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投靠左氏
胡雪岩在官场上有王有龄撑腰生意越做越大，并且十分的顺利。然而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同治元年(1862年)，杭州被太平军包围，王有龄奋勇抵抗，被围两个月到了弹尽粮尽的地步。胡雪岩被派出去买粮，但粮食无法运进杭州城。王有龄眼见城门失守，只好上吊自杀。胡雪岩闻讯，悲痛之极，胡氏之生意，全靠王有龄，尤其是兵荒马乱的年代，没有一个可以信任的靠山，是什么也干不成的！如今王有龄一死，自己没了靠山当然伤心。
此时的胡雪岩，向“官商”的方向发展，王氏既去，但他在官场不能没有后台。开始他原来想让杭州藩司蒋益澧做自己的靠山。但他与蒋益澧交往了几次后，觉得这个人过于谨慎，又缺乏远见，对官场上的事情也不了解，不能成为强有力的靠山。为了寻找得力的靠山，他看上了闽浙总督左宗棠。
此时左宗棠正心烦呢，杭州连年战争，饿殍满地，田地荒芜，有的地区是“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自己同太平军作战的几万人马的粮草还没解决。
左宗棠正在考虑此事之时，手下人报，浙江富商胡雪岩来见。左宗棠乃传统的官僚，总认为商人奸诈，起初，由于杭州被太平军占领期间的谣言，左宗棠早对他有所耳闻，也早有戒备，还收到许多告胡雪岩的禀贴，还准备严办他呢。
而且他又听说胡雪岩不顾王有龄携粮款逃往上海，本来就不想见他，无奈蒋益澧的面子，让胡雪岩等了半天，才召见了他。
胡雪岩一进去，就感觉不对，心里暗自说一定要小心谨慎。胡雪岩提起精神，撩起衣襟，跪地向左宗棠说道：“浙江候补道胡雪岩参见大人！”左宗棠却当没听见，仍睁大眼睛。一会儿，左宗棠转动双眼，放出冷冷的光芒，这才细细打量胡雪岩。胡雪岩头戴四品文官翎子，双目炯炯有神，中等身材，脸色红润，一副大绅士派头。打量一番，左宗棠面无表情地说道：“久仰大名。”这句话一听就是在讽刺胡雪岩。胡雪岩作为商人，十分有耐性，压住心中的不满，只把左宗棠当成挑剔的真正的买主。胡雪岩并没有回答左宗棠，而是再次以礼拜见左宗棠。他知道左宗棠有弱点，就是怕人捧，便恭贺左宗棠收复杭州劳苦功高，又向左宗棠道谢，称其把杭州百姓救出苦海。胡雪岩一边捧他，一边看着他，他见左宗棠脸上露出难以察觉的微笑。看到这一点，胡雪岩又行了一个礼。这一次左宗棠虽然仍旧矜持地坐在椅子上，但已经变成了笑脸，也许面子过不去，他假装突然明白过来，说：“唉呀，胡大人，请坐！”胡雪岩在左宗棠右侧的椅子上坐了下来，渡过了这一关。
胡雪岩坐定之后，左宗棠便先问他为杭州购粮的事，脸色变得很难看。胡雪岩这才明白，赶紧把事情缘由讲了个清楚，说到王有龄以身殉国，自己又无能为力，不由放声大哭。
左宗棠这才明白自己误听了谣言，差点杀了真正的忠臣，十分惭愧，赶紧用好话劝胡雪岩。
胡雪岩见左宗棠态度已经有所改变，急忙摸出2万两藩库银票，说把这些当时购粮的余款归还朝廷。他还说这笔钱本来就是国家的，还请左宗棠为王有龄报仇，让朝廷对那个弃城脱逃的薛焕严惩。对这合情合理的恳求，左宗棠欣然答应，并把钱也收下了。
2万银票对于每月军费开支10余万的左军来说虽然是少了点，但毕竟可解一时之困。胡雪岩清楚地知道左宗棠想要的是钱，他的这一表现获得了左宗棠的好感。
收下胡雪岩的银票后，胡雪岩对王有龄的忠心感动了左宗棠，立即叫人上茶，与他聊起天来。谈话时，胡雪岩总是投其所好。当左宗棠夸他不辞辛苦为国筹粮时，他说：“大人栽培，光墉自然感激，不过有句话不吐不快，望大人见谅，我筹米绝不是为了获得朝廷奖赏。光墉是生意人，只会做事，不会做官。”
“好一个只会做事，不会做官！”这句话说到了左宗棠心里，拍着桌子，大声地叫起来，对胡雪岩的喜爱之情自然流露出来。
胡雪岩还特别善于利用李少荃与左宗棠的矛盾捧左宗棠：“我在想，大人是个只顾做事，而不顾什么功名利禄的人，”又说，“恰恰有个人和你正相反”。
前半段话，拍马屁拍得又准又好，对于后面一句话，左宗棠当然很关心，探身说道：“请教！”
“此人正是江苏李中函。李中函会做官，大人会做事。”胡雪岩又说：“大人也不是不会做官，只不过不屑于做官而已。”
“啊，好，实在是好！”左宗棠摇着头，仰着脸说，好像遇到了知己。这话说得恰到好处，听起来让人感到真实而又舒坦，心里实在高兴。
