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徐志摩准备有一个新的开始。新的一年要拿出一点成绩来。
这年春天，徐志摩、胡适、闻一多、余上沅、丁西林、梁实秋等一帮朋友聚集在一起，大家一致提议要开展文学活动。经过商量，他们决定首先办一个新月书店，然后再办月刊。
7月1日，徐志摩和胡适、闻一多等人筹备的新月书店在上海正式开张。经过徐志摩的联络、协调、奔走呼号，1928年3月10日，徐志摩主编的《新月》月 刊正式创刊。《新月》月刊创刊号上发表了徐志摩执笔写作、署名“编者”的发刊词《“新月”的态度》。这一文章被认为是“新月派”的宣言。
文章一开头，徐志摩就引用了两句话，一句是圣经《旧约·创世记》上的：“上帝说，要有光，便有了光。”另一句是雪莱的著名诗句：“如果冬天来了，春天还会远吗？”这表明徐志摩对《新月》月刊的希望和信心。
在正文的开头，徐志摩对《新月》月刊作了这样的解释：
他们这月刊题名《新月》，不是因为曾经有过什么新月社，那早已消散了；也不是因为有新月书店，那是单独的一种营业，它和《新月》月刊的关系只是担任印刷与发行。《新月》月刊是独立的。
他们舍不得“新月”这个名字，因为它虽然不是一个怎样强有力的象征，但它那纤弱的一弯分明暗示着、怀抱着未来的圆满。
徐志摩说，他和他的几个朋友，没有什么组织，除了《新月》月刊本身；没有什么结合，除了在文艺和学术上的努力；没有什么一致，除了几个共同的理想。
凭借这点集合的力量，新月同人希望为这时代的思想增加一些体魄，为这时代的生命添厚一些光辉。
但不幸的是，他们正遇着了一个荒凉歉收的年头，收成的希望是渺茫的。这又是个混乱的年头，一切价值的标准，是颠倒了的。
要寻找出荒凉歉收的原因并且给它一个适当的补救，要收拾一个曾经大恐慌蹂躏过的市场，再进一步要扫除一切恶魔的势力，为要重见天日的清明，为要浚治活力 的来源，为要解放不可制止的创造的活动——这项巨大的事业当然不是少数人，尤其不是他们这少数人所敢妄想完全担当的。
但他们觉得还是有他们可做的一部分的事。连着别的事情，他们想贡献一个谦卑的态度。这态度，就正面说，有它特别侧重的地方；就反面说，也有它郑重矜持的地方。
先说我们这态度所不容的。如果说思想是一个市场，那么现代的思想市场上有些什么呢？如同在别的市场上，思想市场上也是摆满了摊子、开满了店铺、挂满了招 牌、扯满了旗号、贴满了广告，看上去至少有十来种行业，各有各的诱惑，它们是感伤派、颓废派、唯美派、功利派、训世派、攻击派、偏激派、纤巧派、淫*秽 派、热狂派、稗贩派、标语派、主义派。
商业上有自由，不错。思想上、言论上更应该有充分的自由，也不错。但自由是条件的。最主要 的两个条件一是不妨害健康的原则；二是不折辱尊严的原则。徐志摩明确提出了文学创作的两个原则即健康和尊严。买卖毒药，买卖身体，是应得受干涉的，因为这 类的买卖直接违反了健康与尊严两个原则。但是，这些非法的或不正当的营业还是照样在现代的大都会里公然的进行——鸦片、毒药、淫*业，哪一宗不是利市三倍 的好买卖？但不能因为它们的存在就说它们是正当的，而默许它们存在的权利。在这类的买卖上是不能应用商业自由的原则的。眼见这些危害性*的下流的买卖公然 在人们所存在的社会里占有它们现有的地位，人们应该觉得切肤的羞恶，
