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以“ 小诗”来抒发他爱之苦，情之痛：月，我含羞地说，请你登记我冷热交感的情泪，在你专登泪债的哀情录里；月，我哽咽着说，请你查一查我年表的滴滴清泪是放新账还是清旧欠呢？
他与康河窃窃“私语”：这秋雨的私语，三秋的情思情事，情诗情节，也掉落在秋水秋波的秋晕里，一涡半转，跟着秋流去。
他徘徊在康桥沉静的“夜”间，他要“在这静温中，听出宇宙进行的声息，黑夜的脉搏与呼吸，听出无数的梦魂的匆忙踪迹；也听出我自己的幻想，感受了神秘的冲动”：你要真静定，须向狂风暴雨的底里求去；你要真和谐，须向混沌的底里求去；你要真平安，须向大变乱，大革命的底里求去；你要真幸福，须向真痛里尝去；你要真实在，须向真空虚里悟去；你要真生命，须向最危险的方向访去；你要真天堂，须向地狱里守去；……
康桥固然使他迷醉，但“ 清风”未能“ 吹断春朝梦”，他无法忘却林徽音，他要追随她的踪影，他要与康桥告别。“ 算来一秋二秋，已过了四度春秋，浪迹在海外，美土欧洲。”尽管康桥是他“难得的知己”，然而他想“我爱欧化，然我不恋欧洲；此地景物已非，不如归去”。1922 年 8 月，他告别了欧土，告别了康桥：
康桥，再会吧；
我心头盛满了别离的情绪，
……
康桥，再会吧！
你我相知虽迟，
然这一年中我心灵革命的怒潮，
尽冲泻在你妩媚河身的两岸，
此后清风明月夜，
当照见我情热狂溢的旧痕，
尚留草底桥边……
康桥！汝永为我精神依恋之乡！
此去身虽万里，
梦魂必常绕汝左右，
任地中海疾风东指，
我亦必纡道西回，
瞻望颜色，
……
故我别意虽深，我愿望亦密，
……
我今去了，记好明春新杨梅上市时节，
盼我含笑归来，
再见吧，我爱的康桥！
印度洋上的秋思与义举
志摩依依惜别了他的精神依恋之乡———康桥，搭上了日本三岛丸远洋客货轮起程返国。
三岛丸远洋客货轮只有三个客舱，共载六位旅客：一对英国老夫妇，一个中国商人，一个朝鲜商人，志摩及上海德商西门子洋行一位姓管的先生。船上所装载的货物为两位商人所有，是准备运往中国去的。
昨夜中秋。黄昏时西天挂下一大帘的云母屏，掩住了落日的光潮，将海天一体化成了暗蓝色，寂静得如黑衣尼在圣座前默祷。过了一刻，即听得船梢布篷上悉悉索索啜泣起来，低压的云夹着迷蒙的雨色，将海线逼得像湖一般窄，沿边的黑影，也辨认不出是山是云，但涕泪的痕迹，却满布在空中水上。
又是一番秋意！……
在这浪漫的月夜，理智退让于感情，让沉醉的情泪自然流转，听它产生什么音乐；任让绻缱的诗魂漫自低回，看他寻出什么梦境。
清风明月之夜，照见了志摩热情狂溢的旧痕，天边烂漫的云纹霞彩，竟映出他的思想情感，此时他面对静穆清辉的晚景和清晨富丽的温柔，他的恋心诗心腾跃。
月光渡过了马赛，月光渡过了地中海。船烟正在莽莽苍苍地吞吐，筑成一座蟒鳞的长桥，直连接西天的尽处，和轮船泛出的一流翠波白沫，上下对照。不歇的波浪，无尽的海面，把诗人的思绪引向遥远的古国的文明。诗潮涌起了狂澜。几年来对欧洲的所见、所闻、所感、所思、所惑，等等的感慨，借助《 马赛》一曲，如海浪一般涌向笔端：
马赛，你神态何以如此惨淡？空气中仿佛糁透了铁色矿质，你拓臂环拥着的一湾海，也在迟重的阳光中，沉闷地呼吸；一涌青波，一峰白沫，一声呜咽；……马赛，你面容何以如此惨淡？这岂是情热猖獗的欧男？……马赛，你惨淡的神情，倍增了我别离的幽感，别离欧土的怆心；我爱欧化，然我不恋欧洲；此地景物已非，不如归去：家乡有长梗菜饭，米酒肥羔，此地景物已非，不堪存想。我游都会繁庶，时有踯躅墟墓之感。在繁华声色场中，有梦亦多恐怖：我似见莱茵河边，难民麋伏，冷月照鸠面青肌，凉风吹褴褛衣结，柴火几星，便鸡犬也噤无声息；又似身在咖啡夜馆中，烟雾里酒香袂影，笑语微闻，场中有裸女作猥舞，场首有黑面奴弄器出淫声；百年来野心迷梦，已教大战血潮冲破；如今凄惶遍地，兽性横行：不如归去，此地难寻干净人道，此地难得真挚人情，不如归去！
三岛丸缓慢地行驶在大西洋上，踏波渡涛，寂寞而漫长的远洋生活中，无尽的思绪和绵绵不断的诗意成为志摩漫长的大洋旅途中最好的伴侣。
回想起当年初度大洋时，书生意气，慷慨激昂，如今已“ 四载奔波，称名求学，毕竟在知识道上，采得几茎花草，在真理山中，爬上几个峰腰”!。虽辗转几所大学，虽未得到博士的头衔，也可谓涉猎英美；学贯政治、经济、文学艺术，直接就学名牌大学，求教于名门大师，也可谓学成而归。现已从西方文艺之树上采集了一把希望的种子，如今他要把她们带回祖国，进行细细的播种，精心的培育。
