③关于这篇文章所表达的诚挚程度，参看本书第10章。第十章 探索一条中国式的道路.2
诚然，毛泽东保留了党的主席身份以及他作为中国革命富有魅力的最高领袖的独特地位。可是从此以后，当北京的经济政策在1959年和1960年渐渐趋于合理化并更加谨慎时，毛则主要专心于外交事务。事实证明大自然和技术比他想象的更难屈从于他的意志。现在他要让中国的敌人——公开的敌人“美国帝国主义”以及更为阴险的敌人“现代修正主义”来服从他。
1959年夏，他访问了他的家乡韶山，这是他1927年对农民运动进行了那次著名的调查以后的第一次访问。他缅怀往事，从中找到了对当今信心的来源：
①确实，西方某些人也持有类似的观点，但他们却没有理由说对核武器无知，也不能说自己曾进行过四分之一世纪之久的游击战争。故园三十二年前。红旗卷起农奴戟，黑手高悬霸主鞭。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喜看稻菽千重浪，遍地英雄下夕烟。①
就在毛在湖南的同一个月份里，按照后来中国的说法，苏联片面地撕毁了关于新军事技术的1957年协定。①这是赫鲁晓夫企图通过经济和政治压力迫使中国人改变他们政策的最初几个明确姿态中的一个。本来就可以料到，一个意志坚强到要“指挥日月”的人是不会屈服于这种策略的。毛在1959年7月初上江西省庐山时写的另外一首诗中，表达了他的感情。国民党左派领导人曾于1927年7月南昌起义前夕在此地就扑灭共产主义的方法交换过意见，中国共产党的八届八中全会不久也在这里召开。
一山飞峙大江边，跃上葱苑四百旋。冷眼向洋看世界，热风吹雨洒江天。云横丸派②浮黄鹤，③浪下三吴起白烟。陶令不知何处去，桃花源里可耕田？④
这首诗的要点在倒数第二行。“陶令”指的是大诗人陶渊明（死于公元427年），实际上他一辈子只当了一次县官，而且一共只当了八十天左右。他突然结束了他的宦途生涯，因为有一次要他阿诙奉承和摆起排场地欢迎一位上司，他不愿意这样做而宁愿弃官为民。据说他说过：“我怎可在村夫俗子前为五斗米而折腰？”非常有可能毛在侍中将自己比作陶，而赫鲁晓夫则是村夫俗子。
最后一行里暗指陶描写一种空想社会的一篇名作的标题。毛显然认为公社和“大跃进”的中国是比世外桃源还要好的人间天堂。可是只过了一个月后召开的中央委员会庐山会议，给这种幻想以无情的打击。8月26日的正式公报承认，以前发表的“大跃进”第一年的经济成就夸大了百分之四十至五十，尤其是粮食产量只有二万五千万吨，而不是三万七千五百万吨（无疑，实际数字还要低①）。1959年的另一次歉收带来了一个贫苦的冬天，那年的歉收部分地是由于自然灾害，可这也是由于经济紊乱和农民对公社实现极端集体化和纪律化所作的反抗。解决和克服这个危机的方法，是让公社作为行政管理单位而仍然存在，但是采用更大程度的权力下放，即对经济活动的有效控制权首先交给与以前合作社相应的“生产队”，然后又交给总的来说与1950年至1951年互助组相应的生产小队。经济计划中过于强调工业的做法
①《北京周报》1963年第33期第14页；第37期第12页。②在庐山东面近处有许多支流流入长江，古诗中一般称作“九派”。③黄鹤楼在武昌的西南，位于可俯瞰长江的一个高山上。传说一位道士骑着黄鹤横飘此处。①见本书《结束语》，第283页。毛从这些问题逐渐转向了外交，这不仅因为他对国内发展感到沮丧，而且也因为他发现外国列强尤其是苏联对中国的行为越来越使人恼怒。第一住这种事件发生在1959年8月召开的标志着开始从大跃进全面退却的庐山中央全会上。在会上，从井冈山时候就与毛一起的老同志，当时的国防部长彭德怀，对一年半以前实行的政策发动了猛烈的攻击。这个行为使彭受到撤职处分的耻厚。根据一些人所说，彭在1959年春季对华沙条约国进行“军事友好”访问期间给苏联共产党的一封信中曾向他们表达了他的看法。①毫无疑义，在毛看来，这显然是苏联干预中国内政的一个事例。
很快又接着发生了其他两起冲突。塔斯社在1959年9月9日发表了一项关于8月发生的中印边境冲突的声明。声明对此次事件表示遗憾，而且劝告有关的“两国政府”作出努力解决此次“误解”。中国人认为，他们把一个社会主义的兄弟国家和一个“资产阶级”大国置于同等地位就是破坏了无产阶级团结，这种看法并非勉强。这个声明在最后一分钟，即在9日上午才给中国人看，尽管北京正式要求不要发表，但苏联人置之不理仍于同日晚问发表，这个事实使中国人更加不满。②现在中国人和苏联人都把发表这项声明作为中苏公开不和的开端。
9月30日，赫鲁晓夫在刚刚访问过美国并在戴维营与艾森豪威尔谈过话后抵达北京。这次访问本身并不打算讨好毛，可是在赫鲁晓夫访问期间，他却大大地冒犯了他的各位主人。在他抵达的当晚，毛泽东特地设宴欢迎。赫鲁晓夫在这次宴会上尖锐地攻击了希望“用武力来试试资本主义制度稳定性”的人。按照后来发表的中国声明，“全世界都公认这是含沙射影地指中国在台湾和中印边界问题上的‘好斗’。”①
