③关于这篇文章所表达的诚挚程度，参看本书第10章。第十章 探索一条中国式的道路.4
①《为人民服务》，《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954页。他最终的精神境界。
三十年前，史沫特莱谈到毛时说“他的精神寓于它本身之中，使他与人隔绝”③。从长期来看，这种隔绝很容易使他和现实脱离，而且对各种形式的反对意见，那怕是从最老的和最忠心耿耿的同志那里来的反对意见，也不耐烦。但是元疑由于他不安地觉察到也许他的经验可能不再切合中国当今面临的问题，毛对于含蓄的和直率的批评他近年政策的反应也越来越强烈了。
如果情况确实如此。与其说这是对他能力的看法，还不如说是客观情况产生的后果。在毛生长成人的传统中国和一个竭力要在二十世纪下半个世纪吸收最先进科学和技术的社会在知识和组织上的需要之间的鸿沟，要由单独一个人来逾越是太艰巨了。以吸取正在实现现代化的中国应向苏联和西方学习的政治和经济的经验教训方面，共产党内毛的某些同志和某些对手。从受的教育和性格来说，条件都比毛要强。但是正由于同样的原因，他们的中国传统的根基不那么深，而且脱离了二十年代和三十年代中国社会的真正需要和愿望。毛十分卓越地适应这些需要，因此他能起到他所起的作用。现在他并不愿意承认他的思想和方法符合中国需要的这个漫长时期已经结束。因此，不断的和越来越激烈的运动，都旨在表明今天毛著作中的每个字仍然有效，他的游击战经验的每一课都仍然适用。
最后，象马克思主义在欧洲的处境一样，毛的“中国化”了的马克思主义，在当今中国和世界的条件下，很有可能也会发生演变。马克思认为，他的制度的活力是依靠无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的革命力量，他认为无产阶级己从现在的社会完全异化出去，完全被剥夺了获得那个社会经济发展成果的权利。如果说这个原理终于慢慢地似乎在欧美先进的工业国里落后于潮流的话，那是由于工人在社会利益方面所占的比例越来越多以及他们越来越感到他们和现存社会之间的一致性的缘故。此外，由于不公正行为已引起广泛的关注，马克思主义事实上更加显得过时。我们已看到，今天毛在大多数情况下以“外围无产阶级”——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各国人民——来代替马克思看作拯救整个社会的体现者的城市工人阶级。正是由于工人同美洲的和欧洲的社会结为一体，部分地使马克思主义对当今社会的反抗变得无力；所以把中国并入世界大集体中来，最终可以预期消除毛主义者反抗“帝国主义霸权”的毒性。也正如已证明的，对西方社会中马克思主义革命运动的最有效的对策不是镇压，而是改革不公正的行为。所以，对付毛主义者的挑战的最有效对策，不仅仅是军事上的遏制，而是积极地努力把中国拉到各国大家庭来，帮助中国人民享有全世界资源中合理的一份。
可以肯定、北京现时盛行的歇斯底里和排外气氛，并不有助于上述这种发展前景。但是美国人不能自鸣得意地看待这种局势。虽然如我前面所述，我相信目前动乱的主要动力在于毛要改变中国面貌而且永远在上面打上自己印记的不可改变的决心，可是国外形势无疑在中国共产党内的辩论以及在党和军队的关系中起着重大的作用。红卫兵完全有道理正式宣布他们不仅是文化大革命的先锋队，而且还是人民解放军将来抵御美国进攻、保卫中国的后备军。即使我们可能相信没有一届美国政府会愚笨和不负责任到故意使国家陷入与中国作战的地步，但是我们对越南事件引起了北京很大的恐惧丝毫不感到惊奇。不能期望在中国大门口继续这场战争能鼓励这个国家的自由主义和宽宏大量。也不能期望一个工业大国每天把成吨成吨的炸弹倾泻到一个小小的亚洲国家人民头上的壮观，能冲淡毛把今日世界看作主要是亚洲、非洲
②美国《新共和》杂志，1965年2月27日，第23页。③史沫特莱：《中国战争的赞歌》，第210页。象。总之，越南的局势有助于毛游击战神话的生存，因为根据这种神话，武装斗争是解决任何问题的真正革命的办法。
