③关于这篇文章所表达的诚挚程度，参看本书第10章。第十章 探索一条中国式的道路
由于毛把他的威望押在成立公社从而一举克服中国的落后状态上面，这无疑使毛对赫鲁晓夫嘲笑公社并竭力利用中国的经济困难捞取政治资本的作法更为敏感。在1958年12月召开的中共中央六中全会上，宣布了毛不再当中华人民共和国下四年主席候选人的决定毛泽东保留了党的主席身份以及他作为中国革命富有魅力的最高领袖的独特地位..。
毛泽主要专心于外交事务..现在他要让中国敌人——公开的敌人“美帝国主义”以及更为阴险的敌人“现代修正主义”来服从他。
如果有人要概括从1949年特别是1958年以来中国政策的演变，那么可以把它描述为不断提高人的意志，使其凌驾于理智地分析事实之上的过程。可是，这个定义虽然很有启发性，却把一个异常复杂的问题过分简单化了。如果你再考虑三个因素，那么你就可以多少接近一个公正的看法：即第一，用来重新塑造人们思想的方法；第二，领导人对于他们自己消除大自然对人类行动局限性的能力的看法；以及实行经济和社会政策的具体方法和目的。在这些方面，可以说上一章里叙述的“思想改造”，的方法，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的十六年中，一直被大规模和频繁地使用，以致这个过程已成为毛的中国的基本特征。这些方法的精神和达到的效果，势必使领导人对他们主宰人和物的力量产生一种浮夸的看法，从而进一步鼓励了从一开始就是毛泽东思想显著特点的那种唯意志论的发展。但是，这种极端的唯意志论和共产党政权用以发展经济的办法是相互抵触的，因为这些方法总的说来是合理的（1958年至1960年的“大跃进”插曲除外）；同时，这种唯意志论也由于毛本人思想和性格中与他的好战热忱，至少直到最近一直并存的现实主义和常识而有所缓和。总的结果是一种曲折的发展，在此过程中，强调的重点是间歇性地一个时期强调阻碍落后国家工业化的各种困难，一个时期又强调所有新获得解放的各国人民，特别是中国人民所固有的非凡力量，这种力量可使他们能够按照自己的意志改造世界。
一直到1955年，北京政府的经济政策总的特点是相当稳健。从1952年“五反”运动开始，城市中的“民族资产阶级”商人和企业家被逐步剥夺了他们对自己企业的实际控制权，但是与此同时，他们保留全部或部分财产权，而且还能得到一份利润。
经过三年的准备工作，1953年初开始了第一个五年计划，但是计划的详细内容到1955年才最后讲清楚。1954年9月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宪法中，对这向社会主义经济过渡的第一步作了正式的规定。宪法的序言中宣布，“有计划地进行经济建设、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的必要条件已经具备。但是设想中的改革步伐，仍是稳健的。新的宪法规定，国家仍是“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毛在为讨论宪法而召开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的开幕词中指出，需要“几个五年计划”把中国建成一个高度工业化的国家。无需说明，建立新的政府机构并没有改变权力的现状。与1949年通过的临时法令一样，根据新宪法毛泽东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席。“统一战线”及其体现形式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虽然和新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同时存在，但对国家机器的实际控制，仍在中国共产党手里。
毛虽然真心诚意地履行其作为国家元首的职责，例如他还亲自接受几乎所有大使呈交的国书，①但他在这样做的时候，常常有点古怪和没有思想准备
①从中华人民共和国1949年成立，直到毛于1958年底隐退为止，他亲自正式接见了近七十位递交国书的高级外交官。致意的时候突然惊呼一声：“Ne—mOkaoa！”那意思翻译出来就是：“天哪，那么高啊！”
总的来说，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实行的计划方法和轻重缓急的次序，都是按照苏联的模式。对重工业的强调，甚至超过苏联1929年至1934年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可是这样强调的原因，据说是由于1949年前中国经济的极端不平衡，当时全部的现代工业不过就是在沿海大城市或附近地区的轻工业。①
