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国际1928年2月的决议在6月初才传到上海的中央委员会，毛则在11月2日才收到这决议。②在此期间，井冈山的部队在这近一年内经历了一个艰难阶段，主要是受到执行各种形式的“盲动主义”的代表们的干扰，而这种“盲动主义”都已由莫斯科谴责过了。
事实上，毛自己的政策并不象他现在希望我们相信的那样与瞿秋白的政策有什么根本不同。11月全会所号召的恐怖方法在井冈山根据地也在一定程度上得到贯彻。第一个冬天，举行了多次游击队起义，“屠杀地主”（而不是象现在出版的“毛选”中所说的“推翻”）。据毛说，初期所建立的一些政治形式，包括地方苏维埃，是他“闭门造车自己做的”，但其他的组织形式是毛和他的同志们根据从报纸上了解到“广州公社”的作法和名称后建立
①1927年12月21日给朱德的信，载《中央政治通讯》第16期，第96—104页。②在上述12月21日的信后，又于12月27日发出一封更为直率的信，见《中央政治通讯》第16期，第105—106页。上述1930年1月15日《中央军事通讯》所说报告承认了联盟的事实并提供了细节。朱德在对史沫特莱讲述的自传中提到了他与范石生的联系，但只说联盟是范主动提出的，内容只是在朱德的要求下，范提供了几百套制服及一些弹药，而朱德则未承担任何责任。见史沫特莱著《伟大的道路》，第246页。但这种说法与当时的材料不符。[当时的事实是：朱德于11月21日在汝城与范部第四十七师师长曾曰唯经过两天谈判，在朱德所部是共产党的部队，一切行动听共产党的调动；补充的物资完全由朱德支配；部队内部如何组织，训练工作如何进行，完全由朱德决定，别人不得干涉的条件下，达成协议。朱德所部改称国民革命军第十六军第四十七师第一四0团。朱德（仍化名王楷）任第十六军总参议、第四十七师副师长兼第一四0团团长。谈判结束后，范石生赴汝城和朱德会面，并迅速提供一批现款和军用物资。一编注]①《中央政治通讯》，第16期，第4—7页。②《毛泽东选集》续编，中共晋察冀中央局1947年编印，第53—54页。在土地政策上，毛认为只有无地的农民是可靠的，所有自耕农（不只是象现在选集版本中所说的富农）都可能是敌人。此外，他认为处决（不只是处罚）几个这样的农民是解决他们反抗土地改革的必要措施。②
虽然在1928年，他并不是象他现在所说的那样温和，但在湖南省委看来他还是太温和了。理论上，在与中央委员会断绝一切联系的情况下，他是要向省委负责的。在对待城市小资产阶级的政策上，尤其如此。在这方面，他有一段以相当苦中作乐的幽默口气写的话：
3月湘南特委的代表到宁冈，批评我们太右，烧杀太少，没有执行所谓“使小资产变成无产，然后强迫他们革命”的政策，于是改变原来前委的领导人，政策一变。4月全军到边界后，烧杀虽仍不多，但对城市中等商人的没收和乡村小地主富农的派款，是做得十分厉害的。湘南特委提出的“一切工厂归工人”的口号，也宣传得很普遍。这种打击小资产阶级的过左的政策，把小资产阶级大部驱到豪绅一边，使他们挂起白带子反对我们。①毛所说的“改变”不仅是改变了政策，还使他失去了在边区党内的领导地位。到该时为止，中央委员会任命毛为书记的领导湖南秋收起义的“前委”是井冈山地区党的最高领导。这时，它改为“师党委”，由湖南特委的一名代表任书记。新任书记为显示他的权威，命令毛在湘南采取军事行动。其结果，不但毛的部队受到挫折，而且在他的部队离开根据地时，根据地本身为国民党部队所占。②幸而，在这次远征途中，毛与朱德会师了，并在湘南又征了八千名农民入伍。士气又振奋起来的红军回到井冈山，收复了根据地。
1928年5月20日“边区第一次党代表大会”在宁冈附近的茅坪举行，选举了由23名委员组成的“特委”，毛为书记。这样毛又恢复了对当地党组织的控制，部队则组成“红四军”，朱德为军长，毛为党代表。①该军由六个团组成，番号分别为第二十八至第三十三团，共有一万多人。但只有两个团配有步枪。其它的团只有长矛。此外，这些外表雄壮的部队是由思乡的湘南人组成的，最后第三十团和第三十二团都开了小差，回到农村去了。②
