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胡大善人”
胡雪岩做生意时，也不忘多做善事，他常说：“我们做生意赚了钱，要做好事。我们做好事，就是求市面平静。”
他说到做到。他对于行善做好事，总是尽量去做，从不吝啬，而且做的都是利于平民百姓的实实在在的好事。
胡雪岩湖州的大兴丝行一开张，七月里他便到了湖州。
一到湖州，他就让丝行“挡手”李仪做一件利于百姓的好事：这时正是七月中旬，“秋老虎”肆虐，丝行要在自己店前向路人施药、施茶，而且当天就开始做。李仪了解老板的脾气，做事要又快又好，要舍得花钱，于是当天就在大兴丝行门前摆出了一座木架子，上面放了两只可装一担水的茶缸，装满茶水加上清火败毒的药料，茶缸旁边放上一个安了柄的竹筒当茶杯，路人可以随意饮用。另外，他还派人在丝行门上贴上广告，上写“本行敬送辟瘟丹、诸葛行军散，请内洽索取”。如此一来，丝行门前人头攒动，上午就送出去一百多包辟瘟丹，两百多瓶诸葛行军散。丝行“挡手”李仪很是担心，一怕如此下来花费太多，要维持下去很难，二怕前来讨药的人太多，丝行生意都没法做了。
但胡雪岩却坚持这么做。他知道，施茶施药是件实惠的好事，开始了就要坚持下去，再说一来丝也基本上收完了，生意不会受大影响，二来前来讨药的人虽多，但花不了多少钱。再说，丹药要多了也没用，讨过药的人会不好意思再来讨，施药的第一天人当然多，过两天人会慢慢变少的。
事实上，胡雪岩坚持施茶、送药，成了他的丝行收丝时节不可缺少的一项，后来连他的药店也这样做了。而且不仅如此，他还做了许多其他好事，比如在饥荒战乱年景发米票、设粥场，隆冬之时舍棺材、施棉衣……，江浙一带的人都喊他为“胡大善人”。
胡雪岩为一个善人的名声花钱做了这么多好事，似乎有些让人不好理解。生意上要用本求利，谁都想花一分钱获一分利，连胡雪岩自己都说“商人图利，只要划得来，刀头上的血也要去舔”。但他这样散财施善，一分钱得不到，用自己辛苦赚来的钱仅仅换来一个善人的名声，这又是何苦呢？因此，像胡雪岩这样赚了钱能去做好事、善事，没有几个生意人愿意做。
其实，胡雪岩赚了钱要做好事，表明他比一般人见识广眼光高。他做好事，就是要行善求名，利用名来获取利益，比如他自己就说过：“好事不会白做，我是要借此扬名。”但他做好事还要达到一个目的，那就是“做生意第一要市面平静，平静才会兴旺”，他做好事也是在“求市面平静”，是变着法子的做市面。
从经营的视角来，生意人有了钱去做善事、做好事，客观上为更好的做生意创造了条件。比如因为自己的帮穷济困，使一部分饥寒困苦的人获得帮助，在某种意义上还稳定了社会，平静了市面，为更好的做生意创造一个较好的外部环境。人们常说“饥寒起盗心”，饥寒交迫走投无路的人为了求生，当然要千方百计地找条生路，这是人之常情。比如历史上的农民起义，都是百姓没活路，无奈之中揭竿而起。而饥寒之人起了“盗”心最终还是有钱人吃亏。穷人什么都没了，自然什么都不怕。
由此看来，胡雪岩维护市面稳定的做法实在高明。既为生意做了不花钱的活广告，用胡雪岩的话：“招牌又镏金了”，另一方面，又安抚了民心，在一定程度上让老百姓得到了一定的实惠，从而为自己的生意创造了稳定的社会环境。
这就是胡雪岩所说的：“行善益多，市面越稳”。