在和中国领导人谈话的过程中，赫鲁晓夫甚至还提醒毛和他的同志，在十月革命后列宁曾作了“暂时的让步”，承认在西伯利亚建立的远东共和国。言下之意，毛同样应当承认台湾暂时脱离中国。②这种类比并不十分恰当，因为远东共和国是一个亲苏的缓冲国，而不是一个充满敌意自称有义务重新征服全部国土的政府的避难所。而且即使真有相似之处，毛也是不会承认的。即使不从理智上说，毛在感情上也认为，牺牲俄国的国土是一回事；而牺牲中国的国土则是另一回事。他无论如何也不会容忍赫鲁晓夫含蓄地支持那怕是作为过渡阶段的“两个中国”的主张。
众所周知，从此以后，中苏关系日益趋于尖锐和更公开的冲突。本书没有必要来详细分析这个过程的几个阶段以及双方为了论证他们立场合理而发表的长篇累牍的文件。在这本传记的结束语部分，我将只从毛的方面来论述中苏冲突，即考察他如何在中国的态度上打上了他的印记，同时也考察这次冲突的教训如何形成了今日可以识别的他的政治信条。
1960年4月16日，中国共产党的理论机关刊物《红旗》发表了社论《列宁主义万岁》。普遍认为，社论的某些部分是毛泽东写的，以后相继在北京发表的其他重要不署名文章也是毛泽东写的，或者说至少是由他授意而写的文章，并由他在最后定稿中增加了几处富有特点的润色。发表这篇文章的表面理由是纪念列宁九十诞辰，可是中国人后来指出，发表此文的真正动机是
①最详细的情况可见戴维·A·喳尔士著《彭德怀将军的撤职》，《中国季刊》，1961年第88期，第63—76页。根据这篇和其他的报道，在1960年布加勒斯特会议上赫鲁晓夫不仅为彭德怀辩护，还为高岗辩护，说他们两人只反对毛对苏联的不正确政策，没有犯什么过错。②《苏联领导人联合印度反对中国的真相》，《北京周报》，1963年第45期，第19页。①《苏联领导人联合印度反对中国的真相》，《北京周报》，1963年第45期，第19页。②1963年9月1日声明，见《北京周报》，1963年第36期，第13页成一项协议的倾向。在这篇社论中，援引了毛茬抗日战争期间的著作以论证“觉悟的人民总会找出新的办法来抵制反动派的武装优势”的论点。关于一场原子战争的最终结果，社论提出了类似毛在1957年莫斯科会议上陈述过的看法：
如果帝国主义者把这种牺牲硬加在各国人民头上，我们相信，正如俄国革命和中国革命的经验一样，这种牺牲是会得到代价的。胜利的人民，他们在帝国主义死亡的废虚上，将会以极迅速的步伐，创造出比资本主义制度高千百倍的文明，创造起自己真正美好的将来。①
毛又一次把他过去的经验当作检验各种问题的最高试金石。文章的绝大部分都是用来批驳经济和技术变革无论如何已使马克思和列宁的政治分析不再有效的看法。
虽然在这篇文章中，中国人就象他们迄今为止在所有其他思想产品中一样，谨慎地坚持只是一般攻击“修正主义”或南斯拉夫的虚构说法，可是这样公开和系统地驳斥整个苏联立场，显然使赫鲁晓夫深信已经到了根本解决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中中国异端的时候了。他在1960年6月举行的罗马尼亚共产党代表大会上作了一个关于战争与和平的演说，在演说中他斥责中国人是想发动核战争的“狂人”，斥责中国人在与印度的关系上是“纯粹的民族主义者”，以及其他等等。在一次肯定使毛认为是有意侮辱的讲话中，赫鲁晓夫宣称，当今的民兵在原子武器面前根本“不是军队，而只是一堆（人）肉”。
①他还激怒中国人的民族自豪感，重复断言今后国际局势的发展，主要决定于苏联和美国之间的关系。除了阿尔巴尼亚党以外，所有出席布加勒斯特大会的共产党都加入了赫鲁晓夫对中国人的辱骂。在这种口头的和有组织的攻击之后，随之又直接施加经济上的压力。1960年7月，苏联人单方面粗暴地决定在一个月以内撤口所有在中国的苏联专家，根据后来中国的说法，这样就撕毁了“几百个协议和合同”。②
在这种背景下，中国在1960年11月召开的第二次莫斯科会议上的策略，便与1957年所采取的策略有所不同。那时正是毛坚持苏联在社会主义阵营中的领导作用。现在他的代表则强调这样一个事实，即所有共产党都是平等的，他们有权用他们自己的方式决定他们自己的政策，只俗守马列主义的普遍原则和各国党一致同意的声明。他们还坚持承认苏联是社会主义阵营的头头，但是这样给予莫斯科的最高地位纯粹是形式上和象征性的。正如许多观察家所认为的，这很可能是为了捍卫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并准备在有朝一日中国人足够强大时宣布他们自己掌握领导权。
在讨论这些组织问题的同时，中国人在讨论的过程中坚持有关民族尊严、前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人民对欧洲共产党人优越感最细微的暗示非常敏感的论点，因而他们成功地从会议结束时发表的“声明”最后文稿中删掉了关于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办量”应当用“他们的经验和知识”来为以前的附属国家服务的一段话。①毛和他的同志面对苏联援助的突然撤消，逐
