⑤《基础战术》，汉口自强出版社1938年版，第6页。①同上，第85页。②同上，第3页。看了这一段话立刻使人想起毛泽东在二十年以前五四运动时期的一段话：“什么力量最强？民众联合的力量最强。什么不要怕？天不要怕，鬼不要怕，死人不要怕，官僚不要怕，军阀不要怕，资本家不要怕。”见施拉姆著《毛泽东的政治思想》，第162—163页。（《湘江评论》创刊号，1919年7月14日。——译注）①《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441—442页；见《解放》杂志，第4344期，第20页。②史沫特菜的记述饱含热情而带有倾向性，但极其动人，见《中国战争的赞歌》。于一定的均势，中国在日军后方开展游击战。第三阶段，也是最后一个阶段，游击队经过前两阶段的发展和锻炼，将转入攻势，放弃游击战术，进行大规模运动战。但是只有在国民党正规部队和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民主国家的支援下，才能取得最后胜利。③
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国际形势变幻莫测，毛泽东或其他任何人都难于确切知道中国能够得到哪一个国家的支持。直至1939年初，他认为，尽管张伯伦实行绥靖政策，“对于日本也至今还保存着怯懦心理”，但“广大民众，包括各个阶层的一切进步人们，都在同情中国抗战”，最终会使英、法、美各国政府相信，反对日本侵略是符合他们各国利益的。①1949年9月，在苏德条约签订之后，他谴责所有“帝国主义国家”都象“疯狗”一样凶恶，除了“向他们的敌人，向世界的墙壁，乱撞乱碰”以外，不会干别的什么。他甚至认为，“世界上最反动的国家”的领导人张伯伦比希特勒还坏。②
中国可以指望从苏联得到什么援助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作为一个列宁主义者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忠实信徒，毛泽东不会怀疑唯一的社会主义大国将会援助被压迫民族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斗争。而且，1939年8月的条约，暂行解除了斯大林对苏联西部边境的担心，使他可以在东方有行动自由——日本人深知这一点，曾在柏林猛烈反对这项条约。这就是毛泽东在当时的声明中所强调的一个方面。但是，这项条约又是如此明目张胆地将原则服从于俄国的民族利益，不管当前所引起的实际反响如何，势必也在中国造成对苏联意图的怀疑。除此之外，在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在抗日统一战线中的作用问题上，毛泽东和斯大林之间早已出现紧张（或者不如说紧张关系从未完全消除）。
这时，双方之间的争论是通过王明间接进行的。王明在莫斯科呆了六年，提高了地位，成了斯大林在殖民地问题上的主要专家，并任共产国际执委会委员，于1937年下半年回国。回国后不久，他就向一名美国记者宣布，他回国是为了同蒋介石进行协商，通过协商共产党可能参加南京政府。①1938—1939年期间，他全力从事统战工作，所执行的路线看来是承认抗战的领导权属于国民党。
这就是王在1951年遭到指责的错误偏向。②象所有对于对手的责难一样（他回国后看来是毛泽东的两个主要对手之一，另一个是张国焘），这个指责无疑过于简单化。我们知道，毛泽东本人在其1938年10月的讲话中，曾预言国民党有“光荣的前途”，虽然他也强调共产党要发挥独立的作用。但是在第二年，尤其是在世界形势因苏德条约而发生变化之后，毛泽东趋向于执行一条更加坚定的路线。在1939年12月所写《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这一主要用作党员课本的著作中，他明确断言，中国革命必须由无产阶级和共产党领导。③而一个月以后在为大范围读者所写的《新民主主义论》中，他则比较审慎，甚至有一句表明承认领导权将继续属于国民党（如果国民党证明有此能力的话），这句话在现行版本中被删掉了。但就是在这第二种版本
③见《论持久战》第35—54段，《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430—442页。①施拉姆：《毛泽东的政治思想》，第393页。见1939年1月20日毛泽东给《论持久战》英译文写的序言，见《八路军军政杂志》（1939年2月），第8—10页。②1939年9月14日毛泽东在延安干部大会上的讲演，载《解放》杂志1939年9月30日第85期，第1—6页。①麦克莱恩：《苏联政策和中国共产党（1931—1936）》，第113页。
②胡乔木：《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39页。③有两个版本，文字上有出入，其摘录见施拉姆著《毛泽东的政治思想》，第247页。国民党在全国人民面前证明不配担负领导，他们就准备肩负起全部领导责任。④