二、以仁取众
1.施惠与人
“上忧国，下忧民”，胡雪岩继承了传统商人优秀品格的重要一点。协助西征，协理洋务是报国的体现；济世善举，善渡贫困之民是忧民的最好体现。这是胡雪岩成功的又一重要因素。
胡雪岩一向认为：不管做官还是经商，都要有一种社会责任感，既要考虑到自己，更要想到老百姓。如果不这样，自然就是贪官奸商，这两种人，没有好结果。
自古以来，商人为的是一个利字，为利者当然免不了使手段、耍聪明。因为利益往往掌握在别人手中或隐藏在其他事物之中。
商人们就是要运用自己敏锐的眼光，在事态变化中寻求机会，然后利用手段和计谋获取利益。
由于被利益冲昏了头，分不清好坏，只是一味的钻营利益。中国传统之所以看不起商人，也是因为许多商人只看利益，不尊重自己造成的。
到了胡雪岩这个时代，商业有了较大的发展，但商人的地位仍旧没有多大的提高，人们仍然看不起商人。但胡雪岩作为商人，既获得当时人们的称赞，也得到了后人的好评，又是为什么呢？
当然，人们并不看重他做了十几年的生意从小伙计成为一代富商，真正让人们心服的是胡雪岩虽然是个商人，却不忘天下人。
浙江气候适宜，有着优越的自然生态环境，是我国主要的药材产地之一，元胡、浙贝、白芍、白术、玄参、麦冬、郁金和菊花便是浙江省有名的“浙八味”，浙八味杭州城郊乡村都有种植，并以品质优良成为历代皇家御医所采用的药材。由于自身条件优越，早在南宋时期，杭州的中医药比其他地方发展得快，光中药材就出产达70余种，官方设立“惠民和剂药局”，主要目的是收集医家和民间验方制成丸、散等成药出售，并把药方编成《太平惠民和剂局方》，把所治病症和配药的方法都写了下来。在中国人文传统中，“困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是为人处世的良言，而从医制药以救死扶伤是社会上受人尊重的职业。胡雪岩身处医药业发达的杭州，自然受到中医药文化的影响。另一方面，从咸丰到光绪，全国范围的农民起义以及中外战争不断，每打一仗，不知死多少人，加上自然灾害频频发生，各地瘟疫盛行。咸丰元年(1851年)清代人口超过4亿，比嘉庆十六年(1811年)增长15.3%，年平均增长率为4.7%，可是在光绪元年(1875年)，人口锐减到3.2亿，处于负增长，这都是疫病和战乱的后果。胡雪岩看到这一切，决定救民于水火，早在清军镇压太平军和出关西征时，他便请来江浙名医研制出“胡氏避瘟丹”、“八宝红灵丹”、“诸葛行军散”等药品，把这些药给曾国藩、左宗棠军营及灾区陕甘豫晋各省藩署。一打完仗，“讨取填门，即远省寄书之药者目不暇接”，为了能更好的施药救人，胡雪岩决定开办药号。
胡雪岩乱世之中开药店只不过想做好事，想开药店赚钱，却是不可能的，原因何在？
乱世之中，瘟疫不断，战争不断，死伤无数，百姓流离失所，水土不服，风餐露宿，极易染病，这些都需吃药。然而乱世流离，有钱的又有几个？所以乱世之中行医者不敢开门行医，害怕自己赔本。
这些道理胡雪岩都明白。但为了解救受苦的黎民百姓，赔本也高兴，于是下令各地钱庄，另设医铺，有钱少收钱，没钱的也能看病拿药。
而且胡雪岩还同绿营、湘军立下协议，军队要药只需本钱，然后由他带人去召集名医，购买原料，配成金创药之类，再送往军营。曾国藩知道后，感动地说：“胡雪岩对国家的忠心，比老夫强多了。”