随着去年的事态在北京进一步发展，美国出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反应：担心这些激进的倾向最后会导致向外冒险；对中、国将忙于其国内问题而顾不上干预越南或别的地方的前景，表示满意。虽然不能排除第一种可能性。但是第二种可能性是大有希望的。今后，我们很有可能看到中国远离世界独自在痛苦和挫折中折腾，而在这个世界中，象苏联这类表面上的社会主义国家在中国人看来已经抛弃了他们的原则而崇拜起个人福利的金犊（古代以色列人的崇拜偶像），而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各国人民总的来说已经表现出来他们不能够或者他们不愿意继续进行由中国榜样激励的有效革命斗争。虽然这在短期内看来不会比在东南亚军事扩张的前景更令人不安，但很清楚，从长远来看，谁也不会从一个拥有七八亿人口的国家与人类其他部分如此隔绝的局势中得到什么好处。当我们进入一个美国决策者可能发现他们面临最不能预料的问题和抉择的时代时，可以制定的少数几个确定的和明晰的目标之一，就是避免中国和世界脱离。
固然，关于毛的中国的未来，唯一有把握可以说的是，几乎一切都是有可能发生的。在最高层的斗争中，力量对比看来稍稍有利于毛和他的一派的得胜。可是，即使用即刻处决的办法一举统统消灭从刘少奇算起的反对毛的一批人（据说温柔和隐退的江青就希望这样），在建立一个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原则和方法为根据的可行的政治制度方面，还会有许多障碍。中层和下层党组织中的成员，可能会反对毛企图通过军队和红卫兵来统治这个国家。甚至各省党和（或）军队的负责人（其中有些已成功地抵制了红卫兵运动在他们地区的渗透）也可能会坚持他们的自治权——或者是为了等待事态的结局，或者是以党的名义反对毛的个人统治，举起反抗的大旗。
短期内，毛的威望和由毛支配的武装力量的压倒优势很有可能使他能够粉碎一切反对派并维持对整个国家的控制。可是即使在那种情况下，也很难看到一种主张靠大规模歇斯底里和毛主义咒语相结合的方法而使中国强大的政策，如何能被科学家、技术员、管理人员和现代经济成分中熟练工人无限期地所接受。
因此，虽然不可能预言中国人民在最近的将来要经受什么考验和震动，但看来不可避免的是，其他更能适应现代工业社会的枯燥的但有效率的合理性的政策，最终将取代毛的干劲冲天的政策。这并不是说，中国一定会遵循苏联的榜样，今天反对毛的那些人更不是象毛自己说的“赫鲁晓夫修正主义分子”。苏联的共产主义变种在现在对谁也不具有巨大的思想魅力，无论哪个北京的领导集团，如果不把维持政治上和思想上的独立作为它的首要目标——虽然在毛接班人统治下，和莫斯科的关系不一定比现在的关系坏——就不能设想它可以存在下去。
不论将来中国采取的政策的确切性质是什么，很难看到现在对毛个人崇拜的夸张形式怎样可以在他消失以后还长期存在下去。可以肯定，他的接班人将会在事实上为了使他们自己不承担“文化大革命”所引起的恐怖和流血以及这些发展可能会导致的经济灾难的责任，将不得不谴责对毛的崇拜。如果当真发生这种情况，毛的革命功绩不一定会被否定或者失去它们的重要意义。这些功绩将简单地根据它们特有的历史背景被看作是一个特定时期的经验，而不一定作为将来的样板。显然，这永远不会使毛满意。他希望历史上记载的他，不仅是奠定他的国家新秩序基础的人物，而且也是永远拨正他国家航向的人物。几个世纪以后，虽然毛和马克思一样可能会过时，但是人们不会忘记他。这样，任何人的雄心也就都可以满足了。
值得一读的毛泽东政治传记
——施拉姆著《毛泽东》编译后评述
施拉姆教授著《毛泽东》这部政治传记，以较为丰富的文献资料为基础，对毛泽东从青少年时期直至“文化大革命”初期的革命生涯和思想发展进行了比较系统的叙述和分析，与国外同类著作相比，有较高的参考价值，值得一读。
我们在编译过程中对这部著作的成就和缺点，对它的可供借鉴之处和不足之处形成了一些初步看法。下面从凡个方面简略地谈谈我们的认识和意见，以就教于广大读者。
一
一本具有科学性的政治传记，首先需要对传主有一个科学的评价和认识。毛泽东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和无产阶级革命家，晚年也犯有严重错误。如何对毛泽东作出客观的和公正的评价，不仅涉及到如何认识中国革命的历史，也涉及到如何理解中国人民的感情。施拉姆虽然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对毛泽东的分析不可能不受西方的文化价值观念的影响，但作为一位学者，他能够尊重历史、尊重事实，从总的方面来说，对毛泽东的理论和实践活动作出了比较客观的评价。