“雪岩兄，”左宗棠说：“你在上海呆了这几年，自然知道李少荃的作为，你倒拿我跟他的成就比一比看。”
“是！”胡雪岩沉思了一会儿，说道，“李中函光复苏州，也等于大功一件，不过与大人孤军奋战相比，就差多了。”
左宗棠听得大为高兴：“雪岩你说的对啊。”
一唱三叹，到了击节相和的地步，胡雪岩的捧人技术实在是出神入化。
事实上，左宗棠最喜欢听别人的奉承。胡雪岩正是投其所好，博得左宗棠的欢心。而且他还能把握好分寸，总是能说出左宗棠最爱听、最想听的，却没有夸张做作之意。
左宗棠听得高兴之极。胡雪岩明白自己已经吸引住了左宗棠。他想，只要实事求是的奉承恭维，左宗棠当然高兴。如果能让左宗棠当自己官场上的后台，生意自然蒸蒸日上。主意拿定后，他一转话题，指责曾国藩只顾为自己抢功，抢地盘，实在是卑鄙。气愤地谴责李鸿章为什么不乘胜收复常州，而把立功的机会让给曾国藩的弟弟曾国荃以此来做人情。胡雪岩有根有据的指斥引起了左宗棠的共鸣，左宗棠对他又多了几分好感。
过后，左宗棠亲自送走胡雪岩，他认为胡雪岩不仅生意做得好，官场上的事也认识得清楚，是一个大有作为的能人，怪不得受到王有龄的重用。然而粮食仍是他的一块心病，让他十分的苦恼，一连几天就是想不出法子。
其实胡雪岩自从上次分手，就筹划着如何帮助左宗棠解决粮食以渡难关。他迅速到上海筹集了上万石大米运回杭州，一部分救济灾民，一部分给军队当粮草。
这万石大米无疑是雪中送炭，不仅救了杭州的灾民，而且对左宗棠打败太平军起了重要作用。左宗棠捋着花白的胡须，一块心病总算挖掉了，他高兴不已，内心总觉得过意不去。他说：“胡先生立此大功，有事不妨直说，我一定让朝廷大大的嘉奖你。”胡雪岩不为所动，他还是那句话：“我此举绝不是为了朝廷褒奖。我只是个商人，只会做事，不会做官。”
“只会做事，不会做官”这一句话可当真说到了左宗棠的心坎上了。左宗棠出自世家，善于谋略，屡立战功，在与太平军的交战中，更是战功赫赫。所以平素对那些光会耍嘴皮子，见风使舵的人十分反感。此时一句“只会做事，不会做官”使左宗棠仿佛找到了知己，因此也更加信任胡雪岩，赞赏之意，溢于言表。
粮食的问题得到解决，但左宗棠还有一个难题就是军饷。由于连年战争，国库早就告急。两次鸦片战争的巨额赔偿更让清政府入不敷出，这军饷的筹备实在是难上加难。左宗棠见他有这么大的本事，于是请胡雪岩为他想法筹集军费。要每月筹集20万军费，这对胡雪岩来说也是十分困难的，但他知道要获得左帅的信任就必须办成。胡雪岩细细地考虑一番，这才把想法告诉左宗棠。
原来，太平军打了十几年，不少太平军将士都积累了很多钱财，太平军一失败，他们并不能带走自己的私财。
朝廷要抄没他们的财产，但由于这些太平军为了保命，早就将私财隐匿起来。胡雪岩认为左帅可以闽浙总督的身分张贴告示：只要太平军将士真心投降，朝廷只是对其施薄刑罚款，过后不再追究。
左宗棠自然明白。这一招确实高明，既收集钱财，又收抚了人心，但这样的事以前没有过，如果弄不好的话，那就有严重的后果。左宗棠把自己的想法告诉胡雪岩，胡雪岩又出一计，他的理由是：太平军失败后，很多人都要治罪。但打击面太大，治罪太多，民众自然有怨言，会引起社会动荡。这与战后休养生息的方针恰恰相反。最好的处置就是网开一面，放他们一条生路。实行罚款，略施薄刑，这些战败的将士又能重新做人，当然愿意受罚。
左宗棠对胡雪岩的远见卓识十分佩服，当即命胡雪岩着手办理此事，胡雪岩立即着手，张贴布告，讲明道理。
没过多长时间，许多隐匿的将士都纷纷投降，一时天下皆知，朝廷自是高兴之至。借助这一机会，阜康钱庄从中捞了一笔，胡雪岩接受朝廷四品赏赐，成了名副其实的“红顶商人”。
通过这次事，左宗棠了解了胡雪岩的为人处事，知道这确实是一个难得的人才，两人真心相结，成为股肱之交。
从胡雪岩与左宗棠的交往过程中，可以看出他是凭着三点获得成功的：
第一，摸清了左宗棠。胡雪岩在决意拉拢左宗棠当后台时，已经通过各种渠道摸清了他。他知道左宗棠是“湖南骡子”脾气，倔强固执，不好接近。还知道他自恃功高，爱听吹捧之词。他还摸清左宗棠与曾国藩及其门生李鸿章之间的重重矛盾，正是在这个基础上，他才能顺利的结交左宗棠。
第二，想人之所想。不光会说，还做的漂亮。他了解左氏的燃眉之急，为他筹粮与筹饷。这两件事对左宗棠来说都是迫在眉睫的，而且要解决也十分困难，现在胡雪岩主动地为他去掉了两块心病，左宗棠感动之余，对他自然加倍信任。
