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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在吴耀宗等“不信派”基督徒眼里，基督信仰几乎就等于地上的共产主义。但在1949年，面对共产党的国家主义、民族主义和历史主义这三大偶像时，在中国社会里面，与共产党的一切特性相距最远的、最具有异质化的文化力量，就是正统信仰中的基督教。在1948年，连储安平这样彻底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都不禁眺望一个由共产党带来的新中国，和一个古老民族的创世记。但基督教全国协进会面对即将到来的政治风暴，发表《致全国信徒书》，清醒地宣称，“教会不承认任何政治制度是绝对的和永不错误的”。

到1954年，知识分子们仍对几年后的狂风骤雨毫无察觉，仍对一个新民主主义乌托邦的雏形满怀激情，仍对那些愚昧的宗教信仰者的遭遇漠不关心。此时，中共以数十起间谍案，将几乎所有反三自的天主教神父们下狱。天主教的上海主教龚品梅神父，在此种处境下不但继续反对“三自”运动，进而坚决表达出他对整个“新中国”的反对。这一年他在《反对总路线》的发言中，宣称“政府号召总路线，建设一个社会主义的新中国，就是要建设一个人间天堂。这是不可能的，这是暂时的，社会主义是不会实现的，我们不能拥护总路线”。这一段话，甚至比二十年后的顾准看得还要彻底。几个月后，他以反革命罪被捕。和王明道的被捕一样，随即在全国展开了一场揭发和控诉龚品梅的运动。

1954年8月，“三自爱国会”（基督教）最终成立。但在北京，以王明道为首的11个独立派教会仍然屹立不倒，拒不入会。一个月后，北京市政府直接出面，邀请这11个团体的100余人，到政府议事厅开会。了解到这些人强硬的反三自立场后，当局绕开软骨头的三自会，提出一个妥协之道。说你们不和他们在一起就算了，你们11个教派组织起来学习，由政府直接派人管理。这11个团体讨论后回覆说，如果政府要求，我们个人就以北京市民的身份参加学习，但不能以教会或信徒的名义。到1955年5月，中共对这些死硬派的转变也彻底失去了信心，开始由拉拢转为强制，对拒不参加“三自”的基督徒进行全国性大逮捕。

因此，在1957年反右风暴来到之前，基督教内排除异己的工作已差不多完成。一大批持守基督信仰、抗拒三自运动的基要派信徒，都以反革命、特务、坏分子等罪名被捕、判刑、流放或处决。被关押4年的倪柝声，在反右运动来到之前，被判15年徒刑。他和王明道的入狱，标志着“第一场文革”的大致结束。因此，基督教的反右运动，主要不是针对“三自”以外的基督徒。反而是针对刚刚成立不久的“三自爱国会”。倪柝声的被捕，使已加入三自的聚会处信徒纷纷退出，王明道的被捕也激励了一大批爱主的基督徒，继续走十字架的道路。因此也有很多反三自的基督徒，在反右时期继续被捕或判刑，如广州的林献羔，在1958年11月24日被判20年徒刑。著名布道家宋尚节的女儿宋天婴，也于1958年被捕，以反革命罪被判18年。但这些依然是“第一场文革”的延续，而基本上与反右无关。

但有一些尚未以“反革命”之名清除干净的独立教派领袖，在反右运动中也被打成右派。其中最著名的是北京的袁相忱牧师。1957年的圣诞节刚过，北京宗教事务处组织教会领袖学习班，袁相忱参加了会议，但接连几天一言不发。最后处长李某点名要他发言。袁先生沉默良久，站起来说了两点：

第一点，“现行的宗教政策不合理，对各宗教有不平等的待遇。譬如对回教的政策很宽松，对基督教却很紧，基督教的信仰没有自由”。

第二点，“在三自队伍中有一些人可以说得上是三朝元老了，日本人来了就投靠日本人，美国人来了就领美国的津贴，现在共产党的天下，又摇身一变成为三自的人，其实他们是最不‘三自’ 的。他们只是基督徒队伍中混饭吃的人，也就是吃教者”。

据袁相忱的传记作家称，他发言结束，会场鸦雀无声，宗教事务处长也不敢贸然总结。他回家对妻子梁惠珍说：“从今天起，我是右派了。”

袁相忱做了半年多右派后，1958年4月20日以“反革命罪”被捕，半年后被判无期徒刑。

反右之前，三自会中或许没人会料想，等中共将最后一批死硬分子送入监狱后，斗争的矛头就将指向三自本身。大致来说，1957年前，共产党利用“三自运动”镇压了持正统信仰的基督徒。到1957年，则利用“反右运动”摧毁三自教会。那一场普遍性背主带来的诅咒是如此真实。在1952年背主卖友、把自己的弟兄控诉到监狱去的基督徒们，到1957年就纷纷被打成右派。在1957年助纣为虐、逃过劫难的基督徒们，到了文革又纷纷被批倒。无论三自会如何唾面自干、紧跟形势，还是逃不脱鸟尽弓藏的命运。1961年，主日学和团契被禁止，三自会宣布“儿童主日学”是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工具。1964年，全国展开社教运动和四清运动，重点之一是无神论教育和反宗教斗争。《天风》开始受到批判，各地开展“退教运动”，一批牧师宣布放弃信仰，与基督教决裂。1966年，始作俑者吴耀宗终被批斗，接受劳改，三自会也被解散。中国教会史翻到最悲惨的一页，在紧接着一场更残酷的逼迫中，为信仰殉道的基督徒，和背主卖友的基督徒，都同样令人怵目惊心。不久之后，中国除了地下教会，地上已没有了基督教。