在以后的几个星期内，这时被称之为“朱毛军队”中剩下的四个团多次打退了敌军八至十八个团的进攻。毛与朱德这时已掌握了游击战的一条基本原则：集中兵力，“以免逐个被歼”。但上级党组织仍认为红军基本上是进行突然革命的催化剂，而不是相当长时期中中国政治形势的一个持久特点。因此，他们发布了只从政治而不从军事考虑的命令。6月底，湖南省委的两名代表杜修经和杨开明抵达边区，命令毛与朱立即开赴湘南。他们拿出一封
①《毛泽东选集》续编，中共晋察冀中央局1947年编印，第55页。[毛泽东当时说：“政权机关是‘工农兵代表会’及‘人民委员会’两种名字，简单称为工农兵政府，没有苏维埃的称呼..这些简单的做法，一部分是闭门造车自己做的，一部分是报纸传来广东12月11日暴动的消息照着这一广告做的（加人民委员会）。”一编注］在现行版本中，广州公社的影响以及从它抄袭来的“人民委员会”都删掉了。这是根据斯大林的想入非非而牺牲了中国人生命的一个臭名昭著的例子，但中国共产党似乎愿意忘记它。（1966年的《毛泽东选集》中，作了一些改动，只说了：“这个时期，土地革命还没有深入，政权称为工农兵政府。”—编注）
①《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77页。②同上，第58页。①“红四军”这番号是精心挑选的，以便表明它与有“铁军”之称的国民党第四军是有连续性的，南昌起义时朱德的部队就是来自该军的（原文如此—编注）。②《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60、75页。《中央军事通讯》，1930年1月15日第1期。（《毛泽东选集》上是这样说的：“第二十九团官兵即因政治动摇，欲回湘南家乡..第二十九团随即自由行动，跑向宜章家乡..”—编注）
从杜和杨所说的政策性质看，这封信可能是3月底中央委员会致湖南省委的命令或其大意。这些命令说湘南是湘、鄂、赣三省起义的中心，而这三个省又是全国起义运动的中心。中央委员会认为当前政治形势的特点是各军阀派系混战，因而为消灭地主的政权和军权和准备在全国总起义提供了有利的时机。该信驳斥了“客观上放弃、主观上轻视”城市的观点，因为这不仅会影响到党的成分，而且还“提出了是否由无产阶级领导土地革命这样一个根本性质的问题”。为纠正这一偏向，中央委员会要求“立即改组”湖南的党。至于边区，应任命一“特别委员会”，对政治与组织事宜全面负责。②
当杨开明知道当时已有了一个“特别委员会”时，他只罢免了毛的书记职务，而由他自己任书记。毛是否先已风闻有成立“特委”的命令，所以在5月份抢先成立了自己的“特委”，这可能是个有趣的猜想。但可以肯定，虽然上级党组织大力支持杨和杜的政策，毛在距离宁冈30英里的小镇——永新召集了同志开会，通过决议，反对省委向南进军的命令。但杨和杜乘毛不在之机和湘南士兵思乡之情，鼓动湘南士兵发动这次战役。很难说朱德是自觉还是不自觉，但他是这次战役的红军司令。这次战役由第二十八与二十九团参加，第三十二团是后卫部队，只给毛留下了有200支步枪的第三十一团来守卫边区。
国民党的第三军的5个团和第六军的6个团乘此机会联合向永新进攻。毛率领装备很差的一个团以游击战抗击了25天，但最终永新和宁冈在8月中都失守了。这时，国民党第三军与第六军之间发生了内哄，然而红军力量太弱了，未能利用这机会。因此毛赴湘南劝说朱领导下的主力返回。这时朱在7月27日与他的老朋友范石生的恶战中，第二十九团丧失殆尽。但战斗力较强的第二十八团仍未受损失，于8月18日占领桂东。8月23日毛在该地与朱德会合，两人决定同返井冈山。
他们返回井冈山时，发现情况很糟糕。红军只占有几个“土匪”出没的山头。①平原与所有的城镇都在敌人手里。但到10月，大部分——虽不是全部——失土均已收复。局势稳定后，毛与他的同志们就在10月14日至16日召开了边区第二次党代表大会，并选出新的特别委员会，书记是拥护毛的。
