师说，你去了就没有了。

上帝给了一些人很特别的麦克风，无论是艺人还是知识分子。独自上路，是我们盼望的开始。但没有一个人可以独自回家。迪伦是一个关注灵魂的诗人和歌手，但一个人的灵魂不能离开地上其他的灵魂，独自在上帝面前赢得一个席位。因为基督若是救赎的盼望，一切他所爱的人都在他里面。被救赎的人就脱不了彼此的干系。人若不委身于彼此的关系，也不可能委身于与救赎主的关系。这也是位格与审美的一个联系。基督说，“因为无论在哪里，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那里就有我在他们中间”。如果面对的是单一位格的上帝，我们或许可以独自面对他，甚至从此不向其他人看上哪怕一眼。然而三位一体的上帝，所带来的人与神关系的恢复，一定是一个爱的团契。每个人可以独自面向上帝，恰恰是因为他在这一团契当中。就像一根电话线，可以同时处理几万对各自独立的信息。但没有一句对话可以离开这根线而被传递。一种不“与圣徒同国”的信仰，就不再是信仰，而仍然是偶像。为什么文化偶像们的信仰，差不多都是薇依式的个体的、审美的和神秘的“信仰”。因为薇依式的信仰仍是一个文化的偶像，即信仰的审美化，结果带来信仰的私人化。艾略特称她是“近乎圣徒人格的女性”，又说，“西蒙娜•薇依也许是个已成为圣徒的人”。可能有人看这是褒扬，但在我看来，这是艾略特对一种弃绝教会的个体式的和审美式的盼望与优柔，保持了他英国式的审慎。

真正的审美，发生在与一个天父的世界和好的路上，而不是弃绝的路上。审美是重生的一个果效，而不是对救赎的假冒。我们真正的盼望，也不是独自在天上。而是因着与上帝的和好，回头面向大地上的弟兄。所以审美在本质上是一种团契。三一上帝的位格是基督信仰的核心，同时也必将是对人类审美的祝福和引领。我们不是以一种失败主义和分离主义的姿态，去问“我可不可以听摇滚”，可不可以进入寺庙或看关于藏传佛教的电视节目，或一个基督徒可不可以写后现代风格的小说？我们需要一种真正的信心，一切审美也在地极之内，唯独圣灵，是诗歌、音乐和一切艺术之神；唯独教会，才是当代文化的属灵的赞助人。唯独我们持守的信仰，才能以大能更新世俗的文化，将世界的审美体验与文化创作，带入被上帝所许可的一个高峰。

2007-10-16

之十二：基督徒的知识论：价值是一个事实

最近，我的写作常受到一些非基督徒朋友的质疑，他们遵循一种二元主义的世界观，即认为价值和事实是两分的，信仰是个人的，个人信仰不能被带进公共领域关于普遍知识的讨论中来。这个世界的主流文化，是要把基督信仰“私有化”。但我的写作，却要持守一个基督徒的知识论立场，也是西方世界在启蒙运动之前一千多年以来的知识论立场，即“价值是一个事实”。基督徒的信仰不仅是个人的，而且是“大公”的。信仰的公共性和价值作为一种知识的合法性，建立在这三者之上，第一，因为上帝如此启示；第二，而且两千年来基督的教会也如此认信。这样的认信形成了上帝的启示作为一种思想与知识在人类历史中的传承；第三，我个人基于我的理性和悟性，基于我的思想、意志和情感，也如此认信。作为一个基督徒知识分子，我对世界和社会的一切思考及表达，无疑都以上帝的存在和信实为前提。我的一切思考和公共写作，都是在中文世界里彰显这样的知识论立场。

成为基督徒后，我对人类历史与思想的脉络和评价，有了几乎翻天覆地的更新的认识，几乎和基督信仰对我个人生命的翻转一样的大。这样的更新还在形成和嬗变中，很兴奋，也令人痛苦。在我看来，西方现代学术一直处在希腊思想的影响之下，误读着希伯来精神。在我看来，就是亚里士多德的幽灵一直在游荡。在奥古斯丁那里，是希腊思想的基督化；但从阿奎那开始，则是基督信仰被彻底希腊化。此后的经院哲学不断高举人的理性精神，与天主教的自然神论的异端倾向是一致的。过于强调普遍启示，以昏暗的理性论证上帝的存在，这样的知识论导致的恶果，就是将特殊启示藐视到一个地步，就经由康德和德国哲学。对上帝的信仰一步步被抽掉了位格性（PERSON），而被形而上学化和伦理化。到头来只好向着希腊诸神的复兴投降。所以到韦伯那里，近代学术价值与事实两分的方法论就开始成形了。