“三自”被造反派称为“刘少奇和吴耀宗的一个阴谋”。一份大批判文件如此评价这位否定基督神性和圣经权威性的“三自爱国会主席”：

“基督教头子吴耀宗思想反动，一贯来企图在全国范围内恢复宗教失去的阵地，到处叫嚣，到处放毒，胡说宗教仍有其真理，上帝与马列主义没有矛盾”。

如前述，三自领导层中有一批人，因其神学立场偏离真道，在大时代的冲击下，失去了一个清晰的救恩下的历史观。他们一开始的软弱和依附中，也有一部分“真诚”的对信仰的失望，和对共产党和社会主义革命的浪漫憧憬。另外也有一批自义为教会忍辱负重的领袖，以为作出如此惨痛的妥协后，共产党至少会给三自内部予信仰的自由。这两种人在1954年以后，就难免对政府步步进逼的宗教政策和社会局势深感失望。或者这种失望也会带来一些他们对教会的负罪感。因此在1957年鸣放期间，“三自”的各级领袖（同时基本上人也是各级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也冒出了大量批评共产党宗教政策的言论。列举如下：

郑州“三自会”副主席于沛苍。他说，“宗教爱国组织是我们自己的组织，现在却被领导代替，形同虚设。凡事都要向请示宗教事务处，信仰自由变成了领导的自由，以不信者的自由来衡量信者的自由。无神的人不应该管有神的人，信仰自由只是说说，要信教可真是没自由”。

三自副主席陈崇桂，在全国政协作《保护宗教自由，尊重宗教信仰》的发言。他引用一位高级干部的话，这位干部说，“你们信上帝的人，要把你们的上帝丢在粪坑里”。陈崇桂激烈地批评说，这不是批判宗教，而是毁谤、亵渎宗教。

上海“三自”以刘良模为首的7位基督徒人大代表，在人大会上作联合发言。批评政府对宗教信仰有成见，说一些部门的表格中把基督教并入“会道门和迷信团体”一栏。他们呼吁让基督徒在国家建设中发挥更积极的作用。

青岛基督徒人大代表张天人、杨光恩，在人大会议上发言，要求政府的宗教政策应当向基督徒透明和大力宣传，对政府占用教会用地、不尊重教会表示不满。

广州市基督徒人大代表王以敦，在人大会上发言，批评政府歧视基督徒团体，把“基督教青年团契”当作“三青团”审查。批评有些干部禁止信徒奉献，没收信徒的圣经、赞美诗，不准儿童进礼拜堂等。他也和刘量模等人一样，对政府利用三自把基督教“圈养”起来，隔离在主流社会以外很不满。因此大力呼吁要让基督徒发挥社会作用。

基督徒姜蒙光，在《天风》上批评政府出版大量从苏联翻译的批判宗教的书籍和小册子，其中对宗教采取粗暴轻蔑的态度。

哈尔滨的基督徒人大代表孙耀宗，在人大会上发言，也批评信徒在社会上受到歧视，基督徒虽然工作努力，但评先进和提干时就轮不到他们。在学校里也受到讥笑，被称为落后分子。致使很多基督徒认为只有入党入团才算是进步。

如果和那些至今“不予改正”的右派知识分子的言论比较，除了于沛苍的发言，包含了对共产党政教关系和三自运动的彻底否定，算是一个真右派。其余大多数意见对中共的本质及社会的制度性危机，并没有反思的能力和批判的勇气。不过是三自中人对中共的一种怨妇式的情结和脾气罢了。其实这些人抱怨的事实，大多数在今天也依然存在。一个渴望在政权那里得到大红花的基督徒，永远都得不到他想要的大红花。而对那些把信心扎根在圣经和教会所承传的真道上的基督徒来说，上述问题从来就不是他们关心的主要问题。那些在人格和良心上堪为1957年中国右派知识分子之楷模和先烈的基督徒，那些为着更重要的真道竭力辩解的基督徒们，此时差不多不是死了，就是在监狱里。反而卖主依附的“三自会”，从革新到反右，始为淫妇，终为怨妇。

经过基督徒之间的又一轮相互揭发、批斗或自我检讨之后，一大批三自会的头面人物被打成右派，包括下列人士：

三自会副主席陈崇桂

三自会副主席贾玉铭

三自会副秘书长杨绍唐

华中师范学院院长韦卓民（曾任三自筹委会委员）

三自会全国常委、上海灵粮堂长老周福庆

上海三自会常委、牧师董鸿恩

上海三自会常委、聚会处牧师钱团运

上海三自会常委、聚会处长老李汉文

郑州三自会副主席于沛苍

沈阳三自会副主席孙鹏翕

甘肃三自会主席霍超然（判刑15年）

与此同时，三自会在反右斗争中响应毛泽东的号召，提出教会要进行一场深刻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并强调“务必在政府直接领导之下进行”。1957年10月底，三自会扩大会议决定，“向全国基督教工作人员进行社会主义教育”。从1958年1月起，学习班在各省分批举办。除“向党交心”和自我检讨外，进一步鼓励对“反社会主义”言行的相互揭发。

