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父亲的孝敬转变为对共产党政权的孝敬，关于这点，与把毛泽东看作无所不能、无所不知和眷顾万民的形象这种日益发展的个人崇拜之间可能有些关系，利夫顿没有作出推论；因此这里不用赘述。另一方面，毫无疑问，毛个人是了解由于反对父权和反对以父亲为中心的传统所造成的真空的，他本能地懂得中国知识分子所特有的对必然性和权威的怀恋。可是他的理解有极大的局限性。由于他从未接触过现代科技知识，他未能了解某些成问题的态度远不仅仅是他斥责的“自由主义”的表现形式；②它们是现代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他绝对相信自己的想法是正确的，他认为其他任何人只要想得和他完全一样，就会富裕起来。因此，当他努力把自发行动和纪律调和的时候，他倾向于把重点放在服从上面。
相当合乎逻辑的是，思想改造运动和1942年至1944年的整风运动一样，事先和同时进行了学习“毛泽东思想”的运动。有段时间，中共中央的一个专门的“毛泽东选集出版委员会”奋力工作，准备领袖著作的一个新版本，这个版本至今仍是中国出版的所有版本和译本的根据。我们已经在这本传记中一再看到，毛本人已全部把著作重新写过，以便修改青年时期的错误以及一切不符合现代正统观念的事实和理论观点。这个删改版的第一卷于1951年10月出版，可是从1951年7月1日中国共产党三十周年纪念日开始，卷内重要文章已陆续在报刊上发表。与此同时，主要的理论家写了一系列的文章，吹嘘毛泽东思想的重要意义。①
由上述精神所指导进行的思想改造，其后果对某些人来说是悲剧；对另一些人来说是快乐，感情和理智上的安全；至于对其他一些人（或许是大多
①罗伯特·杰伊·利夫顿：《思想改造和极权主义心理；关于中国“洗脑筋”的研究报告》（纽约诺顿出版公司1961年版），第19章，第371、379页。本书是在广泛访问了经过思想改造的中国人和外国人后写成的，是对这个问题最有趣和最有启发性的研究。另外还可参看E·H·沙因著《强制性说服》（纽约诺顿出版公司1961年版）。
②见《反对自由主义》、《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330—332页。正如利夫顿很公正地指出，毛对“自由主义”下的定义，事实上包括了许多从传统中国伦理方面吸收过来的保护他人感情促进社交关系的原则，与通常意义上的自由主义毫无关系。见利夫顿著《思想改造和极权主义心理：关于中国“洗脑筋”的研究报告》，第383页。①尤其要看陆定一著《中国革命的世界意义》，载《人民日报》1951年6月23日；陈伯达著《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的结合》，载《人民日报》1951年6月28日。动的学生、教授和其他知识分子并没有正规地受到监狱中被改造的西方人遭到的暴力，可是从人性方面来说，看来这次运动的任务十分含糊不清，一般他说具有压抑性。另一方面，对加强政权本身的作用来说，它无疑具有积极的效果。
毛在1951年10月23日的讲话中说道：
“思想改造，首先是各种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是我国在各方面彻底实现民主改革和逐步实行工业化的重要条件之一。①
诚然，鉴于他们面临的艰巨任务以及缺乏足够的经验丰富的共产党干部，除非在遇到不可调和的政治对抗时，毛和他的同志们是不会听任这批训练有素的人力白白浪费掉的，除非在他们遇到了不可调和的政治对抗的时候。思想改造运动使毛和他的同志可以改造足够的不同阶级出身和不同政治经历的大学生、前国民党官员以及诸如此类的人，这样新政权就能够至少在一个时期内雇用他们。因此，正如毛说的，思想改造运动实际上是对中国经济和社会改革的一个决定性的贡献。