①《列宁主义万岁》，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20页。①《北京周报》，1963年第36期第13页和同年第37期第13页。②《北京周报》，1963年第37期，第14。①关于这点，以及1960年会议的全面情况，参见卡里埃·德昂科斯和施拉姆合著《马克思主义与亚洲（1853—1964）》，第114—120、422—433页。们根本不想承认有必要从他们认为是叛徒和修正主义者的人那里得到任何“同志式的援助”。
中国1960年的冬季是一个严峻的冬季。一个非常有效的配给制度使全国人民同样地忍受着饥饿，但是要减轻饥荒，就必需在1961年的2月份从加拿大和澳大利亚购进大批粮食。在这种严峻的情况下，毛又回顾中国的过去，从而找到对中国未来充满信心的理由：
九嶷山上白云飞，帝子乘风下翠微。斑竹一技千滴泪，红霞万朵百重衣。洞庭波涌连天雪，长岛人歌动地诗。我欲因之梦寥廓，芙蓉国里尽朝晖。①。
据传说，尧帝的两个女儿是尧的继承人舜的妻子。舜有次游历南方时，死于湖南的湘江附近，邻近九嶷山的地方，他的两位妻子都来到江边哭泣。竹叶因她们的泪水而永远变色，从而出现了一种众所周知的斑竹。诗中的长岛在长沙附近的湘江中。在唤起“长岛人歌动地诗”的回忆中，毛显然是想起了他青年时代的革命经历。芙蓉国是从一首唐诗中引出的对湖南的一个文学性称呼。根据中国发表的评注，毛梦见他的出生省份“尽朝晖”，是表明他希望有朝一日见到中国实现完全的共产主义。象以往一样，斑竹之美出于悲伤，所以今日最困难之日，也正是事物向好的方面转化之时。我们听说，这就是“唯物辩证法”的规律，②但是显而易见，毛在这里并不是按马克思列宁主义来思考和感觉的，而是从伟大的尧舜一直到他自己时代的中国命运出发来考虑的。
1960年10月，苏联共产党举行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赫鲁晓夫在会上对斯大林进行攻击，而周恩来对此举的反应则是炫耀地到斯大林墓去献花圈，在此以后，中苏关系继续恶化。1962年秋季的两个事件，标志着中苏关系恶化的新高潮：即中印边境战争和古巴问题上的苏美危机。1962年8月苏联人宣布将向印度提供米格飞机一事激怒了北京；同年10月份中国的进攻可能意在既使苏联人为难，又使尼赫鲁丢脸，这可使莫斯科气急败坏，苏联官员们甚至在与西欧和美国人谈话时也毫不含糊地严厉谴责“中国的民族主义”。在中国人看来，赫鲁晓夫在古巴危机上第一错在“冒险主义”，然后又错在“投降主义”，在毛看来，古巴危机进一步证明了苏联在现行领导集团的领导下已不适宜于做社会主义阵营的头头。毛在此以前一直以为赫鲁晓夫只是一个犯了错误的同志，可以浪子回头。从此以后，在毛看来，赫鲁晓夫已是一个不可救药的叛徒了。几乎直到这位苏联领导人下台的前夕，毛还照样在讲话中偶然向他发出呼吁要他侮悟和认识他的错误，可是显而易见，毛丝毫没有抱有赫鲁晓夫会重视这些呼吁的希望。
自此以后，苏联领导人与美国“帝国主义者”事实上同样成了头号的甚至更可鄙的敌人。现在毛面对的敌人是世界上两个最强大的国家，这个事实
①施拉姆译，见《共产主义问题》，1964年9—10月号，第42页。（见《毛泽东诗词选》，第104页。——编注）
②参见安旗在《文艺报》1964年第3期上写的评论。的那首诗可以看出：
雪压冬云白絮飞，万花纷谢一时稀。高天滚滚寒流急，大地微微暖气吹。独有英雄驱虎豹，更无豪杰怕熊罴。梅花欢喜漫天雪，冻死苍蝇来足奇。①
毛在他生日那天写的这首诗中肯定想到了他自己，我们可以猜想他就是诗中的“英雄”（或者至少是英雄中的一个）。“虎豹”明明白白是帝国主义（纸）老虎，而“熊罴”指的是俄国熊。因而依毛看来，赫鲁晓夫比起纸老虎来更没有什么可怕的。
1963年1月7日，《真理报》首次公开明确地攻击中国人，而不再仅仅泛指阿尔巴尼亚人、“教条主义者”、“左倾主义者”等等。两天以后，毛写了他到此为止发表的最后一首诗词，也是最佳地表达了他为自己的国家极其自豪、对自己高度自信的一首诗词。这些词句有可能是针对两天前《真理报》的攻击有感而作；无论如何，这首词是对整个国际局势的一个直接反应。按照中国一箱评论的说法，“1963年是国际上各种反动势力的反华大合唱十分嚣张的一年，却也是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各国人民的革命洪流汹涌澎湃的一年。这是反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潮泛滥的时候，也正是敢于坚持真理的战士们不断涌现的时候”。②