但这个冲突在经院哲学早期已经开始。求知还是爱神，保罗还是亚里士多德？在12世纪的法国，曾举行过一场公开辩论，我把这场辩论当作西方思想史的一个转折点。深受希腊思想影响的一位著名学者和逻辑学家亚拉比，和著名的灵修神学家伯纳德，在无数主教、教士和皇帝面前辩论。到底知识是一种单独的价值，还是一切求知都出对上帝的寻求和爱，并以此为前提。带出来的一个问题是，如果知识可以脱离信仰，那么敬虔就和知识没有关系，譬如一个学者拜偶像，行淫乱，这和他的研究成果是否能帮助我们认识真理，到底有没有关系呢。现代人的回答一定是没关系。但人类的精神史上，并非从来只有这一种答案。如果知识论与本体论是分不开的，那么人的敬虔就和人的求知有关系。伯纳德捍卫早期基督教的知识论，作了精彩的发言后，高举亚里士多德精神的亚拉比竟然一言不发，就宣布认输。18个月后，亚拉比郁郁而终。但历史却是如此讽刺，这一幕几乎成了保罗和奥古斯丁的知识论在欧洲的最后一次辉煌。尽管到了13世纪，神学家安东尼仍在他的每一堂课上如此说，“学问若不转向爱，有什么价值呢”。但从此经院哲学已全面的希腊化，在13世纪贡献出阿奎那，主宰了天主教近千年的神学思想，也在耶路撒冷的废墟上为理性主义的未来崛起奠定了根基。西方思想折回头去，重新走向了一条危险的求知而非爱神的道路。直到无神论思想兴起后，就彻底形成了现代社会一套“政治正确”的思想学术标准。

前面提过普南丁格，他的名著《基督教信念的知识地位》，企图向知识界重申“信念是一种知识”的古典知识论。对“价值无涉”的哲学反思，可以归到康德的二元主义世界观，再往前就到阿奎那和经院哲学对普遍启示的高举。但二元主义作为近代学术的方法论，则是从韦伯开始明确下来的。在韦伯那里，价值无涉只是方法论的，还是本体论的？也许我有误读，但我仍认为他是介于两者之间的。韦伯对这种方法论的立场，其实具有很强的排他性。就像康德对实践理性的态度一样，好像有边界的，但其实一旦把基督的媒介性（中保性）推开了，就变成了垄断整个世界的逻辑。譬如韦伯认为一个教师在课堂上是不应传递价值信念的，他只能传授“知识”，而不能成为任何一种信念的宣教士。这与当今世界的“政治正确”的学术霸权如出一辙。前两年国内的自由主义朋友对此也有过辩论，一位我熟悉的自由主义学者坚持认为，知识分子应该在课堂上保持价值中立，共产党在课堂上宣扬他的意识形态固然不对，但自由派也不应在课堂上宣传反共产党的价值观。

一种单独的、与价值立场无涉的知识论的存在，从神学上说，是对普遍启示的偶像崇拜。换句话说，人若有罪，“罪”在知识论中到底有没有地位？在人与普遍启示之间，如果罪是真实的，那么敬虔怎么可能与知识论没有关系呢？换句话说，怎么可能存在一种与信仰无关的知识论？从历史上说，这种与敬虔无关的知识论，则来自经院哲学在亚里士多德影响下对基督教神学的改造。

