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其所称的那样，延安整风运动历时近四年。
他在1941年9月10日召开的扩大政治局会议上首先发难，采取的是批判“主观主义”的形式，而主观主义指的是不能把党的政策应用到中国条件下的现实中去。作为一般的主张，这是毛自春天以来一直在讲话中论述的话题。此时他已位居至尊。1930年的“立三路线”就是这样的一个例子，他说。从1931年到1934年的四中全会领导层的政策更具有破坏性。而且，问题还没有完结。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教条主义仍然具有很大的危害性，必须发动一场运动来同他们斗争。
到六星期后会议结束时为止，毛几乎得到了他想要的一切。王明和博古为他们在江西的“错误的‘左’倾路线”而受到谴责，他们以前的同伙包括张闻天在内，都做了自我批评。惟一的小遁词是，如毛所提出的那样，准确的时间就从1931年1月的四中全会本身起，留苏学生们开始犯他们的错误了，王明恰在此前回到莫斯科去了，留下了博古负责。但甚至就连这一条也起到了离间他的两个主要对手的效果。
好几个因素结合起来，促成了这一突破。
由于不断重复的绝对力量，在过去的五年当中，毛的走一条中国特色的道路的号召，已经逐渐渗透到党的集体意识中去了。他本人就是这条道路的例证，到1941年为止他的记录说明了一切。自遵义会议以来，党繁荣了；而在此前，在留苏学生们的领导下，党曾濒临毁灭的边缘。还有，毛允诺他的同事们，即将开始的运动目标只是“改正”错误思想，不是针对有错误思想的人。指导方针是“治病救人”，而不是从前那些政治运动所特具的“残酷斗争和无情打击”。
毛以后会形容1941年9月的这次政治局会议，是他登上至尊权位的六个重大步骤之一。会议排列了在他之后的领导层名单(除去拒不认错的王明、博古之外)，认可了他随后将要发动的整风运动所制定的具体安排。
直到这一时刻为止，毛所做的一切努力都还局限在党的最高层的精英之内。在一个到那时为止已经拥有80万党员的政党内，可能还只有不足150的人数，清楚这场并未展开的斗争。甚至连作为一名中共政治局正式委员的彭德怀，以后也承认直到一年之后他才真正抓住了涉及到的一切。普通党员对将要发生的事情了无所闻。
但是到1942年2月，整风步入了公众范围。
当月，毛在中央党校做了两次重要讲话，并在讲话中提出了运动的目标。“我们都是共产党员”，他告诫他们，“因此，我们必须保持我们队伍的良好秩序，我们必须稳步进军。”
他宣布说，将来评价党的官员，要看他们是否能够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解决实际问题，而不是他们“读一万本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的书，并……一句一句背下来”的能力。
这些责难并不直接针对已经判定不可靠的王明及其余党，而是针对他们所代表的思想方法。接下来的12个月当中，当普通党员们集中学习和分组讨论，吸收那些源源不断地灌输给他们的毛的思想和党的历史观时，中国共产党的知识重心就发生了转移。马克思列宁主义智慧的源泉不再在莫斯科那里，而是在延安这里了。
1943年3月，以整风运动所产生的新的政治现实为根据，党的统治机构的组成缓缓地进入了轨道。毛被提名为政治局及一个新的三人书记处的主席，书记处中还有新加入的刘少奇，他事实上（但还不在名义上）已经成了第二号党的领导人，另外一个是任弼时，五年前在莫斯科同王稼祥一起推进了毛的事业。王本人成为在毛之下的宣传部副部长，而自从1938年转投毛的麾下后，事业同样有成的康生，成为在刘之下的组织部副部长，这是中央的另一个要害部门。而自1931年以来一直是最高领导层的一名成员的王明，从决策层被排挤了出去。
然而，真正的创新，已然是醒目的白纸黑字了。如同以往，书记处在政治局不开会的时候被授权决策。但这一次宣布说，倘若其成员不能达成共识，便由毛说了算。其中的意义不止于授予他双方相持时主席的决定权，或甚至是否决权，还意味着即使其他两名书记处成员都不同意，毛的观点还占优势。
或许，在战争期间，如此非同寻常地集权于一人之手似乎还算正当。毛的同事们可以让自己放心的是，政治局和中央委员会都是保留着最高权力的组织机构。但事实真相是，大红花轿已经把新娘抬了出去。到那时止，就连博古都停止抵抗了。王明独自一人负隅顽抗，成了其他众人的反面教材。目睹了毛的崛起的领导层其他成员，知道自己的未来取决于如何把握好与毛的关系，绝无兴趣成为去阻止他们多数人都视为无论如何都无可避免的权力膨胀的障碍物。
