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毛泽东的少年时代第二章 在长沙求学的日子第三章 毛泽东在五四运动时期第四章 中国共产党的创立第五章 同国民党合作第六章 艰难岁月第七章 从江西到延安第八章 从两条路线上的斗争第九章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第十章 探索一条中国式的道路
结束语
值得一读的毛泽东政治传记
序言
1911年10月22日傍晚，还不满十八岁的毛泽东仁立在故乡湖南省首府长沙市内一个高地上。他度过了极其激动人心的一天。那天早上，十二天前在武汉首举义旗反对清王朝的革命在长沙也爆发了，几小时之内就推翻了旧的帝制政府。现在毛泽东看到，城内白旗林立，迎风招展，上写“大汉民国万岁”几个大字。
在一定意义上，这段话概括了当时中国的形势，以及毛泽东半个世纪以来为改造中国而奋斗的前进方向。“民国”一词，当时是用来翻译西方的“共和”这一概念，意即“人民的国家”。这在当时确实是一种非常革命的思想。按照传统的儒家观点，人民唯一的政治职能是服从其正统的统治者，直到十九世纪最后十年，才有人提出，只要每个公民自觉地参加社会生活，就能激发出为使中国重新富强所必要的活力。最早形成这个观念的人是严复，严是传播西方思想的先驱。他所翻译的穆勒、斯宾塞、孟德斯鸠等人的著作，不久之后毛泽东读起来就如饥似渴。具有这种观念的人有1898年的维新派，后来还有孙中山及其同盟会中的同志，不过他们采取了比较激进的形式。他们为了举行起义，推翻清王朝异族统治，建立共和国，已进行了一系列的尝试，但都失败了。现在，“人民的国家”终于宣告成立了。
但这个“人民的国家”，同时也就是“大汉民族的国家”。究竟大到何种程度，几天以后英王陛下驻长沙领事从一件事情上看出来了，在宣告新政权成立的文件上，“大汉民国”几个字，比在同一页上的“大英王国”高出两格。他不得不把文件退还长沙革命当局。
在其整个政治生涯中，毛泽东将彻底改造中国社会作为自己的目标，旨在将中国人民的力量解放出来。引导他进行这项事业的是起源于西方的思想，最初是十九世纪的自由主义，后来是列宁主义的集体主义。但同时他决心使“新中国”、“人民的中国”在国际上恢复其应有的地位，即居于首位。
大约一个世纪以前，欧洲人开始巧妙地以炮舰、贸易、传教士相结合的办法来“教化”中华帝国。自那时起，中国人对本国文化的极其珍视，一直是欧洲人感到恼怒而又迷惑不解的一个问题。中国人把中国视为“中央之国”不足为奇。大多数强大的民族，至少在其上升时期，往往把自己看作世界的中心。更为值得注意也是更加与众不同的是中国人的传统观念，即认为中国的文明是唯一真正的文明，中华帝国囊括了整个文明世界。这种观念是中国在三千年历史发展过程中自然形成的。我们现在知道，中国在历史上时而统一，时而分裂，有时为异族所征服，但从未接触过与其同样发达的文化，更不用说比它更发达的文化了。十三世纪的蒙古族征服者，同十七世纪的满族征服者一样，不久就为中国人*所同化。在受到西方冲击以前，只有在一千多年以前佛教从印度传人中国之后，中国才受到外来思想的严重影响。虽然这种异域的信仰在少数人中间作为宗教而存在，并对儒家思想本身的发展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但不久就为固有的传统所淹没而发生很大变化。
除其发展主要是处于孤立状态外，中国的传统中有两个因素使中国在传统上和南亚、东南亚各国根本不同。这就是珍视历史和关心政治（把政治视为人类活动的基本内容之一）。诚然，传统的中国历史观，把历史看作朝代兴衰的循环过程，而不是逐步向前发展的，走向进步或作出补偿。按照儒家的观点，早有人指出，政治是等级制和极不民主的。所以中国同现代世界的接触势必从基础上动摇其传统。但是，这种传统引导中国人民重视民族生存的历史和政治发展这两个方面，从而又使中华民族异常杰出地屹立在现代的世界上。这种历史感和政治命运感**，又使毛泽东及其同僚，易于而且必然保持今日中国同汉族帝国之间的连续性，尽管世界上最激进的一次社会革命引起了许多变革。*原文为“Chinese”，destiny。——编注