有人说基督徒吃饭前祷告，看起来很迂。其实不但迂，而且圣经中保罗就说过，基督信仰在智慧人看来，叫做愚拙。当希腊人第一次听说，真理不是唯理的，而是可以而且已经“道成肉身”的、活生生的耶稣。他们当初的惊讶，距离今天的知识和智慧实在太远了。曾经也离我那么远，远到不可想象。很多朋友说，我相信有绝对真理，但真理绝对不是一个“位格”。但没有位格，就很难想象祷告的经历。孔子的弟子生病了，请老师为他祷告。孔子说“丘之祷久矣”。我无法想象他怎样祷告。但从上帝的位格性上，可以看到孔子的迷信，其实比基督徒厉害多了。在一个没有“位格”的上天之下，也许“知识”可以成为一种可能，道德也可以成为一种可能，但祷告又如何成为一种可能呢？那个天而不是“那一位”天，怎么可能在祷告中与人同在呢？孔子祷告，表明孔子的世界观也是断裂的。

无论如何，鉴于韦伯对中国知识分子的巨大影响，他的方法论和二元主义世界观，需要基督徒知识分子去作更多的探讨、澄清，重新捍卫信念是一个事实的知识论。至少，要澄清“价值无涉”只是方法论，而不是本体论；只是方法论之一，不是知识论的唯一进路。进而，还要讨论一个在中国文化中从未被认真对待过的问题：敬虔与知识有没有关系？

我尚无能力对思想史做一个基督徒视野下的更清晰的阐述。我最近的一个讲座整理稿，《宪政主义与世界观》，只是从政治学与法学的视野，来尝试阐述基督徒的那个完整的世界观。希望中国的知识界能够宽容到接受这种古典的，甚至是原教旨主义的基督徒的知识论与世界观。因为基督教作为一种知识论与世界观，尽管新教来华已有两百年了，但尚未更深地真正进入中国文化。我也很希望基督徒知识分子们，在这样的对思想文化的更新的理解中，可以与主流知识界有更深的对话和沟通。

基督徒有着“文化使命”的负担，但当我们谈论文化使命时，也面临一个严重的试探，就是去向这个世界的思想立场和学术标准妥协。因为很多时候你不妥协，就无法获得言说的正当性及其正当的利益。对身在学院的基督徒知识分子，和面向大众的公共知识分子来说，这都是最大的一种试探。

下面摘录我最近几段文字：

1、我在“天涯社区”与网友的一段讨论：

作者：把水搅浑了再说　回复日期：2007-3-28　19:56:45　

诚意给楼主一点建议，楼主有不少东西让我感到钦佩，也有所受益，但是，个人以为，还是适当把学术讨论和自己的宗教信仰稍稍拉开点距离为好。学术讨论的一个基本立场和原则是价值无涉，动辄把自己的宗教信仰和情感直接带进一些有关的学术讨论很不适宜，让人很难不怀疑你价值先行，这样做的效果也并不好。

回再说兄和其他持类似看法的朋友，你的这个意见点中了实质。学术与价值无涉，的确是韦伯以来近代思想学术的一个立场，他将价值与事实两分，开创了这个传统。但可惜的是，这不是我的原则。我遵循的是奥古斯丁以来的知识论，即价值是一种事实，价值是truth，离开价值立场，就没有真正的知识。一个人无论是否基督徒，如果他宣称自己有信仰，他的意思就是说，他认为价值是一种事实，而不是一种假设。否则他的价值信仰就是虚伪的。我的一切文字，都是价值先行，都是以我信奉的价值为前提和立场。我不但不遵循价值与事实的两分，而且反对和批判这种两分。

在一个公共的思想平台，我想这样鲜明的立场，就构成了多元中的一元。而且在今天的主流思想文化和学术霸权中是极其欠缺的一元。我拒绝向着现代学术标准，也就是一个以无神论为基础的知识论妥协。至少你就知道了，在今天中国的知识分子中，还有人顽固地持守这种古老的（错误的？愚昧的？过时的）的知识论。这就是我期望的效果。至于这种知识（价值）的论述是否打动你，或说服你，让我们一起努力。