首先出米出钱。胡雪岩回杭州，把1万石大米和10万银子送往杭州。这1万石大米就是当初胡雪岩冒险到上海为解杭州被围而购买的。胡雪岩购得大米1万石运往杭州却无法进城，只得将米转道宁波，杭州被朝廷收复，胡雪岩将这1万石大米又运至杭州，又把剩下的两万两米款交复，办成了未完的公事，也算洗脱了罪名，而又另外无偿献给左宗棠1万石大米。为了不让收复杭州城的官兵任意抢劫，安扰民众，胡雪岩又捐10万两做军饷。清军打仗，为鼓励士气，有一个习惯，就是每收复一个城池，三日之内可以抢劫奸淫。胡雪岩献出10万两银子，就是要官兵自我约束，让百姓安宁。
其次，主动承担筹饷重担。左宗棠率几十万兵马同太平军做战，每月的饷银都要25万之多，当时朝廷用兵打仗的财政支出是“协饷”，也就是由各省拿出钱来做军队粮饷之用，说到底是军队的军饷自己解决。胡雪岩听到左宗棠谈起筹饷的事，一口答应愿意帮忙，而且立即就提出十分可行的方案。
胡雪岩“对症下药”，自然“药到病除”。所谓对症，左宗棠最头疼的是粮食和军饷。刚刚收复杭州，自然要把善后的事做好，首先要有粮食，另外，左宗棠与李鸿章协同作战，共同镇压太平军，太平军一旦失败，左宗棠自然要拔头功，这个时候，粮草军饷自然是万万不能缺少。没有粮饷就无法进攻敌人，而且一旦“闹饷”，部队失去了战斗力，严重了还会出现内乱。胡雪岩的到来，使这两件让左宗棠最着急难办的事一下子迎刃而解，自然获得他的赏识！用左宗棠的话说，办好了粮饷，不但杭州得救，剿灭全浙江的太平军也指日可待。难怪胡雪岩去拜见他，开始理都不理，也不让座，到听说运来了粮食，不仅让座而且是升炕，而到了谈及筹饷，立刻留胡雪岩吃饭。
这对症下药的良方，其实是投其所好。正如送礼，要送得合适，最重要的是要了解对方想要的。常常也就是送给对方急需的，又一时没有的。比如左宗棠喜奉承，急于求功，胡雪岩正好给他送去了立功所必需的东西，当然是效果奇佳。胡雪岩说：“送礼总要送人家求之不得的东西。”可见他对这里的道理再明白不过了。
第三，最重要的还是胡雪岩本人确实有过人之处。胡氏结交官场投其所好，有的送钱，有的送美女，有的送人情，但这一套对左宗棠来说作用不大。左宗棠贵为封疆大吏，看不起小恩小惠，若是胡雪岩只是一个有意拉拢的庸人，左氏自然不把他放在眼里。而胡雪岩受左宗棠重用并引为知己是因为他确有真才实学，能助他解危难，是一名不可多得的人才。所以，他才愿意帮胡雪岩做生意，他心里明白，只有互相帮助，才能获得成功。
这位脾气不好的总督，在胡雪岩前去拜见时，开始连座都不让，把他晾在一边。而胡雪岩终于还是得到了左宗棠的信任，成为他的知己，在失去王有龄之后，又找到了左宗棠这个更大的后台。
二、游刃洋场
1.首开风气
道光二十年，即1840年，胡雪岩18岁，鸦片战争爆发。清政府惨败于英国的坚船利炮之下，于(道光二十二年七月二十四日)1842年8月29日逼迫清政府签订中国近代第一个不平等条约———中英《南京条约》。1843年，又订立中英《五口通商章程》和《五口通商附粘善后条款》(又称《虎门条约》)。借着条约、章程和条款，香港割让给英国；勒索2100万元赔款(不包括600万元广州“赎城费”)；中国被迫开放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五口为商埠；规定“值百抽五”的低税率；清政府丧失领事裁判权(又称治外法权，即外国人在华犯罪由本国处理，不受中国法律制裁)英国取得了最惠国待遇。继英国之后，清政府被迫和美、法签订中美《望厦条约》和中法《黄埔条约》，扩大领事裁判权的范围，并获得在通商口岸自由传教的特权。落后人人欺辱，西方其他一些国家，如：葡萄牙、比利时、瑞典、挪威、荷兰、西班牙、普鲁士、丹麦等，也乘虚而入，加入到侵略中国的队伍中来。
此后的10年间，广大劳动人民受着封建统治和帝国主义的双重压迫，迫于生活的重担，各地人民纷纷起义。仅《清实录》道光、咸丰两朝所载，1842～1852年，全国武装起义就有92起。1851年1月11日，洪秀全在广西桂平县发动中国历史上最大的一次农民起义———太平天国革命运动。短短的2～3年的时间，太平军发展迅速，接着沿江西征，挥师北伐，经过浴血奋战，在长时间内，占据大部分领土，形成与清廷对抗之势。在这段时间里，上海与福建的小刀会，两广天地会、北方捻军、红巾军、云南彝民和回民、贵州苗民、陕甘回民、浙江天地会、山东白莲教也纷纷起义反对腐败的清政府。