同时，在思想的市场上，也存在着种种非常的行业，例如上面列 举的许多门类派别。徐志摩说他不是说这些全是“不正当”的行业，但这里面有很多是与他所标举的两大原则——健康与尊严——不相容的。徐志摩断定这现象是新 来的，因为和别的东西一样，思想自由观念本身就是新来的。这是个反动的现象，因此，徐志摩认为，这是暂时的。先前，在思想上是绝对没有自由，结果是奴性* 的沉默；现在，在思想上是有了绝对的自由，结果是无zheng府的凌乱。思想的花样加多本来不是一件坏事，在一个活力蓬勃的文化社会里往往看得到，依傍着 挺拔刚直的树干，铺天盖地的青荫，有不少盘错的旁枝以及滋蔓的藤萝。那本也没什么关系，但现代的可忧正是为了一个颠倒的情形，盘错的，滋蔓的，这里那里都 是，却不见了那挺拔刚直的与铺天盖地的。这就好比是一个商业社会上不见了正宗的企业，却只有种种不正当的营业盘踞着整个的市场，那不成了笑话？
上面随笔所写下的所谓现代思想或言论市场的十多种行业，除了攻击派、纤巧派、淫*秽派是人类不怎样上流的根性*得到放纵发展的结果，此外多少是由外国转 运来的投机事业。这并不是在指责这时代没有认真做买卖的人，而是这些买卖本身就可疑。碍着一个自由的观念，顾着一个容忍的美名，人们往往忘却了，思想是一 个园地，它的美观是靠着人们随时的种植与铲除；思想又是一股水流，它的无限的作用有时可以转变成不可收拾的奇灾。
徐志摩说他们不敢附和唯美与颓废，因为他们不愿牺牲人生的阔大，为的要雕镂一只金镶玉嵌的酒杯。美，他们是尊重而且爱好的，但，与其咀嚼罪恶的美艳不如怀念德性*的永恒，与其到海陀罗凹腔里去收集珊瑚色*的妙乐还不如置身在纷扰的人间倾听人道那幽静的悲凉的清音。
他们不敢赞许伤感与热狂，因为他们相信感情不经理性*的清滤是一注恶浊的乱泉，它那无方向的激射至少是一种精力的耗废。他们未尝不知道放火是一桩新鲜的 玩艺，但却不忍为一时的快意造成不可收拾的惨象。“狂风暴雨”有时是要来的，但他们也愿意在更平静的时刻中提防天时的诡变，不愿意借口风雨的猖狂放弃清风 白日的希冀。他们不反对情感的解放，但在这头骏悍的野马的身背上，不能不谨慎地安上理性*的鞍索。
他们不崇拜任何的偏激，因为他们相信社会的纪纲是靠着积极的情感来维系的。在一个常态社会的天平上，情爱的分量一定超过仇恨的分量，互助的精神一定超过互害与互杀的动机。他们不愿意套上有色*眼镜来武断宇宙的光景。他们希望看一个真，看一个正。
他们不能归附功利，因为他们不信价格可以混淆价值，物质可以代替精神，在这一切商业化、恶浊化的急板上要停住倾颠的脚步。他们不能依傍训世，因为他们不 信现成的道德观念可以用作评价的准则，他们不能听任思想的矫健僵化成冬烘的臃肿。标准、纪律、规范，不能没有，但每一时代都得独立去发现它的需要，维护它 的健康与尊严。思想的懒惰是一切准则颠覆的主要的根由。
还有标语与主义。这是一条天上安琪儿们怕踏足的蹊径。可怜这些时间与空 间，哪一间不叫标语与主义的芒刺给扎一个鲜艳！眼迷眩了，耳震聋了，头脑是闹翻了，辨认已是难事，评判更是不易。他们不否认这些殷勤的叫卖与斑斓的招贴中 有耐人寻味的去处、有诱惑的迷宫。因此他们就更不能不审慎、不能不磨砺自己的理智，那剖解一切纠纷的锋刃，澄清希望。