②这时毛收到了中央委员会6月4日的信，信中附有共产国际2月决议，该决议批判了“不断革命”的理论和“不断起义”的战术。信中还有颇得人心的命令，即重建以毛泽东为书记的五人前委。11月6日的会议决定总的同意并执行共产国际的指示，组织了前委，但有关军队组织的一两个具体问题则不予执行①。11月14日，红军第六次党代表大会任命了由23人组成的军事委员会，朱德任五人常委会的书记。由于特委和军委都属毛的前委领导，并且这两个委员会的成员的观点都与他一致，因而毛牢牢地控制了边区的党组织。
①《毛泽东选集》续编，中共晋察冀中央局1947年编印，附录第84页。②《中央政治通讯》，1928年7月3日第30期。①《毛泽东选集》续编，中共晋察冀中央局1947年编印，第85页。这是毛泽东用来形容如果再犯战术错误时可能发生的情况的说法，但它也可以用来形容9月份的实际情况。这个词在现行版本中已删去。②关于这次战役及1928年7月至10月的情况，见《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75页。①《毛泽东选集》续编，中共晋察冀中央局1947年编印，第53—54、80—81页。毛特别反对中央委员会关于取消军内党代表的意见（他的理由，见施拉姆著《毛泽东的政治思想》，第196—197页）。同时，他鼓励通过士兵委员会进行广泛的政治工作，而不是按中央委员会所提出的建立单独的政治部门。见约翰·鲁著《1927—1930年处于反对地位的毛》，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66年版，第93、96、108页。的是已过时的决议。1928年8月及9月；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和中国共产党第六次代表大会同时在莫斯科举行，1928年至1929年冬，中国共产党第六次代表大会的决议才传到井冈山。摒毛说，他和朱德对六大制定的路线是“完全同意的”。他说：“从那时起，党的领导人和农村地区苏维埃运动的领导人之间的分歧消除了，党恢复了一致。”②众所周知，我们在后面还将多次提到，这一说法是完全错误的。当然，这说法有一点正确的地方，即六大至少还承认在农村根据地建立苏维埃，并以根据地为依托进行游击战，而不按瞿秋白所建议那样四面出击，是有益的。但是，这些战术基本上被视为在全国新的革命高潮到来并可能进行群众起义和推翻国民党政府以前的临时办法。虽然也承认农村的农民当时要比城市工人更为积极，但这被认为是不正常的事，是上海等地大屠杀带来的不幸结果，应尽快纠正。“无产阶级领导权”仍然是无可怀疑的教条。党的工作应特别重视在工业企业中建立核心，和“改善党的社会组成情况”。在农村，基本上应从雇农和贫农中吸收党员。党不应该是整个农民的代表，更不应该是游民的代表。①
所有这三点——城市无产阶级的领导作用，中共在农村的阶级基础狭窄，或者准备在近期内进行全面斗争，或者根本就不进行斗争的战术，而不是逐步扩大红区，直至解放全中国——都与毛在实践中发展起来的战术有明显的矛盾。这时，毛已深信根据地是不可少的。1928午秋，毛在对士兵讲话时解释说，根据地之于部队，就象臀部之于人一样。没有根据地或没有臀部，人就不能休息。只得到处奔跑，直到累死。②与此同时，必须指出，毛当时对用什么办法才能取得最后胜利，还没有明确的思想。1928年11月，他几乎绝望地写道：“红军每到一地，群众冷冷清清，经过宣传之后，才慢慢地起来。和敌军打仗，不论那一军都要硬打，没有什么敌军内部的倒戈或暴动。..我们深深感觉寂寞，我们时刻盼望这种寂寞生活的终了。”③
在毛的报告原本中，他解释这种寂寞之感的语气表明他也深深受到当时盛行的思想影响：
这不算暴动，这只是打江山①，这种打江山的办法是不能成功的。所以如此，是因为完全没有了全国的革命高潮，
