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投入到同国民党合作的组织工作中去，他是如此热心以致遭到自己党内同志的怀疑。他的湖南同乡李立三嘲笑他是“胡汉民的秘书”。
毛泽东以他特有的才能提出适应当时农民情绪的口号。“打倒军阀！”这一口号非常明确有力..至于“打倒帝国主义！”对第一次听到中文“帝国主义”的农民来说，没有什么意义。于是，毛就把它解释为“打倒洋财东！”
马林赞成中国共产党同国民党建立合作的那个独特方式，不管事先是否经过苏联领导人的批准，但这一政策的实质符合莫斯科当时的意图，则是没有疑问的。几乎所有的布尔什维克领导人都不相信亚洲民族具有革命能力，这一态度在1922年11月的共产国际第四次大会上反映得尤为露骨。卡尔·拉狄克指责中国共产党人在工人中没有影响，嘲笑他们具有“孔夫子”思想，接着就教训他们，要他们明白，想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或即使在民主共和体制下统一国家，都还不是议事日程上的事。①也就是说，莫斯科的方针是要在南方把孙中山树起来，同时为了它们自身的外交利益，又要同北京的吴佩孚和满洲的张作霖打交道。
虽然所有的中共党员都不得不服从莫斯科的指示，但有些领导人则更乐于接受这条新路线。首先想从马克思主义学说中寻求更为有效地革新国家新方法的陈独秀，是对这一路线最持保留态度中的一个，他只是服从同资产阶级联合的需要而已。因为1923年2月7日吴佩孚对铁路工人的大屠杀，使他深信无产阶级单枪匹马，是无法对付那些“军阀”的武力的。②
李大钊从未放弃要使中国独立和取得崇高地位的信念，对于同孙中山合作的政策充满热情。毛泽东也是如此。事实上，新政策肯定会得到毛的支持，因为同孙联合的反帝目标深深打动了他的心弦。
如果指责毛仅仅是憎恨外国人，那就过于简单化了，也是不公正的。但是他确实不能饶恕那些侵入他的国土并侮辱其国民的外国人。1924年稍后一些时间发生的一件事就可证明他在这方面的思想。他有一个在国外念了几年书的老同学有一天到上海去看他。毛当时穿一身中式破衣服，他看了一眼他朋友穿的西服，轻蔑地说：“你还是换了你的衣服吧”。他朋友问：“为什么？”毛回答说：“我带你去看”。于是就把他带到上海市的一家公园门口，指给他看门口挂着的那块有名的招牌：“华人与狗不准入内”。①
在毛于1923年写的文章中，对这种侮辱言行表示强烈不满的情绪反映得很充分。他以讽刺的语言谴责北京政府的媚外行为，②并训斥他的同胞没有象恨日本人那样来痛恨盎格鲁撒克逊人。他以厌恶的口气说：“难道国民只知
①卡里埃·德昂科斯与斯图尔特·施拉姆合著：《马克思主义与亚洲（1853—1964）》，第265页。
②这次使35人死亡的镇压行动是一系列事件中的高潮，持续了将近一年。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共产党曾支持吴佩孚反对其军阀对手，以此换取在吴控制的地区放手组织工人的权力。这在后来被指责为机会主义的政策，看来是马林和李大钊两人出的主意。参见康拉德·布兰特著《斯大林在中国的失败》，哈佛大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24—25页，他把责任完全归之于马林及共产国际。谢诺思在其所著《中国的工人运动（1919—1927）》（巴黎莫顿公司1963年版）一书第277页中，则认为首先提出这一主张的是李大钊。①见白瑜教授的回忆。白教授还谈到了毛在长沙时代的另一件事，也可证明他的强烈的民族主义。那是在第一师范学校同湘雅举行足球赛时（湘雅是那鲁在中国设立的一个预科学校，进这一学校的大多是与西方有密切关系的中国人的子女），在一大群观看球赛的人群中，突然出现了毛的高大身躯，他大声喊道：“打败洋奴！”“洋奴”一词是对那些过于屈从西方利益的人的鄙弃之称。②他在1923年8月写道：“如果我们有一个外国主子放了屁，那也是非常香的”。见施拉姆著《毛泽东的政治思想》，第210页。主义更要厉害的？”③至于美国，那是“最凶恶的刽子手”。④毛在1923年7月提到商人也是国民革命的领导，这比他对妄自尊大的、反帝联盟所针对的“外国主子”所持的敌意，乍看起来更令人吃惊。他说：
中国现在的政治问题，不是别的问题，是简单一个国民革命问题；用国民的力打倒军阀并打倒和军阀狼狈为奸的外国帝国主义，这是中国国民历史的使命。这个革命是国民全体的任务，全国国民中商人、工人、衣人、学生、教职员，都同样应该挺身出来担负一部分革命的工作；但因历史的必然和目前事实的指示，商人在国民革命中应该担负的工作较之其他国民所担负的工作，尤为迫切而重要。①
