凭这点结合的力量，我们希望为这时代的思想增加一些体魄，为这时代的生命添厚一些光辉。
但不幸我们正逢着一个荒歉的年头，收成的希望是枉然的。这又是个混乱的年头，一切价值的价值，是颠倒了的。
要寻出荒歉的原因并且给他一个适当的补救，要收拾一个曾经大恐慌蹂躏过的市场，再进一步要扫除一切恶魔的势力，为要重见天日的清明，要浚治活力的来源，为要解放不可制止的创造的活动———这项巨大的事业当然不是少数人，尤其不是我们这少数人所敢妄想完全担当的。
但我们自分还是有我们可做的一部分的事。连着别的事情我们想贡献一个谦卑的态度。……
我们对我们光明的过去负有创造一个伟大的将来的使命；对光明的未来又负有结束这黑暗的现在的责任。我们第一要提醒这个使命与责任。我们前面说起过人生的尊严与健康。在我们不曾发见更简赅的信仰的象征，我们要充分的发挥这一双伟大的原则———尊严与健康。尊严，它的声音可以唤回在歧路上彷徨的人生。健康，它的力量可以消灭一切浸蚀思想与生活的病菌。
此时的志摩拿出了否定一切现实的勇气，他综观现代文坛，并归纳了文艺十三大派别，感伤派、颓废派、唯美派、功利派等等，逐一批评了他认为的每一派别的不良倾向，并代表新月同人向社会向文坛为文艺标举出两大旗帜：尊严与健康！他曾对梁实秋说，尊严与健康的那篇宣言，不但纠正时尚，也纠正了他自己。这篇宣言“尊严”与“健康”的两大旗帜，在中国现代文坛上产生了很大的反响。
《新月》月刊在新月同人的共同维持下，差不多办了两年。这也是志摩所参与主编的时间最长的刊物。从主张看，《新月》应该是一纯文学刊物，这是符合志摩所定的编辑方针的，努力的方向也还是文艺方面。但《 新月》也不时地刊登一些社会科学方面的文章，政治的、社会的、道德的，这也是符合新月一部分人的主张的。从第 2 卷第 2 期起，新月月刊的面貌和从前不同了，接连着登了胡适、梁实秋、罗隆基几位先生的政治性文章，《 新月》的方向已逐渐由文艺偏向了政治，她的政治色彩逐渐的浓了起来。到了第 2 卷 6、7 合刊时，还专门刊登了“ 敬告读者”文，明确表明了“自己”要谈政治的编辑方针，于是社会上许多人都异口同声地说：“新月谈政治了！”
不错，我们是谈政治了，我们以后还要继续的谈。……如今这个时局是真沉闷，但是这沉，不是安静的意思，是在酝酿着将来的更大的不安。我们没有法子使我们不感到这个时局的严重。我们有几个人便觉得忍无可忍，便说出话来了，说出与现在时局有关的话来了。……
我们现在要有意识的定下一个编辑计划：以后每期都希望于原有的各种文章之外再有一两篇关于现在时局或一般政治的文章。这便是我们现在要特别告诉读者诸君的一个消息。……
《新月》的发展路向已难以把握。基于这样的情况，志摩于1929 年 7 月编定《 新月》2 卷 5 号后，就辞去了编辑职务。在1929 年 7 月 21 日志摩给李祁的信中说到了曾提到此事：
……所谓新月消息，并不十分准确。既经说及，容为道之。新编新月，早已不满同人之意。二卷一期我选登外稿观音花，读者颇多称赞（ 例如邵洵美至称为杰作。其实此文笔意尚活泼可取，作者系一年轻学生，我不相识也），但梁实秋大不谓然，言与新月宗旨有径庭处，适之似亦附和之，此一事也。X 光室及译文我一齐选登二期，梁君又反对，言创作不见其佳，译文恐有错处。我说我意不然，此二文决不委屈新月标准，并早已通知。结果登一篇。我谓梁君如必坚持尽可退回，无妨也，但不知如何，译作仍在三期登出。胡先生亦谓 X 光室莫名其妙，我也与辩。适新月董事会中有决议，我遂不管编辑事。上月陈通伯夫妇来，说及X 光室，皆交口赞美，我颇觉抒气，继雪林女士及袁昌英亦都说好。我说如此看来，我眼睛不是瞎的，但始终未向梁胡诸前辈一道短长，因无可喻也。……我颇想另组几个朋友出一纯文艺月刊，因新月诸公皆热心政治，似不屑治文艺，我亦不便强作主张也。
不过，志摩辞职后，并未远离新月，他继续是新月同人的好朋友，继续为《新月》提供诗文。
到了民国十九年，新月的一伙人差不多都离开上海了。闻一多本来不在上海，十九年夏他到上海来。我们应杨金甫邀赴青岛参加正在筹备中的国立青岛大学。胡先生和志摩都到北大去了，上沅也早就到了北平。新月杂志在罗隆基编辑之下逐渐变了质，文艺学术的成分少了，政治讨论的成分多了，这是我们始料所不及的事。书店在光旦的长兄潘孟翘先生强勉支撑中也不见起色。所以胡先生有一次途经青岛时便对我们说起结束新月的事，我们当然也赞成，后来便由胡先生出面与商务印书馆王云五先生商洽，由商务出一笔钱（大约是七八千元）给新月书店，有这一笔款弥补亏空新月才关得上门，新月所出的书籍一律转移到商务继续出版，所有存书一律送给商务，新月宣布解散。!
