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青来此，为的是跟叶群谈“交易”。如本书第一章已写及的，江青对叶群说：

江青来此，为的是跟叶群谈“交易”。如本书第一章已写及的，江青对叶群说：

“你替我拔去眼中钉，我帮你干掉私敌。”

江青历数自己的仇敌，除了郑君里、王莹，特地提及了北京青年艺术剧院的女

导演孙维世。

关于孙维世的身世，她的丈夫金山的叙述非常清楚：

“维世是革命先烈孙炳文同志和延安时代的‘妈妈同志’任锐的女儿。孙炳文

同志和朱德同志是至交（引者注：由于这个关系，孙维世的胞兄孙泱担任了朱德秘

书），也是周恩来同志的战友。早年孙炳文同志参加辛亥革命，二十年代初与朱德

同志去欧洲寻找马列真理，经周恩来同志介绍，和朱德同志一同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成为旅欧支部成员。归国后在周恩来同志领导下在广州黄埔军校工作。周恩来同志

离广州时，让孙炳文同志接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并兼任总教官。北伐时，孙炳文

同志是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后方留守主任。一九二七年四月，他奉党组织命令从广

东经水道赴武汉，中途，上海发生‘四·一二’事变，由于汉奸褚民谊告密，船抵

上海时，他被蒋介石特务和法帝国主义巡捕逮捕入狱，蒋介石密令速将这位著名的

共产党人处决。一周后，孙炳文同志被腰斩在上海龙华特务处。烈士临刑高呼‘中

国共产党万岁’！

“任锐同志也是一位革命前辈。她参加辛亥革命时，来往于平津之间，为同盟

会运送军火，身怀着尚未出世的幼女，在北京临时政府大门前和革命群众一道，同

荷枪实弹的反动军警搏斗，腹部被踩受伤，坚持战斗。孙炳文同志罹难后，任锐同

志坚持地下工作，继续和阶级敌人作斗争，历尽艰难险阻。抗日战争爆发后，她和

三个子女（孙泱、孙维世、孙名世）先后到延安，留下一子一女隐蔽在国统区，由

烈士的好友照料和抚养……”①

①金山，《莫将血很付秋风》，载《历史在这里沉思》第三册，华夏出版社一

九八六年版。

金山这样写及孙维世如何成为周恩来的干女儿：

“一九三七年，十六岁的维世找到武汉八路军办事处，要求到延安去。办事处

的工作同志不认识她，觉得她太年青，没有同意她的要求。她站在门口不肯离去。

刚好周副主席从外面回来，看见她伤心地在道旁饮泣，一经查询，才知道这个女孩

子是老战友孙炳文烈士的女儿，马上把她叫进办事处，一把抱住她，仔细端详着、

追忆着这个早在广州就熟识的孩子，禁不住连声叫道：‘孩子！孩子！……’不久，

周副主席和邓颖超同志派专人将维世护送到延安；以后，常常写信给她，对她进行

鼓励和教育。二老缅怀忠烈，对维世视同己出，并且写信给任锐同志说，愿把这个

烈士遗孤当作他们自己的女儿。任锐同志很高兴。周副主席还写信告诉维世说：

‘你是我向党负责的女儿。’维世对周副主席和邓颖超同志非常尊敬和热爱，把二

老当作亲生父母一样，经常去看望或住在二老身边，每当他们团聚时，充满着革命

家庭的天伦之乐。一九三八年，十七岁的维世光荣地参加了中国共产党……”①

①金山，《莫将血恨付秋风》，载《历史在这里沉思》第三册，华夏出版社一

九八六年版。

一九三九年，孙维世随周恩来夫妇飞往莫斯科。从此，孙维世在苏联学习戏剧

表演和导演。一九四六年归来。

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当毛泽东赴苏联会见斯大林时，二十八岁的孙维世担任代

表团的翻译组组长，在毛泽东和周恩来身边做机要工作。

孙维世怎么会成了江青的仇人呢？内中的因素错综复杂，原因颇多：

一、江青跟孙维世相识颇早。当年，蓝苹进入上海业余剧人协会时，十四岁的

孙维世改名换姓，也在那里，深知江青的底细；

二、一九五○年十月十四日，孙维世跟金山结婚。金山也是江青的宿敌。当年，