比如，作者在说到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历史中的作用时认为，今日之中国是经过半个世纪之久的革命后诞生的，而这场革命的方向实质上是由既是理论家又是革命家的毛泽东决定的。离开毛泽东，既不能理解中国革命的历史，也不能认识它的现状和未来。
作者还认为，彻底改造旧中国，把中国人民中蕴藏的无穷力量解放出来，恢复中华民族在国际上应有的地位，这是毛泽东对自己人民的最大贡献。
作者还指出，毛泽东在中国的条件下运用马克思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为中国革命指出了一条通向胜利的独特道路，这是他个人在理论和实践上的最大成就。
作者对毛泽东的这些评价，基本概括了毛泽东的历史伟绩。“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是中国共产党在形成“毛泽东思想”这一科学概念过程中使用过的提法，用以表明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施拉姆使用这一概念，侧重强调的是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同经过改造的中国传统文化、同中国革命的民族主义目标相结合的产物。他所谓的“民族主义”是指这样一种思想：整个中华民族不仅是个重要的历史统一体，而且是一种强大的历史进步力量；中华民族的尊严和对世界文明的贡献，不仅是反帝斗争的旗帜，而且本身就是一种极为重要的价值。施拉姆相当重视这种民族主义在毛泽东的理论和实践中的作用，认为它是引导毛泽东走向真正马克思主义的桥梁。他以西方习惯的思维方式强调这种民族主义在毛泽东思想形成过程中的作用，与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的理解当然有所不同，但从整体看来，他认为毛泽东思想是具有中国特点的马克思主义，并充分评价毛泽东思想在中国革命中的指导作用，这还是应予肯定的。
施拉姆对毛泽东在民主革命时期和社会主义改造时期的活动基本持肯定态度，与国内研究者的认识基本接近；他对于“大跃进”特别是“文化大革命”进行了激烈的批评，尽管有些用语较为尖刻，甚至感到苦涩，但在总的
施拉姆认为，新中国建立后，迫切的任务是迅速发展经济，推进整个社会的现代化。完成这个任务，应遵循客观经济规律，以科学的务实精神，进行细致的组织和管理工作。这样一来，战争年代许多成功的经验就不适用了。因此，他不赞成“大跃进”的急躁冒进和“文化大革命”在政治和思想领域的极端作法，认为这是不适当地照搬指导战争的某些方法，不利于社会经济的稳步发展。
应当看到，《毛泽东》一书的作者对毛泽东晚年的一些作法和观点虽然有一些偏颇之论，但他公允地指出：“不是毛当前的活动，而是毛的政治和思想遗产及将来产生的影响才是判断毛在历史上的地位的决定因素，并且对“文化大革命”的前途作了合乎中国历史发展进程的预测。一个西方学者早在1967年能有这种认识，应当说是不容易的。
二
传记作品的学术价值，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书中的史实是否准确、资料是否翔实。
我们看到，在本书的前半部分，作者比较认真地进行了资料收集和考证工作。例如，他为了核实毛泽东抗战时期的一句话，曾多次同埃德加·斯诺书信往来，终于挖掘出期诺及其夫人当年的一些笔记和文稿。