新月书店办了两年，出版了一批有价值的文艺书籍，算是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新月书店出版的第一本书是胡适先生的白话文学史》，也是当时新月版的最畅销的一本书。还有潘光旦的《家庭问题论丛》等三本；梁实秋的《浪漫的与古典的》、《文学的纪律》等六本；陈西滢的《西滢闲话》；凌叔华的《 花之寺》；陈衡哲的《小雨点》；余上沅的《国剧运动》；徐志摩、沈性仁翻译的《玛丽玛丽》等等。志摩的作品在新月出版的有《翡冷翠的一夜》、《巴黎的鳞爪》、《自剖》、《卞昆岗》等。
在《新月》月刊上，志摩除了发表了一些诗作外，还继续致力于对西方文艺的译介。如他撰写的有关哈代的一系列的文章就发表在《新月》的创刊号上，以示纪念哈代于 1928 年 1 月逝世。在创刊号上，他还发表了《 白朗宁夫人的情诗》一文，热情地赞美了白朗宁夫人的纯真而动人的爱情及情诗。他还在《 新月》月刊的 1 卷 3 号上发表了《一个行乞的诗人》一文，介绍了英国诗人苔微士克服生活的磨难而成为一位有影响的诗人奋斗的一生，以便激励中国的诗人们。他还在《新月》月刊上撰文评介波特莱尔的散文诗，还出版了翻译小说《 英国曼殊斐尔小说集》、《赣第德》及《玛丽玛丽》等。
婚姻的苦恼
去年的八月：在苦闷的齿牙间过日子；一整本呕心血的日记，是我给眉的一种礼物，时光改变了一切，却不曾抹煞那一点子心血的痕迹，到今天回看时，我心上还有些怔怔的。日记是我这辈子———我不知叫它什么好；每回我心上觉得晃动，口上觉得枯涩，我就想起它。现在情景不同，不仅脸上笑容多，心花也常常开着的。我们平常太容易诉愁诉苦了，难得快活时，倒反不留痕迹。我正因为珍视我这几世修来的幸运，从苦恼的人生中挣出了头，比做一品官，发百万财，乃至身后上天堂，都来得宝贵，我如何能噤默。人说诗文穷而后工，眉也说我快活了做不出东西，我却老大的不信，我要做个样儿给他们看看———快活人也尽有有出息的。……
这是徐志摩婚后日记（《 眉轩琐语》1926 年 8 月———1927年 4 月）里的一段。徐志摩破除了一切阻碍，终于追求到自己理想中的美人。婚后，他与陆小曼过上了一段心花怒放的幸福的日子。《爱眉小札》中的那种烦躁不安、痛苦不堪的心境已烟消云散了。
徐志摩尽情地享受着新婚后的蜜一样的生活，同时情绪饱满孜孜于自己的事业，经营书店，创办诗刊，助成新诗的生长。这样的日子过了一段时间，生活渐渐地平静了下来。
蜜月已经过去，此后是做人家的日子了。回家去没有别的希冀，除了清闲，译书来还债是第一件事。此外就想做到一个养字，在上养父母，（ 精神的，不是物质的。）与眉养我们的爱，自己养我的身和心。（1926 年 9 月 19 日）
陆小曼也已恢复了婚前的生活，开始了交际场上的交际活动。她是从小养尊处优惯了的，在北平时，就是有名的会花钱的小姐，在上海更是名满江南的交际花，结婚成家后，依然如故。