到1943年为止，毛已经在他的党内成就了以往任何中国共产党领导人都无法企及的高位。
但他的作用还只是局限在共产党所控制的地区，就一个国家整体而言不过是一小块地盘。下一步便要启动个性与思想的宣传的流行方式，以使他能够在以下的六年当中，挑起和指挥一场武装斗争，去争取大部分人口的支持，这时候要去统一在共产主义事业下的就不仅是全党，而是全中国了。
如同25年后的文化革命那样，延安整风运动远不止是一场争权夺利的斗争。这是要给人们的思维方式带来根本变化的一个尝试。
其根子在于统一战线政治之中，统一战线需要党戏剧性地扩大它的吸引力。在1935年12月的瓦窑堡，在毛的敦促下，政治局同意，党的人员组成应向“一切愿意为共产党的地位而斗争的人”开放，而“不论其阶级出身如何”。这一公式在共产国际提出异议后收回了。但开门的方式还继续着。为争取所谓“中间阶级”———爱国的资产阶级、中小地主和知识分子，也就是构成国民党政治上的支持力量的下层普通成员———起见，中共软化了它的政策。在1940年3月的一篇题名《新民主主义论》的文章中，毛提出，社会主义还保留着最高目标，但它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当前的任务就是与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做斗争，这也还需要很多年的时间。
阶级合作的政策取得了超乎预想的成功。从卢沟桥事变到1940年中期这三年当中党员人数激增近二十倍。但许多的———如果不是大多数的———新参加者，是为爱国主义而不是为共产主义信条吸引过来的。
因此，下一个问题就是，如何将这个广大而又混杂的党员组成，锤炼成一支纪律性强的政治队伍。
30年代初期，共产党已经令人害怕地“布尔什维克化”了，但是从那以后也产生了厌恶情绪的浪潮，希望消除任何重复出现这一情况的根源，连毛本人也希望这样。到长征结束时为止，他也曾认识到，必须找到解决党内分歧的较好途径。1935年他曾对徐海东说过，共同经历过如此艰难困苦的人不可能从根本上对党不忠的。后来，他们也曾尝试过各种新方法的设计，包括“改过自新”，就是让犯错误的同志坦白错误，并公开保证重新做人。但是，毛最终提出来的答案却源于他年轻时所学经典上的教诲。
他在整风运动开始时宣布说：“如果我们党的作风完全正确，全国人民就会向我们学习。”如同孔夫子所述，道德样板的力量———就像在江西所定义的、其后又在文化革命中再次闻名起来的那个词，“红色”———是左右人民思想的关键。然而，孔夫子在这里坚决主张，对于群众，只“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而作为一名共产党员，毛却坚持，“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能够自发地产生革命思想。
在整风运动中，这一方法被运用到党的自身队伍中去了。毛所寻求的“启蒙运动”，本打算让党员本身志愿掀起来的：“共产党员对任何事物都要问一个为什么，都要经过自己头脑的周密思考，想一想它是否合乎实际……绝对不应盲从，绝对不应提倡奴隶主义。”然而，与此同时，他又坚持思想统一的必要性。“服从中央领导”是特别予以强调的。
毛对这种矛盾说法的偏好，成为其政治风格的一大标志。这是极其简单的一种手段，使他在一场意识形态运动的过程中能够纵横捭阖，左右逢源，诱使其真正的或假想的对手吐露其观点。
整风本来就没打算和风细雨地开展。其初衷就是要一决雌雄，不仅要针对王明及其代表的思想，而且要更广泛地针对党内一切以任何方式拒绝接受毛的思想的人。“治病救人”只是一个好原则，但毛并未允诺说不会带来痛苦。他曾解释道：“首先一个方法，就是重重地给患病者一个刺激，向他们大喝一声‘你有病呀’，使患者为之一惊，出一身汗，然后好好地叫他们治疗。”
而且，儒家的说教可能是主要的方法；但是，就像他的帝王前辈们那样，毛保留了对那些拒不屈服的人采用法家的高压措施———不是对王明那样的高级领导人，他们的地位保护他们免遭残酷的压迫手段，而对那些次要一些且更易受到伤害的人来说，其所受的苦难则可以起到杀一儆百的警示作用。
1942年的延安，那些顽固不化者中首当其冲的，当数名叫王实味的一位年轻的理想主义作家了。