从书中可以看出，作者广泛利用了西方、苏联、日本和台港研究毛泽东和中共党史的著作和回忆录。其中比较重要的有斯诺的《西行漫记》和《中国的新西北》；陈志让的《毛泽东与中国革命》；艾伦·惠廷的《苏联在中国的珠策》；康拉德·布兰特的《斯大林在中国的失败》；诺思与尤丁合著的《罗易赴华使命》；诺思的《莫斯科和中国共产党人》；鲍罗廷的秘书维什尼亚科娃——阿基莫娃的回忆录《在革命中国的两年（1925—1927）》；查默斯·约输逊的《农民民族主义与共产党政权：革命中国的出现（1937—1945）》；萧柞良的《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内部权力消长史科（1930—1934）》》，唐卓的《美国在中国的失败（1941—1950）》；以及海伦，福斯特·斯诺和史沫特菜等人的几十部著作。其中许多著作在我们国内尚无正式译本，它们有的提供了具有相当价值的第一手材料，有的进行了独到的研究。作者以广泛的资料为基础，才得以对毛泽东前期的一些活动作出比较可靠的分析。
毛泽东的革命活动和思想发展是个复杂的过程。要农确地反映和分析这个过程，除了参考各种研究著作和回忆录外，最重要的当然是研究毛泽东本人的著作。我们看到，作者在这方柄进行了比较扎实的工作。他除了研究我国解放后出版的中文版和英文版《毛泽东选集》外，还参阅了毛泽东在《新青年》、《湘江评论》、《向导》周报、《红色中华》、《中央政治通讯》、《中央军事通讯》、延安《解放日报》等报刊上发表的文章，以及解放前各解放区出版的不同版本的毛泽东著作，和流传出去的国内尚未公开发表的毛泽东在党内的一些讲话。
对于收集到的文献资料，对于有关著作中的不同说法和观点，作者采取了较为审慎的态度，进行了比较、鉴别和考证。例如，对于张国轰在其回忆录中的某些说法，作者就力求利用各种旁证材料进行分析和批评。据粗略统计，书中对一些观点和史实加以比较和说明的脚注就有三百余条，对于澄清国内外的某些误会确实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虽然作者在史实考证和文献分析方面不无失误，但总的说来，比较丰富的资料和比较严谨的考证，是《毛泽东》一书前半部分的显著特点。
作者从历史的角度对毛泽东的思想理论和中共党史中的一些重大事件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提出了一些未必正确或完善但却有一定启发的见解。
例如，作者在书中实际上分四阶段分析了毛泽东的思想理论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过程。他认为，五四运动前的毛泽东，在思想上处于探索阶段，表现出强烈的民族使命感和政治责任心。那时，毛泽东接触到西方和中国的许多政治学说，其中也包括社会主义，但尚未树立明确的世界观。可是在这一时期，融中西学为一体的倾向在其思想中已出现。他拥护宣传“德先生”和“赛先生”的《新青年》杂志，参加了“船山学社”的活动，就是这种倾向的一个表现。五四运动在毛泽东的思想理论发展中是个分水岭，由此开始他思想发展的第二阶段。这时，毛泽东从瞩目西方转向学习俄国十月革命，确立了马克忽主义世界观。作者认为，毛泽东此时虽然只能算是个马克思主义的初学者，但李大钊把马克思主义和民族主义结合起来的尝试给他以极大启发。创建“自修大学”，表明他在继续为后来的“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作准备。毛泽东的思想理论的第三阶段始于大革命失败之后。作者认为，斯大林指导的错误，促使毛泽东“寻求一条新的、中国式的通向权力之路”。抗日战争时期，与中国情况相结合的马克思主义在理论上基本形成，其标志是毛泽东在延安整风前后的一系列著作。此后直王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中国共产党都在这个思想指导下摸索革命和建设的独立道路。毛泽东的思想理论的第四阶段大致始于1957年后。作者认为，在这一时期，毛泽东本人的思想中极端唯意志论和狭隘经验论的倾向开始露头，这种倾向到“文化大革命”发展到极端，放弃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代之以“无产阶级文化”，从而在一定程度上背离了自己长期以来一贯遵循的思想路线。
毛泽东的思想理论形成和发展是否经历了作者所说的这四个阶段。各个阶段的特征是什么，还可以进一步研究和提出不同的看法，甚至进行更科学的阐述；但作者以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为基本线索来分析这一过程，仅这一点来说也是可取的。