徐志摩和陆小曼来上海后，原居住于环龙路花园别墅十一号，陆小曼不满意，后又搬至福熙路四明村九二三号。四明村的屋子，是独门独户的四合院似的洋楼，前面两层楼，后面三层楼，这是当时上海滩上上乘的房屋。陆小曼租了一幢。不仅如此，“陆小曼出入有私人汽车。家里佣人众多，有司机、厨师、男仆，还有几个贴身丫头。……挥霍无度，想买什么就买什么，不顾家中需要不需要，不问价格贵不贵，……因此，志摩只得在光华大学、东吴大学、上海法学院、南京中央大学，以至北平北京大学，到处兼课，拼命挣钱，以博小曼的一笑。即使这样，还要经常欠债，志摩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团团转，而小曼则若无其事，坦然处之。”“……她的一天是从下午开始的。在下午，她作画、写信、会客、记日记；晚上大半是跳舞、打牌、听戏，过了子夜，才拖着疲倦的身体，在汽车里一躺，回家了。上海是个不夜城，她过的是不夜的生活。”!“住在陆家的时候，只盼天黑，因为天黑了干娘才起来，此时上下灯火通明，客人也开始来访。”!
在上海上流社会里，无论男女，都想一睹陆小曼的风姿以为荣。她爱唱戏，阔太太们登门求请她帮忙参加募捐赈灾义演，每次必推她押轴。她还喜欢捧戏子，尤其喜欢捧坤伶，对于捧角，更是一掷千金，毫不吝啬。
志摩的父母当时虽答应了他与陆小曼的婚事，也是迫于多方的压力，不得已，婚后始终不愿意接纳陆小曼，许诺的三分之一的财产，也成了一句空话，从此也断绝了与他们的经济资助。
经济来源的紧张，加之陆小曼不良生活习惯导致她身体状况也不见好转只见变坏，志摩倍感婚后生活的负担一天天的加重。
今天是观音生日，也是我眉儿的生日，回头家里几个人小叙，吃斋吃面。眉因昨夜车险吃吓，今朝还有些怔怔的，现在正睡着，歇忽儿也该好了。（1926 年 9 月 19 日）
曼的身体最叫我愁。一天二十四小时，她没有小半天完全舒服，我没有小半天完全定心。给我勇气，给我力量，天！（1927 年 1 月 1 日）
恋爱胜利后的幸福没有了，平静的生活也被打破了。志摩感到了生活的灵性在泯灭，他觉到了堕落的危机。
难道一个诗人就配颠倒在苦恼中，一天逸豫了就不成呢？而况像我的生活何尝说得到逸豫？只是一样，绝对的苦与恼确是没有了的，现在我一不是攀登高山，二不是疾驰峻坡，我只是在平坦的道上安步徐行，这是我感到闭塞的一个原因。（1926 年 8 月 20 日）
这年头大彻大悟是不会有的，……德生说我们现在都在堕落中，这样的朋友只能叫做酒肉交，彼此一无灵感，一无新生机，还谈什么‘ 作为’，什么事业。……我想在冬至节独自到一个偏僻的教堂里去听几折圣诞的和歌，但我却穿上了臃肿的袍服上舞台去串演不自在的‘ 腐’戏。我想在霜浓月淡的冬夜独自写几行从性灵暖处来的诗句，但我却跟着人们到涂腊的跳舞厅去艳羡仕女们发金光的鞋袜。（1926 年 12 月 27 日）
梁实秋先生曾说：“把自己的生命和前途，寄托在对‘爱、自由、美’的追求上，而‘爱、自由、美’又由一个美艳的女子来做象征，无论如何是极不妥当的一种人生观”。“ 志摩的单纯的信仰，换个说法，即是‘ 浪漫的爱’。浪漫的爱，有一最显著的特点，就是这爱永远处于可望而不可即的地步，永远存在于追求的状态中，永远被视为一种极圣洁高贵极虚无缥缈的东西。一旦接触实际，真个的与这样一个心爱的美貌女子自由结合，幻想立刻破灭。原来的爱变成了恨，原来的自由变成了束缚，于是从头来再开始追求心目中的‘ 爱、自由、美’。这样周而复始的两次三番下去，以至于死。在西洋浪漫派的文学家里，有不少这种‘浪漫的爱’的实例。雪莱、拜伦、朋士……乃至罗梭，都是一生追逐理想的爱的生活，而终于不可得。他们爱的不是某一个女人，他们爱的是他们自己内心中的理想。”!