生命是一切 理想的根源，它那无限而有规律的创造性*，是心灵活动的强大灵感。它不仅暗示着我们、逼迫着我们，使我们永远朝创造的、生命的方向走，而且启示我们的想 象，物体的死只是生的一个节目，不是结束，它的威吓只是一个谎骗，我们最高的努力的目标是与生命本体同绵延，是超越死线的，是与天外的群星相感召的。为 此，虽然生命的势力有时不免比较的消歇，到了相当的时候，人们不能不惊醒，我们不能不惊醒，不能不奋争，尤其在人生的尊严与健康横受凌辱与侵袭的时日！来 吧，那天边隐隐的一线，不是这时代的“创造的理想主义”的高|潮的前驱？来吧，我们想象中曙光似的闪动，不是生命的又一个充满阳光的清朝的预告？
徐志摩幻想性*、夸张性*的发刊词中，体现了新月同人在黑暗的时代和混乱的文坛中，开辟一条新路的积极心态。但徐志摩天真的、超然的、不切实际的新月态度很快就招致文艺界的合力批评，尤其是鲁迅的一针见血的批判。
组织美展
1929年，徐志摩参加南京国民党政府教育部举办的第一届全国美术展览会的筹备工作，被推举为筹备处理事，并与杨清馨合编《美展汇言》。徐志摩在这一刊物上发表了《美展弁言》。
在《美展弁言》中，徐志摩阐明了美术的重要性*合各国政府的重视，并叙说了美术的时代性*和中外比较研究的问题。
徐志摩说第一次全国美术展览会，在困难重重的情形下，竟能安然正式开幕，不能不说是一件可喜的事情。
公开展览美术作品在中国国内是到近年才时行的事情，此次美展的性*质与规模更是前所未有的。不仅书画、雕刻建筑以及工艺美术都有，不仅本国美术家，侨民中的美术家也一律出品；不仅当代美术，古代的以及国外的作品也一并陈列以供参考：所以在规模方面是创举。
就性*质说，此次美展是由教育部主办的，这是zheng府提倡美术初次正式的表示。在历史上宋朝曾有过极堂皇的画院，前清乾隆时代也算有一页馥郁的艺术 史；但在以前美术是君王乃至达官贵人们独占的欣赏，对一般民众来说，什么梁待诏李龙眠等大名只是海上仙山一流飘渺的风闻，怎么也瞻仰不到的。就到现在除了 在北京有个故宫博物馆及三殿（那也难得开放）给民众一个开眼的机会以外，在别的地方哪看得到什么有价值的美术，少数收藏家的大门不是用铁铸就有武装的印度 人看着，除了少数有钱有势的或是洋人外谁能看得着？如果美术的成绩是一个民族最可自傲的一分家当，如果艺术是使生活发生意义与趣味的一个重要条件，如果接 近伟大艺术是启发性*灵、最直接最有力量的一种教育，那么zheng府和民众如何协力合作来产生种种艺术公开的机会？
关于这一点 现代各国都在尽力向前推进。欧洲几个文化的先进国不必说，就是机械主义与物质主义最发达的美国，甚至实行或试行共产主义的苏俄，对于艺术民众化的事业与努 力也是惊人的。在纽约一个城市里每月内美术的展览至少是在五十次以上；在莫斯科一个城市里公开的博物馆与美术院就有到一百个以上。那是何等气象？不论经济 制度是资本主义或共产主义，不论政治制度是共和或独裁，不论时代在革命中或和平时，人生不能没有意义与趣味。所以艺术乃至艺术教育应该得到积极的提倡与奖 励，只有白痴或名利薰心的可怜虫才否认艺术对于人生的重要。
这次美展，事实上由于意料中与意料外的种种困难，当然是不能尽如人 意。这是徐志摩代表筹备处希冀社会人士特别原谅的，但就他们所做到的成绩来说，当着许多的困难，他们自己觉得已是很不容易的了。除了极少数名画家为了别种 缘由或他们征集的诚意未孚不肯迁就出品以及交通过于不便的内地来不及参加以外，他们说当代国内著名的与未出名的作家都有代表作品在会上展览（抱歉的是因为 地位的关系不能不限定各家出品的数量）。由此参观的人可以得到关于时代的艺术努力的全部的一个相当准确的（至少可供评判的）的印象。
