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话又讲回来，近几年这方面比之以前好多了，现在搞政务公开，搞“一站制”，都是为了改善这方面的弊病。记得几年前，我们几个人在美国租车开到加州大学参加一个座谈会，待到会议结束，却发现车钥匙丢了。那时已经天黑，回到所住的宾馆还有好长一段路，大家急得团团转。大学方面接待的人帮我们给警察打电话，我们都很奇怪：车钥匙丢了警察也管？等我们打完电话回到车子旁边，警察也来了。警察告诉我们两个办法：一是将租车公司的地点告诉他们，让他们开车去拿备份钥匙；二是他们找车送我们回去，剩下的事由他们解决。我们听了非常感动，但事情的解决却很圆满，也许是警车的车灯特别亮，我们将掉在车边的钥匙找到了，大家欢呼起来，警察也为我们高兴。回程的路上大家在谈论：我们的国家虽然也有写着牌子“有困难找警察”，但如果你的车钥匙丢了，你找警察看，不被训一顿才怪呢。但这两年不同了，温州就有关于有人将钥匙忘在家里，找警察帮忙的报道，警察帮助解决了问题。这是一大进步。
话说远了，现在再回到温州的干部下海这个题目上来。温州的领导干部下海徐国林是第一位，大约是1993年底。当时他担任市委常委、宣传部长。批准我“下海”时他还找我谈过话，不久他自己就“下海”了，在当时的机关里引起了不小的震动。他做了房地产，也做了期货公司，还是我们外商房地产投资协会的会长，又是我的顶头上司。他能讲，会写，发表过散文。可惜上天未假他以年岁，几年就去世了。
接着徐国林的是邹丽华，时任温州人民检察院的副检察长，一位很能干的女同志，现在是名气很响的新湖集团副总裁。再接下去的人就多了，如市委宣传副部长季树才，市委秘书长叶正猛，永嘉县委书记谢炳清，以及前任副市长吴敏一，林培云等等。而且除邹丽华外这几位我都比较熟悉，都是很能干的人，如以从政办公是“文”，从商经营是“武”这一概念来说，他们个个是文武全才。
话又讲回来，也不是每个文武全才的干部都会下海，我的朋友王成云曾任温州市副市长，现在是市政协常务副主席，他就没有动过下海的念头。要说文武全才，他是拿得起放得下的角色。在大学里他学的是冶金专业，又在温州冶金厂当了好多年的企业干部，对企业非常熟悉，企业界的朋友也很多。但他又在政府区长、县委书记、副市长等位置上任职多年，从政经验也非常丰富。那一年，他担任副市长仅两年多时间，干得正欢，还未届满，突然调任政协副主席。人们为他抱不平，以为他会拂袖而去，下海办企业了。但他真是做到了领导叫干啥就干啥，在政协副主席的位置上仍旧干得很好，受到大家的赞扬。我与他是多年的老朋友，那关系真是君子之交淡如水，平时几乎不相往来，一旦约在一起，又可以无话不谈。他还没有架子，逢年过节常送点土特产给我，而我总是照吃不误，并且从不回敬，免有拍领导马屁之嫌。他有个理论：国家待我们干部不薄，虽说工资不高，附加值却不低，有车子、有房子、有手机，还不时能出国考察什么的，不好好干对不起国家与老百姓。企业我很熟悉，也能办起来，但那忙碌劲，还有担风险时的提心吊胆我已经不习惯了。不能只看和尚吃馒头，也要想想和尚求戒……真是人各有志，思维方式不一样。风气一开，温州干部就更潇洒，合则干，不合则走。据说副市长吴敏一原来被看好为市长候选人，社会上也有这么认为的，他年纪轻，学历最高，工作也有干劲，他自己也希望在一个更高的平台上施展自己的才能，为国家也为温州做出更大的贡献，所以当一知道下任市长候选人不是自己时就走人了。这么做于国家，于他本人可能都是好事。如果他仍旧在原职上，他可能就会有怀才不遇的感觉，心情会压抑，甚至还有可能影响了工作，甚至影响了整个温州的建设与发展。这么一走，他就可能走出了一片新天地。
我的一家房地产公司的合伙人叫马绍华。马先生的原职是温州军分区后勤部副部长，上面部长空缺，这说明他一人顶两职没问题。大约因年纪关系，这部长已经升不上了，遂萌发了退意。他学的是工程，哈尔滨建筑工程大学毕业的。温州机场建设阶段，他就被市政府借过来搞机场筹建工作，分区的营房工作又离不开他，只能借一半，即一半时间在部队，一半时间在机场管工程，如果他转到城建的哪个局，都会受欢迎，何况他夫人现在还在市政府副秘书长任上。但他自己喜欢搞工程，不愿意再扯到官场人事的复杂关系上去。他们夫妇与我都很熟悉，我就请他来担任房产公司总经理，他从分区提前退了休，自己又拿出积蓄并向亲友借钱投入项目，同时成为公司的股东，他把部队的作风带到公司来，管理得非常严格。我们一个六万平方米的小区工程，从开工到竣工一共只用了一百八十天，在当地创造了一个记录。