如果说反帝斗争是符合毛的民族主义气质的话，那么，全体人民联合起来反对“军阀”的思想，则正投合了他在1919年已表明的民粹主义倾向。只是在用语上有所不同，他用“统一战线”代替了“民众的大联合”。②如果他认为这种统一战线的领导必须属于资产阶级的话，那么他这种态度无疑是由信念与机会主义综合而成的。1923年6月召开的中共第三次代表大会制定了一条与这一思想类似的路线，大会通过的宣言说，“国民党应该是国民革命之中心势力，更应该立在国民革命之领袖地位”。第三次代表大会还决定共产党必须把工人运动的领导权交给国民党。①张国焘就此指出，毛泽东原来是支持工会独立的，可是当反对派的观点得胜时，他又改投了反对票，目的是能在党内得到提拔。②
张国煮是很有资格的共产党见证人，他颇能歪曲事实，以适应他个人的目的，③而且他一直是反对毛的。可是我们没有理由完全无视他的证明。在中共三大上，毛确实是想提高他在党内的地位，正象他那篇承认商人是国民革命领导者的文章那样，是想讨好国民党。（他这两个目的都达到了，在中共三大上，他被选人中央委员会，此后不久，他被任命为组织部长，代替了张国焘；在1924年1月的国民党一大上，他被选为中央执委会候补委员。）但是，毛之所以这样做可能也不只是想起重要的作用，而是为坚强的信念所驱使，认为把绝大多数中国人团结起来保卫他们的共同利益，不仅是可能的，也是必需的。他一定也意识到中共的弱小，那时还仍然只有四百名左右的党员。
在斯大林的使者鲍罗廷指导下进行的国民党的改组是一件充满矛盾的事情（鲍于1923年10月抵广州）。这种“从内部”进行的合作，以前仅有过一例，即马林在印度尼西亚的经验。那里的伊斯兰教联盟是组织松散的群众运动，很容易被坚定的少数派所控制。同样的，1924年以前的国民党，正象
③《向导》周报，1923年8月29日第38期，第286—287页。④施拉姆：《毛泽东的政治思想》，第389页。①同上，第206—207页。②同上，第208页。①《向导》周报，1923年6月20日第30期，第228页。（该宣言还指出，国民党必须“断然抛弃依赖外力及专力军事两个旧观念”，才能“树立国民革命之真正领袖地位”；其次，该宣言认为，国民党“应该立在国民革命之领袖地位”，而不是“必须把工人运动的领导权交给国民党”。——编注
②布兰特：《斯大林在中国的失败》，第36—37页。显然在共产国际压力下作出的关于工会问题的会议，在两个月之后变了。③见同上书第6章第118页上关于他对南昌起义所持看法的分析。可现在却提出要按列宁主义民主集中制的原则把国民党本身改造成一个非常有效率的组织，而且还为孙中山提供了一支由苏联顾问训练的现代化军队。孙在1923年底虽然得出结论，除了依靠苏联，别无其他选择，但他完全不想成为莫斯科的傀儡。从苏联对外政策的目的来看，加强国民党的组织完全是值得的，因为莫斯科由此可以得到一个更为有力的支持者。但是对中国革命的前途和莫斯科的两个伙伴来说，都充满着危险。要是共产党能成功地控制住国民党的中下层组织，那么他们就可以为达到自己的目的而操纵整个国民党。如果做不到这点，那么就会被由他们自己帮助建立起来的机器所摧毁。②
毛泽东立即投入到同国民党合作的组织工作中去，他是如此热心以致遭到自己党内同志的怀疑。自从1923年6月他被选入中央委员会以后，他移居中共中央所在地上海。1924年1月和2月，他曾去广州作短暂逗留，参加国民党一大。那时他刚过三十岁生日，就是在这里，他第一次以一个引人注目的政治人物出现在讲台上，这是一次有来自全国各地的国民党领导人参加的会议。他已经为自己在中国共产党领导层内赢得一席之地，从下面一件事可以得到证明，他是审查国民党新党章的十九个委员中的三个共产党代表之一。①他还经常参加讨论，强调共产党对孙中山主义的坚定支持。
正如已经指出的，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选举毛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他以这一身份参加了中央党部的会议，直到他于2月7日或8日启程去上海。他留下了四份决议，它们非常清楚地暴露了他那时的政治思想。国民党中央在1924年2月9日的第四次会议上曾对此进行讨论，他没有参加这次会议。
这些决议全力抓住了组织方面的问题。在毛的全部政治生涯中，这是他的最大资本之一。他一方面反对广东省高层干部的过剩，他说，中央及省的国民党机构是“空洞的组织”。他认为，那些在“指导党员行动方面起决定性作用”的“实际的组织”，是设在城市中的一些局或农村中层一级的机构（县或区的机关）。但与此同时，毛又强调，国民党在人力和财力上不应过于分散。他建议在会后几年内，党应以其70％的财力用于运动已得到很好开展的八九个主要城市，其余30％给那些真有发展前途的十一个或十二个地区。其他地方则暂时可以不管，“以免分散我们的力量”。
