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雪林首先谈起徐志摩出现时当时的文坛状况。1921年左右的文坛，北方归鲁迅、周作人统治，南方则“创造社”与“文学研究会”对峙。北方唯一的诗人是 冰心，南方则郭沫若了。1922年、1923年间忽然从英国回来了一批留学生，其中有几个后来以文学显名，徐志摩就是其中之一。当他在《晨报副刊》、《学 灯》、《小说月报》，发表他的《再会吧康桥》、《哀曼殊斐尔》等诗时，他那种华丽的词藻、奢侈的想象、雄奇的气势、曼妙的情调，立即引起大家惊异的目光。 梁启超等人对他特别赏识，大加鼓励；视白话文学如洪水猛兽的章士钊，居然称他为“慧业文人”；死守传统的学衡派巨子吴宓对他也有好感。徐志摩刚露头角便征 服了文坛。因此，苏雪林说，徐志摩在文学界成名之迅速，不亚胡适之于学术界。
苏雪林的文章把徐志摩的创作分形式、精神两方面来证明“徐志摩曾一手奠定了新诗坛的基幢”这句话并不过分。
关于徐志摩诗的形式，苏雪林认为有下列五点：
第一，体制的讲求。从胡适一直到郭沫若新诗都没有一定的格式。郭沫若虽然以西洋格式为创作的模范，但他第一次用西方诗式创作时，带有美国诗人惠特曼的自 由豪放风格，但并不成功。虽然，郭沫若主要创作白话诗、自由诗，但他对于新诗体制没有多大的贡献。徐志摩知道诗没有声律便失去了诗的原素，所以他的创作时 很注重韵律。于赓虞回忆时说《诗刊》发行前，他们共聚在闻一多寓所讨论，共同的意见是在使诗的内容及形式，表现出美的力量，成为一种完美的艺术。《诗刊》 发行后，每周都要在徐志摩家开一次读诗会。会中讨论最多的是诗的形式及音韵。而到《新月》诗刊发行后，诗的格律愈加严谨，因此胡适写下了《新诗已上了轨 道》。
苏雪林认为徐志摩的诗变化极多并且迅速。他几乎每天都在尝试一种诗的创作格式，因此想模仿都模仿不了。有感于这种情况，苏 雪林就说：“他人是用两只脚走路，他却是长着翅膀飞的。”《志摩的诗》发表后，他的朋友陈西滢为他做的体制统计有：散文诗、自由诗、无韵体诗、骈句韵体、 章韵体。诗刊派的诗被人讥讽为“方块诗”，而徐志摩却能在严格规律之中，自由表现他的天才，这一点是他人所不及的。
第二，辞藻的 繁富。白话诗刚刚兴起的时候，极力摆脱旧诗词的格调和排斥旧辞藻。胡适还说，真正好诗在于白描，于是“渲染”的工夫就不敢怎么讲究了。但诗是一种美文，美 就不仅仅是白描所能传达出的。西方的一位文学家说诗不过是“颜色*”和“声音”组成的，这话不无道理。刘勰《文心雕龙》就有情采篇，并说“综述性*灵，敷 写器象”，更少不得“彪炳缛采”。所以白描诗的局面很快就受到了冲击。冰心小诗是有些辞藻的，郭沫若的长篇也充满了心弦、洗礼等西方辞藻。徐志摩出现后， 诗的辞藻，就更为富丽了。但他的辞藻不是中国的，也不是外国的，而是经过他的心灵炼制过的一种东西。陈西滢说：“他的文字，是把中国文字西洋文字融化在一 个洪炉里，炼成一种特殊而又曲折如意的工具。它有时也许生硬，有时也许不自然，可是没有时候不流畅，没有时候不达意，没有时候不表示是徐志摩独有的文字。 再加上很丰富的意象，与他的华丽的字句极相称，免了这种文字最易发生的华而不实的大毛玻。”
但陈西滢还说：“他的毛病是太没有约 束。在文字方面，有时不免堆砌得太过，甚至叫读者感到烦腻。”因此，“浓得化不开”成了徐志摩的诗文的特点。徐志摩也被冠上唯美派、新文学中的六朝体的名 号。钟嵘诗品论谢灵运道：“颇以繁芜为累”，又说：“若人兴多才博，寓目即书，内无乏思，外无遗物，其繁富宜哉。然若名章迥句，处处间起，丽典新声，络绎 奔赴，譬如青松之拔灌木，白玉之映尘沙，未足贬其高洁也。”苏雪林觉得这些评论也适用于徐志摩。不过，他又指出，徐志摩后出版的《翡冷翠的一夜》、《猛虎 集》，已免除上述毛病了。
第三，气势的雄厚。郭沫若诗只能称雄，而称不上厚，力量与气魄不相称。因为他的作品，往往只有平面而无 深度。徐志摩的诗则雄而厚，可称为雄厚。如果辞藻太过富丽，气势就不足。如果辞藻富丽同时气势充足，那就可以成为上乘的作品。曾国藩日记云：“奇辞大句， 须得瑰玮飞腾之气，驱之以行，凡堆重处皆化为空虚，乃能为大篇，所谓气力有余于文之外也，否则气不能举其体矣。”徐志摩的作品，可当此语而无愧。他的散文 诗如《毒药》、《婴儿》、《白旗》、《天宁寺闻礼忏声》，都是有气势的雄厚作品。苏雪林举《婴儿》中的一段为例，指出徐志摩形容得淋漓尽致，刻画得入木三 分，体现出了他的真功夫。并且一首六百多字的散文诗有曲折、有层次、有奔注、有顿挫，读来又毫不觉得冗长拖沓。真如韩愈所说的“气盛则言之短长，与声之高 下皆宜”。