今日之中国是经过半个世纪革命之后而诞生的，而这场革命的方向实质上是由既是理论家又是活动家的毛泽东决定的。如果说新中国看来趋向于在一定程度上将共产主义因素和传统因素融为一体，那么，这种走向融合的倾向是中西两种模式和思想长期在极其混乱的状态下相互斗争的结果。到十九世纪末，显而易见，中国必须向欧洲人学习，以增强国力，抵抗其入侵。但是这种必要性所引起的羞辱感，却不亚于中国人历来对夷人所怀抱的巨大优越感。中国人因忧虑国家的前途，也因捉摸不定究竟能够或应当从历史上批判地继承些什么而陷入极度的痛苦之中，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毛泽东出世了。毛泽东[美]斯图尔特·施拉姆著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国外研究毛泽东思想资料选辑》
作者致谢
每一部历史或传记著作，都多少有赖于对书中所述时期某个方面有专门研究的人给予评论或指点，而这部传记，由于其题材的性质，则较我的其他大部分著作，更多地归功于同事们的帮助。自从十五年前出版了诸如布兰特、施瓦茨、费正清合编的《中国共产主义历史文献》和施瓦茨著《中国共产主义与毛泽东的崛起》等开拓性著作以来，这方面已有不少论著，但仍有很多问题有待研究。近年已有几部重要的专著问世，本书已加以充分利用，但还有更大量的著作在撰写或出版中。其中几部书的作者还曾恳切地对本书原稿发表意见，促使我注意研究重要资料，有时还让我看他们的部分手稿。我特别要感谢以下学者：沃尔特·古尔利和罗伊·霍夫海因茨，他们即将在哈佛大学完成专题研究，其专题分别是1921—1927年的国民党和中共1927—1945年的农村政策；唐纳德·L·克莱因正在哈沸东亚研究中心编纂中共人物辞典，他不仅指出了一些小的错误，而且提供了本书所述毛泽东之外其他大部分人物的简历材料；西德尼·刘（SidneyLiu）是一位研究中国共产主义军事史的专家，他对书中论述江西共和国的几段作了详尽的评论；埃兹拉·沃格尔也是一位研究中国共产主义军事史专家，在哈沸东亚研究中心工作，他提出了一些很有益的看法，尤其是关于书中论述1949年以后时期的那一部分。在巴黎的同事克劳德·卡达特和让·谢诺思也提出了一些建议，提供了一些材料。最后，我极其感激台北国立政治大学白瑜（YuBeh的译音，下同）教授，他让我自由利用他同毛泽东相处时期的回忆录（自1916—1918年两人在长沙同班学习至1925—1926年国共合作时期）。
还应当感谢埃德加·斯诺和出版其无可代替的著作《西行漫记》的维克多·戈兰茨公司，他们同意我引用其中一些简短的引文。1936年毛泽东向斯诺先生讲述的本人经历，仍然是他迄至当时的基本生平史科。斯坦福大学出版社同意我转引尤丁和诺思所著《苏维埃俄国和远东》一书中一段引文，华盛顿大学出版社同意我引用博伊德·康普顿所编《毛泽东的中国》一书中一段文字，在此一并致谢。
我还应当在此说明，我大大得益于陈志让的著作《毛泽东与中国革命》（牛津大学出版社1965年版），这本书是第一部严肃的、有文件根据的毛泽东传。我在相当多的史实与观点上不同意陈先生（有几处例外，我觉得加以指出是多余的，对这个问题有研究的读者不难看出）。但是，毋庸置疑，如果我不能将我们两人的观点作一对比研究，并利用他在几个方面所广泛掌握的毛泽东生平背景材料，则现在这本书更会失之于专题性研究的不足。
关于引证毛泽东著作时所选用的版本，有两个问题也许应当作一说明。首先，如我在此书中所不时指出的，
目前官方版本的原著，改写之处甚多，很不可靠，不能从中了解毛泽东一生各时期实在写的或他实在想的东西。有鉴于此，当需要注意某段文字的确切措辞或含义上的细微差别而该文又收入我所著《毛泽东的政治思想》一书时，我就引用那本书上的译文，那上面的译文我尽量依据中闰现行的文本。其次，有许多文章没有收入上述文集，我就用北京出版的英译本（四卷本，外文出版社1960—1965年版），而不用劳伦斯—威沙特公司和国际出版公司早先分别在伦敦和纽约出版的五卷本。后一种版本现在受到中国人的非议，所以看来最好是引用经认可的译本。本书在打清样阶段，北京版英译本才问世，似无必要将书中的伦敦版译文均换为北京版译文而给出版商增加困难。因此我只在注释中将引文出处改动了一下，想查北京英文版《毛泽东选集》的读者，会发现引文同书中译文不完全一致，但不难查出引文出处。