毛想使国民党分权的想法并不反映农民的利益。他建议党要花力量的那些地方主要都是大城市。长沙也未列入。对这一点最可能的解释是毛想避免给人以这种印象：他偏爱自己的故乡。毛在有关决议草案中只提到了1924年积极进行工作的二十个城市中的九个，其他都以“等等”概括了。在毛的思想中，长沙可能已包括在那些未指名的城市中了。从下列事实可以证明，他对湖南革命的进展并不是漠不关心的：1924年4月，他派他的朋友、以前
①这是根据维什尼亚科娃一阿基莫娃的证明，她在鲍罗廷使华后期曾任他的秘书和译员一年多。见她写的回忆录《在革命中国的两年（1925—1927）》，第179页。她的书对苏联使团在二十年代中国的那段历史有特别重要的价值；特别是对某些军事顾问的情况，提供了全新的资料，我们在下面还要提到。②黄埔军校非正式成立于1924年5月1日，6月16日由孙中山主持举行隆重开学典礼，蒋介石任校长，周恩来主管政治部（见本书第63页脚注①）。①《革命文献》第8辑，台北1955年版，第1152页。这一关于毛的材料要感谢哥伦比亚大学的马丁·韦慕庭教授对我的提醒。另外两位共产党代表是李大刊和谭平山。（在《革命文献》第8辑1978年影印版第144页上刊载这一史料，谓组织章程审查委员会成员十九人是：谢持、何世桢、谭平山、丁惟汾、廖仲恺、茅祖权、孙科、朱济青、李守常、萧佛成、汪精卫、张知本、戴季陶、居正、于右任、毛泽东、石瑛、邓泽如、谢英伯。其中李守常即为李大钊。——编注）织。①
毛在提出这些决议草案后不久便回上海，他在中国共产党内身居要职，同时又兼任国民党上海执行部的委员。他在上海时的国民党同事是汪精卫和胡汉民，他俩不久就分别成了国民党左派和右派的领导人。根据毛的自传所说，在这一年年底时他病了，不得不回湖南休养。①事实上他可能是由于工作过度而劳累，但他的生病起码有一部分是出于策略原因，这也是无疑的。因为他受到中共党内那些反对因过分强调同国民党合作而丧失自己党的独立性的人的严厉攻击；他的湖南同乡李立三嘲笑他是“胡汉民的秘书”。②繁重的工作和怀有敌意的批评这双重的压力太厉害了，于是毛就回故乡韶山村躲了起来。
他一回到故乡就发现农村的形势已完全不象过去那样平静了。在五四动乱时期实际上没起什么作用的农民，最后终于觉醒，参与了政治活动。到那时为止，国民党比中共更加注意到了这一发展，虽然国民党机构中的共产党员在其中起了重要作用。早在1922年，出身地主家庭、加入了共产党的彭湃，在他家乡广东省开始组织海丰和陆丰的农民。③1924年2月，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设农民部，澎湃是农民部的第一任部长，并主持1924年7月成立的农民运动讲习所。彭湃很快就离开广州，继续在广东农民中进行工作，而其他共产党员继续在国民党农民部中发挥决定性的影响。④可是共产党的领导人对农民不感兴趣。陈独秀于1923年8月说，在象中国这样的小农国家里，“自耕农居半数以上，这种小资产阶级他们私有权的观念异常坚固，如何能做共产主义的运动？”1924年12月时他还认为，无产阶级不仅是“资本帝国主义国家的社会革命”的“主力军”，而且“在被资本帝国主义压迫的国家之国民革命”中，也须“做一个督战者”。至于农民，只不过是无产阶级的几个同盟军之一，所有的农民都“带有妥协性”。①
在这一阶段，共产国际并不鄙弃农民。相反，1923年成立了农民国际，并于1924年召开了第一次代表大会。共产国际于1923年5月给中共的一个指示中还强调农民“是我们全部政策的中心问题”。②莫斯科与中共在关于农民革命性问题上的分歧，也是他们在同其他阶级或政党合作问题上一般继续存在的不同看法的表现。中共不得不接受莫斯科关于同孙中山联合的意见，但很多人对孙仍抱怀疑态度。他们的这种担心不能说全无根据。孙的性格古怪，而且反复元常。在他要求鲍罗廷为国民党一大写了一个宣言，号召进行反帝的“国民革命”之后，他又担心党内保守派的反对，所以在讨论中，他
①关于毛的四个决议的正文见中央党部第四次会议的报告，载《中国国民党周刊》，1924年2月24日第9期，第11页。关于夏曦的任务，见夏的信，由上海执行部向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二十三次会议传达，4月21日，出处同上，1924年5月18日第31期，第5页。感谢罗易·霍夫海因茨先生为我提供了这些材料以及一套缩微胶片。他所写的关于中国共产党的农村政治的著作在“作者致谢”中已经提到。霍夫海因茨先生在谈到这些文件时，对于毛不在其1924年的工作计划中提到长沙的问题也提出了上述解释，这对我说明毛在1924年时的立场有很大帮助。①斯诺：《西行漫记》，第135页。②布兰特：《斯大林在中国的失败》，第37页。③海丰和陆丰（统称为海陆丰），位于广州北部海岸。