第四，音节的变化。陈西滢谈及徐志摩诗歌的音调时说：“音调方面也没有下研究工夫，因为他喜多用实字，双双的叠韵字， 仄声的字；少用虚字，平实的字，他的诗的音调多近羯鼓、烧钹，很少是提琴、洞箫等抑扬缠绵的风趣。他的平民风格的诗，尤其是土白诗，音节就很悦耳，正因为 在那些诗里，他不能不避去上面所说的毛玻。”除此之外，苏雪林还认为徐志摩在音节上的试验同他在体制上的试验同样勤苦，而且同样具有许多变化。他的音调随 着诗的情绪而变化，情绪是愉快的，音节就异常轻快；悲伤的，音节也显得凄凉。如在《雪花的快乐》的第三、四两段音节的轻快，就有雪花随风回舞的感觉。又如 徐志摩在《沪杭车中》：“匆匆匆！催催催！/一卷烟，一片山，几点云影，/一道水，一条桥，一支橹声，/一林松，一丛竹，红叶纷纷：/艳色*的田野，艳 色*的秋景，/梦境似的分明，模糊，消隐，——/催催催！是车轮还是光－阴－？/催老了秋容，催老了人生！”匆匆、催催，像车轮的声音，接着连用三字短 句，形容火车进行的速度。《盖上几张油纸》则连用叠句，如坐在风雪孤坟旁妇人的哽咽。《庐山石工歌》用无数“浩唉”表出汉族耐劳苦爱和平的心声。其他音节 优美的也很多。
第五，国语文学的创造。胡适写《文学革命论》的时候，曾提出十个大字：“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苏雪林认为所 谓国语，不是指的白话文，其实是指的“官话”。在他看来，胡适白话文虽然写得极其明畅流利，用的语言不过是长江流域通行的言语，在加上旧有的白话文学如水 浒等的调子。冰心的小说用的语言一半红楼梦，一半欧化的文字，也不是纯粹的国语。毅然肩起创造“国语文学”的责任的，苏雪林认为是徐志摩，虽然他是浙江硖 石人，但他的国语说得很标准。徐志摩的小品散文全用国语写作，诗则有的用国语、有的用砖石调子、有的是普通白话。
关于徐志摩诗的精神，苏雪林认为有下列几点：
第一，人生美的追求。
陶孟和说徐志摩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他的理想曾受了希腊主义的影响，求充分的完全的生命。他要生命中求得最丰富的经验……志摩不是哲学家寻求理智，他是 一个艺术家，寻求情感的满足……他所爱的是人生的美丽。他的态度，可以说是哈代的对照。他咏哈代曾说：‘为什么放着甜不尝，暖和的座儿不坐，偏挑那－阴－ 凄的调儿唱，辣味儿辣得口破。’正因为他自己所寻求的都是阳光、暖和、甜蜜、美丽，一切人生的美。他永远设法避开人生的丑陋，正如小儿避开状貌狰狞的偶像 一般。他不单是怕看丑陋或蠢笨，他直是不看，不加理会……他永远希望他所寻到的是神奇、新颖、奥妙、聪明、美丽，一切人生的宝贝，而不愿有与它们相反的出 现；他更希望他所寻到的，永远保持着它们的神奇、新颖、奥妙、聪明、美丽，而不愿他们露出使他失望的破绽；即使露出，他也不看。幻灭是志摩所不能忍受 的。”
陶孟和的话把徐志摩整个人格都表现了出来。有人因为他文笔优美，称他为唯美派，苏雪林认为他是理想派。他认为，唯美派的文 人把自己深深藏在“象牙之塔”里，或高坐艺术宫殿上，与现实世界非常隔膜。理想主义者则认为人生固然丑陋，但其中也有美丽；宇宙固是机械，而亦未尝无情。 而且，他们认为人类的心灵可以创造一切。
所以苏雪林认为徐志摩寻求人生的美，不但是为了安慰自己，还想借此改善人生。他以一支生 花妙笔，写明月、星群、晴霞，山岭的高亢、流水的光华；写那朝雾里轻含闪亮珍珠的小花草；写那像古圣人祈祷凝成“冻乐”似的五老峰；写爱、写光明、写真美 善。甚至雪中哭子的妇人，垃圾桶边捡煤屑的穷人，深夜拉车过僻巷的老车夫，跟着钢丝轮讨钱的乞儿，沪杭车中的老妇，蠢笨污秽的兵士，都予以无限的同情。他 说：“贫苦不是卑贱，老衰中有无限庄严”，在这些里面也可以寻找到人生的美。