王莹跟江青争演《赛金花》时，金山极力支持王莹，跟王莹同台演出；

三、孙维世是周恩来的干女儿。江青把对周恩来的不满发泄在孙维世身上；

四、在延安时，任白戈写了话剧《血祭上海》。江青为了出风头，争着演资本

家的姨太太，而孙维世演大小姐。首演时，毛泽东前来观看。与江青的愿望正相反，

大小姐的形象大大压倒了姨太太的形象，使江青嫉恨不已。

除了以上四点缘由之外，还有一点是鲜为人知的。

据黑雁男著《十年动乱》一书中，写及江青的一段话：

“青年艺术剧院的孙维世，在延安，她凭着当时的姿色，夺走了我热恋着的一

个才子。”①

①黑雁男，《十年动乱》，香港星辰出版社一九八八年版。

江青跟孙维世，原本是话剧界同行，从三十年代结怨，旧恨加新仇，成了江青

的眼中钉。

一九六七年十二月，江青以“特嫌”的罪名，把孙维世的丈夫金山投进了监狱。

借搜查金山“罪证”之名，对孙维世进行抄家，抄走孙维世大量信件照片。于是，

孙维世被江青加上了“苏修特务”的罪名，于一九六八年三月一日戴上手铐，投入

狱中，她被定为“关死对象”！

孙维世果真被在狱中“关死”。

那是她入狱不过七个来月——一九六八年十月十四日，她惨死在囹圄之中！

周恩来闻讯大惊，知道内中蹊跷，下令解剖尸体，查明死因，因为孙维世只有

四十七岁而已，何况平时身体是不错的。

不料，孙维世的尸体却被火化，未作解剖！

孙维世的丈夫金山在狱中关了七年零四个月，直至毛泽东说了话，他才于一九

七五年获释。他出了监狱，才知妻子早在七年前已不在人世！

报复严朴和杨帆

在江青和叶群密谈时，江青还提及一个仇人的名字，那便是严朴——当年向中

共中央反映江青的历史问题，内中的一个就是严朴。

严朴早已去世。一九四九年六月五日，严朴病逝于北平。在严朴去世后四天，

陈云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严朴同志传略》一文。陈云写道：

“严朴同志一生为劳动人民的解放事业忠心耿耿，二十五年如一日。在弥留时，

关于个人的事情仅仅说了一句话，而其他的遗嘱全是念念不忘于驱逐帝国主义出中

国，解放全中国。临终神志不清时，犹在呼喊打倒帝国主义。严朴同志遗嘱加强党

内教育，提高党员的理论水平，叮嘱妻女好好工作和学习。严朴同志谦虚和自我批

评的精神是始终如一的，临终十小时前尚在遗嘱中作一生工作上个别缺点的自我批

评。严朴同志并嘱死后将自己的遗体请病理专家解剖研究。”

“严朴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的很好的党员。他艰苦朴素，只知工作，不讲地位，

服从组织的分配，从不在工作上讲价钱。严朴同志的死是中国革命的一个损失。当

着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就要全部胜利的时候，严朴同志死了，但他钢铁般的意志，奋

斗不屈的革命精神是永存的。”

严朴被安葬在北京万安公墓。陈云送了一个大花圈，上题：“魂归江南”。

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也献上了花圈。

“文革”的惊雷，连长眠于地下的严朴也不得安宁。他一下子成了两个女人的

仇敌：除了江青之外，叶群也对他恨之入骨，因为那个一次次写化名姓①攻击林彪

的，正是严朴之女、陆定一之妻严慰冰！

①过去常说成是“匿名信”，实际上严慰冰寄给林彪的信署化名，如“基督山”，

应为“化名信”。

一九六八年，一群红卫兵扑向北京万安公墓。那块刻着“严朴烈士之墓”的墓

碑，被砸得粉碎！

北呼南应。无锡惠山上严朴的衣冠家的墓碑，也毁于红卫兵的铁锤之下。

江青和叶群还觉得不解气。她们扬言：严朴虽然已死了快二十年，要掘墓鞭尸！

严朴之女严慰冰、严昭等，当时都已身陷秦城。严朴的外孙闻讯，赶紧写信给

邓颖超。邓颖超把信转交给周恩来。

周恩来深知鞭尸之言出自江青、叶群之口，不顾她们的纠缠，毅然写下一段近

三百字的批示：

“严朴同志是好党员，好同志，我与他共事二十年，我深知他。”

