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的情况在物质和政治两方面，都开始有进步了，但其中还有许多恶劣倾向。例如，“游击主义”就是一个弱点，这反映了训练的缺乏、民主政治的夸大观念和组织的松懈等
等。还有一个倾向不得不与之搏斗的，就是“流氓性”(63)——不喜欢在政府的严重工作中安身，喜欢变动和新的事物。还有一种是军阀主义的残余，有些官长虐待甚至殴打弟兄，并且随意反对自己个人所讨厌的人，而对其余的表示好感。
许多这些弱点，在一九二九年十二月，在闽西的一个会议召开后，都一一克服了。会议中讨论了各种改进的思想，消除许多误解，并采用新计划，这样奠定了红军中崇高的意识领导的基础。在这以前，这些上面提过的倾向是非常严重的，并且为党中“托派”和军事领袖所利用以削弱这个运动的力量。这时我们展开了对“托派”的猛烈斗争，好几人被剥夺了他们在党中和军队中的职位。我们发现了他们在战时常领导红军陷入艰难的地位，企图毁坏红军；在几次败仗以后，他们的计划是十分明显了。经验显示了他们的错误，将他们从负责的职务中革除，并且在这个会议后它们就失势了。(64)
福建会议开辟了建立江西苏维埃政权的道路。次年，赣南全部掌握于红军手中。一九三○年二月七日，一个重要的地方会议在赣南召开，讨论苏维埃以后的纲领。到会的有党政军的地方代表。会中，土地政策经过长时期的辩论，而对“机会主义”(为反对重新分配土地的人所领导)的斗争是克服了。大会决议实施土地分配和加速苏维埃的建立。当时，红军只是成立了地方苏维埃和县苏维埃。在大会上，大家决议建立江西省苏维埃政府于兴国。对于这个新的纲领，农民报以热烈的援助。
渐渐地，红军对群众的工作进步了，军纪加严，而组织群众的新技术也在发展起来。早在井冈山时，红军已经对战斗员订下了三条简单的规则，即：服从命令；不没收任何贫农的财产；将一切没收地主的物品立即交给政府处置。在一九二九年的会议后，对于取得农民帮助的工作异常努力，在上述的三条之外，另加了八条规则：
一、当你离开一个人家，将一切门板(睡觉用)放到原处；
二、归还你所睡的草褥并将它卷好；
三、对老百姓要谦和并随时加以帮助；
四、归还一切借用的物品；
五、赔偿一切损坏的物件；
六、和农民以诚相待；
七、购买一切物品须付钱；
八、讲卫生，尤其是要在距离人家很远的地方设立厕所。(65)
这八点的施行，愈来愈见成功，到今天还是红军士兵的规律，要他们记忆并时时复诵。另有三种任务要教给红军，当做它的基本宗旨的：第一，誓死与敌人斗争；第二，武装群众；第三，捐钱帮助战争。
除开这种运动的政治基础不算，红军的战术也进步了，这是顺利的军事发展的原因。在井冈山时，我们有四个口号，都是游击战术的主要方法，红军就是靠了它发展起来的。这些四个字一条口号是：“敌进我退”，“敌停我扰”，“敌避我攻”，“敌退我追”，最初为许多人所反对，他们不主张采用这种战术，可是许多经验证明了它们的正确。凡是红军脱离了这种战术的时候，一般总是失败的。红军的人数很少，较敌人少一二十倍；它的资源和军需是有限的，所以只有巧妙地把计策和游击战术联合起来，才有希望战胜有着广大富庶根据地的敌人。
红军战术中最重要的，就是能在攻击时集中它的主力，而随后能加以迅速地分散。这就是说，要避免阵地战，而在运动中要用尽各种方法和敌人的部队接触并且击溃它。根据这种方策，虽然许多有经验的军人不赞成，红军发展了这种神奇的运动战，和迅速而有力的“速战”。
在一般苏维埃区的发展中，红军是偏于一种“波浪式”的发展的，而不是那种不平衡的前进——以“飞跃”获得的前进，并不巩固所占领的土地的前进。这种政策是切乎实际的，正和上述的战术一样，是从多年所积聚的军事政治的经验而来的。这些战术受当时中国共产党书记李立三的严厉批判，他说红军的方法是一种“新的右倾机会主义倾向”。李立三希望攻击而不要防御，前进而不要巩固后方；对大城市加以惊人的攻击，伴随着暴动和极端主义。当时，李立三路线把持了苏维埃区以外的党部，并且势力很大，并在某种程度上强迫红军接受这种路线，不顾在战地中官长的判断。其结果为进攻长沙和进攻南昌的失败。可是在这几次冒险中红军并没有停止游击队的活动，并且打开它的后方让敌人进来。
一九二九年秋，红军移到赣北，攻击和占领了许多城市并击退敌军多次。当红军距南昌极近时，它突然折向西面进取长沙。在这次进军中，我们和彭德怀的部队会合。彭已经占领过一次长沙，不过终因受强大优势敌人的包围而退却。彭是一九二九年四月退出长沙的，此后，即在赣南一带活动，结果大大地增加了他的军队。一九三○年四月他在瑞金重与朱德和我会合，并在一个会议后，决定他应该在湘赣边区活动，而朱德和我则移到福建去。一九三○年六月，我们重新建立了联络。并开始第二次进攻长沙。我们的军队都合并为第一方面军，以朱德为总司令，我为政治委员。在这种领导下，我们到达了长沙城外。
这时，中国农工革命委员会已经组织起来，我被选为主席。当时红军在湖南的势力很广大，在江西也差不多。我的名字流传湖南农民之间，因为捕获到我有十万重赏，不论生死，被悬赏缉捕的还有朱德和其他共产党。我在湘潭的土地(靠了这个地租我在大革命时代曾用以组织湖南的农民运动)，现在为政府没收了。我的妻妹被处决。其余的后来都释放了。(66)
红军的威信在农民中大为增高，而且竟达到我的家乡湘潭。因为我听说当地的农民都相信我不久就要回转家乡，并有一天，一架飞机飞过家乡时，他们断定这就是我。他们警告耕种我的土地的人，说我已经回来视察我的旧田庄，看看有没有树木被砍伐。假若树木被砍伐的话，他们说，我要向蒋介石先生索偿!
