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次回到长沙，毛的经济状况明显好转。9月，他被聘为第一师范附属小学的校长，这是他第一次有了一份固定的、收入不错的工作。经济好转与他在湖南省的政治变化中逐渐成为有影响的人物是一致的。这可能是毛生活中的第二个大变化。那年冬天，他与20岁的杨开慧结婚。杨开慧是他第一师范的伦理学教授杨昌济的女儿，杨先生这年1月份在北京去世。
在这个自由的小圈子中，毛变化了。在本世纪早期，中国的两性关系与同时代的欧洲或美洲没有区别，像所有的中国城市一样，长沙也有它的娱乐区，如众所周知的“柳巷区”，歌女们在那儿款待富人，粗俗的妓女招待穷人。像在英国爱德华七世时代与法国美女时代一样，妓院的名声还不那么污浊低贱。事实上，这种带有普遍性的生活方式是那些声称心中有祖国未来的每一个新的激进分子小组成员的习惯做法，从无政府主义的“六不学会”，这是蔡元培先生1912年创立的，直到毛的新民学会，都对那些参加成员规定了一条，就是禁止嫖娼，以显示他们对改良主义事业的道德上的信奉。
毛本人的态度在一首为一师的同班同学写的悼亡诗中有所暗示，那首诗是1915年他22岁时写的，“荡涤谁氏子，安得辞浮贱”，两年以后，他把伟大人物的英雄壮举比做“人生恋爱的要求，其势力比任何要求要大，非有特别势力，绝不是能挡得住的”。他那时写道：“‘食’、‘欲’二者为根本欲望。”
出于他自己的考虑，毛在1918年冬天开始与杨开慧恋爱，他那时在北大图书馆当助理员。他是否有机会表明他的感情，这不清楚。据萧子昇所说，那时在杨教授家吃饭，总是寂然无声，即使是在那个自由主义的家庭中，家长也不是完全为两个异性青年考虑，让他们单独在一起。但从毛写的东西中可以看出，他这时开始发出了浪漫的音符。“人生恋爱的要求，其势力比任何要求要大”，他宣称，“除开挡不住恋爱的自然势力的人，或是毁弃一切，大闹起来，闺房之内，变了两口相杀的战场，或是察洞濮上别有天地，实乃他们的秘密恋爱。”有秘密的、不正当的男女关系的小天地，人们才被迫放弃不抵制的、自然的爱的力量。
无论如何，爱的轨迹并不总是平稳地滑行。在他回到长沙后，他被另一个叫陶毅的年轻女子爱上了，陶就成为他的第一个非常重要的女朋友。陶毅是新民学会早期成员，他们的罗曼史明显地在1920年春夏之际持续了很长时间，那时候，他们一起在湖南自治运动中工作，一起建立了文化书社。那段时间，他们对自己的感情都听之任之，但毛在夏天又向杨开慧求婚。
在此期间，蔡和森与他的女朋友向警予从巴黎写信来说，他们已决定蔑视传统习俗，已经结婚，建立了一个“以爱为基础”的小家庭。毛无限敬佩：
我想我们正好奉向蔡做首领，组成一个“拒婚同盟”。已有婚约的，解除婚约(我反对人道主义)。没有婚约的，实行不要婚约……我觉得凡在婚姻制度底下的男女，只是一个“强奸团”，我是早已宣言不愿加入这个强奸团的。
不到三个月，他结婚了。杨开慧家没有怀疑他持这种主张。由于是教授的女儿嫁给农民的儿子，杨开慧也变成一个像毛一样闻名的人物，这完全是一场社会冒险，但在长沙并没有增加多少对这事的指责，这一点远远超过了巴黎，只是附加了一个非传统的婚姻。结了婚的毛，在任何情况下有点儿抱怨的是由媒人安排的那种传统的婚姻。对他自己来说，婚姻的标准是：“男女两下的心知，到了交厚情深，尽可自由配合。”幸福的关键是自由选择。
1921年秋，他们搬到长沙小东门外清水塘地区的一幢小屋。此后几年，或许是毛一生中仅有的一段时间，他有一个真正幸福的家庭。他的长子岸英生于1922年10月，次子岸青出生于1923年11月，最小的儿子岸龙，生于1927年。出人意外，这是一个传统的中国家庭：毛到处外出，为他们俩现在都献身的事业工作时，开慧待在家中照顾孩子。几年过去了，接下来的一件事，这个家留在长沙了。
1921年6月3日，星期五，劳埃德·特利斯提罗轮船公司“阿奎娜”号轮船从威尼斯出发后，经过六个星期的航行，这一天停靠在上海码头。上岸的旅客中有一个荷兰人，他约莫四十岁左右，一头深色短发，黝黑的小胡子，身体强健，看见他的人就会想起普鲁士部队的军官。他经历了一次难以忍受的旅行。甚至在他上船前，他还被拘留在维也纳，他在那儿申请到中国去的护照签证。一周以后，奥地利警察放了他，但是，他如果得不到通知，就不能进入所有其他的国家，只允许他进入签证的国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