“三少爷毁家闹革命，尽人皆知。”①

①转引自严怀瑾（即严慰冰）《严朴生平》，《中共党史人物传》第三十一卷，

陕西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七年版。

周恩来提及的“三少爷毁家闹革命”，是因为严朴出身于大地主之家，排行第

三，人称“三少爷”。

周恩来的批示，终于使严朴遗骨得以保存。

曾经为项英起草过给中共中央电报，反映蓝苹历史问题的杨帆，亦是江青之仇

人。

江青对于杨帆的迫害，远在“文革”之前。

杨帆，是在很偶然的机会，被江青认出来：那是一九五三年一月，杨帆患目疾，

视野缺损，经诊断是由于脑垂体瘤引起，赴苏联莫斯科诊治。在那里，杨帆遇上蔡

畅，说江青也在莫斯科治病。蔡畅要去看望江青，约了杨帆同往。

见面了，江青觉得杨帆面熟，便细问起来，她这才知道，面前的这位上海市公

安局局长，就是当年的殷扬！

江青不动声色，记住了这个仇敌！

杨帆是在一九五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被捕的。那天，杨帆在家中吃过晚饭，接

到上海市公安局电话，说是有要事处理。杨帆赶到局里，等待他的是一副手铐！

杨帆被捕的起因，是一九五二年二月，毛泽东来上海视察。二月六日，国民党

飞机突然轰炸上海。这件事查明是军统特务罗炳乾密报台湾。可是，后来竟被说成

是杨帆向台湾提供情报！

不过，在杨帆被捕前，还发生另一件事。

据杨帆回忆：“就在我被捕前的一九五四年三月间，曾经有人向中央写信，揭

露江青问题，江青知道后大为恼火，认为这是反革命分子的恶毒攻击，而要求布置

追查。当时就有人把我联系上了，说：‘此信与一九三九年杨帆（殷扬）通过项英

诽谤江青矛头指向主席是同类问题。’而我就在当年十二月三十一日被抓了，这难

道是巧合吗？”①

①《杨帆自述》，群众出版社一九八九年版。

杨帆虽说早在一九五四年底就身陷囹圄，几乎被人遗忘。可是，江青仍一直记

得这个仇人。

杨帆回忆道：

“一九七六年‘四人帮’覆灭前的几天，江青曾常到北京长辛店二七机车车辆

厂去，莫名其妙地突然向该厂党委副书记钱小惠同志（引者注：他的父亲为阿英，

文学家，本名钱德赋），说‘你知道反革命分子杨帆吗？这个人太环了……’可见

江青对我是仇恨满腹，耿耿于怀的……”②

②《杨帆自述》，群众出版社一九八九年版。

刘松林上海蒙难

当江青在北京大学万人大会上点了张文秋、张少华的名之后，幸亏刘松林给毛

泽东写了信，才算使母亲和妹妹免遭江青毒手。

不料，江青“盯”住了刘松林，找“岔子”整她，把她投入了监狱！

自从毛岸英牺牲之后，毛泽东把刘松林作为自己的女儿。一九五五年九月至一

九五七年九月，刘松林在苏联莫斯科大学数力系学习。后来，又转到北京大学俄语

系学习。一九六一年秋，她被分配到解放军工程兵的科研部队，从事翻译工作。

毛泽东劝她再婚，要把她当女儿一样出嫁。一九六一年六月十三日，毛泽东这

样给刘松林写信：

女儿：

你好！哪有忘记的道理？你要听劝，下决心结婚吧，是时候了。五心不定输得

干干净净。高不成低不就，是你们这一类女孩子的通病。是不是呢？信到回信给我

为盼！问好。

　　　　　　　　　　　　　　　　　　　 父亲

　　　　　　　　　　　　　　　　　　 六月十三日①

①李湘文编著，《毛泽东家世》，中国城市经济社会出版社一九八九年版。

知道毛泽东劝刘松林结婚，空军副司令兼空军学院院长刘震向毛泽东推荐了杨

茂之。杨茂之是刘震手下的强击机教研室教员，苏联留学归来，为人正直老实。

毛泽东让刘松林跟杨茂之见面。一来一往，刘松林满意于这壮壮实实、朴实直

率的飞行员。一九六二年，刘松林和杨茂之结婚，住在北京南池子，成为罗瑞卿家