太平天国运动后，恢复了科举考试，天下士子云集天府，进行科举考试，胡雪岩又给士子们送去各种药品、补品。因为每年考试期间，由于士子们长途跋涉，又天天苦读至深夜，得病的人很多。胡氏这样做，也是有自己的道理。当然，也受到考官、士子们交口称赞，许多人向他道谢。
胡雪岩派人答谢道：“不必言谢，你们都是国家的栋梁，胡某为国着想，做些力所能及之事而已。”
也有人说，胡雪岩的这些举动是为了求一个好的形象，为他自己做宣传。事实上，胡氏的这些举动效果也的确不错。
比如他开药店进行义诊，天下人都听说，浙江有个“胡善人”；他为军营送药，获得曾国藩的夸奖，而使他成为忠义之士；他为应考的士子送补品，天下士子都很感动，朝廷更是为此赏他二品官衔。
其实，世界上大多东西都是利义混淆在一起。作为一个有眼光的商人，当然应该将二者结合好，而不是只取一种。因为无论要那一样，做为商人，都不能算成功。
从1875年(光绪元年)，胡雪岩便雇人身穿印有“胡庆余堂药号”字样的号衣，在水陆码头向来往的客商、香客免费赠送痧药、避瘟丹等平常人家日常必备的药品，用来宣传药效。外地来到杭州的，便容易知道杭州有家胡庆余堂药号。据说，从1875—1878年3年多时间里，光送药一项，就花去胡雪岩10多万两银子。同时，胡庆余堂在《申报》等报纸上刊登广告，还印制出大量《浙杭胡庆余堂雪记丸散全集》分送社会各界。人们传来传去便为他做了广告，胡雪岩免费所做的善举便得到好处，见过的人互相传送，而使之闻名遐迩，这些都让胡庆余堂还没开张就闻名全国，这是胡雪岩“放长线钓大鱼”的经营策略。1878年(光绪四年)春，大井巷店堂开张以后，没多久便把投入的钱都成倍的收了回来。
到1880年(光绪六年)，胡庆余堂资金有280万之多，与北京的百年老店同仁堂分峙南北，当时传颂“北有同仁堂，南有庆余堂”。一个对医药不了解的门外汉终于在中国药业史上写下了浓重的一笔。行医施药、救死扶伤，正是儒家社会“仁道”的体现。胡雪岩创办胡庆余堂之时，有风光一时、官至将相的左宗棠撑腰，与清廷的各级官员他都有交往，拥资二三千万两以上，人称“活财神”。可见，他创办药号并不完全是为了赚钱，更多的是把它作为济世救人的好事来办。由于善名远播，反过来自然让他获得更多的利润。
现代经商者大多明白这个道理，所以许多大商人往往又是大慈善家。他们到处救济孤老，捐款兴办学校，社会好评不断，自己的公司和产品也因之受到更多人的认可。
在胡雪岩的事业中，钱庄、典铺最重要，药业只是个陪衬。可是后来，他破产身死后，胡庆余堂的招牌股成为家人维持生活的来源。由于局势动荡不安，有多少巨商因为破产而被人们遗忘。如果没有胡庆余堂，说不定胡雪岩也早被历史所遗忘。这些也算是胡雪岩开药店、做好事的一种回报吧。
2.钱江义渡
胡雪岩的家乡有条钱塘江，旧时又称罗刹江、浙江和之江，是浙江省第一大河，也是东南名川。它发源于皖、浙、赣交界处，汇入杭州湾。黄山以下干流屯溪至梅城段称新安江，富春江是从梅城至浦阳江口，浦阳江口至澉浦便被称为钱塘江。钱塘江主要支流有浦阳江、兰江、曹娥江。