这种幻灭之感，已预示着志摩悲剧性人生的开始。
是春倦吗？这几天就没有全醒过，总是睡昏昏的。早上先不能醒，夜间还不曾动手做事，瞌睡就来了。脑筋里几乎完全没有活动，该做的事不做，也不放在心上，不着急，逛了一次西湖反而逛呆了似的。想做诗吧，别说诗句，诗意都还没有影儿，想写一篇短文吧，一样的难，差些日记都不会写了。（1927 年 4 月 20 日）
灵魂的伴侣已不够灵了。志摩在怀疑爱情，在疑惑自己恋爱到底是什么一回事？
恋爱他到底是什么一回事？———
……
忽然有一天———
我又爱又恨那一天———
我心坎里痒齐齐的有些不连牵，
那是我这辈子第一次的上当，
有人说是受伤———
你摸摸我的胸膛———
他来的时候我还不曾出世，
恋爱他到底是什么一回事？
……
爱是痴，恨也是傻。然而陆小曼却毫不理会志摩的心，反而认为：“ 志摩对我不但没有过去那么好，而且干预我的生活，叫我不要打牌，不要抽鸦片，管头管脚，我过不了这样拘束的生活。我是笼中的小鸟，我要飞，飞向郁郁苍苍的树林，自由自在。”!
由于身体的毛病，陆小曼常请一位唱戏时的朋友名叫翁瑞午的推拿医生来诊治，翁瑞午由此而插足了徐志摩与陆小曼的生活。翁瑞午“是个瘦长脸，白白的，总是穿长袍，黑锻鞋，……人很活络也很风趣”。 较之徐志摩，翁瑞午和陆小曼的嗜好更相同一些，生活的习惯都是日夜颠倒，都会唱京戏，拍昆曲。翁瑞午人很精明仔细，善解人意，在陆小曼身上处处留心体贴。由于陆小曼的身体弱，常常因唱戏而发病，经翁瑞午的推拿，真能手到病除。可疼痛终除不了根，在翁瑞午的劝说下，陆小曼开始用鸦片烟来解除痛苦的烦恼。这样，陆小曼就常常和翁瑞午一榻横陈，隔灯并枕，吸起了阿芙蓉。
徐志摩是受过西洋教育的，看得开，对陆小曼与翁瑞午之事，他也自有他的哲学：男女的情爱，既有分别，丈夫绝对不许禁止妻子交朋友，何况芙蓉软榻，看似接近，只能谈情，不能做爱。他认为男女之间，最规矩最清白的是烟榻，最暗昧最嘈杂的是打牌。所以志摩不反对小曼吸食鸦片，而反对她打牌。他的这种姑息态度，助长了陆小曼的放纵，以至她与翁瑞午之间发展到不清不白的程度。陆小曼的一生以及他与徐志摩的婚姻便这样窝窝囊囊的断送在烟榻上了。
生活的窘迫和陆小曼的颓废，使志摩内心十分痛苦。他在后来给陆小曼的一封信中说到：
我对你的爱，只有你自己最知道。前三年你初沾上习的时候，我心里不知有几百个早晚，像有蟹在横爬，不提多么难受。但因你身体太坏，竟连话都不能说。我又是好面子，要做西式绅士的。所以至多只是短时间绷长一个脸，一切都忧在心里。如果不是我身体茁壮，我一定早得神经衰弱。
上海滩上的生活和事业都使徐志摩陷入了困境。面对残酷的现实，他也不得不承认自己理想的失败：
阴沉，黑暗，毒蛇似的蜿蜒，
生活逼成了一条甬道：
一度陷入，你只可向前，
手扪索着冷壁的粘潮，
在妖魔的脏腑内挣扎，
头顶不见一线的天光，
这魂魄，在恐怖的压迫下，
除了消灭更有什么愿望？
环球之旅
早在 1927 年初志摩就有了再出国的愿望。他曾在 1927 年1 月 7 日给胡适的信中说起过：
早在 1927 年初志摩就有了再出国的愿望。他曾在 1927 年1 月 7 日给胡适的信中说起过：
你信上说起恩厚之夫妇，或许有办法把我们弄到国外去的话，简直叫我惝恍了这两天！我哪一天不想往外国跑，翡冷翠与康桥最惹我的相思，但事实上的可能性小到我梦都不敢重做。……只是叫我们哪里去找机会？中国本来是无法可想，近来更不是一个世界，我又是绝对无意于名利的，所要的只是‘草青人远，一流冷涧’。这扰攘日子，说实话，我其实难过。
