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斯科对当时中国发生的事情无知到令人吃惊的地步。他们竟然在1930年3月为“中国无产阶级的先驱”“大地主和资产阶级望而生畏的敌人”——毛泽东发讣告。
蒋亲自飞到重庆指挥战斗，国民党空军甚至投下传单说毛泽东将成为另一个石达开..。红军强渡大渡河，避免了重遭石达开的命运。从此以后，毛泽东指挥的部队在抵陕西以前就再也没有什么大的战斗了，但他们却遇到了极为巨大的自然困难..毛还必须进行政治斗争，这就是与张国焘的冲突。
在着手为中国革命制定出新的方针以前，共产国际象往常一样，感到必须弄清楚谁应对过去的错误负责。此事最初是交给1930年9月召开的中共中央全会去处理。但是，尽管共产国际代表米夫和曾在莫斯科参加讨论李立三政策的瞿秋白、周恩来都出席会议，会议结果却远不能令人满意。瞿和周主持通过了一项非常宽容的决议，认为李只在客观形势的判断上有小的失误，并未在政治路线上犯大错误，这表面上是为了维护中共领导的威信，其实是因为他们同李立三的许多看法相一致。共产国际因而不得不亲自出面追查李立三的错误，李立三和瞿秋白都被召到莫斯科。
这段历史同毛泽东本人的革命生涯有直接关系，理由有二：一方面，近年有人称，毛泽东在1930年的路线实际上就是共产国际的路线，共产国际在其1930年6月的决议中为中国革命规定了未来的整个方向。另一方面，李立三同斯大林之间产生分歧的真正根源在于李的中国中心主义，而这种中国中心主义同今天成为毛泽东的特征的中国中心主义却异常相象。
“立三路线”的权威表述见于1930年6月1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决议，决议规定了不久就要命令红军攻打长沙、南昌、武汉的基本原则。这个文件于6月底以前送到莫斯科，共产国际讨论以后通过的一项决议并未明确批评李立三的观点，而是以比较温和的措辞制定了一项类似的方针①。莫斯科和李立三一致认为，红军在迅即到来的危机中可以发挥极有效的辅助作用，但须有一个条件，即无产阶级要加强对军队的领导，而且城市无产阶级要通过总罢工及其他此类传统的斗争方式直接参加战斗。双方都谈到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都预料决战很快就要发生。李立三无疑更加乐观自信；对他来说，“很快”就意味着“立即”，而莫斯科提出必须先加强红军。更重要的是，李认为地区性或省一级的苏维埃不会存在很长时间，一省或数省的胜利会立即在全国城乡引起起义，导致对国民党政权的最后决战。①而且中国的这种事态发展，将会引起帝国主义的干涉，导致世界范围内的革命战争，最后推翻资本主义。②
①6月11日决议的英文本见布兰特·康拉德、本杰明·施瓦茨和费正清合编《中国共产主义历史文献》，哈佛大学出版社1952年版，第184—200页。我认为共产国际通过决议的时间如俄文本[见《战略与策略》，第272—281页。译文见《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1929—1936）》，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103—112页。一编注]所记是6月下旬，而不是中文出处中的7月23日（或笼统的7月份）。①这并不妨碍他在彭德怀占领长沙期间，以“湖南省工农兵苏维埃政府主席”的名义署名发表公告。公告全文见《湖南近百年大事纪述》，湖南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599页。[作者所注出处可能有误，该书中没有李立三以“湖南省工农兵苏维埃政府主席”名义签署的公告；李立三此时不在湖南，省苏维埃主席由王一芬（即王首道）代理一编注］②鉴于李立三有这种思想，毛泽东当时以及后来一再责备他为“半托洛茨基主义”并非毫无道理。见施拉姆著《毛泽东的政治思想》，第227228页。中心进行政治总罢工”，还预言最近的将来就要发生“决战”，故不能说莫斯科早已为毛泽东的最后胜利绘出了蓝图。③诚然，在战术问题上，毛泽东的主张接近莫斯科，而和李立三的看法不同，因为李严厉地将“顽固地坚持游击战的军事概念”斥之为“一种严重的右倾错误”，要求“完全改变过去的游击战术”，而“对敌人的主力进行坚决进攻”。但在另一个也是比较深刻的关于中国在世界革命中的作用和认为俄国不了解中国情况的问题上，李立三和毛泽东的看法则显然是一致的。
李立三的中国中心主义走到了极端。他在6月11日的决议中写道：
中国是帝国主义统治世界的锁链中最薄弱的一环，就是世界革命的火花最易爆发的地方。所以在现在全世界革命危机都已严重化的时候，中国革命有首先爆发，掀起全世界的大革命，全世界最后的阶级决战到来的可能。①