海上的航行已有二十来天，船即将到达新加坡港。
一日，志摩搁下手头的笔，又和同船的同伴们交谈起来。那个中国商人不经意间对志摩泄露了一个秘密：船上装的货物是毒品吗啡，此货是他与那个朝鲜商人从欧洲贩运来准备运往中国大陆去销售的。言者无意，听者用心。爱国和正义之感顿时在志摩心中升腾起来。自从 1840 年的鸦片战争后，特别是辛亥革命胜利后，中国政府对鸦片的明文禁止已深入人心，国民们已对鸦片深恶痛绝。志摩是个敢做敢为的人，事已至此，必须想办法加以制止这事件的发展。
船终于停靠了码头，预计在新加坡停靠两天，进行维修。志摩踏上了甲板，上了岸。他来到街头，一面观赏异国的绮丽风光，同时在寻找良策。志摩与同船下来的管先生随意逛到了水仙门大街上海三友实业社新加坡分店的门前。机会有了。
“这一年九月下旬的一天”，参与缉私鸦片一事的沈松泉先生后来回忆说，“ 我清楚地记得是旧历中秋节的前一天，上午，店里来了两位操上海口音的顾客，一位年轻的穿西装，另一位中年人穿纺绸大褂。”他乡遇故知，十分的亲切，一番询问，互相认识后，志摩还从沈先生处借了几本《小说月报》，以便船上消遣。“第二天，正是中秋佳节，上午一早，那位年轻的徐先生一个人又来到我们店里，对我说：‘ 我们的船今天下午三时就要起航，趁上午还有半天时间，我想去游览一下新加坡热带植物园，听说那里规模不小，你能抽空陪我去玩一下吗？’……我们在植物园走马看花兜了一转，就找了一个僻静而有荫阴的地方坐下。那位徐先生一坐下就对我说：‘ 我今天特地邀你出来，有一件事想请你协助一下，不知你是否肯帮忙？’我说：‘ 请说吧，只要我力所能及，一定愿意效劳。’”志摩就把事情的原委向沈松泉先生说了个明白，并把他自己的打算告诉沈松泉：“ 我们这条船今天下午三点就要起碇直驶香港，你等我们开船后去往电报局拍一电报给香港海关检举这件事。我们船到香港时，香港海关一定会派人上船来检查破案，免得这批毒品去毒害中国人民。”!志摩还拟好了一份英文电报稿，并留下了足够的电报费给沈松泉。
由于志摩的爱国热忱，及他的聪明、机智和胆识，加之沈松泉的协助，此次缉私鸦片的正义行为很轻松的得以完成。事后，志摩还不无得意地向郁达夫谈起他途径新加坡时的这一壮举。
船离开了新加坡，又继续向东北方向驶去，离祖国，离日思夜念的亲人越来越近了。
一轮明月，挂在浩瀚的海天之间。站在船头，依傍着船栏，一海银波的幽秘而凄清的色泽，又引起了志摩的凝思：今夜月明人尽望，不知秋思在谁家？
秋月呀！
谁禁得起银指尖儿
浪漫地骚爬呵！
不信但看那一海的轻涛，可不是禁不
住它玉指的抚摩，在那里低徊饮泣
呢！就是那
无聊的熏烟，
秋月的美满，
熏暖了飘心冷眼，
也清冷地穿上了轻缟的衣裳，
来参与这
美满的婚姻和丧礼。
那放银光的圆球正在头上，她今夜并不十分鲜艳；她精圆的芳容上似乎轻笼着一层藕灰色的薄纱；轻漾着一种悲喟的音调；轻染着几痕泪化的雾霭。她并不十分鲜艳，然而她素洁温柔的光线中，犹之少女浅蓝妙眼的斜瞟；犹之春阳融解在山巅白云反映的嫩色，含有不可解的迷力，媚态，世间凡具有感觉性的人，只要承沐着她的清辉，就发生也是不可理解的反应，引起隐复的内心境界的紧张，———像琴弦一样，———人生最微妙的情绪，戟震生命所蕴藏高洁名贵创现的冲动。……
志摩见秋月而感秋色，因秋窗而拈新愁。回想起他国异乡的四载岁月，志摩无比的感慨：憧憬着自己的理想，志摩又激动不已。多年未亲近的祖国，日思夜想的亲人，深深眷恋的心上人……，这一切，都令志摩时刻魂萦梦绕。
（算来一秋两秋，已过了四度春秋，
浪迹在海外，美土欧洲）
扶桑风色，檀香山芭蕉况味，
平波大海，开拓我心胸神意，
如今都变了梦里的山河，
渺茫明灭，在我灵府的底里；
我母亲临别的泪痕，
她弱手向波轮远去送爱儿的巾色，
海风咸味，海鸟依恋的雅意，
尽是我记忆的珍藏，我每次
摩按，总不免心酸泪落，
便想理箧归家，
重回母怀中匐伏，
回复我天伦挚爱的幸福；
……
设如我星明有福，素愿竟酬，
则来春花香时节，当复西航，
重来此地，再捡起诗针诗线，
绣我理想生命的鲜花，
实现年来梦境缠绵的消魂踪迹
……
心中离别的情愁，在渐渐随风而逝。希望就在明天了。几年来的跋涉劳苦就要得到抚摩。他心中憧憬着那甜蜜的时刻的到来。
三、我是一个理想主义者
清风吹断春朝梦
二十多天的海上漂泊，三岛丸号终于于 1922 年 10 月 15 日抵达了上海港，志摩终于又回到了分别了四年的祖国，终于见到了日思夜想的亲人了。