非常感谢你一针见血的意见。

王怡

2、在演讲《宪政主义与世界观》中论及韦伯的两段文字：

“世界的场景”，是维斯根斯特谈论世界观时使用的一个概念，海德格尔也多次评论这个概念。但当他们说“世界的场景”时，那个场景已经断裂了，价值已经不再被视为一个事实。所以他们都引向存在主义的流派。其实当韦伯虚构出一个社会科学的所谓中立性时，就已经把西方知识传统中的那个整全性的世界观打破了。这样就进入了现代社会，所谓现代社会就是找不着北的社会。在西方古典时代，信仰传统或者说价值传统，与知识传统是一个整体。韦伯终其一生都在信仰的门外徘徊，他的心必须刚硬起来，把世界摔成两半，不然就痛苦死了。可摔成两半之后，就更痛苦了。如张爱玲的《半生缘》到了末尾说，“我们再也回不去了”。

前面说到韦伯，他认为近代资本主义的精神，与清教徒（加尔文主义）视自己从事的工作为圣职的观念密不可分。这就是近代“职业”观的产生。不过韦伯是从社会学和宗教学的角度去评价这一切，而不是把清教徒的天职观放回基督教的那个整全的世界观中去观察。他点出了重要的问题，但无法完整的阐释这一切。因为韦伯一生对基督教大公信仰困惑重重，尤其对加尔文主义所理解的那一位上帝，始终怀着怨恨和距离。而在当时，一个价值多元的世界已经轰轰烈烈的向着新世纪敞开了。于是面对奥林匹斯山上的“诸神”，韦伯开始把价值和事实分开，认为知识和学术可以离开价值立场，而且必须离开价值立场，却仍然具有客观性。这是对基督教世界观的一种背叛，也是对从安瑟伦到奥古斯丁坚持“除非相信，否则不能理解”的知识论传统的一种背叛。但韦伯由此开创了近代学术传统。他的两篇演讲《以学术为业》和《以政治为业》，就是在离弃上帝“呼召”的背景下，对清教徒天职观的一种继承。今天中国的许多知识分子，对思想学术的某种准信仰的立场，就是从韦伯这里来的。当然还有一部分是士大夫精神的遗留。

3、在《有两种启蒙和复兴摆在眼前：对“呼唤文艺复兴”的回应》一文论及韦伯的一段：

刘军宁先生说西方近代文明主要来自文艺复兴的激发，这话最多只有三分之一的正确。因为近代的启蒙与复兴，也被称为三“R”运动，即宗教改革、文艺复兴和罗马法复兴。这三大运动，都同样面对一个糟糕的罗马天主教会对人的精神和灵魂世界的压迫。它们的反抗，共同奠定了今天这个世界的基本图景，也带来了两种启蒙和复兴的道路。但一直以来，中国知识界的眼光似乎只能理解和关切其中的一种。新教改革的意义，清教徒和改革宗神学，怎样以信仰改变了这个世界的政治、经济和宗教。迄今为止还是被知识界高度忽视。近30年来，我们的理解水平几乎停留在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上。韦伯讲出了清教徒的信仰与市场体制的关系，但他对加尔文主义或改革宗神学的理解流于粗浅，甚至怀有怨恨。在他那里，已开始将价值世界和事实世界截然分开，这种分离使韦伯痛苦，并因此强调个人价值决断的重要性。在这种价值决断里面，已暗含了投向施米特和希特勒的影子。同时他摒弃价值立场的“学术信仰化”的宗教学进路，也暗合了知识界将信仰看为知识客体的自由派立场。

4、在《宪政主义：观念与制度的转捩》一书中“上编”的前言：

本编将集中论述古典宪政主义和现代宪政主义所提供的理论与技术，及其背后那些根深蒂固的价值传统。我企图以一种知识复原的方式，将这种对宪政传统的论述镶嵌到我在中文语境和时代处境下对宪政主义的观念推进中去。我不主张以规范学术的方式将对非汉语知识的讨论和汉语知识的加添截然分开。这是我与规范学术界扞格不通的地方。我对社科学术的基本立场，就是人类知识传统在中文学术语境中的复述和生长。而不是以一种想象中的中立客观，以汉语的方式讨论非汉语知识。这种方式制造了一个顽固的他者意识，长期以来造就了知识的断裂，使知识和思想无法以一种整全性的方式在汉语语境中得以推进，甚至不能真正落足，成为汉语知识的一部分。我的上述学术理念，显而易见来自于两个立场，一是我对某种知识和观念传统的整全性和本体论的价值预设，一是我对时代处境和汉语语境的切身体察。我的论述中将处处凸现这两个方面，但我不准备特别为这样的普遍性预设辩护。因为任何一种预设都在学术自由的范围内，无论它是否长期以来已经被大多数学者所鄙弃，甚至是被强迫性的及时代性的怀疑。