④关于彭湃在农民部以及在海陆丰等地农民中的活动情况，请见江渡辰吉写的两篇文章，载《中国季刊》，1961年10月—12月，以及1962年1—3月第8、9期，第160—183、149—181页。①见《向导》周报，1923年8月1日第34期，第258页；以及《新青年》，1924年第4期，第22页。②《共产国际在民族殖民地革命问题上的战略与策略（以中国为例）》，莫斯科1934年版，第114—116页。
这后一个文件被鲍罗廷称作是1924年前的国民党的“空话”。这使鲍罗廷花了几个小时来说服孙，让他放弃这一突然产生的念头，采纳那个被一致认为是以中苏合作为思想基础的文件。③
1924年末，孙接受亲日的安福系领袖段棋瑞的邀请，去北方讨论和平统一国家的条件。途中他在日本停留，发表了盛赞中日友好的讲话。面对这样一种手腕，中共机关刊物在1925年1月初发表文章说，孙中山已经“有失群众的信仰”，说他的态度已有碍于“国民革命之进行”。①
当然，所有这些指责随着孙中山于1925年3月在北京逝世而被人忘却，他的名字成了同共产党合作的坚定政策的象征。但是斯大林和中共之间的紧张关系依然存在。对斯大林来说，国民党只是一个抽象的实体，是一个对他有利的伙伴。可是对共产党来说，则不得不与国民党这个同盟者共存下去，并且以不安的心情看着它在政治和军事方面力量的不断发展。
在1925—1927年这段决定性的时期里，毛泽东在莫斯科、国民党及共产党这三角关系中的立场，总的来说，是更接近于国民党，而不是靠拢斯大林或陈独秀。这一事实显然使毛本人及现在的北京史学家感到难堪，下面我们就谈到北京史学家歪曲毛在这段时期活动的一些情况。实际上这丝毫不是什么不光彩的事，除非人们出于个人的考虑，认为一个亚洲革命者关心自己国家的命运甚于关心社会革命是不光彩的。只要中国的民族利益同苏联的利益一致，毛就同意斯大林的意见；如果不一致，毛就采取独立路线。早在斯大林同意之前，他就赞成蒋介石统一国家的北伐计划了。因为对他来说，国家的统一是至关重要的事。后来他建议同国民党破裂，依靠由共产党领导的激进的土地革命，也是在斯大林听任这一破裂发生之前，因为毛最终关心的不是苏联西伯利亚边界的安全，而是拯救中国的革命。
毛发现农民具有革命力量的时间，正如已指出的，从他1924年至1925年冬春回韶山休养之时已经开始。那时广东的农民运动已发展到相当的规模。在1925年2月至3月蒋介石为反对陈炯明而进行第一次东征期间，海陆丰的农民不仅热烈欢迎他的军队，并且还为他们提供侦察、放哨等帮助。湖南是在得到这种有关“农民协会”的报导后，那里的农民才开始自发地把自己组织起来的。
1925年“五卅”惨案后发生的事件有力地推动了湖南初期的农民运动，“五卅”运动本身是中国革命的巨大转折点之一。那天下午，一批为抗议日本资本家杀害中国工人而游行的工人和学生，在英国巡捕房一个警官的指令下，遭到上海租界巡捕的开枪射击。十个示威者被杀，五十人受伤。次自下午在商会举行的会议决定，所有学生和店员，以及在外国资本家工厂工作的所有工人，举行总罢工。巡捕在后来几天内的进一步枪杀只是加强了群众的决心，到6月中，运动扩展到了广州。6月23日，英国和法国巡警又一次开枪射击群众，打死五十二人。结果使广州与香港之间的交通全部停顿达十六个月之久。①
六年前，横扫沿海城市的大规模反日运动并未把农民唤醒。现在，他们对中国人所受的外来侮辱很快就表现出敌对态度，这种政治觉悟的提高，反映在农协的发展上。毛对埃德加·斯诺说：“以前我没有充分认识到农民中间的阶级斗争的程度，但是，在[1925年]‘五卅’惨案以后，以及在继之而
①这篇文章为陈独秀的好友彭述之所写，载《向导》周报，1925年1月7日第98期，第818页。①关于这一时期的材料，见谢诺思著《中国的工人运动（1919—1927）》，第371—444页。“五卅”的示威游行触发了一系列事件，其中大部分都是由中国共产党组织的。在这方面最活跃的人物之一是蔡和森，他是毛泽东在长沙的密友。
的家，发动了一个把农村组织起来的运动。”①
那时在中国工作的一个苏联顾问最近在他的回忆录中说，1924年初毛曾到鲍罗廷住处去，“在他回湖南准备组织农民协会前向鲍罗廷请教一些问题”。②这一说法是想强调苏联在中国革命中的作用，但事实并不象所说的那样。毛直到1924年末才回湖南，也并没有要回去组织农协的想法。不过毛从鲍罗廷那里接受了某些观点倒是可能的，鲍在1925年给国民党员讲课时曾说过，中国革命的胜利将完全取决于把农民组织起来解决土地问题。③