毛则将这种形势描绘在一个将革命和传统形象奇妙结合起来的比喻中，它集中体现了他的思想和行动：
小小寰球，有几个苍蝇碰壁。嗡嗡叫，几声凄厉，几声抽泣，蚂蚁缘槐夸大国，①蚍蜉撼树谈何易。正西风落叶下长安，飞鸣镝。
多少事，从来急；天地转，光阴迫。
①施拉姆译，参见《共产主义问题》，1964年9—10月号，第42页。（见：《毛泽东诗词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116页。——编注
②安旗：《学习毛主席诗词的革命精神》，《文艺报》，1964年第3期，第6页。①摘引唐代一位作家写的一个故事。故事说有人梦游大槐树国。这个国家的皇帝把女儿嫁他并赐他以荣誉。他醒来时发现在他窗外的槐树脚下有个蚂蚁洞，它代表了他梦中的现实。只争朝夕。
四海翻腾云水怒，
五洲震荡风雷激。
要扫除一切害人虫，全无敌。②
说“小小”寰球，按照官方的评注，这是因为全球在能用行动来改变世界的无产阶级革命者眼里是“小”的。墙壁是指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而“帝国主义”和“（或）“现代修正主义”的苍蝇正在徒然地猛攫过去。下面两行中的蚂蚁是指苏联人，这点中国人自己也确认不讳。
1964年4月《人民日报》的一篇社论谴责苏联对毛泽东及其思想的攻击，宣称：“苏共领导妄想低毁毛泽东同志和毛泽东思想不过是毗虾撼大树，可笑不自量。”①
古都长安，一般大概是代表中国。根据中国的评注，“树叶”代表革命疾风吹枯的反革命势力，可是毛也许还想到这是苏联和其他“修正主义的”宣传。“鸣镝”则代表中国用以回答她敌人的马列主义真理。我们听说，这首词的最后一行是表示世界各国人民并不想等待外国的解救，而是决心自己解放自己。②
最后这个思想预示了以后三年中北京发表的关于国际局势的所有声明中的中心思想——亚非拉各国人民是当今世界上的主要革命力量。特别是1960年以来③毛和其他中国发言人暗示过的对世界革命的这种看法，在1963年6月14日中国的信中首次明确地得到了阐明。在禁止核试验条约签订以后，这种看法表达得更为尖锐和准确，毛甚至拒绝和苏联领导人保持表面上的同志团结。
按照毛的看法，苏联和东欧已经执政的无产阶级和欧洲先进资本主义国家内没有执政的无产阶级，都已经向赫鲁晓夫和陶里亚蒂这样的虚假预言家投降并在国内外背叛了自己的革命使命，唯有亚非拉各国人民仍然忠于革命，他们的斗争最终将改变颓废的欧洲和他们自己的状况。毛把自己看作是这些力量的化身，是世界历史舞台上唯一真正能动的和进步的力量，因此也是当然的世界革命的领袖。
①《北京周报》上译文，1964年第18期，第14页。（见《人民日报》，1964年4月27日第3版编辑部按语。——编注）
②安旗：《学习毛主席诗词的革命精神》，《文艺报》，1964年第3期，第6页。③施拉姆著《毛泽东的政治思想》，第256页。
结束语
毛泽东在1962年后期和1963年初所决定的方向，继续决定着迄今为止的中国政策。正当本书在1967年1月即将付印的时候，毛作为一个个人还起着何种作用，有些不大清楚。但显而易见，他完全赞同过去一年中所采取的激进政策，但是可能他在体力上和脑力上已不能监督这些政策的日常执行。在某种意义上说，当我们试图评价毛对中国和对世界的影响的时候，这只是次要的。因为，北京的最近倾向不论是主要体现了一个将·死的人确定将来事物形式的最终努力，还是体现了他的接班人权力之争的第一个阶段，这些事件发展的前后背景，都是由毛一手安排的，即使明天他由于死亡或衰弱元力而消失，从两重意义上说，中国的形势仍将继续具有毛的标志：留任的领导人都是他数十年的追随者；他们必须处理的问题，是实行毛政策的结果。
从这个观点来看，不是毛的当前活动，而是毛的政治和思想遗产及其将来可能产生的影响，才是判断毛在历史上地位的决定性因素，但是毛本人显然并不相信这个道理，他正忙于在他有生之日树立他自己的纪念碑。与此同时，最近的事件虽然在许多方面都具有过去毛的目的和方法所特有的个性，但是它们独特异常，对中国和全世界又极为重要，因此，对毛一生的阐述不能就此结束而不对这些事件作出稍加详细的讨论。但是，在此以前，让我们试着总结一下1966年初以前的事态发展。
过去几年内中国政策发展的特有倾向，主要是表达了对下述这种独一元二的高于一切的任务的重视：在国内外树立毛泽东思想和毛的样板的持续有效性的心情。