学习班的另一目标，是改造基督教中“不符合社会主义”的教制。各地的改制大致有以下方面：

1、 撤销各教会的委员会、执事会等机构，统一由三自会领导；

2、 对教会解经的书刊进行审阅，“有毒草”的一律剔除；

3、 全国采用统一的诗歌，并一律剔除反革命传道人（如倪柝声）的作品；

4、 停止宣讲末世论等“消极悲观”的道理；

5、 不强调信与不信的分别（如婚姻问题）；

6、 禁止赶鬼医病和为病人祷告；

7、 各堂奉献上交三自会，统筹统支；

8、 在教堂之外，不举行任何宗教活动。在收获农忙等季节停止礼拜，以支持“社会主义建设”。

学习班结束后，一定比例的人就被戴上右派帽子，下放劳改。到了年底，吴耀宗在上海人大作“加强反帝爱国工作，清除残余反动分子”的汇报。他说，经过社会主义教育，我们明确了教牧人员属于不劳而获的“剥削阶级”，必须对他们进行劳动改造。从此，大批传道人离开教会，被送往劳改营。教会缺乏牧者，三自会又替共产党展开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教会合并和联合崇拜运动，直到将全国2万间教会压缩到不足100间。

拆毁有时，建造有时

1957年的基督徒右派分子们，无论是三自的头面人物，还是独立教派的殉道士，他们都处在一个比他们个人遭遇更重要的悲剧当中。那就是基督教会在中国的荒凉。尽管基要派信徒们以他们的血，为信仰作了美好的见证，也将上帝对这个族群的诅咒，最终转为了祝福。但另一方面，基督教会在共产党手下的真正悲剧，是在一个把人举得比巴别塔更高的时代，民族、国家的概念，其实是以不同的方式同时辖制了现代派和基要派。对现代派来说，就是彻底转向对国家和民族的膜拜。吴耀宗的接班人丁光训在1984年有一段著名的话，解释三自的信仰。他说，“我的信仰不是一个圆，只有一个圆点。我的信仰是一个椭圆，有两个圆点，就是基督和国家”。这段话相信也是吴耀宗及至今为止多数三自领袖的“信仰告白”。

王明道称其为“不信派”，确实没有冤枉他们。真正的基督徒一定会反对这种心怀二意，将福音与世界折衷妥协的“一个椭圆”。但对吴耀宗来说，王明道的敬虔主义和倪柝声的属灵主义的信仰也无法说服他。国家、时代和民族的诉求，对基要派有一种反面的辖制，就是迫使他们成为“分离主义者”，从这个撒旦的世界离开，把信仰与世界的界限划得干干净净，一心传福音，等候基督再来。所以在1950年，王明道的教会反而是最“三自”、最本色化的教会，不管西方教会是不是帝国主义，都早已把界限划得干干净净的。在民族主义的压力下，早在1949年前，中国教会就开始了一个与两千年普世教会的传承相割裂的倾向。几乎所有宗派都不同程度地陷在这种倾向当中。基要派信仰最伟大的地方，就是时代越黑暗的时候，信仰越是站立得稳。但缺陷是时代越不黑暗的时候，就越无法完整地去回应一个时代，不能根据圣经整全性地处理福音与社会、福音与文化、以及福音与政治的关系。当共产党进了村，一个基督徒要怎么去理解他眼前的这个世界？不信派的回答固然是背弃信仰，但基要派也无力回答这个问题。正是这一缺陷，使大多数基督徒在“三自运动”中，面对革命的金光大道和新思潮的诱惑，难免陷入普遍的信仰困惑之中。甚至连王明道的儿子，也对信仰产生怀疑，成为王先生晚年最心痛的一根刺。

“三自”的实质就是自闭。然而从现代派到基要派，其实都不同程度的以民族性割裂大公性，自闭在普世教会和教会史的传承之外。可见在文化上，“帝国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确构成了那个时代最显赫的世界观。面对这个世界观，无论是抗拒还是妥协，教会的信仰都无法提供一个完整的回应。

而1950年代的北美，正是“福音派”从传统的基要派中脱离出来的年代。福音派一样坚决持守基要信仰，反对现代派。但他们也不满于基要派将这个世界拱手相让的分离主义立场。尤其是保守的福音派，持守新教的归正传统，强调基督徒“在世而不属世”的社会参与，在福音使命和文化使命的关系中，看见一个完整的信仰。福音派的信仰既不是一个心持二意的椭圆，也不是一个单一的圆，而是一系列围绕一个圆点的同心圆。福音派基督徒以一种完整的世界观去回应时代，促使教会发挥出整体性的见证，成为社会在道德、文化和政治方面重要的保守主义力量。