列宁主义认为，在未进入资本主义的国家中，革命必须分为两个阶段，即“资产阶级民主”阶段和社会主义阶段。毛泽东根据这个已为大家所接受的原则宣布，在中国，这两个阶段中的第一个阶段将采取他所谓“新民主主义”的形式。这种新民主主义同“旧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区别在于，新民主主义不是由资产阶级一个阶级来领导，而是“各个革命阶级联合起来对于帝国主义者和汉奸反动派的革命民主专政”。①
提出这个论点，反映出以适合中国的特殊需要为方向的共产党的正统理论已经形成。列宁曾经谈到“工农革命民主专政”。他还提出在某种条件下可同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建立统一战线。但是，毛泽东将行使专政的阶级扩大为“各个革命阶级”，其中之一即以国民党为代表的资产阶级，说明他已经在探索后来他在1949年宣布的“人民的专政”。这个理论上的新发展，带有强调全体中国人民的革命性的倾向。另一方面，尽管毛泽东追随斯大林，认为中国反对帝国主义的革命是“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而且是“伟大的一部分”，但他并没有象今天这样提出亚洲是世界革命的中心，而是以比较正统的调子断言，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是主力军，被压迫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人民仅仅是其同盟军。
到1939年冬至1940年初发表这两篇非常明确而重要的著作之时，毛泽东终于做到将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和指导思想完全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他的两个主要对手均被清除。张国焘同王明一样，主张对蒋介石采取更加和解的路线，于1938年初由延安逃往国民党控制区，同年4月被开除出党。王明被降级从事次要工作，到1939年底，不再能发挥任何实际作用。①
毛泽东宣布，共产党此后要在领导国家方面发挥重大的可能是支配的作用，并宣布随之而来的必然是社会主义革命，这当然不会使蒋介石高兴。但毛泽东的行动也许比其言论更加使蒋介石不安。到1910年春，八路军的正规部队和脱产游击队约达四十万人。新四军发展慢，未达到数月前党中央规定的十万人的指标。原因之一无疑是单纯搞军事，妨碍了政治工作，新四军领导人当时曾为此受到批评。②1940年5月4日，毛泽东以中共中央的名义作出指示，命令项英、陈毅迅速扩充部队至上述数字，并“西起南京，东至海边..将一切可能控制的区域控制在我们手中”。③
诚然，扩展游击根据地是毛泽东和他的同志们最有效的抗日方式。但蒋介石不可能看不到共产党的力量因此而得到巨大发展，并将在赶走侵略者以后加强同国民党讨价还价的地位。如C·约翰逊所说：“虽然共军确实是在抗日，但其方式只容许中国有一个抗日战争的胜利者。”④
共产党对国民党统治地位的这种挑战所引起的紧张局面，由于1940年的国际形势而进一步加剧。蒋介石赖以取得支援的欧洲民主国家在军事上的惨败，加重了重庆的悲观情绪，谣传要妥协媾和。3月间，汪精卫在南京成立的亲日傀儡政府，甚至表现出更为危险的倾向。在这种形势下，毛泽东和他的同志们在8月20日对日军发动“百团大战”，以表示战
①施拉姆：《毛泽东的政治思想》，第230—231页。见《毛泽东选集》第2卷，中共晋察翼中央局1947年版，第85页。（在现行版本中，“专政”前没有“革命民主”一词。——编注）①前引麦克莱恩著《苏联政策和中国共产党（1931—1936）》，第118—123页。
②约翰逊：《农民民族主义与共产党政权：革命中国的出现（1937—1945）》，第136页。
③《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712页。④约翰逊：《农民民族主义与共产党政权：革命中国的出现（1937—1945）》，第136页。
在这场攻势中，八路军四十万人同时在华北五省对日军进行袭击。敌军遭受重创。铁路和其他交通线被破坏，还有一座重要的煤矿被毁。战斗一直持续到12月初，打破了日本最高司令部的计划。
当时，华中新四军同该地区各国民党部队之间产生了磨擦。
