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章　“文革”序幕

第十三章　“文革”序幕

晤会“青年文艺评论家”姚文元

一九六五年三月，江青在上海写给钱浩梁——京剧《红灯记》中李玉和的扮演

者（“文革”中江青为之改名“浩亮”，不要“钱”之意）的一封信，透露了她的

行踪：

“你二月二十二日的来信，我收到的比较晚，大概是医生压了。

“我病了二十多天，目前已有好转，请放心。……

“我知道你们已经到上海，我心脏不好，没什么，等我好些去看你们。”

钱浩梁是随京剧《红灯记》剧组从北京到深圳演出，在深圳给江青写了一封信，

报告深圳演出情况。此后，他们来到上海。

四月二十七日，她在上海会见京剧《智取威虎山》剧组。六月上旬，江青也在

上海。前文已提及，她六月七日在上海看京剧《海港》，六月十一日在上海锦江饭

店小礼堂见剧组。

六月一日，江青在上海写信给云南省剧团《战火中的青春》剧组，信中有这么

一段话：

“我一直违反医生的意见，断断续续地工作着，六月份还不能完全休息，七月、

八月我一定得休息，否则，我将丧失工作能力，那对党、对人民都不利。我是由于

全身植物神经不平衡，引起心脏不好。你不要替我着急，我会控制地使用的。所以

你的戏九、十月到北京最好。这样，我好给你改。”

六月二十四日，她在上海再度和京剧《智取威虎山》剧组座谈。

就在这些日子里，在上海锦江饭店，江青秘密地策划着写作第二篇“有分量的

批评文章”。

已经无法再找俞铭横写了。俞铭磺在一九六三年底病危、去世。

江青曾试图在北京找当年向俞平伯挑战的“小人物”写，因为她那时支持过他

们。可是，他们竟没有应承下来。

江青再度求助于柯庆施。柯庆施一口答应下来，把任务交给张春桥。已经成为

“京剧书记”的张春桥，为了树立“样板”戏，跟江青有着密切的交往，何况此人

是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长，“大批判”正属于他的工作范畴。

张春桥对于京剧是外行，对于“大批判”却是行家里手。早在一九三六年三月

十五日，上海《大晚报》的“火炬”副刊便发表《我们要执行自我批判》，尖锐地

批判萧军的长篇小说《八月的乡村》（此书由鲁迅作序），署名“狄克”，此“狄

克”，便是张春桥的笔名。在一九五七年，上海《解放日报》发表的许多批判“右

派分子”的文章，化名“徐汇”、“吴松”、“常轨”、“子渔”“何泽”、“蒲

西”、“龙山”等等，均出自张春桥手笔。

照理，这位宣传部长，完全可以独力承担江青交给的重任。不过，张春桥心眼

颇多，不像俞铭璜那般直来直去。张春桥知道这次交办的任务来头不小，牵涉颇广

颇深，他宁可退居幕后指挥，向江青另荐上海一位“青年文艺评论家”。

此人应召而来，名唤姚文元。据上海锦江饭店经理任百尊回忆，江青是在锦江

俱乐部首次召见姚文元。任百尊看见，姚文元是骑着一辆旧自行车来的。

三十四岁的姚文元，一身蓝卡其中山装，一双草绿帆布胶鞋，一对金鱼眼睛。

其父姚蓬子，也算是一位“名人”。一九四九年九月由上海春明书店出版、胡济涛

主编的《新名词辞典》中，在“人物之部”中列有“姚蓬子”条目，全文如下：

（姚蓬子）浙江诸暨人，出版家。为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员之一。曾主编《文

艺生活》，并与周起应（引者注：即周扬）创刊《文学月报》，抗战时在重庆创办

作家书屋，为全国文协委员之一，与老舍合编《抗战文艺》。现作家书屋已迁移上

海。著作有《剪影集》、《浮世画》等。

这条目中未曾写及的是，姚莲子于一九二七年底加入中共，一九三三年十二月

被捕，不久叛变，于一九三四年五月十四日在《中央日报》发表《姚蓬子脱离共产

党宣言》。

上海解放后，作家书屋停业，姚蓬子闲赋在家，靠着利息打发日子。

姚文元于一九四八年十月加入中共。此人擅长“批判”，人称“姚棍子”。一

九五五年“批胡风”，一九五七年“反右派”，姚文元两度大打出手，批胡风，打

丁玲，驳流沙河，骂巴金，揍艾青……

一九五七年二月十六日，毛泽东在关于文艺界的谈话中，曾批评过当年的“小

人物”李希凡，说他“过去当小媳时兢兢业业，而当了婆婆后就板起面孔了。”就

在这次讲话中，毛泽东表扬了姚文元：“最近姚蓬子的儿子叫姚文元，写了一篇文

章（《文汇报》一九五七年二月六日，题目是《教条与原则》）。我看是不错的。”