真诚，而不是轻信，一直是多少世纪当中，中国知识分子的最具吸引力和忍耐性的特点之一。在从战争开始以来成群成群地拥到共产主义大旗下的文艺家们当中，毛进行党内辩论并质询长期坚持的真理的号召一经发出，大字报顿时铺天盖地而来———以像“矢与的”、“轻骑兵”、“驼铃”和“西北风”这样的笔名———如同20年前的五·四运动一样。
女权论者丁玲出言不逊地攻击党对妇女的虚伪态度。她的同事诗人艾青，刻薄地抱怨毛的文化政委希望他“红肿之处，艳若桃花”。但是，至此为止挖苦得最凶的文章还是王实味的杂文《野百合花》，登在3月份的党报《解放日报》上。他公开指责“延安的黑暗面”———“三等衣服、五等饭”是分配给高级官员的，此时“病号吃不到一碗面条，青年人一天只喝两碗粥”，那些握有政治权柄的人享受接近年轻妇女的特权；干部对普通人存有优越感和冷漠感。
讽刺和批评都是需要的，他说，但文艺家们必须知道，他们属于革命界限的哪一边，那些(像王实味)用他们的精力去刻画“无产阶级的所谓‘黑暗’”的人都是“小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者”，“革命队伍中的蠢虫”。他继续说，艺术的目的就是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文艺家的“基本任务”是，成为群众的“忠实代言人”，将自身融入到群众的生活中去，并赞美他们的革命斗争。
四天后，王被押上一场思想公审大会。纵然他采取的是一种较温和的形式，但他还是60年代斗争会的一个雏形，连续两星期，他的党内同事们辩论他的错误。毛的政治秘书陈伯达定了调子。他把王比喻成一只蚂蟥，还指示要称呼他为“屎味同志”，这是用谐音改变名字的无聊文字游戏。那位勇敢诗人艾青吟诗道：“他的观点真反动，他的药方真有毒；这样的‘人’不配称为‘人’，更不必说是同志。”就连反叛的丁玲也认定公开指责他是上策。依照整风的逻辑，王只是洗罪还不够。他的作家伙伴们公开羞辱他。他的“公审”首开一种集体揭发惯例的先河，成为此后数十年中中国共产党对付唱反调者的一项基本措施。
随后，他被从文学会中开除出去，这意味着不再允许他创作了。“其余每一个人”，一位参与者回忆道，都“甩掉了思想包袱”———换句话说，保住了自己的皮———长吁了一口气，决心今后低头做人。
然而，毛还是不相信这些作家们得到了足够的教训。王本人拒绝改变初衷，坚持说他所写的东西都是希望党好。据康生说，延安知识分子中有90%内心里都同情王。整风运动因而扩大化了，丑化王的努力转入高潮。在他遭“审判”期间，他已经被扣上托洛茨基派、“反党思想”的帽子，还说他具有一个“肮脏和令人作呕的灵魂”，盘踞在他精神世界的是“一个反革命的大粪坑”。就这样，他还是被作为一个犯错误的同志对待，可能还会被挽救过来。第二年春天风气一变，王被正式指控为一名国民党特务，并且领导着一个托洛茨基派的“五人反党集团”，已经“钻进党内以摧毁或暗中破坏党”。
最后他被安全部即党的保安警察的官员带走，同行的还有其他200名政治上不可靠分子，拘押在枣园的一处中共秘密监狱里。“反党集团”是一个纯粹而简单的阴谋诡计，康生从此逐渐玩熟了这一套把戏。王同其他四名据称的成员，两对已婚青年，彼此仅稍稍相知但享有相同的自由观点。这些就是“阴谋”之所及。那些置身界限之外的人将会发现，儒家的天鹅绒手套已为法家的斧钺所取代，而这正如毛此后所指出的那样，他们的案例已由“人民内部矛盾”转化为“敌我矛盾”了。
在将王逮捕后，毛下令说，既不可释放也不可杀掉他。在拘押中，他成了“一个脸呈死灰色的青年”，说话时“背书似的”，被当做警告党内其他人等的活的教材，一旦他们在毛所指定的路线上动摇起来，等待他们的将会是什么。
1947年春，在共产党员们从延安撤离时，贺龙是地方军事指挥员。西方人通常将他描述成红军中的罗宾汉，一个鲁莽大胆、浪漫、爱劫富济贫的传奇式人物。但像其他将领们一样，贺龙也是一个固执而无怜悯心的人。他们痛恨像王这样的知识分子，在他们抱怨文学上没有自由之时，年轻的将士们却在血洒疆场。一天早晨，贺龙下令，在靠近黄河旁的一个村子里，将王实味处死。毛听到这一消息后，咬紧嘴唇一言不发。
与毛在党内坐稳头把交椅相伴而来的是日渐增长起来的个人崇拜。20年代末，在华南的那些操广东口音的村民们已经在编织他们称之为“莫达冲”的“匪渠”的神话了，当局是杀他不着的。但是在全国范围推动他的作为中国共产主义旗手形象的决定，却随着埃德加·斯诺的《西行漫记》的出版而迟到了十年。斯诺写过，他在毛的身上觉察到“某种天命所归的力量”。毛也明显觉察到这一点。1935年冬在描写陕北风光的一首词《沁园春·雪》中，他曾充分地显露出他的雄心勃勃的衷曲：