的邻居。

刘松林已经再婚，已不再成为江青心目中的“杨家将”，离开了中南海，原本

可以“太平无事”。

无奈，在刘松林的母亲和妹妹遭到江青的公开点名之后，祸水马上殃及刘松林

和杨茂之。那时，老杨已是空军飞行副师长，竟被看成“不可靠的人”，被“停飞”，

停止党内外一切职务，停职检查。从此他被剥夺了驾驶战鹰冲上碧空的权利。他陷

入了深深的痛苦之中。

老杨被调到济南接受批判，然后又调往江苏盐城。刘松林在北京进不了中南海，

处境也很不好，她只得带着孩子离开北京，前往江苏盐城，和丈夫生活在一起。

可是，江青仍不放过他们。终于，在一九七一年十月，刘松林和老杨双双被捕，

投入狱中。他们成了“反革命”，成了“政治犯”。

江青究竟以什么借口逮捕他们的呢？

我于一九九○年七月十五日在北京访问了杨茂之。他身材魁梧，军人气派，非

常直率。

他回忆那苦难的岁月：

他自从“停飞”以后，心情很苦闷。后来又得了肝炎。一九七○年，他在上海

住院治疗，一住便好久。突然，有一天几个军人闯进医院，把他逮捕。押上汽车，

他的两旁坐着两个看守，与刘松林被捕时同一模式。

汽车开了好一阵子，不知到了什么地方（迄今他还未查清楚），他被押进一间

黑房子。房子里没有一扇窗，地上很潮湿，铺着稻草。几天之后，才算给了张小木

床，晃晃荡荡的，屋里点着耀眼的电灯。离他一米处，一直坐着一个看守。门上有

观察孔，门外的看守也随时监视着屋里的一举一动。他的裤带、鞋带都被抽掉，生

怕他自杀。原本吃空勤灶的他，如今吃犯人的伙食。

没多久，进来了两个军人，打开牢门，一边一个挟着他出去。他双手提着没有

裤带的裤子，脚下拖着没有鞋带的棉鞋。一出门，刺眼的太阳光，使他目眩眼花。

他被拖着走向一排平房。走近了，他见到门上写着绿色的三个字：提审室。

进屋之后，老杨见到在一张桌子后边，坐着好几个人。其中一个女的，五十多

岁，穿便衣。还有三个男的，穿军装。他很快认出其中一个男的，脸色铁青，坐在

正中——那是王洪文！

屋子很深，两个军人在离桌子几米远处，让他站住，仍一左一右挟持着他，生

怕他动手似的。他刚一站定，王洪文便狠狠地拍了一声桌子，把桌子茶杯的盖子都

震掉了，茶水撒了出来。王洪文厉声说道：“杨茂之，你知道你的罪行吗？你恶毒

攻击我们敬爱的江青同志，达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你攻击敬爱的江青同志，就是

攻击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你必须老实交代你的严重问题。”

老杨怒目而视，一声不吭。

王洪文见他不理不答，继续高声训斥道：“你有什么了不起的？你的那些话，

无非是从你老婆那里听来的。告诉你，我把你老婆也抓起来了！你不要抱什么幻想。

你必须集中交代你的罪行——怎么恶毒攻击江青同志。你写出交代，不许交给别人，

我派专人来取，严防扩散。”

老杨一听，这才知道刘松林也被捕了。

老杨始终沉默不语。王洪文骂骂咧咧一阵，只得结束了“提审”。

原来老杨这人，早就看不惯江青，而他又心直口快，因此他的话成了“恶毒攻

击”。

比如，有一回部队里放录音，老杨听见林彪夸奖江青是“我们党内最杰出的女

同志”，江青当场感谢“林副统帅”的“鼓励”，叶群则领呼口号“向江青同志学

习”。老杨听罢，直摇头，说他们在“唱双簧”。这句话，飞快地被汇报上去了，

成了“阶级斗争新动向”。

老杨的“最严重”的“罪行”，是他在住院期间，听见别人在议论江青是“伟

大的旗手”，一定会成为“接班人”。老杨不以为然地说：“不会的，江青不可能

接班。毛主席说过，‘不会的，她不行’！”