他干得很开心，但也有我初“下海”时窝心的感觉，想得太天真了。搞房地产面对那么多的主管，要盖那么多的橡皮图章，弄得人头晕脑胀不说，有时候会被卡得莫名其妙的。举个小例子，我们的工程在外省的某个城市中心，不免要占道施工，便向交警队交了费，领取了占道施工许可证。但每当石泥沙运进工地时，又常常被交警连车带物扣住了。他发火了，拿出部队首长的架势，就跑到交警队去与他们吵。吵过了放行，第二天第三天又扣。他不懂“卡拉OK”，人家卡你，你要拉他，然后大家OK，他不去拉，次次去吵。后来才知道，人家卡的目的是想将石泥砂的生意拉给自己的亲友做。马部长的倔脾气上来了，我反正是守法经营，卡一次吵一次，对方终于被镇住。生意没拉成，车也不敢再扣。但马部长在当地的关系便有点僵。他无可奈何地摇头：“这个社会风气！”
我开酒店的合伙人叫陈建国，原先是公安局的刑警大队副大队长，为人精明强干，很有经营头脑。他和马部长一样，都是文武全才。他的下海与马绍华又不同，可谓“蓄谋已久”，在工作之余就动脑子搞第二职业。在温州，光凭警察那点工资会过得很窘迫，但他于穿着上及居住条件上很讲究，有自己的品位，你想过好日子，又不愿意受贿什么的，你就动脑子自己干。办酒店也是他先想到的，来找我商量。我于酒店有兴趣，但嫌酒店管理繁琐，他答应由他全权管理，于是一拍即合，合作投资。酒店的规模比较大，三十一层高，七百多位员工，搞业余就不可能了。他毅然脱了警服穿西装，从装修到开业以后的管理全自己来组织，并且搞得井井有条。开业之后一年时间就评上四星级，温州至今没有五星级酒店，四星算是几个最高级别的酒店之一，可见他的管理与经营才能。而我这个董事长什么都不管，什么都不用操心，忙时连酒店都不走，闲了到酒店吃餐饭、睡一宵，是个不管部部长，又像无所任大使，显得挺潇洒的。但我在酒店经营中所学到的社会知识，却是做其他行业都无法得到的。我们酒店分客房、餐饮与娱乐三大块。客房中又分行政楼层、普通楼层和女子楼层、餐饮中分中餐厅、西餐厅和桑拿，同时还有健身房、台球室、投影厅等等。光用餐可以同时容纳一千多人。消费者打秋风的，“卡拉OK”的，每天发生的趣事、逸事、尴尬事和气事层出不穷。也可以写本《闲说大酒店》，不过这与本节无关，只是题外话。
我与温州的“下海”干部合作得都很成功，于是在外地也想照搬这经验。我与一位朋友在外省市有一家房地产公司，聘请了一位当地原任区委副书记的干部来任公司执行总经理。但他没有想作股东的意思，也不准备担风险，虽然是他受处分，最尴尬时来找我们收他的，但一年未到，另有更好的待遇，便“白白”走人了。人往高处走，水向低处流，我们也理解，总觉得这种风格与“下海”温州干部不同，只有短期的目标和作为。
以上说的都是机关干部，还有一种是企业干部，企业干部下海一种是辞职，一种是公司的改制。辞职出来的企业干部往往做得比机关下海的干部更好，因为他们原先在管企业，有一定的经验，只是嫌官办企业限制太多，无法施展自己的才能，同时也无法赚大钱，所以要下海。他们下海之后手笔更大，做得更好。如我的两位好友，策划了一个工业园区，很快便会上马。我曾在此章对他们做了一番描写，因为他们很有个性，描述起来容易出彩。可前些天见到他们，方知手续尚
未办清，现在是利用业余时间策划，我只好将已写的删去。但他们下海是迟早的事，当个自由自在的个体老板，总比当那个左右掣肘的国营经理强。
陈定华原任国营的中亚集团副书记、副总经理，并兼下属的温州花园大酒店总经理。他便是辞职下海的，先以自己的房产抵押，承包了花园大酒店。承包前，花园大酒店每年交给中亚集团的利润不过百来万元，他的承包额度是每年300万，政府是赢了。但陈定华知道他同样能赢，在国营体制下，酒店冗员太多，有的出勤不出力，承包之后他大刀阔斧，裁员几近一半，加之其他严格管理，营业额与利润同步增长。他又以此为契机，再承包了规模更大的顺生大酒店，再接着向房地产业进军。经短短的几年功夫，他已经拥有上海、安徽、江苏和温州的好几家房地产公司，并于2003年以8500万元的拍卖价，成为顺生大酒店的老板。他是抓住了天时，利用了地利，并拥有良好的人和。我与他合作过项目，早几年前就曾经预言，他是属于能成大器的温州企业家之一，果不其然。
喜欢给自己打工的温州人
老板是温州成年人中的主要群体，温州的繁荣及其在国内外的影响力，是由这个群体造就的。这个群体人数众多，年龄跨度又大，是我闲说的重头。先来说一说温州老板的类型。
