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6年夏，当毛在广州训练农民鼓动员时，蒋介石的北伐取得了巨大胜利。8月，湖南已完全被革命军占领，蒋在长沙发表讲话说：
中国只有在推翻帝国主义之后才能得到自由..第三国际在当前世界革命中堪称为革命的总参谋部..如果我们要使革命取得成功，我们必须联合苏联来推翻帝国主义..苏联帮助中国革命是否就是要把共产主义用于中国呢？不，她要我们完成国民革命。共产党员参加国民党是不是要运用共产主义原则呢？不，他们也不是要这样做，他们是要应用三民主义，我相信参加我党的共产党员现在并不是要搞共产主义，而是要实现国民革命..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我们要团结坚决支持世界革命的人来推翻帝国主义..②
对毛这样一个以支持北伐来表明他投身国民革命的共产党员来说，对蒋的这种语言所产生的好感要比大多数同志都强烈，这是很易理解的。顺便可以提一下，上面所引蒋介石的讲话同毛在1926年3月＊所写文章，有惊人的相似之点，毛这篇文章已列为现在公认的经典《毛泽东选集》的第一篇。毛也谈到了国民党应如何领导国民革命的问题。同时，在反对第三国际还是反对反革命的“两面大旗”的问题上，他没有采取不妥协的阶级路线，也没有肯定无产阶级或中国共产党应该领导革命，②而只是同蒋本人在六个月以后不加犹豫提出的那些口号不谋而合。当然，这仍然未能阻止北京史学家把毛的1926年的文章说成是“中国最早的和最明确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纲领文献”，说它“正确地解决了”中国革命的所有“基本问题”。③实际上，在研究马列主义方面，毛还只不过是个初学者，而且在经过修改前的这篇文章中还有很多理论错误。④他充分掌握马克思主义理论只是在大约十年以后，是他的掌权方式己在实践中定形之时。
在形成毛后来的理论观点的实践经验中，有几件事要比1926—1927年冬春发生的几件事更为重要。在10月结束这一届农讲所时，毛显然在上海作过短期逗留去担任共产党的农民*原文第一次发表在《革命》半月刊1925年12月1日第4期第1—15页上。—编注部长。①他立刻就开始行动了。11月，
③布兰特：《斯大林在中国的失败》，第82—83页；韦慕庭等编：《关于中国共产主义、民族主义及苏联顾问的文件》，第278—281页。①斯诺：《西行漫记》，第136页。②《蒋介石全书》，1927年版。这本书的序言作者，是“东亚无我主”（笔名）所写，日期是1927年1月15日。
②唯一提到“无产阶级领导”的话是1951年加进去的。见施拉姆著《毛泽东的政治思想》第247页中关这种改写历史的例子。③何之：《中国现代革命史》，高等教育出版社1958年版，第75页。④施拉姆：《毛泽东的政治思想》，第46—47、210—214页。①斯诺：《西行漫记》，第135—136页。毛的年表是如此含糊不清，以致很难知道毛是否去过上海，是什么时候去的。南省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发表讲话。③然后他就对这个省的农民运动进行全面调查，形成了他那篇著名的报告的主题。
关于这一报告的思想正统性问题，已经有很多争论，④可简单作一概括。毛重视农民问题这件事本身并不是什么异端，因为列宁在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已谈到农民苏维埃问题和东方国家的农民为基础的革命问题。⑤从正统的标准来看，他的错误是在于没有提到无产阶级的领导作用，⑥而由于这个报告是向国民党做的，这样说就很不得体。总之，这篇报告的重要性并不在于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内容，而在于使这篇报告具有生气的革命激情，以及它所记录的重要历史时刻。
毛泽东在五四运动时写下了并以极好的口才谈到了进行文化革命的必要性，认为这是激发人民热情以达到中国的民族目标的唯一方法。可是在后来几年时间里，他在国民党的机构中，是如此全神贯注于国民革命的工作，以致对改造中国社会性质的必要性，兴趣大为减少。突然，在湖南农村，他发现自己面对着农民爆发出来的那种他从未想到过的革命热情，他写道：
很短的时间年，将有几万万农民从中国中部、南部和北部各省起来，其势如暴风骤雨，迅猛异常，无论什么大的力量都将压抑不住。他们将冲决一切束缚他们的罗网，朝着解放的路上迅跑。①
