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这座有着城墙环绕的古城，是前一年周恩来首次秘密访问并同少帅暗中会晤过的地方。它坐落在一条布满岩石的浅水河湾上。河的上方有一座古老的白塔，建造在一块隆起的岩石上，作为压住秋季洪水的法器。自宋代以来，这里一直是一个重要的地区贸易中心，从蒙古草原来的骆驼队带来小马驹、羊毛和裘皮。伐木人用骡子拉着的高轮车运来锯木板和整棵的树干。盐从南面的城市里偷贩过来。在钟楼旁，一名草药商出售碾成粉末的狮牙、干蛇和其他家常药品。集市中，尘土飞扬的街道中人头攒动，吵闹喧攘，拥挤不堪。人们身上穿着蓝土布衣裳，头上裹着白羊肚毛巾。从西边枯干焦灼的荒山秃岭搬过来的年轻士兵们瞧着都着了迷。对于党的领导人和他们的妻子们来说，当然也提供了一个颇受欢迎的变化。在节假日当中，他们也会走街串巷，品尝一下风土民俗。
毛携着还没有从长征中受到的榴霰弹伤中康复过来的贺子珍，搬到了城西的凤凰山，住在稍低处的斜坡上一户富商的屋子里。作为代理党的领袖，张闻天占据了中央的庭院，还包括一大间大石板砌的会客厅，政治局就在那里开会。朱德和彭德怀落脚在附近一座稍小一点的院落里，军委办公室也与他们在一起。对他们全体来说，从保安搬过来是跨了一大步。毛有了一间起居室，他在里面会见客人，还有一间宽敞的书房，里面有格状的纸窗户，还有一只大圆木澡盆。然而，物质享受还是有所限制的。在北方严酷的冬天里，惟一的热源就是炕下的火；水要从井里提上来；而且，毛的文件，作为其政治存在的重要材料，堆放在一边的标准牌石油桶式的临时书柜里。在今后的十年当中，延安的宝塔、梯级山坡的景观和13世纪的城门，成为希望的象征和有进步倾向的年轻的中国人及西方同情者们的灯塔。然而，当一位心态冷静的旅行者1937年夏去那里访问中共领导人时，他以现实的态度、平淡的笔触，记述了那里一如现在，还是"陕西的一块穷乡僻壤中的普通中国城镇"。它所散发的"奋进中的青春、勇气和崇高思想"的浪漫情调，源于集合在那里的人们的非凡的组合。
一位上流社会的英国人，迈克尔·林赛，其父是牛津1268年创办的白利奥尔学院的院长。战争期间在延安度过了一段时间，用以培养红军的无线电操作人员，他会回忆起那一段"中国共产主义的英雄时代"。记者甘瑟·斯坦因颂扬了"原始拓荒者群体的坚定的战斗精神……他们似乎感觉到，而无论我们是否相信，前途就在他们掌握之中"。一位美国学者托马斯·比森，发现一种平等主义的相互约束，"一种特殊性质的生活"。只有不多见的怀疑论者，才能感受到较黑暗的一面---思想上的整齐划一；以毛瑟枪武装的年轻警卫就守卫在近旁，却很难被人察觉，如同众多看不见的影子围绕在高层领导人的身旁。
"延安道路"的神话，是从第一次中国内战的结束到第二次内战的开始，这十年的间隙当中，由毛开发出来的特色品牌的共产主义，将会与他就要开创的那个体制中作为最不朽的标志---长征---英雄传说结合起来。然而，在这一切尚未发生之前，毛首先还得达到从两年前他刚刚抵达陕北时就一直孜孜以求的两大长远目标：他的政治权力的巩固；以及经营出一套标有他个人印记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体系。
本质上这两者也是相互关联的。从列宁以来的每一位共产党领导人，其权威都要建立在他对马克思主义学说的理论贡献之上。这在毛的甲胄上恰恰是最薄弱的接缝。而当其党内的对手，留苏学生们及其首领王明，在俄国的大学中接受列宁主义的正统学说之时，他还身处僻野，正在打一套游击战争。毛意识到，总还有一种方法好让他的弱点转化为一种力量。十年前，在1925年冬天，他曾召唤"在中国条件下产生的一种意识形态"。在中国，两千年来，每一代政权都有自己的正统学说。共产党人也需要自己独特的中国式的马克思主义。它将使党融入中国民族主义的深厚血脉中去；抵消俄国人培养的对手的影响并极大地加强他本人的领导权力。
1935年12月在瓦窑堡，他迈出了第一步。在那里，在他的敦促下，政治局认可了这一观点，即马克思主义应当有弹性地应用到"特殊的、具体的中国条件中"，反对"'左'倾教条主义"，这就是指奴隶般地坚持莫斯科的主张。
三个月后，他提出，中国党应当"自主地处理事务，对自己的能力具有信心"；苏联是一个朋友，但它的帮助是次要的。他宣布说，苏联政策和中国政策的相一致，"只是在那些中国民众的利益与俄国民众的利益相一致的地方。"