早些年在深圳有这样说法：树上掉下个椰子，砸到十个行人，有九个是总经理，还有一个是副总经理。深圳的行道树有好多是椰子树，这句话指的是深圳的经理人之多。还有一句话形容我们国人从商的热潮：十亿人民九亿商，还有一亿待开张。这两种讲法都很形像，当然也是夸大其词，但对温州人来说，“十个人中九个是老板，还有一个准备当老板，”这话并不怎么夸张，如果按人口比例来计，可以说温州的老板绝对是全国最多的。
老板按《辞海》的解释是：旧时称商店、工厂的所有者；又佃农称地主，雇工称雇主，亦叫老板。现在，这个老板的叫法似乎还在扩大，机关中许多人把自己部门的领导都叫做老板了。虽然媒体发表文章批评这个现象，但好像干部们并不以为然，仍然这么叫着。不过我这里要说的老板是指前者，你开有商店、工厂、公司，你就是老板。
照说股票的拥有者也是老板，你拥有这个公司的股票，你便成了这个公司的股东。可不知为什么，炒股票的人不认为自己是老板，旁人也不会认为炒股票的人是老板。我父亲炒过股，我妹妹也在炒股，两人经常在电话中讨论、交流炒股心得，却从来也没有让我们有老板的感觉。如果是股东，这个股东不好当，自己没有主动权，常常被套住。他们是小本经营，套住了便转不动，电话就少了。我们的股市似乎还不成熟，再说我也从未炒过股，根本不懂股票和股市，也不知从何说起。
老板有大有小，大的如“正泰”的南存辉、“德力西”的胡成中他们，年营业额在几十个亿，个人所得税也成百万在缴交。小的如开个理发店、杂货铺，夫妻俩自己进货，只雇一两个营业员，你就是小店的老板。而在温州人的概念里，无论大小，都希望自己做老板，做老板是他们的目标，因为做老板和当雇工的感觉不同，是两码事。
现在有些干部说自己在政府打工，这话虽然没错，但说的人未免稍稍带点自豪的成分，因为你只对你的顶头上司负责。你对许许多多来找你办事的人来说，你都是老板的感觉。你可以将他们吆喝来，吆喝去，你高兴的时候马上把人家的事办掉，你不高兴的时候可以拖着不办，特别是你在权力机关，你的感觉会更好，人家来办事的未开口先献笑脸，然后小心翼翼地跟你说话，生怕惹恼了你，事情就办不成了。你也许会说现在政务公开，有些事情规定多少个工作日办完，这话虽然没错，但不办完你有很多理由，而且全市惟一的办这件事就要到你这里，要卡也就会卡在你手里，谁敢得罪你。有时你还可以去下边的企业、个体户处打打秋风，你在中午十一点去人家那里检查，人家不得不请你吃饭，酒喝多了开个房间让你休息，或许让你去洗个澡，做个按摩什么的。走时带点什么土特产、工艺品也没事的。只要你不收钱，不过分，我们的老百姓都很好说话。你的感觉不是打工，还是老板。即便你对你的顶头上司，你的感觉与真正打工的还不一样，你只是在工作上听他安排，他可以批评你，但他没权利开除你，因为你捧的是铁饭碗，你还可以要求换个地方，或在干部考评时，面对组织部门，你告你的顶头上司一状，出口恶气。所以我在前面的文章中提到过，老百姓不能真把自己当主人，否则吃亏大了。
但是，如果你是真正意义上的打工者，你说话的情况就大不一样了。你的生杀大权在老板手中，老板规定你几时来，做什么事，你就不能违背，否则就要准备走人。而温州的大部分人是很难找到工作的，我在前面说到过，因为政府不在这里办大企业，不搞大规模的基础设施投资，而当干部能有多少岗位？温州人只好自当老板，哪怕当个小小的老板也比打工自由。如我有间小铺面，租给一位文成县来的人开杂货铺，他们夫妻从早开到夜里，反正吃住都在这里，门开着就是，但有时也关上门，自己给自己放假一天，老婆回乡下娘家看生病的父母，老公就偷闲打个牌什么的，顺便进点稀缺的货色。当老板忙乎是心甘情愿，但也相对自由，温州人生性活泼，爱好自由，又有这种许多年形成的概念，所以大都愿意自己给自己作主，哪怕是当个小小的老板。
可惜我找不到温州人当老板和打工的具体数字和比例。但我们可以这样来分析一下：我在“中国的犹太人”一章中已说过，除少数外，温州的青壮年人中一半左右在外地或外国，这部分人打工的很少，有也是短期的，自己开店办工厂是他们的目标。留在温州的人怎么样呢？就连开出租车现在也大部分由外地人开了，如果温州人自己开的话，那人可能就是老板。因为那车是他自己的。一般他们自己开白天，让外地司机开夜班，下午六点交班，所以你在下午六点在温州就比较难叫出租车，因为他们的车要赶去交班。我的一位邻居就是这样的老板，他买了两辆营运车，一辆完全租给人家开，一辆自己只开上午半天，还可顺便送小孩去上学。下半天和晚上租给人家用，收固定的租费或叫承包费。他自己下午睡一觉，看看报纸，晚上找人一起打打“双扣”（一种扑克牌的玩法），日子过得挺滋润的。你别小看他，他是小老板，身家三百万元的富翁呢！温州现时一辆车的营运牌照要七八十万，加上车价有九十多万。这个价格不是我随口说说的，最近一次拍卖，从九十三万到九十七万元的价，逼近百万。他有两辆车外加一套住房，身价不低。