老杨的话被汇报上去，气歪了江青的鼻子。江青知道，老杨所讲的毛泽东主席

的话，势必来自刘松林那里。于是，作为“严重问题”，逮捕了老杨和刘松林……

刘松林被捕后，最初是与老杨关在同一监狱中。她并不知道老杨也被捕了。

有一回看病时，一位好心的大夫故意慢慢翻动病人登记表，停在老杨那一页上。

刘松林看见杨茂之的名字，吃了一惊，知道了他被捕的消息。

她很想知道老杨关在哪里。可是，不久她被转移到另一处监狱。

她不明白自己犯了什么“大罪”。又是王洪文提审她，追问她怎样“恶毒攻击

敬爱的江青同志”，她才知道是怎么回事。

身陷囹圄，她细细寻思，唯一的解救途径是向毛泽东主席求援！

那句所谓“恶毒攻击”的话，不是杨茂之创造的，也不是刘松林的发明，而确

确实实是毛泽东亲口说的，那是刘松林和张少华终于有一次得以见到父亲——毛泽

东主席时，问道：“听说，江青要接班，是真的吗？”

毛泽东哈哈一笑：“不会的，她不行！”

这是刘松林亲耳听见的“最高指示”。回家之后，刘松林兴高采烈地把“最高

指示”告诉了杨茂之。老杨是个直肠子，心里存不住话。当别人吹嘘江青是“接班

人”时，老杨实在忍不住了，说出了那句“最高指示”……江青知道了，唯恐这一

“最高指示”在群众中传开，于是赶紧把老杨和刘松林关进监狱。

刘松林想写信给毛主席。可是，监视人员昼夜盯着她，她怎能悄悄写信？即便

写成了，怎么寄出去呢？

左思右想，刘松林忽然心生一计：明人不做暗事，索性公开提出，要给毛泽东

主席写信！写了信，托谁递上去呢？就叫王洪文转上去！她料定王洪文不敢不转上

去，因为她日后总有机会见到父亲毛泽东的；一旦说起王洪文扣押她的信，王洪文

担当不起

果真，在王洪文提审她时，刘松林提出要给毛泽东主席写信，而且要由他转交，

王洪文不得不答应下来。不过，王洪文提出一个条件，信不能封口。

刘松林写了给毛泽东主席的信，当面交给王洪文。

王洪文真的不敢扣压此信，转给了毛泽东。

毛泽东主席读了刘松林的信，知道发生了怎么一回事。他作了批示，说娃娃们

无罪……

“最高指示”下达之后，江青、王洪文不得不放掉了刘松林和杨茂之。

那时，刘松林已在上海的监狱关押了五个月之久。她刚生了老四，在狱中被迫

从早上五点钟起床，一直坐到晚上十时才能躺下睡觉。要用冷水洗衣服，手指都红

肿了。她，一身是病。

经叶剑英元帅帮助，毛泽东主席同意，刘松林出狱后被送回北京治病。

粉碎“四人帮”，使刘松林和老杨喜不自禁。一九七九年，老杨的冤案终于得

到彻底平反……

一九八六年十二月，接到刘松林打来的电话，知道她从北京来上海，下榻于空

军招待所。我便去看她。时值严冬，屋里没有暖气，她戴着驼色绒线帽，穿着厚厚

的咖啡色羽绒滑雪衫，已经有点发胖的她显得更胖了。

在闲谈中，她托我办一桩事：帮她寻找当年在上海关押过她的监狱……

虽说她对于上海并不陌生，她曾在上海工作过多年。不过，一九七一年十月，

她被押往上海的那所监狱时，她的双眼被蒙上了黑布。她记得，那是一辆越野车，

前座坐着上海“造反派”头目戴立清，她坐在后座，两侧各坐着一个押送者。就这

样，她被送进一座监狱。

她被关在三楼。从窗口望下去，窗外有农田，有晒被子的地方。她常常倚在窗

边，细细观看那些被子，极力想从中辨认出哪一床是丈夫的——因为丈夫也被捕了，

不知关在何处，而他的被子是她亲手缝的。

没几天，那窗便被看守用纸头严严实实地糊了起来，从此她再也看不到窗外的

任何景色……

据刘松林说，那窗上装着铁栅栏，这表明关押她的房子原先就是监狱，不是临

时借用的房子。她被关在三楼，而且楼下晒的被子相当多，这表明监狱的规模相当

大。从窗口看出去是一片农田，这又表明监狱坐落于上海郊区。我曾去上海各监狱