6月，在瓦窑堡的一个只有一间殿堂的小小道观里，红军大学举行了创建典礼。它的成立是用来作为毛讲解政治军事事务的讲坛。他将时机选择错了，因为三星期后这城镇就要丢弃给国民党了。但一等搬到保安，这所"大学"就立即重建起来，并以林彪担任校长。这里的条件依然十分简陋---一个天然的山洞，红军的高级将领们蹲在临时凑成的石凳子上，借助于一支尖头笔在软石板的"笔记簿"上记笔记。那年秋，毛在那里做了一系列的演讲，贯以总的标题《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他在其中首次开发出中国特色的标记。
以强调苏联和中国之间的区别，确立本地经验的首要地位的办法，"是以我们的血的代价换来的"，毛有意识地将马克思主义观念的基础放在一种民族形式中。为加强这一信念起见，他发起了对"1931－1934年'左'倾机会主义"即留苏学生领导层的广泛批判，他谴责他们的行为是"狂热与无知"，并寻求"丝毫没有马克思主义的味道，而且事实上是反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与实践"。
毛之能够使用这些语言而又能逃避惩罚，原因就是他不点名道姓，而且他的评论都不是公开发表的，只是针对一个有选择的军事宿将的听众群讲的。无论如何，他也只是推进到他的同事们可以接受的极限而已。而当1937年2月，他的安源时期的旧部刘少奇，此时负责华北地区党的地下工作，提出了过去的十年从总体上说是一段"'左'倾冒险主义"的时期时，其他领导人则对他恶语相加了。然而，到了夏天风向变了，当刘再次提出他的指控时，毛公开站出来支持他了。"少奇的报告基本上是正确的，"他对政治局说，"他系统地指出党在过去时间在这个问题上所害过的病症，他是一针见血的医生。"尽管党有过令人信服的辉煌成就，他说，仍然承受着一条"错误的'左'倾传统"。如果党要克服掉它，还有更多的事情要做。这一段小插曲标志着刘的崛起，在今后的五年当中将成为毛最值得信赖的同事。
当这场关于"左"倾的争论告一段落之时，毛就重新开始了他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20年前当他还是学生时，他就没有系统地钻研过哲学课程，此时他发现前景十分可怕。那年冬天，他以训诂的形式研读了由苏联的一群理论家撰写的好几本大部头著作，其中包括斯大林的家庭哲学家马克·米丁的著作在内。次年春又开始了一星期两次的授课，每逢星期二和星期四的上午，课题是辩证唯物主义。
这一次没有获得成功。他追踪作为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之间的斗争的欧洲哲学的发展，首先是在17和18世纪的法国，然后是在19世纪的德国，然而所做的演讲却十分乏味。毛本人告诫他的听众说，"我的这些讲话还很不适用，因为我本人也还只是刚开始研究辩证法"。直到60年代中期，一想到他寻求完全否定权威的这些演讲，他总是感到不十分自在。在论证特殊和一般是"相互联系和不可分割"的关系这一点上，他的确做到了独辟蹊径，并给以后对于马克思主义的一般原理必须始终存在于特殊的国家形式中的辩论提供了一种理论基础。但是对于他作为新手所
接触到其他大部分内容时，他却从此深陷于某一始终试图去理解的论题中。
以下两个系列要好得多，部分是因为它们更坚实地扎根于毛自身的经验之中。《实践论》发展了《反对本本主义》的主题。
在《实践论》中，是以这样的一个警句作结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
客观现实世界的变化运动永远没有完结，人们在实践中对于真理的认识也就永远没有完结。马克思列宁主义并没有结束真理，而是在实践中不断地开辟认识真理的道路……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种形式，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而实践和认识之每一循环的内容，都比较地进到了高一级的程度……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知行统一观。
《矛盾论》在毛的学生时代就曾对其有过启示。对立统一的提法，在他的一本当年的读书笔记中，他曾得到过提示，泡尔生的那段话是："生即死而死即生，上即是下，污即是净，男即女而厚即薄。实质上，众即寡而变化为永恒。"此时他发现，就像在他之前的列宁那样，这就是"辩证法的根本规律……无产阶级革命的最重要的理论基础……宇宙的基本规律和思想方法的基本规律"。毛评论说为了形成正确政策，有必要在任何特定的形势下去决定什么是主要矛盾，其主要方面又是哪一方。