不久，姚文元于一九五七年六月十日《文汇报》上所发表的《录以备考》，再

度引起毛泽东的注意，下令《人民日报》于六月十四日全文转载，毛泽东还亲自为

这天的《人民日报》写了社论《（文汇报）在一个时间内的资产阶级方向》，社论

称赞了姚文元的文章。由此，姚文元名声大振。

姚文元出身于那样讳莫如深的家庭，能在上海文坛崭露头角，挥舞“金棍子”，

仰仗于主管宣传的张春桥的提携。姚文元对张春桥言听计从，成了张春桥手下的

“小伙计”。

正因为这样，当江青交下“大批判”任务，张春桥便力荐姚文元。知道姚文元

是曾受到毛泽东赞许的“青年文艺评论家”，江青也就召见了……

密谋批判《海瑞罢官》

江青的第二篇“有分量的批评文章”，朝何方开火？

那目标，她早在一九六二年七月六日便已确定。那天她看了吴晗写的新编历史

京剧《海瑞罢官》，就说“该剧存在着严重的政治错误，坚持禁演这出戏”。

江青仿佛有着不同于众的眼睛和鼻子，看出和嗅出《海瑞罢官》是“毒草”。

不过，光是江青嚷嚷“毒草”还不顶用。史学家黎澎曾对江青作过这么一番评

语：

“江青那些年的地位，其实是个探测器。《清宫秘史》、《武训传》、《红楼

梦》研究、《海瑞罢官》都是她先出面，说她认为应该批判，大家从来不认为她有

多高明，所以听过也就罢了。然后回去报告——‘他们不听你的！’然而，就算她

这个位置上换个人，老实本分，不会干这些事，也会换个形式出现的。”①

①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河南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八年版。

江青这“探测器”，确实需要“回去报告”。

最初，毛泽东对于“探测器”的报告没有在意。因为学习“海瑞精神”，是毛

泽东自己提出来的。

那是一九五九年四月，在上海锦江饭店召开中共八届七中全会。会议期间，举

行舞会。毛泽东和一位大学女教授跳舞。一边跳舞，一边聊天。女教授的答话，引

起毛泽东的深思。毛泽东是这样叙述的：

“我同一位女同志跳舞，问她，上海的工作情况如何。她说，我是大学教授，

不能讲。我说，你不问政治？她答：不是不问，而是不敢问。我问柯庆施怎么样？

她说：更不敢讲。又问她：我怎么样？她说：你英明伟大。看来，这位大学教授对

我们的信任，是很有限度的。”①

①梅白，《在毛泽东身边的日子里》，《春秋》一九八八年五期。

这位女教授的话，使毛泽东想及：“少奇等是在我身边多年的战友，在我面前

都不敢讲话！”

也真巧，会议期间，知道毛泽东爱看湘剧，于是请毛泽东看湘剧《生死牌》。

《生死牌》中海瑞刚直不阿的形象，又使毛泽东感触颇多。

于是，毛泽东借来《明史》，看了《海瑞传》，大为感慨。

这样，四月四日上午，毛泽东在会上说起了海瑞，希望大家能像海瑞那样，当

面向嘉靖皇帝提出尖锐的批评。

毛泽东的秘书胡乔木，向明史专家吴晗透露了毛泽东的讲话内容，鼓励他多写

宣传“海瑞精神”的文章。

这样一鼓励，吴晗也就积极响应。先是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海瑞骂皇帝》、

《论海瑞》。接着，又应著名京剧演员马连良之约，写了京剧《海瑞罢官》剧本。

江青这“探测器”看了京剧《海瑞罢官》，却硬要说剧中的皇帝是影射毛泽东，

海瑞则是彭德怀。如此“索隐”，也就一口咬定《海瑞罢官》有严重的政治错误”，

是“大毒草”。

不过，在一九六二年七月，江青要做这样的“索隐”文章，还得不到毛泽东的

支持。

时光的流逝，“阶级斗争”的弦越拧越紧，对江青越来越有利。

三个月后，康生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用“索隐”法把《刘志丹》打成“反党

小说”，毛泽东则说“利用小说进行反党活动，是一大发明”，这无疑使江青“批

判”《海瑞罢官》的信心倍增。

江青先是选择了孟超的《李慧娘》和廖沫沙的《有鬼无害论》作为“大批判”