不过第二次进攻长沙失败了。大批援军开到，城中驻扎了大军，此外，在九月间，新的军队更源源开来攻击红军。在这次围攻中，只发生了一次主要的战争，此役我们消灭敌军两旅。不过，我们并没有能攻下长沙城，在几周后，我们就退回江西去了。
这次失败，帮助我们毁坏“李立三路线”，并拯救了红军，使它没有向武汉进攻，这是当时李所要求的。当时红军的主要工作是招募新兵，开辟新的苏维埃区，尤其是巩固整个已经掌握在红军手中的区域的苏维埃政权，因为这一类计划，如进攻长沙等并非急务，而且含有机会主义的元素。不过，假如在第一次占领时只是作为暂时的举动，并不想守住这个城和建立一个政权，那么它的影响可以说是有益的。因为革命运动所引起的反应是非常大的。所谓错误是关于战略一方面的，就是在后方的苏维埃政权还没有巩固时，企图以长沙为根据地。
但李立三将当时红军的战斗力量和民族政治背景的革命因素估计过高，深信革命已接近成功，而且不久就可以取得全国的政权。这种信仰更因受了当时的久长而疲竭的内战的鼓励，它使前途好像大大地偏护李立三。可是红军的意见以为：敌人正在准备大举进攻苏维埃，只要内战(67)一停止；而且现在不适于艰险的“盲动主义”和冒险。
在湖南事件之后，红军回到江西，尤其是占领吉安之后，在军队中，“李立三主义”被克服了，李本人的错误已经证明，不久他更失去在党中的势力(李现在莫斯科“研究”)。不过，在“李立三主义”确定地埋葬以前，在军队中有一个很危险的时期。一部分军队倾向李的路线，并要求与其他军队脱离。不过，这一部分的指挥员——彭德怀猛烈地与这种倾向搏斗，并能维持他部下的统一和对高级指挥的忠诚。但有一些红军部队公开叛乱了，并逮捕江西苏维埃的主席和许多官吏，并根据李立三路线从政治方面攻击我。这件事在富田发生，就叫“富田事变”(68)。富田靠近吉安，是当时苏区中心，这件事产生了一种激动，许多人都以为革命的前途全要看这次斗争的结局如何了。但，因了党部的健全，红军部队的忠诚和农民的拥护，这次叛变很快也就镇压下去了。为首的被捕，其余叛徒都经缴械消灭。我们的路线重新加强，坚决地镇压“李立三路线”。结果，以后的苏维埃运动获得了重大的进展。
现在南京政府彻底感觉到江西苏维埃的革命潜力之大了，在一九三○年底开始对红军的第一次的围剿。国军总共有十万人，开始包围红苏区，分五路进犯，当时红军共动员两万人来对付这些军队。靠了巧妙地利用计策战术，我们冲破了第一次围剿，获得了绝大的胜利。依据了“迅速集中”和“迅速分散”的战术，我们以主力分别攻击各个部队。让敌军深入苏维埃领土，然后以超越敌军的人数对与大军隔离的部队突然加以攻击，占据了优势的阵地，使我们可以暂时包围敌人，这样反转了数量上远占优势的敌军的战略利益。一九三一年一月，第一次围剿完全失败。我相信假若红军在这以前没有能得到以下三个条件，胜利是不可能的。三个条件是：在集中指挥下的我们力量的巩固；“李立三路线”的清算；党部对肃清红军及苏区中的“AB团”及反革命分子的胜利。
休息了只有四个月。第二次围剿开始了，由现任军政部长何应钦做最高指挥。他的军力超过二十万。分七路进攻苏区。一时苏区的情势好像很危险。因为苏维埃政权非常弱小，资源有限，而且国军的物力几乎各方面都远胜苏区。但红军仍就抱定了前此得胜的同一战略应付这一次进攻。让敌军的纵队深入苏区后，我们的主力突然集中在敌军第七路[第二路]，打败好几个团，并摧毁了它主要的进攻的力量。在我们攻击以后，马上接二连三地依次击败了第三、第六和第七路。第四路不战而退，第五路一部分被击溃。在十四日之内红军作战七[六]次，行军八日，以决定的胜利结果这次战争。随着六路的溃崩或退却，第一路，蔡廷锴是指挥之一，没有大打就退了。(69)
三[一]个月后，以三个最有能力的指挥为辅，蒋介石先生率领三十万人作“赤区最后一次的清剿”。蒋企图以狂风骤雨的方法扫荡“赤匪”。他开始以每天八十里的行军进入苏维埃领土的心脏。这恰恰给予了红军所最擅长的战斗条件，它立即证明了这个战术的严重错误。以仅有三万人的主力，靠了一串灿烂的战略，我们的部队，在五日之内攻击了五个不同的纵队。在第一战，红军俘获许多部队和大量军火、大炮和军需品。到了九月，第三次围剿已经失败，十月间蒋撤回他的军队。(70)
