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说他之所以来编辑副刊，只有一个心愿，就是想把自己整个儿交给能容纳自己的读者，并在自己的情感里发现他们的情感，在自己的思想里反映他们的思想。
我接受编辑晨副的机会，就为这不单是机械性的一种任务。晨副变了我的喇叭，从这管口里我有自己吹弄我古怪的不调谐的音调，它是我的镜子，在这平面上描画出我古怪的不调谐的形状。……我想拼这一天，把我的血肉与灵魂，放进这现实世界的磨盘里去捱，锯齿下去拉，———我就要尝那味儿！只有这样，我想，才可以期望我主办的刊物多少是一个有生命气息的东西；才可以期望在作者与读者间发生一种活的关系；才可以期望读者们觉得这一长条报纸与黑的字印的背后，的确至少有一个活着的人与一个动着的心，他的把握是在你的腕上，他的呼吸吹在你的脸上，他的欢喜，他的惆怅，他的迷惑，他的伤悲，就比是你自己的，的确是从一个可认识的主体上发出来的变化———是站在台上人的姿态，———不是投射在白幕上的虚影。
志摩办刊的决心不小，口气不小。他主稿的阵营也都是些名家：有“笔杆犹如长江大河永远流不尽”的梁启超，《 政治学报》的主编张奚若，作曲家赵元任，有上海的郭沫若、吴德生、张东荪，有武昌的郁达夫，有身边的胡适、陈源、张歆海、凌叔华、陶孟和、江绍源、沈性仁、宗白华等，有远在欧洲的金龙荪、傅孟真、罗志希等。年青的作者有沈从文、焦菊隐、刘海粟、邓以蛰、余上沅等等。主稿的内容广泛，涉及政治、文学、艺术等门类。副刊的栏目也是多姿多彩，分为讲演、译述、论著、文艺、诗歌、杂纂等等。
有人说：“到了北伐的前夜，前期新文学的重要分子，还曾有过一次大会串的极盛时代。他们的机关报是北京的‘ 晨报副刊’，起先主编的是孙伏园，人才就已济济，后来由徐志摩接编，我们看他一九二五年十月接任时宣布的‘大政方针’，就可看出他们的声势和倾向的一斑。”
徐志摩真的把《 晨报副刊》当成了自己鼓吹文艺理论的喇叭，当成了自己实现理想的战场。在他主编的副刊第二期上，他再接再厉，又撰文《迎上前去》，再一次表明自己的决心和勇气。
在我这“决心做人，决心做一点认真的事业”，是一个思想的大转变；因为先前我对这人生只是不调和不承认的态度，因为我与这现实世界并没有什么相互的关系，我是我，他是他，它不能责备我，我也不批评它。但这来我决心做人的宣言却就把我放进了一个有关系，负责任的地位，我再不能张着眼睛做梦，从今起得把现实当现实看；我要来察看，我要来检查，我要来清除，我要来颠仆，我要来挑战，我要来破坏。《晨报副刊》的面目因徐志摩的到来而大为改观了。按当时许多的人的说法：
《 晨报副刊》已被新月派控制了，晨副成了徐志摩的晨副。晨副的版面上经常看到徐志摩的“附注”、“ 附记”、“附前”、“续尾”等文字，读者无时不感到徐志摩的存在，无时不领会他的个性和他的思想。
1925 年 10 月 6 日，《晨报副刊》的《社会》周刊上发表了陈启修的《帝国主义有白色和赤色之别吗？》一文，文中赞扬了苏维埃政权，认为苏联不是帝国主义而是我们的朋友。两天以后，张奚若则在《 晨报副刊》上发表了《 苏俄究竟是不是我们的朋友？》一文，对陈文进行了反驳。接着，刘勉己又于 10 日在《 晨报副刊》上发表了《应怎样对苏俄？》的文章。由此，《晨报副刊》便展开了一场“苏俄仇友”问题的政治大辩论。
在近两个月的时间内，《晨报副刊》及副刊的《社会》周刊共发表了有关的文章约 50 篇，参与的作者有张奚若、刘勉己、梁启超、张慰慈、刘侃元、陶孟和、丁文江等，其中张奚若最多。10 月15 日、22 日的《 晨报副刊》还开设了“ 关于苏俄仇友问题的讨论”和“仇友赤白的仇友赤白”专栏，《 社会》周刊 10 月 23 日也开设了“对俄问题讨论专号”。
作为编辑，志摩在这次论战中，力求站在客观公允的立场，不带任何的成见。文章只要是有忠实的思想，不管个人的观点如何，都可发表，言论自由。他说：
我恨一切私利动机的活动，我恨作伪，恨愚暗，恨懦怯，恨下流，恨威吓与诬陷。我爱真理，爱真实，爱勇敢，爱坦白，爱一切忠实的思想。!