到了 1928 年，志摩更是想到国外去换换空气，离开这越来越扰攘的日子。他同时希望他的远离，能促使陆小曼有所觉悟。所以他以看望国外的老朋友，与泰戈尔团聚为理由，再次踏上了出国的旅程。
1928 年 6 月 15 日，志摩来到了黄浦江码头，登上了豪华的邮轮加拿大皇后号，开始了他一生中的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出国。这次环球之旅，他准备经日本横穿太平洋到美国，再穿越大西洋到英国，最后到印度，然后由印度回国。全程绕地球一周，以便重温他早年求学异邦时的梦。
虽是第三次来到日本，志摩仍为岛国赏心悦目的绮丽风光所迷惑。岛国山水的独到妙处，岛国人民在大地震后把东京建成如此繁华的大都市的顽强意志和创造精神，使他敬佩。可就在一个月前，日本侵略者强占了中国的济南，大肆屠杀中国人民，制造了“济南惨案”，对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行为志摩更是痛恨至极。他此时在日记中写道：“ 这几天来生平第一次为国事难受。……一方面日本人当然的可恶，他们的动作，他们的态度，简直没有把我们当‘ 人’看待，且不说国家与主权。以及此外一切体面的字样，这还不是欺人太甚？”。
美国的哥伦比亚大学，可是志摩接触西方文明的起点。离开了岛国，来到曾经就读的母校，志摩触景生情，回想起当年初来此地时，意气风发，那是何等的豪迈。可如今的心境，却像是逃难一般。
留学美国时毅然改往英伦，当年的心情是那样的迫切，此次环球漫游的伦敦、康桥之行，同样也是对志摩最具引力的。
抵达了英伦，他首先来到英国南部德温郡的托特尼斯会见恩厚之。恩厚之在此地进行的农村建设实验工作，很成功。志摩在 1925 年欧游时就想参观托特尼斯的达廷顿庄农村建设基地，但因急于要回国，未能如愿。此次志摩来到后，恩厚之夫妇热情地接待了他。志摩仔细地参观了达廷顿庄，非常兴奋和羡慕，表示一定要把达廷顿庄的做法搬到中国去。他告诉恩厚之，他回国后第一件要做的事就是和几个朋友成立一个小组，然后着手在江浙等地进行实地研究，并做好实验计划的方案，为实现自己早在泰戈尔来华时未能实现的绿色之梦，走出成功的第一步。他希望得到恩厚之的支持。恩厚之很欣赏他的理想，并答应在经济上和经验上给予他们全力支持。
离开了达廷顿庄，志摩的心情更是激动无比，他又见到了他魂梦萦绕的精神故乡———康桥。
康桥是志摩理想的起点。相隔六年后他再次漫步在康河岸边，只见康河两岸的景物依然是那样的美好，康河的流水还是那样的温柔妩媚，河中的船影和人影还是那样的迷人、那样的令人神往……景物依旧，可人事已非！徐志摩已不是六年前站在河岸终日憧憬的徐志摩了，徐志摩已是伤痕累累了。人事沧桑，不堪回首！
自离开康桥之日，志摩就梦想着再来康桥之时。现在他回来了，可再也觅不到当年的那种狂放的喜悦，而孤独和忧伤却依然陪伴着自己。志摩站在河边遐想，伤感，满腹的情感渴望能再次向康河倾诉。
……
寻梦？撑一支长篙，
向青草更青处漫溯，
满载一船星辉，
在星辉斑斓里放歌。
但我不能放歌，
悄悄是别离的笙箫；
夏虫也为我沉默，
沉默是今晚的康桥！
悄悄的我走了，
正如我悄悄的来；
我挥一挥衣袖，
不带走一片云彩。
故地寻梦，志摩忘不了心底深处的那一份思念。他去了沙士顿，寻访了那间当时经常收取林徽音来信的杂货铺，看望了老房东夫妇。
志摩也无法忘怀英国的好友，是他们在他处在人生十字路口的关键时刻给予他巨大的帮助。罗素仍然和当年一样，话语间充满着睿智和幽默。志摩与之无拘无束长谈了一夜，很兴奋。像这样的精神交流和精神享受，对志摩来说已是很难得的了。狄更生先生的深情更使志摩倍感欣慰和激动，为了能见上志摩的面，狄更生从巴黎追随志摩到杜伦，再到马赛，两人终于见了面。当志摩见着了这位当年把自己介绍进皇家学院，使自己从此涉猎英国的文化及英国名人之间的老人，心中得到了无比的安慰。真是不虚此行。