现在，红军进入了一个较为平和及成长的时期，很快地扩展起来了。一九三一年十二月，第一次苏维埃大会召开，建立了苏维埃中央政府，以我为主席，朱德被选为红军总司令。同月，“宁都暴动”(71)发生，万余政府军叛变而加入红军……
现在，红军开始采取它自己的攻势，占领了好几个城市。从一九三二年起一直到长征西北为止，我个人的时间几乎全部限于苏维埃政府的工作，军事指挥交给朱德和其他人。
一九三三年四月，第四次围剿开始，也许是最艰险的一次。在第一战，敌军两师被缴械，两个师长及三万人被俘。另一师，当时最精锐的一师，接着被消灭，几乎全部被缴械，师长重伤。这些捷战证明了战略有着决定的作用，第四次围剿不久就结束了。(72)
到第五次——最后一次围剿，蒋动员了近百万的军队并采用了一个新的战略和战术。在第四次围剿时，蒋已经采用德国顾问的建议，开始利用封锁和堡垒制度了。到第五次围剿，他把全部信赖都放在这上面。用他的军队来实施严密的封锁和整个地包围苏区，他谨慎地推进。一面建造汽车路、堡垒和壕沟，避免主力和红军接触，并且仅仅在堡垒的后面作战，只是完全在飞机、大炮和机关枪的掩护之下，作短短的推进。
这时期，我们铸了两个大错。第一是在一九三三年“闽变”时，未曾与蔡廷锴的军队密切联合；第二是采取了单纯防御的错误战略，放弃以前用计诱敌的策略。这是一个严重的错误——要想与占优势的军队作阵地战，在这方面，无论在技术上或精神上，红军都非所长。
因了这些错误的结果，和国军的采取新策略，加以在数量上、技术上远胜于红军的军队，红军不得不于一九三四年进行改变它在江西的生存条件，因为它很快地在恶化起来了。而当时民族政治的情势，也影响了我们移到西北去活动的决议。在日本侵略“满洲”和上海之后，苏维埃政府早在一九三二年二月就和日本正式宣战了。自然，这种宣战，在当时是不能发生效力的。跟着我们又发表宣言，号召中国各军结成联合战线以抵抗日本帝国主义。早在一九三三年，苏维埃政府就宣布它情愿根据三个条件和任何军队合作，这三个条件是：停止内战和对苏维埃及红军的攻击；保障群众结社、集会、言论的自由和民主的权利；武装人民对日抗战。
这个第五次也是最后一次围剿，开始于一九三三年十月。一九三四年一月，第二次全国苏维埃大会在苏维埃首都——瑞金召开，对过去革命的所有成就加以检讨。会中我作了一个长报告，并且会中选出了今日苏维埃中央政府的全体人员，如今日存在着的。不久长征的准备开始了，这是在一九三四年十月着手的，恰在发动第五次围剿一年之后。
一九三五年一月，红军主力抵贵州遵义。接下去四个月，红军几乎一直在流动之中，并发生了最激烈的战争。经过许许多多困难，跨越几个最高最险的山道，经过凶恶土番所居的地方，经过无垠的草原，经过严寒和酷热，经过风雪和暴雨，背后面对着全部国军的一半的追击，经过所有这些天然的障碍，沿途并与广东、湖南、广西、贵州、云南、西康、四川、甘肃和陕西的地方军队作战，最后，在一九三五年十月，红军到达了陕西，并建立了在中国伟大的西北的根据地。
这次红军光荣的进军和胜利地到达陕西，第一是因为共产党的正确领导，第二是因为苏维埃人民基本干部的伟大的技巧、英勇、坚决和几乎是超人的忍耐力和革命的热忱。中国的共产党在以前、现在和将来，将永远忠诚于马列主义，并对每一个机会主义者作斗争。这种决心解释了它的不可克服性和它的最后胜利的必然性。它的不可克服性的另一理由，就是在革命干部中的人材的特别精干、英勇和忠诚。许多，许多优秀的同志，许多献身于革命的人，都在一个宗旨下工作，造成了红军和苏维埃运动，而他们和那些未来的同志，将要领导革命到最后胜利。
现在，我们正努力在中国建立一个民族统一联合战线，邀请真心抗日的各党、各派、各军来参加我们的民族解放的伟大事业。要想和日本帝国主义搏斗及拯救自己的国家，这种战线是必需的，同时在中国建立彻底民主的政府也是必需的。今后我的工作和目标，与党的红军的工作及目标相同，必须向这种成功做去。