帝国主义列强却趁火打劫。先后迫使清政府签订《天津条约》和《北京条约》。这样一来，外来势力从沿海扩大到长江流域，从华南伸展到东北，一直伸入到内陆，中国的领海和内河主权、海关和贸易主权、司法主权都受到不同程度的损害，特别是公使驻京一条，说明了官派入京的洋人从以前的“贡使”，摇身一变，变成了以条约和武力为后盾的公使，这些都沉重地打击了还沉浸在“天朝大国”梦境中的清王朝。
道光之后，不断的内外战争严重破坏了社会生产。素称“鱼米之乡”的东南地区经过战火硝烟，也是土地荒芜，流离失所者比比皆是。
更加不幸的时，全国各地的旱、涝、蝗、饥、疫等自然灾害更是不断，战争赔款、鸦片走私，内战军费以及清政府官员的不断贪污，清政府财政早就到了入不敷出的地步。
国库空虚，使生产停滞。19世纪中、下叶正是为了巩固边防才举办洋务，许多官员向清政府要钱办洋务，但清政府已无钱可拨。当一个政府失去了物质基础时，就会急切的解决财政上的窘态，而晚清财政的危机，正是为有资本的商人介入政治国事提供了机会。
(同治五年八月)1866年9月，55岁的左宗棠由闽浙总督调任陕甘总督之后，准备西征。也就是要“攻捻”，“攻回”和收复新疆。当时担任上海采运局务的胡雪岩十分担心。左帅远征西北，不在自己身边，这些年生意如此之好，除了自己的努力，更少不了左宗棠的帮助，今后生意上不知能否顺利？
不过转念一想，镇压太平天国成功后，朝廷“论功”
行赏，曾国藩功劳最大，左宗棠次之。此次西征若得胜而回，左帅必能封候拜相，自然不会输于曾国藩。曾国藩年事已高，左帅却年富力强，以后朝廷就靠左宗棠了。靠山如此之大，自己的生意也好做得多了。何况一打仗，买卖衣食药品，军火的生意一定多之又多，利润自然越来越大，这兴许是一大商机！
胡雪岩本人曾说过：“我胡某人有今天的成就，是天时、地利、人和，同时还有两个千载难逢的机遇。
胡雪岩这里说的两个千载难逢的机遇，一个是指废除闭关锁国开始海外贸易，另一个则是指左宗棠西征。就是这两个机遇成就了他的一番事业。
初开海禁之时，还没有几个人会和洋人打交道。胡雪岩凭着自己过人的才智和古应春等人的帮助，与外国人斗智斗勇，成功地与洋人做成了丝、茶、军火生意，发了一笔大财。
在胡雪岩首次做丝茧生意时，就是和洋人打交道。并且遇见了洋买办古应春，二人一见如故，约好要在洋场上做出一番事业。
胡雪岩最初确立洋场上的势力，是他得到了左宗棠为西北平叛而特设的上海采运局的肥差。上海采运局管理面很广，牵涉和洋人做生意。第一是筹借洋款，总共要一千六百万两以上，第二是购买轮船机器，为左宗棠的福州船政局所用，第三是购买各式各样新式的西式枪支弹药和炮械。
由于左宗棠一定要西征成功，所以十分重用胡雪岩，凡洋务方面都要胡雪岩交涉。这样一来，胡雪岩的买办垄断地位也形成了。洋人看到胡雪岩是大清疆臣左宗棠的心腹，做了二十几年的生意，自然都十分给他面子。这也促成了胡雪岩在洋场势力的形成。胡雪岩的商场势力就是洋场和官场的势力的结合。
胡雪岩“公关”的第二步就是同洋场上的势力打交道。胡雪岩的年代正好大开海禁，出于中外贸易的需要，他在咸丰、同治年间就已经与洋人有交往，法国人日意格、德克碑都和他交情很深。为了镇压太平天国农民军，胡雪岩还在他们的帮助下组成了中法联合的“常捷军”。
后来，日意格、德克碑还出任福州船政局的正副监督，帮助胡雪岩兴办洋务。
胡雪岩从杭州起家，但生意做大后以上海为其商业活动的中心，因为当时的上海地理位置优越、得风气之先，而金融、法律、城市设施、近代外贸、航运和其他外贸工业等一系列适应近代外贸商业所必需的条件一应俱备，而成为全国外贸中心。在上海，胡雪岩抓住机会同法商洋行、德商泰来洋行、英商汇丰和怡和洋行、丽如洋行等机构不断开展商业合作，外国资本正是通过他们来控制中国金融市场，其丽如洋行被译为“东方银行”，是中国出现的第一家外国银行，前身是孟买的西印度银行，并设分行于香港、广州。这些洋行来头大、资本雄厚，它们通过经营外国在华洋行的汇兑、进出口押汇、信用透支、打包放款、向清政府发放贷款、吸储华人存款等业务来影响中国政治经济局势发展。胡雪岩虽然不是固定地充当某个洋行的买办，但他经常走动于这些洋行，后来西征武器、采办船政局机器、筹借西征洋款，洋行起到了大作用。洋人知胡是左宗棠的红人，做生意讲信用，出手又大方，因而也将他“推为中国第一人”，十分相信他，只要是胡雪岩画押的借款都是一路绿灯。洋务的重要性是显而易见的。
胡雪岩办洋务与别人不同，他在洋场上始终有正确清醒的认识。他一向认为，同洋人做生意，要摒弃两种观点：一是看不起洋人，认为他们野蛮不文明。二是，对洋人奴颜媚骨。以这两种态度办洋务都是不可取的。而他自己，在与洋人做生意时，不卑不亢，很好地维护了中华民族的尊严。