1951年年底，思想改造运动和“三反”运动同时进行，到1952年春季的“五反”运动，主要的重点放在社会效用上，其次才是思想的改造上。可是他们还是号召用思想改造所用的方法和肃反运动时所用的群众批判的方法，只不过进行时，态度不那样敌对。第一个运动涉及党和国家的干部，反对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三反”运动的最终结果是把犯有三项中一项或其他几项罪的某些人清洗出去，然后又推动有关的其他人积极地摆脱“资产阶级思想”。“五反”运动反对行贿、偷税漏税、盗骗国家财产、偷工减料、盗窃国家情报的“五毒”，它主要涉及仍然以半自治方式经营他们公司的“民族资产阶级”、商人和企业家。“五反”运动是和“三反”运动相联系的，因为受商人的贿赂即国家公仆的贪污。民族资产阶级是个中间阶级（人民的一部分，可是仍然依恋它自己特殊的利益），这次运动的方法和目的也是中间性质的。它的目的不象土改那样根本消灭一个阶级，并把这个阶级的成员降到体力劳动者的地位。农民并不需要地主耕种土地；但是工人阶级还需要工厂主和商人的技术来指导他们的企业。因此，这个运动的主要目的是改造工厂主和商人的思想，为使他们为将来担任领工资的经理角色作好准备。与此同时，这次运动的目的也在于摧毁他们仍然保留下来的有权有势的独立地位，而这种地位是靠他们企业的人力物力得到的。因此，要他们交纳大量罚款，然后又用贷款使他们免遭破产，以此使他们在经济上依赖政府。比起对“三反”运动中牵连的干部来说，“五反”运动更多地应用了群众批判和强制的手段。虽然坐牢的威胁对于严重犯罪者来说常常近在咫尺，但压力主要是心理上的——职业毁灭的威胁，驱使大批商人去自杀。他们还用思想改造的方法要求商人在雇员面前“坦白他们的罪行”。①
毛这一次又居于这些运动的最前线。在1952年的元旦祝词中，他在祝贺中国人民在“抗美援朝战线”上、在国防战线上、在土地改革战线上、在镇
②正如利夫顿指出，他有机会与之谈话的中国人，按照事物的性质来说，全是这个制度的“失败”，因为他们选择离开这个国家（西方人是强迫驱逐出境）。但是从他们表现出来的，对某些灌输的价值观念的接受程度来看，可以想到这些不同态度可以代表留下来的人的态度。①《人民日报》1951年10月24日。①关于“五反”运动的生动描述，可见鲍大可著《共产党中国初期（1949—1955）》，帕尔马尔出版社1964年版，第135—137页。
以后，他对“三反”运动这个“新开辟的战线”，给予了特殊的注意：
（我要）号召我国全体人民和一切（政治）工作人员一致起来，大张旗鼓地，雷厉风行地，开展一个大规模的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①
在毛发表这个极有特点的、重点放在斗争和戏剧性效果上的谈话的同时，中国的经济看来是沿着苏联的方针朝着有计划发展的轨道前进的。1952年组织起来的“互助组”，是一种松散的合作形式，与俄国经验的做法不尽相同；但是这些组织是走向苏联类型合作农庄的过渡阶段。②1952年年底，第一个五年计划宣告将于1953年开始。1953年2月，毛号召他的同胞研究苏联经验，学习苏联经验。一个月以后，斯大林去世。毛对这位站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前列的时间几乎乌他积极参加共产主义运动一样长的人物，发表了最富文采和感情奔放的颂词。③这时，毛泽东是作为斯大林的忠实门徒，共产党中国是作为苏联的一个翻版而出现在世人面前的。但是，事态很快就表明实际情况远为复杂，毛在形成他用以领导他的国家走向“富强”目标的方法的过程中，他的好战性格至少和苏联的计划方法同等重要。
①《时事手册》，1952年第1期，第4页。（见毛泽东1952年的《元旦祝词》。——编注）
②关于集体化的初期阶段，见鲍大可著《共产党中国初期（1949—1955）》，第172—188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