附注：
(63)这里的"流氓性"，即指"流寇思想"。编者注。
(64)这次会议就是著名的"古田会议"，即红四军第九次党代表大会。"托派"即"托洛茨基派"。编者注。
(65)此八条即后来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主要内容。序号为编者所加。 (66)据《西行漫记》载：毛泽东的妻子杨开慧和妹妹，还有其弟弟毛泽民、毛泽覃两人的妻子，以及他的儿子，都被何键逮捕。其中妻子和妹妹被杀害。编者注。
(67)此处的"内战"是指"蒋介石和冯玉祥之间的战争"。编者注。 (68)据《西行漫记》载，"富田事变"的哗变者是第二十军的刘铁超。
(69)此段括号内文字为编者根据《西行漫记》校订。 (70)此段括号内文字为编者根据《西行漫记》校订。 (71)"宁都暴动"，即宁都起义，是由董振堂、赵博生领导的，国民党二十八路军两万余人起义后参加红军，从而建立了五军团。赵博生后来在江西作战时牺牲，董振堂曾任红五军军长。
(72)第四次反围剿，红军先后歼灭了国民党第五十九师、第五十二师和第十一师。蒋介石当时曾写信给他的战地司令官陈诚，说他认为这次失败是他一生?最大的耻辱"。陈诚是不赞成搞这种"围剿"的。他当时对人说，在他看来，同红军作战是一种"终身职业"，也是一种"无期徒刑"。这话传到蒋介石耳朵里，陈诚的总司令职务立即被解除。编者注。
附录一 毛泽东论中日战争
记者于去年七月初旬踏进陕北，在那里停留了四个月。曾遍游陕西、甘肃、宁夏等地，并与前线红军相处一月。在保安我遍访了其中高级官吏，并与毛泽东先生详论许多事情。现在把关于中日问题的议论用问答体写出，以飨读者。
记者问：你们主张全国联合起来，以与日本帝国主义作殊死战而将其驱出中国。这是不是说中国现在已无须外援而能单独战胜日本?
毛答：首先我要提醒你，中国和日本都不是一个孤立的国家，东方的治乱问题是一个世界的问题。日本暗中自有其同盟国——如德、意等——同时中国要想抗日成功也必须在其他强国中找到援助。但这并不是说没有外援，中国就不能和日本决战，这并不是说我们在抗日以前一定要找到外援。
中国蓄有巨大的潜力，在伟大的斗争期中，一定能经组织而成为无比的抵抗线。中国人民在过去的斗争中已经深切地了解这种力量，并且找到了运用它的良方。中国的大众靠了长久的政治经验，已能熟练地运用他们极有效的武器去反抗他的敌人。
我们坚信中国人民决不投降日本帝国主义，我们坚信在战场中，他们要动员他们的巨大潜力以抵抗日本，以他们最大的精力和侵略者的挑战周旋，在这个斗争中，最后的胜利一定是中国的。假如中国单独地作战，自然牺牲较大，战期较长，因为日本有精良的军备，此外它也有它的同盟国。所以要想用最短的时间，最少的牺牲去战胜日本帝国主义者，中国首先要在自己的境内组成联合战线，其次还要将它扩展到关心太平洋和平的列强。
问：在何种条件之下，中国人民能战胜日本的军力?
答：三个条件能保证我们的胜利：一、中国反日本帝国主义联合战线之成立。二、世界反日战线之组成。三、日本帝国主义压迫下的人民革命之发动。但其中最主要的自然还是中国人民本身的联合。
问：请问这样的战争要拖延到多久?
答：这要看中国政治动员的力量，中国及日本的许多有条件的因素，和国际援助中国的程度以及日本革命发展的迟速而定。假如中国的政治动员是强有力地匀称，假如在纵的和横的方面都是有效地组织起来，假如明了自身利益受日本帝国主义威胁的国际方面大量地予中国以援助，假如日本革命很快地爆发的话，那么战期是短的，而且很快地就能得到胜利。假如这些条件不能具备的话，那么这次战争是非常长久。但结局日本还是要败的，只不过我们的牺牲重大，且成为全世界的一个苦痛的时期，所以中国政府以及中国人民都已准备和任何国家联合以缩短战期。但假如无人与我们联合，我们还是要单独地干的。
问：请问此种战争之政治及军事的发展趋向?