在农村，1953年从“互助组”过渡到“半社会主义”的农业生产合作社标志着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开始。这种新形式之所以叫作半社会主义的，是因为合作社在给社员分配收入时，其中一部分是按照合作社成立时社员入股土地和资金的多少，而不仅仅根据他们的劳动。这个计划开始实行的时候是相当有节制的。及至1955年7月，也只有百分之十五的农户参加这种合作社。后来突然间，毛在1955年7月31日的讲话中号召迅速提高合作化的比例。由于这次呼吁（到10月才发表），合作化进程骤然加速，其速度之快甚至超过了毛本人乐观的预言。
在加速进行农业合作化的同时，所有仍然在私人手中的工商业实际上都实行了国有化。确实，许多“民族资产阶级”的成员，都留下作为领工资的经理。虽然理论上在“四个阶级专政”中还有民族资产阶级分子的位置，但是自此以后这个公式已经徒有其名了。
这个步骤由于反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代表人物作家胡风**而得到了进一步的加强。1955年冬和1956年春，开始在工业中号召“跃进”，这显然就是两年以后“大跃进”的预兆。①
可是，标志着1955年冬和1956年春伟大转折点的，首先是农村的合作化浪潮。这个变化的具体实际情况以及由此产生的精神状态，引人注目地表现在1956年初出版的题为《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中。②此书由全国和地方报刊上发表的关于合作化各个方面的报导集成；但本书之所以引起了人们的巨大兴趣，原因在于毛不但亲自为此书写了一篇总序言，而且对其中许多篇材料写了按语。
诚然，毛在1955年7月31日所作的讲话中，对运动提出了有利于合作化的合理理由。为了适应工业化的要求，发展农业生产是十分重要的。毛相信对于实现机械化和采用为实现此目标所必需的其他技术来说，合作社是最佳形式。③可是，在他看来，更为重要的是随着合作化进程而出现的思想和气氛的变化：
1955年，在中国，正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决胜负的一年..1955年上半年是那样的乌烟瘴气，阴霾满天。1955年下半年却完全变了样，成了另外一种气候。几千万户的农民群众行动起来，响应党中央的号召，实行合作化。到编者写这几行的时候，全国已经有六千万以上的农户加入合作社了。这是大海的怒涛，一切妖魔鬼怪都被冲走了。
①李富春1955年7月5—6日的讲话。见《共产党中国（1955—1959）》，哈佛大学出版社1962年版，第59—60页。**胡风（1902—1985），文艺理论家和诗人。1955年在所谓“胡风反革命集团”一案中被锗定为“反革命分子”1965年被判刑。1980年9月，经过法律程序并由中共中央发出通知，为“胡风反革命集甲”和胡风本人平反。1981年，胡风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中国作家协会顾问等职。——编注
①李富春1955年7月5—6日讲话。见《共产党中国（1955—1959）》，大学出版社1962年版，第2页。
②此书原来出版时为三卷，但不久即出版一卷本的节本。1957年外文出版社出了以上述书名为题的英译本。③施拉姆：《毛泽东的政治思想》，第339、343—346页。战斗在后头，还要努力作战。①除了这种好斗的性格和把人分为英雄妖魔的幻想以外，他还总是对人的“自觉行动”怀有不可动摇的信心。自1933年“查田运动”以来，毛一直坚持强调，中国农村的改造首先是一个政治和思想改造的过程：
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在社会经济制度发生根本变革的时期，尤其是这样。农业合作化运动，从一开始，就是一种严重的思想的和政治的斗争。每一个合作社，不经过这样的一场斗争，就不能创立。一个崭新的社会制度要从旧制度的基地上建立起来，它就必须清除这个基地。反映旧制度的旧思想的残余，总是长期地留在人们的头脑里，不愿意轻易地退走的。②
毛政策的另外一个方面，和1933年时一样，是要铲除农民中原来比较富裕阶层的代表们的影响，他们图谋伪装起来重新取得他们某些原先的社会声誉或经济优势。《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中的文章和毛写的按语，既批评了“反革命分子”和“坏分子”混进合作社管理机关的现象，又批判了原“上中农”对待合作化的消极或否定态度。毛还坚持认为，迅速从半社会主义合作社进到全社会主义合作社是非常重要的，后者将全部按照社员的劳动来决定分配。”他提出，完成这个过渡，花三年时间是比较合理的。其实，1956年上半年就大部分完成了过渡。中国农民发现，毛编辑《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以后不到三年，他们便陷入了公社的冒险中。