但在五零年代的中国基督教中，还看不见这样的信仰传承。现代派和基要派同受时代的影响，都将基督信仰理解为一种个人主义的，与文化无关的、甚至是一种“私有化”的信仰。不过面对共产主义的凶恶时，基要派信仰仍旧是那个时代最伟大的基督信仰。现代派主动卖主，基要派退而防守，转入地下。苦难，使中国成为一座巨大的修道院；殉道者的血，亦成为家庭教会复兴的种子。

到了1958年底，中国基督徒的总量已迅速流失，大部分基督徒都不再去教堂，参加聚会的多为年老信徒。“三自会”在文革之前的政治使命也已接近可悲的尾声。中国教会史专家赵天恩博士评论说，到1954，“中共透过三自会控制了全国绝大多数教会”。再到1958年，“中共透过三自会彻底摧毁了有组织的中国教会”。许多西方的教会史学者都在这里停下，写出相似的句子，“从此，全世界失去了中国基督徒的消息，基督的门徒们在那里苦苦等候教会复兴的一天”。

在基督徒看来，极权主义的实质是对国家的偶像崇拜。从1950年到1958年，中国基督徒在共产党的独裁之下，曾以和平的信仰抗拒国家的暴力。在他们中间既有可耻的失败，也有灵魂的得胜。他们中间无数的圣徒和殉道士，和其他社会阶层的精英一样，曾以“反革命”或“右派”的名义，构成了中国当代自由史的一部分。他们的苦难，也成为中国的苦难的一部分。乃至他们的信仰，也因此成为中国本土精神的一部分。

中国基督教在极权主义下的这段历史，叫我作为一个基督徒，也从中看见两件事。第一件，是人的全然败坏。“就如经上所记，没有义人，连一个也没有”。第二件，是真信徒的坚忍。从坚忍中看见上帝的恩典。无论有多少人跌倒，总有人靠着这恩典，胜过了这个世界。或者说，我在1957年的片断中，看见人的两种无限性。一是人的堕落的无限性，一只狗不会堕落得比猪还不如，但人堕落到比狗还不如的地步，却还有堕落的余地。二是人被拯救的无限性。就算人堕落到比狗还不如的地步，但如保罗说，“罪在哪里显多，恩典就在那里显多”。

谨以此文，献给反右运动50周年和马礼逊来华200周年。

2007-5-8写于成都，为殉难的信徒感谢神，为教会的罪哀哭，为神的拆毁与建造献上赞美。

主要参考书籍：

赵天恩，庄婉芳，《当代中国基督教发展史（1949—1997）》，台湾中福出版公司。

梁家麟，《福临中华：中国近代教会史十讲》，香港天道公司1999年。

沙百里，《中国基督徒史》（全译本），台湾光启文化2005年。

苏文峰，《中国教会史》。

王明道，《又四十年》。

李迪亚，《活祭——袁相忱传》

第四辑 有两种启蒙和复兴摆在我们眼前

人性的张扬一直被意识形态化

刘军宁先生在学术上是我的启蒙者和恩师。但这场“中国需要文艺复兴吗”的讨论中，我站在比秋风更保守的一侧。自由主义浮出水面，好像逐渐形成了时代的粗浅共识。但具体的分歧却一直难以得到深入讨论。十年前刘先生写作《保守主义》，知识界议论纷纷，好像他错把杭州当汴州了。现在文化保守主义的大潮，又像滔滔江水一样。朱学勤先生很早之前区别了英国与法国两种革命，但自由、民主、启蒙，契约这些观念，在英美和欧陆的不同走向之间，也一直难以得到更深入的、立场坚定的区别。

刘先生说，“天地之间、个体为尊”。后半句在政治学和宪政转型的范围是成立的，也就是说在一切世俗的共同体中，在一切涉及强制性权力的场合，个体都必须是对权力的一种限制。呼唤“个体为尊”，就是呼唤一种守望个人权利的、强权最小化的人类共同体生活。但制度文明的转变如此艰难，因此文化（文艺），就成了人捍卫和张扬个体尊严的主要方式。所以上世纪70年代末以来，个人价值在中国的被发现，也是先从审美开始的，这和意大利文艺复兴时代也很相似。于是文艺中的人性张扬，就在很大程度上被意识形态化了。政治上的“个体为尊”越困难，审美上的“个体为尊”就越泛滥，也越意识形态化，甚至走向撒娇化。就像奥威尔在《1984》中说，“每一次做爱，都是对专制的一次反抗”。这时，文艺的复兴就被过度的神圣化了，审美的价值变成了一种宗教信仰的替代品。所以新文化运动中，蔡元培会提出“以美学代替宗教”。崔卫平也举布罗茨基的例子，标榜这种看法。越是缺乏信仰的地方，审美的价值就越被“非道德化”，然后就被伪宗教化。最后人们不得不把他们的精神世界交给那些诗人和画家们，这些人中的大多数却傲慢的宣称，“艺术就是我的信仰”。于是我们对人性的考量，变得既热情又单一。道德的价值不断被藐视，甚至被怨恨。人类作为一个整体的图景被抛弃。为了反抗专制，人类把他所有的东西都变卖了。文艺复兴时代之后几百年来，我们好像一直在启蒙，其实也一直走入更深的蒙昧。当马丁•路德•金说，“我有一个梦想”，那个梦想不只是政治性的，也不是审美性的，更是宗教性的。今天，中国走到这样一个关头，当知识分子们呼唤“天地之间、个体为尊”式的文艺复兴，看起来是青春少年的热情，其实仍然是一份降书。克尔凯郭尔说人生有三种境界，“审美境界、道德境界和宗教境界”。但这一呼唤却公开的宣称，个体之上没有人类，文化之上没有信仰。