100多年以来，杭州江干到萧山西兴的江面宽达十余里。每到春秋多雨的时候，上游水流湍急、疾驶直下，加上海潮从鳖子门涌入，形成气势磅礴、汹涌澎湃的“钱塘潮”。急流海潮汇集在一起又使得钱塘江的水文异常复杂，江中流沙多变，因此这一段被航旅称为最凶险的一段。晚清时，钱江两岸的人们过江还主要靠渔舟，出门还得选个天气好、无风无浪的好日子。有人要渡江，家中亲人为了保平安，都先求神祭祖。不过，即使是这样，也经常出现事故。
胡雪岩常嘱咐伙计：“凡事要么不做，要做就要做得最好。”为了帮助钱江两岸旅客能顺利渡江，胡雪岩为办钱江义渡捐银10万两，并说：“此事不做则罢，做必一劳永逸，至少能受益五十至百年。”
有了义渡，不知多少人从中得到实惠，胡雪岩即使不为名不为利，但善名远扬，人送“胡大善人”的美名。关于创办义渡的起因，《胡庆余堂：中药文化国宝》一书中朱成方的《功自心诚，利从义来》一文中便有记载：
当时，杭州钱塘江上并没有修建桥梁，浙江绍兴、金华等“上八府”一带的人要到杭州，需在西兴乘船到望江门上岸。而当时的叶种德药店正好座落在望江门直街上，所以生意特别好。而胡庆余堂则设在河坊街大井巷，接待的大多是杭嘉湖等“下三府”顾客，“上八府”的顾客都被叶种德药店抢走。
胡雪岩曾亲自到码头调查过，一位船工说“要让上八府的人改道进杭城，你要先把码头搬去！”言者无心，听者有意，胡雪岩从码头回来，便有了好办法。
他沿江实地考察，发现从西兴上船渡江，航程大，江上风浪大，并不安全。胡雪岩选择了三廊庙附近江道较窄之处，在此投资兴建码头，让“上八府人”改道由彭楼进城。
码头修好以后，胡雪岩又出资造了几艘大型渡船，人、车、牲畜都能载。而且过江不收钱，又快又稳又省钱，上八府的人自然愿意。这一来，胡庆余堂拉来了上八府顾客，上八府的旅客也改道由鼓楼进城了。这样一来，胡庆余堂的地理劣势转为优势了，叶种德堂的生意自此一落千丈。钱江义渡真可谓“一石三鸟”之举。
由此可以看出，胡雪岩开设义渡是为了和叶种德堂抢顾客、兜生意，这也正显示了胡雪岩独特的商业计谋。胡雪岩创设义渡后，又设有趸船，以便过客待渡。渡船每天开约10余次，一般顾客不收钱，只有干苦力的人渡河必须要帮船夫服役。由于设义渡大家都从中受惠，干苦力的也愿意出一份力。钱江义渡还设有救生船，遇有风高浪急时，渡船停驶，救生船便挂上红旗，巡游江中。若有船只遭遇不测，不管风浪多急都要飞快去救援。
钱江义渡的开办让胡雪岩名声远扬，而且义渡便利了“上八府”与“下三府”的联系，客观上使商业贸易进一步繁荣，也大大有利于胡雪岩的生意。
3.善后赈抚
自古以来，士农工商，商人居末，地位低下。尤其商人被冠以“奸名”，是为“奸商”，更为甚者，还有“无商不奸”之语。可是生意场中也有性情中人，他们不光为了钱，还做不少善事。最起码，胡雪岩对杭州城的老百姓就做过许多好事。
胡雪岩的生意从杭州做起，对杭州的感情自然很深。
他花钱买米，筹措十万两白银赈济攻城湘军，把杭州城的老百姓救出水火，从来没有忘本。中国近代史上还没有第二个人。生意人往来贸易，无非是多赚些钱，但钱财又是生不带来，死不带去的身外物。
钱财价值，是体现在自身之外的，体现在消耗过程、花费所带来的满足感。胡雪岩富而有德，为民造福，乐善好施，自然获得满足感。