1956年下半年，由于一连串的原因：农民对仓促合作化的抗拒，歉收，“跃进”造成的工业解体，首先是被赫鲁晓夫在苏联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的秘密报告而后又被匈牙利暴动所引起的焦虑，这种种原因使毛的急躁再一次平息下来，而且采取了一条比较谨慎的路线。但是毛的乐观性格很快找到了一个新的出路。由于毛相信总的说来中国人民同意政权的基本原则，他在1956年年中宣布了“百花齐放”的口号，然后1957年2月亲自干预并作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著名讲话，以此来进一步推进这个趋势。虽然这个政策部分地是从中国情况出发提出的，但这也是试图吸取从苏联和匈牙利经验中学到的教训。因此，在我们分析这个政策以前，必须回顾一下中国的外交关系，尤其是斯大林逝世以后和莫斯科关系的发展过程。1953年至1955年，外交政策和国内政策一样，都属于北京政府的稳健时期。中国政策和苏联政策相同，只不过以一种独立的和独创的方式向“和平共处”的方针演变。尼赫鲁倡议结束朝鲜战争，使斯大林和毛相信，愿意在苏美冲突中保持中立的非社会主义国家，也可以在世界事务中起积极的作用。早在*关于毛对阶级分化和不同阶层在合作社中起的不同作用，见毛泽东在《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中册一书中的按语，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701—702页。文中所提问题，还可参看同书第857—860页。1951年，印度和中国互派过文化代表团，于1954年4月两国又缔结了体现著名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条约。其中两项逐字逐句地重复了毛泽东在1949年6月一次讲话中提出的作为新政权外交关系基础的原则①。
培养与中国接壤国家的资产阶级领导人的良好关系而不去号召推翻他们（毛在1949年对尼赫鲁正是这样做的），这种趋势在1955年举行的万隆会
①《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中册，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729—730页。②同上，上册，第123页①见本书第9章，第216页。经享有温文尔雅和熟练外交家的声誉，他在万隆会议上，总是作为非欧洲世界两位主要代表之一和尼赫鲁一起出现，他们在意识形态上分道扬镳，但由于他们都是亚洲人而团结一致。
毛泽东和他的同志们同苏联领导人一样，不得不再三在两种政策中进行选择：一种主要是支持不结盟的亚非资产阶级政府的政策，这主要是出于外交策略；另一种则主要是革命的政策，其目标是推翻这些资产阶级盟友。就苏联而言，它在1955年至1956年期间，明确执行一种政策，认定“民族资产阶级”在将来相当长时间里是不发达国家中进步的推行者。在万隆会议时期，中国也表现出一种作出类似让步的倾向。因此，周恩来于1957年3月承认，亚非许多国家的人民在“民族主义者的领导”下，已“开始走上独立和发展的道路”。②但是事实上这种政策是同毛和他的同志从经验中形成的非常根深蒂固的倾向相矛盾的。因此，当毛的国内政策在1957年下半年进入更激进的阶段时，好战态度在外交事务方面也有所表现就是很正常的了。
可是，如果说1957年冬和1958年春毛的外交政策和国内政策向“左”转，与以前和以后发生的“左”右倾有所不同的话，那主要是因为这段时期的特点是北京和苏联关系发生了决定性变化。这个时期是当代世界历史的一个重大分水岭。在此以前，中国的经济政策和其他政策看来基本上和苏联的相似，而且尽管有南斯拉夫的先例，许多观察家都当然地认为共产党集团有着磐石般的团结。在此以后，中国着手实行一系列形式上和内容上都与苏联截然不同的政策，而且事态仍在发展，很快便导致了以欧洲为中心的共产主义形式同以亚洲为中心的共产主义形式之间的公开冲突。
斯大林逝世前夕，尽管多年来莫斯科和北京之间出现了不少导致紧张的原因，可是他们的关系表面上还是亲密和协调的。1953年2月初，毛在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的第四次会议的闭幕词中，把学习苏联经验的重要性放在特别重要的地位。①一个月之后斯大林逝世，毛发表了题为《最伟大的友谊》一文，他在文中颂扬他已故的同志是“当今最伟大的天才”。根据我们所知的有关斯大林在处理中国革命问题时获得的成功，也根据中国发言人至今说过的有关他犯的错误，毛在悼词中的这段话肯定地要么是故意冷嘲热讽，要么是对苏联新领导表示遵从。毫无疑义，几乎在毛整个成年时期，斯大林都是毛政治领域中的中心人物，不论他有什么弱点，这样一位人物逝世所引起的震惊也起了作用，但几乎不足以解释下面这段话：
每一个人都知道，斯大林同志热爱中国人民，他相信中国革命的力量是不可佑量的。[我们前面已看到，他对中国革命如此有信心，因而他在1949年初还在和国民党人进行谈判。]他对中国革命的问题，献出了他非凡的智慧[！！]由于遵循列宁和斯大林的理论，由于伟大苏联以及其他所有国家的一切革命力量的支援，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在凡年以前赢得了历史性的胜利。①