陈毅因苏南与重庆代表采取敌对行动，于1940年夏派出所属很大一部分部队渡过长江进入苏北。他们在该地袭击和打垮了国民党韩德勤部，将其残余部队驱至该省西北部，②导致国民党进一步采取强硬态度。1940年6月国共双方代表达成谅解：新四军撤出华中，交换条件是共产党可以在黄河以北地区（山西南部除外）自由行动。但是，如约翰逊所指出，重庆要求共军北移，并不意味着容许他们消灭面前的一切国民党部队。③由于苏北发生战斗，重庆政府于1940年12月9日命令新四军所有部队在12月31日前移至长江以北（另给他们一个月时间去同黄海以北地区的八路军会师）。部队主力按规定日期渡江，但由于一些迄今还含糊不清而有争论的理由，军部直属部队约九千人仍留在长江以南。1941年1月4日，这支部队被国民党军队包围，经过十天战斗，实际上被消灭。项英被杀，叶挺军长被俘，一直关押到1946年。
①②此事件标志着国共两党在抗日战争期间不再有任何真正的合作。重庆政府极力谴责新四军不服从命令，并令其解散。共产党不仅拒绝解散，而且迅即着手重建，并予以扩充。任命陈毅为代理军长，并派刘少奇这样的人物任政委。这支部队的游击活动很快扩展到刘少奇于1941年春划定的七个军区。这些地区在战争结束时都变成根据地，而且成立了能够行使权力的地方政府。③
正如约翰逊所指出，从长远看，新四军事件对共产党极为有益，因为经过这次事件，已经享有民族勇士荣誉的共产党，又获得了民族义士这一更加可贵的称号。“只要共产党表现出比政府更加抗日，他们就可以若元其事地违背国民党的军事指示，他们也懂得这一点。”①这个论断实际上概括了此后整个抗日战争过程中的情况：毛泽东和他的同志们，干脆不再服从国民党的指示，连表面文章也不做了，然而他们作为民族利益最坚决捍卫者的声望却越来越高。
共产党同国民党的关系因而恶化，与此同时，他们还受到日军日益猛烈的进攻。日军早已构筑堡垒来分割和孤立游击根据地，这时更加强化这种政策，以防止再发生百团大战。1941年7月，日军在华北推行臭名昭著的“三光”政策（烧光、杀光、抢光）。结果八路军兵力由四十万减至三十万，华北共产党地区人口由四千四百万减至二千五百万。②
从总体上看，“三光”政策造成的大规模烧杀反而增强了农民抗战的意
①关于百团大战，见上书，第56—59页。②约翰逊：《农民民族主义与共产党政权：革命中国的出现（1937—1945）》，第132—136页。
③同上，第138—139页。①以上关于新四军事件的记述，主要根据前引约翰逊著《农民民族主义与共产党政权：革命中国的出现（1937—1945）》，第136—140页。据约翰逊援引一位日本人的记载，该地区的国民党长官命令叶挺在安徽某地渡江，这样会使他处于一个强烈反共将军的支配之下，因此他改向西南方向移动。根据现在共产党的说法，新四军原准备在指定的地点渡江，但为日军所阻，并且缺少弹药。见约翰逊书第22页注(40)。②毛泽东关于三十年代初期内战的长篇专题论文写于1936年，到1941年2月才发表，决非偶然。③约翰逊：《农民民族主义与共产党政权：革命中国的出现（1937—1945）》，第144—145页。
①同上，第139页。②同上，第58页。国民党又对共产党地区全部实行经济封锁，这的确给毛泽东和他的同志们造成了越来越困难的经济和政治问题。经济上的难题，他们在根据地发动一次成功的大生产运动来对付，包括鼓励农民成立互助组和军队参加工农业生产。③政治上的难题则以“整风运动”来解决。“整风运动”于1942年2月正式开始。
整风运动有两方面的目的，那一方面都不容忽视。一方面，增强中国共产党在困难环境中的团结和纪律，向战争期间发展的大批新党员灌输关于马列主义和苏联政治制度方面的最低限度的知识。另一方面，提高党员的思想觉悟，使其具有毛泽东所亲自培育的特殊品质。简言之，毛泽东的目的是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1938年10月他在六中全会上提出这个口号，并作了如下阐述：
我们这个大民族数千年的历史..有它的民族特点，有它的许多珍贵品。..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予总结，我们要继承这一份珍贵的遗产。..共产党员是国际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但马克思主义必须通过民族形式才能实现。没有抽象的马克思主义，只有具体的马克思主义。所谓具体的马克思主义，就是通过民族形式的马克思主义..成为伟大中华民族之一部分而与这个民族血肉相联的共产党员，腐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中国的特性..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须解决的问题。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与中国气派。①
在1941年5月5日一次干部会议上的报告中，毛泽东着重阐明了一个与此相类似的论点：
许多马列主义的学者也是言必称希腊，只会背诵马、恩、列、斯的咸语，对于自己的祖宗，则对不住，忘记了。
对于自己的历史一点不懂，或懂得甚少，不以为耻，反以为荣。..有些人对于自己的东西既无知识，于是剩下了希腊及外国故事（限于故事）；也是可怜得很，从外国故纸堆中抽象地搬来的。几十年来，很多留学生都犯过这种毛病，他们从欧美日本回来，只知生吞活剥地搬外国，他们起了留声机作用，忘记了自己创造新鲜事物的责任..①