从这里可以看出，自罗易在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上提出世界以亚州为中心的见解直到1963年以来北京所捍卫的立场，在这个发展过程中，李立三起了承前启后的作用。他不仅认为中国在世界革命中具有决定性的影响，而且毫不掩饰他主要忠于中国而不是忠于莫斯科。据称他在9月3日政治局会议上曾说，忠实于共产国际是一回事，忠实于中国革命是另一回事，又说打下汉口以后再同莫斯科讲话就不同了。②这种态度当然不会得到莫斯科的赏识，但共产国际对李自称比俄国人更了解自己的国家一事几乎同样感到恼怒。此事在追究李立三和瞿秋白错误的会议上成了主要议题之一。贝拉·库恩抨击这两个人就象以前的陈独秀和谭平山那样谈论中国“民族的特殊性”。俄国的中国问题专家L·马迪亚尔强调指出，这不仅仅是一个个别人特有的问题。他说，“大多数不在这里的中共中央委员也深信莫斯科不了解中国情况”，又说这是自鲁思·费希尔以来所有共产国际叛徒惯用的口头禅。共产国际另一个审查人员曾援引李立三的话，指出他说过：“中国许多特点，国际很难了解，差不多不能了解，因此也就不能够实际上领导中国的共产党。”马努伊斯基概括地指出，李立三竟敢责备俄国人有“狭隘的民族成见”，其实是他自己犯了“很厉害的地方主义”的错误。①
当然，共产国际当局绝不是贬低中国的重要地位。马努伊斯基甚至宣称：“中国党对于殖民地各国共产党应该起到象苏联党对于整个共产国际那样的作用。”②但他同时强调指出，中共还没有“自己的列宁和斯大林”，只有接受苏联的具体指导，才能顺利地进行工作。
苏联人自称比中国人更了解中国情况则更加引人注意，因为莫斯科对当时中国发生的事情元知到令人吃惊的地步。一个有名的例子是，他们竟然在1930年3月为“中国无产阶级的先驱”、“大地主和资产阶级望而生畏的敌
③这是萧祚良在《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内部权力消长史料（1930—1934）》（华盛顿大学出版社1961年版）
②一书中的主要论点。《战略与策略》，第290页。[译文见《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1929—1936）》第112页。——编注]
①对李立三的审查是在1930年12月，其主要文件发表在《布尔什维克》杂志第4卷第3期（1931年5月10日）第16—41页上。前引萧祚良著《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内部权力消长史料（1930—1934）》一书第7792页上有概要介绍。上述许多细节为萧书所无，系笔者摘自这份期刊。萧祚良对此问题的概括叙述[见《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内部权力消长史料（1930—1934）》，第86页]略有②出入。
农民已经用建立苏维埃和红军..据说那里已经成立了苏维埃政府。我认为，如果这是事实，那是毫不奇怪的。”①其实，毛泽东早在1930年2月就建立了赣西南苏维埃政府（当时建立的还只是地方苏维埃）。斯大林不仅对这种形势发展不太了解，而且对其详细情况似乎也不大感兴趣。
如果说斯大林远离中国，那他早在1930年春就派手下人去中国了。新派出的共产国际代表米夫从莫斯科带回了一批他在中山大学时的学生，这些人后来被讽刺为“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这批年轻人没有革命经验，脑子里装满了莫斯科流行的观点，认为有一个良好的列宁主义理论基础要重要得多。尽管得到米夫的支持，他们还是未能夺得对党组织的控制权，因为当时的党还牢牢地掌握在李立三手中，但这成了李立三在莫斯科受审查期间的一条罪状。我们“费了很多力量和钱才能够把他们派回中国去”，共产国际的一位官员抱怨说，“（秋白和立三）不要他们作党的工作”随着李退出历史舞台（他被留在莫②斯科，直到1945年方回国）。只有以何孟雄为首的工人运动派和态度灵活的周恩来同这批以陈绍禹（王明）、秦邦宪（博古）为首的留苏归国留学生相对抗。斗争双方的力量极不相称，在1931年1月的四中全会上归国留苏学生派终于牢牢地夺得了对党的控制权。
在“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中的两个领导人物王明和秦邦宪①，在几个方面都非常相象。他们两人均出生于1907年，回国时仅二十三岁，二十四岁取得了党的领导权。两人都是中国社会特权阶层的代表，王是一个大地主的少爷，秦是清朝一个县太爷的儿子，两人都在上海念书，后来去莫斯科（王在1925年，秦在1926年），当时都是十几岁的青年人。秦1925年在上海加入中国共产党，王1927年才在莫斯科入党。因此，他们作为上海这个沿海大城市的青年人，都不会有关于农民的第一手知识或任何政治经验。