近几十年来是中华民族进展史上一个极重要的环节。在这时期内，人生种种的活动都受到由内与由外的变化。因此，从这次美展中可以看出时代在美术中反映或表 现的意趣；从参考品评古代美术中，推悟到这时代的创作力的大小与强弱；从国外美术，尤其是日本的，体会到东方美术家采用西欧方法的智慧；从工艺美术，想象 到时代实际生活的趣味。这些都是有心人应该留意到的问题。
创作是不容勉强的，在一般情况下，它往往与民族的精力成正比。欧洲从中世纪黑暗时期转入近代光明时期经过了一个伟大的精神的革命，它的最大的成功是一个美丽的新生命的诞生。革命是精力的解放，生命的力量充实到不可制止时自然迸裂成创造的奇葩。
绿色的梦：农村建设工作
1928年夏，为生活所困的徐志摩再次迈出国门，开始了他的第三次去国漫游。11月上旬回到上海。在欧洲期间，拜访过恩厚之，并共同商议农村建设工作。
1929年1月7日，徐志摩在致恩厚之的信中，告诉他自己已经收到他从多乐芙汇来的200英镑，并谈了自己的农村建设工作进展情况。
徐志摩说他在北京和天津见到了张彭春和瞿世英，并且和他们详谈过了。张彭春对他们在达廷顿商讨的农村建设工作极表赞成。他也愿意尽其所能来玉成徐志摩和 恩厚之的计划；事实上这一切对他并不陌生。他自己多年来已经考虑过不少这方面的问题了，但目前他没有空儿，因为他当南开大学校长的哥哥在外国旅行，而他要 负责全盘校务，但他催促徐志摩马上进行农村建设工作的计划。至于瞿世英，他在平民教育协会做事。这个机构所从事的是中国一件严肃的开创性*工作。在那里， 饱学之士为平民服务，也与群众一道做事。这是值得注意的，对徐志摩来说也特别具有启发意义。那个机构的工作人员，在中国北方对农村教育以及农村改进工作， 在进行着十分有价值的实验。这并非意味着可以期望出现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但正当徐志摩他们在努力探索把国家带上轨道的时候，这项工作标志出一个新方向。
徐志摩说他到江苏和浙江跑过了，已决定选择后者。理由之一就是浙江省的人较为淳厚，他们多少仍然保留着一点人性*的美丽，这是因 为常与大自然接触，也是因为与文明污染少有关系之故。不过徐志摩还要作进一步的研究，才能定出实际的计划。他有几个专长农科并懂得乡村情况的朋友，他们是 他旅行考察的助手。徐志摩唯一的希望是恩厚之夫妇能够在最近抽出时间来中国走一趟，帮助他决策一切。至于徐志摩盼望要做的事，他会随时写信报道。
3月5日，徐志摩在致恩厚之的信中，告知建设中国农村基地之事无法实现，因为治安没有保障，绑票、抢劫蔓延全国。
徐志摩时常在等候达廷顿的消息，因为恩厚之的那个地方在他的心中是一圈灿烂异常的光明，是至美的化身，而这光与美，在今天的中国已备受摧残。他常常忆念 有鲑鱼出没的达河，那里有的是赏心悦目的柔雅风情，而德温晨曦的光艳，在恩厚之花园古堡历史悠久的垒垒磐石上处处漫染，倍觉明丽生辉。此外，在恩厚之那里 生活的人群，他们真挚和乐之情，在各人脸上互相辉映，这种比朝阳更伟大的光华，就证明了生气勃勃的理想超然卓立这个事实。这一切在回忆中引起无限的诗思情 意，并且沁透徐志摩的心魂。而在这里，当徐志摩无法避免去接触每天临到身上的现实环境时，他就更加感到怀念之情的苦痛。这里所见的不是高贵而是卑鄙，不是 友谊合作而是敌意和相咬相吞，不是朝气勃勃的原则而是僵化害人的教条；这一切都像行尸走肉，到处为患，要把整个国家带进更大的灾难，也把人的灵魂中的创造 活泉闭塞。现在有些省份已经沦为民生极度凋敝的人间地狱。徐志摩就亲眼看过在死亡线上挣扎的北方，每一念及那边的情形，他的血液会骤然变冷。那些饿到不 成*人形的孩子为地藓青苔而打斗，只要他们瘦骨嶙峋的双手能在石缝中挖到一点点，就立刻往口里送。