在1963年10月题为《新殖民主义的辩护士》的社论中，可以找到早期想使毛在中国的经验适用于世界舞台的倾向的表现。这篇社论中的文字内容多处与毛在1927年写的关于湖南农民运动的报告有意对应，我们可以设想毛参加了此文的撰写。1927年，在反对派认为湖南局势“糟得很”的时候，毛宣称革命派应当认为是“好得很”。①1963年，他把对待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各国人民进行的民族解放战争的态度，作为识别真正革命者的试金石。他写道，这场“伟大的革命风暴”——1927年他曾将农民比作“暴风骤雨，迅猛异常，无论什么大的力量都将压抑不住”——使“帝国主义者和殖民主义者吓得发抖，全世界的革命人民鼓掌欢呼。帝国主义者和殖民主义者说：‘糟得很，糟得很，；全世界的革命人民说：‘好得很，好得很’。”②在这篇带有毛印记的社论中，我们看到：
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民族解放革命，是当前最重要的直接打击帝国主义的力量。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是世界矛盾集中的地区。
世界矛盾的集中点，世界政治斗争的集中点，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会随着国际斗争和革命形势的变化而转移的。我们相信，在西欧和北美这些资本主义的发源地和帝主义的心脏地区，由于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矛盾和斗争的发展，大搏斗的伟大日子，终有一天会要到来。那时，西欧和北美无疑地将成为世界政治斗争的集中点，成为世界矛盾的集中点。
虽然文中屈尊俯就地承认日后欧洲可能再次起重大的革命作用，但是全
①《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6页。②《北京周报》，1963年第43期，第6页。英译文根据《红旗》杂志1963年第20期上中文文本，有所改动。（见《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论战》，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202页。——编注）持他们亚洲和非洲不大幸运的伙伴进行斗争，只表现了非常有限的信心。毛偶尔也讲些与此相反的话，在口头上高唱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但很难相信他是真心诚意的。①
在毛看来，他的思想和经验适用于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革命在今天具有双重意义。以农村为根据地的革命战争征服全中国，既可以作为其他国家民族解放斗争的榜样，又可作为反对帝国主义的总革命战略的榜样。林彪在1965年发表的《人民战争胜利万岁》一文中，非常明确和生动他说明了这一点。一方面，林彪强调——与几天以前在重新发表毛1938年论抗日游击战争战略的文章全文时的编者按一样——毛在三十年前创立的人民战争理论对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各国被压迫人民的解放斗争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①另一方面，他还将中国的经验移植到世界舞台上来。②他提醒我们说，中国和俄国不一样，开始在农村，到了最后才在城市取得胜利。同样，整个世界革命事业最后也将取决于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各国人民的斗争，因为他们是“世界的农村地区”。③
这里我们看到，中国领导人通过他们自身经验的三棱镜来看待整个世界的倾向，已经走向极端。我们已经经历了一个欧洲人各自以其自己的方式，用在不同的文化和历史环境中形成的概念来理解和误解亚洲的世纪。有些人企图在那里移植议会民主，其他人则企图移植无产阶级专政——这些政治形式差不多同样不适合想要应用它们的中国现实。我们似乎正在从欧洲不了解亚洲的时代，走向一个亚洲不了解欧洲的时代。毛泽东现在以其本人经验的名义（这种经验过去常常被说成是独一无二的），大张旗鼓地宣布武装斗争是任何真正革命不可分割的一个方面，而且轻蔑地开除敢于探索其他方式的欧美同志的教籍。如同美国经常想方设法强迫其他国家和其他大洲的人民按美国方式实现自由一样，现在毛看来决心强迫全世界各国人民按中国方式进行革命。这些冒险事业很有可能同样注定要失败。
如果毛用中国的观点来理解整个世界，这不仅因为他象其他任何人一样透过自己经验的眼镜来看待生活，他的态度还与他的同胞对他们自己文明所起的作用的看法有关。本书一开头，就说到中国人对中国的看法是“中央之国”；本书也以同样的主题结束。我们第一次看到青年时期的毛泽东，当时他为欧洲人带给中国的耻辱而悲伤，恳求他的同胞增强体质以抵抗外国人。我们现在向他告别，他正在谴责苏联人的反华傲慢态度，而且不顾“帝国主义者”的原子弹，仍然欢呼武装了的群众必然胜利。诚然，现在的中国和毛同半个世纪前的中国和毛已经有了很大的不同。他们向世界提出的道路已经不再是孔子的道路，而是毛泽东的道路。但是在毛青年时代的政治和知识领域与中国当今存在的政治和知识领域之间，还存在着深刻的类似之处。因此，正如现在那样，中国的道路被看作是中国所特有的，同时又有普遍的意义。