这些人的政策现在称之为“第三次‘左’倾机会主义路线”，毛泽东同他们进行了历时四年的激烈斗争，他第一次成了党内最高权力的直接竞争者。自1927年秋上井冈山以来他一直只是观察党中央内部的派别斗争，尽力避免执行在他看来是灾难性的指示。现在苏区规模和红军实力如此之大，毛泽东和他的所谓“实权派”成了争夺党内领导权的直接对手。
毛泽东同归国留苏学生之间的斗争，仍然围绕着1927年以来他一直同党中央有争论的两个基本问题：土地政策问题和游击战术同城市革命的关系问题。在土地问题上，毛泽东原来在井冈山制定的政策极其激进。但到1930年2月，在建立江西省苏维埃的会议上通过新土地法时，他已经大大地向右转，他的“富农倾向”甚至超过了李立三。②他不仅容许自耕农保留自己的全部或部分土地，而且还允许富农保留他们的良田，不要求他们用良田向贫农换瘠田。他把自己的政策归结为两个原则：“抽多补少”，“抽肥补瘦”。①
李立三在莫斯科受审查期间，各种“富农倾向”都受到谴责，据说这些
③《国际新闻通讯》，第10卷第14期（1930年3月20日）。
①《斯大林全集》第12卷，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220页。②“皮（pí）同志（显然是个俄国人）的发言”见《布尔什维克》第4卷，第3期，第54—61页。
①陈绍禹因其30年代在共产国际的地位，在西方也以化名广为人知，下文均称呼他王明。秦邦宪化名博古，多数读者可能不熟悉，还用其真名。②倒台前夕，李立三在共产国际的心目中是既右倾又“左”倾：右倾，因为他对富农宽容：“左”倾，因为他要立即实行集体化。这种双重错误倾向，是他在莫斯科受审查期间的另一桩罪状。①萧祚良：《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内部权力消长史料（1930—1934）》，第7页。
到苏区来信，反映富农比以前更得势了。②1931年9月1日的指示，标志着居于领导地位的归国留学生开始夺取苏区的控制权，指示中对“富农倾向”的批评是特别针对毛泽东的政策的。③
1930年底至1931年初毛泽东开始同归国留学生发生对抗。要正确地分析这时军事战略问题是如何出现在毛泽东面前的，必须先从被称之为“富田事件”的一件模糊不清和令人不愉快的事情说起。此事引起毛泽东同赣南红二十军领导人的冲突。根据多方面的材料可以清楚地看出，其中既涉及原则问题，也有纯粹而露骨的权力上的考虑。红二十军领导人同赣西南特委站在一起，赣西南特委是李立三在苏区的一个堡垒，曾在1930年7月召开一次会议，反对毛泽东在同年2月采取的土地政策。1930年12月他们起来反对毛泽东时所主张的政策，在土地问题和军事策略上同李立三的政策相类似。此时很明显，毛泽东所感到关切的，不仅是要维护他视为正确的政策，而且要消除对他的权力进行挑战的可能性。
不管其动机如何，他处理得很果断。12月初，他以“AB团”（国民党建立的反共秘密组织）特务的罪名逮捕了赣西南特委的几个领导人，这些人被关押在赣南富田镇。12月8日或9日，驻扎在附近东固的红二十军一位营政治教导员起兵反叛，率部至富田解救被关押的人员。反叛分子逃至赣江对面的一个镇上，他们在那里因不易受到毛泽东的反击，坚持了两个多月，在此期间，双方在宣传上互相攻击，背地里又玩弄手腕，形势错综复杂。在争斗过程中，毛泽东的总前委透露，在那些领导人被关押在富田而触发事件以前，红军中已有四千四百余名“AB团”分子被捕。在平息反叛时，毛泽东极其严酷，约有两千或三千名官兵死于镇压。①
某些怀有极大敌意的批评家认为，整个事件完全是毛泽东借以消灭其对手的阴谋，这元疑言过其实，但此事的确是暴露他残酷性的第一个重大实例。他所建立的效率极高的秘密警察在这次事件中也用上了。现在并无根据证明，毛泽东象许多握有绝对权力的人（尤其是斯大林）那样，以杀戮或折磨革命敌人或自己的政敌为乐事。但是，只要他认为必要，他从来是毫不犹豫地使用暴力的。可是也应立即补充一句：若不如此，他就绝难生存。几十万人在1927年国民党的镇压中牺牲，“富田事件”及其后果又造成了几千人的死亡，但这还仅仅是序幕，在亘古未有的最大也是最残酷的革命风暴中，双方后来所造成的杀戮其规模就要比这大得多。1930年7月红军暂时占领长沙。从长沙撤离后，毛泽东的夫人和妹妹就在长沙被国民党杀害。尽管人们对此深感悲痛，但她们的牺牲也不过是在毛前三年殉难亲友和同志们长长的名单中增加两个而已，毫无疑问，毛泽东认为这都是革命斗争中难于避免的。他决不发慈悲，也不要求别人的慈悲。