③1942年12月，毛泽东作了一个题为《经济和财政问题》长达二百页的报告，非常具体地论述了边区遇到的物质困难。在现行版本的《毛泽东选集》中，只收进了此报告的前6页。①施拉姆：《毛泽东的政治思想》，第172—173页，[见《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毛泽东选集》（上），中共晋翼鲁豫中央局1948年版，第510—511页。一译注]
①《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风文献》东北书店1949年版；B·康普顿：《毛的中国：整党文献（1942—1944）》，
西雅图华盛顿大学出版社1952年版，第61—63页。后一本书由康普顿翻译并写导言。康普顿是根据整风运动中的原文本翻译的。在现行官方版本中，毛泽东作了删改。在上述这段文字中，毛删去了对“只会背诵马、恩、列、斯的成语”的人的批评：还在这个报告的后一部分删去了一句讽刺性的话，即叫“十七八岁的娃娃”“啃《资本论》，啃《反社林论》”，而不要求他们学习本国的东西。康普顿的导言，虽然是将近十五年以前写的，但作为对整风运动的全面评价，还是一种比较新的研究，因而迄今仍很出色。此书现已出于装本。
1942年2月发动整风运动之后，毛泽东再一次强烈谴责党八股尤其是“洋八股”。在其第二次长篇演讲中，他抱怨说，1938年他提出的要使马克思主义适应中国条件的号召被当作耳边风，现在要求立即付诸实践。②
前一年5月，毛泽东只批评从欧、美、日回来的留学生，但现在他想加以清算的“洋八股”，显然是指照搬苏联模式。因而整风运动是部分地针对苏联在党内的突出影响。中共最近出版的一本官方史书很明确地指出了这一点，书中说，整风运动是针对“以王明同志为代表的教条主义者”，他“不了解党的历史经验”，“只片面地引用马克思主义文献中的词句”。①
整风运动是为了使中国共产党人更加懂得自己的历史和传统，教导他们以独立和创造性的方式解决中国革命问题，这的确并不意味着反苏。供党员学习的一本材料汇编中，翻译过来的列宁、斯大林、季米特洛夫的文章约占四分之一。②但是，如果说整风运动教导中国共产党人掌握其苏联同志的思想和方法，那么，同时又要求他们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对待之，只选择和汲取其中对自己有用的东西。毛泽东的目标是，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要达到完全独立自主，并具有自己的特别适合中国情况的思想体系。
毛泽东试图为中国共产党奠定一个有别于独立的政治方向的独立的哲学基础，此事值得一提。延安时期，自1936年起，有几篇重要的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著作译成中文，为毛泽东所第一次见到。此外，延安党内知识分子中经过深造的哲学家，开始撰写自己的著作，在不同层次上向大众介绍苏联哲学思想的当前趋向。既然按照传统，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中被尊崇为领袖的人物必须同时是杰出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不仅仅是马克思主义政治思想家），毛泽东也就尝试撰写这类文章。1937年7—8月间，他作了两次演讲，到1950年和1952年才对外发表，题为《实践论》和《矛盾论》。这两篇论文引人注意。因为其中反映出一种看法，认为世界永远处于动荡不定之中，就是在共产主义制度下，也不会达到最终的固定不变的和谐一致——这种观点在后来的“不断革命”理论中表现得更为突出。但是作为严格意义上的哲学著作，这两篇论著乃人门之作。三年以后，即1940年初，毛泽东又写了一篇理论性文章，题为《辩证法唯物论》。”这篇论文不仅内容贫乏，枯燥无味，而且是如此相象地模仿翻译过来的苏联哲学著作，在其中仅仅两个部分问世以后，毛泽东便决定停止发表。②这三篇著作反映出毛泽东试图取得马克思主义哲学家资格的全部努力。也许他比中国现在把他吹嘘为理论家的那些人更知道自己的局限性。无论如何，他的伟大之处不在这里。他根据中国情况，为中国共产党制定了自己的战略和策略；他阐述共产主义的著作，善于运用中国历史上的典故；富于文采，从而使共产主义非常通俗易懂而易于为他的同胞们所接受。尽管他的“思想”现在受到过分的颂扬，他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并未作出重大的贡献。不管毛泽东作为一个哲学家其贡献如何，毋庸置疑，在1942—1944年整风运动结束时，他已经成功地使他的同志们养成了从中国的具体情况出发观
①何之：《中国现代革命史》（下册），高等教育出版社1958年版，第251页。
②康普顿：《毛的中国：整党文献（1942—1944）》。