志摩虽未直接参与论战，但他却组织了这场论战，同时也是论战的鼓动者。他在 22 日专栏的前言中说：“ 这回的问题，说狭一点，是中俄邦交问题；说大一点，是中国将来国运问题，包括国民生活全部可能的变态。”他在这次论战中的态度是很明显的，他的政治立场也是明显的，他的思想是有倾向性的。志摩对苏俄、对共产革命认识主要来自那次欧洲之行亲眼所见，他在《欧游漫录》里已表明过自己对苏联革命的态度。加之国内军阀的混战，国民生活的艰难，政府的无能，更进一步导致了他对革命的怀疑的态度。志摩一直认为，革命的出发点是要求个人解放，革命的目的是认识自我。不论是谁，不论是什么力量，只要他能替我们移去压住我们灵性的一块昏沉，能给我们一种新的自我意识，能启发我们潜伏的天才与力量来做真的创造的工作，建设真的人的生活与活的文化，不论是谁，我们都崇拜。他的思想认识完全是基于人道主义和个人主义的认识。
不久，徐志摩的《晨报副刊》又引起了两起文字官司。
一是鲁迅与陈西滢之间的论战。1925 年 5 月 12 日北京的《京报副刊》上刊载了鲁迅先生的文章《 忽然想到（ 七）》。鲁迅先生在文章中对当时发生在北京女师大的学潮表示了自己的看法，支持学生们的运动，号召学生们团结起来，战斗到底，并对当时女师大的校长杨荫榆等人威吓和开除参加学潮学生的行为表示强烈的不满。27 日，又由鲁迅、周作人等七名教师署名的《对于北京女子师范大学风潮宣言》的文章在《 京报》上发表。此时，志摩的好朋友陈西滢（ 陈原）则在《 现代评论》第 1 卷第 25期上的《闲话》一文中，对鲁迅等人的言论进行了攻击，说女师大的风潮是由于北京教育界某些人暗中指使的。面对“ 现代评论”派的攻击，鲁迅、周作人等人又在《 京报副刊》上提出了反击。论战于是激烈地展开。
一直作为旁观者的志摩，此时无法冷静了。1926 年 1 月 13日，他在《晨报副刊》上发表了《〈 闲话〉引出来的闲话》一文，不免赞扬了自己的朋友陈西滢。这一来，又引来了周作人的 1 月20 日的《闲话的闲话之闲话》，指出不敢苟同徐志摩对陈西滢的学问文章及人品的恭维。之后，争论越来越激烈，而陈西滢却无法占上风。志摩便在 1 月 30 日发表了《关于下面一束通信告读者们》，呼吁双方停止论争，并声明今后再也不刊载此类文字了，以免伤了和气。可就在同日的副刊上，他又发表了陈西滢的辑录《闲话的闲话之闲话引出来的几封信》，其中陈西滢的几封信中，仍有攻击对方的文字。2 月 3 日，徐志摩的《结束闲话，结束废话！》一文，呼吁双方“ 带住！”：“ 让我们对着混斗的双方猛喝一声，带住！让我们对着我们自己不十分上流的根性猛喝一声。假如我们觉得胳膊里有余力、身体里有余勇要求发泄时，让我们望升华的道上走，现在需要勇士的战场多着哪，为国家，为人道，为真正的友谊———别再死捧显微镜，无限地放大你私人的意气！”加之私底下的努力，总算是结束了这次论争。当然，志摩的这次“和事佬”同样是带有倾向性的。
不久，徐志摩针对在《甲寅周刊》上刊登的章士钊的《 再疏解辑义》一文在《晨报副刊》上发表一篇题为《守旧与玩旧》的文章。这样又引起了一场革新与守旧的辩论。
徐志摩及其《晨报副刊》，在文艺的报道和文艺思想的宣传方面表现的异常的活跃。由《晨报副刊》引起的三次论争，在当时的思想界也产生了相当的影响。其论争的余波波及到了许多不同倾向的知识分子和文艺团体，也波及到了其他的文艺报刊。可以说，徐志摩充分地利用了这块阵地，展现了自己的政治信仰和文艺追求。
创格新诗———诗友的第一次聚会
在志摩主编《晨报副刊》期间，最突出的成绩是他先后创办了《诗镌》和《剧刊》。特别是《 诗镌》的创办，在 20 年代的文坛上掀起了一次诗歌运动的高潮，在中国现代诗歌发展史上具有重要意义。
1926 年 4 月 1 日，由志摩主办的晨报《诗镌》问世。参与此事的有闻一多、朱湘、饶孟侃、刘梦苇、于赓虞诸人。其中最为关键的人物是闻一多。在此事之前，志摩虽未与闻一多谋过面，但早在 1923 年 9 月，闻一多的诗集《红烛》由泰东书局出版时，志摩就拜读了，并大为赞赏，认为闻一多是继郭沫若之后新诗坛上的又一个希望。《 红烛》中那些充满激情和在形式上有大胆尝试的诗给志摩留下了深刻的影响，也给他的诗歌的创作以兴奋的启示。当志摩从欧洲回来之后，见到了也是刚从美国回来不久的闻一多时，十分欣喜。闻一多那艺术家的气质和对诗学诗艺独到的见解和谈吐，给志摩留下了难忘的印象，两人一见如故。不久，闻一多与一批青年诗人如朱湘、孙大雨、饶孟侃等人交往起来，他们定期在闻一多家举行诗会，大家在一起互相欣赏诗作，切磋诗艺，讨论新诗发展的趋势等，闻一多的家成了一群新诗人的乐园。大家还商量着办一份诗歌方面的刊物，但苦于没有资金，又难得到政府的批准，一时愁眉不展。此时，闻一多想到了徐志摩，便把大家的想法说于志摩，并商量在《 晨报副刊》上开辟一个专栏，这样两个不易解决的问题都可以解决了。志摩听了闻一多的想法，便一口答应了下来。