从上述的事实可见，天平的一头 是那些毫无心肝的统治者，另一头是那些默然受苦的民众。这种情形一定会导致即将来临的滔天灾难。即使那些知识阶级的人士（他们是一班毫无能力的人）也似乎 疲塌到一个恹恹无神的地步；他们没有勇气去承担任何责任，只是默然地希祈人性*有一个彻底的改变。
一个活在中国的人抵御悲观和战 胜沮丧是很不容易的。他没有办法抓到一样可以持守的东西，也没有办法找到同气相投的朋友，去为人生中较崇高，但在目前较少实效的事业一起努力奋斗。所以活 在中国算不得活在世界，因为好像泰戈老在《飞鸟集》中说过，只有在爱这世界的时候才是活在这世界。徐志摩真希望有一个中国人能爱他在今天所见的中国，但事 实上却不可能。
环境的黑暗是无可讳言的。人在这种景况下，精神上没有办法不受影响；就是由于这个缘故，恩厚之信上所流露的厚意和 期望一入徐志摩的眼帘，就使他深感痛苦。他有幸在达廷顿以及山迪尼基顿从恩厚之和泰戈尔身上把灵感和鼓舞带回中国，这些都是伟大的事物，但可惜都在毫无希 望的时日和人事推移中渐渐黯然无光了。徐志摩痴心的梦想还是没有什么实现的机会。治安一事，即使在江、浙两省，甚至是南京城附近，也是没有保障的。绑票已 几乎蔓延全国，抢劫更不用说了，法律形同虚设。上海生活味同嚼蜡，有时更是可恨可厌，但要拂袖他往，却是难于登天。原因很简单：现在根本无路可逃，所以大 伙儿都在这里搁了浅，实在有身不由己之感。
6月29日，徐志摩在致恩厚之的信中，谈到了泰戈尔的近况。
这段日子徐志摩因老戈爹重临上海这个预料不到的喜讯而欢欣鼓舞。老戈爹和他的一行人是3月19到的。他跟禅达在徐志摩家里住了两天，然后继续赴日本和美 国。在归程时，他们又在徐志摩家逗留两天，6月13日回印度。美国之行对老戈爹的健康十分不利，他比以前更感到疲弱。除了旅途劳顿之外，这次外出对于他并 不是事事如意的，他有些生美国人的气，同时因为缺少恩厚之在身心两方面给他的照顾，所以倍觉凄寂。徐志摩和泰戈尔谈了许多关于恩厚之的话，听到诗人无限温 情的言语，使徐志摩不胜感动。在他说话时，徐志摩见到他眼中蕴着泪水。徐志摩认为没有一个人比恩厚之更了解、更爱护和更会照顾泰戈尔，即使他的同胞也不及 恩厚之。徐志摩说，要是恩厚之亲耳听到泰戈尔提及他的话，他会感到喜悦的。泰戈尔说：“厚之是个伟人，他有个伟大的心。我对他怀有最大的爱念和敬意。说起 来不免惭愧，但事实上他的深思和我自己同胞的浮浅，相去真不可以道里计。他对事情的体会十分精到。世上真正懂得我心思意旨的人，他可能是仅有的一个。他在 达廷顿做得有声有色*。他是一个很不寻常的理想主义者；他把理想和他的荦荦大才结合起来。在他身上我寄以极大的希望和信心。由于不能在旅途上从加拿大转往 英国，我感到很失望，因为我切盼和他见面，享受重聚之乐。你一定要写信把我亲切的思念传递给他。”
徐志摩告诉恩厚之，泰戈尔会再 见他的，大概在冬天。虽然他身体衰老，但还是努力不懈地写他的讲稿，盼望准时完成，赶上冬天牛津大学的基尔福学术演讲会。他对徐志摩叹道，“我要努力工 作，我在世日子不多了。我一定要赶快完成我的工作，我发觉自己还有要讲的话，这是值得高兴的；不过，讲话也是一个负担。我必须在未死之先亲身作这次演讲。 我的讲题是‘神圣的人格’。你会看见我演讲的内容在灵感和智慧两方面都不会是空洞贫乏的。”由此可知泰戈尔对这个任务是心情舒畅的。徐志摩真盼望他一回到 印度就恢复健康，这样他以后就可以启程赴英了。