的靶子。一九六四年六月，毛泽东在关于《人民日报》的谈话中，支持了对‘有鬼

无害论’的批判。毛泽东说：

“一九六一年，《人民日报》宣传了‘有鬼无害论’，事后一直没有对这件事

作过交代。一九六二年八届十中全会后，全党都在抓阶级斗争，但是《人民日报）｝

一直没有批判‘有鬼无害论’。在文化艺术方面，《人民日报》的工作做得不好。

《人民日报》长期以来不抓理论工作。从《人民日报》开始办起，我就批评了这个

缺点，但是一直没有改进，直到最近才开始重视这个工作。”①

①《中国共产党执政四十年》，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一九八九年版。

知道了“梁壁辉”的文章的背景，知道了毛泽东的批评，“繁星”（廖沫沙）

不得不在一九六五年二月十八日《北京日报》上发表《我的（有鬼无害论）是错误

的》一文。

一九六三年十二月十二日，毛泽东在何庆施的报告上作了批示，批评文艺界

“许多部门至今还是‘死人’统治着”，社会主义改造“至今收效甚微”。一九六

四年六月二十七日，又在《中央宣传部关于全国文联和所属各协会整风情况的报告》

上作了批示，批评这些协会“最近几年，竟然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这便是毛

泽东关于文艺界的著名的“两个批示”。

一九六四年八月，毛泽东在《中宣部关于公开放映和批判（北国江南）、（早

春二月）的请示报告》上批示：“……使这些修正主义材料公之于众。可能不只这

两部影片，还有些别的，都需要批判。”这样，在全国出现了批判高潮。

康生支持了江青，于是，毛泽东也同意对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进行批判。

江青持“尚方宝剑”，前往上海秘密组稿。

一九六七年四月十二日，江青在军委扩大会议上作那篇题为《为人民立新功》

的讲话时，“吹”出了她去上海组织批判《海瑞罢官》的内幕：

批判《海瑞罢官》也是柯庆施同志支持的。张春桥同志、姚文元同志为了这个

担了很大的风险啊，还搞了保密。我在革命现代京剧会演以前，作了调查研究，并

且参与了艺术实践，感觉到文艺评论也是有问题的。我那儿有一些材料，因为怕主

席太累，没有给主席看。有一天，一个同志，把吴晗写的《朱元璋传》拿给主席看。

我说：别，主席累得很，他不过是要稿费嘛，要名嘛，给他出版，出版以后批评。

我还要批评他的《海瑞罢官》哪！当时彭真拼命保护吴晗，主席心里是很清楚的，

但就是不明说。因为主席允许，我才敢于去组织这篇文章，对外保密，保密了七、

八个月，改了不知多少次。春桥同志每来北京一次，就有人探听，有个反革命分子

判断说，一定和批判吴晗有关。那是有点关系，但也是搞戏，听录音带，修改音乐。

但是却也在暗中藏着评《海瑞罢官》这篇文章。因为一叫他们知道，他们就扼杀这

篇文章了。

就当江青在“上海基地”跟张春桥、姚文元密谋之际，从成都传来令他们沮丧

的消息——一九六五年四月九日，柯庆施在那里病逝！

从此，江青在上海失去了一位强有力的支持者。所幸，经柯庆施的介绍，她已

和张春桥、姚文元建立了密切的联系。那时的姚文元，还只是上海《解放日报》编

委兼文艺部主任，手中的权力有限。张春桥取代了柯庆施，成为江青在上海倚重的

支持者。

在一九六五年十二月十日，张春桥在上海举行的关于《海瑞罢官》的讨论会上，

也曾透露了若干内幕。只是由于当时还不能亮出江青这张“王牌”，张春桥故作曲

笔，说成是自己“读《海瑞集》，感到问题严重”：

论战是从戏开始的（注：戏，指京剧《海瑞罢官》）。这出戏，我没有看过。

听到议论，已经是一九六四年了。有人说是毒草，有人说不能提得那么高。今年二