4月1日，莫洛托夫宣布同意周恩来在前一天关于交换伤病战俘的倡议，这个倡议最终开辟了结束朝鲜战争的道路。1953年9月，苏联领导人缔结了一个新的对中国进行经济援助的协定，除了1950年协定中规定的五十个工厂以外，又规定建设九十一个工厂。毛泽东为此打电报感谢苏联政府和苏联人
②卡里埃·德昂科斯和斯图尔特·施拉姆合著《马克思主义与亚洲（1853—1964）》，第414—415页。
①《人民日报》，1953年2月8日。①施拉姆：《毛泽东的政治思想》，第430—431页。月，赫鲁晓夫访问北京，而且进一步作出姿态，包括增加经济援助，次年5月将旅大归还中国，放弃苏联在1950年成立的联合股份公司中的股份。
新的苏联领导人就这样以具体的形式表示了他们想改进与中国的关系并在平等基础上对待中国的愿望。高岗下台的难以理解的插曲，大约也是毛作出的从苏联得到更多独立的表示。如前面所见，高是中国西北苏维埃运动的创始人之一。在和国民党进行决定性的内战时期，毛派遣他和林彪部队到满洲去。1949年高岗成了东北地区（1954年宪法通过以前，全国所分六个地区之一）党和国家机器的主要领导人。1952年晚些时候，他被指定为新成立的国家计划委员会的负责人。但是到1954年初，人们看不见他了，后来就宣称他在他的“反党活动”受到批判以后于1954年2月自杀。有理由相信高岗和苏联人有着亲密的关系，毛不大可能在斯大林在世时把高除掉，而不激起比苏联新领导表面上提出的更强烈的反对。
赫鲁晓夫在苏共党的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所作谴责斯大林罪行的秘密报告元疑是莫斯科和北京之间新的亲密关系瓦解的起点，这并不意味着中国人象他们最近所宣称的那样强烈反对赫鲁晓夫的行动。与此相反，当时·中国报刊表示强烈同意，“非斯大林化”的某些方面。尽管如此，第二十次党代表大会标志着苏联政策演变的开始，事实证明其最终结果是毛所不能接受的，即使他当时并没有清楚地预见到这些结果。首先，开始提出“非斯大林化”的方式不能不使中国领导人恼怒和惊恐。他们不同意的理由主要还是他们现在声称当时曾向苏联同志阐述的那几条：对斯大林“总的缺乏全面的分析”；“缺乏自我批评”；以及“没有事前和兄弟党商量”。①
这三条不满理由中的最后一条最为明显，而且也未必是最不重要。毛无疑地在斯大林逝世以后认为他自己是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很少的几个占支配地位的人物中的一个；确实，他认为自己是领导人物也不是不可能的。赫鲁晓夫竟然没和他商量就大胆实行一项政策，它可能会破坏他们两人共同坚持的基础，这种做法肯定使他认为是一种不可原谅的怠慢。
责备苏联“缺乏自我批评”也是容易理解的。当时如果真有什么意见，毫无疑问，意见一定提得非常客气，毛肯定看不起现在如此厉害地反对已故主子斯大林的亲信。后来，毛用辛辣嘲弄的文字表达了这种轻蔑：
在斯大林领导时期也曾参与党和国家的领导的赫鲁晓夫，现在这样捶胸拍案、声嘶力竭地咒骂斯大林，究竟是把自己放在一个什么样的地位上呢？是把自己放在“凶手”、“强盗”的同谋者的地位上呢？还是放在“混蛋”、“白痴”一类人的地位上呢？①
至于“总的缺乏对斯大林全面的分析”的反对意见含有两种意思。一方面，这是指对斯大林的评价不应当是片面的。现在据称，毛早在1956年4月，即赫鲁晓夫报告两个月之后就已告诉过米高扬“斯大林功大于过。”②不管当时他是否果真如此明确，但这是完全符合1956年4月5日社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中的观点的，这篇社论也许是毛写的，至少肯定是毛授意写的：
②《人民日报》，1953年9月16日。①《北京周报》1963年9月6日社论，刊于1963年9月13日第37期，第9页。①关于斯大林问题》，载《北京周报》1963年9月20日第38期。（见《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论战》，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133页。——编注）
②《北京周报》9月6日社论，1963年9月13日第37期。有些人认为斯大林完全错了，这是严重的误解。斯大林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但是也是一个犯了几个严重错误而不自觉其为错误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我们应当用历史的观点看斯大林，对于他的正确的地方和错误的地方作出全面的和适当的分析，从而吸取有益的教训。①