以后的评论家们断言说，他以结合中国古代思想成分的方式，成功地灌输了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更直接更重要的倒是，他已经开始为中国党寻求自身独立的共产主义道路奠定理论依据了。
毛还在另一个重要方面脱离斯大林主义的正统了。马克思主义认为，经济基础和作用其中的生产力决定社会政治与文化的上层建筑。此时毛有几次争辩说，这一关系可以被颠倒。"当上层建筑阻碍经济基础的发展时，政治与文化的变革就成为主要的和决定性的……一般而言，物质决定意识。（但）我们也，事实上必须认识精神事物对物质事物的作用。"这里，用马克思主义的语言来说，是他自从儿童时代起在人类意志力上感悟出来的信念。数十年之后，他将会给以动员国家精神的方式改造中国的两大尝试---大跃进和文化革命---提供思想基础。1937年8月，系列课程突然被打断了，此时日本对上海的进犯迫使毛将注意力转移到更直接更实际的题目上去。
这并不意味着他将哲学抛在一边。是年秋，在他的催促下，年轻一代的学院派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中的领袖人物艾思奇来到延安，开始一星期的研究周游。和艾一起来的陈伯达成了毛的政治秘书。这是一位矮小而易激动的人，操着一口难懂的福建口音，发音有磕绊时就更糟了。接下来的几年当中，毛贪婪地阅读凡找得到的每一本马克思主义教材---甚至，像是他学生时代的一种回声，开始记一种"阅读日记"了，记录他曾读过的书。
在以后的生活中，毛在哲学思维中开发出一种真正的乐趣，而且，无论是私下谈话还是政治讨论，他的言谈都充满了对于深奥论点的神秘晦涩的推理和难解的引经据典，甚至他的政治局同事们也常常要磕磕绊绊地才能跟上他的话。然而，我们还是很难避免这样一种印象，对于毛来说，哲学实际上是一根魔术棒，或者说是进入思想领域内的一块跳板，而不是在于它本身的内在魅力。在建立他的作为一位理论家的资历方面，和在加强他对党的领导权方面，《实践论》和《矛盾论》是很重要的，而他只是发现写起来太辛苦了点。写作手法是呆板的说教，缺少他平素的尖刻与机敏。纯理论只是达到某一目的的手段，不是毛从中获取的一个题目。
1937年11月29日，日本关东军越过华北平原无情地向南推进时，一架飞机出现在延安的上空，开始在原始的机场上盘旋。起初，瞭望员认为这是执行定期轰炸任务的日本飞机。但随后他们辨别出它的苏联标记，毛和其他政治局领导人赶到停机坪。从飞机上走出来的是王明，表情严肃，稍显过胖，是“斯大林的中国部”的首领。这位苏联领导人此时派他回来，是为了强化中国共产党对与蒋介石建立统一战线的承诺。同他一起回来的还有一位瘦削的、学者模样的人，名叫康生，专司秘密警察工作，陈云在两年半前被派往莫斯科，将遵义会议达成的决议通报给共产国际。
无线电曾将王的近期返回提前通知了毛，但取道新疆的旅程耽搁了两个星期，无法知道他返回的准确日期。
是夜，红军的厨师准备了一顿晚宴。在欢迎词中，毛欢呼说王的归来是“老天保佑”，而张闻天则夸赞了共产国际的成就。随后权位上的智斗便开始了。公开场合中王很机敏，不去争夺毛的主导地位，但他的确在政策事务上对毛表示异议，以此暗示他有莫斯科的支持。在12月9日开始的六天政治局会议上，开诚布公地讨论了他们之间的分歧的关键———与国民党的统一战线。
三个半月前在延安南面130公里处的洛川城的一次领导层会议上，毛曾经提出过他的战略。如果中国想打败日本，他议论说，团结起一切抗日力量是根本。但在统一战线内部，“共产党必须独立，我们必须将主动权保持在自己手里”。从政治上说，就是说在战争行动中，党应该努力发挥“领导作用”；扩大自己的队伍。还必须对国民党保持“一种高度的警惕性”，解释起来就是：有统一，就继续会有对立和斗争。从军事上说，意思就是做好打一场持久战的准备，八路军在持久战中将重点依靠游击战策略，避免阵地战。“游击战的基础，”毛提醒大家，“就是分兵作战，唤起民众（参加斗争），集中常规力量，（只是）当你有把握摧毁敌人的时候，在你知道可以战胜的时候作战。你可能会受损时切勿作战！”他坚持说，共产党的主力部队，必须“依据实际形势”，以一种保存实力的观点，谨慎地进行部署。