采访。我猜想，当年关押刘松林的，可能是上海漕河径监狱。那是一座老监狱，是

从国民党手中接收下来的。

于是，改日我陪刘松林驱车前往漕河径监狱。如今，那里已是上海市少年管教

所了，看见门口的牌子，刘松林皱起了眉头：她怎么会成为“少年犯”呢？

走进狱中，刘松林觉得有点像——那楼的颜色，那窗户上的铁栅。

监狱负责同志接待了我们。根据“窗外有农田”这一点，监狱负责同志判定可

能是二号楼。于是，我们一起走进二号楼。上了三楼，刘松林连声说：“很像，很

像。”她信步向顶头朝南的一间走去，自言自语说：“像是这一间。”

那一间如今已经成为监狱工作人员的办公室。刘松林来到窗口，朝外望去，见

到一幢幢新盖的楼房。

“那里原先是一片菜地。”监狱负责同志说。

“这儿原先是——”刘松林指着窗外一片水泥地。

“猪棚！”监狱负责同志脱口而出。

“对，对，一点也不错！”就像做地下工作时对上了联络暗号似的，刘松林显

得非常兴奋。她要找的“‘文革’纪念地”，终于找到了。

她在那间屋里走着，看着，陷入痛苦的回忆。她说：“当时，有两个看守成天

坐在我的床前，一日三班，严密地监视着我。屋里开着大灯，夜里一片雪亮，我睡

不好觉。每一回上厕所，看守就紧跟在后边……”

她还特地去厕所看了看，还是当年的模样，只是发觉电灯原先装在门口，如今

改成朝里了。

“我们在前几年改装的。原先确实装在门口。”监狱负责同志说。

刘松林要我给她拍照。在那间囚室，在大楼前，在大门口，她留下一帧帧“纪

念照”。刘松林说：“这些照片，比任何照片都珍贵！”

唐纳挚友横遭株连

紧急集合！全连紧急集合！

一九七○年十一月十二日下午，上海奉贤海边的上海新闻出版“五·七”战士

们，是按军队编制的。上海《解放日报》二百多工作人员，成了一个“连”。

全连集中在用芦席、竹子扎成的棚子里。人们一手持红色语录，一手持一张小

板凳——这已成了“五·七”战士开会的规矩。

望着芦席上浆糊尚湿的大字标语，人们面面相觑：“深挖现行反革命！”

一张张小板凳在泥地上放好，人们鸦雀无声地坐在那里，不敢喘一口粗气。一

个陌生的军人，坐在主席台上。

工宣队头头宣布开会了。他在讲了一通全世界形势大好、全国形势大好、全上

海形势大好、全干校形势大好、全连形势大好之类每会必讲的废话之后，便“但是”

起来了：

“但是，阶级斗争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在我们报社，有一个隐藏得很深、

最凶恶、最狡猾的阶级敌人。这个人，就坐在你们中间！”

顿时，全场空气像凝固了似的，所有的人像电影中“定格”一般，一动不动。

沉默良久。

工宣队头头的目光，像探照灯似的在芦席棚里扫视着。他终于用尽吃奶的气力，

大声地揭开阶级斗争的“谜底”：

“这个最狠毒的阶级敌人，现行反革命分子，究竟是谁呢？他就是夏其言！”

此时此刻，年近花甲、听力颇差的原《解放日报》副总编夏其言，还正在轻声

地问坐在旁边的人：“谁啊？谁啊？”

突然，一只冰冷的手，使劲拎起夏其言的衣领，连搡带推，把他押上台示众。

夏其言仿佛还在梦中。他想不到，自己是一个几十年党龄的老党员，怎么忽然

会成为“隐藏得很深、最凶恶、最狡猾的阶级敌人”？！

工宣队头头宣布夏其言的罪名——“用畜牲般的语言恶毒攻击和诽谤无产阶级

司令部领导同志”。

除了这一可怕的罪名之外，没有任何具体说明。

紧接着便宣布：对夏其言实行无产阶级专政！

这时，那个陌生的军人站了起来，押着夏其言往外走。一辆汽车早已在门外

“恭候”。

当汽车在海滨公路上急驰的时候，“五·七”干校刷出了大字标语，每一个字

比斗还大：“坚决拥护工宣队团部对现行反革命分子夏其言隔离审查的革命措施！”

“打倒现行反革命分子夏其言！”