温故了魂梦萦绕的精神故乡，志摩此行的另一重要计划就是去印度拜会泰戈尔老人。一是与老人叙一叙分别后的思念，“还几年来的一个心愿，在老头升天以前再见他一面”；一是想参观老人在苏鲁农村实验基地的美好画卷。
10 月初，志摩终于来到印度，见到了时常给自己的灵魂以宽慰的老人。老人一如多年前一样，精神奕奕。志摩的到来使老人很开心，他有说，有笑，幽默而风趣，也使志摩像见到亲人一样的喜悦。
老人把志摩在印度的日程安排的很好。10 月 9 日，由泰戈尔老人主持，一帮印度的朋友为志摩举行了茶话会，盛情地款待志摩的到来。会上泰戈尔老人专为志摩画了几幅素描画，上面还题有短诗。老人还朗读了志摩的诗《 沙扬娜拉》。志摩为老人及朋友们的情谊所感动，已完全忘记了自己的苦恼。次日，是孔子的诞辰日，也是志摩与陆小曼结婚两周年纪念日，老人特意安排志摩到国际大学做了一次讲演，给印度的师生们讲介中国的孔夫子。
泰戈尔老人在印度苏鲁农村建设的实验基地，是 1921 年由老人设想，在恩厚之夫妇的帮助下建设起来的。内设学校、合作社、畜牧厂、手工业作坊等，配有医疗队、救火队、蓄水池等装备。基地重视提倡音乐、歌舞、戏剧和美术等文化活动，面貌一新。志摩在管理人员的陪同下，参观了基地并走访了周围的村庄，还跟基地的学生们见了面。所见所闻，志摩了解到基地所做的出色的工作，对老人致力于农村开发、造福于平民的思想举措，深为敬佩。
通过对恩厚之的达廷顿和泰戈尔老人的苏鲁基地的所见，志摩思想上对农村实验基地有了进一步的认识。他在致恩厚之的信中这样称赞到：“我的心真是充满光明、钦仰和希望。从今以后，我能遥指英伦的达廷顿和印度的山迪尼基顿，点明这两个地球上面积虽小，但精神力量极大的地方，是伟大的理想进行不息，也是爱与光明永远辉耀的所在。”“ 达廷顿是我所认识的通往人间乐园最快的捷径。大自然对达廷顿十分仁厚，而你用爱作事业的推动力。结果就一定有超凡的成就，正如纯然美的诗歌，其中毫无聒耳的嗓音。”
离别了泰戈尔及印度的朋友，志摩就返回了上海。历时近半年的环球之旅，志摩不仅与故侣新知共相欢叙，愉快至深；而且他得到了很多的宝贵的经验与知识，心中充满了新的希望，他要在中国干一番事业，致力于农村的建设实验工作。他在《 致恩厚之》中说到：“ 想到已访问了两处使我获益良多的地方，我感到十分快乐。我现在动程回国———头脑中装满了知识，心怀里充满了感念。”
自踏出国门，志摩的心中无时不记挂着在上海的陆小曼，环球旅行中，他不停地给陆小曼写信，报告他在各地的所见所闻所感，并不时地提醒陆小曼要“ 千万保重，处处加爱”，要振作精神，不要再沉迷于一些不健康的生活方式。
上海的生活想想真是糟。陷在里面时，愈陷愈深；自己也觉不到这最危险，但你一跳出时，就知道生活是不应该这样的。
上海这种疏松生活实在是要不得的，我非得把你身体先治好，然后再定出一个规模来，另辟一个世界，做些旁人做不到的事业，也叫爹娘吐气。我也到年纪了，再不能做大少爷，马虎过日。近来感受种种的烦恼，这都是生活不上正轨的缘故。曼，你果然爱我，你得想想我的一生，想想我俩共同的幸福；先求养好身体，再来做积极的事。一无事做是危险的，饱食暖衣无所用心，决不是好事。你这几个月身体如能见好，至少得赶紧认真学画和读些正书。要来就得认真，不能自哄自，我切实的希望你能听摩的话。你起居如何？早上何时起来？这第一要紧———生活革命的初步。!