泰戈尔在上海见到一些老朋友，胡适和蒋百里都在内。泰戈尔因梁启超的早逝无限伤 怀，也因张君劢就在诗人旅沪时不幸被人绑架而深感难过。徐志摩认为恩厚之会很难相信这些事情竟会一一发生的，但却居然发生了。那个两袖清风、几乎是一贫如 洗的学者，去年还要出卖他的书籍，就是他仅有的财产，才能维持家计，而他却的的确确遭遇这场历时足足三周的无妄之灾。在这段日子中，他所忍受的一切比一般 囚犯所过的生活更坏上数倍。所以，若问中国现况如何，这是多余的问题了，因为连干绑票这一行的人，也这样史无前例地不把“盗亦有道”作为一种行规遵守，那 还有什么话说呢！在许多事情上，中国的情况还比不上印度。理想都死了；也是非死不可的。
徐志摩说，这半年来他差不多是完全疲塌不 振了。说差不多，是因为他虽然没有什么天赋之才，却也帮忙筹备了第一次的全国美术展览。这也是他在个人事务外所作的唯一的一件事。徐志摩从达廷顿和山迪尼 基顿带回中国的远景和朝气，如今已日渐销毁，凄然无助。一切所有，都似乎在一个机能失调的社会被邪恶的势力掳掠殆尽。整个中国没有一处治安是有保障的。自 从张君劢遇掳这件可怕消息传出来后，徐志摩的父亲惊惧万分，正在认真考虑举家迁离上海，前往像青岛这一类比较安全的地方。但难道这是应付人生的办法吗？所 以，徐志摩说，恩厚之不能怪住在中国的人天天不做别的而只会喊苦。另一方面，他也会明白为什么这里的人一下子就对事情存着拉倒的态度，只是时刻渴望寻找机 会一走了之。
创办《诗刊》
1931年1月20日，《诗刊》由新月书店正式发行。在创刊号上，刊登了主编徐志摩的《诗刊·序语》。
徐志摩在《新月》月刊 的预告中曾经提到载在北京《晨报副镌》上的《诗刊》。那刊物就是现在这份的前身。在那时候也不知哪来的一阵风忽然吹旺了少数朋友研求诗艺的热，虽则为时也 不过三两个月，但那一点子精神，真而纯粹，实在而不浮夸，是值得纪念的。现在他们这少数朋友，隔了这五六年，重复感到“以诗会友”的兴趣，想再来一次集合 的研求。因为他们有共同的信念。
第一，他们共同相信新诗是有前途的，同时这前途不是容易与平坦的，需要很多人共力去开拓。其次， 他们共同相信诗是一个时代最不可错过的声音，由此可以听出民族精神的充实抑空虚，华贵抑卑琐，旺盛抑消沉。一个少年人偶尔的抒情的颤动或许影响到人类的终 古的情绪；一支不经意的歌曲，或许可以开成千百万人热情的鲜花，绽出瑰丽的英雄的果实。再次，他们共同相信诗是一种艺术。艺术精进的秘密当然是每一个天才 独自的致力，各自弄出光荣的创例，但有时集合的纯理的探讨与更高的技术的寻求，乃至根据于私交的风尚的兴起，往往可以发生一种殊特的动力，使这一种或那一 种艺术更意识的安上坚强的基筑，这类情形在文艺史上可以见到很多。
因此徐志摩他们这少数人的天生爱好，与希望认识诗的朋友，想斗 胆在功利气息最浓重的地处与时日，结起一个小小的诗坛，谦卑的邀请国内的志同者的参加，希冀早晚可以放露一点小小的光。小，但一直的向上；小，但不是狂暴 的风所能吹熄。记得古希腊的阿伽门农战胜的消息传来时，帕南苏斯群山的山顶共同点起燎天的烽火，照出群岛间的雄涛在莽苍的欢舞。对着渺茫的未来，岂不也应 有同样光明的指望？