志摩积极支持闻一多他们的原因很简单，志摩是个诗人，他很爱诗，很爱文艺。具体地讲来，一是志摩和这一帮诗人一样不满意五四以来形式过于散漫的“自由诗”；二是不满足于自己的西式诗作，希望能够创作具有中国特色的新诗。
后经商议，专栏采取轮流编辑的方式，每逢星期四出版，志摩先编一、二期，闻一多则负责三、四期的编辑。此时，《 诗镌》还未问世，但闻一多已预言，《诗镌》的编辑、发行将开辟新诗的第二个纪元，它的重要性，将与《 新青年》、《 新潮》等相提并论。事实上，闻一多是一言即中。
首期《诗镌》问世了。志摩以一篇《诗刊弁言》，代表新月社一群诗人，向诗坛发布了一个伟大新诗运动的宣言：
我们的大话是：要把创格的新诗当一件认真的事情做。……再说具体一点，我们几个人都共同着一点信心：我们信诗是表现人类创造力的一个工具，与音乐美术是同等性质的；我们信我们这民族这时期的精神解放或精神革命没有一种像样的诗式的表现是不完全的；我们信我们自身心灵里以及周遭空气里多的是要求投胎的思想的灵魂，我们的责任是替它们构造适当的躯壳，这就是诗文与各种美术的新格式与新音节的发现；我们信完美的形式是完美的精神唯一的表现；我们信文艺的生命是无形的灵感加上有意识的耐心与勤力的成绩；最后我们信我们的新文艺，正如我们的民族本体，是有一个伟大美丽的将来的。
一群诗友们勇敢地向诗坛提出了创造“ 新格式”诗、发现“新音节”诗的号召。志摩及他的诗友们，不仅从理论上强调新诗必须要实现内容和形式的统一，更重要的是他们为开创一片新诗的新天地，认真地实践自己的诺言。
《诗镌》前后共出了 11 期。刊登尝试性的新诗作 84 首。其中志摩的诗作有《梅雪争春》、《 半夜深巷琵琶》等，还有闻一多、饶孟侃、朱湘等人的诗作，多为世人所称赞。从形式看，他们的新诗作都具有完美的艺术特色，虽然形式各有不同。在这 11期的《诗镌》上，诗友们还深入地进行了一系列的诗歌音节形式的理论探讨，以期从理论与实践两方面在当时诗坛上掀起一场新格律诗运动。如饶孟侃的《 新诗的音节》、《 再论新诗的音节》，闻一多的《诗的格律》等，对新格律诗的诸多方面进行了具体的探讨。特别是闻一多的《诗的格律》，把新诗格律的要求概括为“三美”即音乐的（音节）美、绘画的（辞藻）美和建筑的（节的均齐和句的均齐）美。事实上，这一新格律诗运动不仅在当时的诗坛上乃至文坛上都引起了很大的反响。
《新月》月刊 4 卷 5 期，陈梦家在《 纪念志摩》一文中曾说到：“15 年（1926 年），志摩在北平约一多子离等聚起一个诗会，讨论关于新诗形式问题，他们在《 晨报》有过 11 期的诗刊。从那时起，他（编者：指徐志摩）更用心实验各种形式来写诗。”
朱自清先生也曾充分地肯定过《诗镌》所倡导的新格律诗，他说：
他们真研究、真实验；每周有诗会，或讨论，或诵读。梁实秋氏说：“这是第一次一伙人聚集起来诚心诚意的试验作新诗。”虽然只出了十一号，留下的影响却很大———那时候大家都做格律诗；有些从前极不顾形式的，也上起规矩来了。“方块诗”“ 豆腐干块”等等名字，可看出这时期的风气。
总之，《诗镌》成为当时的诗坛上的一种风气。她领导了一批人在我国的新诗坛上第一次对新诗的形式进行了认真的探讨，建立了较为符合新诗创作规律的理论，从而成为新格律诗派，也就是后来人们一般称为的新月派。
1926 年 6 月 10 日，《诗镌》停刊。其原因正如志摩在不久后的文章《剧刊始业》中所提到的：
这年头，这世界也够叫人挫气，那件事不是透里透？好容易你从你冷落极了的梦底里捞起了一半轮的希望，像是从山谷里采得了几茎百合花，但是你往那里安去，左右没有安希望的瓶子，也没有养希望的净水，眼看这鲜花在你自己的手上变了颜色，一瓣瓣的往下萎，黄了、焦了、枯了、吊了，结果只是伤惨！
诗镌”虽然放了假，但志摩却未放弃自己的追求。他代表他那一帮诗友们表示，诗刊只是暂时的“ 放假”，创格新诗这条路他们将继续勇敢地走下去。