随着秋季的过去，毛感到事态证实了这一政策的睿智之处。他相信，蒋介石正努力迫使红军去承受战争的冲击力。他发起了一场运动，以确保党的官员捍卫中共的利益，而不盲目执行国民党的指示。在给红军将领的电报中，毛提出了有力的论点，游击战争的信条必须是“惟一的方针”；花拳绣腿“全然无用”。9月底，林彪的军队在晋北的平型关伏击了日本的一个师团，消灭了千余敌兵。几天后，国民党的一场集中(就是说，控制)在华南的共产党残存游击队武装的运动，触发了共产党对蒋的意图的新不安。随后又传来更令人不安的信号，在日本人的猛攻之下，北方的城市接连投降，国民党与东京单独媾和的兴趣又死灰复燃。毛较以往更加坚信，中共必须保持自己的谋略，并“抵制、批评和反击”国民党的“错误政策”。
王明刚从莫斯科归来，就采取一条不同的路线。斯大林视国民党为一个绝对必要的伙伴，让他们将日本人留在中国海湾(防止他们将注意力转向西伯利亚)。中国共产党，作为共产国际的一个忠实成员，因此应该尽一切努力推动苏联与国民党结盟。王明坚持说，关键问题是，在不“相互竞争”，只“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相互帮助和相互监督”的基础上“巩固和扩大国民党与共产党之间的统一”。像“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以及党应该发挥领导作用这类事情，都是次要的。指导原则必须是：“抗日优先于一切，一切必须服从于抗日。一切服从统一战线，一切通过统一战线。”
当王在12月政治局会议上提出这些观点时，毛反击说，洛川制订的战略是正确的。中共必须维护其独立，否则它就会沦落到国民党附庸的地位。他接着说，统一和斗争是相互补充的，这进入到他新近获取的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库存中。在统一战线的相互关系中，不可能只有其一没有其二。
对此时作为与国民党谈判的首席代表的周恩来来说，对一些渴望一场全面抗日攻势的军事将领们来说，王明的“毕其功于一役”的观点有一定的吸引力，尤其是因为这明白地具有苏联的支持。据说，毛以后曾经以略带自怜的夸张语言评论道，在这样的场合，在王明归来以后，“我的权威就出不了我的这间窑洞了”。事实上，他还有足够的支持抵消王明的提议，由于双方都不想重提旧事，会议也就不欢而散了。
王的加强自身在党内基础的努力也得到了不同程度的成功。他本人、陈云和康生都是政治局正式委员，与毛和张闻天组成书记处。但从1935年初起，张闻天一直保有的“代理党的领袖”的职位就要到期(可短期防止王攫为己有)，并且，为了“集体领导”(又一个限制王的影响的设计)，大家一致同意，未经书记处或政治局至少过半数委员的批准，任何重要的中共文件都不许颁发。由于王不久离开延安去武汉，担任党的长江局书记和中共驻国民党代表团的首席代表，因此，这些安排意味着毛和张闻天仍保留着对日常决策事务的有效控制。在共产国际的敦促下，政治局还决定着手耽搁已久的第七次代表大会的准备工作。在理论上，这是王可以坚持从中获益的一步，他可能有充分理由指望大会至少确认他为党内第二号领导人。但事实上，这次会议一点也没有帮上他的忙，因为毛被推选为预备委员会主席，他嘱咐说要从容进行。
王明发起的挑战，无论如何，是毛在几乎两年半的时间内面对的最严重问题。王是中国共产党内由苏联培养出来的同事们的首席代表，具有毛一直试图打破的非同小可的影响力。他野心勃勃;他在整个党内有着巨大的威望;在莫斯科他有支持者。他只是将毛视为一个本质上的军事角色，其政治衣钵归根结底还是得交给他王明。1931年四中全会以后，王曾是一位卓越的党领袖，直到他将权力交给博古。他并未放弃东山再起的希望。
最初，王的策略显露出上升势头。1月，德国试图调解中国与日本的努力未果，中共与国民党的关系开始显示出明显的改进。共产党的一份报纸《新华日报》经批准在武汉出版，首次给予党在国民党统治区宣传自己的主张的一个合法手段。中共在城市中吸收新党员的工作也进展迅速。
但日本的进攻在继续着。
南京陷落。到2月，徐州受困。下一个主要目标将会是武汉。王此时评论说，该城的防务，必须是压倒一切的。如果可以将日本人阻止在那里，最后胜利就有保障。
对毛而言，王的“保卫重要地点以阻止敌人的进攻”的号召使人回想起博古“保卫苏维埃的每一寸领土!”的灾难性口号，后者导致了四年前江西红色根据地的丧失。
当政治局会议2月底再次召集时，他提出了对未来战争导向的悲凉的分析。他说，国民党很腐败；中共缺乏独自打败日本的力量；日本人并没有足够的军力占领整个中国。在这种情况下，冲突将不会很快结束。正确的策略远不是保卫武汉，而是战略撤退。毛警告说，继续近几个月的伤亡惨重但又不是决定性的战斗是错误的。中国必须保存实力，以待最终可能取得胜利的那一天。他实际上并没有在这种情况下用“诱敌深入”这个词语，但他的同事们却谁都不会怀疑他的意思:在抵抗日本时，中国应该在全国范围运用这一战略，如同共产党人在江西打败国民党军事围剿时那样。