不错，原子式的个体本位，的确最大化的消磨了国家的偶像崇拜，但它也同时消磨了历史的意义。历史没有意义，道德也就没有意义。荒谬的是在一个相对主义的世界，人却要把自己绝对起来。个体的绝对化，意味着无善无恶、“天地不仁”。这就是各种权威主义之所以对自由主义不满的原因。尽管在世俗的层面，个人与国家如此针锋相对，此消彼长。你可以在国家面前坚持“个体为尊”，但当你把国家换成“天地之间”时，你会发现个人主义和国家主义其实只是一枚硬币的两面。如果一个人可以在万物中建立他自身的绝对性，一个国家为什么不可以建立它的绝对性呢？自由主义政治学之所以宣称个体必须是一个起点，因为它同时谦卑的宣称，终点必须不归政治管。但当“个体”的价值超越政治范畴，被拔高为道德的、文化的和灵魂世界的一个起点时。我们终究要回到高更的问题：人从哪里来，又到哪里去？

面对人类的制度困境，如果审美中的人性张扬成为唯一的超越之路。如果一个民族经过这么多的灾难和辗转，最后的梦想也不过如此。那么庄子的话听起来就是真正的讽刺，“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

新教改革与信仰复兴

秋风的文章澄清了对中世纪的一些误解。1163年，哥特式建筑的典范、巴黎圣母院开始修建，此后激发了哥特式教堂的建筑热情。仅在法国，一百年间就有超过500座哥特式大教堂被建造。建筑师运用当时一切办法和材料，拼命增加教堂的高度，使教堂好像削尖了脑袋，那种把人带到上帝的荣耀面前的渴望，达到历史上的最高点。就连雕像也尽量拉长，脖子、胳膊和腿，似乎都要直冲天国。同时大学开始兴起，人的理性与信仰的结合，那种对真理的纯全的热爱也一样达到历史的最高点。哥特式大教堂的尖顶，是中世纪文化与信仰遗产的一个最形象的例子。它不是人类价值世界的投降书，而是一份真正的复兴宣言。

欧洲的文艺复兴，很大程度上出于对中世纪矫枉过正的傲慢与偏见，盲目的反宗教立场，使文艺复兴中有多少奔放的脑浆，法国大革命中就有多少迸裂的血浆。当拜伦和雪莱在不道德的个人生活和无边的精神世界中唯我独尊，诗人式的独裁者在极权主义政治中与国家崇拜的合为一体，不过只是一个时间问题。1894年，康德这样断言，“每经过一次革命，启蒙的种子都发出更茁壮的幼芽”。1830年，黑格尔在《历史哲学讲义》中讴歌大革命与启蒙运动的血肉相连：“顷刻之间，理性、正义的观念树立了权威。从此一切都建立在这一基础之上，自从太阳悬在天空、行星围绕太阳转动以来，从来也没有想象到人的存在以他的头脑，亦即以他的思想为中心”。这就是文艺复兴式的“天地之间，个体为尊”，人被拔高到宇宙的中心，人却希望国家是谦卑的。人把自己当作神一样去膜拜，人却反对对领袖和国家的膜拜。人认为自己的地位是完整的，从此再不愿意向着世界破碎自己，顺服在比个体更高的价值之下；人却要求政治国家向着自己破碎，接受权力的分离和制衡。受启蒙运动以来的影响，我们的社会理想和文化理想，不是一直挣扎在这之间的矛盾境地吗？

刘先生说西方近代文明主要来自文艺复兴的激发，这话最多只有三分之一的正确。因为近代的启蒙与复兴，也被称为三“R”运动，即宗教改革、文艺复兴和罗马法复兴。这三大运动，都同样面对一个糟糕的罗马天主教会对人的精神和灵魂世界的压迫。它们的反抗，共同奠定了今天这个世界的基本图景，也带来了两种启蒙和复兴的道路。但一直以来，中国知识界的眼光似乎只能理解和关切其中的一种。新教改革的意义，清教徒和改革宗神学，怎样以信仰改变了这个世界的政治、经济和宗教。迄今为止还是被知识界高度忽视。近30年来，我们的理解水平几乎停留在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上。韦伯讲出了清教徒的信仰与市场体制的关系，但他对加尔文主义或改革宗神学的理解流于粗浅，甚至怀有怨恨。在他那里，已开始将价值世界和事实世界截然分开，这种分离使韦伯痛苦，并因此强调个人价值决断的重要性。在这种价值决断里面，已暗含了投向施米特和希特勒的影子。同时他摒弃价值立场的“学术信仰化”的宗教学进路，也暗合了知识界将信仰看为知识客体的自由派立场。而在无神论的背景下，我们对加尔文这位影响人类历史的巨人的理解，也几乎仅仅受到茨威格《异端的权利》一书的左右。