倡导国剧
志摩在《诗镌》停刊时曾说到：“诗刊暂停的原由，一为在暑期内同人离京的多，稿事太不便，一为热心戏剧的几个朋友，急于想借本刊地位，来一次集合的宣传的努力，给社会上一个新剧的正确的解释，期望引起他们对于新剧的真纯的兴趣：诗与剧本是艺术中姊妹行，同人当然愿意暂时奉让这个机会。”!可见，一时新诗被新剧替代了。
早在 1925 年 1 月，正在留学美国的余上沅、闻一多、熊佛西、梁实秋等人，就组织成立了“ 中华戏剧改进社”。当他们了解到国内的新月社在国内正在发动演剧活动并倡导新戏剧时，便发函邀请国内的新月社成员参加“改进社”，还建议国内的同人在北大开设“戏剧传习所”，等到时机成熟之时再建立“北京艺术剧院”。以便使新剧发展的这些建议得到了志摩等人的赞同。
戏剧一直是志摩所喜爱的。上大学时他就很喜欢看戏。1923 年成立新月社后，他又热心于各种演剧活动。泰戈尔来中国期间的生日庆祝会上，志摩就曾与林徽音一起演出了断剧《奇特拉》。写作剧评，从理论上探讨新剧的发展，更是志摩留学回国后所主要从事的一项文艺活动。
1923 年 4、5 月间，志摩先后在《晨报副刊》上发了两篇剧评《看了〈黑将军〉以后》和《德林克华德的〈林肯〉》。在这两篇剧评中，他阐述了自己的戏剧观，指出中国传统戏剧的不合理，赞扬了莎士比亚的戏剧，宣扬了悲剧观，主张戏剧必须创作出艺术的美。志摩还对当时社会上的一些戏剧演出持否定的态度。如，当时的女高师演出了易卜生的剧作《 那拉》，志摩观看后则和陈西滢一起有感而发写了剧评《 看新剧与学时髦》和《“ 我们看戏看的是什么？”》等文，发表在《晨报副刊》上，再一次强调戏剧的纯艺术性。为此还引起了一场有关新剧的大讨论。
在后来的 1927 年，他还与陆小曼合演了《 玉堂春》。1928年，他还和陆小曼合著了五幕戏《 卞昆岗》，发表在后来的《 新月》月刊 1 卷 2、3 期上。
闻一多回国后，经志摩的介绍和推荐，闻一多和留美专攻戏剧的余上沅、赵太侔三人进入国立艺术专门学校任教，分别受聘为教务长、戏剧系教授和戏剧系主任。不久，他们三人加入了新月社，志摩则有机会经常和他们在一起讨论振兴戏剧问题，倡导戏剧的艺术化。后由于一时间大家都为新诗格律的问题所吸引，戏剧的问题则暂时被搁置了下来。现在《 诗镌》已放了长假，戏剧的问题则又成了主要的事情了，志摩和朋友们再整旗鼓，要大显身手。他们的计划是，一方面，要以北京国立艺专戏剧系为基础，先办起一个剧院，继而集合朋友们的精力与能耐，从事戏剧艺术的实践；另一方面，积极要求借副刊这个阵地来宣传和研究新剧的艺术理论。这样经过志摩和几个朋友如余上沅、张嘉铸（张幼仪之兄）的共同操持，终于促成了《 晨报副刊》《剧刊》的问世。
1926 年 6 月 17 日，《剧刊》第一期出版。志摩不仅干劲倍增，而且投入全部的热情。他说：
这回我的胆又壮起来了，也不是无理可说，因这回我们不仅有热心，加倍的热心，并且有真正的行家，这究竟是少不了的。啊，我真高兴，我希望———但这是不用说的。说来我们自己真叫是惭愧，因为我始终只是一个摇旗呐喊的小兵。我于戏是一个嫡亲外行，既不能编，又不能演，实际的学问更不必问；我是绝对的无用的一个啊，但是，要是知道我的热心，朋友，我的热心，……
他还为自己和朋友们提出了目标。为了新剧的振兴，应该如何做，做什么。他说：
第一是宣传：给社会一个剧的观念，引起一班人的同情与注意。因为戏剧这件事没有社会相当的助力是永远做不成器的。第二是讨论：我们不限派别，不论那一类表现法，只要它是戏剧范围内的，我们都认为有讨论的价值，同时我们就自以见得到的特别拿来发挥，只要我们决不在中外新旧间在讨论上有什么势利的成心。第三是批评与介绍：批评国内的剧本，已有的及将来的；介绍世界的名著。第四是研究：关于剧艺各类在行的研究，例如剧场的布置，配景学，导演术等等，这是大概；同时我们也征求剧本，虽则为篇幅关系，不能在本刊上发表。
剧刊》周刊于 1926 年 6 月 17 日创刊，至 9 月 23 日终刊，共出版了 15 期。刊登的理论文章 25 篇，介绍外国戏剧的文章8 篇。由于论者大都精通中外古今的戏剧，有广博的戏剧艺术的知识和修养，因而对有关戏剧艺术问题的探讨比较深入。
志摩的文章除《剧刊始业》外，还有《托尔斯泰论剧一节》和《剧刊终期》等文。这些文章的内容，集中地体现了徐志摩的戏剧艺术观：