我居住的大楼底层有个理发店，那是我隔三差五要光顾的地方。大楼是我们公司开发的，住户大都认识，这理发店的老板夫妇也不例外。女老板本身是位理发师，再雇了几位洗头工，洗头工吃住都在店里，男的便负责采买和烧饭。据他们自己说，好时一个月下来扣掉费用可剩万把块钱，差时也有五六千，这个数字比之打工要好多了，他们也就安心地干着，不久前还在近郊买了一套二手房。这种老板省心省力，花个几万元就可以做了，当然，如果铺面也是自己的，那便要几十万元。
代理品牌开店也是当老板的方式之一，在温州，代理品牌的人还不少。你的“红蜻蜓”、“美特斯·邦威”、“高邦”或者“夏蒙”等等，都很有名气，是全国有影响力的品牌，我在某个省、某个市、某个县来代理你的品牌，开个专卖店或连锁专卖店，我借你的品牌做生意，你依靠我来扩大你的市场占有量，相互依靠，各得其所。有段时间，“高邦”服饰的老板朱爱武就称自己是“八一”老板，在全国各地，八天就出现一个“高邦”连锁专卖店，而且越开越多，从北京、上海开到省城，再从省城开到市、县。全国两千多个县，一个县不只一间专卖店，这队伍有多大可想而知。温州的知名品牌又多，像“正泰”、“德力西”这种集团公司，之所以能做得这么大，销售额这么高，就靠这种代理商，这是他们的营销网络，几乎每个大公司都有这种营销网络。现在这种网络有向国外蔓延之势，与此同时，有些人开始代理国外的品牌了。
这种代理品牌的老板也有大有小，如果实力强的，代理某个省的经营权，你就是一方的诸侯，如我的一位年轻朋友胡晓武，代理的是“红蜻蜓”的新疆经营权。新疆地域大，还可做边贸的生意，将货物远销中亚四国，生意做得很大了。去年夏天我携太太和我小妹妹到新疆玩，他派了一个司机和一辆车全程跟着我们，还与他的新疆各地的朋友联系好，在石河子、阿克苏、吐鲁番等城市，都有他的朋友盛宴招待我们。他送给我们的吐鲁番葡萄、达尔曼的香馕，至今令我太太赞不绝口。他的实力可以略见一斑。
如果所取得的代理权仅仅是一个地区或一个县，甚或是从代理商那里分个连锁店来做，那实力就大打折扣了，这个老板就不容易做大。这种代理品牌的老板，我称之为老板队伍中的地方守备部队。有了他们，温州货才走遍温州的山山水水，延伸到每个市县。
开工厂当然是很传统的当老板方式，温州又是靠家庭工厂起家的，这种老板在老板队伍中的比例相当高。但办工厂的方式也不尽相同。有种人，稍微上了点年纪，不大想冒风险，自己又有某方面的技能，就办个小工厂，如摆放几台冲床、线切割机床什么的，代人加工零配件，自己既当老板又兼技工，雇一二位助手，坐山门“老等”，总会有人送图纸过来加工的。没有技术科，也不需要营销部，但这种老板仅仅比打工好一些，日子过得无忧，又能让自己作主，做的人还不少。
我的一位贴隔壁邻居，当的就是这种老板，他开的是汽车美容店，现在温州人汽车拥有量很高，洗车、理车、美车的市场大。他是当司机出身的，这方面又内行，便开间店坐山门老等，生意挺好的。
如果是温州的大路产品或传统的工业品，做零配件也可以做得很大。比如打火机、眼镜、小商品等等。这些产品温州人的市场占有率非常大，出产的数量、品种非常多，而且生产的性质也已经托拉斯化了。你做打火机壳，我做电子配件，他做点火部分等等，然后由一家厂总装并出口或推向国际市场。虽然牌子是总装这个厂家的，如很有名的大虎打火机。但做配件的并不一定小，有的人同时替十几家打火机厂生产配件，这老板也算挺大的了。温州有位作家叫吴树乔，他就是做打火机配件起家的，后来做眼镜。这两种产品在新时期的温州都是传统的产品，在全国乃至世界上的市场占有量都很大，做这个行业也可以做得很大。
民兵、集团军和多国部队
温州以前有“一村一品，一镇一业”的讲法。指的是一个村基本上都生产这个产品，一个镇都搞这个行业。如苍南金乡，大都生产商标或标牌；宜山，由“平阳布”发展到大都生产晴纶衫；平阳萧江，大都生产塑料编织袋；瑞安塘下搞汽摩配件；场桥生产羊毛衫；湖岭做眼镜；永嘉桥头生产钮扣和服饰等等等等。一般是有人组织，有人领头，家家户户摆机器生产。有人负责进原料，有人负责销售，大家都是老板，又各自不能独立，必须相互依靠的。
这种老板随着行业的崛起而崛起，随着行业的衰落而衰落。但在温州，衰落的似乎不多，因为他们生产的大部分是老百姓日常生活需要的，虽然产品档次不高，价格却很低廉，外地同类产品几乎无法与之竞争。所以他们这种集体老板也在继续做下去，可以说这是老板队伍中的民兵。他们分散开来有的可以说是老板，有的只是独立劳动，合在一起的时候力量是巨大的，有可能让“敌人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中”。