这两本书都很薄，加起来不到300页，却影响了大部分知识分子对近代文明的理解模式，就是高举文艺复兴，贬低宗教改革；高举理性，贬低信仰；高举诗人，贬低牧师。但在最近一百多年的人类精神史上，说“个人不是孤岛，不要问丧钟为谁而鸣”的约翰•邓恩是一位牧师；说“我有一个梦想，所有人同席而坐，亲如手足，自由响彻每一个地方”的金博士是一位牧师；忏悔自己“他们先来抓共产党，我没有说话，因为我不是共产党。他们接着抓犹太人，我没有说话，因为我不是犹太人”的马丁•尼莫拉是一位牧师；力阻法西斯的狂轮，参与刺杀希特勒的朋霍费尔也是一位牧师；说“爱，直到受伤”的德兰嬷嬷是一位修女，在非洲谦卑屈膝，行医50余年的学者史怀哲，则是一位神学家和平信徒。他们和一切思想家、作家和政治家最大的不同，是他们活出了他们所说的话。在20世纪人类的政治罪孽和人性堕落面前，筑起那道最坚固的人类价值的守望线的力量从哪里来？不是来自几百年前的文艺复兴，而是来自几百年前的新教改革。

德国的悲剧之一，就是启蒙运动胜过了宗教改革。所以霍克海姆和阿尔多诺说，“启蒙就是集权主义”。反之，在新教传统胜过启蒙传统的地方，如英国、荷兰、北欧和后来的美国，也许那里的作家都不够浪漫，但那里的政治家也都不够专制。无论是法治传统，还是自由宪政，主要不是从启蒙运动和文艺复兴的中心如意大利、法国和普鲁士产生的，主要是从新教改革的几个中心产生的。一是英格兰的威斯敏斯特（西敏寺），这里诞生出基督教史上最伟大的信仰告白《威斯敏斯特信条》，也诞生出人类史上最伟大的宪政体制“威斯敏斯特模式”。一是荷兰，近代的联邦主义和议会政治的发源地之一，也是清教徒的中心，“多特会议”奠定了改革宗神学的五大要点。一是苏格兰，新教史上最伟大的长老会传统，和人类近代以来最伟大的道德哲学都在这里，这一切使苏格兰启蒙运动一直立足在宗教信仰与道德价值的保守之上，不像欧陆那样，立足于青春叛逆式的反宗教、反道德的人性张扬的废墟。

人在万物中的位置

秋风论述了苏格兰启蒙运动与欧陆启蒙运动的迥异。需要补充的是，在欧陆的启蒙运动内部，同样也有两种启蒙与复兴的差异。军宁先生引用帕斯卡尔的“人是会思想的芦苇”，来支持文艺复兴之后的个体至尊。这恰是一个天大的误解。帕斯卡尔是当时天主教内倾向新教立场的法国冉森派的主要发言人。不久前我在巴黎特别参观了他隐修其间的波•罗雅尔修道院的废墟。他的《思想录》中，有一句更著名的话，“没有上帝，人的堕落就没有意义”。笛卡尔和帕斯卡尔，是启蒙时代的两位巨人，看起来他们都高举人的思想与理性，但他们恰恰代表了两种启蒙、两种复兴的迥异。

笛卡尔被称为近代哲学和理性主义的奠基人。当年奥古斯丁挣扎于个人生命的深渊，最终从希腊哲学向着基督信仰归正，找到了人类智慧的真正归属，就是在恩典中领受上帝的启示和生命。但中世纪后，天主教会的神学倾向，开始过多的依靠自然神学来解释上帝，高举人类理性或普遍启示。从阿奎那开始，教会开始向着希腊文化掉头，而笛卡尔则开创了一个向着希腊狂奔而去的异教化的启蒙运动。最终将“上帝”变成一个抽象的、唯理主义的和泛道德化的概念，变成一个彻底希腊化的、柏拉图式的上帝。基督信仰的一元论的世界观，就是一个完整的“天父的世界”，从笛卡尔开始断裂了。从此信仰与理性、价值与事实的断裂的二元主义世界观，拆毁了基督信仰。从笛卡尔到康德，启蒙运动一路走上“理性的僭妄”，上帝的位格被一点点剥去，上帝的特殊启示被一点点轻视。所以启蒙运动和人文主义一开始都立足于基督信仰，最终却演变成反宗教的浪漫主义狂飙。当笛卡尔以“我思故我在”来论证上帝存在的时候，天地之间，人的绝对存在从此依据人自身而确立。因人的自负，恩典被取消了。就如加尔文所说，人怎样轻看自己的罪，也就怎样轻看了十字架。于是那一位“T AM WHO I AM”的、自我启示的和道成肉身的上帝，就被拉下了宝座。尽管笛卡尔仍自称为天主教徒，但他的“我思故我在”，对欧洲而言，犹如亚当吃下了第二棵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