戏剧是艺术的艺术。因为它不仅包括诗、文学、画、雕刻、建筑、音乐、舞蹈各类的艺术，它最重要的成分尤其是人生的艺术。古希腊的大师说，艺术是人生的模仿，近代的评论家说，艺术是人生的批评；随你怎么看法，那一样艺术能有戏剧那样集中性的，慨包性的，“模仿”或是“批评”人生？如其艺术是激发乃至赋予性灵的一种法术，那一种艺术有戏剧那样打得透，钻得深，摇得猛，开得足？小之震荡个人的性灵，大之摇撼一民族的神魂，已往的事迹曾经给我们明证，戏剧在各项艺术中是一个最不可错误的势力。
现在我知道艺术是不能脱离生活独立的，它的生存与发展是基于一定条件的。
生活相当的安宁是艺术产生的一个最重要的前提。
可以说，《剧刊》的问世，在中国戏剧发展史上有相当的地位。志摩、赵太侔、余上沅、梁实秋、邓以蛰、熊佛西、张嘉铸等一批人，在《剧刊》上首先是清除了轻视戏剧的传统观念，对“唱戏是下流”的观点进行了反击；其次他们把戏剧提高到正宗艺术的地位，并探讨了话剧理论的种种问题；再就是对中外话剧进行积极的总结、评论和介绍，推动了中国现代话剧走向成熟。徐志摩在《剧刊》的编辑及其活动中，不仅是个理论者，尤其是个积极的召集者和联络者，虽然他自谦“ 始终是一个摇旗呐喊的小兵”，但却起了一个组织者和领导者的重要作用。对徐志摩而言，《剧刊》和《诗镌》一样，都是自己该做的有意义的大事。
可这件有意义的大事，并未能坚持长久。秋意渐浓，花草开始焦萎，“人事亦是一般的憔悴”。和《 诗镌》一样，由于主要参与者的离开，而无暇顾及到戏剧了。志摩也要忙于筹备与陆小曼的婚礼，他与余上沅一起匆匆起草完《 剧刊终刊》后，就携陆小曼南下了。不久他还辞去了《晨报副刊》主编之职。
与陆小曼婚姻的开始，也是志摩历时一年多的副刊编辑生涯的结束。告别北京南下，也是他人生的转折，向自己最辉煌的事业的告别。
《志摩的诗》
志摩留学回国后的头几年，无论在事业上，还是在精神上，都做了不懈的奋斗。他那种“ 就是打破头也还要保持我灵魂的自由”的坦诚和勇气，他为创格新诗和倡导戏剧所做的努力，至今仍值得我们追忆。尤其是他为中国现代新诗理论所作的探索，所留下的大量的诗歌作品，其艺术生命经久不衰，给人们留下了永恒的美的空间。徐志摩的诗歌作品，可以说，就是他人生历程，他的个性，他的形象，他的浪漫理想的真实的再现。
1925 年 8 月，志摩自费出版了他的第一本诗集《 志摩的诗》。诗集收录了他自 1922 年至 1925 年创作的诗 55 首，由当时的中华书局出版。这本经志摩精心编选的诗集，是他自己最心爱的一个集子，也奠定了他在中国新诗坛上的根基，作为一位年轻的新诗人，从此徐志摩也成名成家了。
早在此诗集公开出版前，由北新书局印刷过 50 本。当时志摩在每本诗集的扉页上写上“献给爸爸”等字样，分赠给了亲朋好友。之后不久，诗集则由中华书局正式出版了。到了 1928年，新月书店再次出版《 志摩的诗》时，此时的徐志摩已是中国坛上一颗闪烁的巨星，志摩为此对《志摩的诗》进行了再一次精心的编选，由 55 首删减为 41 首。
《志摩的诗》的出版，是现代中国新诗坛上的一件大事。中国现代诗坛所出现的早期的白话诗，都曾想冲破旧诗的诗式，而用新诗式来表现现代诗的内容。否定传统是前提，创新格律则是他们共同的目的。但由于初期的诗人所受传统的意识较深，因而当时的诗坛上的白话诗大多数都不免旧的框架较明显。这就意味着他们还不曾找到恰当的形式来表现新诗的内容。然而在这当中，也不免有成功之作。以郭沫若的《女神》为代表的自由体诗，可以说是为冲破旧诗的形骸做的最成功的典范。
郭沫若之后的徐志摩，则凭借自己敏锐的语言感觉，同时运用现代白话语言，口语、土白方言等，大胆的借助西方的长诗、短诗、自由诗、散文诗的成功之处，结合闻一多等人，对新诗式进行大胆的创格，巩固了新诗，发展了新诗。因而，《志摩的诗》是继郭沫若《女神》之后的又一力作。志摩也由此奠定了他在现代诗坛上的地位，使他成为继郭沫若之后的又一浪漫大诗人。无论在形式上，还是内容上，《志摩的诗》这本诗集问世后，在社会上尤其是在文学青年中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谈到诗，志摩实在是给了她一个新的体魄，虽然在音节上还未能达到调协的完美。……我常想新诗有三个阶段：第一阶段，自然是胡适之先生们打破旧诗的樊笼，促成新诗的雏形，然在这一阶段中作白话诗的都脱不了旧诗的气味。……乃至志摩，以充分西洋诗的熏陶来写新诗。不但形式一脱旧诗的窠臼，而取材，用字，结构及气味，都不是旧诗而是新诗了。为方便，可说是到了第二阶段。……所以第三阶段，就是新诗音节的追求。自五年前闻一多先生与志摩在晨报所创办的《诗刊》以至今日新月出版的诗刊，都是在这一方向努力的行程。