我的老朋友陈钏进，原先是温州标准件厂厂长，后来自己开标准件的销售店，再后来就替他外甥打工，管理外甥公司下属的一个眼镜配件厂。温州人就这样，名分不要紧，赚钱要紧。配件生产做大以后自成一个独立厂，既为外甥生产配件，也为其他公司供应配件。工厂工人上百人，不算小了。去年他家搬新居，邀请我们这些老朋友聚餐，并准备了从100度到300度的老花眼镜让大家自己挑，这些老朋友个个都有点老眼昏花了。正因为温州的产业结构形式，温州产品的市场占有力越来越高，竞争力越来越强。一个工厂做一样零部件，专业性强，质量就会好，成本就比较低，然后由一家厂装配产品，比之那种小而全的工厂的产品质量高的可能性就大些。现在温州的产品除打火机、眼镜之外，尚有如制笔、制锁、制鞋、制小商品等等，基本上都形成了这种托拉斯。并且各有自己的行业协会，老板也随之被称为某界
或某业的老板，如“眼镜界老板”，“笔业老板”等等。这部分老板是温州老板队伍中的方面军。
主力部队当然是那种有自己的生产基地、自己的知名品牌、自己的营销网络的大公司的老板们。全国民营企业五百强中的二十四家温州企业不用说，老板都是全国知名的企业家。还有些行业的全国百强或两百强企业，也是规模很大的厂家或公司，如制锁业、制笔业、制衣业、制鞋业等等，温州企业都在一百强或两百强中占有一定的比例。那公司的老板与前述的二十四强一样都是大老板。但从主力部队来说，有些企业在内销的排名上很难说老几，但在外销出口上的排名高高的。如我所认识的东艺鞋业有限公司的老板陈国荣先生，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东艺”皮鞋在国内的知名度不及“康奈”、“红蜻蜓”、“奥康”等等，但他的“东艺”以出口为主，在国外有很高的知名度，一年的外销额达到五千万美金。又如“华士”西服、“法派”西服也是如此，他们为国家争取了不少外汇。
有的老板没有排上名，因为涉及的行业多，在某个行业排不上名，但总体实力很强，如“神力”集团的老板郑胜涛就是如此，所以会被选为温州总商会的会长。又如“三虎”公司，既做房地产，又做搅拌混凝土，还做北极新秀内衣等等，涉及面也很广；还有如赵章光，由“毛发再生精”起家，现在涉及房地产、制药等行业，做得也很大。温州诸如此类的公司不少，他们也应当是主力，可说是集团军。
还有的老板既没有排名，知名度也不高，但他们正在悄悄地崛起，比如在全国各地办市场的温州人，搞房地产开发的温州人，承包大企业的温州人，开大酒店的温州人等等。他们榜上无名，也不愿意宣传，但实力绝对是很强的，否则也做不成这么大的事业，平阳老板林圣雄先生便是一个范例。
林先生是平阳昆阳人，做工程起家。我不知道他的年龄，从他评上“全国十大杰出青年”的称号可知他非常年轻。前几年我还不知道有这么一个大老板。2003年世界温州人大会期间，温州电视台做了一个谈话类专题节目，我与他均是应邀参加的嘉宾，一同坐在台上，方知道有这么一个人。不用在这里谈他的业绩，只说一点：他要在全国办一百所希望小学，到去年已经办成了七十多所。也就是说连续十来年，他每年对教育的捐款都在百万元之上，实在是功德无量！写到这里，我找出了他的名片，方知他还是全国十届人大代表。
可怕的是如林圣雄先生这般的企业家散布在全国各地，星星点点，并且大都籍籍无名，你不知道他们的数量，更无法摸清他们的底细，只有在某日他们中的一位突发奇想，有了一个令世人瞩目的大动作，他的财富或是能量才如冰山一样浮出水面，让我们整个温州大吃一惊。
我这些年边做边玩，跑遍了全国三十一个省市，信息量是相当大的，遇到的温州企业家不少。有在某市或某县是荣誉市民，有在某市担任名誉市长，至于挂着政协委员、杰出贡献的企业家等等衔头的人更不少。这是笔巨大的财富，却不为温州所知，他们可以称之为老板大军中的地下工作者。