从徐志摩个人行为来看，他的离婚及第二次结婚，也无非为了贯彻“人生美”的追求。虽弄得家庭关系断绝，亲友责难纷至，而他并不后悔。他殉身追求的行为，就像飞蛾投火的勇敢。因此，胡适对他的评价是：“他的一生真是美的象征，爱，是他的宗教，他的上帝。”
第二，真诗人的人格。
苏雪林给诗人人格下的定义是诗人要有热情、要有宽大的度量。
热情是人类事业的原动力。黑格尔说：“世上从没有一桩大业的成功，不需热情。”至于文艺的创作，苏雪林认为如果缺乏热情，就像炼铁成钢时缺乏火力一样。 总之，凡是诗人，无不是热情的化身，而徐志摩更是热情化身的化身。热情最具体的表现，是关于两性*的情爱。徐志摩诗集中恋歌很多，所以有人批评它为“情| 欲的诗歌，具烂熟颓废的气息”。徐志摩对于恋爱，并不单纯的肉欲，其实他所祈求的，是由恋爱所得到的灵感，以达到精神上最圆满的境界。恋爱是他的手段，灵 感的得到才是他的目的。如在《爱的灵感》这一首诗里，徐志摩把爱是灵感表达得非常明白：“那天爱的结打上我的/心头，我就望见死，那个/美丽的永恒的世 界；死/我甘愿的投向，因为它/是光明与自由的诞生。/从此我轻视我的躯体，/更不计较今世的浮荣，/我只企望着更绵延的/时间来收容我的呼吸，/灿烂的 星做我的眼睛，/我的发丝，那般的晶莹，/是纷披在天外的云霞，/博大的风在我的腋下/胸前眉宇间盘旋，波涛/冲洗我的胫踝，每一个/激荡涌出光艳的神 明！/再有电火做我的思想/天边掣起蛇龙的交舞，/雷震我的声音，蓦地里/叫醒了春，叫醒了生命。/无可思量，呵，无可比况，/这爱的灵感，爱的力量！ /正如旭日的威棱扫荡/田野的迷雾，爱的来临/也不容平凡，卑琐以及/一切的庸俗侵占心灵，/它那原来青爽的平阳。”
苏雪林称赞 徐志摩说永远像春光、火焰、爱情，永远是一团燃烧似的热。他燃烧自己的诗歌发出金色*的光，燃烧中国人的心，从冰冷转到温暖，如一阵和风，一片阳光，溶解 北极高峰的冰雪，但是可怜的是最后燃烧了他自己的形体，如他所说的那样像一只夜蝶飞出天外，在星的烈焰里变成了灰。
另外，徐志摩 得心胸非常博大。新文学界的谩骂之风始终伴随着文学界，置身于其中的人不受传染是很难的。但徐志摩始终保持着他博大的同情，受人无理谩骂，也不肯同骂。他 的人格他的朋友们很清楚。林徽音说：“我们丢掉的不止是一个朋友，一个诗人，我们丢掉的是个极难得的可爱的人格。”陶孟和说：“济南号的出险，结束了一个 美丽的可爱的灵魂，但我们觉得我们生命上发见了不可弥补的真空，而这卑污世界中消失了一个高贵的人格。”郑振铎也说道：“我不仅为友情而悼我失去一位最恳 挚的朋友，也为这个当前大时代而悼它失去了一个心胸最广而最有希望的诗人。”
苏雪林最后总结了徐志摩出现的价值与意义。在中国新 诗的滥觞期，徐志摩是不应该被忘记的，他是个可爱的天才。苏雪林说，徐志摩的出现就如同是五代时的李后主。王国维曾经说说：“词至后主，眼界遂大，感慨遂 深，遂变伶人之词为士大夫之词。”李后主的出现是词的划分时代的界线，而徐志摩是新诗的奠基石，他在新诗界就像李后主在词界一样占有重要的地位，一样的不 朽！
徐志摩其文其人
徐志摩是一位生前很有争议的诗人。他的思想的驳杂以及个性*的凸现，很容易引起不同的评价。
茅盾在《徐志摩论》说：“志摩是 中国布尔乔亚‘开山’的同时，又是‘末代’的诗人。”“圆熟的外形，配着淡到几乎没有的内容，而且这淡极了的内容，也不外乎感伤的情绪，——轻烟似的微 哀，神秘的、象征的依恋感喟追求：这些都是发展到最后一阶段的、现代布尔乔亚诗人的特色*。”茅盾还从徐志摩《婴儿》一诗入手，分析徐志摩所痛苦地期待着 的“未来的婴儿”乃是“英美式的资产阶级的德谟克拉西。”茅盾是以阶级意识对徐志摩所作的判断，但是他仍然注意到了徐志摩自己颇为得意的一位朋友对他的两 个字的评语：这便是“浮”和“杂”（“志摩感情之浮，使他不能为诗人，思想之杂，使他不能为文人。”）这两个字概括了诗人性*格和思想的特点。徐志摩思想 的“杂”是与他为人处世的“浮”联系在一起的。朱自清在《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导言》中说：“他没有闻（一多）氏那样精密，但也没有他那样冷静。他是跳着 溅着不舍昼夜的一道生命水。”徐志摩就是这样，接受得快，但却始终在波动之中。