不管这种灵感来自何处，1925年夏，毛一旦开始工作，就以他特有的才能提出适应当时农民情绪的口号。“打倒军阀！”这一口号非常明确有力，因为中国农民深受各色牌号军阀的掠夺，对理解这一口号并不困难。至于“打倒帝国主义！”则有些不大好懂，对第一次听到中文“帝国主义”（按字面来说是“皇帝国家主义”）的农民来说，没有什么意义。于是，毛就把它解释为“打倒洋财东！”①毛组织农协的活动最后引起他的老熟人赵恒惕的注意，他又一次被迫逃往广州。他到达广州显然是在10月或11月的某个时候，是他离开那里将近一年以后。②
毛在广州看到的是紧张而又复杂的局势。1925年1月召开的中共第四次代表大会（他因病未参加），在同国民党关系上通过了一条比较带有宗派色彩的路线，这显然反映了对于孙中山临死前不久产生的怀疑。“五卅”事件暂时改善了中国各社会集团和政治派别之间的关系，并且把反对外国暴行的群众团结了起来，但其后果是分裂性的。由于受中国对手支持的罢工的影响而关闭的那些外国人开的工厂（中国商人和实业家甚至出钱来维持罢工者及其家属的生活）很快就看到那些中国人开的工厂也不得不关闭，因为资本家在没有收入的情况下还要补助工人。更普遍的是，有钱的中国人日子也不好过，因为他们看到，他们与外国同事以及各国的外交和军事代表的矛盾都十分尖锐；另一方面，工会和中国共产党的影响又明显而迅速地扩大。
后果之一，就是在1925年夏秋时，在国民党内部出现了反对共产党分裂活动的“新右派”。他们提出把共产党从国民党内驱逐出去，在两党之间建立一种不受束缚的和更少危险的合作形式。
1925年8月，国民党左派中最强有力的领导人廖仲恺被暗杀。
“新右派”领导人之一胡汉民受到怀疑，以至必须把他送出国，到苏联
①斯诺：《西行漫记》，第135页。②切列潘诺夫：《一个在华军事顾问的札记：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1924—1927）》，第1卷，第84③页。鲍罗廷：《国际政治及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第3版），广州1927年1月版。
①见李锐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农民运动》一书中的一篇文章，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264页。②官方编史工作者为了掩饰毛同蒋介石国民党的合作时间长于任何其他主要的共产党领导人，便严重歪曲毛的生平活动年表，在被歪曲叙述的一年多的活动时间里，就是以毛抵广州的日期开始的。这种改写历史的情况发端于毛本人在1936年向埃德加·斯诺谈他自己经历之时。但是毛比起现在北京写历史的许多人来说，则又要诚实得多。就这个有争议的问题来说，毛在自传中是这样说的：他组织湖南农民的活动在赵恒惕中止它以前曾持续了“几个月”（斯诺：《西行漫记》，第135页）。（《西行漫记》中的记载可能有误。——编注）可是，我们在上面已经看到，他真正认真组织农民也是在“五卅”之后，这同上面所说他回广州的日子是符合的。其次，毛的《长沙》一诗，显然写于秋季，在最新出版的他的诗集中注明的写作日期是1925年。这就说明，他在湖南起码呆到9月。最后还有一个材料来源，虽然不很明脚，但却常有一些有用的资料。这一材料指出，毛抵达广州的时间是在11月（《现代史料》，第4卷第3部分，上海1934年版，第343页。见陈志让著《毛泽东与中国革命》第100页上所引。10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全体会议上提议，要共产党退出国民党，但被共产国际的代表否决。总之这次全会对国民党持完全敌对态度是可以肯定的。②
毛泽东回到广州，所有这些紧张的形势看来并没使他感到很大不安。相反，正是在这个时候，他开始在国民党的机构中真正起到了主要作用。在这点上，他忠实反映了斯大林的立场，即决不同意陈独秀及中共其他许多领导人对蒋介石及国民党中出现的倾向持反对和怀疑态度。无疑他也在寻找一种合适的组织以便应用他关于发挥农民革命潜在力量的新观点，而国民党仍然比中共中央委员会更多地表现出对农民的兴趣。
为毛提供影响土地革命进程重要机会的是创立于1924年的农民运动讲习所。当讲习所于1925年10月1日开办第五期时，湖南学生的人数突然上升到占学员总数的百分之四十。他们中很多人都是湖南省党组织吸收的共产党员，①毛在这一发展中可能是起了作用的。下列情况有力地证实这一推测，他的兄弟、后来成为他在政治上的密切合作者的毛泽民，就是湖南学生中的一个。②毛可能没有主管这一届的工作，但他完全可能讲过课并对此很感兴趣。他确实主持过于次年5月开始的第六届讲习所的工作，但那时候，在莫斯科、蒋介石以及中共的三角关系中已发生了一些决定性的事件。