徐志摩说，欣幸的是他们五年前的旧侣，重又聚首；更欣幸的是他们又多了新来的伙伴，他们的英爽的朝气给徐志摩不少的鼓舞。
徐志摩声明，《诗刊》创刊号上的稿件的征集是陈梦家、邵洵美、徐志摩的力量居多；编选是孙大雨、邵洵美、徐志摩负责的；封面图案与大体设计是要感谢张光宇、张振宇与邵洵美。
关于稿件，徐志摩说“三年不鸣，一鸣惊人”的闻一多的《奇迹》真是个奇迹。
天教歌唱
1931年8月，徐志摩的《猛虎集》由新月书店出版，徐志摩自己写了《〈猛虎集〉序》。
在诗集前面说话不是一件容易讨好的事。 说得近于夸张了自己面上说不过去，过分谦恭又似乎对不起读者。最干脆的办法是什么话也不提，让诗篇它们自身去承当。但书店不肯同意；他们说如果作者不来几 句序言书店做广告就无从着笔。作者对于生意是完全外行，但他至少也知道书卖得好，不仅是书店有利益，他自己的版税也跟着像样，所以书店的意思，他是不能不 尊敬的。徐志摩说，他已经费了三个晚上，想写一篇可以帮助广告的序。可是一行行写下来仍旧给涂掉，稿纸糟蹋了不少张，诗集的序终究还是写不成。
况且写诗的人一提起写诗他就不由得伤心。世界上再没有比写诗更惨的事；不但惨，而且寒伧。就说一件事，徐志摩说他是天生不长髭须的，但为了一些破烂的句子，也不知曾经捻断了多少根想象的长须！
徐志摩记得他印第二集诗时曾表示过此后不再写诗一类的话。现在转眼间四个年头已过去了，就算这些诗全是这四年内写的，每年平均也只得十首，一个月还不到 一首，况且又多是短短的。诗固然不能论长短，如同画幅是不能用田亩来丈量。但事实是这年头一口气总是透不长——诗永远是小诗，戏永远是独幕，小说永远是短 篇。每回徐志摩看到莎士比亚的戏，但丁的神曲，歌德的浮士德一类的作品，他就不由得感到气馁，觉得他即使有一些声音，那声音是微细得随时可以用一个小拇指 给掐死的。天呀！哪天才可以在创作里看到使人起敬的东西？哪天这些细嗓子才可以豁免混充大花脸的急涨的苦恼？
说到自己的写诗，徐 志摩认为那是再没有更意外的事了。但生命的把戏是不可思议的！人们都是受支配的善良的生灵，哪件事自己作得了主？徐志摩说，整十年前他吹着了一阵奇异的 风，也许照着了什么奇异的月色*，从此他的思想就倾向于分行的抒写。一份深刻的忧郁占定了他；这忧郁，徐志摩相信，渐渐的潜化了他的气质。
虽然写诗，徐志摩认为自己尘俗的成分并没有甘心退让过；诗灵的稀小的翅膀，尽管在那里腾扑，还是没有力量带了这整份的累赘往天外飞。且不说诗化生活一类 的理想那是谈何容易实现，就说平常在实际生活的压迫中偶尔挣出八行十二行的诗句都是够艰难的。尤其是最近几年有时自己想着了都害怕：日子悠悠的过去，内心 居然可以一无消息，不透一点亮，不见丝纹的动。徐志摩常常疑心这一次是真的干了完了。他也时常疑虑到他这些写诗的日子也是什么神道因为怜悯他的愚蠢暂时借 给他享用的非分的奢侈。他希望他们可怜一个人可怜到底！
一眨眼十年已过去。诗虽然连续的写，自信还是薄弱到极点。“写是这样写下 了”，他自己想，“但准知道这就能算是诗吗”？就经验说，从一点意思的晃动到一篇诗的完成，这中间几乎没有一次不经过唐僧取经似的苦难。诗不仅是一种分 娩，它并且往往是难产！这份甘苦只有当事人自己知道。一个诗人，到了修养极高的境界，如同泰泰戈尔说的，也许可以一张口就有精圆的珠子吐出来，但像他这样 既无天才又少修养的人如何说得上？