连年战争使浙江满目疮痍。为了使战后杭州尽快恢复，左宗棠收复杭州后，选派员绅“设立赈抚局，收养难民，掩埋尸骸，并招商开市”。胡雪岩便是他的一个重要棋子。他负责赈抚局务，设立难民局、粥厂、义塾、善堂、医局，修复名胜寺院，整修道路，设立掩埋局，收敛城乡暴骸数十万具，并把这些尸体分别安葬在岳王庙左里许及净慈寺右数十大冢。
胡雪岩还恢复战中停止使用的“牛车”。牛车是根据水沙而设的一种交通工具。早先，钱塘江水深沙少，船只几乎可以直接航行到萧山西兴。后来，东岸江水涨漫，形成数里水沙，每当潮至，沙土没水，潮退后又有淤泥阻碍道路。穷人家的妇女没钱雇轿，只好郼过泥沙，道路十分艰难，时常还有陷踝没顶的危险。此时，胡雪岩恢复工捐设牛车，让百姓免受潮沼之苦，大大方便了他们。
为了缓解战后财政危机，胡雪岩向官绅大户“劝捐”。
比如说，他曾向段光清劝捐10万两，段光清并不情愿，结果只捐一万。段光清的《镜湖自撰年谱》还说到了绍兴富户张广川的例子，谈及胡雪岩指使在太平军攻陷绍兴时死去的绍兴知府廖子成的侄子在湖南上告朝廷，说是张广川召集乱民杀害了廖子成，因此京城下旨让浙江巡抚查办。正在上海做生意的张广川得到行文，十分恐慌，急忙找人求情，宁愿捐洋10万元，这才免去了一场灾祸。段光清在文后叹道：“胡光墉之遇事倾人，真可畏哉！”
张广川被罚捐是不是被冤枉的，已经无从考证，然而当时为富不仁的富商的确很多。还在1862年，左宗棠上奏朝廷，指责浙江富绅俞斌、杨坊、毛象贤等十数人“身拥厚赀，坐视邦族奇荒，并无拯恤之意，且有乘机贱置产业以自肥者”。胡雪岩罚捐，出了风头，得罪了不少富绅，幸得左宗棠知道他也很难办。1864年(同治三年)，胡雪岩上报杭嘉湖捐务情形后，左宗棠对捐务增多十分高兴，并在批札中写道：“罚捐二字，亦须斟酌，如果情罪重大实无可原者，虽黄金十万，安能赎其一命乎！”这警告了那些不法富商，相信他们听了这样的话心里自然有数，与其被抓还不如捐钱免罪。
除负责这些事之外，胡雪岩入城后仍代理藩库。各地的省银，须经胡雪岩之手，省局才能收。
胡雪岩代理藩库的目的是要做牌子。阜康是金字招牌，这当然假不了，但只有战前的老杭州才听说过。那时他要吸收一批新的存户，当然要想个办法打出名声。代理藩库就是最好的号召，浙江全省的公款都由他代理，自然说明阜康的信誉过硬。
有了牌子，生意也渐渐地好起来。清军收复浙江后，大小军官都掠抢到数十至数十万两不等的财物，他们把这些钱存入胡雪岩的钱庄。胡用这些钱做生意，在各市镇设立商号，每年获利数倍，不过几年已有千万两的资产。
富而有德、乐善好施是历代良商的传统美德，古代就有：“贪吝常歉，好与益多”、“慈能致福，暴足来殃”辩证的话语。胡雪岩富了以后，也热心慈善事业，实在难能可贵。
1871年(同治十年)，直隶发生水灾，胡雪岩捐制1.5万件棉衣，并捐籽种、牛具、银一万两。由于天津一带发生涝灾，籽种不齐，胡又续捐足制钱一万串，解决了泄水籽种的需要。
1877年(光绪三年)，陕西干旱，许多人处在饥饿边缘，胡雪岩初拟捐白米1.5万石、银2万两装运到汉口再转运入陕。左宗棠认为路途遥远，不好转运，要他改捐银两3万两，最后胡雪岩为赈陕西旱灾捐了5万两。
除了这些好事，胡雪岩还曾捐输江苏沐阳县赈务制钱3万串；捐输山东白米5000石、赈银2万两、制钱3100串，劝捐棉衣3万件；捐输河南、山西赈银各1.5万两。