②卡尔·A·威特福格尔对毛泽东的三篇哲学著作进行了最细致详尽的研究，见他所写《评毛泽东对于辩证法概念与问题的处理》，载《苏联思想研究》，1963年12月第3卷第4期，第251—277页（附有《辩证法唯物论》的完整译文）。虽然在对毛泽东的生平和思想的阐述上，笔者同威特福格尔教授在许多方面有深刻分歧，但笔者认为他在这个问题上的分析是有说服力的。笔者关于毛泽东作为一个辩证家的观点以及对这方面其他著作的评论，见笔者发表在《中国季刊》（第29期，第155—156页）上的文章。5月，他利用共产国际解散之机，盛赞他自己的党所独立取得的成就。他说，中国共产党所经历的运动是“连续不断的，是非常复杂的，甚至比俄国革命还更复杂”。经过这种革命运动，党已经培养出了“自己的身经百炼的优秀干部”。自1935年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以来，共产国际即没有“干涉过”中国共产党的内部事务。但是，他又说，“中国共产党在整个抗日民族的解放战争中的工作，是做得很好的”。①
与此同时，第二次世界大战临近高潮。毛虽一心想在中国建立起他自己独立和有独创性的领导权，但他对整个世界局势的看法，如前所述，大部分与莫斯科的观点相同。1940年1月，他在《新民主主义论》一文中甚至提出中国不久将不得不在苏联和英美帝国主义（不是德国帝国主义）②日益尖锐的斗争中，抉择其立场。1941年5月，中国共产党机关报曾指责“罗斯福阴谋扩大帝国主义战争”，因为他把美国拖进了对德战争。①
希特勒入侵苏联，使情况发生了突然变化。毛不久即强调美国对苏联和中国进行军事援助和经济援助的迫切性，同时呼吁立即宣布对德宣战。②珍珠港事变后两天，中共中央发出指示，强调指出英美参加太平洋反日统一战线的重要意义。③
1942年，毛和苏联领导人一样，对英美不采取攻势日益不耐烦。他在一篇欢呼斯大林格勒胜利的文章中讽刺地说，这两个国家只有在能打一只死老虎的时候，才会最后下决心开辟第二条战线。④第二年，当盟国竭力在北非和意大利展开进攻的时候，毛才和斯大林一样对伦敦和华盛顿采取了比较友好的态度，多次满意地谈到英美对战争作出的贡献。⑤
毛对世界局势的看法，和莫斯科一样有了改变。由于中国国内局势的发展，这种改变在1943年底至1944年初，又向前进了一步。一方面，自1941年新四军事件发生以后，勉强维持稳定至今的国共关系，进一步剧烈恶化。另一方面，蒋及其御用文人开始宣传中国传统文化之优越和西方现代革新之无益，这必然使毛怀疑五四时期他热心支持陈独秀提倡“德先生”和“赛先生”的斗争，是否真正最后获得了胜利。蒋的这些倾向在1943年底出版的蒋介石著《中国之命运》一书中，有了最显著的表现。蒋在书中斥责共产主义和自由主义同样有害，断言孔，子对一切事物几乎都有过定论。①
在此情况下，毛和他的同志开始表现出越来越亲美的态度。毋庸置疑，
①施拉姆：《毛泽东的政治思想》，第421—423页。又见1943年5月26日毛泽东在党的干部会议上的讲话。《解放日报》，1943年5月28日。②法文译文见卡里埃·德昂科斯与施拉姆合著《马克思主义与亚洲》，第357—358页。现在这段已被删去和改写，只指苏联和一般帝国主义大国之间日益尖锐的矛盾。参看《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51页。①《解放日报》1941年5月29日社论，毛密切关心此报，常为它撰写不署名的社论，本文现已当作毛撰写并且收在目前流行的《毛泽东选集》中。此社论还进一步反对达成“东方慕尼黑”的可能性。他们认为罗斯福为了在欧洲腾出手来有意如此。几天以前，毛亲自写了关于这一问题的一个党内指示。见《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762—763页。②《解放日报》，1941年11月7日。③《解放日报》，1941年12月13日。指示所暑日期为12月9日。④《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44页。这一轻蔑的句子，可见1942年10月12日《解放日报》发表的社论原文。⑤例如他1943年2月20日发的电报。①正式英译本（纽约麦克米伦出版公司1947年版）中，已取消或删减了某些段落：但在《亚美》杂志主编菲立普·贾非所著未经授权的《蒋介石：中国的命运和中国经济理论》中，保持了原来的段落（纽约罗伊出版公司1947年版）。
大肆赞扬美国传统，而且明确将美国十八世纪争取民主和民族独立的斗争与中国在二十世纪进行的斗争等量齐观：
民主的美国已经有了它的同伴，孙中山的事业已经有了它的继承者，这就是中国共产党和其他民主的势力。我们共产党人现在所进行的工作乃是华盛顿、杰弗逊、林肯等早已在美国进行过了的工作，它一定会得到而且已经得到民主的美国的同情。②