可是毛要求作的“全面的分析”，不仅仅是一个公正的分析；这个分析是要把斯大林统治的消极方面和当时的历史背景联系起来看，而不仅仅把这些消极方面轻率他说成是一个人的罪行。因此在我们上面援引的1956年4月《人民日报》社论一段的后面，紧接着又说：
不论是他的正确的地方，或者错误的地方，都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一种现象，带有时代的特点。整个说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还只有一百年多一点的时间，从十月革命胜利以来，还只有三十丸年的时问，许多革命工作的经验还是不足的。我们有伟大的成绩。但是还有缺点和错误。②
在最近的中苏论战中，莫斯科提出，如果毛不同意反“个人崇拜”的运动，那是因为这含蓄地攻击了对毛个人的崇拜。中国存在着对毛和他的思想的崇拜这点是没有问题的。我们已看到自从1942年“整风运动”以来这种崇拜是如何发展起来的，同时我们也将很快有机会来考虑近年来这方面的表现。虽然对毛的崇拜有它自己的特点，但这种崇拜及其后果确实和斯大林晚年时在苏联能见到的现象有某些相似之处，在这种情况下对斯大林个人崇拜的批评可能真的会使毛感到不安。但是，毛对赫鲁晓夫提出的“非斯大林化”怀有敌意的主要原因，无疑还在于他那种深远的历史感。正如他当时说的，斯大林的行动“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现象并具有时代的特征”。因此，断言斯大林一生的最后二十年的全部政策基本上是罪行和错误，就是怀疑整个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也是间接地怀疑得到这个运动支持——虽然是勉强的支持——而取得政权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毛看来，赫鲁晓夫想把斯大林个人和他统治了整整一代的制度完全分开的企图在逻辑上是荒谬的，政治上是具有爆炸性的，事实上也正是如此。
因此，毛无疑从一开始就对实行“非斯大林化”的方法而不是对批评斯大林本身怀有敌意。另一方面，现在也没有证据足以证明1963年以来的一种说法，即中国人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立即对赫鲁晓夫提出的其他两个主要新理论——通过赢得议会多数“向社会主义和平过渡”以及有可能不仅和“帝国主义”国家共处而且还可合作——表示反对。这些问题后来在1957年莫斯科的共产党和工人党会议上讨论了，它标志着中苏关系更重要的一个阶段。可是这次辩论的来龙去脉，受到了1956年10月和11月波兰和匈牙利事件深刻的影响。
中国人现在坚持说，他们对两个国家的问题采取了截然相反的态度，他们既反对苏联领导人企图用武力威胁他们波兰同志的“大国主义”，同时又商讨立即干预以粉碎匈牙利的“反革命叛乱。”①第一个断言可能是对的；第二个断言显然是过于简单化了。在现今的文章中，——如1956年12月29
①《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12页。②《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13页。①《北京周报》，1963年9月13日第37期，第10页。会主义国家关系上坚持平等态度和避免犯“大国主义”的重要性。①另一方面，毛当时并未把匈牙利事件归咎于“反革命分子”，他说反革命分子“利用了群众的不满情绪”，因而导致了“一部分人民”反叛人民政府。②
在这次冒险行动中，反革命是否可能取得成功呢？1956年12月的社论中提到的两条理由，不仅明显地预示了毛后来在1957年2月讲话中宣布的有控制的缓和紧张的政策，而且还预示了这政策的最终结果。一方面，由于领导犯错误，匈牙利“劳动人民的民主权利和革命积极性受到破坏”，另一方面，“反革命分子却没有受到应有的打击”，同时“匈牙利还没有认真地建立起无产阶级专政”。③毛在1957年2月27日的讲话，把匈牙利的经验运用到中国：
在人民内部，不可以没有自由，也不可以没有纪律；不可以没有民主，也不可以没有集中..在这个制度下，人民享受着广泛的民主和自由；同时又必须用社会主义的纪律约束自己。这些道理，广大人民群众是懂得的。④
1957年春“百花”运动达到高潮的时候，毛全部政策的基础就在于相信中国的人民群众懂得给他们自由的限度。和当时国外广泛存在的幻想相反，从旨在鼓励多样化意义上说，这个政策根本不是一个“自由化”的政策。确切他说，毛的想法是，马克思主义既是唯一正确的思想形式，那么如果在一定范围内鼓励持有各种不同观点的学派进行辩论，最终定会使马克思主义战胜其它一切思想。从长期来看，这种做法有助于教育非党知识分子、作家和干部，并把他们改造成社会主义的知识分子。在最近的将来，非马克思主义的批评，即使部分是错误的，也会有利于马克思主义者重新考虑他们自己的立场。毛说过，“正确的意见如果是在温室里培养出来的，如果没有见过风雨，没有取得免疫力，遇到错误意见就不能打胜仗。”①