这只不过是胡雪岩捐输赈灾的一小部分，据1878年(光绪四年)左宗棠上奏朝廷的《胡光墉请予恩济片》，根据胡雪岩呈报捐赠款项，估计已达20万两白银，他捐运西征军的地道药材还没算在内。
左宗棠正是利用胡雪岩捐赈的功绩才能为自己争取到黄马褂。胡雪岩用钱换取善名，又以善名获取金钱，足令今人感佩，值得借鉴。
三、昭雪冤案
“红顶商人”胡雪岩，叱咤商场几十年，写尽人间风流，但如果他“为富不仁”，不为国为民做些善事，自然没有如此大的成就。胡雪岩不仅仅爱做善事，而且还爱打抱不平、行侠仗义，这一点却很少有人知道。
清末轰动全国的四大奇案之一杨乃武与小白菜案，一百多年来，不断地有人把它编成电影、戏剧、小说、电视、曲艺。但你可能不知道，这场旷世奇冤得以昭雪与胡雪岩有莫大的关系。
杨乃武(1841-1914年)，字书勋，又字子钊，别号？湖，从祖上就住在余杭县城澄清巷口西首，其妻詹彩凤在家种桑养蚕、饲养家畜，姐姐杨菊贞(淑英)年轻便死了丈夫一直守寡，常住娘家。杨乃武20岁便得了个秀才，1873年(同治十二年)考中举人。他为人正直，从不巴结官吏劣绅，反倒经常为平民百姓打抱不平。
余杭县城一家豆腐作坊有个叫葛品连的店伙，这人长得丑陋而且十分愚蠢迟钝。1872年(同治十一年)春天，他偏偏娶了个貌美的毕秀姑当老婆。秀姑常穿绿衣白裙，人称“小白菜”，婚后两人便租了杨乃武家的一间空房住下。秀姑常帮杨家干些家务，杨乃武也教秀姑识字，两人以礼相待。日子一长，一些嫉恨杨乃武的流氓无赖便散布谣言，说杨乃武奸占了小白菜，还贴出“羊(杨)吃白菜”的招贴，葛品连自然有些疑心。为了避嫌，杨乃武不让他们夫妻俩在这住了，葛、毕两人便住在秀姑继父喻敬天表弟王心培家。余杭知县刘锡彤的大儿子刘子翰看上了秀姑，他让县衙女佣以做针线活为幌子，把秀姑骗去，强暴了秀姑。
1873年11月26日(同治十二年十月初七日)，葛品连流火的老病又复发了，他还以为自己身体虚弱，吃了东洋参和桂圆等上火的药品，突然得病死了。十月是小阳春，入殓时尸体口鼻有淡黑色血水流出，葛母据此怀疑儿子是有人谋杀的，便告媳妇毕秀姑谋害亲夫。
县令刘锡彤早就看不惯杨乃武，草草验尸以后，把“口鼻血水流入两耳”说成“七孔流血”，又因其用银针不按规定用皂角水擦洗，就以为银针变色，是被人毒死的，便将秀姑收审。此事一传出来，县太爷家的那个浪荡公子刘子翰害怕自己的丑事暴露，买通一个刁妇混入女监欺骗、恐吓秀姑，又对秀姑动了大刑，秀姑受不了，只好屈打成招，说与杨乃武通奸，合谋杀夫。杨乃武被收审后，他们用火砖把他的双膝烫得焦烂，三上夹棍三次昏死，但他并没有屈供。可恨知县刘锡彤以秀姑供认为由，呈报杭州府。杭州知府陈鲁军功出身，看不起读书人，据此滥施大刑。杨乃武多次跪火砖、上夹棍、跪钉板，不知昏死过多少次，终因熬刑不过，而屈认自己从药店买得砒霜让秀姑毒死其夫。杭州府拟定毕秀姑凌迟(零刀碎割)处死，杨乃武斩首示众，定案后上报浙江省。巡抚杨昌？曾亲自审讯，杨乃武、毕姑认为事已至此，难以翻案，仍然说是其两人所为。杨昌？派候补知县刘锡？赴余杭密查，但刘并没有招亲友近邻问个清楚，县令刘锡彤又贿赂他人参、貂皮，他便回报杨昌？此案没有冤情。结果，杨昌？按府拟罪名上报清廷刑部。