在要求人们承认毛泽东思想这一点上，他们自诩毛泽东思想具有独特性和普遍性表现得特别明显。我们在这本传记中已经看到，毛在过去四十年里所形成的中国革命的理论和实践在哪些方面不同于严格的列宁主义正统观念。可是北京意识形态专家的著作决心不惜一切代价把这个历史说成是正统的。毛在原来写作《选集》流行本子里第一篇文稿的时候，几乎比中国共产
①他在1963年8月8日的声明，见《北京周报》，1963年第33期，第7页。①《北京周报》，1965年第35期。②事实上，这种类比是由印度尼西亚的共产主义领袖艾地创造的。见《北京周报》，1965年第24期，第11页。③《北京周报》，1965年第36期。被重新写过和重新解释，以便表明他不妥协地坚持共产党在革命中的领导权。当然，这样大胆的欺骗显然意在表明毛是一贯正确的，他的思想从始到终都是正确和一贯的。”但是，重新塑造过去还有助达到更重要的目的，即表明中国革命者的思想和行动总是正统的，因此也是普遍适用的。
这种倾向在上述林彪的文章中有着突出的表现，文章把“当代的世界革命”说成是“世界的农村地区”（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对“世界的城市”（北美和西欧）的包围。同时，林一再地强调毛泽东道路和十月革命道路一样，是以无产阶级统治为基础的。诚然，认为农民是农业国家的主要革命力量，这种力量务必服从工人的领导的这种思想，是十足正统的列宁主义。但是，当革命进程的决定性阶段是在远离真正无产阶级集中的城市中心进行的时候，根本难以具体了解“工人阶级领导”的含意。林彪使用这个正统的公式看来并元其他目的，只是为了证实中国革命是一场真正的共产主义革命，因此也是全世界真正革命者重振旗鼓的适当地点。
在中国历史学家用以说明过去他们国家属于何种类型的问题上，也能看出想表明中国既具有特殊性又具有普遍性的同一愿望。北京的历史学家既不同意马克思主义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的概念及其所含亚洲文化低下的论点，也不同意斯大林的观点。因为按照斯大林的观点，传统的中国只是“封建”的国家，因而也就与发展中相应阶段的其他社会相似。北京的历史学家现在声称，中华帝国具有“封建主义的特殊亚细亚方式”特色，在某些方面甚至比欧洲封建主义还典型。这样，过去的中国就属于全世界的历史，而同时又与众不同和高人一等，就如同中国由于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堪作模范的忠诚，由于其特定的中国化形式而阔步在世界进程的最前列。毛的思想和行动“完全是马克思主义的”，可是它们又“完全是中国的”和“中国民族智慧的最高表现”。①它们不仅仅既是马克思主义的，又是中国的；而且因为它们是中国的，它们才越发是马克思主义的。
今天，在“文化大革命”时期，这种要求承认其普遍意义的作法采取了奇特的和自相矛盾的方式。但在讨论这些问题以前，让我们试着估计一下毛在使他的国家现代化并巩固他的国家方面的建树。很容易了解，为什么中国自1958年以后强调动员人力来代替难以得到的机器，强调传统手工操作和大规模工业相结合的中国经济发展方式，适合其他非欧洲的各国人民。象事实上完全没有外国援助而生产原子弹这样实际而惊人的成就，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另一方面，对目前的中国经济状况作一个准确的全面估计，却是最困难不过的事，因为几乎缺少全部决定性的实际情况，1960年以后，北京没有发表过任何确切数字，其他国家想把现在证据拼凑起来的专家，则比十五年前在官方统计材料同样笼统的情况下研究苏联经济的专家们对他们所作的结论更加没有把握。但是，可以作某些一般的概括。
首先，这很清楚，中国经济最大的弱点仍然是农业部分。毛和他的同志开始时，比三十年前苏联人对待农民要更老练和顺当些。虽然农民方面有某些反抗，但是合作化的完成，在生命和痛苦方面所付出的代价远比苏联为小。中国领导人在这方面比较谨慎，但在此以后，他们开始喜欢冒险起来，而且由于狂热地建立公社而使农村陷于混乱，对经济和全国人民来说，后果是濒临灾难。1957年，粮食产量最终达到一亿八千七百万公吨的数字，差不多等于1937年前的平均水平。1958年的收成还没有显示出夏季开始的管理大动