四年前此地分别的情景，似刚逝去的昨日，一切的情形都历历在目……此地依旧，此情此景却大不相同。想当初，意气风发，豪情满怀，今日虽“ 才名籍甚”，也是“ 旁门左道”，违背了父母初衷，自己个人的感情生活也是一波三折。回到祖国，回到故乡，是对父母亲人的巨大安慰，无疑也给他们心中造成了忧虑。不难看出自己最亲的父母，最宠爱自己的祖母，都已苍老了许多。自己的儿子也已五岁，叫着“爸爸”却不无陌生之感。志摩把儿子搂在怀里，亲着他，两行热泪不住地在脸颊上流淌。
享受了几天与亲人团聚的欢乐，志摩又匆忙北上了。
此行他陪同父亲一同北上。父亲大人是前往南京，参加南京成贤学舍的佛学大师欧阳竟无先生的讲学活动。刚好，志摩的老师梁启超先生也应邀在南京的东南大学讲授中国政治思想史，并作一些专题讲座。志摩就与父亲一同来到南京。在南京，志摩每天则忙于听讲学、记笔记。心中总是记挂着一事，因而不无烦闷。
正在他不决之时，他接到了梁启超先生的长子梁思成的来信，梁思成是受当时清华文学社成员梁实秋之托，邀请志摩赴清华大学文学社演讲的。志摩非常高兴地接受了这个邀请。旋即离开南京，来到了北京，开始了他回国后的艺术生涯。
北京，10 月下旬的一个秋高气爽的日子。清华大学高等科的小礼堂里坐满了听众。他们都是慕名而来，想一睹这位刚从英国剑桥大学留学归来的、大名鼎鼎的梁启超弟子、颇有才华和风度的诗人的风采，想一听他对当今世界文学、诗歌潮流的高见。
徐志摩神情高昂，飘然而至。只见他“白白的面孔，长长的脸，鼻子很大，而下巴特长，穿着一件绸夹袍，加上一件小背心，缀着几颗闪闪发光的纽扣，足登一双黑缎皂鞋，风神潇散，旁若无人。”儒雅传统的中国穿戴，却是一派英国绅士的风度。他款步登上讲台，从容地从怀里取出事先准备并打印好的稿子，然后从容地坐下来，开始“按照牛津的方式”宣读他的讲稿“艺术与人生”（Artand Life）。
在牛津，学术讲演就是宣读讲稿，尤其是“诗学讲座”，讲稿的内容异常精彩，通常代表着演讲者多年的研究心得，演讲完以后即可汇集付印成书。可是在国内，情形便完全不同了。尽管演讲者的英语发音够标准，尽管听者的了解程度够标准，但是在一般学校里尚无演讲者用英文演讲，听者听英文演讲的习惯。
“那天听众希望的是轻松有趣的讲演，听众并没有准备听英语讲演，尤其没有准备听宣读讲稿。至少不是英语的宣读讲稿，所以讲演一开始，后排座的听众便慢慢‘ 开闸’。我勉强听完，但是老实讲我没有听懂他读的是什么。”!志摩归国后文艺舞台上的首次亮相，没有造成应有的回响。
但，不管从内容上来讲，还是从形式上来看，此次演讲对志摩来说，却是非同一般的重要。这不仅因为这是他回国后的第一次展示个人的学识和风采的机会，也是他回国当初对中国社会及中国传统文化的思想认识的真实的反映，是他对自己几年来受西方文明影响而形成的人生观和艺术观的重要的阐释。
志摩到京后，跟梁思成有了接触，也终于见到了日思夜想的林徽音。可自己的激情却不得不被压抑，心中颇感失落和苦闷。林徽音仍未给他任何的表露。
林徽音跟随父亲从英国回国以后，继续在培华女中读书。经过一段时间的独处，她那颗被徐志摩迷惑的心在慢慢的苏醒。梁家与林家是多年的世交，对自己和梁家大公子梁思成的婚姻两家也早有协议；志摩虽有才华，虽有翩翩的风度，但他与自己的年龄悬殊较大，且有家室；母亲对她与徐志摩的感情之事是竭力地反对，父亲的态度也很明了；而梁家在政界和学术界都享有很高的声誉，梁思成本人的人品及学术较之徐志摩更具稳重更值得信赖。虽然自己对徐志摩有一份难以割舍的情感，但论及婚嫁，似乎理由和条件都不够充分。经历了一番理智与感情的来回的折磨，林徽音的选择天平最终倾向了梁思成。
当志摩终于得知林徽音正与梁思成恋爱时，他一时无法相信这是事实，虽然心中已有不祥的兆头，但他不愿这么想。这当头一棒，真是太残酷了。当初在伦敦时，林徽音的不辞而别，无论如何，对志摩来讲，还有一丝盼头，到如今完全是断了他的路。他无法相信自己抛弃了婚姻，抛弃了名誉，抛弃了学位，克服了重重阻力，苦苦追求的人生唯一的灵魂伴侣，用自己的“ 灵魂之精髓”凝成的“理想之明珠”，竟会撇下自己独自而去，去做自己最敬爱的先生的未来的儿媳妇。这难道真是“ 得之，我幸；不得，我命”，是命运的安排？徐志摩痛苦、忧伤极了。
梦底的幽情，素心，
缥缈的梦魂，梦境，———
都教晓鸟声里的清风，
轻轻吹拂———
吹拂我枕衾，枕上的温存———，
将春梦解成丝丝缕缕，零落的颜色声音！!