但最好的诗人还是徐志摩。……他是个天分极高的人，在我的朋友中，只有他能把白话写成美丽的语言。他证明了这一点，就是作者若能吸收过去的精华，现代口语还是可以写成美丽的。我记得很清楚。我自德国回来时，从未听到过徐志摩的名字。一天，在北平的一家旅馆里，我拿起一张报纸，是《 晨报副刊》。我读到一篇散文，讲的是雨中散步，作者的署名是陌生的叫做徐志摩。我大出意外，我还没有见到过，白话能写得如此秀丽而有力。
志摩对自己的第一本诗集是这样评价的：“ 我的第一诗集———《志摩的诗》———是我十一年回国后两年内写的；在这集子里初期的汹涌性虽已消灭，但大部分还是情感的无关阑的泛滥，什么诗的艺术或技巧都谈不到。”他对自己的评判是中肯的。从内容上讲，《 志摩的诗》注进了志摩多年的激情，他的单纯，他的飘逸，他的温柔，他的愤懑，他的忧郁，他的痛苦，也都写进了这本诗集。他对自己的评判又是很谦虚，不到位的。从形式上讲，《志摩的诗》不乏许多至善至美之作。如：《沙扬娜拉》、《为要寻一颗明星》、《 雪花的快乐》等等。《 志摩的诗》在艺术上，充分体现出了诗人的独特的个人气质，体现出诗人诗艺的精美，体现了诗人的真挚情感和美好的理想。
周作人先生在他纪念志摩的文章《志摩纪念》（《新月》月刊1932 年 12 月 13 日）中也曾高度地评价过志摩的诗作。他说到：
中国新诗已有十五六年的历史，可是大家都不太努力，缺少锲而不舍地继续努力的人，在这中间志摩要算是唯一的忠实同志，他前后苦心地创办诗刊，助成新诗的生长，这个劳绩是很可纪念的，他自己又孜孜''地从事于创作，自《志摩的诗》以至《猛虎集》，进步很是显然。……在白话的基本上加入古方言欧化种种成分，使引车卖浆之徒的话进而成一种富有表现力的文章，这就是单从文体变迁上讲，他是很大的一个供献了。志摩的诗，文，以及小说戏剧在新文学上的位置与价值，将来自有公正的文学史家会来精查公布，我这里只是笼统的回顾一下，觉得他半生的成绩已经很够不朽。
再缔姻缘因
陆小曼的一份电报而匆匆从欧洲回到北京的志摩，放下行李立刻去了陆家看望陆小曼。他的回国和突然造访，使陆小曼的父母深感不安。志摩和陆小曼的行动受到了陆小曼父母的严格监视。不久，陆小曼在母亲的挟持下无奈又随王赓去了上海，志摩与陆小曼见面的机会更是少了，偶尔能有机会单独见面，但更多的是两人内心的渴望。志摩只得继续他的以文字表达爱恋的方式。从 1925 年 8 月 9 日那天他开始记日记，把自己每天对陆小曼的爱、情、恋的那份热烈的情感和鼓励劝勉陆小曼的话，都记录下来，直记到 9 月 17 日。这些日记和他在欧洲时陆小曼写的日记，后来一起编入《 爱眉小札》，成了他与陆小曼恋爱的经历和感情的见证。
由于陆小曼去了上海，两人的情感一时也无归宿，志摩只有把自己的主要精力投入到编辑《 晨报副刊》的工作中，同时，丝毫未放松对陆小曼的追求和双方感情的努力。不久，由于朋友的撮合，陆小曼终于与王赓在 1925 年 10 月离了婚，志摩与陆小曼终于走到了一起，终于有了光明。
尽管志摩与陆小曼的爱情早已不是新闻了，但当志摩向父母提出与陆小曼的结婚之事时，两位老人不但吃惊而且无法接受这一事实。1926 年 2 月初，志摩只身南下，回到了硖石，借过春节之际，为自己的婚姻游说亲友和父母。
南下最终的结果使志摩非常的兴奋。一是他得到了父亲名下的三分之一的家产（ 另外的三分之二，一是留给父母自己养老；一是留给张幼仪与儿子。）其次，也是最关键的，父母总算是同意了他与陆小曼的婚事，但提了三个附加条件：一、结婚费用自理；二、婚礼必须由胡适做介绍人，梁启超做证婚人；三、结婚后必须回南方老家过日子。志摩毫不迟疑地答应了这三个条件。这三项条件中，唯一一点让志摩为难的是请梁启超先生做证婚人这一项。
过五关斩六将，总算是取得了最后的胜利，志摩立刻给陆小曼写信，急于要把这一好消息告诉她：
眉，你和我的好事，到今天才算磨出了头，我好不快活！今天与昨天的心绪大大的不同了，我恨不得立刻回京，向你求婚……
将来我们温柔的福分厚着，甜蜜的日子多着；名分定了，谁还抢得了？
我心头平添了一块肉，
这辈子算有了归宿！
看白云在天际飞，
听雀儿在枝头啼。
忍不住感恩的热泪，
我喊一声天，