月，姚文元同志开始研究这个问题，他同我商量怎么搞法？他不是历史学家，我也

没有碰过明史，而对手是专家，是权威，这一仗不容易打。我们确定：不打无准备

之仗，不打无把握之仗，认真学习，埋头读书，占有史料，决不声张，免得文章还

没有写出来，风声已经很大。这样搞到第六稿，请四、五位同志参加讨论，又反复

修改，八月底有了一篇初稿，发给十几位同志征求意见。发表的时候，已经是八个

多月，第十稿了。这样一个过程，也是对这出戏的认识过程，一个学习过程。开头，

看了剧本、评介文章，读《海瑞集》（引者注：吴晗著），感到问题严重，非评不

可。但是，我们的论点站得住站不住，分析得充分不充分，分寸适当不适当等等，

那是很伤脑筋的。比如联系不联系一九五九——一九六一年的形势？联系不联系

“单干风”、“翻案风”？我们是多次考虑的。

　虽说遮遮掩掩，张春桥毕竟还是说出了一些内幕：

第一，他和姚文元都未看过京剧《海瑞罢官》。只是“有人说是毒草”，才着

手批判。这“有人”，当然指江青。

第二，承认他和姚文元“没有碰过明史”，为了批《海瑞罢官》，不得不从

“埋头读书”入手。

第三，文章的写作准备工作，开始于一九六五年二月，在八个月中，改了十稿。

第四，连作者自己，对于把《海瑞罢官》跟“单干风”、“翻案风”联系起来，

都以为“那是很伤脑筋的”。

第五，江青所说的“保密”，其实，多半是由于这一批判乃是一场强词夺理的

政治诬陷，所以不敢“声张”。

在浓密的大幕遮掩之下，江、张、姚一次次讨论，一回回修改，终于把那篇

“宏文”炮制出来了。

姚文元的“宏文”拉开“文革”序幕

一九六五年的中国报纸，充满着火药味儿：

一月，《羊城晚报》、《南方日报》开始批判历史小说《柳宗元被贬》——柳

宗元“被贬”被“索隐”为彭德怀“被贬”！《文艺报》开始批判康灌。

二月，《电影文学》批判“一部散发着资产阶级和平主义思想毒素”的电影剧

本《亲人》。《文艺报》则批判陈翔鹤的历史小说《陶渊明写（挽歌）》，文章的

题目便是气势汹汹的质问语：《为谁写挽歌？》

三月，《人民日报》发表齐向群的《重评孟超新编〈李慧娘〉》。编者按毫不

含糊地说《李慧娘》“是一株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毒草”。

五月，《光明日报》发表《夏衍同志改编的影片（林家铺子）必须批判》。

六月，《工人日报》发表《〈不夜城〉必须彻底批判》。

就在这样的“必须批判”、“彻底批判”声浪之中，中共中央在四月七日作出

《关于调整文化部领导问题的批复》，免去了齐燕铭、夏衍在文化部的领导职务。

电影界开始批判所谓“夏陈路线”，亦即“夏衍、陈荒煤路线”。

就在这样的“必须批判”、“彻底批判”声浪之中，在十一月十日的上海《文

汇报》上，冒出了长篇批判文章，题为《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①作者为姚

文元。

①关于《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前前后后，已在《“四人帮”兴衰·

姚文元传》中详细述及，此处只是约略一提。

这篇“宏文”，便是江青往来于京沪，“保密了七、八个月，改了不知多少次”

而终于露面的。

虽然署名“姚文元”，实际上，作者应是“江青、张春桥、姚文元”。江青是

此文的“第一作者”，理所当然。最初看出《海瑞罢官》有严重政治错误的便是她。

张春桥的嘴巴向来很紧。不过，据《海港》编剧李晓明回忆，张春桥有一回得

意起来，曾对他说：“以姚文元名义发表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不少

内容是我写的。”