答：这里包括有两个问题——列强的政策，和国军的战略。
现在，日本的大陆政策大家知道它是已经决定的了。那些以为再牺牲一点中国的主权，作经济上、政治上或领土上的妥协和让步，就可以停止日本的侵略的人，是在运用乌托邦的战略。
我们深知不仅是华北，连长江下游，南方的海口都包括在日本的大陆计划里面。同样地清楚，日本海军是要封锁中国沿海及夺取菲律宾、安南、暹罗、马来和荷属东印度的。在战争中，日本必企图将那些地方作为军事根据地，将英法美和中国隔断，同时独占南太平洋中的几个海，这些计划都包括在日本海军战略中，这是我们在几本小册子上看到的。而且这种海上战略必与陆上战略相互协调。
在那时，中国自然要处于一种极端困难的地位。但中国大众是相信可以去克服这种困难的，只有住在中国海口的阔人才是必败论者。他们怕失去他们的财产。
关于中国的经济问题，军火的供给等，即日本海军的封锁及商业停顿等问题，一定会引起列强的反应。假如他们袖手旁观，让日本很容易地封锁中国如封锁“满洲”一样，那么，日本方面的工作自然是大大地减轻了。
理论地说，我们的战略自然是“内部战线”的战略。这就是说，假如外国——英、美、法、苏等国要冲破日本的封锁，他们自己会组织成一个“外部战线”的。那时日本帝国主义者就要受到内外夹攻。这样在短时期内，就可以包围和粉碎日本的“皇军”了。
有许多人以为只要日本抓到几个中国的沿海要镇，实行封锁以后，中国就不能和日本继续作战了。其实这是不通的。只要看我们的战史就能驳倒它了。这解释就是，我们已在境内的全体人民中，组成了一个岩石般的坚体。因为每一个人都准备为他们的政府而战，每个人都是自动的，有意识的为着本身的利益和正义而战。此外人民都是被有才能、有力量、有决断，同时对于他们的政治的、经济的、军事的需求有着深切了解的人所领导的。
在抗日战争中，中国人民所得的便利，更十分巨大。中国是一个很大的民族，只要还有寸土未在侵略者的军刀之下，就还不能说是被征服。就算日本能占据拥有一二万万人口的土地，要打败我们，还差得很远。我们仍有很大的力量去抵抗日本军阀，而且叫日本在整个战期中要非常艰苦地去防御后方。
关于军火方面，因日本不能夺取我们内地的兵工厂，这已经够中国军队用许多年了，同时它也不能禁止我们从它的手中夺取大量的军火。只要全中国的人民联合起来反日，那么运用这种战策以战胜日本是有多大的可能性啊!
在经济方面，中国自然不统一。可是中国这种经济的不平衡的发展和日本高度集中的经济相比，在战时反而于我有利。譬如将上海和中国其他部分隔绝，对于中国，并不如将纽约隔绝时使美国所感受的困难。而且，日本要隔绝中国是不可能的，它就不能封锁中国的西北，因为日本即使在大陆上也还是靠着海军力的。所以问题的中心还是在中国人民的统一和动员。
问：在中日战争中，你以为日本会不会发生革命呢?
答：日本的革命不仅可能而且是必然的。在日本碰到第一次大败后，革命就要不可避免地发动了。
问：你以为苏联及外蒙是否要参加这次战争以助中国?并发生于何种情势之下?
答：当然苏联也不是一个孤独的国家，它不能漠视远东的事变。它是不得不动的。还是让日本征服全中国后，以之为攻击苏联的根据地呢?还是帮助中国人民反对日本以获独立，而与中国的人民建立友好的关系呢?我想苏联一定是采取后一条路途的。
我们相信只要中国人民开始抗战，并需要和苏联以及其他友邦建立友好的同盟时，那么苏联一定会做与我握手的先锋的。反对日本帝国主义是一个世界的事业，苏联既是世界的一部分，它自然不会较英美更守中立。
问：中国人民是否立须夺回全部失土还是仅将日本驱出华北及长城之外?
答：中国必须立即夺回全部失土，不仅要保卫长城以内的土地，还要夺回“满洲”。但我们并不将朝鲜包括在内，虽然从前是中国的殖民地。但是，假如朝鲜的人民想挣脱日本帝国主义的锁链的话，我们自然要加以热烈的援助。
问：假如战争延至极久而日本不败，那么能否承认日本征服满洲以求和平?
答：不可能的!中国人民决不能让日本占有中国寸土!
问：如何才可以将人民至善地武装，组织及训练起来以参加战争?
答：人民必须有组织自己及武装自己的权利，当大众获得经济的、社会的，及政治的自由时，他们力量将十分地伟大，在那时才可以看出我们民族的真正力量。
反日义勇军从日本侵略者的手中获得行动的自由，武装了他们自己，遂成了不可征服的力量，假使中国人民一旦有了训练、武装及组织，他们一样的也会成为不可克服的力量的。
问：在此次“解放战争”中当用何种战略?