我从此知足！
再不想望更高的天国！
1926 年 8 月 14 日，即农历 7 月初 7，传说中牛郎织女相会的日子，徐志摩、陆小曼设宴北海董事会，举行订婚仪式。10 月3 日，即农历 8 月 27 日，为孔子诞辰日，徐志摩、陆小曼再设宴北海董事会，隆重举行婚礼。
婚礼场面热闹非常。徐志摩、陆小曼在京的朋友几乎全都到场，徐志摩、陆小曼盛装艳服，容光照人。如志摩父母的所愿，婚礼将由胡适主持，梁启超先生为证婚人。
婚礼开始！胡适恭请梁先生致词。梁启超缓缓走上了礼台，表情不见喜色，他凝视了众宾客片刻。顿时，满堂宾客一片寂静，志摩不免心慌起来，英俊的脸上已无法找到往日的洒脱之气。婚礼的气氛紧张了起来。
徐志摩，你这个人性情浮躁，所以在学问方面没有成绩。你这个人用情不专，以致离婚再娶。……以后务要痛改前非，重新做人！
梁启超一言既出，满座皆惊。
徐志摩、陆小曼，你们听着！你们都是离过婚，又重新结婚的，都是过来人！这全是由于用情不专，以后要痛自悔悟，……希望你们不要再一次成为过来人。我作为你徐志摩的先生———假如你还认我为先生的话———又作为今天这场婚礼的证婚人，我送你们一句话，祝你们这次是最后一次结婚！
一番严厉而毫不留情面的训斥和告诫，训得志摩面红耳赤，羞的陆小曼眼眶里含着泪花，面对在座的宾客两人羞得无地自容。实在是难堪极了。志摩只得走到先生的面前颤栗着低声恳求先生不要再讲下去了，顾全一点弟子的面子吧。
梁先生算是没有继续训斥下去，婚礼也不欢而散。
梁先生之所以如此毫不留情当众教训自己的得意弟子，主观上不是要出志摩的丑，给他和陆小曼难堪，而完全是发现了问题的严重性，完全是出于爱惜弟子的一片真心。他后来在给子女的信中就说到：
我昨天做了一件极不愿意做之事，去替徐志摩证婚，他的新妇是受庆夫人，与志摩恋爱上，才和受庆离婚，实在不光彩之极。我屡次告诫志摩而无效，胡适之、张彭春苦苦为之说情，到底为姑息志摩之做，故徇其情。我在礼堂演说一篇训词，大大教训一番，新人和满堂宾客无不失色，此恐是中外古今未闻之婚礼矣。今把训词稿子寄给你们一看。青年为感情冲动，不能节制，任意决破礼防的罗网，其实乃是自投苦恼的罗网，真是可痛，真是可怜。徐志摩这个人其实聪明，我爱他，不过此次看着他陷于灭顶，还想救他出来，我也有一番苦心，老朋友们对于他这番举动无不深恶痛绝，我想他若从此见摈于社会，固然自作自受，无可怨恨，但觉得这个人太可惜了，或者竟弄到自杀。我又看着他找到这样一个人做伴侣，怕他将来痛苦更无限，所以对于那个人当头一棒，盼望他能有觉悟（但恐甚难），免得将来把志摩弄死，但恐不过是我极痴的婆心便了。!
经历了太多磨难的徐志摩与陆小曼终于结合到一起了。在志摩看来，他们“从此走入天国，踏进了乐园”，他像一个打了胜仗的胜利者，种种磨难已被成功和自豪取代。他在给恩厚之的信中写到：
我经过一场苦斗，忍受了许多创痛，那时候除了一二知己（胡适在内）的同情外，几乎一切事情都与我作梗。但我毕竟胜利了———我击败了一股强悍无比的恶势力，就是一类社会赖以为基的无知和偏见。
婚后，志摩特别辞去《 晨报副刊》的主编的职务，偕夫人一起南下拜望父母并度蜜月。虽然，陆小曼仍未赢得公婆感情上的认可，但她与志摩在硖石的蜜月，过得如神仙一般的“ 既宁静又快乐”。
可好日子不长久。一个多月后，北伐的炮火又起。为避战乱，志摩又偕夫人来到了上海。开始了他婚后的上海滩生活。
六、上海滩上的希望与苦恼
新月的希望
1927 年初，志摩在给胡适的信中写到：“早几年我也不免有一点年轻人的夸大，但现在我看清楚了，才学力，我是没有一样过人的，事业的世界我早已决心谢绝，我唯一希望是能得到一种生活的状态，可以容我集中我有限的力量，在文学上做一点工作。”
早在志摩刚从欧洲回来不久，为了交友和消除心中的失恋之愁闷，就与少数人组织了一个聚餐会。后来到了泰戈尔来华前夕，一是为了欢迎泰戈尔能组织一班人排演泰戈尔的《 奇特拉》，也是为了取悦老人，由泰戈尔的《新月集》而得启示，把聚餐会更改为“新月社”；二是志摩在遭受一系列的打击之后，加之《理想》未能办成，正如他在给胡适的信中所说的，他想“在文学上做一点工作”，为此，新月社就此成立了。新月社成立后，其活动地点就定在北京松树胡同七号，因此，松树胡同七号就成了新月社俱乐部。新月，“ 新月必圆”之意，志摩对她怀抱着未来的圆满的希望。
我们当初想望的是什么呢？当然只是书呆子的梦想！我们想做戏，我们想结合几个人的力量，自编自演，要得的请人来看，要不得的反正自己好玩。