①引自刘少奇1945年在党的七大上的报告，见卡雷尔·德昂科斯和施拉姆合著《马克思主义与亚洲（1853—1964）》，第363页。（见《刘少奇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34—335页。——编注）收成甚至没有达到1959年8月宣布的经过修改的两亿五千万吨这个数字——仍大大少于原来宣布的三亿七千五百万吨——只到两亿或两亿一千万吨左右的数字。随后粮食收成直线下降，1961年可能降至一亿五千万吨，1963和1964年回升到约两亿吨的水平。考虑到人口的增加，这就低于战前中国按人口平均的供应量，在最坏的年成，每天摄人的热量低于一千五百卡路里，幸亏有了非常有效的配给制度才防止了群众性的饥饿。①
换句话说，尽管在农业方面无论从哪个意义上说，都和苏联的做法不同，但是中国的最后结果却与俄国当时情况十分相似——也即生产停滞在大约相当于正常情况下革命前的水平上。还要说一句，1962年以后农业的恢复，大部分要归功于采取了事实上使中国做法接近苏联做法的措施：重新确定自留地，这在公社的第一阶段曾经全部予以禁止；以及将生产权力下放到与集体农庄相似的级别。
当然，在工业方面的成就具有十分不同的重要意义。在“大跃进”日期，企图鼓足干劲一举在各方面增加生产，但却没有集中的计划以保证各种活动相互协调，这导致了严重的倒退。后来发生的混乱，加上1960年至1962年因粮食危机被迫把重点从工业转向农业，都造成了工业生产名副其实的崩溃，有几个作者都曾将其与资本主义国家的萧条相提并论。②1959年和1960年上半年还在持续增长的工业生产水平，突然下降到大大低于1957年的水平。到1963年，1961年和1962年为争取经济按比例发展而采取的以农业为基础、以重工业为主导的措施使工业生产又重新增长；但是工业生产的增长率，大约还低于第一个五年计划，同时也会低于如果第二个五年计划没有因“大跃进”而放弃本应有的增长率。
确实可靠的成就是：比印度高一倍或两倍的钢产量，虽然这两个国家都从非常低的水平起步；①以及不仅能生产原子弹而且还能生产包括一系列象载重汽车、火车头、重型机械和科学仪器等大多数亚洲和非洲的国家不得不从国外进口的项目的能力。
关于中国经济可以得到的情报如此含糊，以至每个观察家都可以各取所需，满有说服力地强调成功或者强调失败，强讽成绩或者强调代价。亚洲和非洲各国政府在这方面的态度也非常不同，这不仅取决于他们的政治倾向，而且还取决于他们想从北京通过文化交流和技术经济援助建立良好关系的政策中得到些什么，总的来说，中国的影响虽然很大，但显然比一两年前要逊色得多。考虑到苏联人过去在与中国人民和亚洲、非洲其他各国人民打交道时的不得体行为，以及中国作为前殖民地国家人民的领袖和斗士的天然有利条件，中国的影响肯定比原来预料的要小。理由是多方面的。与苏联相比，中国提供经济援助的能力是非常有限的，这是一个因素，但这不能估计过高。礼物和贷款是宝贵的，但是中国在处理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类似的经济问题和
①对已有的证据的概括，见柯林·克拉克著《共产党中国的经济增长》，《中国季刊》1965年第21期，第148—149页。还可参看约翰·洛辛·巴克著《大陆中国的谷物生产》，载于J·L·巴克、O·L道森和Y·L·吴所著《红色中国的粮食和农业》（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65年版）。②特别参看成廉·w·霍里斯特著《共产党中国的资本形成》，《中国季刊》，1964年第17期，第49、52页。①见袁立武（音译）著《共产党中国的钢铁工业》（普雷格出版社1965年版）。作者在第285页上列出的
数字为，1959年钢铁总产量一千三百三十五万吨中，只有八百六十万吨钢的质量合格；1960年钢铁总产量一千八百四十五万吨中，只有一千二百万吨钢的质量合格。其它的都是“后院熔炉”所炼，后来都被废弃，因为这些产品对现代工业毫无用处。在1961—1962年萧条期间，据报道产量又回到了每年一千万吨至一千二百万吨的水平。
如果北京没有更加有效地利用这一点，这不仅是因为经济困难削弱了中国的形象。更重要的也许是在非洲亚洲世界内部，同亚洲和欧洲之间一样存在着心理和文化的差别。中国专家的严肃和清教徒式的态度，使得和他们一起工作的当地居民认为他们象苏联人的恩赐态度或者美国人的摆阔气挥霍浪费一样，与己不同和不可理解，毛不仅对帝国主义敌人，而且对他认为是帝国主义工具的人，抱有持续的敌意，这也是许多亚洲和非洲领袖担心的原因。1965年下半年，由于中国人在印度——巴基斯坦冲突中的好斗姿态以及他们显然卷人了印度尼西亚失败的政变，他们自己的上述行为显肄在促使对其意图产生怀疑方面，起了不小的作用。