我认识一位在西北养蜂的温州张老板。一般养蜂人是不会被人称为老板的，大家都知道，养蜂非常辛苦，蜂随蜜源走，养蜂人便要风餐露宿。在野外，吃不好，睡不好，也不可能穿得好。有时忙得胡子不及刮，一张黑炭似的脸，演张飞李逵不用化妆，人家不把你当成乞丐已经是很好的了。但张老板近几年连续承包了西北几处的几个蜂产品厂，每年的产值论亿的，不称老板称什么？与张老板异曲同工的几位瑞安农民，在黑龙江承包了近四万亩的农田搞种植与粮食深加工，不称老板称什么？我在山东淄博莱芜一带坐着汽车转转，看到一个大烟囱，问陪同的一位副市长，这是水泥厂吧，他说是，你们温州人承包的，年产多少多少万吨；又看见一条高烟囱，这是陶瓷厂吧，他又说，你们温州人承包的；又看见一处大水面和旁边的大片农田，用铁丝水泥桩拦着，我说这个农场挺大的，他说是，你们温州人承包的，立体生态农业园区……这些承包者应当也是不小的老板。山东的一位熟人见了我直摇头:你们温州人无孔不入，“太可怕了”。他们认为“可怕”的老板，都是老板队伍中的生力军。十几年前，我们在写《遥望温州》时曾提到，“温州人会有一天承包全中国”。当然，这仅仅是一种豪言壮语，但说全国各地都有温州人在搞承包，这已经成为事实。从小水塘、小山包，到数万亩农田；从小商店、小柜台，到整个百货公司；从小部门、小车间，到整座大工厂，都有温州人在搞承包。
有时，温州人的胃口也实在太大了，譬如有人承包楠溪江一整条江的水面，几十公里长，范围太广了。打渔的、捕虾的，私人管不过来，承包便成了问题。还有承包整片山林的，几千上万亩，水果成熟了，有人来哄抢；林木成材了，有人来盗伐。还有的辛苦了几年，眼看着有收获了，当地的政府也眼红，变政策了，提高承包条件，不从就设卡，经营不下去了。这种情况时有见报，可见承包的老板比之传统意义上的老板难当。
在世界各国做生意的温州人，只能称为“多国部队”了，虽说这个部队比较复杂，却也可以分类。这支老板队伍人数有数十万，从事的行业却不多。餐饮业是大头，其次是进出口贸易，接着是皮革箱包和服装鞋帽业。除这四个行业之外，其余的便是散兵游勇，老板的人数便少得多。如我有熟人在巴黎开首饰店，在纽约开礼品店，在多伦多开工艺品店，还有办麻将馆、洗衣房、中文学校、针灸诊所等等。
温州的老板五花八门，一时也说不清多少，“十个温州人，九个是老板，还有一个准备当老板”之说虽然有夸大之嫌不甚确切，离事实却也不远了。
“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这是许多外地人对温州人的评语之一。确实，温州人并不高大威猛，也不大会豪言壮语，有的还现出一种木讷猥琐的神情来，往往会将人们的感觉引入歧途。一旦他们做出了大手笔的事业来，一如我前面提到的张老板和在北大荒承包几万亩农田温州农民，便会让人大吃一惊，所以会有这样的评语。
游兵散勇与鲶鱼效应
房东当然也是老板。温州人不大爱炒股，却爱炒房。炒股费时费力，还要冒很大的风险，并且需要一定的知识。炒房省力省时。不是有句顺口溜，与我前面提到过的“四大傻”属姐妹篇，叫做“四大背”（背时的意思），“炒股变股东，炒房变房东，泡妞成老公，练功练了法轮功。”炒房变房东，不管怎么样房子总在，一时卖不出去可以出租，也可以自己住，炒股变股东就麻烦了，可能你手中的股是垃圾股，会一文不值。所以温州人中股民不多，而炒房炒得杭州、上海这种大城市的房价都叫温州人给炒上去了。有消息说去年海南博鳌拍卖十六幢海滨别墅，都是开论坛会时外国元首住过的。价格每幢由几百万到一千多万元不等，大多数由温州人买走了。开始时还不知道，因为有些是北京公司过来买的，后来一打听，这些北京公司是温州人在北京开的。
房东老板也是不等的，工薪阶级省吃俭用，积蓄个几万元，去偏远的地方买个总价二十多万元的房子出租，用租金来还按揭款，他也当了老板。如前面所说的用上千万元买一幢别墅，交给酒店管理，租给来博鳌的大款游客居住，也是房东老板。但最多的是花个几十万到百把万元，在杭州或上海买套房子或写字楼出租，拿租金来补贴日用。候到房价飙升，就出手卖掉，再去买一套来。在温州这样的房东老板不少，而且大多是女的。老公做生意办公司或搞实业办工厂由他做去，自己拿钱炒炒房，既赚钱又轻松，我太太就炒过房，但似乎没赚多少钱。
我说过，温州的文人心眼活，报纸的编辑从广告和消息中看到了商机，就组织“购房团”，带他们到上海、杭州，如今又去武汉、成都、重庆等地去购房。譬如《温州晚报》的购房团最活跃，举着旗子，大都是由中年妇女担纲，到哪个城市都很抢眼，中央电视台还发了消息。这一炒作便麻烦了，本来是个别的、静悄悄进行的事变成了沸沸扬扬，一些城市便认为房价飙升是温州炒房团惹的祸，开始遏制炒房了。如上海，定出房子未造好之前不许转手；有些城市规定二手房不可按揭等等。其实他们不知道，偌大的国家，温州人有多少？能掀起多大的浪？温州人的炒房仅仅是起一种“鲶鱼效应”而已，对房产市场的作用是促进，不应该遏阻的。
什么叫“鲶鱼效应”呢？卖鱼的人，特别是长途贩鱼的人都知道，也许他们不用这个词。一船舱的鱼或一大车的鱼，譬如说鲫鱼吧，在运输过程中主人往往会在里边放上几条鲶鱼。鲶鱼无鳞，黑黑的，嘴边有触须，生命力特强。长途运输过程中那些鲫鱼会昏头昏脑，很容易泛白，鲶鱼却会东游西窜，将一舱死水搅动，鲫鱼们便也兴奋起来，摇头摆尾，运到目的地还是活蹦乱跳的，否则便有可能是死鱼一堆。这就叫“鲶鱼效应”。