中国封闭多年，总认为自己高高在上无人能比。在文化上，尊孔尊古，对外来文化反感排斥。自从鸦片战争以后，清军节节败退，有许多人便对洋人敬若神明，上至官员，下至农民，皆惧怕洋人。晚清的一大社会现象就是：
有些人对洋人的东西顶礼膜拜；有些人则完全反对，极力要求再度锁国，胡雪岩却以平和的心态对待洋人和洋务。
胡雪岩在那个时代，已经算是很有远见了，读圣贤之书的士大丈只知遵循祖宗礼法忘了“变通”两字。胡雪岩只是个没读过几天书的商人，反而能够看得清世界发展的变化趋势，根据趋势变化而变化。
胡雪岩认为一个人的眼光决定了他生意的气度大小，做小生意的眼光窄，只能看到局部；而做大生意眼光自然要宽广，看到的是整体，他自己则把眼光放得更远，他知道对外贸易才是赚大钱的生意。
经常与洋人做生意，他深深地感到洋人政府与清政府有着天壤之别。清朝的商人只要一赚钱，无论多少，政府都要分一杯羹，恨不得把你吃干净。若是不给他上供，他便处处为难商人，弄得你不但生意做不成还可能会破产。
洋人的政府，则恰恰相反。政府主动给缺钱的商人贷款，你出洋做生意它派了军舰保护你。中国人欠了外国人的钱他拿大炮轰你的城市，还处处偏袒自己的商人。
正因如此，胡雪岩说过：“洋人做生意，官商一体，他们的官是保护商人的，什么困难都由官来解决。他们的商人见了官，自然实话实说。我们的情形就不同了，官不但不帮你还难为你。这样子的话，我们跟洋人做生意自然吃亏。明明能成的生意，让官场一使坏也泡汤了。”人家外国人，特别是英国，做生意是第一等人。我们这里呢，把商人放在最末位还说“无商不奸”。
因为有了这种对比，胡雪岩更加体会到封建官僚体制对商业的严重阻碍。通过这些比较不难看出，自己的商人费尽心血，为了能营造一个好的商业氛围。因为落后体制的限制，商人自己独力开拓商业地域，一旦出现错误，就有被禁商的可能。一夜之间会处处受阻。因此，他对封建官僚体制的批评十分到位。
胡雪岩认为洋人也有他们自己的好处。他们的好处就是讲信用，讲道理。只要你有诚意，他们就很认真地同你做生意，决不会用什么歪点子来害你。中国的商人则截然相反，在商场上败给你，逮着机会，他就会在其他方面害你。比如借助官府，借助黑势力。所以胡雪岩觉得，很多时候和洋人做生意比和自己人做生意容易得多。洋人重商的体制，已经大大压低了商人从事商业活动的成本。反过来看，胡雪岩的成功实在是得来不易。做为一个中国的商人，他要付出双倍的代价和心血。
胡雪岩成为中国洋务第一人，意义重大。就整个中国而言，他借来了左宗棠平定西北的军款，创办了福州船政局，培养了大批海事人才。对他自己来说，洋场生意巩固了他的商场地位，更赚了一大笔钱。胡雪岩的这种眼光，实在是无人能及。
2.借贷洋款
胡雪岩向洋行借款，帮左宗棠开办船厂，筹借军饷，此事做起来并不容易，之所以能成功，是因为他懂得借势。
胡雪岩开历史先河，第一个以商人身份代表政府向外国引进资本。在这之前，政府还没有向洋人借款的先例，且有明确规定不能由任何人代理政府向洋人贷款。比如说曾是军机首领的恭亲王为了买船就曾拟向洋人借银一千万两，所获批示却是：“其请借银一千万两之说，中国亦断无此办法。”因此，左宗棠也不敢冒然向朝廷奏明要向洋人借款，经过胡雪岩一番有理有据的分析之下才下了决心。
胡雪岩说：“中国有句老话，‘与其待时，不如乘势’，难事不难，就因为懂得乘势的缘故。”同样是向洋人借款，那时不批，这时却可能批。因时局在变，一则那时向洋人借债买船，洋人大多不肯，朝廷大多数人也不赞成，恭亲王也不坚决，自然决不会再去借洋债。而此时洋人已经看出朝廷决心镇压太平天国，把东南这块宝地要回来，当然自愿借款，而朝廷因国库空虚也不会拒绝。二则当时军务并不紧张，向洋人借款买船也不着急，而镇压太平天国是迫在眉睫，为军务所急上奏朝廷提出向洋人借款的要求，朝廷也不会阻挠。三则此时领衔上奏的左宗棠手握兵权，且因平定太平天国有功，朝廷对他信赖有加，由他向朝廷提出借款一事，自然是够资格。借助这三个条件形成的大势，向洋人借款是一定能成功的。
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