这样一发“重磅炮弹”，选中上海《文汇报》“发射”，是因为上一次那篇

《“有鬼无害”论》也是在这家报纸发表的。上海两大报——《解放日报》和《文

汇报》，当时的《解放日报》乃中共上海市委机关报，属于“党报”，倘若发在

《解放日报》上容易被看成是代表中共上海市委，而《文汇报》历来有“民间报纸”

的“身份”，便于“展开讨论”——“钓鱼”也。

至于署名姚文元，是因为姚文元尚未显赫，不过是“青年文艺评论家”，便于

持不同意见者跟他“讨论”。那时的张春桥，已升为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署

上他的名字，“官方文章”的色彩太浓了。

在姚文元的文章发表前夕，江青于十一月二日出现在北京首都剧场，审查北京

京剧团的《红岩》。她的公开露面，不知内情者会以为此后一个多星期在上海发表

的姚文元的文章，跟她毫不相干。（稍早一些日子，十月十三日，她在中南海曾与

电影《南海长城》摄制组谈过对分镜头剧本的意见。）

姚文元的文章，是在上海发表的，而攻击的矛头是指向北京，指向中共北京市

委。江青知道，在姚文元的文章发表前，在有各大区负责人参加的中共中央政治局

常委会上，毛泽东问过中共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兼市长彭真（从一九四九年开始彭真

便一直担任此职）：“吴晗是不是可以批判？”吴晗，北京市副市长也。彭真显然

护着吴晗，含糊其词地答曰：“吴晗有些问题可以批判。”

姚文元文章发表的当天，彭真便得知这发生在上海的异常动向，当即嘱令秘书

以最快的速度设法弄到一张十一月十日的《文汇报》——那时上海《文汇报》还没

有在北京发行航空版。

江青关注着中共北京市委的反应。《文汇报》驻北京记者站陷入了最忙碌的时

刻，记者在北京四处活动，收集对姚文元文章的“反馈”信息。这些信息刊载在内

部刊物《文汇情况》上。周恩来发觉了《文汇情况》不正常的“情况”。张春桥赶

紧改为另出《记者简报》，不编号，每期只印十二份，绕开了周恩来。江青从《记

者简报》中掌握着各方动向。

从十一月十二日至二十六日，上海《解放日报》、浙江《浙江日报》、山东

《大众日报》、江苏《新华日报）、福建《福建日报》、安徽《安徽日报》、江西

《江西日报》先后转载了姚文元文章。这表明，华东六省一市步调一致，支持姚文

元的文章。

北京承受着巨大的压力。《北京日报》社社长，乃是范瑾，黄敬原先的妻子。

黄敬自一九五二年八月起，出任第一机械工业部部长。一九五六年九月当选中共中

央委员。一九五七年四月，又兼任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他在大学里只读过一

年数学，一年物理，此时为了胜任技术方面领导工作，每夜自学，竟把福里斯著

《普通物理学》四卷本中的习题全部做了一遍！一九五八年一月十一日至二十二日，

中共中央在广西南宁召开了有部分中央领导人和部分地方领导人参加的会议，即著

名的“南宁会议”。会议由毛泽东主持，黄敬也参加了会议。会上，毛泽东严厉地

批评了一九五六年的反冒进，说反冒进使六亿人民泄了气，会议气氛变得紧张、激

烈。出席这次会议之后，黄敬坐飞机从南宁飞往广州。在飞机上，黄敬突然旧病复

发——一九四四年冬他曾因精神病而不得不休养，这时再度发作了，他在飞机上离

开座位站起来，激动地说胡话。飞机抵达广州，陶铸闻讯，派人急送黄敬诊疗。一

九五八年二月十日——离春节只有八天，黄敬遽然病逝于广州，年仅四十六岁！薄

一波主持黄敬追悼会并致悼词，称黄敬是“我们党的优秀党员”，“在响应中央和

毛主席又红又专的号召上，在我们中央委员中间他是钻研得比较好的一个。”

在黄敬去世后，范瑾再婚。她担任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兼《北京日报》

社社长。她理所当然关注着姚文元那篇“大作”，曾两度打电话给上海《文汇报》

的熟人，探问此文的背景。她也曾两度打电话给彭真，请示是否在《北京日报》上

转载此文。彭真说，《北京日报》不必转载，除了《人民日报》的重要社论各地报

纸必须转载外，像上海《文汇报》上的文章没有必要转载。

压力不断增大，如江青后来所说：“我们组织的文章在上海登了以后，北京居

然可以十九天不给登。后来主席生了气，说出小册子。小册子出来，北京也不给发

行。当时我觉得，才怪呢，一个吴晗完全可以拿出来批嘛，有什么关系！噢，后来

才知道，一个吴晗挖出来以后就是一堆啊！可见其难啊！”