温州人的炒房在整个房地产市场所起的作用便是鲶鱼效应，很有必要。多年做房地产行业，我深知个中道理，如我在山东的房地产项目就给我这种启示。山东的中小城市房地产市场并不活跃，我们所造的小区是全部竣工验收之后推向市场，人们才来挑挑拣拣的。一套总房价才二十万元左右（即每平米一千多元），有的人手头已经积到十八万，还是不敢来买。按揭？万一还不出钱不是房产要让银行收走吗？人们疑虑重重，说明市场一潭死水，直至去年才有点激活，我们的小区便卖光了。如果有温州人去炒一炒，市场会整个激活起来，要知道房地产是支柱产业。
前面说的这些人都是自生自灭的小老板，有的为养家糊口，并填补了市场的空白点。有的又是玩票，可以做时就做，不能做时就罢了。这些老板抗风险的能力不强，人数不定，有的可能今天是老板，明天又得去找工做了。也有的自炒房开始，后来自寻地块建房，成了真正的房地产商。这些老板我称之为老板中的散兵游勇，但老板队伍中少不了这批人，并且数量还不少，起的作用也很大，那就是所说的“鲶鱼效应”。
温州老板也不好当
话又说回来，有时，这种评语也应从反面来理解，特别是在温州本地。有的老板开的是奔驰、宝马，戴的是伯爵劳力士，穿的是BOSS，范思哲，一副大老板的派头。说不定他的目的是为借到钱，或者做给债主看的。某一天，突然他的企业关门大吉，他自己也随之影迹无迹了。前些时间，奥利士制衣公司，仕登制衣公司的突然倒闭，便在温州引起了不小的震动。他们是大公司，媒体有连篇累牍的报道。欠的是银行的钱，虽说轰动，社会的影响不大。有的公司搞集资，社会上的许多人将自己的辛苦钱都放进去，为的是要点比银行高的利息，结果连本金都没了。比如2003年轰动温州的东方集团公司非法集资案，在温州沸沸扬扬。老板名叫苏方中，是温州崛起最早的一批企业家之一，为人精明能干，有一定的知名度。这个集团公司在温州拥有东风家具厂、东风城市信用社等企业，又在深圳搞房地产，建了一幢几十层的中南大厦。资金不够了，便搞非法吸储，温州的一些退休老干部都将自己的积蓄存到他们那边。结果这个公司破产了，苏方中也被提起公诉。那些老干部奔走呼号，也是无可奈何，只能按照法律程序解决。公司破产后有多少资金回笼，债主按各自比例回收，据说只能拿到原值的二三成而已。
在这方面我也吃过一个亏，一位老朋友、老同事来找我帮忙，替他的儿子担保一笔小额贷款，二十万元。这朋友的儿子开一家童装公司，还有一点知名度，在上海、温州都有门市部，还代理法国的一个服装品牌。我便替他担保了，结果他儿子两夫妇突然失踪，留下一堆烂摊子和一屁股债，我只能帮他还了这笔贷款。苦的是他手下的员工，据说都有集资，他们这一走，员工们都傻了眼，只能搬一些下脚的童装回去，又卖不了几个钱。早几年，在温州颇有名气的法国鳄鱼代理商郑建武也是如此突然消失，留下一摊债务，其中有不少是他的亲友借给他的，这也曾是街谈巷议的话题。
负债率过高的企业，一旦遇上不测的事，就很难运作，无法抗御风险。我估计，“非典时期”又会有些企业受到影响，我们的酒店，五月份便亏了一百多万就是例子。“人不可貌相”的另一种理解方式也在此述说一下，别以为人家开名车，穿名牌，出手大方，说不定按温州的说法是个“空壳大老蟹”——败军之将。在此附上一笔，以免我的“闲说”有专事吹捧温州老板之嫌。
在鞋革业，“耐宝”公司曾经是龙头企业，“耐宝”珠光女皮鞋，在1991年就获得中国沿海地区外向型企业产品展销会
质量特等奖。但在九十年代末，“耐宝”鞋业公司却因负债率过高而破产，知名度很高的老板王成栋大约也因无颜见“江东父老”而去了外省市。在服装业，“仕登”服饰公司，聘请香港知名艺人钟镇涛作为品牌代言人，也曾经占有很大的市场份额。“奥利士”制衣公司，在温州的知名度也很高，都因为担保人或自己的负债率过高而破产。“奥利士”的老板曹先生为旅居奥地利的温州人，公司破产之后又回到了奥地利。
还有一些工厂主，突然之间失踪，大门紧闭，讨债的人、拿不到工资的人围在门口，人头攒动，议论纷纷。因为资不抵债，老板一走了之，温州的媒体不时有此类报道。可见老板也不是好当的。附带一说。
解放前的温州老板
有关温州老板的书现在是很多了，大致上是一个模式的，似乎都是怎么样白手起家，又如何艰苦奋斗，最后成就了一番事业。我们办《文学青年》杂志时就曾出版过几个专辑，叫《星星之光》，就是写这个的。那是八十年代中期的事，至今又有多少此类的作品可想而知。不是“白手起家说”不对，温州确实没有现成的老板，无论是解放前还是现在，也无论是在国外的温州华侨。只是不愿意再炒冷饭，所以不再说谁的发家史，只就我所熟悉的人和事来描述一下这个白手起家的群体。