西北地区自古以来自然条件差，人民生活困苦，甘肃和新疆两地的财政费用平时就要靠江苏、浙江和四川等富裕省份接济。西征经费除了各省协饷，清朝中央政府偶尔也会从海关洋税和别省盐务中拨很少的部分，而各地协饷又不能按时拨调。出兵征战粮草充足，所谓“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在这种状况下，左宗棠只好奏请借洋款救急。为向洋人借款，胡雪岩带来了泰来洋行和汇丰洋行的代表，由汇丰出面来代理泰来的款项。左宗棠不明白这其中的道理。胡雪岩很会说话：“汇丰是洋商的头领，他出面事情就好办了。这好比刘钦差、杨制台筹饷不成，但大人一出面就成功，道理是一样的。”
胡雪岩这么一比，左宗棠十分高兴，至于借款的数目和利息就好办多了。胡雪岩摸清左宗棠的脾性，当他问到是否要海关出票时，胡雪岩坚定地回绝了。
原来，洋人借款是为了自己的利益，避免有拖欠的风险。加上外国人控制着中国海关，所以一般借款，总要中国方面出具海关税票，以保证能按时归还。但胡雪岩信誉好，自然不必担心出现问题，这道手续自然就免了。
虽然是看在“胡财神”的面子上，胡雪岩却不说穿。
左宗棠问是否只要陕甘出票就可以了，胡雪岩却说：“只凭‘陕甘总督部堂’的关防就足够了。”
这一回答让左宗棠很受用，不免感慨系之：“唉！陕甘总督的关防，总算也值钱了！”
“全仗您老威风，”胡雪岩接过他的话头说，“陕西甘肃原来又穷又偏。除了俄国以外，其他外国人知之甚少。但现在大家都知道陕甘有位左爵爷，洋人敬重大人的威名，这陕甘总督的关防自然要比直隶两江还管用。”
他还说古应春打听到，李鸿章借洋款都要关票。
听得这一句，左宗棠喜笑颜开，他觉得自己各方面都比李鸿章强。这份得意自是不必多言。
胡雪岩这么一捧，左宗棠只觉得自己十分厉害，伟大，对胡雪岩好感大增，对胡雪岩的其他商业上的事更是全力支持。胡氏结交左宗棠，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手段。接下来就是要胡雪岩办具体事务。胡雪岩找到自己上海的朋友，汇丰银行帮办古应春，此人精明能干，熟悉银行事务，洋人十分器重他，可以托他向汇丰银行借款二百五十万。
由于是老朋友，胡雪岩直截了当地说明来意。
古应春一听顿时面露难色，数目小还好说，如今胡雪岩一张口就是二百五十万，当然不敢做主，况且银行是要在一定时期还款的，只怕到时还不上就麻烦了，不过，他还是向胡雪岩推荐汇丰银行，让他自己去和英国经理德麦利谈判，由古应春负责。胡雪岩同德麦利到了一家饭店，两人很快进了正题，德麦听说胡雪岩要借二百五十万吓了一跳。如果成功，银行当然有一笔钱赚；如果到期不能还款，银行也会损失巨大。愣了会儿，德麦利道：“数目太大，需要你们政府出面我们才能考虑。”德麦利想得很周到，因为在此之前清政府还没有向洋人贷款的先例。此事纯粹是胡雪岩同左宗棠的想法，胡雪岩自然不能和他说。
于是胡雪岩道：“谈成功了朝廷自会做主，谈不成谁出来做主都没用。”
德麦利知道他是一个精明的商人，英国在中国的许多生意与之有关，也知道他在官场上吃得开，当然，如果能通过胡氏来打开中国的市场，以后的利润会更大。想到这一点，德麦利决定还是谈下去。他对胡雪岩道：“我当你是清政府的代表。”
一连几天，谈判进入实质：包括贷款数量及利息，偿还期限及方式。但在这些问题的谈判上，刚开始就出现分歧，胡雪岩认为利息过高，德麦利认为期限过长。
胡雪岩着急万分，来到古应春府上。两人对饮，胡雪岩不说话。他心里想迟迟贷不到款，如何向左宗棠交待？胡雪岩左思右想，他觉得只要抓住洋人的弱点就能成功。
在第二轮谈判中，胡雪岩用利益来做饵，他答应可以给德麦利分红，这笔钱不见于账面，德麦利可获数万利润，相当于他在中国干十年的收入。
德麦利果然上钩，他答应向英国总银行汇报。
胡雪岩知道左宗棠急等着好消息，德麦利这一汇报，自然要一段时间。不过这都是他内心的想法，他当然不能让德麦利察觉，免得他以此为要挟。
胡雪岩找到古应春，两人商量对策，决定要给德麦利下一剂猛药。
德麦利这天无事，就去烟花巷寻花问柳。在中国这么多年，他已养成这种习惯，一没事就到妓院，找姑娘风流快活。然而他作为汇丰银行中国地区的总经理，这样的事自然不能让人发现。因为万一让另外的银行那些竞争对手知道了，一宣传开来，可就坏了汇丰银行的声誉。
胡雪岩的计策是：趁他在上海最大的妓院怡春楼风流快活时，让几个人冒充小刀会把德麦利捉住，给他拍照，敲诈他一百万两，否则就要寄给报社，贴满上海。