毛的希望落空了，评论者并没有满足于批评个别的弊病，而是对整个制度的基本原则——共产党对权力的独占——提出了疑问。毛于是强调他公式的另外一半，用以避免在中国出现匈牙利那样的暴乱，与其说他强调自由，不如说他强调纪律，与其说他强调用消灭当局弊病的方法来“从根本上消灭发生闹事的原因”，还不如说他强调加强“无产阶级专政”。1957年初开始进行的“整风运动”原来是针对党和国家干部中的官僚主义倾向的，后来就转为反对“右派分子”的激烈运动了。右派分子被遣送下乡，通过参加适当的劳动进行改造。诚然，在中国这样的国家，知识分子往往以轻视体力劳动著称，所以取得生产劳动的某些具体经验无疑是一种有用的教育措施。可是在多数情况下，下放政策变成了强迫从事力不胜任的艰苦体力劳动，
从而损坏了不习惯体力劳动的那些人的健康；或者变成迫使人做羞辱性的工作（如某人原在大学担任教授，却强迫他清扫厕所），这种做法主要目的在于瓦解有关对象的士气，而不在于对他们进行再教育。①
①《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37—38页。②同上，第33页。还可参看施拉姆著《毛泽东的政治思想》，第239页。③《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33页。①《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见《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787页。——编注）
①1957年下半年的向“左”转，也使中国向保护“社会主义法制”的进展告终，这与1953年以来苏联的情况相似，虽然中国还没有达到对嫌疑犯采取完全武断处置的地步。至于最早用苏联事例（斯大林时代和方面，激进主义也日益明显。共产党和工人党会议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在1957年11月莫斯科举行的。
毛泽东亲自率领中国代表团。这是他第二次出国旅行，但这是他第一次出席有世界共产主义运动许多主要人物参加的讨论会。（他在1949至1950年冬春访苏期间在会议上为庆祝斯大林七十寿辰发表了讲话，除此以外他主要致力于私下谈判。）现在中国人宣称在1957年会议上他们就在向社会主义和平过渡的问题上有尖锐的分歧，他们宣称在某种情况下有可能通过赢得议会多数夺取政权，但是不应当过分强调这种可能性，否则结果就会“松懈无产阶级..的革命意志”。②可是看来，他们事实上对会议在这个问题和其他大多数问题上的最后决议基本满意。关于国际关系和战争与和平问题的辩论，最为有声有色，也就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以最惊人的方式亲自参与了辩论。就总的国际实力对比而言，他创造了“东风压倒西风”的著名口号。当时，这个口号中的“东风”是政治上的东方，是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苏联的实力由于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卫星而正使人注目。只是到了后来，这个词才具有地理的和种族的涵义。
毛对热核战争问题的意见，无疑最为耸人听闻。毛强调“战争狂人”有可能在各地“扔原子弹和氢弹”，但社会主义国家永远不会在一场世界大战中充当侵略者，他断言还应从最坏的情况出发考虑战争的结局，——他继续说：
我和外国一位国务活动家辩论过这个问题①。他相信如果打起一场原子战争，整个人类都会消灭。我说如果糟到不能再糟，一半人都死了，那另外一半人还活着，帝国主义将被夷为平地，全世界将成为社会主义的；多少年年又会有二十七亿人而且肯定会更多。我们中国人还没有完成我们的建设，我们希望和平。可是，如果帝国主义一定要打仗，我们没有别的选择，只有下决心在进行我们的建设以前奉陪到底。如果你每天·怕战争而战争最后来了，那么你怎么办？②
根据中国最近的报道，在此一个月以前，即在1957年10月签订了一项协定，根据这个协定，苏联政府要向中国提供一个原子弹样品，以及生产这种原子弹的技术资料。①赫鲁晓夫和他的同志由于了解他们原子弹的杀伤威力而保持清醒头脑，他们听到毛在11月会议上意见以后，对于将这种武器放在中国人手里的后果肯定会感到担心。如果说，外交事务方面谨慎和负责的态度是产生中苏冲突的重要因素，那么中国国内政策的演变及其引起的反应，也同样具有决定性的作用。
1958年春，以“大跃进”和“不断革命”口号为其特点的新激进政策②
斯大林以后时代）和中国传统做法来追溯当前法律程序根源的研究，参看科恩著《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刑事诉讼：导言》，《哈佛法律评论》，1966年1月号，第469—533页。