印度尼西亚的冒险仍然是一次不可理解的大错误；但是中国在印度和巴基斯坦边界战争时的政策，从毛的革命和外交目标来说，事实上是完全合乎逻辑的。一方面，他的目标象在1962年那样看来是要在印度制造政治混乱，并且在表明这个国家归根到底依赖“帝国主义者”的援助以后，使印度的不结盟榜样丧失信誉。与此同时，1965年秋中国人意在延长这次冲突的入侵，是服务于削弱整个国际秩序这个更大利益的。毛认为整个国际秩序天生是反动的，因为它是以美国和苏联共同捍卫既成事实为基础的。
虽然从毛的游击战经验以及中美之间存在尖锐矛盾这两重背影来看，这个态度是完全合乎逻辑的，但如前所述，这种态度不可能赢得亚洲和非洲的朋友，新独立国家的领导人中间，只有根少几位准备用口头以外的方式来与“帝国主义作斗争”，并冒险卷人武装战斗。苏联对印巴冲突的方针最终发展成为塔什于协定，因此苏联在同北京竟相对非欧洲国家施加影响的竞争中得到了很多好处。
苏联捍卫既成事实的行动，自然地引起北京大声疾呼，称之为“背叛”和“与美帝国主义勾结”。可是这并不意味着中国人自己象他们的革命词藻让人相信的那样始终一致和坚定不移地反对一切在原则上的进步。
毛和他的同志对亚洲和非洲是“世界矛盾的中心”和“世界革命风暴的中心”毫不怀疑，他们深信，从长远来说他们在亚洲非洲革命者的援助下可以推翻帝国主义制度。但是当前中国还不能直接在全世界范围内抗衡美国的实力。中国军队的领导人清楚地认识到这个事实，并以此作为他们战略思想的基础。①中国对直接卷人越南战争的异常慎重，也是明证。②因此需要充分利用“帝国主义者之间的矛盾”，而且把社会主义阵营和“最大的帝国主义，美帝国主义”之间的“中间地带”的国家，团结在尽可能广泛的统一战线里边。按照毛的看法，由于苏联已不再参加这个斗争，反而在寻求与美国达成统治世界的协议，因此中国应当挺身而出，独自负起责任，独自负起制定旨在增进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各国人民利益的外交战略和革命战略。在执行一条明确的支持民族解放战争的革命路线的同时，中国还施展这样的外交手腕：不仅对亚洲和非洲的不结盟国家献殷勤，而且只要那些政府决心维护他们的民族独立，他们也向法国这样的“帝国主义”政府献殷勤。如果说毛无疑是真心诚意地投身于其他各国人民的反帝斗争，那么他主
①人民解放军从1961年冬起发的几期秘密通报中的几篇文章，十分明确地证实了这点。这些文章落到美国政府手里，1963年由国务院发表。对于这些元疑是真实的材料的分析，请阅约翰·威尔逊·刘易斯、艾丽恩·兰利、谢和约翰·吉廷斯在《中国季刊》1964年第18期第67—117页上的文章。全部文章的英文译文亦已出版：J·契斯特·陈编的《中国红军的政治》（斯但福胡佛研究所1966年版）。②毛在1965年1月与埃德加·斯诺谈话时，对美国介人北越的可能性表示怀疑，但他宣称不论在什么情况下，中国不会把军队派往国外，只在直接受到美国攻击的时候才进行战争。见《新共和》杂志，19665年2月27日，第17、22页。句，在毛心目中，中国的国内演变现在已具有决定性的国际意义。因为他把中国当作是唯一真正的社会主义大国——苏联肯定地走上了修正主义和资本主义复辟的道路——所以中国革命者的思想纯洁性和坚强意志便成了世界范围内最终胜利的主要保证。
因此，用毛的话来说，中国最重要的就是不应当“改变颜色”——也即改变其政治性质。为了防止这种危险，必须使1949年胜利以后成长起来的年轻人深切体会过去斗争的严峻教训。
为了使中国能继续起世界革命先锋队的作用，过去一年横扫中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首先关心的便是培养革命接班人的急务。但我们为了了解毛想做什么，必须回头重提一下1961年以来中国国内政策的某些线索。
如前一章所述，1958年至1959年大跃进的失败，使人们开始采取比较谨慎和合理的经济政策。与此同时，约有一两年，思想领域里的压力也相应大大减轻。大家承认，政治热情并不能代替技术能力，对灌输的强调有所放松，在文艺方面，普遍地采取了比较宽容的态度。显然，当时整个这种倾向肯定是毛所反对的，因为这不仅涉及到放弃他自己所特有的政治风格，而且意味着名声扫地，承认他的领导使国家濒临灾难。另一方面，他在外交事务方面，特别是在与苏联的争吵中寻求安慰。可是，一两年之后他又一次开始在国内鼓励一种激进的政治气氛。在1961年举行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八届九中全会上发出了警告，要求警惕“一小撮没有改造好的地主和资产阶级分子”卷土重来的企图。1962年举行的第十次全体大会又宣称，与这种倾向作斗争需要进行持久的和尖锐的阶级斗争。从此，告诫人们对阶级敌人保持警惕，以及为将自己武装起来进行革命斗争而学习毛泽东思想的调子不绝于耳，越来越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