三个月后，毛将这些主张扩大成两篇文章，以后将成为军事经典著作。文章提出了红军将在未来七年当中运用的指导原则，直到1945年战争结束。
在《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中，他认为，一个大而弱的国家(中国)受到一个小而强的国家(日本)的攻击时，部分甚至很大一部分领土将会陷落敌手。在这些情况下，守方应当在山区建立根据地，如同红军在江西所做的那样，并打一场相互包围的战争，就像下棋那样，各方都从其堡垒中出击并试图占领“棋盘的空间”———可以开展游击战争的农村广阔地带。
在第二篇文章《论持久战》中，他尝试让党，并通过此时变得可行的《新华日报》，让全国的公众舆论做好准备，去迎接这样一种战略将会带来的长期而又艰苦的斗争。
尽管在国民党内投降之说尚很风行，毛却断言说，这是没有可能的，因为日本侵略的“不可理喻的和特别残暴的特性”使然，这一特性已经激起了全中国上上下下的难以泯灭的敌意。因此，即使“某些征服论者会再次匍匐在地并通敌卖国”，作为一个整体的国家还是会打下去的。然而，快速的胜利也同样未必然。在战争的最初阶段，可能会持续几个月或几年，中国将承受局部失败，日本将获得局部胜利。但当日本的补给线变得过长和战争疲劳症加剧，优势的平衡将会改变。毛继续说，像人民为保卫家园、保卫文化和保卫国土而战斗的决心这一类的主观因素，最终将会取得优势。
毛得出结论说，胜利的关键，在于动员中国人民，以便创造出一个“陷敌人于灭顶之灾的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
对王明来说，这是过于悲观的论调。政治局再一次分裂了。王、周恩来和博古站在一边，毛、张闻天、陈云和康生(其人一旦嗅出政治风向的转变，就会迅速转换效忠的对象)在另一边。王明明显相信斯大林会支持自己，便同意此时为军委政治部长的任弼时赴莫斯科寻求新的指示。以后在回武汉的途中，他还以公开声明的方式激怒毛，说他保卫武汉的神圣运动得到了共产党领导人全体一致的支持。
从那时起，武汉的领导人和延安的领导人分别在两地组成两套日渐分裂的共产党政权的班底，奉行矛盾的政策，颁布对立的指示。
毛在那里宣布说国民党腐败妥协，王和周恩来就去那里号召与蒋介石加强联系。当毛指示他们要搬到乡下去，因为武汉守不住时，他们就敦促城市居民仿效马德里，共和党人正坚守在那里英勇抗击西班牙法西斯分子。最后，王的人民党的主张印证了他的败亡。他呼吁城市人民起来，拿起武器守卫家园，反倒在国民党人心中勾起了对共产党城市暴动的回忆。8月，蒋介石的警察颁布了对共产党前线组织的禁令，许多较积极的组织遭封禁。长江局努力以合法手段扩大共产党影响的计划失败了。
到那时止，从另一个全然不同的角度看，王的事业遭到更加沉重的一击。当任弼时到达莫斯科时，受到了毛的老盟友王稼祥的迎接。王早先是来到苏联治疗战争创伤的，随后作为中共在共产国际的代表留了下来。任和王以前在一起共过事，都是1931年江西苏维埃的四中全会代表团的成员。两人与王明一开始就很亲密。两人也都目睹了毛进入国家级领导人物的发展过程。这时，他俩决议支持毛的行动。7月末或稍早时候，无论如何还在王的政策于武汉受挫的几星期前，斯大林和季米特洛夫就已达成共识，应由毛而不是王担任中国共产党的领袖。
9月的第二个星期，一天早晨，毛去了延安雄伟城墙的南门石楼下，站在那里迎候取道西安来参加政治局会议的王明。他在保安也曾这样迎接过西路军西征兵败而返的张国焘。这是毛此后已无须再用的一个姿态。他知道而王明尚不知道的是，游戏已最终完结。会议开场后，王稼祥宣读了一份共产国际赞扬中共在“复杂的环境中和极其困难的条件”下维护统一战线的努力，然后他传达了季米特洛夫本人发布的两条口头指示：
为解决党的领导层团结的问题起见，中共领导应以毛泽东为其中心，应有一种团结与亲密无间的氛围。
接下来的两星期会议，集中讨论了为召开一次中央全会应做的准备工作，这是自1934年1月以来第一次这样的会议。毛早已决定，一俟王稼祥带着莫斯科决定的信息回来，首先举行这个政治局会议。