答：这战略就是游击战，在一条逦的、流动而不定的战线上，战略的成功全靠在困难的地域中能有高度流动性，就是迅速地攻击和迅速地退却，迅速地集中和迅速地分散。这将是一种大规模的游击战，而非单纯的阵地战，非长壕重兵、坚垒之战。我们的战略是依战地而定的，即游击战。
但这并不是放弃重要的军事点，那还是可以看情形而作阵地战的。但是，中枢战略一定要是游击战，而且对于别动队和游击队要有重大的信赖。堡垒战必须利用，但只是辅助的，在战略上根本是次要的。
在地理方面来说，战场是如此广大，所以我们能以最高的效率和效力，和日本从事流动的战争，因为他们的军事机构是呆滞的，时时要防御当前的掩袭。在狭隘的战场上，极度集中和尽力防御一二要镇，会失去我们在地理上、经济组织上的利益，而且正重复了阿比西尼亚的错误。在战争初期，我们的战略必须注意避免重大决战。同时要渐渐地摧绝敌军战斗精神、军纪以及现有的军事效率。
阿国的错误，姑不论其内部政治上的弱点，正在他们想保有一条深广的战线，使法西斯蒂能轰炸，能使用毒气，能将技术上较强的战事机构作滞重的集中，给阿国以致命的有机的伤害。
除去中国正规军外，我们还须在农民中组成，指导，以及政治地、军事地建立大量的游击队和别动队。在满洲，这种典型的反日义勇军的成功，只不过是全国农民中可以动员起来的潜力的极小表现而已。有适当的领导和组织，这种队伍可以使日人朝夕奔忙，忧愁得要死。
要晓得这次战争是在中国境内的，这就是说日本的周围全是“敌忾同仇”的中国人，这样日人必须积藏他们所有的给养，同时还要看守它；各交通线上都要有兵驻守，而且在他们根据地——满洲——日本也要驻有重兵。
在战程中，中国军队可以捕获许多日本俘虏、枪械军火。这样，到了某时期，我们就可以渐渐和日本作阵地战，可以利用堡垒、深壕了。因为在战程中，反日军力的技术设备一定会大大地进步。同时还可以从重要外援中加强起来。在长期占领中国的糜费重压下，日本的经济是要崩溃，同时在无数不定的艰苦战争之中，他们的军心是要涣散的。当日本帝国主义的浪潮粉碎于中国抵抗的暗礁上以后，中国人民中潜伏大量的人力，还可以送出无数为自己的自由而战斗的人民到前线来。
这些以及其他因素，决定了这次战争，使我们能对日本的坚垒和军事根据地加以最后的决定的打击，将占领的日军驱出中国。
我们将欢迎并款待被俘的，被解除武装的日本官兵。我们将不杀他们而兄弟一般地款待他们；因为我们和日本的无产阶级士兵并无仇恨。我们要用尽方法使他们觉悟，和他们联合起来，打倒他们国内的法西斯军阀。反法西斯的日本士兵是我们的朋友，因为他们和我们的目的是相同的。
附录二 毛泽东夫人贺子珍小传
在外表看起来，毛泽东夫人贺子珍女士简直是一个弱不禁风的少妇。其实，她的性格是非常活泼的。很少有人看见她穿长衣服，十年来总是穿着那一套红军的制服，皮带上挂着手枪；她曾与(国民党)中央政府的剿共军队对过阵，在前线上运伤兵。到后方去，调护病人，组织女军，而且，在北上战役中曾受过伤，甚至几乎送了性命。(1)
自与毛泽东同居以来，九年之中终日是奔走劳碌，七年之中生过五个孩子，但这些孩
子全送给了人家，她自己一个也不要。
红军由江西总退却时，她随军同行，直到陕境，步行二万五千里。她先后被炸伤廿几处，到现在，身上还找得到累累的创痕。
她现在二十七岁，但反抗的火焰毫未消灭。在这八千英里的退却中，她受尽了人间的痛苦。受伤以后，先叫人抬着走，以后换人背着，用骡马驮着，到最后人和马全没有了，便只好步行。而同时，在长征途中又产生了一个小孩，她真是受尽痛苦的人了。
在红军中大家都叫她“女司令”。本为江西永新县云山人，是一个小地主的女儿，她父亲也曾当过一任县长。
她曾进过教会小学，她妹妹嫁给毛泽东的弟弟泽覃。泽覃为国军所杀，而她的妹妹也至今生死不明。
她由小学校出来后，就在本县参加妇女运动，一九二七年加入共产党。是年八月一日至廿日之南昌女共军抵抗国军一役，即由她领导。
她同毛泽东是在民国十七年结的婚。她在共军中曾先后担任政治教授，看护，妇女组织的领袖；而在战时，她又是军人——总之，随时随地，她全有工作。
附注：
(1)括号内文字为编者加。
附录三 斯诺眼里的毛泽东
斯诺眼里的毛泽东(见附注1)
小村庄在西北很多，但是城市不论大小却不常见。除了红军草创的工业以外，西北完全是个农业区，有些地方，还是半游牧区。因此，纵马登上崎岖的山顶，看到下面苍翠的山谷中保安的一片古老城墙，确实使人觉得十分意外。2