②《关于对和平过渡问题几点看法的提纲》，1957年11月10日。刊登于1963年9月13日第37期的《北京周报》上，作为1963年9月6日社论的第一个附件。（见《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论战》，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112页。——编注）①根据这个谈话的苏联文本以及后来的中国报道，这里的“外国一位国务活动家”指的是尼赫鲁。①中国1963年8月15日声明。见《北京周报》，1963年第33期，第14页。苏联人既未确认，亦未否认这种说法，但是只限子埋怨中国人暴露了有关社会主义阵营防务安排的秘密情报。很可能他们没有许诺也不愿意交给北京原子弹样品，可是毫无疑问，他们有过某种新防务技术的协定。②关于这个政策的实质以及把“Pu—tuanko—ming”翻译成“不断革命”而不是“不问断革命”的原因，参会第二次中央全会召开的前夕，他用非常引人注目的词句表达了他改造中国人民的不能改变的决心以及他认为可以做到的信心：
除了别的特点之外，中国六亿人口的显著特点是一穷二白。这些看起来是坏事，其实是好事。穷则思变，要干，要革命。一张白纸，没有负担，好写最新最美的文字，好画最新最美的画图。①
由于这些有利条件，毛得出结论说，中国“在工农业生产方面赶上资本主义大国，可能不需要从前所想的那样长的时间了”。②在1958年的党代表大会上鼓吹大跃进和不断革命的正是刘少奇自己，但他是以毛泽东的名义这样做的。1958年夏，开始在试验的基础上建立“人民公社”，毛亲自促进人民公社的发展。9月，他从全国巡视回来后宣称，为了在农业方面实现比1958年更大的跃进，必须在全国推广人民公社制度。与此同时，他维护在全国农村实行家庭小批量炼钢的纲领，当时的措词鲜明地表露了他的全部思想和他对经济问题的态度：
我这次出去看到群众巨大的干劲。在这基础上就可能完成任何任务。我们一定要首先完成钢铁战线上的任务。群众在这方面已经动员起来了。可是在全国范围来说，还有些地方，有些企业，那里动员群众的工作还没有很好地进行..还有一些同志不愿意在工业方面开展大规模的群众运动。他们把工业战线上的群众运动叫作“不正规”，并且贬之谓一种“农村工作作风”和“游击习惯”。这显然是不正确的。③
很难找到更为惊人的例子来说明我称之为毛的“军事浪漫主义”了。①他不仅把战争看作一种至高元上的冒险和对人类勇气和人类意志的最高考验，而且他的性格和想象力中的好战品质已经达到了这样的地步，他愿意用战争术语来说明经济的甚至科学的和哲学的问题。
中国人自己虽然并不称毛是个“军事浪漫主义者”，但1958年以来描绘他是位“革命浪漫主义者”。直到大跃进以前，就象苏联现在那样，中国人认为浪漫主义是一种固有的反动思潮。可是“革命浪漫主义”却是另外一码事；人们认为它首先是一种看法，在于“..要看到生活里的新事物，要善于反映新事物，帮助新事物的成长”②。毛泽东和列宁则被认为是持这种看法的两个最伟大的范例。他们两位都认为在考虑客观条件的时候，不能夸大，也不能把它们当作不去行动的借口。
从这意义上说，毛肯定元疑是“浪漫主义”的。到1958年底已在全中国人民中实际推广的人民公社制度，看来直接受到了他性格中这种倾向的影响。从经济方面看，公社的目的在于提供一个行政机构，把人力组织起来代替难得的机器，又规定了大小足以促进使用拖拉机和其它机器的土地耕种单位，以加速农村的发展。从政治方面看，他们的目的是在基层把政府、管理、经济和军事机构统一成为单一的实体，削弱家庭这类与之抗衡的组织，以此来加强国家对个人生活的控制。从思想方面看，由于中国人对苏联人表现出
见我的专著《中国的不断革命》（巴黎莫顿公司1963年版）。
①《介绍一个合作社》，1958年4月15日。《红旗》1958年第1期，第3页。②同上。①参看施拉姆著《毛泽东的“军事偏向”》，《共产主义问题》，1964年第1期。②林默涵：《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文艺思想的旗帜》，上海文艺出版社1960年版，第24页。国已经发明了比苏联先进得多的社会形式，而且已经付诸实践。
从总是要夸大人的意志力量这个意义上来说，所有这些目标都是“浪漫主义”的。对事实作冷静的分析，本可使毛知道，若没有比中国当时所拥有的多得多的熟练管理人员和有效得多的统计服务，那么原来设想的公社既不可能达到其增加生产的经济目的，也不可能达到控制社会的政治目的。但毛仍推行他这一政策，因为他设想革命热情和思想纯洁能够弥补技术能力和物质手段的不足。至于公社的思想方面，则具有动人但天真的空想社会主义的特点。这在1958年夏季湖南农民创作的下面这首诗歌里就有所表现：
建立公社如上天，一夜赛过几千年。利刀斩断私有根，开辟历史新纪元。①
确实，毛的极端唯意志论自然来源于列宁在相对落后国家的条件下对马克思主义的应用。但是，列宁相信人的意志在改造现实时的力量主要表现在政治方面。可是在大跃迸时期，中国人却把它扩大到了自然方面。1958年有一本研究毛泽东思想的书说过：