但帕斯卡尔恰恰针锋相对，反对这种自给自足的傲慢。冉森派的主要神学立场，就是回归奥古斯丁的传统，唯独仰望神的恩典。帕斯卡尔说，“世上所有的宗教和教派都以天赋的理性为指导，唯独基督徒受到约束，要在他之外去寻求耶稣基督留下的救赎之道”。于是他在那个目中无神的时代，说出这句既温暖又令人伤感的话，人的尊严的确在乎他的思想，但“人不过是一根脆弱的芦苇”。这个著名的比喻来自圣经《以赛亚书》。“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将残的灯火，他不吹灭”。在帕斯卡尔看来，没有对宇宙中至高无上的真理的敬畏和顺服，就没有尊严可言，也就无所谓道德。没有十字架上道成肉身的救恩，一根芦苇不能自己拯救自己。因此他说，唯有基督信仰才能带来这种人的尊严和地位的确据，“因为上帝不肯在其他的宗教中显出这样的标志（十字架）来”。

文艺复兴式的反抗，太过藐视一切超乎理性之上的神圣价值，把每个人的意志摆在他自己的宝座上。接下来把国家的意志摆在国家的宝座上，就成了一个停不下来的梦魇。而宗教改革和罗马法复兴，却以更谦卑的态度，来认识人在万物中的位置。新教改革同样以最尖锐的立场，反抗天主教会的腐败和对思想的禁锢，但它的回答是，让我们摆脱那个辖制性的教会体制，回到起初的信、望、爱，回到最初的平安喜乐和敬虔的生活吧，让每个人在个体生命中与基督的“道路、真理和生命”相遇吧。西方近代以来文化复兴的真正源头就在这里。既不是以君王、国家或政党这样的“想象的乌托邦”为本位，但也不以虚假的个人主义的至尊至大为源头。

幸运的是，西方的信仰和道德传统在新教改革之后得到了保守和更新，并为这个因“非道德化”的人性张扬而带来的欲望的世代，一直苦苦的守望着。人的真正复兴要回答三个问题，人与真理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以及人与万物的关系。自由主义也好，文艺复兴也罢，缺乏对这三个问题的完整回答。文艺复兴是对人与真理的关系的彻底颠覆，自由主义是颠覆之后对人与人的关系的“群己权界”式的修补。只有新教的世界观给出了一种完整的回答，即加尔文主义或叫改革宗神学的五大要点：第一是人的全然败坏，第二是上帝无条件的拣选，第三是基督特定的救赎，第四是圣灵有效的呼召，第五是信仰者永蒙保守，经过世界的苦难，“盼望不至于羞耻”。

这五大要点的中心，就是承认人的罪性，并在个人生命和人类历史中敬畏上帝的主权，顺服在爱与公义之下。新教徒相信人性中深藏着以自我为宇宙中心的倾向，真正的恶不是具体的罪行，而是对真理的冒充。这就是《圣经》所讲的原罪，或政治学上所说的“幽黯意识”。从中可以看到，文艺复兴和欧陆理性主义所宣称的个体为尊，与自由主义政治学的“权力导致腐败”的人性预设恰恰是矛盾的。新教徒也相信上帝创造和护理这个世界，这世上有苦难，但这世上也有真理。真理就是至高的善和牺牲的爱。真理本身保证了万事的结局一定是以善胜恶，而不是“为恶所胜”。真理要没有这个本事，真理就不叫真理了。人的全部尊严和价值，就建立在这样牢不可破的对超验价值的信仰上，这才是帕斯卡尔那句话的真正含义。他相信真理是一项恩典，靠着这恩典人就可以站立，就可以宣称“纵使这世界毁灭了他，人却仍然要比致他于死命的东西更高贵”。在新教徒看来，复兴不是创新，而是恢复。人因着十字架上的代赎，恢复了人与真理的和平，从而能够恢复人与人的平等。人因着对人之上的价值的敬畏，从而领受了在万物中昂首站立，“修理看守”的使命。这就是人在万物中的位置。偏低一点，人就变得比万物更卑贱，但偏高一点，人就变成了自己的偶像。

人的尊严和价值，永远不可能凭着各种以人为本的革命、文化与运动，而得到真正的复兴。人要是找不到敬虔的理由，人就找不回真正的尊严。崔卫平的文章，把文艺复兴的呼唤与反对“拜物教”勾连起来，这是非常精彩的。但是人若坚持认为“天地之间、个体为尊”，人就仍然活在“拜物教”当中，不拜物质，就拜精神，拜的都是自己。你仍然无法摆脱价值相对主义的噩梦，我的欲望和你一样光芒万丈，你无法解释你的精神欲念的正当性，就比别人的物质欲念更高尚、更值得拥有。

复兴还是归正，启示还是启蒙

有过两种启蒙运动，一种是建立在对信仰和道德的传承之上的、苏格兰的启蒙运动，一种是反宗教的、先在审美上砸烂一切旧世界、后在政治上砸烂一切旧世界的启蒙运动。一种以人的谦卑和对神圣价值的敬畏为出发点，一种以对人的意志的偶像崇拜为出发点。也有过两种人文主义，一种是有神论的人文主义，以荷兰的伊拉斯谟为代表，他整理出版希腊文的新约，反对经院哲学对人的捆绑，主张恢复个人与上帝的活泼的生命关系。对后来的马丁•路德产生了极大影响。另一种是我们熟悉的无神论的人文主义，每个人都活得像自己的上帝，因此到最后“他人就是地狱”（萨特）。也有过两种社会契约论，一种是“圣约”下的契约，是以对超验价值的敬畏为前提的人间秩序。一种是商业合同的延续，仅仅把民主视为多元利益的妥协，这种契约论或宪法观本身就默许了背约的正当性。今天的中国，也有两种自由主义，一种是经验主义的，因为对世俗政治及其哲学背景的绝望，像顾准那样“从彻底的理想主义到彻底的经验主义”。一种是超验主义的，相信“天赋人权”的背后有终极的神圣价值，那才是一切正当性的来源。今天的中国也有两种文化保守主义，一是保守本土价值的保守主义，一是保守人类普世价值的保守主义。用刘军宁先生的话说，就是更新文化，“让普世价值在本土传统中扎下根来”。这是一种值得赞许的中庸之道，也是我所理解的他呼唤文艺复兴的本初意义。但“文艺复兴”一词，却不足以涵盖他的基本诉求。