千里冰封，万里雪飘……山舞银蛇，原驰蜡象。欲与天公试比高。
随后毛将思想转到在他之前观赏到这同一景象的中国古代帝王———秦始皇、汉武帝和宋太祖……他写道，他们都曾战胜过，而且都是白璧微瑕。“数风流人物，”毛宣称，“还看今朝。”
这一对比之蔑视纲常与胆识过人是令人瞠目结舌的。当红军还只能召集到几千装备不整的士兵时，毛已经看到他本人作为共产主义新时代的奠基人的形象，随时准备去博取从先辈帝王那里承袭下来的至圣冠冕了。
这样，在精神上，从长征———其坚忍不拔的史诗般的伟大功绩也作为牺牲献给了这一使命感———结束时开始，毛逐渐受到这一思想的感染，即他本人就是一位“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的非凡人物。打从那里起，他只不过是跨越了一小步，一旦时机成熟，便可推动一场声势浩大的运动。
1937年6月，或许并不是时间上的巧合，在《真理报》首次刊登毛的一幅肖像前几天，新创刊的中共周刊《解放》也刊载了一幅。这是一幅木刻画，阳光照亮了毛的面部。六个月以后，毛的第一部 著作选在上海出版发行。1938年夏又经历了另一个里程碑式的事件，其时毛的忠实助手林彪，撰文写了他的天才领导，终毛之余生，这一短语被滥用过度，以至毛本人都感到腻味了。与此同时，毛与他身边的人的关系也发生了一种微妙的变化。延安早年的西方旅游者们都为该地的不拘礼节所折服。毛不打招呼就可以赴宴或玩牌去。共产国际的顾问李德写道：“那里发展出了或许本来可以称为社会生活的东西。”
1938年春，维奥列特·克雷西马尔克斯，一代显赫的无畏女旅行家中的一位，战争期间独身一人做穿越东方的旅行。在她应邀到毛在凤凰山的院落时，发现外大门由一名手提轻机枪的士兵守卫着，而在内大门则又有一名警卫挎着“以前我从未见到过的裸露的最大的砍刀”。就在不到十年前的井冈山甚至瑞金的那些逝去的岁月里，毛和其他领导人还是住在农民中间的。此时，无孔不入的等级观念渗透其中了。毛不再去看别人，他们都来朝拜他。那年稍晚些时候，他征用了城里仅有的一部交通工具，一辆捐赠的雪佛莱牌货车，作为他的代步工具，车上漆有炫目的英文大字“救护车：纽约华裔洗衣工人王家救亡协会捐赠”。政治局其他领导人仍然步行。
不是每一个人都欢迎此时附加在毛身上的最高级———“最富创造性的”、“最有素质的”、“最富才干的”、“最有权威的”———滥用现象。就连毛的最执著的支持者之一刘少奇，也发出了一个谨慎的警告。他在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篇文章里写道：“我们禁止盲从，也禁止任何偶像崇拜。”
随后到了1942年11月，从欧洲传来的消息使这种犹豫沉寂下来了。“红色凡尔登”———斯大林格勒战役，如毛所称，是大战的转折点，预告了法西斯轴心国的最终崩溃，中国国民党与共产党之间重新爆发冲突的时刻也更临近了。
敌对双方的阵营都重新调整了注意力，建立一个象征性首都，以适应迫近的为国效忠竞赛的需要。1943年3月10日，蒋介石出版了一本书《中国之命运》，重申了他作为中国统治者的地位。几天之后，毛也跃升至政治局主席，因而也是共产党党魁。在各自控制的领土与人口的对比上，蒋还占着较重大的优势。但是这种差别正逐步缩小。蒋的书在白区中小学及大学中要求强制阅读。毛的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意义》的著述成为红区的指导纲领。
两个月后，作为对于西方盟友的一种姿态，斯大林解散了共产国际，毛的举足轻重的地位进一步加强了。中共此时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际上都是一个国家级政党了。
当两党对抗中的人员规模问题越来越迫切需要加以确定之时，毛周围的个人崇拜也达到了一个新高潮。
这就是专有名词“毛泽东思想”被创造出来之时，也是其“选集”首版编纂之始。也就是在那个时候，《东方红》被创作出来了：
东方红，太阳升。
中国出了个毛泽东。
他为人民谋幸福，他是人民的大救星。毛的肖像张贴在遍布红色中国各地的村庄的墙上和公共建筑上。学校也以他命名：在延安有“泽东青年干部学校”，山东有“泽东青年学校”。蹒跚学步者也被教会歌唱：“我们是毛主席的好孩子。”
翌年冬，劳动模范们发出信息，高呼毛是中国的“救星”，在中国人的心目中，该词具有可上溯到皇帝与上苍之间古老的联系纽带的神话色彩。1944年春，应邀去种植首株小米，象征性地耕种了第一垄土地。