第二辑 圣经世界观与宪政主义

之一：人类史上只有过两种整全的世界观

很高兴有这个机会，与上海律师界的朋友交流。在座故雨新知，但多数都是新朋友。我的关注面很杂，虽然法学是专业，但写作和思考大多超出法学。这种多学科的视角，和今天讲座的题目也有关。我前些年的思考，大多在傅律师刚介绍的这本《宪政主义：观念与制度的转捩》里面。在观念上，我对宪政的理解是主权者的自我约束。在先的价值约束在后的制度。在制度上，我的基本主张是反对中央集权制，看重地方主义、联邦主义和司法主义的道路。

今天我要讲的，是最近的一些思考。“圣经世界观与宪政主义”，也许你听起来很奇怪，宪政是时髦的概念，离共产党的意识形态比较远。但“世界观”老掉牙了，似乎离官方意识形态比较近，我们上初中一年级，耳朵就听得不耐烦了。为什么把这两个概念放在一起讲？这和我说多学科的视角有关系的。其实你今天看到的这个世界，这个宇宙，然后你对它的理解，包括对政治制度、法律，文化，包括你对个人的生命，对家庭，社会，我会说有一个关于这个世界的图景，在你头脑里。

前段时间我在法国一个短期访问，和一个记者对话，几次谈到基督徒的世界观。我说一个基督徒眼中的世界观，即一个世界的场景是如何这般的。她就说，你使用“世界观”这个词，是否说明你的思想资源里，还有一部分意识形态的遗产？你还是受共产主义传统教育的一些影响？因为我们从小就听说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还听说要改造世界观。我说不是。这是一个又需要重新启蒙的东西，到底什么是世界观？共产党来的时候，他从欧洲带来的不一定全是坏的，到他要走的时代，当初他带来的一切都臭不可闻了。

所以我今天围绕“宪政主义与圣经世界观”，准备讲五个问题。

第一，人类历史上只有过两种整全的世界观

“世界观”这个词最初是康德用的，是德语的概念。后来风行在19世纪的欧洲哲学中。世界观就是你的思想中，有一个对宇宙和人生的整全的看法，一个理解的模型。就像观察地球，就有一个地球仪。世界在你心中，也有一个类似地球仪的模型。这个模型就是世界观。你所认定的人生意义，你在个人生活和政治共同体当中所有值得追求的价值，你对包括政治、国家、民族、经济、文化的看法，构成了一个完整的图景。这个图景就是“一个人对宇宙的总体性回应”。你对一切事物的理解，不是火花式的，也不是集锦式的，一定是整全性的。只有整全性的，才能安慰人，才可能与终极的意义相关。换句话说，你的世界观如果是残缺的，矛盾的，不能自洽的。就意味着你的世界在本质上是虚无的。你的人生也是虚无的。你就落在深渊当中。正在落的时候，你说自己是存在主义者，落上几分钟，你连存在主义者都不是了。如果你不想用“世界观”这个在我们的传统中显得意识形态化的词语，你可以称之为“世界的图景”。 然后你才能把自己放在其中，知道自己在这幅图景当中的位置。借用我们今天很世俗的一个说法，叫做“定位”。我们会从一个市场的、或者人际关系的角度说，我要给自己一个“定位”。我的定位是一个什么样的职业、身份或者个性与风格？但你把这个定位放开来看，你到底怎样在宇宙万物中给自己定位，怎样在人群中给自己定位，怎样在时间的洪流中给自己定位？