这些亲美情绪的表示以及毛及其同志把自己表现为华盛顿和林肯继承人的努力，均有十分实际和直接的目的。如果中国共产党是“民主的”，而国民党是反动的和排外的，则民主的美国理应适当地将一部分援助给延安，而不必一切经由重庆国民政府。（我们马上能看到，共产党事实上提出了此种援助的具体要求。）但是，与这种明显的权术同时存在的，或许尚有某些诚意。抗日战争期间访问过延安或共产党游击区的美国新闻记者和其他旅行者，常感到在这里远比在国民党的中国要自在得多。
他们被这里所见的正直、关心进步，首先是被这里的高昂士气所吸引。他们有时得出结论说，由于毛和他的同志们即认真又有理想，那么他们一定会和记者自己具有同样的理想。①
很可能，毛和他的同志也是此种误解的受害者。当然，他们不可能象某些美国人那样下结论说中国共产党人是“杰弗逊式的民主党人”，而认为美国会喜欢“社会主义民主”。可是，如前面已援引的《解放日报》7月4日社论所指出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总是对美国革命的历史作用予以高度赞扬的。当时，毛还未象他在1946年那样，把美国单独提出当作所有帝国主义国家中最凶恶的反动国家和世界各国人民的敌人。多年来，他认为只有德国和日本最反动——但1939年至1941年期间不同，这期间英国也在最反动国家之列。毛预料，中国要有一个漫长的“资产阶级民主”阶段，在此期间内至少需要与一部分国民党人合作（也为领导权而斗争）。在此情况下，他也毫无理由先验地排除与世界范围内反动性最小的“资产阶级”势力进行合作。况且，前面已提到，甚至早在他听说马克思之前，他的想象力已被华盛顿为独立而战所吸引。三十多年以前，毛就赞美过“八年苦战”始获之胜利，在1944年庆祝7月4日美国国庆祝词中，他又不止一次地重复了这些话。
不论双方的诚意和政治上的考虑各占几许比例，毛泽东和美国政府的代表于1944年秋开始了第一次重要的接触。8月，美国军事观察组在外交官约翰·s·谢伟思的陪同下终于在延安开始工作。《解放日报》上一篇以《欢迎美军观察组的战友们》为题的社论中，表示希望这个组织的报告会使美国军队重视中国共产党人和他们进行的抵抗。①毛对谢伟思本人解释过，观察组虽然在抗日战争中极为有用，便最重要的在于观察组“对国民党所起的政治作
②《解放日报》，1944年7月4日。①在唐卓（译音）著《美国在中国失败（1941—1950）》（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63年版）一书的第176—236页，可见对此问题有趣和引起争论的讨论。作者在题为《美国人眼中的中国共产主义与美国政治传统》一章中所述，大多具有见地和根据。但他的描述也有美中不足，因为他对某些在三十和四十年代在美国塑造中国形象的记者和外交家，进行了极其尖税、部分毫无理由的个人攻击。如果“他们对中国共产党本质和意图的误解仅仅是当时舆论的一种反映”，或出于“美国政治传统本身”（p·219），那末用这样的敌意和轻蔑来对待他们，看来是不公平的。可是，要对这本无疑是对此复杂时期最明智的、最完整的、文献十分丰富的研究著作过多地吹毛求疵，会显得太苛刻了。
①《解放日报》，1944年8月15日。事实上，这个观察组和美国整个对华政策的发展密切相关。观察组是在副总统亨利·华莱士1944年6月出使重庆之后成立，这也是他这次出访的一部分成果。在出访期间，他向蒋介石反复说明了为进一步将抗日战争进行到底与中共改善关系之重要性。与此同时，出现了由罗斯福总统在1944年7月向蒋建议所引起的危机。他建议，由史迪威上将直接指挥包括国民党和共产党军队在内的全部中国军队。①
美国政府提出统一指挥全部中国军队的计划，其必然结果是不久又提出了中国建立有共产党参加的联合政府的建议。共产党在重庆的代表几乎立即知道了这个消息，后来延安的领导人正式支持这个意见。②
华盛顿和延安的政策具有密切的相似之处，只有在此情况下才能解释1944年10月发生的一桩非常事件。毛亲自捍卫英美民主政体领导人，反对蒋介石的粗暴元札和排外情绪。10月10日，蒋选中在中国国庆（“双十节”是1911年辛亥革命纪念日）这一重大节日向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发表演说之际，断然宣称他决不在史迪威问题上让步。毛立即在一篇社论中对蒋回击，宣称蒋这样做，“有失抗战领袖的身份”：
一个“四大强国的领袖”，在国庆这样的节日，对于外国人的严肃批评（其中包括丘吉尔首相与罗斯福总统）指为听信“敌寇汉好造谣作祟”，实在有失中华民国的体统。十分有趣的是，蒋氏在此次演说中，提出了“本身能自立自强和独立分担作战任务”一项要求。（蒋威胁如果美国坚持要派史达威来指挥中国军队作为进一步援助的条件，他们就要这样做）..这是蒋氏排外情绪的表现。事情是战争到了今天，国民党政府及其统帅部如此腐败无能，某些人认为在中国战场上有设置同盟国联合统帅部的必要。为了拒绝此项要求，平素以专靠外国援助为法宝的人们，也谈起“自立自强”了，并要“独立分担作战任务”了。①