希望，只如今……
如今只剩些遗骸；
可怜，我的心……
却教我何处埋掩？
不久，由于梁启超先生的安排和介绍，志摩进了位于北京西单牌楼石虎胡同七号的北京松坡图书馆第二分馆工作，并担任该馆的英文秘书。受过西方资产阶级自由思想的熏陶，崇尚婚姻自由的志摩，并没有一味地沉浸在失恋的悲哀中，开始把自己的精力和热情转移到了工作和社会活动中。
此时，在北京的知识阶层中，正盛行生日会、互友会、聚餐会等一类的社交活动，目的是用以联络情谊，交流思想。志摩对这一活动毫不陌生，在英国他就对这类形式乐此不疲。在北京他自然想参与此类活动，只是心中更多了一层期盼，那就是想借用朋友间聚会的欢愉来冲散心头郁结的痛苦。凭着他的热情真诚和他的积极斡旋，很快石虎胡同七号就聚集了一批名流、学者，诸如，梁启超、胡适、林长民、丁文江、张君劢、王赓，还有林徽音等。聚会的形式是带有欧洲沙龙气息的聚餐会，朋友们每周聚餐一次。一时间，志摩忙忙碌碌，周旋在朋友们之间，不无兴奋和乐趣，又恢复了往日的纯真和妙趣。
把不同的灵魂完美地融和在一起
早在英国时，在与罗素及英国文化名流的交往过程中，志摩就不仅担当了一个积极主动广泛吸取西方文化的主体角色，同时也担当了传播中国文化，使其在异域文化中发生积极影响的角色。他以他个人的素养，个人的风度，个人的才华，在加强中西文化交流，融合中西文化方面，尽显了自己的个人风采，作出了自己独特的贡献。
当时，国内的新文化运动、新诗运动可谓轰轰烈烈，“五四”文学运动的新观念、新思潮，即由传统的封建主义的旧文学观念转向现代的民主主义的新文学观念，在中国文学史上引起了一次深刻的变革。追求民主，追求自由，追求时尚的志摩，对此也感极大的兴趣。为此，他想把异域浪漫和唯美的文风带到中国去，同时把中国的文学革命、文学革命的领袖者和他们的思想介绍给西方渴望了解和向往中国文化的朋友们，从而使中西文化艺术能交汇，促使双方文学艺术的纯真与完美的融合。
志摩且逐步地把他的美好愿望付诸实施。首先，他向罗素推荐了中国新文化运动和新文学革命的领袖人物胡适。他认为胡适无论在学问还是在资格上在国内学者当中都是排名前列的，而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一书也颇有学术价值，如能将胡适的书译成英文，作为世界哲学丛书这项出版计划之一出版，那将是很有价值的事。由于一些原因，后来，胡适的书未能按计划出版。接着，志摩又提议将他所尊敬的老师梁启超先生的一本有关中国哲学的书加以翻译出版，他还写信给罗素说：
……他是这个出版计划的最适当的人选。你大概也知道，他是中国最渊博学者中之一，也可能是具有最雄健流畅文笔的作家。他在解放中国思想，以及介绍并普及西学方面所作的不懈努力，值得我们万分钦仰。他在学问上吸收与区别的能力是别人永不能望其肩背的。所以我们如果能找到他承担此事，那就最好不过了，我想他是肯答应的。只要你挥函一通，劝他写一本标准的有关中国思想的书，并将丛书的总纲向他说明，我相信这会大大推动他本来就惊人的创作力，他就必然会十分乐意把书写出来。这样的一个安排是最好的。不过这只是我个人的见解。我深深地感到，把中国哲学清楚畅达而又简约地介绍给西方思想界，是一件绝对需要的工作。我听到有出版世界哲学文库的壮丽计划，我是雀跃万分的。盼及早赐复，谢甚。
在英国的两年，志摩广泛地涉猎各种名家名作，接触了各种思想流派，这些名家的思想不仅对他的思想和行为产生了较大的影响，而且成为他行动的表率。他以为他们是“ 人道的英雄”、“新发现的国魂”。他赞赏和钦佩他们的单纯的理想，他崇尚他们把宗教的为善、科学的为真和艺术的为美三原则相统一的追求。他要模仿他们用爱来拯救世界，用爱来改造人们的灵魂，以感情来感化人们的心灵和人格，不仅使自己也使人人的个性得以解放和绝对的自由。因此，他要向国人翻译他们的作品，介绍他们的生平，播种他们的理想。
他首选了罗素，他要向国人介绍罗素及其思想。1921 年 4月，他在梁启超先生主编的杂志《改造》的第三卷第十期上发表了读介罗素《布尔什维克理论与实践》后写的文章《罗素游俄记书后》和《评韦尔斯之游俄记》。1922 年即将回国期间他拜读了罗素的新作《中国问题》，回国不久，即 11 月间他就写了《 罗素与中国———读罗素〈中国问题〉》一文，发表在 12 月 3 日的《 晨报副刊》上，赞扬了罗素对中西文化交流所作的贡献。文中写道：