知道毛泽东“生了气”，知道《解放军报》准备转载姚文，彭真不得不给范瑾

去电话，指示《北京日报》转载姚文。这样，在十一月二十九日，当《解放军报》

转载姚文时，《北京日报》也转载了。翌日，《人民日报》转载姚文。又过一日，

《光明日报》予以转载。这样，江青在上海《文汇报》上发射的“重磅炮弹”，终

于在北京“全面开花”。

江青不断地通过张春桥，向上海《文汇报》下达“指示”，以求“扩大战果”：

“姚文发表后，意见很多，但均在地下，要引到上面来。”

“要采取‘诱敌深入’的办法，要使敌人感到你‘不堪一击’，这样，他就回

去，出场。这样反复搞，他们非上马不可。”

“前一时期‘海罢’太过了些，敌人不出来。”

“总之，要调动敌人兵力。”

“采取‘围而不歼’的战术，环绕此周围，辟战场。”

据上海《文汇报》前总编陈虞荪及总编办公室主任全一毛①对笔者说，那时张

春桥简直成了《文汇报》的“太上皇”。张春桥三天两头召见陈虞荪，向他下达种

种“指示”——内中不少来自江青，却不许作记录。陈只得用脑子硬记，一离开张

春桥那里，便直奔报社，复述给全一毛，由全一毛记录成文，以便贯彻执行……

①本书作者在一九八六年九月五日采访陈虞荪，同年九月十一日采访全一毛。

打着“百家争鸣”的幌子，上海《文汇报》刊登各种反姚文章，为的是“引蛇

出洞”、“诱敌深入”。

于是，“向阳生”出动了——向阳生，亦即中共北京市委文教书记。

于是“方求”出动了——方求，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周扬主持下的写作组。

一石激起千层浪。姚文元的文章，引出了一场规模空前的大论战——这论战成

了“文化大革命”的序幕。

戚本禹和关锋助了“三通鼓”

南北对垒，毛泽东离京南行。

姚文元文章发表后的第四天——十一月十三日，毛泽东的专列驶离北京。他先

到山东，又去安徽、江苏，于十一月十九日抵达上海。毛泽东一路视察，一路提醒

人们警惕修正主义。

十二月八日至十五日，毛泽东在上海主持召开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

林彪在会上诬陷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罗瑞卿“篡军反党”。于是，这位身材高

大的有着“罗长子”之称的大将被罢官，杨成武出任代理总参谋长。

此后，毛泽东下榻于杭州。

十二月二十一日上午，毛泽东在杭州召见陈伯达、艾思奇、胡绳、关锋、田家

英，作了长谈。①

①笔者自一九八八年十月三十一日起，曾多次访问关锋、另外，也多次访问了

陈伯达。有一些文章说戚本禹也在座，陈伯达、关锋否认些事。笔者访问戚本禹时，

他同样说，他没有参加毛泽东的这次谈话——虽然毛泽东的谈话中提及他。

毛泽东在长谈中，谈及了十二月八日戚本禹在《红旗》杂志上发表的批判翦伯

赞、吴晗的文章《为革命而研究历史》（不过文中没有点翦、吴的名字），也说及

了姚文元的文章。毛泽东的原话是：

“戚本禹的文章很好，我看了三遍，缺点是没有点名。姚文元的文章也很好，

点了名，对戏剧界、史学界、哲学界震动很大，但是没有打中要害。要害是‘罢官’。

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一九五九年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彭德怀也是‘海瑞’。

庐山会议是讨论工作的，原来打算开半个月，会议快结束了，彭德怀跳出来。他说：

你们在延安骂了我四十天的娘，我骂你们二十天的娘还不行！他就是要骂娘的。”

①

①引自中共中央《通知》（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六日）的附件《一九六五年九月

到一九六六年五月文化战线上两条道路斗争大事记》。

江青得知毛泽东说了这么一段肯定姚文元文章的话，欢欣鼓舞，嘱令整理毛泽

东谈话记录。艾思奇和关锋花了一通宵，写出《毛主席一九六五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同陈伯达等同志的谈话纪要》。交给回家英后，田家英删去了毛泽东以上的那段话。