然而，依然缺少一个因素。
综观中国历史，对于一个觊觎权力的新王朝来说，对过去的总结在创建政治基础中往往发挥关键的作用。在毛的情况下，还有一个斯大林统治俄国的额外榜样。这位苏联的独裁者在对最后的敌手进行肉体消灭的大清洗之后，采取的最初行动之一，就是在1938年颁布他自己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它被翻译成中文，并在一年后的延安被指定供干部学习之用。以后，它又被包括在整风运动所采用的教科书之中，作为一种对毛的同事们依然有效的信息。
但是，“党史的澄清”问题，如其精心选择的称呼那样，继续困惑着他。
在毛一方，问题的要点是，如同斯大林以及历朝历代的中国帝王那样，势将忍受没有对手的权威原始史料的尴尬情况。党的早期领导人陈独秀和李立三已经名誉扫地(瞿秋白若非作为烈士献身，必定也会如此)，但资料却不足。已被抛弃的王明、博古的政治路线也缺乏足够的资料。对非毛泽东思想的揭露和批驳却必须彻底进行。中国以往的帝王史上不乏此类先例。18世纪的大清皇帝乾隆，导演了一场极其恐怖的文字狱，要一劳永逸地根除煽动性思想。
又过了18个月，他才对他想要达到的控制程度最终感到满意了。从1943年末直到1944年春，作为毛的指定人选，刘少奇发动了对把王明送上台的四中全会的攻击，每一个人都曾与王有过牵连，从张闻天和周恩来开始，都做了洗心革面的自我批评，接着由其同事轮流批评。
1944年4月，随着一切抵抗都偃旗息鼓，毛准备结束这种自我鞭笞的无节制行为。他宣布说，王明和博古无须像俄国的老布尔什维克们那样接受反党罪行的惩罚。党的政策回归于怀柔了。
毛也对“抢救运动”的过激行为做了一个无语的道歉，向集会的干部们深鞠一躬，以作为一种补偿的表示。
在新的钦定本党史中，毛反对陈独秀、瞿秋白、李立三和王明的“错误观点”的斗争，他本人自1935年以后的正确思想的胜利，都被作为一个单一而连续的整体的连接部件加以描述。
又过了一年，体现了这一原则的《关于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正式本由1945年4月的中央全会予以通过。因为每一名高层党员与他所曾直接卷入的事件相关的阐释都有利害关系，这个《决议》先后被修订了14次。事实上，此类事件的某些细节引起了如此之大的争议，以致这类辩论不得不从七大最初定下的议程中转移到先行召开的中央全会中去，因为全会的规模较小，更便于控制。从团结的利益着眼，博古被定为起草委员会的一名委员(表明他认可了对他本人以前的政策的批评)，王明最终也被劝说写了一封信承认错误。重建起来的对于团结的认同感洋溢在
整个大会期间。在毛的坚持之下，博和王两人都重新被选入了中央委员会，尽管是倒数第一和第二的位置。由于其“左”倾偏差而被点名的李立三，远在苏联而未能出席大会，在那里他含羞忍辱地度过了他人生的最后15年，他甚至连大会的召开也一无所知，居然也保留了委员的席位。
毛成了全党的主席，此前只是书记处与政治局的主席。刘少奇被确定为他的第二号人物，预定的接班人。周恩来在名单中排位第三，尽管有着某种暗示说，他整风后仍然处于试用阶段，毛允诺他在中央委员会的名单中向后放一些。这是一个并不十分微妙的提示：周是依照毛的意愿留任的。朱德总司令排位第四，任弼时第五。
七大结束时，毛最终取得了权力的融合，这是遵义会议以来他孜孜以求的意识形态和一种能引起大众狂热拥戴的无法形容的领袖气质的融合。一些年来，他的来访者中那些敏感的人不知不觉地体察到正在发生着的变化。1939年，埃德加·斯诺发现他获致了圣哲般的安详。埃文斯·卡尔逊记述了他出神入化的气质。但李敦白在将毛与周恩来做了比较后说得最好。他写道：“与周在一起时，我觉得他是朋友，也是同志；与毛泽东在一起，我觉得自己似乎就坐在历史的旁边。”
到1944年夏，欧洲的战争风潮强烈地倒向联盟国一边。意大利投降了。美英联军在诺曼底登陆。一度不可战胜的德军给勇于为国捐躯的苏军从东方推挤到本土的边境上。在亚洲，日军同样动荡不安。日军一次大规模的攻势仍在中国进行，但在另一处的太平洋的舞台上，他们正节节败退着。当东京的最高司令开始盘算不可想像的本土守卫之时，斯大林和罗斯福已开始将注意力转向日益迫近的战后秩序的构建上。