9月24日和27日，毛做了两次讲话。如同以往他在政治上获胜时———1935年1月在遵义；过了四个月成功强渡金沙江以后在会理；及在瓦窑堡———场合中那样，他继续采用表现豁达大度的方法。他坚持说，共产国际指示的要点是“解决党内团结”的需要。与此同时，他也摊开了各种筹码。他说，共产国际的指示，不仅为即将到来的中央全会，也为七大(他指出，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将负责对党的过去的行动做出评价，并选举出新一届与季米特洛夫所下的指示相一致的领导班子)确立了“指导原则”。党必须为那年夏天他所撰写的《论持久战》中所称的军事上的相持阶段做好准备。与国民党的统一战线是加强抗日斗争的标志。
9月29日召开的六中全会持续了一个多月。
在开幕辞中，毛概述了他要发起攻击的广阔的战线。他暗示说，王和他的追随者们系统地接受了外国马克思主义的课程，却没有本国文化的一丝气息：
成为伟大中华民族的一部分而和这个民族血肉相连的共产党员，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在这个问题上，我们队伍中存在着的一些严重的错误，是应该认真地克服的……
至此，毛的目标尚很模糊。但对党的元老们来说，他倒奏出了一个熟悉的和弦。数年前，在江西，留苏学生们曾被轻蔑地称为“洋贩子”(洋屋子里出来的绅士)。
10月末，如同毛所曾预言的那样，武汉失陷，戏剧性地表明了王的战略的失败。到那时，王本人动身去出席一个国民党主持的讨论统一战线的会议，撇下政治局去做出他缺席情况下的结论。这倒是毛将其优势推行到底的一个机会。他讥笑王的口号“一切通过统一战线”，只是“自己把自己的手脚束缚起来”，并重提了他本人的“自主独立”的口号。他宣布说，不能保持独立性的任何人———又一次对王的突然袭击———就应该被称为“右倾机会主义者”。与抑制民众的目的相反，在一场长期拖下去的游击战争中，民众将拿起武器进行战斗，这是唤醒他们的政治觉悟的正确手段。
每个共产党员都应懂得这个真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我们的原则是党指挥枪，而决不允许枪指挥党。但是有了枪确实又可以造党……还可以……造学校，造文化，造民众运动……枪杆子里面出一切东西……工人阶级和劳动群众，只有用枪杆子的力量才能战胜武装的资产阶级和地主；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整个世界只有用枪杆子才可能改造。我们是战争消灭论者，我们是不要战争的；但是只能经过战争去消灭战争，不要枪杆子必须拿起枪杆子。
这是1927年8月他在汉口时首次精心构思的公式，那一次党领导人拒绝过他的这一公式。现在，他指责王明和留苏学生们忽略军事事务的重要性，在其掌权的日子里，在中央苏维埃根据地造成了“严重的损失”。
对毛说来，1938年的秋天是一个转折点。在知识结构上，他的思想已臻成熟。他的著作在吸收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到传统形式的中国思想中去这一方面，显示了一种轻松与自信，这在早先的著作中是缺乏的。从现在起，毛介绍世界时将用到相类似而又相区别的精练风格，对立的推理，分析内在的矛盾，用他的话说，这是“决定一切事物的命运并推动它们向前发展”的因素。在他将近45岁生日的时候，他的思想的主线已经定型：他将继续锤炼自己的思想，但基本上已经不会有什么新东西了。
在政治上，他控制党的漫长斗争已经大获全胜。王明还是一股值得考虑的力量，但他的挑战已经告终。毛可以忍受这一点。同时，他着手巩固他所赢得的新权力。
像斯大林一样，他选择书记处作为控制党的工具。当政治局不举行会议的时候，这时的书记处接管了日常事务的处理工作。谁控制了书记处，谁就控制了中央领导层的议事日程。毛成为首领，在莫斯科为他做了如此扎实的工作的王稼祥成为了他的副手。他拒绝了担任代理总书记的提议，而宁可等到七大，如同张闻天在遵义会议后曾做过的那样。毛要的是实际的控制，表面上的东西可以晚些时候再说。
解散王明为首领的长江局的一项决定，使其位置进一步地下降了。原长江局的职责被重新划分开，新成立的分别是周恩来领导的南方局和刘少奇领导的中原局；还有一个地位稍低的东南分局，由毛的老对手项英领导。
1938年11月，毛的生活中还发生了别的变化。全会结束后不久，那一年日本飞机轰炸延安的架次成倍增加了，有一次直接命中了凤凰山。毛的庭院损坏严重。他和其他领导人搬到杨家岭的一个住窑洞的村落，位于距延安城墙北面大约四五公里的一条狭窄山谷中。但贺子珍没有随行。一年前他们就已经分居了。那年11月，毛同一位上海来的身材苗条的年轻电影演员结了婚，她的银幕上的艺名叫“蓝苹”，此时却自称“江青”。