“世界的场景”，是维斯根斯特谈论世界观时使用的一个概念，海德格尔也多次评论这个概念。但当他们说“世界的场景”时，那个场景已经断裂了，价值已经不再被视为一个事实。所以他们都引向存在主义的流派。其实当韦伯虚构出一个社会科学的所谓中立性时，就已经把西方知识传统中的那个整全性的世界观打破了。这样就进入了现代社会，所谓现代社会就是找不着北的社会。在西方古典时代，信仰传统或者说价值传统，与知识传统是一个整体。韦伯终其一生都在信仰的门外徘徊，他的心必须刚硬起来，把世界摔成两半，不然就痛苦死了。可摔成两半之后，就更加痛苦。如张爱玲的《半生缘》，到了末尾说，“我们再也回不去了”。

然后你会看到，人类史上只有过两种整全性的世界观。一个是圣经世界观，人类的一神教传统，都程度不同地分享着这一世界观。其中以清教徒的世界观，或者叫福音派基督徒的世界观最为典型，它很好地阐释了《圣经》中对宇宙与生命的一个完整的看法。它提供了一个场景，使一切都在其中获得意义，或者说一切都在其中与真理相遇。用《箴言书》的话说，就是“各按其时，成为美好”，用《创世记》的话说，就是“各从其类”。佛家说人生的七苦谛，所谓生、老、病、死，爱别离，怨憎会，求不得。但佛家给不出使一切都有意义的一个完整性的场景，于是它的宇宙观和世界观的基本立场，是两个字，“放弃”。佛家和道家都没有办法产生出法治文明，因为“时间的经过”在它的场景中没有价值。而法治文明的一个基本点，就是对时间的尊重。你怎么理解“谁主张谁举证”的普通法原则？怎么理解“两种权利相遇时，较古老者获胜”的程序正义？怎么理解法律的保守主义品质？我等会再谈这个问题。

基督教并不是现代人所理解的那样一种“宗教”，就是和物质世界无关的，和公共生活无关的一个领域当中，有那么一种所谓的“个人信仰”。它负责在人脆弱的时候安慰人，其他的事还是其他的事。不是，基督教是一种整全的世界观，一种与任何非基督教文化截然不同的世界观。连反基督的尼采也承认，基督教“是一个体系，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对世界万物的总的看法”。在基督信仰之前，世界是破碎的；基督信仰被抛弃之后，世界也是破碎的。

清教徒的世界观是一元论的世界观，即价值世界和自然世界是同一个世界，灵魂的世界与物质的世界也是同一个世界。时间是一个舞台，是创始成终的舞台。能把价值与事实、灵魂与肉体连在一起，放在同一个舞台中的那一位，就是上帝。如果没有上帝，这两个世界就会断裂。语言和语言所指向的意义就会断裂。我所说的整全的世界观，就是一元论的世界观。而古希腊的哲学，以及中国和印度的古代哲学，都是二元论的。二元论的世界观下，你不可能得到一个完整的图景。当然也不可能有一切事物的“各从其类”。你找不到那个位置。那个位置是“测不准”的。世界是漂浮的，所以法律的意思，要不然是成王败寇，要不然就是刻舟求剑。在奥古斯丁那里，一元论的基督教的世界观，开始战胜了欧洲的异教文化，上帝之城与地上之城，及其关系，构成了一个完整的图画。到了宗教改革，加尔文主义第一次整全性地论述了《圣经》的启示，带给福音派基督徒最完整的世界观。基督徒们用这样一种世界观，几百年来一直抵抗着各种强盛的形而上学的、理性主义的、科学主义的和专制主义的世界观。

第二种的典型是共产主义的世界观。以法国大革命为起点，以德国哲学，从康德到马克思为枢纽，并得到科学主义的支持，从而在启蒙运动后一两百年内，逐渐形成了在无神论基础上的，对清教徒世界观的一次全面模仿。康德虽然提出了世界观的概念，但他的“世界”已经是一个走向二元论的世界，就是从基督教向着异教文明（古希腊文明）转向的一种世界观。尽管作为最高理性的上帝仍然在逻辑上是独一的，但上帝的主权却被切割了。所谓世界，就是人所感知的那个世界。价值世界和自然世界开始分道扬镳，一旦割裂，就再也无法合成同一个世界。只有两条路，要么你回到上帝那里去。要么继续向前，用彻底的唯物主义，把价值世界彻底干掉。那么你也可以重新得到一个一元化的世界观。就是一个被强奸了的世界，也就是共产主义。如果你什么盼望都没有了，你的世界观看起来也是统一的，佛家把世界统一在虚无当中，共产主义把世界统一在专制当中。那些既不信佛、也不入党的人呢，就活在后现代式的拼贴当中。