1944年7月22日，一架带有美国标志的飞机出现在延安上空。它所引起的感觉几乎和五年半以前王明的到来一样强烈，不只是因为就在它打算着陆时，在下跑道的一刹那，左轮撞上了一个大土墩，致使它突然而猛烈地向一边滑倒，机身上留下了一个大窟窿，整个飞机戛然而止。就这样开始了所谓的“迪克西使命”，美国的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直到1970年初为止)的与中共建立官方通讯渠道的公开尝试。令人惊异的是，没有一个人受伤，并在受到周恩来的接见以后，这一小组的美国联络官员被送至他们的馆驿，双方在此开始学习相处的经验。必须提醒美国佬的
是，在想要什么东西时，他们不可大叫大嚷地喊“BOY”(侍者)，而要礼貌地叫他们“招待员”。中国人则首次发现自己与非共产党的西方人处于准外交关系中。毛定了调子，下指示把“我们的朋友”这个词加进《解放日报》的标题，以显示对这项使命的欢迎态度。他和其他领导人应邀观看了用汽油驱动的电影放映机放映的好莱坞音乐片，还有像查理·卓别林的《摩登时代》一类的流行影片，并因此而取消了作为延安的主要社交活动的星期六晚舞会。
如同这个小组的被正式定名那样，派遣美国观察使团的决定，是罗斯福、斯大林和蒋介石三人之间三角策略的一部分。每一方都想以牺牲另外两方的利益为代价来发展自己的利益。
对蒋总司令腐败独裁并日益失去民心的政权在有效推进战争上的无能为力，美国人已经感到腻烦了。他们要的是国民党和共产党之间的一项和解协议，以中止不断发生的相互伏击事件，合力驱逐侵略者。
斯大林担心美国在中国的保护权地位的创立，想要与国民党政府建立条约关系，并要求中国人保证在未来任何强权斗争中保持中立，承认俄国在中国东北的“特殊利益”，尤其是铁路与港口的租让权。同时他还对国共之间的一项协议感兴趣。
总司令本人坚定不移地反对国共和谈。但在华盛顿和莫斯科的共同压力下，他勉强地屈服了。1944年11月7日，罗斯福总统的个人特使帕特里克·J·赫尔利，动身到延安来并开始了一项斡旋努力。
不巧的是，没人想到提前捎个信说将军正在途中。当带着迪克西使命的装备从重庆出发的每星期一次的美国飞机抵达延安时，周恩来恰好就在机场，吃惊地看到出现了“一位具有军人风度而又十分英俊的男人。他身穿见所未见的缝制得极其漂亮的军服，胸前佩戴着标志各场战争的各色绶带。绶带那么多……美国打过的战争此人可能都参加了”。在有人告诉他这位尊贵的来访者是谁之后，周连忙跑去找到毛，并临时召集一个步兵连拼凑成一个仪仗队。但那一天的可惊奇之事才只开了个头。赫尔利从一个俄克拉荷马的孤儿爬升到一位石油百万富翁，可以说是美国
资本主义的化身，其人骄狂自大犹如一只孔雀，喜爱摆弄照相机。使团的不少人回忆说，他在接受检阅时，“伸直身子，挺起胸膛，像一个得意洋洋的小伙子那样高叫印第安人的战争呼号”。毛与朱德瞠目结舌，感到难以置信。
赫尔利三天时间的访问，结果变成了颇具美国政策特色的误解中国的实际教训，直到25年之后理查德·尼克松当上了美国总统时为止。
两星期后，和平努力便告搁浅。当迪克西使命的指挥官戴维·包瑞德上校12月做最后一次和平努力时，他被淹没在毛的反指责的旋风之中。
包瑞德报告说，毛的态度“极其强硬”，并且有好几次他都是大光其火。“他一次又一次向我们大叫：‘我们将不再让步！’‘蒋介石那个王八蛋！’还有‘（他）在这里，我要当面痛骂他一顿’……周恩来则以平静的话语支持毛泽东所说的每一个问题，会谈结束时，我感到，对于两位聪明、无情、坚定的领袖，我所谈的都是白费唇舌，他们绝对相信他们的地位所具有的力量。”
当然这就是毛的做戏所要传递的印象。但是包瑞德的结论给这些共产党人贴上了过多的油彩。在1944年年底，他们有70万人的军队，控制了9000万人口的地域。蒋有150万人的军队，控制了2亿人口。国民党的军队“仍然是强大的”，毛在数月以后警告说，红军若是低估他们将是十分冒险的。
就在这种背景下，赫尔利将军的和平努力，尽管做法十分拙劣，却给了毛以很大的帮助。他把蒋拖进了讨论之中，有助于使共产主义事业合法化。蒋要么树敌于其美国盟友和所有那些在爱国基础上而不是在政治基础上支持他的人，要么他就脱不了身。
美国的斡旋给了毛一个巧妙改善共产党在国际上形象的机会，说服那些紧随迪克西使团的后尘而蜂拥到延安的中国人。中共是一个温和的党派，基本上是由土地改革派构成的，共产主义色彩较名义上浓不了多少。不过就在六个月前，这只特别温和的“兔子”倒着实把斯大林吓了一大跳，当时他对美国驻苏大使阿沃里尔·哈里曼说，毛及其同事们都是优秀的爱国者，而不是“麦淇淋共产党人”，意思是说他们不是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这一种观点不仅很有利于他推进国民党与共产党之间和平调解的努力，而且也反映了他对毛派教条的正统性的真实怀疑)。毛在其《新民主主义论》的大纲中表明，中共当前的目标并不是苏联的共产主义，而只是一种混合经济，但这两者是一致的。在赫尔利交易之后，这一“温和运动”进入了高潮，并倾向于一种强烈的亲美情结。毛大声疾呼表示怀疑说，是否“把我们称做民主党或许是更恰当的”，整个儿把“共产主义”这个词给甩掉了。他以为，美国是援助中国现代化的“最适当的国家”。他还问一名美国记者，他是否认为西尔斯·鲁巴克愿意将他的邮电业务延伸到中国来，倒着实把这名记者吓了一大跳。