1931年初，毛泽东的处境似乎极为有利。经过“富田事件”，江西党组织中反对毛泽东其人或其政策的人被有效地消灭了。莫斯科和中共中央越来越重视他所开创的苏区工作。实际上，他的成功反而使他倒霉。因为既然党的最高当局和共产国际开始重视苏区，他们自然会拿出大部分时间和精力去制定苏区的政策，并要求贯彻执行。留苏学生所维护的政策，虽然不同于瞿秋白和李立三的政策，但同样是和毛泽东的政策根本对立的，因此毛泽东同
②《布尔什维克》第4卷第3期上到处可见，尤其是马其亚尔的发言（第21—27页）。
③萧祚良：《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内部权力消长史料（1930—1934）》，第159—162页。
①以上关于此事件的记述，主要根据以下两本书中最新的综合性资料：前引萧祚良著《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内部权力消长史料（1930—1934）》，第98—113页以及陈志让著《毛泽东与中国革命》。牛津大学出版社1965年版，第164—165页。命，因而更加严酷和激烈。1931年夏或初秋，中央为摆脱困境，脱离秘密状态，遂决定离开上海迁往相对安全一些的江西中央苏区①，斗争因而更加尖锐了。现在的局面不再是一个远在外地的机构偶而发来书面指示，毛泽东可用拖延战术来顶住，而是党的最高当局就在身边直接发布命令，并且就地监督命令的执行。
周恩来和他的同志们抵达江西后，随即采取措施，限制毛泽东在党和政策中的权力。在限制其政府权力方面，11月成立了中央苏维埃政府。共产国际1930年6月的指示曾提到建立这种政府的必要性，李立三也坚决支持采取这一步骤——不过他想把政府建立在大城市而不是农村地区。1930年夏秋之际，已为建立全国苏维埃政府采取若干预备步骤，但因李立三倒台而停顿下来。①共产国际在其1931年8月26日关于中国共产党任务的决议中，以更加确切而急迫的措辞再次提出这个意见，决议明确指出：“应当在最短期间内，在最可靠的地区成立中央苏维埃政府。”②③
第一次中华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于具有象征性的日子11月7日在瑞金召开，宣布成文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选举出六十三人的中央执行委员会。中央执行委员会又选举出人民委员会，由毛泽东任主席，项英、张国焘任副主席。这样，毛泽东在政府中的权力就受到削弱和限制，但并未被剥夺。毛泽东在党内领导层中的处境甚至更为不利，1931年11月召开的苏区第一次党代表大会，实际上对他在各个方面的政策都加以谴责，尤其是着重指出了军事问题上的错误：即坚持游击战术，并顽固地拒绝将中央苏区同邻近各省的根据地联结起来以扩大和巩固中央苏区。翌年8月党召开的宁都会议上，毛泽东不仅受到批评；而且丧失了军权，红军指挥权落入周恩来手中。”这种不利的形势到1933年5月发展到顶点，当时周恩来被任命为整个红军的政委，周是强烈支持“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的军事路线的。①
①迁往江西的时间说法不一，如说1931年，1932年，甚至1933年。笔者倾向于同意萧祚良的看法，他根据现有材料，认为大约开始于1931年8月[前引萧柞良著《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内部权力消长史料（1930—1934）》，第161—162页]。但肯定还有探讨的余地，况且还可能不是一次迁去的。几乎可以肯定，周恩来是在1931年夏末秋初去江西的。向忠发被处决后，秦邦宪任总书记，他大概是在1932年初去江西。当时王明回莫斯科，在共产国际任殖民地问题专家数年。根据王明向尼姆·威尔斯口述的自传（香蒂·斯瓦鲁普曾经引用，见《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研究》，克拉伦登出版社1966年版，第249页）。他回莫斯科的时间是1931年6月。中央某些领导人未去赣西南中央苏区，而去其他根据地，张国焘去鄂豫皖苏区。①萧祚良：《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内部消长史料（1930—1934）》，第39—49页。
②《战略与策略》，第306页。[译文可见《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1929—1936》，第159页。——编注]