又如，作者认为，导致“文化大革命”这场公开冲突的党内矛盾起源于“大跃进”，其实质是关于如何进行经济建设的两种不同方针政策之争，也是党的领导层就如何正确理解马克思主义的一场大辩论。他不同意国外某些人把个人权力欲和虚荣心看作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动机。他认为毛泽东发动这场运动的直接目的是为推行自己的政策，而更深刻的考虑是培养接班人，反对官僚主义和“修正主义”，试图建立一种天生能预防官僚主义的新型党组织。这样的分析，应当说，也显露出了作者深邃的见解。
作者认为，虽然不必过多指责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主观动机，但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采取的实际作法却无助于实现其目标。作者指出，毛泽东号召造反，打碎全部现有的党组织，这在一个共产党已执改的国家中是令人费解的。这不仅使一大批党的重要干部被打倒，而且还“从根本上动摇了国家的整个政治制度”。因此，这场运动虽然是在马列主义旗帜下进行的，但它的实际作法必然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理性主义精神相违背，也否定了毛泽东本人的一贯思想。作者例举说：毛泽东一贯反对个人崇拜，但“文化大革命”却使个人崇拜登峰造极；毛泽东一贯强调团结广大干部，“文化大革命”却怀疑并打倒了一大批所谓的“走资派”；毛泽东过去强调党的领导作用，“文化大革命”却号召红卫兵造各级党组织的反，使之陷于瘫痪。这些分析也与我们的看法相近。
作者认为，“文化大革命”的作法不符合中国社会现代化进程的历史趋势。他预言，中国的科技、管理人员和现代工人不可能无限期地接受“文化
策终将取代“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这种改变未必意味着中国将放弃独立自主的政策而重新仿效苏联模式。他还指出，否定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也不一定就是否定他的历史功绩和丰富经验。这些看法也是很有见地的。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共产党不断地从根本上在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并在《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对“文化大革命”这场大动乱作出了科学的分析和总结，获得了极为深刻的经验教训。从现在看来，作者在书中对“文化大革命”所作的许多阐述和分析虽然很不全面、很不深刻，但是作为一个西方学者能在二十年前就对“文化大革命”提出上述一些独到见解，这也表现了作者的客观洞察力。
四
同西方许多传记作者一样，施拉姆教授对毛泽东的个性和品格很感兴趣，他试图揭示毛泽东的理论与实践活动同其性格结构的内在联系。
例如，作者认为，毛泽东之所以能把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并为中国革命战争制定高明的战略战术，这同他青年时代的个人品格中形成的民族主义、重视“武德”和“好斗”精神不无联系。
不能否认，个人品格因素在历史中可能会以某种方式对历史进程发生影响，甚至在一定条件下会加速或延缓历史进程，但它毕竟属于历史偶然性范畴；夸大这种因素的作用，往往会对历史和历史人物作出不符合客观实际的分析。
作者虽然对毛泽东的个人品格发表了一些不太正确的见解，但总的说来，在这方面采取了比较明智的态度，对这种分析的局限性有比较清醒的认识。他明确表示不同意海外某些学者专从性格结构推演毛泽东政治品质和革命倾向的作法，主张把分析的重点放到毛泽东从事革命活动的社会政治背景上去。