在唐朝和金朝的时候，保安曾是抵御北方游牧民族入侵的边防要塞。至今人们犹可在一条狭仄的隘口两旁，看到堡垒的残迹，被下午的阳光染成一片火红色。当年蒙古人的征略大军，就是通过这条隘口大举倾入这个山谷里来的。保安还有一座内城，从前驻扎过边防军；最近经过红军修缮的一道高大的用作防御的砖墙，围绕着约莫一英里见方的地方，就是现在保安城所在。
我在这里终于找到了南京同他打了十年仗的共产党领袖——毛泽东，用最近采用的正式头衔，就是“中华人民苏维埃共和国”的主席。旧名“中华工农苏维埃共和国”已在共产党开始实行争取建立统一战线的新政策的时候放弃了。
周恩来的电报已经收到，他们正等待着我，“外交部”里已替我预备好一个房间，我暂时成了苏维埃国家的客人。我到了后，保安外侨的人数顿然剧增。另外的一个西方侨民就是一个称做李德同志的德国人。
我到后不久，就见到了毛泽东，他是个面容瘦削、看上去很像林肯的人物，个子高出一般的中国人，背有些驼，一头浓密的黑发留得很长，双眼炯炯有神，鼻梁很高，颧骨突出。我在一刹那间所得的印象，是一个非常精明的知识分子的面孔，可是在好几天里面，我总没有证实这一点的机会。我第二次看见他是傍晚的时候，毛泽东光着头在街上走，一边和两个年轻的农民谈着话，一边认真地做着手势。我起先认不出是他，后来等到别人指出才知道。南京虽然悬赏二十五万元要他的首级，可是他却毫不介意地和旁的行人一起在走。
关于毛泽东，我可以单独写一本书。我跟他谈了许多夜晚，谈到各种广泛的问题，我也从士兵和共产党员那里听到关于他的许多故事。我同他谈话后写的访问记录就有大约两万字。他幼年和青年时代的情形，他怎样成为国民党和国民革命的一个领袖，为什么成为一个共产主义者，红军怎样成长壮大起来，他统统告诉了我。他向我介绍了长征到西北的情形，并且写了一首关于长征的旧诗给我。他又告诉我许多其他著名的红军战士的故事，从朱德一直到那个把藏有苏维埃政府档案的两只铁制文件箱背在肩上走了长征全程的青年。
从这样丰富的未经利用、不为人知的材料中，我怎么能够用寥寥数百个字把这个农民出身的知识分子转变为革命家的故事告诉你们呢?我不想作这样压缩的尝试。毛泽东生平的历史是整整一代人的一个丰富的横断面，是要了解中国国内动向的原委的一个重要指南，我以后还要根据他所告诉我的情况，把他个人历史的那个丰富的激动人心的纪录写进本书。但是我在这里想要谈一些主观的印象，还有关于他的令人感到兴趣的少数事实。
首先，切莫以为毛泽东可以做中国的“救星”。这完全是胡说八道。决不会有一个人可以做中国的“救星”。但是，不可以否认，你觉得他的身上有一种天命的力量。这并不是什么昙花一现的东西，而是一种实实在在的根本活力。你觉得这个人身上不论有什么异乎寻常的地方，都是产生于他对中国人民大众，特别是农民——这些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贫穷饥饿、受剥削、不识字，但又宽厚大度、勇敢无畏、如今还敢于造反的人们——的迫切要求作了综合和表达，达到了不可思议的程度。假使他们的这些要求以及推动他们前进的运动是可以复兴中国的动力，那么，在这个极其富有历史性的意义上，毛泽东也许可能成为一个非常伟大的人物。
但是我并不想宣布历史的判决。同时，除了他的政治生活以外，毛泽东作为个人也是一个使人感到兴趣的人物。因为，虽然他的名字同蒋介石一样为许多中国人所熟悉，可是关于他的情况却很少知道，因此有着各种各样关于他的奇怪传说。我是访问他的第一个外国新闻记者。
毛泽东有能够从死里逃生、大难不死的传说。南京曾经一再宣告他死了，可是没有几天以后，报上的新闻栏又出现了他的消息，而且活跃如昔。国民党也曾经好几次正式宣布“击毙”并埋葬了朱德，有时还得到有“千里眼”的传教士的旁证。尽管如此，这两个著名人物多次遭难，可并不妨碍他们参与许多次惊人壮举，其中包括长征。说真的，当我访问红色中国的时候，报上正盛传毛泽东的又一次死讯，但我却看到他活得好好的。不过，关于他的死里逃生、大难不死的传说，看来是有一些根据的，那就是，他虽身经百战，有一次还被敌军俘获而逃脱，有世界上最高的赏格缉拿他的首级，可是在这许多年头里，他从来没有受过一次伤。