这场复杂的戏的第一幕是1926年1月召开的国民党第二次代表大会。毛在回广州时，除了关心农民运动外，还担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宣传部的领导职务。最初是秘书，后来是副部长*。但由于名义上的部长江精卫集中精力于政府主席的工作，毛实际上主持宣传部。②因此他在国民党二大上提出了一个关于宣传问题的报告。
在大会通过的概括了毛报告主要思想的关于宣传问题的决议中有下列论述：
一个政党的成功必须取决于这样一点，即一定要有重心。国民党的重心蕴藏在无数受剥削农民群众之中。宣传部必须不断地把党员的注意力引到这个问题上来，并指导他们依靠这一重心。③
这时毛对农民问题的关心尽管无可否认，但他在大会所争论的问题中显得最关心的是组织与纪律方面的问题，这是后来几个月中事态发展的根本问题。在这方面，大会遇到的严重问题是如何处理所谓的“西山会议派”，因为他们曾于11月底和12月初在北京西山的孙中山墓前聚会，通过了一项把共产党员驱逐出国民党的决议。毛以宽大的态度向大会建议要宽大为怀，他说，不能因为西山会议本身而处罚右派，而只能看他们是否*据有关文件记载，毛泽东此时的正式职务应为“代理部长”。一编注违反了纪律。他还向大会提出了一项修正案（被大会接受了），再次推迟对错误最严重的三个人
①关于戴季陶和“新右派”的问题，见前引布兰特著《斯大林在中国的失败》，第55—61页；韦慕庭和朱莉·豪合编的《关于中国共产主义、民族主义及苏联顾问的文件》，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53年版，第206—212页。称他们为“新右派”是同玩固的“老右派”相比而言的，这些右派在1923年，从一开始就反对共产党员参加国民党。虽然胡民汉确实是怀疑共产党，但指责他合谋刺杀廖仲悄事实上是不公平的。①李锐：《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农民运动》，第265页。②第五届农讲所的113名学员的全部名单中有毛泽民的名字，见《中国农民》1926年第2期。②他在自传中的说法是“任国民党宣传部长”（见斯诺著《西行漫记》，第135页），虽然文字上有误，但内容确切。毛的地位同在黄浦军校主持政治部的周恩来是类似的，尽管名义上周是副主任。
③《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记录》，1926年4月由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发表，第136页。路上来。”①
不管毛是反映他个人的意见，还是代表中共党内起码有相当一部分人的观点，他对这一问题的意见是重要而引人注意的。尽管这些人是保守分子，但毛强调与这些人保持同志式的团结，认为他们是真诚投身于中国的统一和独立的斗争的。毛明确表示，就国民革命和社会革命而言，他更多地重视前者（至少就目前来说）。
同样值得注意的是关于讨论整理党务案的问题。在讨论中，蒋介石在黄埔军校的一个同事提出了一个三点计划，旨在减少对共产党员参加国民党究竟有何意图给他们造成的不安。要求所有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员必须讲明他们在共产党内的身份；必须完全公开他们在国民党内的活动；未经当地国民党组织的许可，任何国民党员不得加人共产党。对这几点意见，先是张国焘，接着是毛泽东，代表共产党员作了回答。也就是这一次，他俩的观点完全相同。这些内容从理论上说是好主意，但是在中国大多数地区的现有条件下，公开声明共产党员身份而不遭逮捕或处决是不可能的。毛说，迫使部分革命力量经受这样的打击，“于国民革命前途是不利的”。②
大会最后通过了由陈公博提出的一个妥协方案，就是由两党的中央执委会召开一次会议，寻求一些办法使右派对共产党员的活动感到放心。毛曾因为没有参加中共第四次代表大会而失掉了在中共中央委员会里的位置，但现在他却又一次被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同得最多选票（248张）的汪精卫，谭延闿、胡汉民及蒋介石相比，他所得选票为173票，李大钊得192票。①大会后不久，他被任命为国民党的一份新机关刊物《政治周报》的主编，这份刊物在3月初开始发行。虽然国民党领导机关中的共产党影响问题在决定蒋介石与莫斯科的较量中起一部分作用，但决定性的问题是北伐。进行军事讨伐以推翻北京的军阀，同时建立一个统一的国民政府，这一直是孙中山最后几年最迫切的愿望。他接受了苏联的很多援助，因为他深信，这是要建立一支能承担这一任务而又属于他自己的强大军事力量的唯一道路。而现在蒋介石不仅是出于他个人的野心，而且也是考虑到国家的前途，驱使他来实现孙中山的愿望。