③萧祚良：《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内部权力消长史料（1930—1934）》，第173页。*宁都会议是在1932年10月上旬召开的。周恩来在会上不同意中央局提出的毛泽东离开红军的意见，提出要把毛泽东继续留在红军中指挥作战。但中央局没有同意，随后，宅泽东离开了红军。在此后一段时间内，周恩来暂代红一方面军总政委的职务。周恩来在制定作战计划时，仍征求毛泽东的意见。1932年10月26日，中央和中央局才正式任命周恩来为红一方面军总政委。关于周恩来限制毛泽东在党和政府中的权力的说法是不确实的。——编注
①萧祚良：《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内部权力消长史料（1930—1934）》，第165、210—211、220—221页。（在第四次反“围剿”开始时，周恩来等同志在前线指挥作战。他们在实践中认识到中央和苏区中央局要求红军先发制人、攻占敌人重兵驻防的坚城南丰和南城的命令是错误的。周恩来向中央和苏区中央局提
剿，正在为挽救江西苏区而斗争；毛丧失军权的确给最终导致失败的僵硬战术开了方便之门。1930年夏秋之际，红军攻打长沙和南昌引起了国民党各派领导人的注意，他们发现共产党力量不断壮大，便暂时停止了他们之间的内哄，以便对付这一威胁。1930年12月至1931年1月的第一次围剿、1931年春的第二次围剿和1931年夏的第三次围剿，所动用的兵力大不相同，但红军的基本战术原则却始终如一。这些原则是毛泽东和朱德上井冈山以后逐步制定出来的，现在已经成为一种系统的军事理论的一部分。
在毛泽东的游击战思想中，军事和政治这两个方面当然是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的，但为了研究起见，也可以分开来。两个方面看来都是融合了古今的思想，既有传统性，又具创造性。在军事方面，传统的烙印最为明显，这没有什么可以奇怪的。几个世纪以来，地面部队的作战策略，较之成功地取得人民政治支持的条件，其变化要小得多。实际上，毛泽东的一切战术原则，在中国古代军事著作尤其是公元前500年崛起的著名军事作家孙子的学说中，都可以找到。
首先，其根本思想为每战必集中兵力、以己之相对优势对敌之相对劣势，方能取得胜利。如30年代红军那样，在同数量上占极大优势的敌人作战时，显然必须采用这种战术，而孙子早就把它视为一切战争的基本原则：
故形人而我无形，则我专市敌分。我专为一，敌分为十，是以十攻其一也，则我众而敌寡；能以众击寡者，则吾之所与战者，约矣。①毛泽东将这一基本思想用之于红军在江西反围剿的特殊条件，对它作了如下的阐述：
处于战略上年线作战的军队，特别是处于被“围剿”环境的红军，蒙受着许多的不利。但我们可以而且完全应该在战役或战斗上，把它改变过来。将敌军对我军的一个大“围剿”，改为我军对敌军的许多各别的小围剿。..将敌军对我军的战略上的优势，改为我军对敌军的战役或战斗上的优势。..这即是所谓内线作战中的外线作战，“围剿”中的围剿，封锁中的封锁，防御中的进攻，劣势中的优势，弱者中的强者，不利中的有利，被动中的主动。从战略防御中争取胜利，基本上靠了集中兵力的一着。
中国红军以弱小者的姿态出现于内战的战场，其迭挫强敌震惊世界的战绩，依赖于兵力集中使用者甚大。无论那一个大胜仗，都可以证明这一点。“以一当十，以十当百”，是战略的说法，是对整个战争整个敌我对比而言的；在这个意义上，我们确实是如此。不是对战役和战术而言的；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决不应如此。无论在反攻或进攻，我们总是集结大力打仗一部。..我们的战略是“以一当十”，我们的战术是“以十当一”，这是我们制胜敌人的根本法则之一。
我们是以少胜多的——我们向整个中国统治者这样说。我们又是以多胜少的——我们向战场上作战的各个局部的敌人这样说。这件事情已经不是什么秘密，敌人一般地都摸熟我们的脾气了。然而敌人不能取消我们的胜利，也不能避免他们的损失，因为何时何地我们这样做，他们不晓得。这一点我们是保守秘密的。红军的作战一般是奇袭。①
出了集中兵力在运动战中各个歼灭敌人的方针。在周恩来等同志的指挥下，第四次反“围剿”取得了胜利。——编注）
①《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07—212页。这篇著作写于1936年，总结了毛泽东在江西反围剿的经验。上述孙子引文中的第一句和毛引文中的最末一句，清楚地表明了“以十当一”必不可少的一个条件，便是对自己一方部队的行动必须保密。这是孙子全部学说的基本思想：
兵者，诡道也。故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近而示之远，远而示之近。利而诱之，乱而取之，实而备之，强而避之，怒而挠之，卑而骄之，仗而劳之，亲而离之。攻其无备，出其不意。此兵家之胜，不可先传也。..善守者，藏于九地之下，善攻者，动于九天之上；..