有一个晚上，一个红军医生——一个曾在欧洲学习、精通医道的人——给他作全面体格检查，我正好在他的屋子里，结果宣布他身体非常健康。他从来没有得过肺病或任何其他“不治之症”，并不像有些想入非非的旅行家所谣传的那样。他的肺部是完全健康的，尽管他跟大部分红军指挥员不一样，吸烟没有节制。在长征路上，毛泽东和李德(另一个烟瘾很重的人)进行了独特的植物学研究，遍尝各种的叶子，要寻出烟叶的代替品来。
毛泽东现在的夫人贺子珍——从前是小学教员，现在本人也是个共产党的组织者——却不及她丈夫幸运。她受到过十多处伤，是炸弹碎片造成的，不过都是表面的伤。正当我离开保安以前，毛氏夫妇新生了一个女孩子。毛泽东的前妻杨开慧曾生了两个孩子。她是一个中国名教授的女儿，数年前被何键杀害。
毛泽东现年(一九三七年)四十四岁。在第二次中华全国苏维埃大会上，他被选为中央苏维埃临时政府主席，这次大会的出席者，代表着当时生活在红色法律1下的九百万左右的人民。说到这里，我要附带插入几句话。据毛泽东的估计，中央苏维埃政府在一九三四年直接控制下的各区最高人口数字如下：江西苏区三百万；鄂皖豫苏区二百万；湘赣鄂苏区一百万；赣湘苏区一百万；浙闽苏区一百万；湘鄂苏区一百万；总共九百万。有些估计高达此数的十倍，令人难以置信，大概是把红军或红色游击队所活动的各个地区全部人口加在一起而得出来的。我把中国苏区人民有八千万的数字告诉毛泽东的时候，他就笑了起来，并且说，要是他们真的有这样广大的面积，革命就差不多胜利了。不过当然，红色游击队的地区，人口还有好几百万。
毛泽东在中国的共产党势力范围内的影响，今天大概比什么人都要大。在几乎所有组织里，他都是一位委员——如革命军事委员会、中央政治局、财政委员会、组织委员会、公共卫生委员会，以及其他等等。他的实际影响是通过在政治局的支配地位发挥出来的，因为政治局有着决定党、政、军政策的大权。不过虽然每个人都知道他而且尊重他，但没有——至少现在还没有——在他身上搞英雄崇拜的一套。我从来没有碰到过一个中国共产党人，口中老是叨念着“我们的伟大领袖”。我没有听到过有人把毛泽东的名字当做是中国人民的同义语，但是，我却也从来没有碰到过一个不喜欢“主席”——个个人都这样叫他——或不景仰他的人。他个人在运动中的作用，显然是很大的。
在我看来，毛泽东是一个令人极感兴趣而复杂的人。他有着中国农民的质朴纯真的性格，颇有幽默感，喜欢憨笑。甚至在说到自己的时候和苏维埃的缺点的时候他也笑得厉害——但是这种孩子气的笑，丝毫也不会动摇他内心对他目标的信念。他说话平易，生活简朴，有些人可能以为他有点粗俗。然而他把天真质朴的奇怪品质同锐利的机智和老练的世故结合了起来。
我想我第一次的印象——主要是天生精明这一点——大概是不错的。然而毛泽东还是一个精通中国旧学的有成就的学者，他博览群书，对哲学和历史有深入的研究，他有演讲和写作的才能，记忆力异乎常人，专心致志的能力不同寻常，个人习惯和外表落拓不羁，但是对于工作却事无巨细都一丝不苟，他精力过人，不知疲倦，是一个颇有天才的军事和政治战略家。许多日本人都认为他是中国现有的最有才干的战略家，这是令人很感到兴趣的事。
红军正在保安盖起几所新建筑，但当我在那里的时候，住处是非常原始的。毛泽东和他的夫人住在两间窑洞里，四壁简陋，空无所有，只挂了一些地图。比这更差的他都经历过了，但因为是一个湖南“富”农的儿子，他也经历过比这更好的。毛氏夫妇的主要奢侈品是一顶蚊帐。除此之外，毛泽东的生活和红军一般战士没有什么两样。做了十年红军领袖，千百次地没收了地主、官僚和税吏的财产，他所有的财物却依然是一卷铺盖，几件随身衣物——包括两套布制服。他虽然除了主席以外还是红军的一个指挥员，他所佩的领章，也不过是普通红军战士所佩的两条红领章。
我曾几次同毛泽东一起去参加过村民和红军学员的群众大会，去过红色剧院。他毫不惹眼地坐在观众的中间，玩得很高兴。我记得有一次在抗日剧社看戏，休息的时候，群众一致要求毛泽东和林彪来一次合唱。林彪是红军大学的校长，只有二十八岁，他以前是蒋介石参谋部里一个著名的年轻军校毕业生。林彪像一个小学生似的涨红了脸，讲了几句很得体的话，请女共产党员代替他们唱支歌，逃脱了“点名表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