近代科学，正是基督教世界观的产物。科学的产生，得益于三个主要假设：第一个是宇宙（世界）是井然有序的；第二是这个有序的世界是可知的；第三是你有发现这种秩序的动机。基督教在一神论下给出了这三个回答。宇宙是被独一的真神创造的，并在他的慈爱和大能下被护理。有规律，也有目的。万事相互效力，去达成宇宙与时间的那个目的。上帝是自我启示的上帝，他给了人理性，去认识他在万物中所隐藏的知识。认识上帝，赞美上帝，就是最大的动机。近代科学是因为这个动机，而不是因为赚钱的动机，才得以诞生的。

回头看中国传统文化，儒家是远鬼神的，道家说“道可道非常道”，“非常道”还研究什么呢，只需要面壁，不需要实验室。古希腊古罗马是思考哲学的，但哲学之上的世界是诸神的世界，诸神喜怒无常，连自身都受不可预测之命运的捆绑。这些宗教与哲学，都没办法支撑起这三个假设。只有一神论下的世界观，才可能提供这三个有确据的假设。结果近代科学的主要奠基人都是基督徒，甚至大都是教会的神职人员。

但科学家发现的规律越来越多之后，就逐渐骄傲了，变成了自然神论，就是我相信宇宙有一种主宰性的力量，但我不确定那是什么。于是自然或自然规律本身，便变成了神或神的临在。神的位格一旦被虚化了，随后再一变，就成了无神论下的科学主义。把科学当作真理或真理的标准，科学被意识形态化，成为了各种反基督教的世界观的依据。所以你看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对照刚才讲的近代科学产生的三个假设，几乎就是一个无神论版本的抄袭。基督教世界观的三个假设，就变成了自然辩证法和历史辩证法。这个辩证法的某种神学色彩其实是很浓的，其实是无神论者的“天条”。这样就形成了共产主义对宇宙、世界和历史的另一套整全性的看法。

回头看自由主义和自由派知识分子。自由主义虽然是反共产主义的，但自由主义眼中的世界图景，其实还是和共产主义非常接近。“从来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这句话几乎是一个相同的起点，是共产党及其一切世俗敌人的统一战线。“英特纳雄耐尔一定要实现”，这是他们共同的目的论。只是自由主义把它换成了“自由民主一定要实现”。你看89年天安门前那些反专制、要民主的大学生，他们当时唱得最多的有两首歌，一是《国际歌》，一是《龙的传人》。从这两首歌，你就大概可以在脑海中想象和展开一幅宇宙世界的图画了。而这个图画和一墙之隔的中南海里面的人，其实是高度同构的。庙堂内外，他们对政治的见解虽然针锋相对，但大学生和知识精英们的世界观，他们的基本框架，其实和共产党的世界观也只有一墙之隔。世界观才是最深入的意识形态。世界观决定你的政治主张，而不是相反。

这是第一部分，我先抛出一个结论，人类史上只有过两种整全性的世界观。基督教的，和共产主义的。其余的世界观，都是二元论、多元化或拼贴式的，也就是不整全的。其实这也是“党和国家领导人”的结论。因为在改革开放初期，82年的中共中央19号文件中，他们也是这么说的，“在世界观上，马克思主义与任何有神论都是对立的”。

之二：宪政主义是圣经世界观的一部分

如果看基督教以外的宗教，我只从文化的角度谈，不评价他们的教义。犹太—基督教体系以外的宗教，举一个共同点，就是缺乏政治哲学。即缺乏关于人与人的现实关系，及一个人类共同体生活的图景，包括发展出技术的管道。所以人们常说宗教是“出世”的。人们常说一句话，“出入平安”。但如果入世的意义被否定了，出世一样没有意义；进去了不安，出去了一样不安。什么是意义，意义一定是整全的，包括出世与入世，也包括此岸与彼岸。意义不是一个残疾人，意义不等于“向后转，齐步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