先说解放前这个“万恶的旧社会”。温州是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后被辟为通商口岸的，现代西方式的资本经营模式应当从此时开始。但这个“瓯”仍旧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温州的发展，就连孙诒让先生办的实业也无法壮大，更不会出现如胡雪岩这般的大商人、大老板了。温州后来有点名气的老板都是上世纪二三十年代起家的，因为那时已经有了现在这种铁壳大轮船，交通问题一解决，温州才可以与外界互通有无。开放改革才能发展一点不假，闭关自守永无出路，何况温州的闭关还是双重的，既有人为的因素，又有地理条件的制约。温州现时有名的五马步行街那些颇有特色的建筑，便是二三十年代大发展的见证。
解放前温州的老板是白手起家的。温州一解放，“土改”、“镇反”、“三反”、“五反”、“肃反审干”等等，一个运动接一个运动，目标和对像都是地主，资本家和旧政府人员，他们中的被关、被杀的人的资产是要被政府没收的，不可能留给子女。逃过这些劫难的老板，也没能逃过1956年的社会主义改造，他们的企业全部实行公私合营，合营后的老板对企业就没有管理权，管理权在公方代表手中，而且企业的盈亏与资方无关，也就是说，哪怕赚再多的钱，他们也拿不到，他们只拿定息。所谓的定息类似于现在的股息，一般按年息5%来支付。但我不知对资本家的企业价值是如何评定的，反正他们能拿到的定息都只是一笔很小的数字。
吴百亨先生（1894-1973）是温州最有名的民族资本家，也是温州最大的资本家之一。他牧牛出身，后当药房学徒。白手起家，最盛时开有西山瓷器厂、百好奶厂、远东蛋粉厂、西山造纸厂、百好酿造厂、五洲大药房、中国食品罐头厂等等工厂和商店。但他的出名和贡献不是所办的工厂数量多，而是他的“擒雕牌”炼乳。上个世纪二十年代，我国工业相当落后，还不曾有乳制品生产，英帝国主义的英瑞公司出品的鹰牌炼乳独霸中国市场。吴先生下决心试制炼乳，并取得了成功。1926年九月，在五马街百亨药房门口，正式挂上了“百好炼乳厂”的招牌。继之又在书法家马味仲等友人的帮助下，设计了一幅有红日喷薄而出，中国人的一只大手，擒住了在空中腾飞的大雕的利爪这样一个图案的商标，取名“白日擒雕”，并在南京国民政府工商部商标局注册在案。“擒雕”一投入市场，便被顾客抢购一空，吴先生尝到甜头，便雄心勃勃地扩大再生产，边向民间筹集资金，边选择了有丰富奶源的瑞安马屿区的沙垟地方，建起了颇具规模的厂房。从此，沙垟就成了中国乳品工业的第一个基地。1919年，擒雕炼乳获中华国货展览会一等奖，次年又奖西湖博览会特等奖。英瑞公司见擒雕炼乳生意兴隆，占挤了飞鹰炼乳的许多市场份额，便以“擒雕”系盗用“飞鹰”商标为由，向中国商标局提出控告。官司足足打了四年，终于以吴百亨先生胜诉而告终，此事当时在全国引起轰动，认为长了中国人的志气。何琼玮先生据此写了多集电视剧，吴百亨一角由达式常扮演。达式常长得英俊潇洒，但吴百亨先生更魁梧伟岸，白白的，额角很高，具有一种大企业家的风度，这是达式常所无法表现的。
困难的还不是打官司，而是以后的不正当竞争。英瑞公司凭借自己的实力，先以削价倾销的方法，企图使百好厂破产，吴百亨先生针锋相对，顶住了这一招。接着英瑞公司串通福州亚士德洋行的老板，将百好乳厂的四万多听炼乳购去，囤放起来，待到变质了再向市场抛售，企图以此败坏擒雕牌的声誉。吴先生毅然派会计陈玉溪前往福州，将这批炼乳购回，统统抛入闽江，并赔偿亚士德洋行的所谓损失。这一赔花了两万元大洋，相当于全厂资产的三分之一，却轰动了整个福州工商界，国货擒雕炼乳的信誉卓著。英瑞公司见此计不灵，又生一计，派遣它的东方特派员偕同中国买办来找吴先生，出十万大洋收购擒雕牌商标。这十万大洋相当于吴先生当时的全部资产，确实是一笔大数字。但吴先生是有骨气的，并未见钱眼开，擒雕的牌子决不出卖，对方只好悻悻而去。吴百亨先生确是不可多得的民族资本家，问题是民族资本家也是资本家，解放初期还这么称呼一下，到1957年他便被戴上右派的帽子，到文革时全家人从家里被赶出，住到山前街的一间牛棚里去了。请注意，这里的牛棚不带引号，并非文革中关押所谓“牛鬼蛇神”的“牛棚”，而是真的将牛棚让他们当住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