全国受着残酷的豪绅阶级的封建统治，广大力量的被压迫阶级还没有发动，所以变成冷冷清清的打江山。②
显然、这时在他脑子里还没有形成在国民党政权在全国还很稳固的情况下有可能在小片地区内创造革命气候思想。他没有能发现这种可能性的一个原因就是他执行的是教条主义的和不现实的土地政策。在井冈山初期执行的政策是按照毛在1927年8月20日给中央委员会的信提议的那样，先没收全部土地，然后在农民中分田。这个政策没有认识到甚至只有一小块土地的农
②斯诺：《西行漫记》，第144页。①这政策的主要各点在共产国际1928年2月决议中都已作了具体规定，并写进中共六大的政治决议中。中共的决议和共产国际的决议对此均有所发挥，但实质都是一样的。见《战略与策略》，尤其是第86—87、207—211页；康拉德·布兰持、本杰明·施瓦茨与费正清合著《中国共产主义历史文献》（哈佛大学出版社1952年版），第127—165页。关于六大路线与毛后来发展的革命模式的关系的精确分析，见施瓦茨著《中国的共产主义与毛的崛起》，第115—126页。②《回忆井冈山的斗争》，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11页。①“打江山”这个词的意思是用老式方法征服全国，以前争夺皇位的人是从很小的地盘出发的。②《毛泽东选集》续编，中共晋察冀中央局1947年编印，第82页。地比他原先的面积更大更肥沃，他也不愿意。1929年4月，这个错误得到了纠正，执行了最初只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在冬季收到了六大的决议，可能是纠正这一错误的部分原因。该决议批判了分田中的“小资产阶级平均主义。”③
1929年春，毛转到较大而富庶的地区活动，该地区的社会结构也较复杂。可能因此才在1929年春制定了新土地政策。
1928年11月彭德怀率领红军第五军抵井冈山。多山的边区无力供养这支联合部队，那年冬季的气候异常恶劣，使情况更为严重。国民党军队又向根据地发起新的进攻。因此，决定向东南进入赣南，留彭德怀和王佐留守井冈山的老根据地。
彭德怀从这时起直到1959年受到屈辱以前，在建立和指挥红军中都起着重要作用。彭于1900年左右出生于毛的故乡湖南湘潭县的一个农民家庭。在十岁时，即离家出走，当过牛倌、煤矿工人和鞋匠学徒。1916年，他在湖南参加了军队，逐渐晋升，但不参予政治活动。1926年北伐时，任唐生智部下何键的第三十五军第五师第一团的团长。国共分裂后，在何清除所属部队中的左翼分子时，他仍能留职，1928年初，他任何部第一旅旅长。1928年7月他率部在平江起义，几个月后，幸存者随他上了井冈山。①
朱与毛于1929年1月14日离根据地，大柏地一场恶战使部队损失一半②，后来在铜鼓与兴国地区站稳脚。他们在那里建立了根据地，以后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建都瑞金。与此同时，井冈山的部队遭到国民党部队的三面围攻。王佐及其少数随从留在荒山僻岭，又恢复了土匪行径。彭德怀率领第五军残部与毛泽东和朱德在赣南会合。1929年4月这两支部队会合时，毛与朱只剩下二千人，彭只剩下八百人。①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收到了2月9日中央委员会的信，对他的整个事业表示毫无信心。信中说，为保存红军并发动群众，要他将部队化为小股分散到农村去，并要求朱德与毛本人离开军队，以隐匿大的目标。对此，毛在4月5日的信中回答说：“愈是恶劣环境，队伍愈须集中，领导者愈须坚决奋斗。”②但争论的不仅是战术问题。中央委员会（李立三虽然没有书记的职务③，却是中央委员会的核心人物）对江西的作法极为关心，认为它不符合正统的马克思主义。它尤其对缺乏无产阶级领导感到关心。