许多生动的事例表明：只有低产思想，没有低产地区。只有不良的耕种制度，没有不良的土地。只要人们充分发挥主观能动作用，自然条件是可以改变的。①
斯大林也曾有过可以把沙漠变成花园的雄心，可是他从没有说过不存在沙漠。而且不论如何，苏联的这些年月已成为往事。意志已经服从于理性，并在理性的基础上建设起了苏联经济。因此，毛关于有可能超越客观困难赶上最先进的工业国家的想法，在莫斯科引起了相当的恼怒，而中国人还宣称，有了人民公社，他们可以开始立即奠定共产主义的基础。
在中国内政方面出现了这些争论问题的同时，毛和赫鲁晓夫于1958年夏季就外交政策的一个具体问题首次发生了直接冲突。赫鲁晓夫于7月28日建议召开美国、英国、法国、苏联和印度的最高级会议来解决中东危机。这是迄今为止他要采取直接与西方大国领导人打交道这种方法的最明确的姿态，这以后越来越成其为政策的特征。可是，三天以后赫鲁晓夫突然对北京进行了一次事先没有计划的秘密访问，在此期间他收回了召开最高级会议的提议。这次冒然的转变显然是受到了来自毛泽东的压力，他反对和那些仍然支持台湾的另一个中国政府的“美帝国主义者”去打交道。为了斩钉截铁地表明他的这种看法，毛在1958年8月底开始炮轰沿海岛屿。
从1957年秋到1958年秋期间出现的具体问题上的分歧，虽然本身就很重要，但这时它们还只是表明根本分歧的征兆；中国领导人和苏联领导人的思想，是在十分不同的经历中形成的，即使怀有最良好的意愿，他们要在同一个知识领域中共存也是非常困难的毛的外交政策和国内政策的各个方面，都具有狂热唯意志论和政治上不妥协的特点。从1957年年底以来，重新应用他本人的经验显然加强了这种特点。他宣称，战争不取决于热核武器而取决
①关锋在《哲学研究》1958年第5期的文章中引用。该文的全部译文可见施拉姆著《中国的不断革命》，第6—18页。文中反映了公社刚建立时人们对公社的无限乐观主义。①《学习毛泽东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中国青年出版社1958年版，第73页。介石战争时期他学到的经验的重要性，当时毛的“小米加步枪”有效地打赢了他敌手的飞机和坦克。①中国人在1957年会议声明中否认和平过渡的观点，从范畴上否认先进国家的革命问题和马克思、列宁的时代所提出的革命问题应有所不同，他们后来不仅谴责陶里亚蒂那样的欧洲共产党人所作尝试的实质，而且还谴责他尝试这样一种现代化的事实本身。这样做，实际上就是把自己局限于中国经验之内，而且通过这种经验的三棱镜来看待世界上的其它各国。
有的这些倾向，正好出现在苏联——由于苏联的经济和社会发展，也由于赫鲁晓夫本人的新想法——日益觉察现代世界所面临的问题并开始用不那么教条的精神看待资本主义国家的时刻。显然，在毛看来，赫鲁晓夫的俄国是“资产阶级化的”和“修正主义的”，而在赫鲁晓夫眼里，毛的中国则是狂热和幼稚的。但是，如果说赫鲁晓夫已经、或者很快就比他任何一位前任对欧洲和美洲更为了解的话，那么他对中国人的心理却显得比斯大林还要无知。中国人确实也给了他一些抱怨的口实。那过于仓促建立起来的人民公社以及他们企图大规模地组织经济和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尝试，都造成了混乱，而且最终造成了灾难性的经济衰退。不管怎样，中国人坚持他们的政策，而且不顾苏联的强烈反对，坚持宣称已经找到走向共产主义的捷径（只有两点上作了有限的让步）。在赫鲁晓夫以及毫无疑义在大多数的苏联公民看来，中国人是在浪费苏联给他们的宝贵人力物力，而这些人力物力原本可以富有成果地在国内加以利用的。所有这些情况说明赫鲁晓夫的恼怒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他的反应是以两个大错误为特征的。一方面，他故意肆无忌惮地嘲笑公社，开始时是私下进行，例如他在1958年12月向参议员汉弗莱（现在是副总统）说了那番后来广为人知的话，以后则在大庭广众之下进行。另方面，他最终发展到利用经济压力作为迫使中国人就范的手段。其结果是重新燃起了毛对过去欧洲人狂妄自大的憎恶，并使他以一种本能的反应确认，他已经在政治上达到了这样一种信念，既越来越难以把赫鲁晓夫的俄国同资本主义国家区别开了。
由于毛把他的威望押在成立公社从而一举克服中国的落后状态上面，这元疑使毛对赫鲁晓夫嘲笑公社并竭力利用中国的经济困难捞取政治资本的作法更为敏感。在1958年12月召开的中共中央六中全会上，宣布了毛不再当中华人民共和国下四年主席候选人的决定，这肯定不是偶然的。这次全会也是一个标志，它向这样一种认识迈出了勉强的一步：即承认不可能在一夜之间一举跃人共产主义。不论是党内对组织公社的草率方法感到不满构成了使毛辞职的实际压力，还是他完全根据自己意思作出这一决定，都明显地反映出了毛对实施不再完全符合他心意的政策，已经缺乏了热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