罗素这本书，在中西文化交融的经程中，确实地新立了一块界碑。他是真了解爱惜中国文化的一个人，说的话都是同情化的正确见解，不比得传教士的隔着靴子搔痒，或是巡捕房头目的蹲在木堆里钓鱼。他唯其了解，所以明白我国过去文化的价值，和将来发展的方向；唯其爱惜，所以不厌回复地警告欧人不可横加干涉，责备日本不应故意蹂躏，隐讽美国不要用喜笑的脸温存的手，来丑化贬低我们的遗产。
他还指出，罗素相信中国“ 自会得在百十年间吸收外来他们所需要的原素，造就一个兼具东西文明美质的一个好东西”。1923 年底，志摩又写了《 罗素又来说话了》一文，这是他读了罗素的《余闲与机械主义》有感而写的。罗素在他的文章中指出，中国人的生活有充分的余闲，而西方人的生活过于紧张，这是由于工业文明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志摩则认同了罗素的观点，并得出结论，“归根的说，现有的工业主义，机械主义，竞争制度，与这些现象所造成的迷信心理与习惯，都是我们理想社会的仇敌，合理的人生的障碍”。
在崇尚和介绍西方民主主义思想的同时，他还积极地翻译推荐西方著名作家的作品。1923 年 10 月 16 日，他与胡适约定，并邀陈源合作，翻译曼殊斐尔的小说，拟由泰东书局出版。后翻译了曼殊斐尔的小说《园会》及詹姆士·司蒂芬的小说《玛丽玛丽》等。
在欧洲作家中，志摩本人特推崇雪莱和哈代的人品及诗。1923 年 11 月 5 日，他在《文学》周报第 95 期上发表文章《 读雪莱诗后》，他在文中说到，读了雪莱的诗只觉得“ 诗人的高超。在诗人似乎每一个字都是有灵魂的，在那里跳跃着；许多字合起来，就如同一个绝大的音乐会，很和谐的奏着音乐。这种美的感觉，音乐的领会，只有自己在那一瞬间觉得，不能分给旁人的”。尤其是雪莱的小诗，志摩很喜欢，他说“ 很轻灵，很微妙，很真挚，很美丽，读的时候，心灵真是颤动起来，犹如看一块纯洁的水晶，真是内外通灵”。他更为赞赏雪莱诗中所表现的“ 理想的美”，他说“他是爱自由的，他是不愿受束缚的。……但是仅仅爱自由的精神，热烈的利他情绪并不能使他成为伟大的诗人。他之所以成为伟大的诗人是因为他对理想的美有极纯挚的爱。不但是爱，更是以美为一种宗教的信仰，他之所谓美不是具体的。他以为美是宇宙之大灵，美是宇宙的精神，美的精神便是上帝。宇宙万物以美而生。申言之，雪莱的美是有柏拉图的观念的意味的”。可见，雪莱的爱自由、理想的美及其轻盈真挚飘逸的诗风深深地打动了志摩的心。因此，他要向中国读者介绍雪莱作品，并宣扬他们的诗艺，宣扬“ 诗是表现理想的美的。……诗决不是好看的字眼，铿锵的音节；乃是圣灵感动的结果，美的实现，宇宙之真理的流露。……诗人是超越界与现实界的交通的天使”。
但作为一个浪漫主义诗人，志摩又不仅仅满足于诗风只表现美，他也决意用诗的创作来追求理想的美。他关心社会，关注人类，一腔热血，一颗赤子之心同样需要用诗歌的创作来追求。由此哈代的诗更值得志摩的关注。他发现哈代诗歌不论内容与形式都有别于浪漫诗派，他的诗更能表现人生的苦闷和现实社会的一切。在哈代的诗里可以发现诗人对人生的不满足，发现诗人暴露灵魂的隐秘与短处，发现诗人在直力描绘人类意志的脆薄与无形势力的残酷，发现诗人对生命本体的嘲讽与厌恶。1924 年 1 月 25 日，志摩在《东方杂志》第 20 卷第 2 期上发表了《汤麦士哈代的诗》一文。他认为，哈代的诗不同于华兹华斯等浪漫派诗人的诗，后者看到的是阳光普照着的山坡涧水，与林木花草在暖风里散布它们的颜色和香味，一个黄金的世界；而前者所见的却是一个深黝的山谷在黑暗里无声地息着，昏夜的气象弥布着一切威严、神秘、凶恶。他认为哈代的诗里潜藏着深刻的探索人生的意义：人生究竟是什么？我们为什么活着？既然活着又为什么有种种阻碍，使我们的最理想的最宝贵的东西不得自由地实现。他认为，哈代是“ 换一种艺术的形式，外现他内蕴的才力”的诗人，“ 哈代所创造的艺术世界之广博与普遍，我们只能想起世上最伟大的作者去比拟他”，“他在文艺界的位置已足够与莎士比亚、鲍尔札克并列”。