1928年11月，李在通报中埋怨由于“农村斗争的特殊情况”，农民有意识”在党内有了反映，并说只有无产阶级的领导才能克服农民意识带来的危险，因为农民意识可能导致“革命和党的彻底毁灭。”④对这种说法，毛在4月5日的信中以十分独特的方式回答说，只要允许他在实际中自行其是，他就接受中央委员会的全部理论。他承认目前党在组织方面的重要任务是“党的无产阶级基础的建立。中心区域产业支部的创造”，并说虽然在农村小片地区内建立苏维埃有助于加速革命高潮，但放弃城市斗争，“沉溺于农村游击主义”是错误的。但他还说：①关于平江起义，见《湖南近百年大事纪述》，湖南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576—579页。②史沫特莱著《伟大的道路》，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272—275页上对于下井冈山和大柏地战斗有经典性的叙述。①《中央军事通讯》，1930年1月15日第1期。②《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00页。③自1928年六大到1931年，总书记是船员向中发，他于1931年被捕并被处决。他基本上是形式上的领导人，受其他有力人士的操纵。④施瓦茨：《中国的共产主义与毛的崛起》，第137页。如果任何党页有这种意见，我们以为也是错误的。因为半殖民地中国的革命，只有农民斗争得不到工人的领导而失败，没有农民斗争的发展超过工人的势力而不利于革命本身的。①
他含糊地提到持有这种意见的“任何党员”，只能是有意地讽刺。事实上，不仅是李立三和他在上海的同事们，而且莫斯科本身对在中国六、七个省份中分散的根据地中使用农民游击战术是否有用也是非常怀疑的。在6月7日致中国共产党关于农民问题的信中，共产国际比李走得还远，实际上建议放弃整个农民斗争：
农民群众的斗争必须与城市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紧密地配合。此外，我们在农村中的战术应该与党的工作协调起来，即在日常经济斗争中争取城市无产阶级。完全不需要立即开始农民运动和号召以游击战和起义进行土地革命。相反，中国目前的形势，要求党必须利用具体的、次要的冲突在农民基本群众中发动并扩大日常斗争，反对各种形式的剥削，从而最后将他们提到更高的政治水平上去。②
所谓的“日常”斗争包括抗捐、减租或抗租运动。但这封信并未说明，这类基本上根据西欧议会民主国家的情况制定的策略如何在有残酷镇压现象的中国农村中应用。共产国际6月的信对土地政策，尤其是苏区的土地政策有些奇特的提法。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曾有信给毛泽东，要他“与富农结成联盟”，共产国际引了这段话①并斥之为严重的机会主义倾向。它认为斗争不仅应指向地主，也应指向富农，不论富农对反帝民族解放斗争的态度如何。
②这文件可以证实，初期，毛在土地问题上的路线比中央委员会的路线还要激烈，而以前人们认为毛的路线比中央委员的要温和些。这一态度与毛当时持续的革命激情和急躁情绪是一致的。毛在4月给中央委员会的信中提出了在一年内争取包括省会南昌在内的整个江西省的计划，而当时他的部队只有2800人。1930年1月，他仍然觉得一年为期虽然时间短了些，又有些“机械”，但那些怀疑有可能很快地争取全省的人是犯了“过高估计客观力量和过低估计主观力量”的错误。③
毛后来指出这种乐观的估计是建立在“革命高潮”即将到来的基础上的。在他形成这一思想时，共产国际在这问题上已采取了相对谨慎的态度。但是在1929年秋，莫斯科突然改变了立场。这部分是由于当时美国发生了经济危机，莫斯科认为资本主义即将崩溃；部分是由于中国内部发生的事态，即蒋介石与敌对的将军们进行了一系列的混战。在1929年10月26日给中国共产党的信中，莫斯科说新的起义正在开始，必须采取措施，在高潮到来时“推翻地主资产阶级的政权，建立苏维埃式的工农专政”。①