毛认为求得解放之路有两条：文化的和社会的。第一种主要是推翻迷信习俗——从反对尊祖到取消夫权——这对国民党的大多数人来说是可以接受的。第二种解放的办法显然就不会被接受了。毛在他的报告中确实常常只攻击“土豪劣绅”，而不针对地主。但在别的地方，他说得又很明确，他写道：“革命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农村革命是农民阶级推翻封建地主阶级的权力的革命。”②
如果国民党不仅象斯大林，而且也象托洛茨基所认为的那样是一个“农民党”的话①，那么它的领导人一定会欢迎他们的阶级反对剥削者所取得的胜利。遗憾的是，革命军的大多数军官不是出身地主阶级就是出身于同地主阶级有血缘关系的城市富裕家庭。国民党在1924—1926年对农民运动的异常同情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因为那些受农民威胁的地主都是支持广东的陈炯明的。但是现在北伐的革命风暴冲击了这个地区，大多数军官被吸收到了革命军
②《江苏和浙江农民的悲惨生活与他们的反抗运动》这篇文章，发表于11月25日《向导》周报上，可能是根据个人观察写成的，也可能是根据在上海得到的报告。第一种假设的可能性似更大，因为它的叙述具有第一手印象的生动性。（见施拉姆的《毛泽东的政治思想》一书，第248—249页。）③李锐：《毛泽东同志的初期革命活动》，第259—261页。④特别是卡尔·奥古斯特·威特福格尔和本杰明·施瓦茨就这一问题所交换的意见，载《中国季刊》，1960年第1、2期。⑤在最近出版的一份记录中，他甚至提出，共产党本身的组成应该适应农民国家的情况。关于这个问题，以及列宁关于以农民为基础的革命的思想，参见卡雷尔·德昂科斯与施拉姆合著《马克思主义与亚洲（1853—1964）》，第45—46页。⑥毛1926年这篇文章中提到的无产阶级和共产党方面的问题，是1951年加进去的。见施拉姆著《毛泽东的政治思想》，第150、247页。①施拉姆，《毛泽东的政治思想》，250页。（此段引文见《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3页。——编注）
②《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7页。①托洛茨基在1926年9月写的一文中把国民党说成是“农民自己的党”，类似俄国的社会革命党人。（见前引布兰特著《斯大林在中国的失败》，第217页）
取消土地革命，即使他们以国民党的名义这样做。
这就是斯大林命令他们做的事。早在1926年10月，当问题刚开始变得尖锐时，他就发了一份电报，强迫中共约束农民运动。②两个月以后，他在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全会上想找出一个两全其美的方案来。
斯大林在这一问题上的立场，其核心是信任蒋介石的“革命军”。斯大林对国民党军队的本质和意图，从北伐开始前所持的过分怀疑态度转为过分乐观的态度。对有些人说的在那些由革命军自己开创的地区普遍出现“某种失望情绪”的说法，斯大林回答说，苏联在国内战争期间也有过“同样的情形”。这样就显然把蒋的军队和1919年时的红军划上了等号。这个前提一成立，那么要一举解决下面两方面的问题就不难了，既要得到农民的同情，又不急于用过激的土地政策把国民党吓跑。那么，通过革命军队和“人民革命政权”（共产党员被邀参加这政权，并使之左倾）的机构，就足以“满足”农民群众的“迫切要求”了。总之，没有别的实际可能，因为“几万”中国革命者（中国共产党现已发展到这样一个规模）除了通过国民党的政府和军事机构，就不可能把“广大农民”组织起来。①
对国民党军队本质的认识以及对共产党应付国民党军队的能力所持的这种极其错误的看法，主要是出于无知呢，还是以保卫苏联自身利益为前提、对中国革命的命运完全抱怀疑和悲观态度？无疑，这两种情况兼而有之。斯大林政策的根子非常明显地所映在1925年1月他所作的讲话中。他在这篇讲话中分析了能“给我们的政权，给我们的国家”作出贡献的四个“苏维埃政权的同盟者”。第一个最重要的同盟者是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但遗憾的是欧洲“革命运动的状况”眼前还不能提供很多希望。第二个同盟者是“不大发达国家的被压迫人民”，它们是“我国革命的一支极巨大的后备力量”，但“他们行动得太慢了”。因此，必须依靠第三个“同盟者”，这就是资本主义国家间的矛盾（即靠外交手腕），而首先要依靠第四个同盟者，即苏联农民的支持。②
这种利己主义，再加上一个人的过分自信，就足以说明为什么苏联这段时期的中国政策以彻底失败而告终。这个人自以为他是马克思主义正统的卫士和提倡者，就对一个完全不同于他自己国家的大而复杂的国家的情况完全了解。但这并不是说，如果有更为现实的政策，就能轻易地、甚至有可能夺走蒋介石的胜利果实，从而建立共产党的统治。“国民党左派”中那些人本身的教训也是一个证明（他们竭力想通过党和政府来控制蒋及其军队），证明要想夺蒋介石的权是何其不易。