德麦利在上海多年，深知小刀会的厉害，自然害怕，虽然他是汇丰银行中国地区总经理，但一百万也实在是太多了，他哪有这么多钱？一想到此，就后悔自己不该来。他哪里知道，这么多年，为什么这天晚上就出了事呢？第二天，德麦利与胡雪岩又开始就借款问题进行谈判，德麦利却失魂落魄，精神萎靡，连话都不会说了。
胡雪岩忙问出了什么事，不知能否帮忙？
德麦利这才想起对面坐着的是精明能干的胡雪岩，他心中盘算，此人黑白两道都有朋友，说不定真能帮上忙。出于无奈，只得将自己的事说了出来。
胡雪岩考虑了一会儿，道：“小刀会的人行事未免太过分，竟然勒索到你头上。你放心，包在我的身上，胡某一定帮你渡过劫难。”
德麦利一听有胡雪岩帮忙，高兴得差点没跳起来。
德麦利一晚上没睡好，第二天早上，胡雪岩没来，下午，胡雪岩仍没来。到了半夜，胡雪岩才出现。
胡雪岩一见他，微微一笑，说事情解决了，说着，从袋子里去取出照片和底片，交给德麦利。
德麦利接过一看不知该如何是好。
胡雪岩又从袋中拿出一张字据交给德麦利。写道：“收赎金十万两，还德麦利底片及所印相片，从此不得以此为挟。若违此誓，天诛地灭。”后面赫然是小刀会首领张三横的签名及手印。
德麦利自然明白，他知道小刀会虽然是地下帮派，却很讲信用。既然发下了如此毒誓，此后一定会恪守承诺，否则只要他拿此字据出去一亮，小刀会就会失去信用难以在江湖上立足，明眼人一瞧便知，是胡雪岩出了十万银两，摆平了此事，德麦利感激万分，对胡雪岩道：“胡先生，这十万两银子我一定在近日内偿还。”
胡雪岩道：“德麦利先生，这话见外了，十万两银子算得了什么，就当交个朋友，还是明日商谈正事要紧。”经此一事谈判十分顺利，不久，双方就利息、期限、偿还方式一一谈妥。
德麦利做梦也不会知道这一切都是胡雪岩的精心安排，硬是把他给摆平了。
为了左宗棠西征，胡雪岩先后六次向洋人借款，累计达1870万两。从1867年(同治六年)到1881年(光绪七年)在左宗棠西征经费报销案中，光利息就付出428.18万两(其中包括别的短期零星的贷款利息)，而1877年(光绪三年)的借款还有3年息金要付，1879年(光绪五年)的借款还有4年息金要付，仔细一算利息达到了借款的二分之一。这比高利贷还历害，因此许多人都不同意西征借款，上海《申报》发表题为《贷国债说》的评论文章，指出：以海关收入为抵押，举借这样数额大、利息高的洋债，“此为中国古今未有之创局，然失利亦无有甚于此者。夫泰西诸国之贷债也，其息大率每年百两之五、六两耳，今中国乃竟倍其数而付之，且必责关票以为凭，暂解燃眉之急，顿忘剜肉之悲，重利让之他邦，贫名播于邻国，简直是‘饮鸩止渴’。”汪康年《庄谐选录》也有相关记载：“左文襄西征时，苦军饷无所出，乃令胡为贷于某银行，以七厘行息。……其实此款即由银行印刷银票，贷诸华人，以四厘行息，三厘则银行与胡各分其半也。”书中还提到有一年外国银行办事人员回国，香港各界洋人摆宴送行，正坐间，忽然有一人站起来发问：“诸君今日饯某，为公事乎？为私情乎？”众答：“自然是为公事。”那人不慌不忙：“那胡雪岩为左大人经办借款，曾告诉我四厘行息，我昨获见其合同底稿，乃是七厘行息，却是为何？”办事人员无不脸色一变，无话可说，众人失色退席。1879年(光绪五年)，正在出使欧洲英、法、俄等国的曾国藩的长子曾纪泽(1839-1890年)11月15日(十月初二日)看到从上海寄到驻地的《申报》和函牍，英国人葛德立前来拜访，两人言语之中谈到胡雪岩借洋款一事，洋人得利息八厘，而胡雪岩却说只有一分五厘，曾纪泽在当日的日记中写道：“奸商明目张胆以牟公私之利如此其厚也，垄断而登，病民蠹国，虽籍没其资材，而科以汉奸之罪，殆不为枉。今则声势日隆，方见委任。左相，大臣也，而瞻徇挟私如此，良可慨已。”在日记里把左宗棠和胡雪岩骂了一通。
高利息借洋债，当然要亏本，退一步说如果没有这些贷款，哪来的钱打仗？在各省协饷没有的没有，拖欠的拖欠，左宗棠为战争争取时间，被他的对头称为是“仰鼻息于外人的做法”，息借外债，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却保住了自己的领土边疆，也算是划得来。
左宗棠委托胡雪岩借洋款时，曾经说过“息银听阁下随时酌定”，后来的做法证明，利息上确实有很大问题。
所以说，胡雪岩所吃的回扣就是清政府所付利息率和实支贷者的利息率之间的差额。这就是胡雪岩做商人的目的：获得更大的利润。不过，西征大军急待军饷却无力筹集时，胡雪岩于万里之外四处奔走筹借洋款，帮助左宗棠力保国土不失，应该说，也算是一份爱国之心。