①施拉姆：《毛泽东的政治思想》，第259—260页。（原文见《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99页。文中“党员”前并元“任何”二字，应为“党员中”。—编注）
①这段话可能引自中央委员会1929年2月9日的信。对此信，毛在4月5日作了答复。但是，人们只是从毛对该信的驳斥中才知道有该信，因此，不可能对该信的内容有确切的了解。②《战略与策略》，第240—242页。③《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03页。《毛泽东选集》续编，中共晋察冀中央局1947年编印，第98—99页。①施瓦茨：《中国的共产主义与毛的崛起》，第134页；诺思：《莫斯科和中国共产党人》，牛津大学出作准备的方法却是截然不同的。在1929年12月第四军党的古田会议上，毛公开承认，红军的大部分士兵是游民。他认为这是部队中产生“流寇思想”的原因，但他仍然认为“加强教育”是可以改造他们的。就是要依靠由这些不可靠的阶级成分组成的红军来“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建立政权、消灭反动军队、将革命高潮推向前进..。”②
李立三不但对一支由游民组成的军队不感兴趣，而且对农村的一切事情都不感兴趣。他在1930年3月写道：“农村是统治阶级的肢体，城市是头脑和心脏。如果头脑和心脏死了，人就一定会死，但如果肢体断了，人却未必会死。”他的这些话只不过是重复共产国际的意见罢了。共产国际在前一年10月的信中说：“苏区能站稳，最近甚至能扩大并巩固他们的活动成果..这些农民活动都是革命潮流的重要支流，它们将发展壮大，汇入全国革命运动中去。”①
直到1930年1月，毛本人也认为他们的活动只是“支流”，如果全国没有革命高潮，这支流就会消失在沙土中，虽然他认为这支流的重要性远比莫斯科和李立三所认为的要大得多。但是1929年末和1930年初，红军取得了一连串的辉煌胜利，对苏区的评价突然提高了。到1930年6月，李立三本人得出结论说，虽然城市工人的斗争仍然是未来革命的决定性因素，“红军的强有力的进攻”对胜利是不可缺少的贡献。因此他命令对中南地区的大城市发动一连串的进攻。
首先，彭德怀的第三军团于7月28日攻陷长沙，守城约十日，同时，朱德的第一军团（毛为政委）向南昌进军，贺龙的第二军团向武汉移动。经过24小时激战，朱和毛放弃了占领南昌的打算，向西撤走。在途中，他们与彭德怀相遇。彭德怀此时收到李立三的命令，要他再次攻打长沙。因此，第一、三军团共两万人，再次向湖南省会进军。在与装备精良的蒋介石部队打了十三天后，毛“劝说”同志们放弃这一毫无希望的战斗，返回江西南部的根据地。②两年前，毛拒绝执行湖南省委向湖南南部进军的命令，这次，他认为上级党的命令可能危及他的部队和革命根据地的生存时，又有意识地违背上级党的命令。
版社1954年版，第131页。
②《毛泽东选集》只以阉割的形式摘录了古田会议的一段决议。决议原文的摘要见施拉姆著《毛泽东的政治思想》，第268—270页。此处最后一句话引自《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香港，新民主出版社1949年版，第26页）。①施拉姆：《毛泽东的政治思想》，第135—138页。（此段引文在1969年修订版中未查到。—编注）
②关于这些事件的军事方面的情况，在陈志让著的《毛泽东与中国革命》一书的第156—159页上有明确而详尽的报道。《湖南近百年大事纪述》上的说法有些不同（第594—600页），该书说第二次攻打长沙的联合部队共有三万二千多支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