1926年3月20日的事变为国民党分化为左派和右派提供了新的动力。在1926年的最后几个月，当党和政府机关正跟随军队北去，并计划要在华中成立革命政府时，蒋同左派的紧张关系就不断迅速加剧。这种加剧元疑是由那些不同意斯大林对蒋介石抱信任态度的共产党员促成的，但它也是由蒋同左派领导人个人之间的敌对造成的，同时也是政府领导人看到大权在握的军事领导人在作出战略决策时不同他们商量而自然产生的一种不安心理。到1927年1月，武汉的“国民党左派”同南昌的蒋介石一些人之间的关系已经达到公开破裂的程度。再加上鲍罗廷和其他苏联顾问已经改变策略，公开动员人们起来反对蒋，因为蒋明确宣布他的意图是东向上海，而不是立即前往
②他本人在很久以后承认这一说法，见他在1927年8月的讲话，《斯大林全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第17页。①《斯大林全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第329—332页。②《斯大林全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25—28页。和军队的办法使蒋服从于党的领导，任命了从1926年春以来就逃亡法国的汪精卫为党和政府的领导人，在他未回国前，由谭延闿担任领导职务。
除这些组织措施外，三中全会终于采取具体步骤把斯大林在1926年11月关于要吸收少数共产党员参加政府的意见付诸实施。新成立了五个部，有两个部派共产党员领导，谭平山负责农民部，苏兆征负责工人部。刚从湖南调查回来的毛泽东，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的资格参加了会议。①虽然毛并不是那些被任命为部长中的一个，但他在三中全会上讨论农民问题时起了积极作用。3月15日，他提出了一份“惩治土豪劣绅暂行条例”，规定对那些搞反革命活动的人处以死刑或关押。他说：在革命形势下，用“和平方法是不能推倒土豪劣绅的”，必须对他们实行革命制裁，“最好，由农民直接行动”。②
很明显，毛被他在湖南目睹的革命风暴所吸引，而且在后来几周中，这一经历对他在土地问题上的立场仍然产生影响。1927年4月2日，武汉国民党中央执委会成立由五人组成的“中央土地委员会”，包括毛和谭平山。③这个委员会开了几次会，在一次会上，毛归纳了他从湖南认识到的重要问题，他说：
所谓土地没收，就是不纳租，并无须别的办法。现在湘鄂农民运动已经到了一个高潮，他们已经自动的不纳租了，自动的夺取政权了。中国土地问题的解决，应先有事实，然后再用法律去承认他就得了。④
土地问题委员会一系列“扩大会议”的第一次会议于4月19日召开，参加者是积极从事农民运动的许多政治工作人员，还有武汉政府的一些领导人。毛在这次会上根据国民党革命的要求来论证没收地主土地是正确的。他说，只有当“生产大军”供应革命军粮食时，他们才能前进，土地改革是使农民在这方面提供支持的最好办法。①
为了制定土地改革的明确政策，土地问题委员会决定成立五人小组，毛为组长，来起草一个“土地问题决议草案”。这一文件规定没收“土豪劣绅贪官污吏军阀及一切反革命分子”在乡村的土地。②这个标准本身尽管不很明确，但还是比较温和的。而毛及其五人小组通过的一个“土地调查”，其内容则要激进得多。它规定：“有地三十亩以上的富农、小中地主及大地主占百分之十二，均是反革命的”。③大家还记得，毛自己的父亲占有二十二亩土地，因此，他为反革命所定的标准实在是非常低的。
毛就是以这样的态度向委员会解释决议草案的，他的话表明他对革命行动的态度，既包含国民党革命又含有社会革命的目标，他说：现在所决定为政治的没收，如土豪劣绅军阀等等的土地，此为第一步。进一步再论凡
①见K·A.威特福格尔在《中国季刊》1960年第2期第17页一文，引自《人民论坛》，1927年3月18日。②蒋永敬：《鲍罗廷与武汉政权》，台湾传记文学社1972年版，第259页。这本书当然是极为反共的，但蒋先生得到了国民党的档案，包括三中全会以及毛在1927年4月参加的其他会议的原始文件。因此，他的书对毛在这时期的立场提出了完全新的看法。③蒋永敬：《鲍罗廷与武汉政权》，第278页。①同上，第284页。（前引毛泽东的这段原话为：“革命势力，目前虽见发展；但亦到了一个危机，此后非有一支生力军必归失败。要增加生力军保护革命，非解决土地问题不可。..兵士能否永久参加革命，亦即在土地问题解决。”—编注）
②同上，第286页。③同上，第289页。南已不成问题，农民已自行分配。..军阀在湖南，是剥削农民的。国民（即武汉）政府到湖南后，仍未能完全免除剥削..