同毛一起生活过的女人们全都有苦难的经历。他父母给他选定的罗姑娘是一名农家女，遭受了被遗弃的羞辱后早早就夭亡了。杨开慧走上刑场以证明她对毛的忠贞不贰。轮到贺子珍，也饱受了非常的艰苦———被迫放弃五个孩子中的三个，还丢掉了腹中的第四个；与毛共同度过了他的政治生涯中最黑暗的一段岁月；长征途中又可怕地受了伤———这一切等到最后却只能发现，在他们终于能够重新过上正常生活的时候，他们却已经分手了。埃德加·斯诺回忆说，贺子珍在保安时是一位温柔谦逊的妇女，只有毛的一半岁数，只做一些家务杂活，做野桃的糖渍水果，照料他们第五个也是硕果仅存的孩子———小女儿李敏，她是在斯诺到达后不久生下这孩子的。他回忆道，在一个场合中，“她俩都突然弯下腰，发出欣喜的惊叫，原来是看见了蜡烛旁边的一只衰弱的蛾子，（一只）……可爱的小东西，翅膀呈现出一种优雅的苹果绿色，而边缘上却镶嵌着一道番红花与玫瑰一样的柔嫩的彩虹”。但是，温柔的印象却是虚假的。如毛本人所认识的那样，贺子珍精神上特别倔强，还有一种坚忍不拔的性格，与他本人的性格相克。“我们就像铁碰上了钢，”他在一次看过戏后对她说，“除非我们努力相互妥协和解，要不然两个人都会活受罪。”一闹纠纷下来，终归是毛必须先求和。他年轻的妻子过于倔强，决不首先低头。
在江西的野外生活和长征的困苦当中，他们由于政治上、物质上图生存的共同需要而被拴在一起。贺子珍缺少教育———她16岁就离开了学校———似乎也不怎么太碍事。她有才智，聪明伶俐。她爱毛。而在他这一边，对她也有相当多的感情。
在陕西，事情就不同了。毛夜里勤读哲学，白天也得用马克思主义理论进行搏杀，日子都这样地打发掉了。他如饥似渴地同知识分子的同事们谈话。急切地寻求那些蜂拥而至参加共产主义事业的学生们。贺子珍感到了受排挤。
在此节骨眼儿上，他又一次地发现她怀孕了。这次确是最后一次了。她还只有27岁。她想要过她自己的生活———而不只是继续为一个她日渐感到疏远的男人怀上孩子。那年夏天她对毛说，她决意离开他。
似乎只是到那时，毛才确实意识到他碰到棘手问题了。
贺子珍在毛死后发表的回忆录中说，他恳求她留下来，提醒她说他们一起经历过多少事情，对她说他有多在乎她。但这还不顶事。8月初，她动身去了西安。
毛派人到西安送给她一只老式的木质化妆盒，是他的警卫们做出来的，此外还有一把水果刀和其他她一直梦想的东西。他再次请她重新考虑。她却不改初衷。
当她原先的目的地上海陷落日军之手后，她动身跨越新疆，到达西边1600多公里的乌鲁木齐。第二年春天，她不顾毛的进一步吁请，并拒不服从党组织要她立即返回延安的一条直接命令，从那里继续向苏联旅行，到那里后，她体内还残留着的炮弹碎片的旧伤就可以得到适当的治疗与护理了。她寄居莫斯科的生活远非一个新的开始，反倒使她陷入了更深的痛苦之中。她到达那里后不久，就生下了她与毛的儿子，可十个月以后这个小婴儿就死于肺结核了。正当她为孩子的夭亡而痛苦不已时，传来了毛再婚的消息。她对朋友说，她希望他过得好，自己遂投身于学习当中。但夭折孩子的幻象始终缠绕着她不去。她变得十分病态与沮丧，当地政府最后确诊她得了精神疾病。毛安排让她在1947年返回中国。她继续接受精神治疗，在她的余生中一直受到一种迫害综合征的困扰：坚信她的医生一直试图药死她。
就在贺离去后不久，江青便入主了。
作为进一步的保证措施，毛决定他的新婚妻子应该待在幕后，与她以前的杨开慧和贺子珍一样掌管他的私人秘书事务，而没有任何正式头衔。对外界来说，江青就像一个贤妻良母。但在私下里，她和毛的关系常常很震荡。她不断地请求他在党组织中为她说情。让她获得特殊待遇的事儿，特别让他上火。终于，他对她咆哮起来，说她是女妖精，让她滚得远远的。
除康生外，陈伯达和另外几个人，还有党的其他元老们，从未完全接受她。毛的警卫李银桥回忆说，一天在午餐桌上，她突然尖叫起来：“他妈的混蛋!”看到毛沉下脸来，她连忙解释说，她不是指他而是指拒绝在政治上真诚接受她的“党内那帮人”。在25年后的文化革命中，在她实现了自己的权利并掌管了一份权力时，她设法对这些怀抱敌意的羞辱复仇了。
1947年中的一天，毛还是对李银桥真诚坦言了自己对她日增的失望。“我结婚结得不好，”他悔恨地说，“我太轻率了。”然后他叹口气。“江青，”他说，“是我妻子，如果她是我的一个部下，我会立马让她卷铺盖走人……可现在我却无能为力。我只有忍受她。”那个时候，毛的儿子岸英及女儿李敏，也都和他住在一起。如果不是这些较早些的也更幸福些的婚姻所产生的有血有肉的提醒者，让他做出对江青不利的心理上的比较的话，他本来很可能会更少些人情味的。然而，即便没有他们的存在，这种关系也还会变味。在公开场合，表面上的关系还维持着。