众所周知，围绕任命史迪威统帅中国军队而开展的斗争，以蒋介石全部胜利而告终。史迪威被召回，由魏德迈上将接替。罗斯福不再要求魏对中国军队行使权力。首次提出建立包括共产党在内的联合政府的高斯大使，由佩特里克赫尔利来接替。向总统建议召回史迪威的，也正是赫尔利。②
赫尔利虽把支持蒋介石作为他对华政策的基石，但他开始时对共产党绝无敌意。正如唐卓清楚表明的，他采取较友好态度是出于两种错觉：他不相信毛和他的同志是”真正的”共产党人，并且他以为他们软弱，最终会和蒋合作，尤其在苏联的政策也把他们推向同一方向时更是如此。③在正式任命为大使以前，④他曾为此飞抵延安直接和毛泽东洽谈。
赫尔利的政治风格肯定一开头就使毛为难。他在延安机场用印第安人的
②休伯特·费斯：《中国的纷乱》，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53年版，第162页。①有关此事背景，见唐卓著《美国在中国的失败（1941—1950）》，第162—175页。
②同上，172—175页。①此文原为不署名的“延安观察家”所写，发表于1944年10月12日《解放日报》上。现已确定为毛所写（《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956—957页）。但是，可以理解，上面援引该段，已在书中删去。②费斯：《中国的纷乱》，第100—124页。作者对史迪成危机作了极精辟的概括。③唐卓：《美国在中国的失败（1941—1950）》，第176—195页。
④赫尔利以罗斯福总统派至蒋介石私人代表的身份于1944年9月6日抵重庆。高斯大使于11月1日辞职，11月30日赫尔利被提名担任此职。见《美国和中国关系》，华盛顿国务院1949年版，第59页。案，这比较合乎他的东道主的心意。
他和毛谈判了两天两夜，赫尔利把这次谈判说成是“最紧张和最友好的”谈判。毛最后于11月10日正式在一份修改的协议草案上签了字。赫尔利也签了字，表示他本人同意协议的草案。②
对赫尔利来说，协议中有一条决定性的条款，证明了整个协议的正确，该条款规定：“一切抗日军队应遵守和实行联合国民政府及其联合国民军事委员会的命令。”毛和他的同志愿意作出此项保证，以换取在建议中的联合政府及改组后的军事委员会中的代表权、新政府覆行民主自由的义务和平等分配外国提供物资的规定。可是，这些条款绝不会为蒋介石接受。赫尔利至多能从蒋处获得一个空洞的、有条件的允诺民权的三点计划，而政府仍归国民党单独所有，根本不作任何改变，其交换条件是中国共产党军队须归编国民党军队。在此情况下，毛泽东于1944年12月24日打电报给赫尔利，谓国民政府并未表示足够诚意保证谈判继续，③就不足为奇了。
虽然赫尔利和毛泽东对蒋的本意感到完全失望，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仍希望从美国得到有益的支持，于是，朱德为了鼓励伪军叛离南京伪政府，于1945年2月要求借款二千万美元。但赫尔利拒绝了此项计划，他坚持一切美国物资均须通过国民党政府。①于是，美国和中国共产党之间有限的政治合作的短促插曲，并未取得具体的成果，但当时毛对美国仍采取相当友好的态度。1945年4月13日罗斯福逝世，毛在一份致杜鲁门的电报上签字，表示他的“深切吊唁”②。十天以后，毛在向中国共产党第七次代表大会所作的报告中，有好几段（现已删去）赞扬美国对战争和中国将所作的贡献。③
这种气氛的改变，可以非常确切地说，是从1945年6月《亚美》杂志事件开始的。当时，约翰·S·谢伟思由于把他的报告副本交给了这家杂志的主编菲立普·贾非而被捕。④可以回想起1944年底和1945年初，谢伟思曾和美军事观察组在延安度过了六个月的时间。贾非在延安无疑给人印象很好，因此他曾编好了蒋介石《中国之命运》一书不加删节的译本。当然，共产党对此事件反应极为强烈。《解放日报》的社论把这次逮捕说成是美国对华政策的一个转折点。文章说，共产党人不反对美国人民，也不反对美国政府，但是他们反对象赫尔利之流的美国帝国主义者。社论通篇调子尖锐，几乎有些寻衅，社论最后警告说，如果美国当局决心支持中国反动派，那他们将从中国人民那里得到其应有的教训。①
①费斯：《中国的纷乱》，第214页。②根据国务院白皮书，赫尔利只作为证人签了字，但林赛勋爵的叙述大意谓赫尔利的签字表示对此协议的同意和支持，这一说法似更可信。见唐卓著《美国在中国的失败（1941—1950）》，第290页。③关于赫尔利与毛的谈判.见唐卓著《美国在中国的失败（1941—1950）》，第289—295页。在《美国和①中国关系》第74—75页上，有毛签了字的五点协议，还有蒋的反建议。唐卓：《美国在中国的失败（1941—1950）），第178页。向美国呼吁援助的想法，也许是1944年底至1945年初由美国军界和外交界人士作为准备实施的计划而向朱德提出的，即为共产党和美国军队合作，则后者应向共产党根据地派遣伞兵和技术人员，向共产党提供军事援助。见唐卓著《美国在中国的失败（1941—1950）》，第152—153页；费斯著《中国的纷乱》，第205—206页。