传中翻译了现已发表的全部三十七首；波尔·德米热维尔翻译并分析了其中十首（《法国信使》，1965年4月号）；C·N·泰伊发表了一篇题为《从<雪>到<咏梅>》的文章（《亚洲研究杂志》，1966年2月号）；1964年1月官方发表了十首诗词的译文（《中国文学》，1966年5月号）。这促使我对我以前自译或改译的某些诗词又加以推敲，并作了一些修改。这方面，巴黎的唐纳德·霍兹曼教授曾以其渊博的汉语和中国文学知识惠予指教，在此也表示感谢。
由于得到了上述学者的热情帮助，或利用了他们已出版的著作，我希望这本书能够做到大体上准确无误。我力求不带偏见，如果不无主观见解的话。书中无疑还会有错误，有些观点和说法可能缺乏说服力，这完全由我个人负责。
还在1984年，我们就已经着手翻译施拉姆教授著《毛泽东》一书。经过一年多的翻译、校注和编审工作，本书作为《国外研究毛泽东思想资料选辑》第一辑同读者见面了。
斯图尔特·R·施拉姆是英国伦敦大学政治系美籍教授，曾任该校东方和非洲研究院现代中国研究所所长。施拉姆教授长期从事毛泽东生平和思想的研究，是当前西方国家在这方面颇有影响的著名学者；近年来他多次访华，进行学术交流。
自六十年代以来，施拉姆教授相继发表了许多研究毛泽东的著作和论文，其中比较重要的有《马克思主义与亚洲》、《毛泽东》、《毛泽东的政治思想》、《毛主席同人民的谈话》（书信、讲话译文汇编）、《毛泽东在历史上的地位》（参加撰写）、《毛泽东：初步再评》等。
在这些著述中，政治传记《毛泽东》产生了比较广泛的影响。此书在1966年出版第一版，1967年修订再版，此后连续重印了八次。当前西方许多研究毛泽东的著作都把此书列为主要参考书，并经常援引其中的资料和观点。就西方学者对毛泽东生平和思想的研究来说，此书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
本书根据美国企鹅图书出版公司1967年修订版全文译出，由红旗出版社出版，内部发行，仅供有关研究人员参考，引用时务请核对原文。
本书中的引文凡有中文版本的，我们都参照中文版本作了核校，以中文版本为准。书中凡引自施拉姆著《毛泽东的政治思想》的引文，我们都把原书页码更换成《毛泽东的政治思想》1969年修订版页码，以便查阅。对于书中某些涉及文献和史实的文字，我们尽可能按原始资料作了必要的编注。为方便读者，原文附于每章之后的注释，我们都改为脚注，列在每页正文之下。除此之外，在基本观点、表达方式和体例方面，一律参照原文。我们在编注过程中对本书某些观点提出的看法，以评述的方式附在书后。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理论研究组负责组织本书的翻译、校对和编审。参加本书翻译工作的有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王应一（第一至四章，第七、八章的一部分）；中共中央党校：唐秀兰（第五章）、何祚康（第六章，第七章的一部分）；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杨德（第七、八章的一部分，第九章，第十章和结束语）。参加校订工作的是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理论研究组的杨德（第一至七章）和张宁（第八至十章和结束语）。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理论研究组的石仲泉、杨德、张宁、张爱茹参加了本书的编审和注释工作。
由于水平所限，本书的翻译、审校工作难免有疏漏之处，恳请读者予以指正。
《国外研究毛泽东思想资料选辑》编辑组1986年10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