施拉姆教授认为，中国革命是在极其复杂的国际国内关系格局中进行的。正是在处理各种关系的过程中，毛泽东形成了自己的理论学说，显示了非凡的政治才能。这本书基本上是在不同层次的各种关系结构中研究毛泽东的。
作者进行分析的第一个层次是中西两种文化相互作用的宏观结构。他力图在中西文化冲突和交流这一总背景下把握中国革命的时代特征和历史趋势，分析毛泽东活动的社会环境和历史性贡献。这样一来，本书就有了一种较新的观察角度和较为开阔的视野。作者进行分析的第二层次是中国共产党同第三国际、特别是与苏联共产党的关系。中国革命是在俄国十月革革的影响下进行的，共产国际对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既产生了积极作用，也由于种种原因带来一些消极后果，作者通过这种关系来分析毛泽东的政治活动和毛泽东的思想理论的形成过程。作者分析的第三个层次是国共两党的关系。由于中国革命的性质，在各个革命阶段中正确处理与国民党的关系，构成了毛泽东一生政治实践的重要内容，脱离开这种关系就无法正确认识毛泽东各个时期立场和观点和内在逻辑。作者还看到，毛泽东的理论和路线的形成、贯彻，往往是通过党内斗争实现的，因此，他也把党内各种不同观点的斗争作为一个重要的分析层次。作者的上述分析不一定完全正确，但他努力在各种关系中把握毛泽东理论和实践活动的动因和实质，注意比较妥善地处理历史人物和社会历史背景的关系，从而使本书的分析有一定的历史感和深度。
五
在肯定本书具有一定学术价值的同时，我们也看到，它存在一些明显的不足。从运用资料来说，在说明和分析建国后毛泽东的理论和实路活动方面，缺乏翔实的资料，与建国前部分相比，显得单薄得多。有些史实也说明得不够准确，甚至有明显的错误。
史实方面的错误，书中其他部分也有一些，例如对“富田事件”和周恩来在中央苏区的活动的叙述，都与事实有出入，但这方面的错误主要集中在对“文化大革命”的论述中。例如，作者根据某些流传出去的并不可靠的消息，认为红卫兵是由军队指导和创建的；彭真早在1966年4月就被捕了；江青在1966年夏已成为中央委员等。诸如此类的一些说法显然与事实有较大出入。当时，“文化大革命”刚刚开始，作者尚未掌握可靠的第一手材料，加之各种传说纷纭，真伪难辨，这也许是出现上述失误的客观原因之一。
由于掌握的材料不充分，或是由于意识形态方面的差异，作者还作出了一些不正确的分析，或者还存在一些偏见。
这首先表现在对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评价方面。作者在书中根据欧美工人阶级生活状况有所改善、在一段时期年没有爆发无产阶级革命这一点断言，马克思主义“过时了”。我们知道，由于战后资本主义相对稳定的发展，工人群众生活水平确有提高，但从根本上说，这是工人阶级长期斗争的结果，它并没有改变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结构，更没有解决社会化大生产与私人占有制之间的基本矛盾。因此，马克思主义存在的社会基础并未消失，更何况马克思主义是一个完整的科学体系，它所揭示的是社会运动发展的普遍规律，显然不能根据某些表面的暂时的现象就断言它“过时了”。
我们还看到，作者虽然对毛泽东的思想观点作出了基本肯定的评价，但同时又认为毛泽东并没有在理论上对马克思主义作出重大贡献。这显然也是不符合事实的。马克思主义是无产阶级认识和改造世界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但它没有也不可能解决各个国家进行革命的一切具体问题。中国革命首先是在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进行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它有特殊的性质和特殊的规律，从马克思主义经典中不可能找到现成的答案，必须运用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分析中国社会和革命的实际，才可能得出指导中国革命的科学理论。在领导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中，毛泽东进行了大量创造性的理论活动，创立了完整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不仅指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而且在世界范围年产生了深远影响，这不能不说是对马克思主义的重大理论贡献。