只有一个时期他的诗情真有些像是山洪暴发，不分方向的乱冲。那就是他最早写诗那半年，生命受了 一种伟大力量的震撼，什么半成熟的未成熟的意念都在指顾间散作缤纷的花雨。他那时是绝无依傍，也不知顾虑，心头有什么郁积，就付托腕底胡乱给爬梳子去，救 命似的迫切，哪还顾得了什么美丑！他在短时期内写了很多，但几乎全部都是见不得人面的。
徐志摩的第一集诗《志摩的诗》是他11年 前回国后两年内写的。在这集子里初期的汹涌性*虽已消灭，但大部分还是情感的无关阑的泛滥，什么诗的艺术或技巧都谈不到。这问题一直要到他和闻一多等一群 朋友在《晨报副镌》刊行《诗刊》时才开始讨论到。闻一多不仅是诗人，他也是最有兴味探讨诗的理论和艺术的一个人。徐志摩说这五六年来他们几个写诗的朋友多 少都受到“死水”的作者的影响。他的笔本来是最不受羁勒的一匹野马，看到了闻一多的谨严的作品才憬悟到自己的野性*；但他素性*的落拓始终不容他追随闻一 多他们在诗的理论方面下过任何细密的工夫。
第二集诗《翡冷翠的一夜》是他的生活上的又一个较大的波折的留痕。他把诗稿送给闻一多看，他说“这比《志摩的诗》确乎是进步了——一个绝大的进步。”他的好话徐志摩是最愿意听的，但他觉得自己在诗的“技巧”方面还是丝毫没有把握。
最近这几年生活不仅极平凡，简直是到了枯窘的深处，跟着诗的产量也尽“向瘦小里耗”。要不是认识了陈梦家和范玮德两个年轻的诗人，他们对于诗的热情在无 形中又鼓励了徐志摩奄奄的诗心，以及第二次又印《诗刊》，徐志摩对于诗的兴味，或许可以消沉到完全没有。1931年在6个月内在上海与北京间来回奔波了八 次，遭了母丧，又有别的不少烦心的事，人是疲乏极了的，但继续的行动与北京的风光却又在无意中摇活了他久蛰的性*灵。抬起头居然又见到天了。眼睛睁开了心 也跟着开始了跳动。嫩芽的青紫，劳苦社会的光与影，悲欢的图案，一切的动，一切的静，重复在他的眼前展开，有声色*与有情感的世界重复为他存在；这仿佛是 为了要挽救一个曾经有单纯信仰的流入怀疑的颓废，那在帷幕中隐藏着的神通又在那里栩栩的生动：显示它的博大与精微，要他认清方向，再别错走了路。
徐志摩希望这是他的一个真的复活的机会。虽然他明知这些偶尔写下的诗句尽是些“破破烂烂”的，谈不到什么久长的生命，但在作者自己，总觉得写得成诗不是 一件坏事，这至少证明一点性*灵还在那里挣扎，还有它的一口气。他这次印行的第三集诗是要告慰他的朋友，让他们知道他还有一口气，还想在实际生活的重重压 迫下透出一些声响来。
徐志摩说，人们不用更多地责备他，他已是满头的血水，能不低头已算是好的；也不用提醒他这是什么日子；不用 告诉他这遍地的灾荒与现有的以及在隐伏中的更大的变乱；不用向他说今天就有千万人在大水里浸着或是有千千万人在极度的饥饿中叫救命；也不用劝告他说几行有 韵或无韵的诗句是救不活半条人命的；更不用指点他说他的思想是落伍或是他的韵脚是根据不合时宜的意识形态的。这些，还有别的很多，他知道，他全知道；一说 到这些只是叫他难受又难受。他再没有别的话说，他只要人们记得有一种天教歌唱的鸟不到呕血不住口，它的歌里有它独自知道的另一个世界的愉快，也有它独自知 道的悲哀与伤痛的鲜明；诗人也是一种痴鸟，他把他的柔软的心窝紧抵着蔷薇的花刺，口里不住的唱着星月的光辉与人类的希望，非到他的心血滴出来把白花染成大 红他不住口。他的痛苦与快乐是浑成的一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