因此，在评论界有人就以徐志摩为世人所诟病的《秋 虫》、《西窗》等来批判他的消极倾向。他的思想驳杂，往往被简单地概括为“唯美”、“为艺术而艺术”一类结论，他的思想倾向，则为“反动、消极、感伤”一 类。但另一方面，思想驳杂的徐志摩又在《落叶》中热情地赞美苏联革命，并且呼吁人们“永远用积极的态度去对待人生”。《秋虫》、《西窗》发表的同时，徐志 摩还在在《志摩日记》中对五三惨案发表了相当激烈的意见：“上面的zheng府也真是糟，总司令不能发令的，外交部长是欺骗专家，中央zheng府是昏庸 老朽收容所，没有一件我们受人侮辱的事不可以追源到我们自己的昏庸。”同时还在致恩厚之信中，谈到国内形势：“虽然***是胜利了，但中国经历的灾难极为 深重。”徐志摩就是这样的一位复杂的人。他一方面对法国大革命极为景仰，一方面又极有兴味地谈论着巴黎令人目眩的糜烂以及那里的“艳丽的肉”。徐志摩在 《落叶》中说自己的性*格：“我的心灵的活动是冲动性*的，简直可以说痉挛性*的。”
热情好动的习性*，使徐志摩拥有众多的朋 友。陈从周在《记徐志摩》中说：“志摩的国际学术交往也是频繁的。他被选为英国诗社社员，‘笔会’中国分会理事，印度老诗人泰戈尔与他最是忘年之交，还与 英国哈代、赖斯基、威尔斯，法国罗曼·罗兰等等，都有交往。”陆小曼在《泰戈尔在我家作客》中回忆道：“志摩是个对朋友最热情的人，所以他的朋友很多，我 家是常常座上客满的：连外国朋友都跟他亲善，如英国的哈代、狄更生、迦耐脱。”徐志摩的交往活动，尤其是他与外国友人的交往，使他具有了一种品格。由于中 国与世界文化的隔膜太远，由于国情、语言等的差异，中国知识分子在世界性*的交往中，往往充当了“孤独者”的角色*。能像徐志摩这样以充分的认同、而又不 忘借他山之石以攻玉的诗人是很少的。如果他活得更长一些，随着他年龄的增长、影响的扩大，他一定会在促进东西方的交流与了解中起更为显著的作用。
中国新诗运动由胡适等人开始倡导后，经过一段尝试，到郭沫若《女神》时已经渐具规模。但新诗在很长时间的尝试中忽视了对艺术形式的完美的追求。新月派以闻一多、徐志摩为代表的新诗“创格”运动，就是要追求艺术形式的完美。
1926年徐志摩在《诗刊弁言》中提出“要把创格的新诗当一件认真事情做”。
中国新诗史上第一次有组织的格律诗运动便由闻一多、徐志摩领导，以《晨报副刊·诗镌》为阵地，鲜明地提出自己的艺术主张。新月派也由此得来，他们的艺术 实践对于早期新诗的散漫倾向确实是有力的反拨。徐志摩是新月派理论的最忠实的实践者，正如朱自清在《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导言》说的，他努力于“体制的 输入与试验”，而且“他尝试的体制最多”。
新诗运动从五四开始，到新月派的锐意“创格”，这个过程体现新诗开始成熟地转向对诗艺 的探求。陈梦家在《新月诗选·序言》说的“主张本质的醇正、技巧的周密和格律的严谨”，就是新月派探求的理论概括。受到新月派诗人尤其是徐志摩的启发和影 响，诗人们开始把情感的反复吟咏当作了一种诗歌的创作的追求。徐志摩的一些名篇如《为要寻一颗明星》、《苏苏》、《再不见雷峰》、《半夜深巷琵琶》等，都 追求把活泼的情绪纳入一个严谨的结构框架，以有变化的复沓来获得音乐的效果。他的《为要寻一颗明星》诗歌的格式是单纯的，诗句也是单纯的，但却有丰富的节 律变化。有意追求的复沓，大部分相同中微小的变异，造出既繁富又单纯的综合美感。徐志摩的复杂而认真的实践，使他成为“纯艺术”的忠实实行者，他的几乎每 一个音节都是经过精心选择后安放在最妥切的位置上。而他还能以纯粹的口语，展示那种失去的没落的哀叹；那种无可奈何的眷恋，被极完美的音韵包裹起来，而且 闪闪发光。
徐志摩的诗风受英国浪漫派诗歌的影响很大。卞之琳在《徐志摩诗重读志感》对此作过精确的说明：“尽管徐志摩在身体上、 思想上、感情上，好动不好静，海内外奔波‘云游’，但是一落到英国、英国的十九世纪浪漫派诗境，他的思想感情发而为诗，就从没有能超出这个笼子。”“尽管 听说徐志摩也译过美国民主诗人惠特曼的自由体诗，也译过法国象征派先驱波德莱的《死尸》，尽管他还对年轻人讲过未来派，他的诗思、诗艺几乎没有越出过十九 世纪英国浪漫派雷池一步。”