还要指出，当时朝廷里任两江总督的沈葆桢和李鸿章等人极力反对，英国公使威妥玛(ThomasFrancisWade，1818-1895年)等人也多次为难，加上各洋行在金融恐慌影响下，资金流动十分困难，要想借洋款并不容易。(光绪二年八月十二日)1876年9月29日，左宗棠给部将刘典的信中说：“闻今年海口缺银，出息三分尚无借者，不知明年又将如何，已致信胡雪岩，问其如何设法。”利息到三分也没人肯借，由此可见资金很是紧张。
但是，胡雪岩却以低于三分的利息(几次借款最高利率是月息一分三厘)，把问题解决了，实在令人敬佩。所以左宗棠十分器重他。1877年(光绪三年)底，胡雪岩从杭州回上海途中在余杭塘栖不幸碰上了沉船的倒霉事，使他原来就有的病更加重了。左宗棠在1878年4月12日(光绪四年三月初十日)写给陕西巡抚谭钟麟(1822-1905年，湖南茶陵人)的信中就提到自己对胡雪岩身体的担心。
西征军有充足的粮饷军火，士气倍增，1876年8月-11月(光绪二年六月-九月)，乌鲁木齐及附近地区被清军收复，北疆大部分地区也被清军占领。1877年(光绪三年)春，攻克吐鲁番、托克逊等南疆八城。5月，阿古柏死，新疆10多年被阿古柏残酷统治的局面到此结束。
左宗棠曾高度评价胡雪岩为西征借款，1878年3月27日(光绪四年二月二十四日)，他在给谭钟麟的信中写道：“弟饷事全赖东南协解，论采运转输之劳，雪岩、苦农之功伟矣。至无中生有，绝处逢生，则雪岩之功，实一时无两。”认为胡雪岩筹饷、筹运功劳同前线杀敌立功是一样的。同年4月22日(三月二十日)，左宗棠在致谭钟麟的信中又讲到：“然就筹饷而言，弟不能得于各省方面者，仅得之于雪岩。平心而论，设无此君，则前敌诸公亦将何所措手？”
左宗棠赞美之词由心而发，是他对胡雪岩能与他同心协力的力保西征成功的最好回答。
3.襄助洋务
晚清时期的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是中国历史上出现的显赫一时的人物。他们都因镇压太平天国运动而成名，同时他们在其他方面也有一番作为。
为了镇压太平天国运动，曾国藩购买了西方大量的军火，先进的外国军事技术起到了重大的作用，也多多少少改变了他的思想。在战争的后期，他们开始付诸于行动，派出人员去西方学习，要用西方的先进科学技术来挽救清王朝。当然，因为他们是朝廷命官，与洋人亲自打交道十分不便，因此希望找一些中间人来实行他们的主张。
在这三个人中，左宗棠对胡雪岩的命运影响最大。或者可以说，左宗棠能在晚年屡立奇功，绝对离不开胡雪岩。
左宗棠在道光末年就读过魏源所著《海国图志》这本书，它主要讲的是世界历史，地理、政治、宗教与科技，他十分同意魏源“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观点。在当官过程中，他了解到泰西弃虚务实、制作精妙，就更加迫切要实施魏源之想法，他曾呼吁：“中土智慧岂逊西人，如果留心仿造，自然愈推愈精。……竟十年以后，彼人所恃以傲我者，我亦有以应之矣。”由此可见，他十分渴望学习西方的先进技术来强国。
办洋务的确不是一件小事，精通华洋事务的人才必不可少，左宗棠当然要有精明能干的胡雪岩做帮手。
胡雪岩也确实帮助左宗棠在创办洋务中做成了几件大事。
首先是福州船政局。福州船政局开办于1866年，比1867年(同治六年)李鸿章在上海办的江南造船所还早一年，是新式造船企业在中国之先例，福州船政局又是当时中国最大的船舶修造厂。虽然比不上外国的造船技术，但也称得上是开中国之先河。
其次是甘肃织呢总局。甘肃织呢总局又早于李鸿章的上海机器织布局，也是洋务运动中最早的一家官办轻工企业，是我国第一个机制国货工厂。
还有开凿泾河。1877年(光绪三年)由于西北遇大旱，左宗棠以工代赈开凿泾河。他早就知道外国有开河机器，就把买机器的任务交给了当时任上海采办转运委员的胡雪岩。胡雪岩向德国购买了一套机器，还聘了几个德国技师。1880年(光绪六年)的秋天，德国技师用机器在泾源工地，先开了一条长200里的正渠。由于渠底布满坚石，用人开凿十分困难。为了把渠挖宽加深，提高工作效率，德国技师建议再买开石机器。胡雪岩接到左宗棠的命令，又买了几台。虽然现在我们无法从史实上知道工程情况如何，但胡雪岩帮助左宗棠引进机器，用机器在西北高原上开河凿渠，在当时可是第一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