故善攻者，敌不知其所守；善守者，敌不知其所攻。微乎微乎，至于无形，神乎神乎，至于无声，故能为敌之司命。进而不可御者，冲其虚也；退而不可追者，速而不可及也。①
毛泽东并未充分发挥这个论点，主要是由于他认为保守红军秘密（以及有关敌人的补充情报）实质上主要是个政治问题。毛援引国民党将官陈铭枢的话说：“国军处处黑暗，红军处处明亮”。②毛的解释，当然是说由于农民群众喜欢红军而仇恨国民党。但同时，从纯粹军事方面说，他绝不忽视欺诈。毫不奇怪，他直截了当地援引了孙子的论点：“我们可以人工地造成敌军的过失，例如孙子所谓‘示形’之类（示形于东而击于西，即所谓声东击西）。”
③毛还从他喜爱的小说《三国演义》和《水浒》里学到许多战事中欺诈的作法。这些都是毛的主要战术原则，它们没有得到“归国留苏学生”的赞同，与此同时，这些“留苏学生”元疑并不厌恶党的导，而是厌恶毛的高度灵活的战略概念。后来，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在井冈山发明的有名四行字诀：
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
毛和朱在第一次“围剿”期间，为了指导敌人包围中的弱小部队，在这些基本是防御原则的基础上，研究形成了“诱敌深入”苏区的原则，以达到在最有利情况下一口一口吃掉敌人的目的。无需说明，毛并未想过无限期地处于劣势地位；但是与他自己早期的乐观主义相反，他越来越感到斗争的长期性，红军在可预见的将来还不能开始战略进攻。从1931年9月开始，支持“归国留苏学生”领导的秦邦宪和周恩来，批判毛的思想为“游击主义”，
毛泽东断言（同上书第188页），在第三次反围剿过程中，即1931年夏，他的军事思想超越了“朴素性”，形成为“全部红军作战的原则。”（毛泽东的原文为：“等到战胜敌人的第三次‘围剿’，于是全部红军作战的原则就形成了。这时是军事原则的新发展阶段，内容大大丰富起来，形式也有了许多改变，主要地是超越了从前的朴素性，然而基本的原则，仍然是那个十六字诀。”——编注）既然实情如此，笔者的见解就同陈志让的看法（见前引陈志让著《毛泽东与中国革命》，第163—164页）相反，笔者认为，并非不可以用1936年写的这篇文章来说明在其以前5年毛泽东思想的本质特征，虽然他的思想在那时以后自然有所发展。关于毛泽东的游击战术在抗日战争中的发展，见本书第8章。关于毛泽东的战术同《孙子兵法》之间的关系，还可参见S·B·格里菲斯为他所译《孙子兵法》（牛津大学出版社1963年版）写的导言（该书第45—56页）。
①见《十一家注孙子》，第18、80、397—398页。②转引自《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92页。③同上，第193页。情况下，“游击主义”已经过时，因此，他们坚决主张以“全线出击”、“夺取中心城市”以及“不打烂坛坛罐罐”这种新口号来代替那些旧口号。①
这种战术方针改变之意义和后果，我们只要比较五次“围剿”，就可以非常明白。1930年12月和1931年1月第一次“围剿”，时由于富田事件，情况变得很复杂，当时富田和东固的群众不相信红军并且和红军对立。但由于当时的国民党军队不是精锐部队，在数量上也只具有相对的优越性——十万对四万，所以困难并不突出。那时充分运用了一口一口吃掉敌人的战术，在第一次交战前，须耐心等待有利的时机。用毛自己的话说：
..（我们）先想打谭道源，仅因敌不脱离源头那个居高临下的阵地，我军两度开进，却两度忍耐撤回，过了几天找到了好打的张辉瓒。
②红军第一仗便打着了张辉瓒的两个旅和他的师部，连师长张辉瓒本人在内九千人全部被俘获。这次战争的胜利，吓得另外两师逃跑；共产党追击其中一师，并将其一半消灭。于是第一次“围剿”就以全部失败告终。张辉瓒后来被当地农民审讯后处决了。①
第二次“围剿”作为毛战术例子来说，要更加艰苦和有趣得多。对立双方部队，敌军从数量上说处于两倍以上的优势；进攻部队约达二十万人，而红军只有三万余人，这样，首先打击敌军中最弱之部就显得更为重要。红军于4月底5月初不顾有被发现的危险，驻扎在东固二十五天②以等待王金钰撤离富田的战术据点。最后时机成熟，红军同时打王金钰师和公秉藩师总共十一个团，并诱其在富田附近和红军打了一仗。打这一仗的地方，东北距国民党另一师仅三四英里，西南距蔡廷锴精锐的十九路军仅十多英里；但他们竟未觉察，因而也未出来干与，真是国民党军“处处黑暗”，而红军“处处光明”。红军在第一仗打赢后，十五日之内行军七百里③，又与敌军弱部打五次仗，缴枪二万余支，这样结束了第二次“围剿”。④
毛在此后不久写的一首诗中，表达了他的得意心情：
白云山头云欲立，白云山下呼声急，枯木朽株齐努力。枪林逼，飞将军自重霄入。
七百里驱十五日，赣水苍茫闽山碧，横扫千军如卷席。有人泣，为营步步嗟何及！