作者在叙述和分析一些重大政治事件方面，也有许多明显的错误观点，甚至有使中国人民不愉快的言论。
例如，对于建国初期的思想改造运动，作者一方面看到，它采用的是与“肃反”、“三反、五反”不同的说服教育方法，其目的是帮助广大知识分子重新建立“自我意识”；另一方面，他又认为这个运动有压抑人性的方面，是以对共产党和毛泽东个人的新孝道填补知识分子头脑中由于摧毁了父权而留下的真空，等等。毫无疑问，思想改造运动存在着严重缺点，如对知识分子的进步和积极作用估计不足，对其缺点和消极面看得过重；对政治问题和学术问题没有加以严格区分，出现过简单粗暴的过火斗争，在感情上伤害了一些知识分子，等等。这是一个值得认真吸取的教训。但是，也应当看到，思想改造运动在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帮助广大知识分子增强爱国主义和树立社会主义思想，以及与工农群众相结合、共同建设新中国等方面，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作者对思想改造运动的批评并没有完全摆脱西方有些人所谓的“洗脑筋”的说法，有较大的片面性。对建国初期政治运动的评述都有这种情况。
论，不加区别。这本书是在1967年修订再版的，出现这种说法可以理解。从“文化大革命”后来的发展来看，毛泽东和林、江是有本质区别的。“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发动和领导的，是在他错误理论和思想的指导下进行的。在这一过程中，毛泽东确曾一度信任和重用过林彪、江青，而他们也利用毛泽东的失察推波助澜，煽风点火，起了极其恶劣的作用。但是，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是一个革命家所犯的严重错误，而林彪和江青则是妄图利用毛泽东的失误夺取党和国家领导权的反革命集团头子，是人民凶恶的敌人。他们都有自己的帮派体系和准备阴谋叛乱的秘密武装力量。毛泽东对他们进行过批评和斗争。这样一些重要区别是不应当忽略的。分析“文化大革命”，显然不能根据表面现象把林彪、江青与毛泽东混为一谈。我们相信，作者如果将来修订再版此书，或许也会注意到这一点。我们还看到，书中的某些不正确的观点还同作者认识问题的方法有关。例如，作者认为，毛泽东晚年表现出的唯意志论倾向早在红军时期就存在了，其根据是毛泽东当时就强调思想工作的重要性，主张加强政治教育来改变红军中的非无产阶级成分的阶级属性。又如，作者认为“文化大革命”期间出现的个人崇拜狂热，其渊源可追溯到延安整风时期。理由是那时最终导思想。诸如此类的分析，显然把复杂的社会历史现象简单化了。毛泽东在红军时期强调思想政治工作是正确的，必要的，不如此，一支新型的人民军队就不可能建立，也不可能取得革命战争的胜利。这与毛泽东晚年的错误是根本不同的。同样，延安时期确立毛泽东在全党的领导地位，与晚年的个人崇拜也是属于两种不同性质的问题。从表面看，这些现象似乎有某种相似之处。但是，科学的分析，应是透过现象看本质，不能从一些蛛丝马迹的联系，臆测某些现象的历史渊源。
在生物学研究中常有这种情况，低等动物身上表露的高等动物的征兆，反而只有在高等动物本身已被认识之后才能理解。对于社会历史现象的认识也常常如此。但在使用这种方法时，必须注意事物质的规定性，把不同质的事物区别开来，仅靠表面上的相似性，往往会混淆不同的事物，牵强地把不同事物联系在一起。以作者对个人崇拜的分析为例。个人崇拜是一种有其本质规定的社会现象。人民群众对领袖的热爱和尊敬与个人崇拜是两码事，前者未必一定会发展成后者。在建国初期，毛泽东本人是反对个人崇拜的。1949年七届二中全会，根据毛泽东的提议通过决议，禁止给党的领导者祝寿，禁止用党的领导人的名字作地名、街名和企业的名字。