②这一谈话纪要于一九六六年一月九日经彭真批发印出。江青见少了她最感兴趣的

那段话，追查责任者。田家英因此被安上“篡改毛主席谈话记录”的罪名，于一九

六六年五月二十三日上吊在中南海毛泽东书房中。他含冤离世之际，年仅四十四岁！

②笔蜊一九八九年九月十六、十七日对田家英夫人董边的采访。

听说毛泽东称姚文元的文章“没有打中要害”，王若水赶写了《接受吴晗同志

的挑战》一文，化名“思彤”发表于一九六六年一月十三日《人民日报》。此文首

次公开提及《海瑞罢官》的要害是罢官，提到了庐山会议。

戚本禹听到毛泽东的赞语，难抑兴奋之情，加入了批《海瑞罢官》的行列，于

一九六六年一月十五日赶写出《〈海瑞骂皇帝〉和〈海瑞罢官〉的反动实质》一文，

跟姚文元形成南呼北应之势。这样，江青在北京也有了“笔杆子”。

与成本禹几乎同时，关锋也赶写了《〈海瑞骂皇帝〉和〈海瑞罢官〉是反党反

社会主义的大毒草》一文。

两文送中共中央宣传部，被压下。

一月十七日，中宣部副部长许立群召开北京三报三刊会议，即《人民日报》、

《光明日报》、《北京日报》、《红旗》、《前线》、《新建设》。他说，根据彭

真指示，要把三报三刊的学术批判管起来，稿件和版面要审查，《红旗》先不要搞。

不同意先集中搞《海瑞罢官》问题，尤其是批《海瑞罢官》的所谓“要言”问题，

要着重讨论历史人物评价、历史剧、道德继承等问题。

这么一来，戚本禹、关锋两篇“攻要害”的文章，理所当然被压下了。

戚本禹几次打电话给许立群，询问他的“攻要害”文章何时可发表？许立群的

答复很干脆：“‘攻要害’的文章不止你一篇，别人还有，现在都不能发表。”

戚本禹、关锋越过许立群，把两篇文章的清样直送彭真。彭真让秘书给他们打

电话：“彭真同志工作很忙，最近要下乡，没有时间看文章！”

直至两个多月后，彭真受到批判，戚本禹的“攻要害”的文章才于四月二日同

时由《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发表。

戚本禹所谓“攻要害”，就是把《海瑞罢官》跟彭德怀联系起来，证明“海瑞

就是彭德怀”。

为了辩解，吴晗曾在《关于〈海瑞罢官〉的自我批评》中，排出一张时间表：

《海瑞罢官》一文发表于一九五九年六月十六日，而庐山会议是两个月后才发

生的事；

《海瑞罢官》是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年写的，发表于一九六一年初，姚文元

文章中提及的“单干风”、“翻案风”是此后才发生的。

戚本禹的文章，那逻辑颇为奇妙：他引用列宁的话，“知识分子的特点就是敏

感”，由此来证明吴晗的“时间表”恰恰表明了他的“敏感”。戚本禹认为，吴晗

正是依照“自已特殊的阶级敏感性”，“预知”了庐山会议，所以“提前”写了

《海瑞骂皇帝》！也正是“预知”了“单干风”、“翻案风”，所以“提前”写了

为彭德怀“翻案”的《海瑞罢官》。

成本禹写道：“古代战争的描写里有一句话：‘山下助你三通鼓’。说的是斗

将以前，为了提高己方武将的斗志，需要捶鼓助威。吴晗在党中央庐山会议以前发

表的《海瑞骂皇帝》，实质上是起了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向党进攻捶鼓助威的作用。

吴晗的‘时间表’排得所以好，就是因为恰恰是这张‘时间表’，说明了吴晗的

《海瑞骂皇帝》，尽管不是一幕戏剧的高潮，却是戏剧高潮所必不可少的开场锣鼓。”