毛作了详细的解释，说明为了进行战争的需要，从农民那里取得资源是必要的，说如果没收了土地，人民得到的就会更多。因为那时农民已不用交地租，他们就能不那么困难地交付大量的税。他把“土地调查”材料中已暗示的，但在“土地问题决议草案”中未公开提到的结论明确提了出来，那就是，应该象没收地主土地一样没收富农的土地。最后他大力强调各地区的不同条件，因此需要有个灵活的政策。他说，在农民已经开始平分土地的湖南，“政治没收”就不够了：反之，在其他农民运动发展较慢的省，搞“经济没收”的条件又尚未成熟。②
4月22日，毛在土地问题委员会扩大会议上提出了他的决议提案，汪精卫对这个文件表示担心，因为它“名以政治的没收，而实行经济的没收”。”按他的看法，政治没收只能扩大到大地主。汪精卫的批评倒不使毛感到意外，更为严厉的一击是夏成的批评。**他不仅是个共产党员，而且从毛在长沙学生时代组织新民学会及其他组织以来一直是毛的密友和政治合作者。夏说，这个决议提案有“很多矛盾”，会使“..贫农与富农立即斗争”，总的说来是完全行不通的。
另一个共产党员彭泽湘，则批评这一决议提案的提法还不够，他要求立即“无条件的没收”一切土地。有些人埋怨毛走得太远了，有些人又说他走得还不够远。毛在回答这些批评时说，只要有四个或五个象湖南这样的省，那就有可能立即彻底解决土地问题。但在目前形势下，这样做条件还不成熟。接着就重申他的基本思想，他认为，事实要比合法的条例重要得多：“不过人民不缴租给地主，制度是为解决土地问题的，法律是在事实之后加以承认的”。一旦“经济没收”在全国的条件成熟，*蒋永敬的《鲍罗廷与武汉政权》一书中关于汪精卫的发言有如下记载：“如汪之批驳云：‘关于决议草案第一项，是政治的没收，似嫌笼统，因为由此可以变为经济的没收。我们现在要问所谓耕者有其田，是否今日即需做到？如不有明确决定，即可用政治的没收其名，而做经济的没收其实，因为一切大中小地主都可加以反革命的头衔，而没收其土地也。’”一编注**蒋永敬在同书中关于夏曦的发言有如下记载：“共党分子夏曦亦认为前项草案有‘很多矛盾’，他认为：‘草案是一部分没收的，其未被没收的部分仍有地权，如此有两种佃农：耕国家的，耕私人的。..两种所纳田税不同，则农民立即分化，贫农与富农立即斗争，革命必致破坏。所以这个草案是否能行，甚属疑问。”——编注就可以准备另一个彻底解决土地问题的决议了。①
1927年4月20日，**在土地问题委员会的第四次扩大会议上，通过了一份“革命军人土地保障条例”，规定最大的地主的土地也可不没收，只要他们有亲属在军队服役。至于其他问题，大家一致认为，毛的“经济没收”的办法——即由农民直接采取行动拒绝交租——不是一个好方法；而“政治没收”，即在小范围内同意不没收军人的土地，是最好的解决办法。会议还
①关于“经济没收”和“政治没收”这个提法在当时有两个不同的含意，既指没收的方法，又指没收的目的，就是说，“经济没收”既指通过“经济”手段进行没收，诸如拒交地租，同时又带有改变土地结构这一经济目标，这是同巩固革命军队的政治目标相对而言的。毛在此是以第二种含意来用这一词的。②蒋永敬：《鲍罗廷与武汉政权》，第289—290页。①①②蒋永敬：《鲍罗廷与武汉政权》，第291—292页；第293页。**据蒋永敬书中说，此次会议是1924年4月24日召开的。—编注
4月26日，鲍罗廷也参加了会议，并建议要实行有区别的政策。在武汉政府控制的地区，只应实行有秩序的、有限制的没收；而在其他地区则要用大量的激进的口号来发动农民。陈独秀表示完全同意鲍罗廷的意见。④关于解决土地问题的决议终于在5月6日通过，规定只没收大地主的土地；小地主和“革命”军人的土地都不在没收之列。根据毛和鲍罗廷的要求，还规定农民可在当地组织自治。⑤