在志摩看来，把西方著名作家的作品译介到中国来，这项工作只是加强中西文学艺术交流的最表层面，更深入的应是对诗艺开展研究。因此，他非常重视对诗艺的探讨，倡导提高译诗的水准。他于 1924 年 2 月发表了《 征译诗启》一文，并选出了几首诗，要人们翻译。他说：“ 与其说是相互竞争，不如说是共同研究的性质，所以我们同时也欢迎译诗的讨论。”11 月 7 日，他又在《晨报副刊》发表《莪默的一首诗》一文，介绍了他和胡适等人的译诗。11 月 13 日，翻译了波特莱尔的《死尸》并作了序，发表在《雨丝》第 3 期上，他认为，“诗的真妙处不在他的字义里，却在他的不可捉摸的音节里。他刺戟着也不是你的皮肤（ 那本来就太粗太厚！）却是你自己一样不可捉摸的魂灵”。他后来在《一个译诗问题》中写到：“翻译难不过译诗，因为诗的难处不单是他的形式，也不但是他的神韵，你的把神韵化进式去，像颜色化入水，又得把形式表现神韵，像玲珑的香水瓶子盛香水。”
1925 年 6 月，志摩还应《京报副刊》之邀，为指导社会青年了解、阅读中外名人名著，特精心开列了一份中外名著阅读书目“青年必读书十部”，所列书目如下：《 庄子》、《 史记》、陀思妥也夫斯基的《罪与罚》、托马斯·哈代的《Jude the Obscure》（《无名的裘德》）、尼采的《 Birth ofTragedy》（《 悲剧的诞生》）、柏拉图的《理想国》、卢梭的《 忏悔录》、W alterPater的《 Renaissance》、歌德的《浮士德》、George Henry Lewes的《 歌德评传》等。积极地引导社会青年去阅读、了解和学习西方优秀的文学艺术，从而提高本民族的文艺水准。他曾说：“ 如果我们真是爱好文艺的，必须费力，方能得着人生的滋养料。”“我所看的文学书，有几部在我的生命上开了一个新纪元。”!他还说，研究文学最好从传记入手，这样才可以神交古人，由思想而更好地理解其作品。
单纯的理想
留学回国的当初，志摩可谓豪情满怀，踌躇满志，诗人的思绪上天入地，纵横驰骋。他不仅要组织新月社的活动，加强中西文化的交流，他更要从政治到人生到文艺的各个方面，全面地张扬自己的理想，追求自己的目标和方向。
在《雪花的快乐》一诗中，我们能读出他的这种兴奋和自信：
假如我是一朵雪花，
翩翩的在半空里潇洒，
我一定认清我的方向———
飞扬，飞扬，飞扬———
这地面上有我的方向。
不去那冷寞的幽谷，
不去那凄清的山麓，
也不上荒街去惆怅———
飞扬，飞扬，飞扬，———
你看，我有我的方向！
……
两年的英国文化教化，志摩在思想上和个性上对英国著名学者及思想家、艺术家的思想及行为方式很是认同并加以模仿；对英国所具有的政治上的自由民主精神也是非常的认同和向往。原因是，他认为只有“ 英国人可称是现代的政治民族”，“‘鱼相忘乎江湖’，英国人是相忘乎政治的。英国人是‘ 自由’的，但不是激烈的；是保守的，但不是顽固的。自由与保守并不是冲突的，这是造成他们政治生活的两个原则；唯其是自由而不是激烈，所以历史上并没有大流血的痕迹（ 如大陆诸国），而却有革命的实在，唯其是保守而不是顽固，所以虽则‘ 不为天下先’，而却没有化石的僵”。
他在英国看到的和感受到的是政治已成为英国人的家常便饭。每天普通人家晚餐时间老子与娘与儿女与来客讨论的是政治；每天知识阶级吃下午茶的时候，抽着烟斗，咬着牛油面包的时候谈的是政治；每天乡村里工人的妻子们站在路口闲谈，也往往是政治。“在每处广场上东一堆西一堆的人群，不是打拳头卖膏药，也不是变戏法，是各种宣传性质的演说。天主教与统一教与清教；保守党与自由党与劳工党；赞成政府某政策与反对政府某政策的。禁酒会与威士克公司；自由恋爱与鲍尔雪维主义与救世军；———总之种种相反的见解，可以在同一的场地上对同一的群众举行宣传运动。无论演讲者的论调怎样激烈，在旁的警察对他负有生命与安全与言论自由的责任，他们决不干涉。有一次萧伯纳冒着倾盆大雨站在一只肥皂木箱上演讲社会主义学说，最后他的听众只剩下了三四个穿雨衣的巡士！”