强词夺理、牵强附会到这种地步，是当年“左”派笔法的特色。常言道：“秀

才遇上兵，有理说不清。”其实，遇上姚文元、戚本禹这班“左”派秀才，那才是

“有理说不清”！

在戚本禹文章发表后几天，四月五日，《红旗》杂志发表了署名关锋、林杰的

那篇“攻要害”文章《〈海瑞骂皇帝〉和〈海瑞罢官〉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两株大

毒草》。

戚本禹、关锋的“攻要害”的文章的发表，倒是为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山

下助你三通鼓”！

前往苏州请“尊神”

上海锦江饭店的小礼堂，是一座不平常的建筑。锦江饭店的建筑群中，原本没

有这座小礼堂。那是在一九五九年春天，以二十一天的神奇速度，建成了这座小礼

堂！

原来，中共中央决定在上海召开中共八届七中全会。论住宿条件，首屈一指的

当然是上海锦江饭店。遗憾的是，那儿没有会场。于是，中共上海市委、上海市政

府决定以最快的速度、最好的质量，建造一个会场。由于出席会议的中共委员、中

共候补委员不过一百六十一人，加上列席人员也不过二百多人，造个小礼堂也就够

用的了。

建造时定下“庄严、朴实、适用、保密”八字方针。设计方案经中共中央办公

厅主任杨尚昆、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审核，由周恩来审定。为着保密，小礼堂的

窗玻璃是双层的，可以隔音。室内铺着红地毯、绿桌布、咖啡窗帘、灰色软椅。毛

泽东曾赞扬了这座小礼堂的设计者、建设者。

此后，把上海作为“基地”，把锦江饭店当作“营寨”的江青，也就看中这座

小礼堂。一回回接见“样板戏”剧组，一次次“内部观摩”电影，都在这里进行。

一九六六年二月，在锦江饭店小礼堂里，江青召开了特殊的座谈会，与会者包

括她自己在内不过五个人。虽说名为“座谈会”，絮絮叨叨地说个不停的是她一个

人。比起她在上海抓“样板戏”，组织写作两篇“有分量的批评文章”，这个小小

的座谈会的分量似乎更重。两个多月后——一九六六年四月十日，当这个座谈会的

“纪要”、以中共中央文件印发全党时，在中国引起了一场剧烈的震荡。

这个小小的座谈会，便是“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

一九六六年春天，是一个特殊的春天：二月，毛泽东在武昌，此后坐镇杭州。

林彪则住在苏州。江青呢，下榻于“上海基地”。

一月二十一日，是丙午年正月初一。江青的轿车，出现在苏州。她是从上海到

这里，专程向林彪拜年。

林彪，正处于直线上升中的人物：在一九五八年五月二十五日召开的中共八届

五中全会上，林彪被增选为中共中央副主席、政治局常委，进入了领导核心。紧接

着，随着彭德怀在庐山会议上遭到批判，林彪旋即取代了他，出任国防部部长。不

多日，又被任命为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主持军委常委工作。在一九六五年十二月

八日至十五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批判的罗瑞卿之后，林彪在军内更是

说一不二了。林彪的直线上升，在于他不断地“鼓吹”毛泽东。他提出，“毛泽东

思想是当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顶峰”，“学习毛主席著作是学习马列主义的捷径”。

提出“活学活用，学用结合，急用先学，立竿见影”……

江青，她正要作为一颗“新星”，在中国政治舞台上升起，她要借助林彪之力

托起。当然，林彪也明白“第一夫人”的分量，借助于她，对于林彪的进一步上升

也至关重要。就这样，出于彼此的政治需要，通过这次“拜年”，江青和林彪一拍

即合。

用江青的话来说，她的苏州之行，是前去请“尊神”。此言颇有来历：一九六

二年第三期《电影艺术》杂志发表了霍白音的《关于电影创新问题的独白》。霍白

音呼吁去除陈规，破除“主题之神”、“结构之神”、“冲突之神”。他说，“诸

神各显神威，满天撤下应该怎样、不应该怎样的各种符箓和咒语。在诸神合力交攻

之下，艺术家只得束手束脚，抱头觅路。”江青把这位上海市电影局副局长的文章，

已列入“大批判”的计划之中。不过，她由此却对“神”产生兴趣。她说要求助于

解放军这“尊神”。

就在江青离开苏州不久，北京东城一条行人稀疏、名字怪僻的小胡同——拐棒

胡同内一座四合院，响起了电话铃声。那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第一副主任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