杨乃武的姐姐杨菊贞压根儿就不相信弟弟会做出这种伤天害理的事。她探监叫杨乃武亲自写好诉状，然后身背“黄榜”上京伸冤，艰苦跋涉了两个多月，于1874年7月(同治十三年六月)才到了京城，向都察院(中央最高监察、弹劾机关)投诉。都察院不但不受理，还派人把她押解回浙，杭州府和浙江省重审后仍然维持原判。
杨菊贞下定决心，拼了老命也要为弟弟昭雪伸冤，她准备第二次上京告御状。然而打官司上京城都需要钱，打了前几次官司已花去了许多诉讼、盘缠等费，田产已变卖一空，家中也只有杨妻和杨姐两个妇道人家，以及杨乃武10岁的儿子荣绪。没钱有理也无处去伸。正当杨菊贞一筹莫展的时候，胡雪岩对此十分同情，慷慨解囊，赠送杨菊贞200两银子，杨菊贞有了这笔钱才得以二上京城。
为了能让京官们同情此案之时，唤起他们扶正祛邪的良知，胡雪岩趁翰林院编修夏同善(1831-1880年，字舜乐，号子松，仁和人，曾任兵部右侍郎、江苏学政)回杭州老家办丧事时，专门去拜访他，把其中的冤情一说，要求他回京后适时地进言同僚，帮助重审此案。
发生杨乃武小白菜案时，胡雪岩已是道员兼布政使，并担任上海转运局委员，财势都有。在他的帮助下，杨乃武小白菜案才有了转机。1874年(同治十三年)农历九月，杨菊贞陪同杨乃武之妻詹彩凤、杨乃武之子荣绪与姚贤瑞，长途跋涉一个多月再次进京。她们首先拜见了夏同善，递上其弟的控诉状和书信。通过夏同善介绍，杨菊贞等人把在京的浙江籍大小官员三十余人都访问一遍，接着向步军统领衙门、刑部、都察院投诉。
夏同善受胡雪岩之托，三番五次地访问大学士、户部尚书、都察院左都御史翁同騄，请求他去刑部查阅浙江审理该案的全部卷宗。后在翁同騄与刑部分管浙江司刑狱的林文忠(林则徐第五子)的共同帮助下，慈禧、慈安两宫皇太后亲下谕旨，指明一定要重审此案，但办案的人还是一拖再拖没有什么结果。慈禧太后便派正在浙江考选遗才的浙江学政胡瑞澜当钦差大臣亲自到杭州重审。但这胡瑞澜科班出身，不懂刑狱，滥施酷刑，杨乃武双腿被夹断，仍不肯屈打成招；毕秀姑手指尽折、上衣被剥、被开水浇身，烧红的铜丝穿入双乳，不得以屈招。直到1875年(光绪元年)，给事中边宝泉上奏异议，夏同善等浙籍京官联名上书，认为此案必有冤情，如不审明，只恐浙江将无人肯读书上进了，一致要求再次提京复查。清廷下旨刑部，于1876年(光绪二年)底，把葛品连的棺木运到京城，当众验尸，这才查明是病死的。至此，这一历时三年多的旷古冤案才沉冤得雪。杨昌？以下的审办官员都受到处分，杨乃武和毕秀姑恢复了自由。杨回杭后叩谢了帮助他们的胡雪岩，回乡后以种桑养蚕为业，因妻子詹彩凤双目失明，姐姐杨翠贞由于劳累过度，不久便病故了，他一人承担了家庭重负，直到1914年病故。毕秀姑到县城南门外的“准提庵”出家为尼，死于1930年。
杨乃武小白菜案轰动朝野，胡雪岩用他的声望、钱财以及自己在官场上的势力帮助他们得以伸冤。胡雪岩也借此案名声大震。
除了上述开胡庆余堂药号、设钱江义渡、捐输赈灾、支持昭雪杨乃武小白菜案等善举，胡雪岩还两次东渡日本，高价收回流失国外的中国文物。有一回，他一次就购回七口古钟。回来以后，一口放于西湖岳设左庑，一口放在湖州铁佛寺内，上面都刻有“胡光墉自日本购归”的字样。前来寺庙进香拜佛的人潮不断，见了此钟自然又会想起胡雪岩的大名，这些钟便又为他做了广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