几个爱做梦的人，一点子创作的能力，一点子不服输的傻气，合在一起……什么事业做不成？当初罗刹蒂一家几个兄妹合起莫利思朋琼司几个朋友在艺术界打开了一条新路，萧伯纳卫伯夫妇合在一起在政治思想界里也就开辟了一条新路。新月新月，难道我们这新月便是用纸板剪的不成？
徐志摩的新月，不是用纸板剪的，却是用理想的色彩画的，只是比纸板剪的更漂亮些罢了。最终，新月的理想未能实现。由于新月社成员的杂乱、散漫，活动的平庸，经费的拮据，到了1926 年，已难以维持下去了。
我们几个创始人得承认在这两个月内我们并没有露我们的棱角。在现今的社会里，做事不是平庸便是下流，做人不是懦夫便是乡愚。这露棱角（ 在有棱角可露的）几乎是我们对人对己两负的一种义务。
假如我新月社的生活继续下去，要不了两年，徐志摩不堕落也堕落了。我的笔尖再也没有光芒，我的心再没有新鲜的跳动，那我就完了———“泯然众人矣”！
927 年，国民革命军北伐，占领南京，局势一片混乱。北京的一批文人学者因为环境的关系，纷纷南下上海，上海成为比较安全的避难所。原来在北平的新月社的社员们，如闻一多、饶孟侃、余上沅、丁西林、叶公超、潘光旦、邵洵美等人又聚在了上海，梁实秋、刘英士、张禹九、胡适等人也由国外回到了上海。此时，志摩与陆小曼也到上海不久。
眼看着朋友们又聚集到了一起，志摩的心又有了“ 新鲜的跳动”。他便东奔西走，积极联络原新月社的成员。经志摩、胡适、余上沅等几位朋友一段时间的酝酿，最后决定招股集资合办一个书店，开辟新阵地，力求和文友们一起能在文坛上有新的作为。新月书店便是在这种情形下在上海滩成立。志摩在当时的日记中写到：“新月决定办”，“愿新的希望，跟着新的年产生，愿旧的烦恼跟着旧的年死去”。
此时的新月书店和当时北平的新月社虽然没有正式的关联，但对志摩来讲，这完全是一种事业的继续。新月书店的成立，志摩自然是奔走最卖力的。书店邀集的股本共有两千元，大股一百，小股五十。参加业务集股的有胡适、志摩、余上沅、闻一多、饶子离、张禹九、潘光旦、刘英士、丁西林、梁实秋、叶公超、罗努生等。大家推举胡适为书店董事长，余上沅为经理。胡适成了新月的领袖。而事实上，徐志摩才是新月的真正的灵魂。梁实秋先生曾在《谈徐志摩》中说到：
我记的，在民国十七八年之际，我们常于每星期六晚在胡适之先生极斯菲尔路寓所聚餐，胡先生也是一个生龙活虎一般的人，但于和蔼中寓有严肃，真正一团和气使四座并欢的是志摩。他有时迟到，举座奄奄无生气，他一赶到，像一阵旋风卷来，横扫四座，又像是一把火炬把每个人的心都点燃，他有说，有笑，有表情，有动作，至不济也要在这个的肩上拍一下，那一个的脸上摸一把，不是腋下夹着一卷有趣的书报，便是袋里藏着一札有趣的信扎，传示四座，弄得大家欢喜不置。
1927 年 7 月 1 日，新月书店正式开张，地点设在上海华龙路法国公园附近的麦赛而蒂罗路一五九号，生意很是红火。志摩为新月书店的成功感到非常的高兴。新月书店的成员们继承了北平时期所喜欢的聚餐会的做法，经常在胡适家举办聚餐会，有时也在志摩家，餐后大家随便闲谈。可时间一长，大家都觉得这种形式过于散漫，思想上收益小。胡适则提议最好每次聚餐会定一个主题，由一人主讲，然后大家围绕主题开展讨论，这样收益则较大。志摩和大家都表示同意。这种正式的有主题的聚会就从胡适提出的“ 中国往那里去？”的主题开始，成员们从各自不同的角度：政治、经济、文化、社会、道德等展开讨论。
这种形式的聚会持续了一段时间后，志摩和胡适、余上沅等商量，有必要办一个刊，这样可以把有关主题讨论的结果写成文章发表出去，以便产生更大的社会影响。志摩还提议把刊物的名称定为《新月》，理由“不是因为曾经有过‘新月社’，那早已消散，也不是有‘新月书店’，那是单独一种营业”，而是“因为它虽则不是一个怎样强有力的象征，但它那纤弱的一弯分明暗示着，怀抱着未来的圆满”!。提议得到大家的认同，志摩则着手筹办《新月》月刊。
1928 年 8 月 10 日，《新月》月刊恰如一轮新月，挂在了志摩的眼前，闪耀着希望的光辉。
“上帝说，要有光，就有了光。”
“冬天已经来到，春天还会远吗？”
我们这几个朋友，没有什么组织除了这月刊本身，没有什么结合除了在文艺和学术上的努力，没有什么一致除了几个共同的理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