徐志摩的爱情诗使他个人赢得了很大的声誉，他把自己的情感体验和情路历程倾吐在诗歌中，从而使自己的 诗歌别具一格。艾青在《中国新诗六十年》中说徐志摩“擅长的是爱情诗”，“他在女性*面前显得特别饶舌”。朱自清在《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导言》中指 出：“他的情诗，为爱情而咏爱情：不一定是实生活的表现，只是想象着自己保举自己作情人，如西方诗家一样。”茅盾在《徐志摩论》中认为：“我以为志摩的许 多披着恋爱外衣的诗，不能够把来当作单纯的情诗看的；透过那恋爱的外衣，有他的那个对于人生的单纯信仰。”然而，徐志摩的理想是单纯的、非现实的，单纯到 了到处受到人世烦扰的碰撞，非现实的到了一触即毁灭。胡适在《追忆志摩》于是就说：“这个现实世界太复杂了，他的单纯的信仰禁不起这个现实世界的摧 毁……”。
尽管如此，徐志摩总是非常乐观，他的诗歌中还有乐观的调子。陈梦家在新月诗选·序言》中说：“他的诗，永远是愉快的空气， 不曾有一些儿伤感或颓废的调子，他的眼泪也闪耀着欢喜的圆光。这自我解放与空灵的飘忽，安放在他柔丽清爽的诗句中，给人总是那舒快的感悟。好象一只聪明玲 珑的鸟，是欢喜，是怨，她唱的皆是美妙的歌。”朱自清在《新中国文学大系·诗集·导言》也说：“他是跳着溅着不舍昼夜的一道生命水……他让你觉着世上一切 都是活泼的、鲜明的。陈西滢氏评他的诗，所谓不是平常的欧化，按说就是这个。又说他的诗的音调多近羯鼓饶钹，很少提琴洞箫等抑扬缠绵的风趣，那正是他老在 跳着溅着的缘故。”
徐志摩诗中这种生命的欢乐，来自他对生活的理想的执着与自信。他总是不知道风在哪个方向吹，他总是骑着一匹拐 腿的瞎马向着黑夜里加鞭，而他总在幻想有一颗明星。陈梦家说徐志摩诗是“柔美流丽”的，徐志摩即使是在谈痛苦和死亡，也充满了浪漫色*彩。但他又是颓唐和 消极的，他把人生的理想建立在欢乐意识之上，一旦理想破灭，随之而来的就是无可言状的悲哀和绝望。因此，茅盾在《徐志摩论》说：“一旦人生的转变出乎他意 料之外，而且超过了他期待的耐心，于是他的曾经有过的单纯信仰发生动摇，于是他流入于怀疑的颓废了。”
徐志摩是才情显赫的诗人，是新月派的“诗圣”，同时也是著名的散文家。
作为散文家的徐志摩的成就并不亚于作为诗人的徐志摩。徐志摩以浓郁而奇艳的风格出现在散文界，从冰心的灵俊、朱自清的清丽、周作人的冲淡、丰子恺的趣味之中显示出自己的特殊风采。
徐志摩的生前自编了三本散文集：《落叶》、《巴黎的鳞爪》和《自剖文集》，此外还有《志摩日记》、《志摩书信》、《眉轩琐语》、《西湖记》、《泰戈尔来华》等。
林语堂在《新丰折臂翁·跋》说：“志摩，情才，亦一奇才也，以诗著，更以散文著，吾于白话诗念不下去，独于志摩诗念得下去。其散文尤奇，运句措辞，得力于传奇，而参西洋语句，了无痕迹。”
杨振声在《与志摩最后的一别》一文里，这样评价徐志摩的散文：“他那‘跑野马’的散文，自己老早就认为比他的诗还好。那用字，有多生动活泼！那颜色*， 真是‘浓得化不开’！那联想的富丽，那生趣的充溢！尤其是他那态度与口吻，有多轻清，多顽皮，多伶俐！而那气力也真足，文章里永看不出懈怠，老那样像云的 层涌，春泉的潺溪！他的文章确有它独创的风格，在散文里不能不让他占一席地。”徐志摩散文的总体特征就是浓得化不开，在结构上的特征则是跑野马。
梁实秋在《谈志摩的散文》中说：“他的文章是跑野马；但是跑得好。志摩的文章本来用不着题目，随他写去，永远有风趣。严格地讲，文章里多生枝节 （Digression）原不是好处，但有时那枝节本身来得妙，读者便会全神贯注在那枝节上，不回到本题上也不要紧，志摩的散文几乎全是小品文的性*质， 不比是说理的论文，所以他的跑野马的文笔不但不算毛病，转觉得可爱了。”他说徐志摩散文的妙处，一是“永远保持着一个亲热的态度”；二是“他写起文章来任 性*”；三是“他的文章永远是用心写的”。
徐志摩的一生虽然是短暂的，但他的诗文在大浪淘沙的历史之河中永存。同样徐志摩他本人在他的朋友心中永存。