苏联的看法则完全不同。1926年3月，就在这一决定性较量即将出现的时候，苏共政治局在莫斯科开会，讨论由托洛茨基主持的特别委员会准备的一份关于远东政策的报告。在这位“不断革命论”鼓吹者的思想指导下，准备了一份几乎完全是讲是否可能使用外交手腕的文件。新近发生的中东路事件使莫斯科感到惊慌。苏联人现在提议，承认亲日派张作霖在满洲事实上已拥有的自主权，以此向日本求得苏联自身的安全，而不惜牺牲中国的民族利益。他们不管吴佩孚在三年前对铁路工人的大屠杀，还抱有同吴佩李恢复谈判的想法。至于对广州革命政府，苏联人派其驻法国大使拉科夫斯基去试探，承认他们自主的可能性，想以此来抵销张作霖的势力。在一份谈到与广东关系的报告中，下面的话是斯大林亲自提出并加进去的：
广州政府现在阶段必须坚决反对进行具有进攻性军事讨伐的思想，一般来说，任何这种做法都可能怂恿帝国主义采取军事行动。①
①《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记录》，第179页。②《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记录》，第179页。①同上，第165—167页。①卡尔：《一国的社会主义》，麦克米伦公司1964年版，第769—772页。莫斯科尚未得到这一消息。对蒋在军队政治委员中逮捕大批共产党员以及软禁苏联顾问的行动，毛显然是不会同意的。但蒋的动机就某种程度说是向莫斯科施加压力以便得到苏联对其计划中的北伐的支持。那么就这点说，蒋与毛在实质上是一致的，在蒋发动事变后十天，即1926年3月30日，毛参加了国民党农民运动委员会的一次会议，他是这个委员会的委员。在会上提出了一个动议，根据会议记录概述如下：
民众运动与政治有密切关系，月前各省农民运动应以全力注意将来革命军北伐时经过之区域如赣鄂直鲁豫诸省。②
毛在这一问题上的立场有两个方面值得注意，一方面是证明他有先见之明，预见到北伐实际上会起促进农民运动的作用；
另一方面，又证实了他独立于莫斯科的立场，因为莫斯科就是在这同一天表示坚决反对广州发动任何类似这种性质的进攻行动。因此，只要蒋同苏联人讲和，除免去他特别厌恶的两三个顾问外，①重新恢复所有军事顾问的职务；同时对国民党右派进行象征性的批判以平衡他向左派发动的政变，毛同蒋继续合作就不足为奇了。令人更为奇怪的倒是这样一件事，就是他从1926年5月到10月，仍然担任着农讲所所长这一如此重要的职务。
蒋同莫斯科恢复关系是有条件的，除了要斯大林支持北伐外，再就是“整顿”国民党，目的是要限制共产党员在国民党内的影响。在任何领导机关任职的共产党员人数规定只能占三分之一，并且不准他们担任各部部长那样高级的职务。在这一规定下，谭平山被迫辞去组织部长职务，林祖涵辞去了农民部长职务。毛本人也失掉了宣传部副部长的位置，但他还保留了农讲所所长职务。不管怎么来解释这一情况，说他是出于机会主义的考虑也好，或者说主要的因素是由于他和蒋都具有民族主主思想也好，但事实毕竟是事实。①
毛在农讲所的活动对蒋和国民党并无好处，这是确实的。毛把他们作为农村鼓动者来培训的那些年轻人，在短期内保证了中共控制基层的革命发展；1927年国共分裂后，当毛领导第一支小小的游击队上山时，他们中有很多人跟随毛上了山。但毛是否预见到了这些效果呢？有一个从长沙时代以来就很了解毛的人回忆说，毛在1926年春天曾对他说，他“有一个办法”。来补救共产党同蒋介石打交道时的弱点，他说这个办法也包括在农讲所为将来
②《中国农民》，1926年第5期。①在蒋厌恶的顾问中有尼古拉·弗拉基米洛维奇·库伊贝舍夫（他是苏联著名领导人、当时苏联经济事务部人民委员万拉林·弗拉基米洛维奇的兄弟），他以季山嘉的名字前往广州（西方材料中一般都错拼为季山科）。库伊贝舍夫于1925年夏接替化名加仑的布留赫尔，作为苏联军事顾问团团长赴广州。在蒋的要求下，他被召回莫斯科，他的工作又为加仑接替，因为蒋更信任加仑。可能是因为库伊贝舍夫坚持要对全部国民军实施集中管理而遭到蒋的厌恶，显然这一政策是想最大限度地扩大苏联影响。也有一种说法是，汪精卫曾提出一个计划，要组织一个旨在逼蒋不向国民党中的反共派的要求屈服的反蒋联盟，库伊贝舍夫也参加了这一计划的制订。同时，蒋在日记中还抗议季山嘉对他的“嘲弄”。从这里也可看出，他们的破裂可能既有个人原因，也有政治方面的原因，见前引韦慕庭等编的《关于中国共产主义、民族主义及苏联顾问的文件》，第212—217、267—268页和前引阿基莫娃著《在革命中国的两年（1925—1927）》，第19p、207、236—237等页。布留赫尔后来成了斯大林1938年大清洗中的牺牲者。
①1953年在北京出版的一个材料可以证明这一点（李锐：《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农民运动》，第20—32页）。但就是在这本书的一篇文章中，李锐仍然掩饰第六届农讲所的开办日期。毛是在农民运动委员会于3月16日举行的一次会议上被任命为农讲所所长的。见《中国农民》，1926年第4期。