①《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89页。①参见同上，第201页。②此时对富田事件的反应已大部消除，红军不必象第一次“围剿”时那样避开这个地区。③一里约等于三分之一英里。④参见《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02页。注释，直立之云代表红军战士对国民党军队在“围剿”期间红军暂时放弃的根据地里胡作非为的愤怒；“枯木朽株”代表敌人，他们虽然还直立着，但已注定要腐朽灭亡。诗的最后两行，反映第二次“围剿”总司令何应钦对几个孤立纵队缓慢推进的失败战术非常气恼。①
第三次“围剿”时，国民党努力在战争规模和战术上作出重大改变。蒋介石现在积极起来，亲自到南昌指挥这次作战。在这次战斗中，他还投入了他的十万嫡系精锐部队。在这种新的情况下，红军的日子更不好过，他们未能象上两次“围剿”时那样预见和制订全部战役的步骤。下面是毛本人对这次“围剿”的叙述，他自己还画了一个地形图。图中表示了第三次“围剿”时敌我双方的力量部署。第三次“围剿”时的情况是：（一）蒋介石亲身出马任总司令，下分左右中三路总司令。中路何应钦，与蒋同驻南昌；右路陈铭枢，驻吉安；左路朱绍良，驻南丰。（二）“进剿”军三十万人。主力军是蒋嫡系之陈诚、罗卓英、赵观涛、卫立煌、蒋鼎文等五个师，每师九团，共约十万人。次是蒋光鼐、蔡廷锴、韩德勤三师，四万人。次是孙连仲军，二万人。余均非蒋嫡系，较弱。（三）“围剿”战略是“长驱直入”，大不同于第二次“围剿”之“步步为营”，企图压迫红军于赣江而消灭之。（四）第二次“围剿”结束至第三次“围剿”开始，为时仅一个月。红军苦战后未休息，也未补充（三万人左右），又绕道千里回到赣南根据地西部之兴国集中，时敌已分路直迫面前。在上述情况下，我们决定的第一个方针，是由兴国经万安突破富田一点，然后由西而东，向敌之后方联络线上横扫过去，让敌主力深入赣南根据地置于无用之地，定此为作战之第一阶段。及敌回头北向，必甚疲劳，乘隙打其可相打，为第二阶段。此方针之中心是避敌主力，打其虚弱。但我军向富田开进之际，被敌发觉，陈诚、罗卓英两师赶至。我不得不改变计划，回到兴国西部之高兴圩，此时仅剩此一个圩场及其附近地区几十个方里①容许我军集中。集中一天后，乃决计向东面兴国县东部之莲塘、永丰县南部之良村、宁都县北部之黄陂方向突进。第一天乘夜通过了蒋鼎文和、蒋、蔡、韩军间之四十华里空隙地带，转到莲塘。第二天和上官云相军（上官指挥他自己的一个师及郝梦龄师）前哨接触。第三天打上官师为第一仗，第四天打郝梦龄师为第二仗，尔后以三天行程到黄陂打毛炳文师为第三仗。三战皆胜，缴枪逾万。此时所有向西南之敌军主力，皆转旗向东，集中视线于黄坡，猛力并进，找我作战，取密集的大包田姿势接近了我军。我军乃于蒋、蔡、韩军和陈、罗军之间一个二十华里间隙的大山中偷越过去，由东面回到西面之兴国境年集中。及至敌发觉再向西进时，我已休息了半个月，敌则饥疲沮丧，无能为力，下决心退却了。我又乘其退却打了蒋光鼐、蒋廷锴、蒋鼎文、韩德勤，消灭蒋鼎文一个旅、韩德勤一个师。对蒋光鼐、蔡廷锴两师，则打成对峙，让其逃去了。①
毛对此次“围剿”的叙述极其有趣，它阐述了如何运用其作战思想——着重隐蔽自己和打击敌军薄弱之点，以及“诱敌深入”根据地之战略。这次
①译文系作者所译。说明摘自《毛主席诗词浅释》（上海文艺出版社1962年版）。（见《毛泽东诗词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36页。——编注）
①毛泽东在《毛泽东选集》第1卷中，加上了“几十个方里”几个字，即不到10平方英里。①《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02—203页。整的和客观的报道。虽然红军如毛所述采取了计谋，但是蒋的最强部队基本上仍完整元损，要不是在9月18日“沈阳事件”的关键时刻及时得到了消息，蒋的精锐部队本会进攻“苏维埃共和国”的首都瑞金的。蒋介石面对日本的威胁，无法分心于反共的“围剿”，因而延迟了进攻。事实上，蒋认为在1931年10月辞去主席职位是有利可图的，这样可以以另一种姿态在下一年的一月重新上台。①
从长远来看，也许会证明日本的长期侵略是毛上台最重要的一个因素。但是在当时，日本侵略对苏区的影响相对来说十分有限。共产党的领导人和共产国际一样坚持下列观点，即在推翻“反动和卖国的”国民党政府以前，无法采取任何行动抵御日本的进攻。因此当时根本没有考虑到与国民党阵营中不同政见力量达成任何一种“统一战线”的想法，更不用说与蒋本人建立“统一战线”了。
如上所述，正是在第三次“围剿”结束和中日冲突开始以后几个月内，毛逐渐被剥夺了他在党内和军内所拥有的权力。