胡适在《追悼志摩》中说，志摩走后，他们的世界里被他带走了不少云彩。他在朋友之中是一片最可爱的云彩，永远是温暖的颜色*，永远是美的花样，永远是可 爱。他常说他不知道风灾哪一个方向吹，其实，胡适说他们没有几个人知道风在哪个方向吹。可是，不知从哪个方向吹来的狂风卷走了他，他的朋友们的天空顿时一 片惨淡，一片寂寞，因为最可爱的云消散了。
徐志摩之所以这样让朋友们哀念他，胡适说那是因为他的为人整个是一团同情心，只是一团 爱。叶公超就说：“他对于任何人，任何事，从未有过绝对的怨恨，甚至于无意中都没有表示过一些嫉妒的神气。”陈伯通也说：“尤其朋友里缺不了他。他是我们 的连索，他是粘着性*的，发酵性*的。在这七八年中，国内文艺界里起了不少的风波，炒了不少的架，许多很熟的朋友往往弄的不能见面。但我没有听见有人怨恨 过志摩。谁也不能抵抗志摩的同情心，谁也不能避开他的粘着性*。他才是和事的无穷的同情，使我们老，他总是朋友中间的‘连索’。他从没有疑心，他从不会妒 忌。使这些多疑善妒的人们十分惭愧，又十分羡慕。”
徐志摩的一生是爱的象征。但社会上对他的行为和追求往往不理解，那是因为他们 不明白徐志摩的单纯信仰。他的离婚和第二次结婚是他一生最受社会严厉批评的地方。胡适认为，他做的这两件事最能代表他的单纯理想的追求。徐志摩万分诚恳地 相信那两件事都是他实现那美与自由的人生的正当步骤。胡适指出徐志摩深信理想的人生必须有爱，必须有自由，必须有美，徐志摩深信这种三位一体的人生是可以 追求的，至少可以用纯洁的心血培养出来。因此，胡适要求大家从这个观点来观察徐志摩的一生，从这一点上才可以理解徐志摩的行为。只有先认清了徐志摩的单纯 信仰，才能认清徐志摩的为人。
徐志摩在一首《生活》的诗中认为自己最后的几年生活得非常失败。他的失败，在胡适看来，就是一个单 纯的理想主义者的失败。徐志摩的追求使他的朋友们惭愧，因为胡适说他们的信心太小了，从不敢梦想他的梦想。在这诺大的世界中，只有徐志摩有这信心，冒险去 追求，经历了许多波折，牺牲了一切平凡的安逸，牺牲了家庭的荣誉和人间的名誉去追求、去试验一个梦想的神圣境界，但他终不免失败的命运。胡适说，他的失败 是因为他的信仰太单纯了，而这个世界太复杂了。然而，徐志摩在这恐怖的压迫下，从不叫一声投降。胡适认为他从不曾完全绝望，他从不曾绝对地怨恨谁。胡适看 他替朋友们做事，替团体做事，他总是依旧那么热心和高兴。
徐志摩在痛苦中依旧他的歌唱，他的诗也更加成熟，诗的已经更加深厚，笔 致更加淡远。在徐志摩最后的一年，他希望那是他真正复活的机会，胡适他们都很替他高兴。胡适说，他临走前的几年本想用心血浇灌的花树也许是枯萎了，但他的 同情、鼓舞，早又在别的园地里种出了无数的可爱的小花，开出了无数可爱的鲜花。他自己的歌唱曾在一个时期里是消沉了，但他的歌声引起了园地外无数的歌喉， 嘹亮的歌，哀怨的歌，美丽的歌。这些都是他的安慰，都使他高兴。然而，胡适说，谁也没有想到在这个最有希望复活的时代，他丢下众人，独自云游去了。
在胡适的眼中，徐志摩这样可爱的人，像一片春光，一团火焰，一腔热情，他投射的影子永远留在他的朋友们的心中，他放出的光亮永远留在人间。
徐志摩年谱
华言实编
１８９７年（光绪二十三年）一岁
一月十五日生于浙江省海宁县（今海宁市）。
１９００年（光绪二十六年）四岁
入家塾读书。
１９０７年（光绪三十三年）十一岁
入硖石镇开智学堂读书。
１９０９年（宣统元年）十三岁
冬，毕业于开智学堂。
１９１０年（宣统二年）十四岁
春，入杭州府一中。与郁达夫、沈叔薇等同窗。
１９１１年（宣统三年）十五岁
辛亥革命爆发，杭州府一中停办，休学在家。
１９１３年（民国二年）十七岁
春，杭州府中学复学。返校。七月，在校刊《友声》第一期上发表《论小说与社会之关系》。
１９１４年（民国三年）十八岁
五月，在校刊《友声》第二期上发表《镭锭与地球之历史》。
１９１５年（民国四年）十九岁
夏，中学毕业，考入北京大学预科。
与张君劢之妹张幼仪结婚。婚后经张君劢介绍转入上海浸信会学院（即沪江大学前身）。
本年，陈独秀主编的《青年杂志》创刊，第二卷起改名《新青年》。
１９１６年（民国五年）二十岁
春，从上海浸信会学院退学。
秋，转入北洋大学法科预科学习。
１９１７年（民国六年）二十一岁
因北洋大学法科并入北京大学，成了北京大学学生。
本年，《新青年》开始倡导文学革命。