回到上海后，心怀满腔热诚的徐志摩却当头被泼了一盆冷水，顿时心凉了半截。见到陆小曼依然故我，不但没有改变，而且与翁瑞午的关系更加密切，有关他们的谣言越来越多。志摩的出国，简直是给了他们一个机会。看到这样的境况，志摩内心真是苦不堪言。
他在不久后给陆小曼的信中写到：“ ……我决意去外国时是我最难受的表示。但那时万一希冀是你能明白我的苦衷，提起勇气做人。我那时寄回的 100 封信，确是心血的结晶，也是漫游的成绩。但在我归时，依然是照旧未改；并且招恋了不少浮言。我亦未尝不私自难受，但实因爱你过深，不惜处处顺你从着你。也怪我意志不强，不能在不良环境中挣出独立精神来。”这次出国对于徐志摩和陆小曼的关系来说没有任何益处。
志摩一如既往地在上海痛苦地生活着。不久，北京传来梁启超先生病危的消息。志摩立刻北上前去探望。尽管先生曾经竭力反对他的离婚和第二次婚姻，阻挠了他与林徽音的恋爱，但志摩心中毫不存介意，对老师一直是崇敬之至。当他看到先生躺在病床上，已是病入膏肓，志摩心痛的流下了眼泪。他深深地感到：“老先生实在是绞尽脑汁，流干了心血。”在医院里，志摩也见到了从美国回来护理梁启超的林徽音。她还是那样的美，风度无改，涡媚犹圆，谈锋尤健，兴致亦豪。林徽音自 1924 年 6月赴美留学后，先后在美国学习了几年的美术，1928 年 3 月与梁思成在加拿大举行了婚礼，并到欧洲蜜月旅行了两个月后一同回国，被东北大学聘为建筑系教授。
1929 年 1 月 19 日，梁启超先生与世长辞。志摩陷入了悲痛之中。转而他竭尽全力筹划各种纪念活动以表示他对恩师的敬重。他积极联络胡适、梁实秋等人，以《 新月》第 2 卷第 1 期为梁先生出专刊。梁先生一生追求的都是学问，死后志摩着意地宣扬先生的学问和人格，出版介绍先生的遗著，以告慰先生的在天之灵。
早在泰戈尔来华访问期间的太原之行，泰戈尔与志摩曾会见过阎锡山，并提出在山西推行农村建设试验计划的想法。阎锡山对他们的计划表示赞同，并决定把山西晋祠一带的农田作为试验的基地，但后来未能实现。
这次在欧洲参观了达廷顿和苏鲁实验基地后，志摩的心中更有一种跃跃欲试的冲动。回国不久，他就亲自进行实地考察，找人商讨农村建设实验基地问题，并初步选择浙江南北湖的地方为实验基地，得到同伴的赞同。1927 年 1 月 7 日，他致恩厚之的信中说：“我到江苏和浙江跑过了，已立意选择后者。理由之一就是浙江省的人较为淳厚，他们多少仍保留着一点人性的美丽。这是常与大自然接触，也是因为与文明污染少有关系之故。不过我还要作进一步的研究，才能定出实际的计划。我有几个专长农科并懂得乡村情况的朋友，他们是我旅行考察的助手。我唯一的希望是你们两位能够在最近的将来抽出时间来中国走一趟，帮助我们决算一切。”信寄出后，很快就有了回音，并表示很乐意资助。
可计划归计划，在这时局动荡的年代，要做这一件很实在又很理想的事，无异于一场梦。梦，一碰到现实，自然就会灰飞烟灭。志摩在实施他的计划的过程中，越来越觉得现实的残酷。正如他后来给恩厚之的信中所说：“ 天平的一头是那些毫无心肝的统治者，另一头是那些默然受苦的民众。这种情形一定导致即将来临的滔天灾难。”“ 治安一事，即使在江、浙两省，甚至是南京城附近，也是没有保障的。绑票几乎蔓然全国，抢劫更不用说了，法律是形同虚设的。”