此时，他保留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的职位。他以这种资格继续作为这个政权的主要发言人，但是他发表意见的自由受到了严格限制。因此，当我们要追溯毛在1932年至1934年间的政策时，我们发现情况与其他任何阶段不同。在一般正常情况下，在我们阅读一篇毛的讲话或文章时，我们可以认为这准确地代表了他当时的观点。但是另一方面，拿江西苏维埃共和国阶段来说，把毛真正说过或写过的东西串连起来只是第一步，我们还必须根据可得到的贫乏证据，判定他是当真那样认为还是并不当真那样想。
总的来说，由于1932年至1934年并不是毛一生中最有趣和最有特点的时期，因此费许多笔墨来猜测他在每个问题上可能持有的论点，是毫无意义的。一般他说，他似乎在经济政策方面比在军事战略问题方面享有更多的权力和独立。秦邦宪、周恩来以及其他人可能认为，毛的游击战术虽然已经过时，但他和农民关系密切而且能动员农民支持红军，他仍是有用之才。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经济社会政策的一个方面应该予以特别的重视，因为它非常紧密的符合毛性格的基本倾向，看来很可能他不仅同意这个做法，而且实际上是由他发起的。这就是所谓的“查田运动”。1931年11月所通过的土改法，是一个相当温和的土改法。诚然，富农分坏田①——前提是他们不采取反革命的态度——，地主则根本不分地。中农可以保留自己的土地，置身于土改整个过程之外，除非他们自愿参加。②1933年6月毛发起的大规模“查田运动”，正如运动的名称所示，目的在于检查土地再分配是否合理。但是在毛的思想中，推进阶级斗争的政治目的要比运动的经济目的更为重要。
毛在当时发表的一篇文章中解释说，农村革命改造有三个阶段：土地改革，检查运动和发展农业。换句话说，他认为只有经过社会关系的彻底改革，才能发展农业生产（在国民党封锁的条件下，这个任务尤为紧迫）。
他之所以如此考虑，可能不是由于对革命的抽象信奉，而是由于他对中国农村社会本质之认识。毛解释说，由于过去的地主富农具有祖传的名望和
①陈志让：《毛泽东与中国革命》，第168—170页。①毛在1930年2月制定的政策与前完全不同，但他很可能在这个问题上改变了他的观点，而不是屈从于压力。如前所见，他在井冈山时期采用的是激进得多的土地政策。②康拉德、施瓦茨和费正清合编：《中国共产主义历史文献》，第224页—226页；又见萧祚良著《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内部权力消长史料（1930—1934）》，第178—179页。得象农民协会那样的群众组织的领导权，他们用这种办法伪装并重新取得了许多他们祖先的特权。为了反对这一种倾向，需要发动贫农反对过去剥削者的阶级斗争，唤醒贫农对他们切身利益的觉悟。毛写道，“革命群众与地主富农之间是严重的斗争着，但这里的斗争，不是象第一时期（土改阶段）里红旗子同白旗子的公开斗争了，而是革命农民群众同戴假面具的地主富农分子的斗争。”①
毛认为，查田运动在使农民看清隐蔽敌人的真正阶级本质过程中起着重大作用。几个月以后，毛在叙述苏区首都附近一个模范区所发生的情况时，说明了查田运动在实践中的意义：
五十五天中发动了全区的群众，彻底消灭了封建残余，查出了地主富农二百余家，枪决了群众所谓“大老虎”的十二个反革命分子，镇压了反革命活动。②
在此背景下，你必须理解毛于1933年6月写的有关决定农村阶级成分的指示，指示中写着：“地主阶级是革命的主要敌人。苏维埃对地主的政策是剥夺他们全部财产，消灭地主阶级”。③但是我们从毛举的例子中的事实可以看到，三百户地主富农中，也只有十二个“大老虎”被枪毙，而且毛在1933年至1934年鼓吹的“消灭”地主阶级，并不是指肉体上统统消灭这些地主分子。全部剥夺地主的财产，摧毁了地主作为一个阶级存在的基础；动员农民群众同他们作斗争，目的在于摧毁地主传统上和习惯上所拥有地位的根子。
“查田运动”之所以值得注意，不仅仅是由于它是江西苏维埃政府政策的一个重要方面，而且还由于它是1949年以后类似政策和急务的先兆。另一方面，查田运动反映了毛的一个信念，他认为土地改革是经济的又同样是政治的措施，同时又是对农民进行教育的一个过程。就象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初期时那样，江西常常开会以便把群众和当局的决定结合起来，从而同意严惩敌对阶级的处置办法。毛于1934年1月总结“查田运动”工作的时候，声称“只通过少数几个苏维埃机构来进行这些工作，就会有降低群众斗争情绪的危险”①。
这种把注意发动群众作为改革中国农村的关键以及认为应当经常检查现状发现问题以便防止从前的剥削阶级重新抬头的思想，直至今日仍以反复不断的“阶级斗争”运动的形式存在。更一般地来说，毛关于革命首先是一种心理过程的想法，在过去的四分之一世纪里影响了“思想改造”和“整风”等一系列政策，而当前“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则达到了顶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