１９１８年（民国七年）二十二岁
长子出生，学名积锴。
经张君劢介绍，拜梁启超为师。
从上海启程自费赴美留学。途中作《启行赴美文》，铅印赠亲友，述游学之志。
九月，入美国克拉克大学历史系学习。
十二月，在纽约结识梅光迪、赵元任等人。
１９１９年（民国八年）二十三岁
在克拉克大学毕业，获该校一等荣誉奖。
九月，考入哥伦比亚大学经济系，修硕士学位。此间，政治热情空前高涨。
五月四日，五四运动爆发。
１９２０年（民国九年）二十四岁
九月，获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硕士学位，学位论文题目为《论中国的妇女地位》。
慕罗素大名赴英，罗素却已被剑桥大学辞退。
十月，入伦敦大学政治学院攻读博士学位。
秋，结识陈西滢，并通过他与英国作家威尔斯（Ｈ．Ｇ．Ｗｅｌｌｓ）相识，从此对文学的兴趣日渐浓厚。
秋，结识林长民及其女林徽音。
冬，张幼仪到英国，夫妇住在伦敦郊外的沙士顿。
１９２１年（民国十年）二十五岁
春，被英国学者狄更生推荐到剑桥大学皇家学院当特别生。
夏，与林徽音热恋。
秋，送夫人张幼仪赴德留学。
经英国语言学家欧格敦介绍，与罗素相识。
本年，文学社团“文学研究会”和“创造社”相继成立。
１９２２年（民国十一年）二十六岁
二月二十四日，次子德生（彼得）生于柏林。
三月，由吴德生、金岳霖作证，在柏林与张幼仪离婚。
由剑桥大学皇家学院的特别生转为正式研究生。
七月，会见英国女作家曼殊斐尔二十分钟，此次会面，影响了徐志摩一生。
八月十日，为追随林徽音，退学启程回国。在船上作散文《印度洋上的秋思》。十月十五日抵达上海。
开始创作《志摩的诗》。
秋，应邀为清华文学社作题为《艺术与人生》（ＡｒｔａｎｄＬｉｆｅ）的英文演讲。冬，在文友会作题为《我对威尔斯、嘉本特和曼殊斐尔的印象》 （ＰｅｒｓｏｎａｌＩｍ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ｓｏｆＨ．Ｇ．Ｗｅｌｌｓ，ＥｄｗａｒｄＣａｒｐｅｎｔｅｒａｎｄＫａｔｈｅｒｉｎｅＭａｎｓｆｉｅｌｄ）的英文 演讲。十二月，寄给林徽音用英文写成的散文《月照与湖》，以表达自己的思念与爱慕。但此时林徽音已与梁启超之子梁思成订了口头婚约。
１９２３年（民国十二年）二十七岁
一月，梁启超致书徐志摩，严厉批评其离婚行为。徐回信极力为自己辩解。在《努力周报》上发表《就使打破了头，也还要保持我灵魂的自由》一文，对北大校长蔡元培在罗文干案中采取的对北洋军阀zheng府不合作的立场表示支持。
三月，作诗《哀曼殊斐尔》悼念一月九日在法国逝世的曼殊斐尔。参与组建的“新月社”在北平成立。
四月二十六日和五月二十六日，在《努力周报》连载诗话《杂记》，文中不点名地讽刺了郭沫若的诗句“泪浪滔滔”，致使郭沫若、成仿吾等人与他交恶。
夏，应梁启超之邀，在天津南开大学暑期学校讲课两周，教授近代英国文学和未来派的诗。
八月，去北戴河避暑，并作《北戴河海滨的幻想》。接祖母病重电报启程返家。祖母殁，作《我的祖母之死》。
九月，在《小说月报》的泰戈尔专号上发表《泰山日出》、《泰戈尔来华》、《泰戈尔来华确期》三文和诗《幻想》。中秋节偕堂弟徐永和游西湖。同胡适、陶行知、陈衡哲、马君武、汪精卫、任叔永、朱经农等十人到海宁观潮。
十月二十八日，作《西湖记》。
冬，张君劢组织成立理想会，拟办月刊《理想》。徐志摩应约作《政治生活与王家三阿嫂》一文。
１９２４年（民国十三年）二十八岁
年初，在北京筹办《理想》周刊，最后计划失败。
一月，作小说《老李》。
二月，在北京筹备“以魔鬼诗派为中心的拜伦百年纪念会”。诗《自然与人生》在《小说月报》上发表。
四月，泰戈尔抵上海，代表北方学界前往欢迎。泰戈尔访华期间，任随从翻译。陪泰戈尔到北京。梁启超、蔡元培、胡适等到站欢迎。泰戈尔在北京作了六次公开演讲。
五月，为庆祝泰戈尔六十四岁生日，北京学界举行祝寿会。对林徽音的爱情之火再度燃起。陪泰戈尔会见溥仪，又联系与孙中山会面，因孙中山患病未成。
陪泰戈尔赴太原。当晚在车站与林徽音痛苦作别。陪泰戈尔去日本东京。
七月，专程送泰戈尔到香港。离日本前作诗《留别日本》和《沙扬娜拉》。