这一切手腕都不是正直坦诚的，却的确起到了宣传的效果。到1945年1月为止，共产党人打算给美国国务院提出秘密提议，让毛和周访问华盛顿，同罗斯福总统会谈。蒋作为中国惟一领导人的主张，是任何自尊的西方政府能够予以支持的，突然之间却开始显得有争议了。毛私下里希望美国或许可以援引赫尔利使命失败的例子，在他一直坚信最终必将重新开始的国共冲突中保持中立的态度。
一个月后的雅尔塔高峰会谈又一次把水搅混了。罗斯福和斯大林同意将蒋的政权作为缓冲国处理，将美国控制的太平洋地区与苏联控制的东北亚分隔开来。作为这一协定的一部分，这位苏联领导人，在毛毫不知晓的情况下，允诺不再支持中共反对国民党政府。与之相应，美国和俄国都开始压迫各自的被保护人接受某种形式的联合。
毛看上去像默许了。在他向中共七大提出的报告中，作为一种选择，他提出一项和平执政路线的综合战略。但他的怀疑观点也是过于明显了。同一天晚些时候在给代表们所做的一场富于幻想的即席讲话中，他把蒋———以前他形容为一个“流氓”———比成一个脏脸汉。一直到今天，他宣布说：“还是请他洗脸。不是要割他头的政策，就是请修改他的错误的政策，年纪愈大的人愈不愿意洗脸。”
七大结束时号召扩大红军，从（1945年7月）90万人发展到100万人；为城市暴动做好准备；着重强调了运动战而不是游击战。在给军事将领们的密码电报中，毛警告说，内战的重开是不可避免的。他们必须利用余下的时间做好必要的部署。
三个月以后，正当这些准备处于最活跃的进行之中时，俄国人终于向日本开战了。第二天，8月10日，朱德命令共产党军队接受日本军队的投降。蒋随后指示说，日本将领只能向国民党军队投降。毛又陷入了泥淖之中，连忙打电报向斯大林求助。其后，在当月15日，这位苏联领导人投过来一颗炸弹。莫斯科时间下午3时，就在日本人投降数小时之后，蒋的外交部长王世杰和苏联外交人民委员伏亚切斯拉夫·莫洛托夫签署了一项联盟条约。
对毛而言，这是斯大林1936年的背信弃义行为的重演，当时在西安事变中他曾下令释放蒋。这位苏联领导人再一次为了苏联的民族利益而出卖了中共。毛已经得知俄国人与国民党人正在会谈。但他对雅尔塔达成的谅解却一无所知。现在，一切都已昭然若揭：如果内战爆发，中共将独立作战。
共产党的政策顷刻之间发生变化。一切对于国民党以及对于美国的批评都停止了。城市暴动的计划被延搁了。红军部队接到通知，要与美国军队合作解除日本人的战斗力。8月28日，在赫尔利将军的陪同下，毛登上一架美国飞机赴重庆，去同国民党进行和谈，留下刘少奇在他不在时负责党的工作。作为莫斯科常驻延安代表的塔斯社记者孙平，在其日记中写道，毛仿佛是去受难似的。
他要去扮演一个难堪的角色。蒋有着美国人毫不含糊的支持，并且苏联也表示友善中立。随着谈判的延续，国民党军队可以逐步调防，以便去占领日本人仍在盘踞的地区，而红军却被挡在一边。如果红军有所失控，蒋就会责备共产党缺乏诚意而选择军事解决。
在和谈继续下去的六个星期当中，这两个人面对面见过四次，达成一项谅解备忘录，其中双方都承诺“坚决避免内战”。蒋还接受了召开一次各党派的政治协商会议以讨论一部新宪法的建议。就像在早先的谈判中那样，更宽泛的协议受阻了，由于蒋坚持要中共将其军队及其所领导的地方政府置于国民党的控制之下，作为一揽子解决的一个前提，毛当然毫不犹豫地拒绝了。
然而，还有更重要的是，会谈举行期间，相关的国际关系发生了变化。
8月，当重庆和谈开始时，美国和俄国都公开承诺对中国事务不加干涉。
到10月份，当谈判结束时，5万名美国海军士兵开始在华北沿海登陆，表面上是协助解除日本人的武装，但实际上是要代表国民党去占领北京、天津和其他主要城市，并为了预先阻止俄国的南进；此时苏联军队正谨慎地纵容着中国共产党人对东北的占领。雅尔塔之后仅八个月，一个中立的中国作为苏联和美国的扩张的缓冲地带的思想，已经开始失去意义了。在欧洲形成的冷战，迅速地传播到了东方。
东北成了这些新对抗的焦点。