这就是4月讨论的情况。毛在其自传中说，这时候讨论了他在提纲中提出的意见（可能是指在他领导下所写的决议草案）。他“建议——广泛地重新分配土地”。⑥但同时他又给人这样一个印象，似乎通过的决议是完全符合他的立场的。但就我们所见事实并非如此。⑦这个问题又由于有下面这一情况而现为复杂。就是在4月份，毛还被行命为全国农协临时委员会的五个常务委员之一。五个常务委员中的三人也是土地委员会的三个委员：毛本人；武汉政府农民部长谭平山，以及国民党左派的重要领导人邓演达。但是农民协会常务委员会是由谭延闿领导的，他是汪精卫在政治上的亲密合作者。他和汪本人一样，在那时一直被看作是国民党左派。可是在农民的革命行动面前，他变得越来越沉默了。
毛自己的说法是，这个组织是由中国共产党主办的。可是问题很明显，就算名义是由国民党的重要人物领导，这样一个机构也很难说是共产党建立的。⑧不管怎么说，它的作用主要是约束农民，目的是不使共产党同国民党左派的联盟破裂。这一任务更为紧迫，因为武汉政府需要得到湖南军阀唐生智的武力支持。唐是在北伐时投入到国民党事业中去的，表现得很开明，并早在1926年10月就同共产党建立了良好的关系。①但这并不能改变这一事实，即他军官团中的大多数人都出身于湖南地主家庭，因此受毛在几星期前以巨大热情考察的事件的影响也最为直接。受唐生智领导的第三十五军军长何键，在4月进行的关于土地问题的讨论过程中，公开而坦率地宣布：相当多的官兵，特别他自己军队中的官兵都拥有土地，因此，在决定土地政策时必须把这一情况考虑进去。②
莫斯科不管这些警告的信号，仍坚持不仅要同武汉的国民党左派合作，而且还要同蒋介石合作，上海工人在起义后把这个城市交给了蒋，但蒋很快就在1927年4月用对上海工人闻名的大屠杀解决了问题。中国共产党在这一
③蒋永敬：《鲍罗廷与武汉政权》，第297—298页。④蒋永敬《鲍罗廷与武汉政权》一书称，“中央首领陈浊秀大致赞同鲍罗廷的意见，但亦有不同之处。”—编注⑤同①，第298—304页。（《解决土地问题决议草案》规定：“国民政府应从速颁布乡区县自治机关组织条例，并选派农政人员前往各乡区县指导并扶助其组织。”—编注）
⑥斯诺：《西行漫记》，第136页。⑦关于4月讨论的其他说法，见罗伯特·诺恩与尤丁合著《罗易赴华使命—1927年的国共分裂》（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1963年版）第74页，以及前引阿基莫娃著《在革命中国的两年（1925—1927）》，第349—350页。
⑧上面所引领导人名单是根据一个原始文件未尾的署名，这一文件存放在胡佛研究所的艾萨克斯收藏的材料中（任命日期为1927年6月13日）。江渡辰吉引用了一个日本的材料，也证明谭延闿是主席（《中国季刊》，1962年第9期）。毛的说法见前引斯诺所著书第137页，蒋永敬并未提及这个机构，但它仍可能是在4月讨论过程中建立的，也许是作为一种手段，以保证在实际贯彻所通过的决议时不致被激进思想所歪曲。①韦慕庭等合编：《关于中国共产主义、民族主义及苏联顾问的文件》，第417、394等页。②、蒋永敬：《鲍罗廷与武汉政权》，第294页。既能得到唐生智的兵力保护，又能继续进行土地革命的政策。这个打算失败了，他们既未得到安全，也未能推进革命，这并不奇怪。但他们倒确实得到了经验教训，有些人从这一教训中还得出了结论：他们可以自己管自己的事，起码也能做到象斯大林那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