1939年1月，国民党领导人批准了一项秘密决定，要“袭击、鲸吞、限制和对抗”共产党。同一个月，毛下达了反命令说：“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
当毛咎由自取地把自己的个人生活搞得一团糟的时候，他的政治事业却臻于前所未有的高峰了。
如他在六中全会上所预言的那样，国民党不久将证明是一个最不可靠的盟友。仅仅两个月后，也就是在1939年1月，国民党领导人批准了一项秘密决定，要“袭击、鲸吞、限制和对抗”共产党。同一个月，毛下达了反命令说：“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
接下来的整整一年当中，在国民党和红军部队之间，“摩擦”作为导致冲突的委婉说法，成倍成倍地增加了。
双方都不清白无辜。共产党正以国民党为代价扩大自己的根据地；国民党决心阻止他们。但双方都不想联盟彻底决裂。毛害怕国民党会以其自由行动与日本人签署单方面停火的协议。蒋也不想失去苏联的战时援助。无论如何，国民党人逐步地加强控制自己地区内的共产党的活动；一条未经宣布的封锁线被强加在延安周边的地区。
在1940年秋共产党进行大举进攻的所谓“百团大战”之后，这种紧张关系达到了顶峰。
从与日本作战的观点说，这本当是一次伟大的胜利。2.6万人的日本军队或死或伤。但蒋看到的却是一个警告，共产党增长得太快太强。是冬，他认定是给他们一个教训的时候了。1月中，由几块以前的南方根据地的游击队组成的共产党的新四军，打算越过黄河重新布防。在皖南，他们遭到优势兵力的国民党军的伏击。在一星期的战斗中，有9000名共产党人被俘或被杀。
这将两党关系带到了破裂点。延安和在重庆的蒋介石司令部之间的联系被挂起来了，在其他省会城市的中共联络办事处都关了门。但是，就是在这样极端艰难的情况下，统一战线还是太有价值了，共产党不能放弃它所获得的合法性，让红军从5万人增长到50万人。党员人数的增加使得政治局必须暂停批准新党员的工作，因为现存的组织结构已经适应不了这项工作的要求。对毛来说，统一战线有如一个“法宝”，铺平了共产党人的夺权道路。蒋介石也深知此道。但他的手脚也被捆住了。同日本的战争使这个联盟处于第一的位置上，这意味着他无法单方面结束这场战争，而又不冒重新燃起对他的“打共产党比打日本人更有兴趣”的指责风险。
最后，苏联在1941年6月介入了这场战争，美国到12月也加入了战争，这倒使两党别无选择只有捆在一起了。中国成为刚露头的太平洋联盟的一部分，需要暂时将内部对立的必要性抛到一边。双方都停了火，试图保存实力，为未来的冲突做好准备，他们都知道，日本或早或晚地注定失败之后，这种冲突是一定会到来的。
对毛而言，这意味着使党转向自己意志的新契机。
这次的办法是对党的历史做出重新评估，这是设计好的给那些占多数的怀疑论者们看看，王明及其一伙的错误，不仅在于统一战线的策略，而且在于自1931年以来他们的一贯错误，而只有毛本人才是自始至终地正确的。
从战争开始以来的四年当中，大量的地下斗争已经开展起来。1939年10月，毛本人曾写道，为适应党内获得对党史的一种共同理解的需要，以便“从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统一全党，并“避免重犯历史错误”，这种重新评估是必要的。他论述道，只是从遵义起，党才是“坚定地站在布尔什维克的道路上”。对王明来说，他的拥戴者们在遵义会议前一直掌权，毛的文章就贴在墙上：毛要的就是全盘否认他们一直坚持的政策。为防止这样的挑战，王勾勒出相交换的基础。他不同毛的现实第一号地位相竞争。但毛也不该否定他个人从前的贡献。
一段时间中，这一妥协僵局似乎维持着。但不久后，到了1940年12月，毛颁布了一份包罗万象的清单，将他认为的王明集团在江西所犯的“极左错误”都罗列起来了。
毛还是不指名道姓。当刘少奇催促他给作为“政治路线”的错误定罪时，他谨慎地拒绝了。“瓜在成熟”，康生引用毛的话说：“瓜还没熟就不要去摘它，瓜熟则蒂落。我们在斗争中无须过于严厉。”
然而，那年秋天，当共产党和国民党从新四军的皖南事变惨案的破裂边缘后撤时，毛做出决定，发动他长期精心策划的伟大政治攻势的时机终于到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