11月14日，在美国的军事支持下，国民党军队向共产党军队防守的山海关发动攻击。这是长城末端控制着内陆北进路线的战略咽喉要地。六天以后，林彪报告说该镇失守且无法夺回。形势又倒回到夏天时的情况。双方都朝着全面内战的方向残酷无情地推进。
斯大林再一次粗暴地割断共产党人脚下的根基。
到此时为止，中共领导人已习惯于苏联的背叛行为。然而，这一次却是毁灭性的打击。平素极为冷静的彭发火了：“一个共产党的军队用坦克来打另一个共产党的军队，这倒是从来都没有听说过的事，能允许这样做吗？”然而，中国共产党对此无能为力。如同在8月那样，他们默默地顺从了。
毛在这些事情上无能为力。他的神经衰弱症又犯了。自打1924年毛绝望地撤退到韶山时起，他在政治上首次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他看不出下一步如何行棋了。
最后还是杜鲁门总统将毛解脱出来。对于美国海军越来越深地陷入一场国外内战的前景，美国国会的焦虑不安逐渐上升。11月27日，国会通过了一项决议案，赫尔利愤而辞职，促成了美军的撤离。杜鲁门宣布了乔治·C·马歇尔接替赫尔利的任命，马歇尔是以对盟国的物资援助来促进欧洲复兴计划的始作俑者。马歇尔打算执行的中国新策略有两大目标：国共之间的停火并导向政治解决；让苏联撤出中国东北去。
当消息传到延安时，毛数月来首次看到一线希望的微光。如果美国人要的是中国的和平，他们就必然会迫使蒋停止对共产党阵地的进攻。
马歇尔12月21日到达重庆。十天之内，他把双方都劝回到和谈桌旁。周恩来按照毛的指示，接受了国民党的主要条件：政府军队进入苏联控制地区和解除南部日本军队武装的行动自由。1946年1月10日，双方签署了一项停火协议，三天后生效。
在接下来的几个星期当中，马歇尔所创造的推动力保持了和谈的继续推进。到2月底，双方都惊讶地发现，他们已经就共产党军队统一编入一支非党派的新型国民军队一事达成了协议。这可真是，即便在战时统一战线的高峰时期，也会证明是难以企及的一项议题了。
但是，不久就出现了这一和平进程迫切需要着手解决的预警信号。
3月份，也就是温斯顿·丘吉尔在美国密苏里州富尔敦城发表有关“铁幕”的著名演讲的那个月，美苏之间的全球紧张关系正在升级。随着苏军开始从中国东北的回撤———1月的停火协议并不包括这一条款———蒋使得白宫相信，除非国民党军进入该地区以再次声明中国的主权，否则整个的中国东北将会落入共产党的势力范围。毛此时此刻还在为临近的一揽子政治解决的前景大伤脑筋，最初只是认为，总司令不过是试图加强其谈判地位而已。但是到了3月16日，随着国民党的继续推进，他才首次意识到重新开战的可能性。一星期后，他指示林彪发动反攻，而
不管和谈的结果如何。4月18日，长春落入林彪军队的手中；十天后又轮到了哈尔滨。
东北的战斗又打响了，而且还不是一般的冲突。接下来的一个月中，毛继续敦促其他地区的共产党将领们坚持停火，除非国民党首先进攻。
6月，大规模的冲突爆发了。在又一次短暂停火的一个月后，战火蔓延到整个中国的北部和中部广大地区。
回首过去，毛的领导地位未受丝毫影响。对于大多数追随者为农民所组成的一般意义上的党来说，他还是那个“大救星”和东方的红太阳。他的同事们可能会在背后嘀咕政策上的使人困惑的摇摆———从战争到和平，又回到战争———但是无人敢于向他挑战。毛已然成为不可缺少的和不能替代的向导，未来共产主义事业的象征。
一旦到了外交政策迷雾廓清，苏军撤退完成，大国争夺的焦点转移到欧洲之时，毛的那一份老牌的自信就又回来了。面对一个他熟知的敌人———国民党，而且是在他所熟知的领域———中国农村，他重新得心应手起来。在一连串的中共中央指示中，他旧话重提，回到那个再三试验过，并且在江西时和在打日本人时十分奏效的老战争原则———诱敌深入，并要集中优势兵力打击弱小之敌。放弃领土以保存实力“不仅是不可避免的，而且也是十分必要的”，那年夏天他对同事们说，“否则，最后胜利将是不可能的。”
翌年春，当延安本身受到威胁时，他的译员师哲沮丧地问他，他们能做点什么以防止该城的陷落。毛大笑不止。“你的想法不高明。”他说。“不应该拦挡他们进占延安……蒋介石一占领了延安，他就以为自己胜利了。但实际上只要他一占领延安，他就输掉了一切。（《论语》上说）‘来而不往非礼也。’你既然可以打到延安来，我们也可以打到南京去。”
两星期后的1947年3月18日黄昏，护卫着毛和其他中央委员会领导人的纵队撤离了红色首都，开始北上。延安插曲就此结束。
由于篇幅所限，本连载刊发到此为止。(《城市快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