②《解放日报》，1945年4月14日。③有一段友好的话，见施拉姆著《毛泽东的政治思想》，第74页。毛还宣称，虽然偶有不同意见，但“英、美和苏联”三个民主大国仍然团结一致，将来还会团结一致。见斯图尔特·盖尔德著《中国共产党人》（伦敦戈兰兹出版社1946年版）原书译文，第2页；《论联合政府》（中国出版社1946年版），第2页。④简况见唐卓著《美国在中国的失败（1941—1950）》，第541页。
①《解放日报》，1945年6月25日。安报刊上写了三篇不署名文章，斥责“赫尔利和蒋介石双簧”的“破产”。②诚然，他仍强调中国人民和美国人民之间的共同利益，承认“相当一些政治家和军人”以及大部分美国舆论都懂得中国对自由和独立的渴望。可是，文章的语调却与有关《亚美》事件社论一样咄咄逼人，提出的教训也一样：如果美国政府采取只支持蒋而反动共产党的政策，那么美国将“给自己以千钧重负”。③毛在1945年7月4日同当时访问延安的美国民主联盟的两位代表谈话时，情绪更为强烈。他说：“我这几条烂枪，既可同日本人打，也就可以同美国人打，第一步我要把赫尔利赶走了再说！”①正当日本投降使中国国内政策不可避免的危机日益临近之时，延安和华盛顿的关系也处于山雨欲来的气氛之中。
当毛准备好他政治生涯新阶段的时候，他加强和巩固了他对中国共产党组织上和思想上的控制。在1945年4月召开的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上，通过了一个新党章。党章的总纲中正式将“毛泽东思想”奉为“党一切工作的指标”②。刘少奇称赞毛“不只是中国有史以来最伟大的革命家和政治家，而且是中国有史以来最伟大的理论家和科学家”。③
名副其实的对毛泽东的崇拜，可以追溯到1942—1944年的整风运动期间，但它在这次代表大会上是含苞待放，从此持续盛开。④1942年1月23日。当整风运动正式开始以前，毛向边区部队中的政治工作人员发出命令，指示他们印数千份《红四军九次党代表大会决议》发至连长为止。拿到书的人要把决议当作课本“加以熟读”。毛还加一句，“各级干部均须熟读”。⑤这个决议原为1929年所作，实际上为毛亲自所写；①因此，他是在命令认真学习他自己的著作。对毛崇拜的进一步表现可以从1943年底到达延安的劳动英雄致敬电看出，他们欢呼毛是“中国人民的救星”云云。②
1945年对毛崇拜的发展，象整风运动为它早期的发展提供土壤一样，应打上强烈要求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印记，这是很自然的。刘少奇在第七次代表大会的报告中，在这方面赞扬了毛；还把毛的思想说成是“马克思主义民族化的可喜榜样”。③
刘这次的赞扬已超出了纯粹的意识形态范围，他坚持应承认毛的思想，亦即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在整个世界革命运动中的作用。他写道：“毛泽东思想..对各国人民的解放事业，特别是东方各民族的解放事业，作了有益
②只有7月10日和7月12日两篇社论现收入《毛泽东选集》第3卷。为证明7月19日第三篇社论为毛所写，见施拉姆著《毛泽东的政治思想》，第387—388页。③施拉姆：《毛泽东的政治思想》，第401页。①左舜生：《近三十年见闻杂记》，《近代史中国史料丛刊》第4950辑，台北文海出版社1967年版，第540—541页。访问毛在7月4日举行完全于出于偶然，但只强调与一年前社论中之气氛已大不相同。②刘少奇：《论党》，《刘少奇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32页。③刘少奇：《论党》，《刘少奇选集》上卷，第336页。④毛并非没有参加。1945年7月，他给延安写了一篇不署名的文章，说中国人民希望遵循“毛泽东道路”。见施拉姆著《毛泽东的政治思想》，第387页。⑤《解放日报》，1942年4月15日。①《毛泽东选集》中只摘录了这篇长文中的很短一部分。见施拉姆著《毛泽东的政治思想》，第272—275页。②上面这一句摘自1943年11月21日《解放日报》上的致敬电。1943年12月2日《解放日报》还发表了延安劳动英雄于1943年11月29日的信以及他们要求为毛代耕粮食（1944年2月11日《解放日报》）。③在援引的正式英译文中，这个意思有所删减。根据中文本的法译本，见卡里埃·德昂科斯和施拉姆合著《马克思主义与亚洲（1853—1964）》，第361—365页。群众”，将“学习中国的榜样去赢得他们革命的胜利”。他在1949年写道，一切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的革命，必须具有和中国一样的“新民主主义”性质。①但是，这些声明可以简单地解释为断言一切附属国家会团结起来，断言他们政治形式的特点具有许多相似之处。刘少奇提出一个想法，中国不仅仅是亚洲和非洲反对帝国主义的先锋，而且还是亚洲和非洲反对帝国主义革命的领袖和思想上的导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