1956年，党的“八大”总结国际共运和我们党的历史经验，吸取斯大林后期犯错误的教训，肯定了马克思主义反对个人崇拜的原则。在这一段时期内，中国共产党虽然在理论上没有完全科学地解决领袖与党、领袖与群众的关系问题，在实践中也没有形成一整套相应的制度，但由于毛泽东在那时的作风是民主的，他享有崇高威望并没有直接导致个人崇拜。实际上，只是到1957牟以后，随着社会主义改造的巨大成功，党的一些领导人滋长了骄傲自满情绪，夸大了个人主观意志的作用；随着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出现的曲折复杂现象，我们党对一些问题作出了错误的判断，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对反对个人崇拜这一正确原则产生了认识上的偏颇。再加上党内政治生活的不止常，毛泽东个人专断、个人决定重大问题的情况有所发展，进一步助长了个人崇拜现象的出现，直至“文化大革命”，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才发展到了狂热的地步。因此，根据延安时期确立了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来推断个人崇拜起源于此，是不妥当的。
毛泽东作为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即是爱国主义者，又是无产阶级国际主义者。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考虑问题，制定政策，既从本民族利益出发，也要兼顾世界无产阶级的利益。因此，中国共产党的立场，同民族利己主义者有原则的不同。作者在分析一些国际问题时，往往淡化毛
况在书中比较明显，当然是一个较大的误解。
作者在书中还多次提到毛泽东的某些文稿的修改问题，并对此颇多非议。
我们知道，毛泽东对自己的文章历来持严谨态度。随着实践的发展和认识的深化，他发现自己的文章中有不妥当或不完善之处时，总是尽可能利用一切机会进行修改和补充，力求以最完美的形式把自己的著作奉献给读者。解放后出版的《毛泽东选集》就是按照这种态度编辑的。选集中的有些地方由作者作了一些文字上的修正，也有个别文章作了一些内容上的补充和修改。选集中的各篇著作都由作者亲自校阅过。从当时出版《毛泽东选集》的要求来说，主要是为了给广大干部和群众学习毛泽东思想和学习用马列主义基本原理来解决中国实际问题的立场、观点、方法提供一个基础读物。因此，这样的编辑是有其必要性的。至于对研究毛泽东生平和思想的专业人员来说，仅仅依靠这个选集显然是不够的。仅毛泽东的许多文稿没有收入选集，收入的有些文章也与最初发表时的原始形态有所不同。这就需要研究者们去做专门的研究了。好在收入选集或未收入选集的毛泽东的不少文稿，都在党内外的一些刊物上公开发表过，研究人员要找到这些文献不是太困难的。因此，毛泽东修改文稿，从基本方面看，不存在要把自己打扮成“一贯正确”之类的问题，更谈不上要欺骗舆论，蒙蔽世人等等。当然，那时的编辑工作从技术处理方面说，是有缺点的。再加上后来对毛泽东的文献管理逐渐严格起来，给研究工作也带来了很多不便。应当指出，在“左”的思想发展起来之后，对《毛泽东选集》的有些原稿或未收入选集的文献，采取的许多不正常做法，那是与毛泽东修改文稿、出版选集时的初哀相违背的。毛泽东修改文稿造成的社会影响，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应做具体分析，不能把他严谨的科学态度简单地作为不纯动机加以指责。当然，现在看来，如果在《毛泽东选集》中给那些作过重大修改的文章作出较为详细的说明，并注上原文初次发表的时间和刊物，会使读者和研究者感到方便许多。这是编辑文献的一个重要的教训。新出版的《毛泽东著作选读》已在这方面有了改进。
以上看法，是我们一些不太成熟的意见，有的可能不正确，既欢迎施拉姆教授提出批评，也欢迎广大读者指正。
（石仲泉张宁杨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