八月，在与林徽音失恋的痛苦中，开始与凌叔华通信达两个月，倾吐心中的痛苦。九月，作诗《毒药》、《白旗》、《婴儿》等。十一月，作诗《悼沈叔薇》。
秋，任北京大学教授，讲授英美文学和外文。去北京师范大学作题为《落叶》的讲演。主持新月社事务。在新月社的活动中，与陆小曼相识，不久两人坠入情网。
十二月一日，在《语丝》第三期发表波德莱尔的译诗《死尸》，并作序言。十三日，《现代评论》周刊在北京创刊，为主要撰稿人。
１９２５年（民国十四年）二十九岁
一月，在《京报副刊》发表诗歌《不再是我的乖乖》。
三月，辞去北京大学教授之职，准备去欧洲旅游，行前要陆小曼尽快与王庚离婚，启程出国。受聘为《现代评论》特约通讯员。途经苏联的赤塔、西伯利亚、莫斯科等。次子彼得（德生）因病于柏林夭折。到达柏林，得知儿子的死讯，非常悲痛。后于六月作悼文《我的彼得》。
四月，在法国漫游。抵意大利。期间作诗《翡冷翠的一夜》等。
六月中旬，抵法国。
七月上旬，在英国经狄更生介绍，拜会哈代。散文《翡冷翠山居闲话》在《现代评论》发表。散文《莫斯科游记》在《晨报副刊》连载。接陆小曼生病催他回国的电报，月底到北京。
八月，开始记恋爱日记，至九月十七日止，后被编入《爱眉小札》。第一本诗集《志摩的诗》自费出版。
九月，诗歌《呻吟语》发表于《晨报副刊》。作诗《这年头活着不容易》、《再不见雷峰》等。
十月，编辑的《晨报副刊》开始出版，首期上发表《我为什么来办，我想怎么办》一文，表明其办刊方针。《晨报》社会栏发表陈启修《帝国主义有白色*和赤色*之别吗？》一文，引起巨大的争论。发表《读梁巨川先生的遗书》，谈对梁巨川自杀的看法。作《吊刘叔和》一文。
秋，代表段祺瑞执zheng府邀泰戈尔再度访华，泰戈尔因故没有成行。诗歌《决断》在《晨报副刊》发表。
在《晨报副刊》发表《守旧与“玩”旧》一文，批评章士钊的复古论调。
十二月，散文《巴黎的鳞爪》在《晨报副刊》发表。
林长民死于郭松林、张作霖之战。徐悲痛不已，于次年二月作《伤双栝老人》。
１９２６年（民国十五年）三十岁
一月，在《晨报副刊》发表《“闲话”引出来的闲话》，谈“语丝”派和“现代评论”派的论争，“妄想解释做和事佬”，但双方都不买账，结果“两头都碰钉子”。在《晨报副刊》发表《列宁忌日——谈革命》一文，针对曲秋（陈毅笔名）的《纪念列宁》展开讨论。
二月，发表《结束闲话，结束废话》一文，呼吁陈西滢与周作人等论争的双方结束战斗。作散文《我所知道的康桥》。回南方老家度春节，并就与陆小曼的婚事与父亲商量。父亲原则上同意，但提出了苛刻的条件。
三月，与闻一多、蹇先艾商量编辑《晨报副刊·诗镌》。为《晨报副刊·诗镌》作发刊词《诗刊弁言》。
四月，《诗镌》第１期问世。徐发表诗作《梅雪争春——纪念三·一八》。散文《自剖》发表。作散文《再剖》。
六月，诗《大帅》、《人变兽》、《两地相思》等在《晨报副刊·诗镌》发表。作《诗刊放假》一文。《晨报副刊·剧刊》创刊。徐任编辑。创刊号上发表《剧刊始业》一文。散文集《落叶》由北京北新书局出版。
八月十四日，与陆小曼在北海公园举行订婚仪式。
十月，与陆小曼在北京北海公园结婚。婚礼由胡适主持，梁启超证婚并致词，对其二人进行讽刺与批评。辞去《晨报副刊》主编职务，离京南下。住在家乡硖石，打算隐居著书。
十二月，为避战乱，抵上海。
１９２７年（民国十六年）三十一岁
春，与胡适、闻一多、邵洵美等人筹建的新月书店在上海成立。被提议为***上海市委宣传部副主任，未赴任。
秋，任光华大学教授，兼任东吴大学法学院教授。
散文集《巴黎的鳞爪》由上海新月书店出版。第二本诗集《翡冷翠的一夜》由新月书店出版。
十二月二十七日，与陆小曼在上海夏令匹克戏院同演《玉堂春》。
１９２８年（民国十七年）三十二岁
春，散文集《自剖》由上海新月书店出版。主编的《新月》月刊正式创刊。徐发表《新月的态度》一文，被认为是“新月派”的宣言。同期还发表诗歌《我不知道风是哪一个方向吹》。与陆小曼合著的戏剧《卞昆冈》在《新月》连载。
夏，因不满陆小曼的生活作风而出国旅游。先到日本，后去美国。离美赴英。在英国参观了恩厚之创办的农村建设基地，再次激起他在中国进行农村建设的愿望。《志摩的诗》由上海新月书店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