想为中共建立一个有自主权的基地，以此同蒋的军事力量相抗衡，这作为他的目标之一是有可能的。但还有一个情况也是可能的，即在1926年夏，毛仍然期待着一种长期的合作，如果不是同蒋介石，那么就同国民党的其他人合作。
第六届农讲所的课程，大体上和以前几届是一样的，这一届的时间从1926年5月3日持续到10月5日。毛同前任农讲所所长一样，仍把重点放在军事训练上（在380个小时的总学时中，军事训练为128个小时），这既符合当时形势的需要，也符合他个人的基本爱好。他除了担负其他工作外，还有授课任务，讲中国的农民问题（23个小时），并讲9个小时关于农村教育问题。他还亲自执行由他首次采用的很有特色的教学计划，由学生自己阅读书和文章，然后对教师提出的问题交出书面答卷，由毛及另一位教师批改。
①第六届农讲所的开学时间与第二次全国劳工大会以及5月1日召开的第二次省农民大会几乎是同一个时间。蒋介石在5月2日对这两个大会的联合会议发表了讲话，题目是“工农兵大联合报告”。他回顾了在1925年东征期间彭湃领导的农民为他的军队提供的帮助。他肯定地说：“武装的工农，在革命中的关系比军队更重要”。②他的说法可能比刘少奇的话更使与会农民产生好感。刘在三天后说，工人必须“提携农民”，并领导他们前进。③
同中共中央委员会的观点一致的刘的观点，有助于说明为什么在某些方面，毛在国民党内比在他自己党内更为自在。可是，在他与之共事的国民党员中也有一定数量的共产党员，和他一样，对农民抱有信心。蔡和森的妹夫李富春，是国民党政治训练班的负责人，就曾邀请毛给他的学生讲授农民问题。①同时，毛在9月曾带领农讲所全体学员到海丰参观两周，听了彭湃的讲课，并看到了正在进行的土地革命。②
尽管毛同国民党的关系仍很密切，但他并未完全失宠于中国共产党。夏天，陈独秀及其同事们对蒋的“整顿”所作出的反应导致毛在党的领导层中得到了新的职务。1926年7月的二中全会通过了一项决议，规定放宽两党之
②白瑜教授赠书，在施拉姆著《毛泽东的“军事偏差”》中有极详细的引述，载《共产主义问题》，1964年第1期，第50—51页。①关于农讲所的报道，见《中国农民》，1926年第9期。李锐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农民运动》一书中又引用了这一报道，见该书第20—32页。②《中国农民》，1926年第6、7期合刊。③他用的“提携”这个词，也有“象小孩一样拉着”这个意思。我估计发表在1926年6月5日第14期《政治周报》上的文章，实际上同刘在大会上的报告是一致的。我已从《新青年》第5期第778页上记下了这一报告的日期。①李锐在《毛泽东同志的初期革命活动》（中国青年出版社1957年出版，第249页）中说，在第六届农讲所期间的合作，时间是1925年秋天，这一说法同他系统地歪曲毛的活动年表是一致的。（李锐在《毛泽东同志的初期革命活动》第249页上的原文为：“1925年，毛泽东同志到广州后，主持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在1980年出版的《毛泽东的早期革命活动》第446页上，李锐修正了上述说法，改为：“1925年和1926年，毛泽东在广东主持有名的全国农民运动讲习所”；第459页上说：“1926年春，毛泽东主持了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编注）我们已经解释过，这两个日期是对不上的；我们所谈及的事情要么发生在1925年秋天第五届农讲所期间，要么是在第六届农讲所开办期间。如果是第六届的话，那么，应是1926年夏天。后一个假设的时间似乎更有可能。如果这是正确的话，那么，在国民党于1926年5月“整顿”以后，李在国民党内也仍继续担任要职。（原文如此，疑有误。——编注）
②李锐：《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农民运动》，第23页。的必然结果就是加强中国共产党本身在农民中的工作（因为到那时为止一直把农民看作是最好留给国民党的小资产阶级）。建立了一个在中共领导下的农民部，任命毛为领导。①但决议中要求国民党给予更多独立性的规定很快就被莫斯科取消了。期大林政策的基石仍然是相信蒋介石。中共这一独立的农民部除见诸文字外，是否确定存在过，还不清楚。不管怎么说，到1927年7月为止，毛在农民方面做的重要工作都是在国民党主持下进行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