不错，新文化运动的确是一场夭折的文艺复兴，高举普遍意义上的人的结果，是高举出某一些人。仅有德先生和赛先生，不能带来复兴。真正的复兴，是三个“R”，一个都不能少。没有宗教信仰与道德根基的复兴，没有一种敬畏神圣价值和宇宙秩序的法治精神的复兴（而不是立法崇拜和立法复兴），个体与人性的张扬，只会成为一个单向度的、可怕的词。没有敬畏感的多元主义，任何一元都可以弱肉强食、成王败寇。今天，肉体与眼目的欲望充斥了包括未成年人在内的整个社会。我们不能仅仅因为个体尊严的启蒙，尚不能在政体上得到回应，就继续无限高举人的价值，而看不到神圣性在一切事物上开始撤离之后所产生的恶果。以“经济”一词为例，这个词最初源于“圣经”中的希腊文，意思是一个按着善的价值进行管理的团契，也就是神的家。英文的“经济”一词最初出现于修道院的团契生活中。它的核心原则就是彼此相爱。而“启蒙”几百年后，今天的“经济”变成了只和价钱有关，和价值无关。法律的权利话语也是如此，无限上升为我们认识人与人关系的最强势的话语。当我们在一家餐馆坐下来，我们就立刻坐实了“消费者与经营者”的关系，我们的思维方式被这种关系彻底洗脑，人与人最初的爱的关系，开始被一个以人为本的话语体系彻底阉割。

今天，有两种启蒙和复兴摆在我们眼前，一种是继续以人为本的老路，一种是向着神圣的价值归正，谦卑的领受启示，而不是傲慢的自我启蒙。重新找回对生命、道德和秩序的敬畏。以人为本的个人主义，是一种最彻底的实证主义，使我们无法看清人在一部宪法中的位置，也无法看清人在一场婚姻中的价值。人无法和永恒建立起生命的关系，人就没有终极意义上的平等、自由和尊严。当一个只能活70岁的人山盟海盟，说我永远爱你，就像一座只有70年土地使用权的房屋，法律说它的所有权永远都是你的。这两个“永远”到底是什么意思，难道我们的爱人就像我们的国家一样，哄我们到死？人的尊严和人的复兴，必须要能回答这个问题。真正的文艺复兴是帮助我们建立这种关系，而不是砍断这种关系。否则就世界而言，我们被釜底抽薪；就我们而言，世界也被釜底抽薪。

2007-1-23于成都大学

此文应《南方周末》关于“文艺复兴”的约稿而写，因谈及宗教复兴而未能刊出。

第五辑 信仰与中国复兴

谢谢各位，谢谢南航和《云中往来》的邀请。最早预备这个题目时，我不知道是否可能引起大家的共鸣，经过前几位主讲的发言和讨论，我很高兴看到广州知识界的朋友们都在关注道德、公义和信仰的话题，不管我们的观点怎样不同，但当我们说到“复兴”时，道德与信仰都正在成为关键词。

早先刘军宁老师倡言“中国需要一场文艺复兴”，我写过回应文章，谈到宗教复兴。今天也很感恩，有机会排在刘老师之后，让我继续来延伸这个话题。

我很同意刘老师“从改革到改制”的提法。茅老师一开场就提到1840年。其实从1840到1989，我们看见这150年，中国人每一轮寻求复兴的努力，最后都是悲剧收场。那么今天又过了快20年，民间的人财物都开始鼎盛。奥运之后的中国，到底是迎来又一次的复兴机会呢，还是我们还要经历又一次的反复。刘老师的说法是“改制”，我的说法就是八个字，“改革已死，宪政当立”。这就是复兴的开始，是未来2、30中国的主旋律。

什么是复兴

以圣经的观念看，首先“复兴”关系到生养和治理。《创世记》记载神创造人类之后，“就赐福给他们，又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这就是说，不生养一定不复兴，光生养不治理也不复兴。我结婚10年都没要孩子，原因很多, 但最主要的，是我不能确信一个族群在大地的延绵到底有没有终极的意义，所以十年都挣扎在这个题目上。但是，一个知识分子自称关注未来和中国的制度转型，关切政治、法律诸问题；与此同时，自己却不愿在这个国家要孩子，也不敢在这个国家生孩子。这里面个人生命与公共志向之间的断裂，实在可想而知。但感谢上帝，在2007年使我终于有了一个孩子，所以我跟“复兴”这个议题才有了真实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