志摩对这种英国式的民主自由的政治非常感兴趣。在当时英国保守党和工党的竞选活动中，他还自动到一个选区去为工党领袖去拉选票，亲身体验英国公民的民主与自由的政治水准。所见所闻更是深深地感染了他。期间，“ 五四”运动的爱国热潮，如一股奇异的风曾吹到身居异国的志摩那里，她所提倡的反帝反封建、民主科学的精神，鼓吹的个性解放的激进思想，与志摩所崇拜的以个人心灵的绝对自由为核心的民主理想是如此的和谐和统一，以至于志摩幻想有一天能在中国推行这种民主的自由的政治形态，他说：“如果政治的中国能够进化到量米烧饭的平民都有一天感觉到政治与自身的关系，也会得仰起头来，像四大妈一样，问一问究竟统一党联合会是什么意思，———我想那时我们的政治家与教育家（ 果真要是他们的功劳）就不妨着实挺一挺眉毛了。”
所谓国难当头，匹夫有责，如能为在中国实行英国一般的“自由而不是激烈”的民主政治形态去做一点自己的努力，这将是自己最高的理想。志摩带着这种理想，回到了中国的现实社会，并开始用他的理想主义去观察和衡量中国的现实社会。
1923 年，国内正是北洋政府统治的最黑暗的时期。蔡元培先生因当时黎元洪内阁的财政部长罗文干遭非法逮捕一案，于1923 年 1 月 17 日的《晨报》上发表了不与北洋军阀政府合作的宣言，他表示：“尤不忍于此种教育当局之下，支持教育残局，以招国人天良之谴责。”并于 1 月 19 日，在继 1919 年“五四”运动期间提出辞去北大校长之后，再一次提出辞职。蔡先生此举在教育界人士中引起强烈反响。北京学生联合会积极行动，支持蔡元培先生的正义行动。此时的志摩本就对北洋军阀政府的社会不满，加之他的爱憎分明的坦诚个性和为理想而奋斗的无畏的精神，他毫无迟疑地挺身而出，支持蔡元培先生的正义行为，在 1 月 28 日的《努力周刊》上发表了《就使打破了头，也还要保持我灵魂的自由》一文，用锐利的言辞鞭挞现实的社会，用一腔的赤诚去唤起更多民众的觉醒和认识。他写到：
“无理想的民族必亡”，是一句不刊的真言。我们目前的社会政治走的只是卑污苟且的路，最不能容许的是理想，因为理想好比一面大镜子，若然摆在面前，一定照出魑魅魍魉的丑态。……
所以每次有理想主义的行为或人格出现，这卑污苟且的社会一定不能容忍；不是拳打脚踢，也总是冷嘲热讽，总要把那三闾大夫硬推入汨罗江底，他们方才放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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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知识有胆量能感觉的男女同志，应该认明此番风潮是个道德问题；随便彭允彝京津各报如何淆惑，如何谣传，如何去牵涉政党，总不能掩没这风潮里面的一点子理想的火星。要保全这点子小小的火星不灭，是我们的责任，是我们良心上的负担；我们应该积极同情这番拿人格头颅去撞开地狱门的精神！
具有深厚的中国文化功底，又饱经西方文化思想浸染的徐志摩，从对中西文化的切身体验出发，对中国现实社会的现状进行了分析和深刻的反思，指出现实的社会必定对中国文化产生消极的影响。他说：“这个野蛮残忍的社会，则是一潭肮脏腐臭的死水，四周爬满了蝇营狗苟的虫蛆，散发着腐烂和僵死的气味。事实上，无需极端愤世嫉俗的人断言，中国是一个体质羸弱、理智残缺、道德怯懦、精神贫瘠的堂皇国家。”“ 在我们的文学花名册里，找不到一位堪与歌德、雪莱、华兹华斯相比的，更不用说但丁和莎士比亚了。这不令人震惊吗？说到其他艺术，又有谁堪与米开朗基罗、列奥那多·达·芬奇、特纳、柯勒乔、威尔埃斯奎斯、瓦格纳、贝多芬等等众多天才相比呢？”“中国人成为这样一种生物，没有宗教，没有爱，甚至没有任何的精神冒险。……冷静的生活态度，除了明显否定生活，窒息感情的圣火外，还能有什么呢？中庸之爱除了作为思想、行为怯懦，生活浅薄单调的漂亮借口外，还能是什么呢？所谓受人奉承的理性、主义和谦让精神，产生的只是一种普遍的惰习和那个被我们称作中华民国政府的荒唐怪物！”“ 我们从很小就受到视觉和意志的训练，以适应实用的细节，合于毫无生气的生活礼仪，而不是揭示伟大生活的奥秘，唤起伟大生活的希望。这是中国教育的大失败，它导致真正人格的死亡，没有穷尽地造就着杰出的庸才。”!