顿时，在这所干校劳动的、属于出版系统的夏其言的妻子，成了人们注视的中

心。

在汽车上，那军人紧紧地坐在夏其言身边，用冷冷的目光监视着。

望着那军人的脸，夏其言记起来了：一个多月前，坐着乌亮的小轿车，从上海

专程来干校找他的，正是此人！

来者不善，善者不来。此人反复盘问夏其言：一九五六年外调，是怎么回事？

外调人员是哪儿来的？问了些什么问题，你怎么答复的？

夏其言经过回忆，作了如实的答复：

那次外调，是通过上海市委组织部，按正式的组织手续，凭组织介绍信来的，

找他了解唐纳的情况。他作为一个共产党员，当然应当向按照组织手续前来外调的

人员如实反映情况——来者是公安部门干部。

外调者详细询问了唐纳的经历、社会关系、家庭出身等，夏其言一一作了回答。

外调者特别问及；“唐纳结了几次婚？”

“据我所知，唐纳结婚三次。”夏其言答道：“他第一次结婚在上海，妻子是

电影演员蓝苹，证婚人是沈钧儒……”

根据外调者的要求，夏其言在一九五六年给公安部门写了一份关于唐纳情况的

书面材料……

这时，那个军人从包里拿出一份材料，叫夏其言辨认：“这是不是你写的？”

一看自己的笔迹，夏其言当即点头道：“是我写的。”

军人坐着小轿车扬长而去。

夏其言并没有把那位不速之客的光临，当作一回事，以为是又一次来外调唐纳

而已。

汽车渡过黄浦江之后，在宽阔的沪阂公路上疾奔。眼看上海市区就要到了，汽

车却突然向左拐弯，驶入漕河径镇附近的“上海市少年犯管教所”。那是上海“文

革”中关押“走资派”、“反动学术权威”、“现行反革命”的所在，“所员”包

括陈丕显、曹获秋、赵丹、白杨、贺绿汀、闻捷……

夏其言“享受”着单独囚禁的“待遇”。不言而喻，他属于要犯。

他的名字被取消了，代之以囚号“三二一”。

经过审讯，他才终于明白：他在一九五六年的外调材料中提及唐纳的第一个妻

子是蓝苹，成了“向公安局一小撮反革命分子提供整无产阶级司令部领导同志的黑

材料”！

夏其言大惑不解：唐纳跟蓝苹结婚，即所谓“六和塔下三对”中的一对，是上

海当时各报都登的新闻，“老上海”都知道的事情，怎么成了“整无产阶级司令部

领导同志的黑材料”？！

夏其言的辩解，遭到恶狠狠的训斥：“你现在还在炮打，胆于不小哇！”

“文化大革命”，向来被标榜为“史无前例”。正因为“史无前例”，富有

“创造性”，按照夏其言的“罪行”，定下一个查遍世界各国法律都没有的“罪名”，

曰：“扩散罪”！

为了这亘古未有的“扩散罪”，夏其言被关押于监狱达十七个月，直至一九七

二年四月，才被释放，押到干校劳动。党支部向他宣布：“留党察看两年，工资降

五级！”

一九七三年七月，经过张春桥亲笔批阅，经过上海市委常委讨论决定，“鉴于

夏其言错误严重，应予清除出党”！

就这样，一生清白的老党员夏其言，仅仅说了唐纳的妻子是蓝苹，被“清除出

党”！

其实，真正的潜台词，只可意会，不可言传：夏其言是蓝苹丑史的目击者、知

情人，借“扩散罪”之名，囚于囹圄，去除党籍，为的是封口！

夏其言“命”大。一九七六年九月中旬，在赴“五·七”干校途中，汽车翻车，

四个轮子朝天，邻座的女同志当即死于非命，他却安然无事。

过了半个月，他终于见到了中国“十月革命”的万众欢腾的场面，终于见到蓝

苹成了阶下囚！

一九八六年盛暑，当我拜访夏老的时候，他已七十有三了。他戴着助听器，居

然还天天忙于工作。

他感慨万分地说：“中国有句古话：‘大难不死，必有后福。’我历大难而未

死，深感晚年之幸福。我尽我的菲薄之力，为党的新闻事业添砖加瓦。”

他的冤案早已平反，党籍也早已恢复。他的老伴也是党员。噩梦过去，老夫老

妻笑逐颜开……

迫害元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