徐志摩一面猛烈地抨击现实社会的封建和腐败，一面向社会积极地倡导自己的艺术人生观，他指出：“ 人生的贫乏必导致艺术的贫乏。充实美好的人生会自发地绽出实在的美，并终将影响我们对永恒的理解。一棵充满生命力的树必定枝繁叶茂结出的果儿色彩绮丽。同时，洋溢着自我意识的人生，自然结出思想的结晶———艺术，或行为———值得怀恋的行为。因此，丰富、扩大、繁殖、加剧，最重要的是使你的生活精神化，这样艺术就会诞生了。”他认为现代的中国之所以没有产生好的艺术，是因为现代的中国人没有真正的充实的生活，“ 我们必须有意识地培养自觉，有了这种自觉，存在于灵魂中的创作精神才能发挥效用。”
他希望现实社会中人人都能充实而真实地生活，人人都能发挥出自己的个性，人人都能把艺术和人生作为一个统一体，把美奉献给现实的社会，那么，不同的灵魂就能完美地融合在一起，社会就会达到理想的状态。他号召世人要坚定信念，为这理想社会的到来而努力。他说：
要使生命成为自觉的生活，不是机械的生存，则是我们的理想。要从我们的日常经验里，得到培保心灵扩大人格的滋养，是我们的理想。要使我们的心灵，不但消极的不受外物的拘束与压迫，并且永远在继续的自动，趋向创作，活泼无碍的境界，是我们的理想。使人们的精神生活，取得不可否认的实在，使我们生命的自觉心，像大雪天滚雪球一般的愈滚愈大，不但在生活里能同化极伟大极深沉与极隐奥的情感，并且能领悟到大自然一草一木的精神，是我们的理想。使天赋我们灵肉两部分的努力，尽兴的发展，趋向最后的平衡与和谐，是我们的理想。
理想就是我们的信仰，努力的标准，果然我们能连用想象力为我们自己悬凝一个理想的人格，同时运用理智的机能，认定了目标努力去实现那理想，那时我们奋斗的经程中，一定可以得到加倍的勇气，遇见了困难，也不至于失望，因为明知是题中应有的文章，我们的立身行事，也不必迁就社会已成的习惯与法律的范围，而自能折中与超出寻常所谓善恶的一种更高的道德标准；我们那时便可以借用李太白当时躲在山里自得其乐时答复俗客的妙语，落花流水杳然去，别有天地非人间！
在以后的艺术与人生的经历中，徐志摩都是在实践和履行自己的誓言，朝着理想的方向去努力。
1923 年暑期，南开大学开办了一所暑期学校。梁启超先生和徐志摩都应邀前去讲学。徐志摩则利用这一机会，积极地传播文学、诗歌、诗艺。当时听过他讲课的南开大学的一位学生赵景深，在后来的《志摩师哀辞》中回忆到：“恰巧一九二三年南开大学开暑期学校，内中有徐志摩先生的近代英文文学。当时我和友人们有一个文学团体绿波社，社员决议，天津的社员一致加入听讲，于是都报名入学。其中如《 夜哭》、《 他乡》的作者焦菊隐，《晨曦之前》、《魔鬼的舞蹈》、《 孤灵》的作者于赓虞等都是学员。可惜讲期太短，两星期只讲十小时，此外徐师还公开演讲未来派的诗。”!除了内容丰富的讲课和演讲，他还要求学生翻译英文诗，以提高学习兴趣。赵景深就因较好地翻译了一首歌德的诗而得了第一奖，获品是一张大幅的歌德照片。
徐志摩讲授文学不仅仅只强调文学，更强调文学对人生的影响，文学作品及作家的人格对文学青年的影响。他认为：“ 无论文学作品的哲理怎样深，和生命总是有长时间的恋爱的。”“读文学书可以使人的人生观和宇宙观根本变化，所以必须用全部精力去读。”“ 研究文学最好从传记入手，可以神交古人。……我们常有崇拜英雄的心，拿他来当作我们理想中的人格。因为他的生命和知识的问题，和我们一样，也就是我们要解决的问题，不过他是经过了的，所以要效法他。歌德伟大的人格，从他的浮士德中可以看出，是他心灵的象征，也即是他人格的表现。”“研究西洋文学非研究莎士比亚不可，犹之须读我国屈原和司马迁的东西是一样的道理”，“ 莎翁的戏剧，到处都可以发见‘诗的美’。不仅美在表面（如雕刻绘画等），而内在的情绪尤能引起人们无限的同情”。
志摩不限于用讲演的方式来传播自己的文艺思想，也不再囿于北京西单牌楼石虎胡同七号这个小沙龙来加强与外界的交流。他愿意跟各个新文学社团的作家交往，热切盼望能跟他们一道从事于新文学运动。为此，他加入了文学研究会，并先后在《小说月报》上发表了大量的诗文和译作，跟文学研究会的一些主要成员也时有来往。他通过同窗好友郁达夫认识了郭沫若、成仿吾，并接触了创造社，并将自己在清华文学社的英文讲演稿《艺术与人生》发表在《创造季刊》上，并致信成仿吾说：“贵社诸贤向往已久，在海外每厌新著浅陋，及见沫若诗，始惊华族潜灵，斐然竟露。今识君等，益喜同志有人，敢不竭驽薄相随，共辟新土。”（可不久，因志摩在 1923 年 5 月 6 日的《努力周报》上发表的《假诗，坏诗，形似诗》一文中谈论什么是假诗时，不点名地批评了郭沫若的诗《重过旧居》中的一诗句“泪浪滔滔”，而导致创造社的成仿吾和郭沫若的误解和不满，从而引起了一起文笔官司，也损害了志摩与创造社的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