他的计划未能得到政府的支持，也无法得到当地农民的理解。客观地说，志摩所向往的达廷顿和苏鲁式的农村建设基地，是超出于中国现实生活的，不符合中国的国情的乌托邦。“ 绿色之梦”的破灭是一种必然。志摩无可奈何不得不在 1929 年 3月 5 日函告恩厚之：“ 我有幸在达廷顿以及在山迪尼基顿从你和泰戈老那里把灵感和鼓舞带回中国，这些都是伟大的事物，但可惜都在毫无希望的时日和人事推移中渐渐黯然无光了。我痴心的梦想还是没有什么实现的机会。”
一连串的打击，志摩的灵机几乎被摧残殆尽。
“专做教书匠”
1927 年秋，在开办新月书店、筹办新月月刊的同时，志摩应上海光华大学的邀请，受聘为光华大学的教授，教授英美文学等课程，同时在东吴大学法学院做兼职教授。
在光华，他主要任职于英国文学系，讲授的课程都是有关英美文学的：英国文学史、英文诗、英美散文、文学批评等。他开的课学生们都爱选听。原因很简单，志摩是当时诗坛上的一位有名望的大诗人，在年轻的学生中自然有名人效应；更重要的是，这位大诗人丝毫没有教授的架子，而且个性像年轻的学生一样充满着蓬勃的生气，思想活泼，知识渊博，兴趣广泛，天文地理中外古今，无所不知无所不晓，对文学艺术更有自己独到的见解，讲课方式新奇，语言风趣。同学们都被这位“ 白皙的脸，大阔嘴，长下巴，一个大鼻子上架了一副玳瑁眼镜”的年轻教授给迷住了。志摩成了年轻学生的良师益友。
他当时的得意学生之一赵家璧后来在回忆自己恩师的文章《徐志摩和〈志摩全集〉———纪念诗人逝世 50 周年》中曾生动地回忆过当年志摩在给学生上课时的情景：“ 他踏进课堂，总是把隐藏在他长袍袖底的烟蒂偷偷地吸了最后一口，向门角一丢，就开始给我们谈开了。他有说，有笑，有表情，有动作；时而用带浙江音的普通话，时而用流利的英语。真像是一团火，把每个同学的心都照亮了。他的教学法不同一般，他教英国散文、诗、小说都没有指定的课本，也不是按部就班地教，而是选他自己最欣赏的具有代表性的作品念给我们听，一边讲课文，一边就海阔天空地发挥他自己的思想，我们这批青年就好像跟了他去遨游天上人间，从而启发我们闯入文学艺术的广阔园地。他用他诗人的气质，企图启迪我们性灵（他常用这个词，意指 inspiration）的爆发。他确是一个具有赤子之心的好老师。……一堂课下来，就开了一大批参考书，让我们上图书馆去自己学习，或是叫我们上别发洋行（ 当时设在上海南京路外滩一家英国人所开的西书店）去买。”
正如赵家璧所说，志摩教授学生不仅教授他们知识，更重要的是他还启发他们的性灵，引导他们对文学、艺术的理解和喜爱。他告诫年轻人：“ 文学不比数学，需要层次的进展，文学的园地，等于一个蛛网，你只要有文学的素养，你一天拉到了一根丝，只要你耐心的上去，你会把全个蛛网拉成一线的。我自己念书，从没有一定的步骤，找到了一本好书，这本书就会告诉你许多别的好书。”“要能真正欣赏西洋文学，你就得对西洋绘画和古典音乐具有心灵上的相当训练，这是一条大道的两个旁支。你们研究文学，决不应放弃这两位文学的姊妹———绘画和音乐，前者是空间的艺术，后者是时间的艺术，同样是触动着性灵而发的。”
到了春天，志摩索兴把课堂搬进了大自然中。当日只要是有志摩老师的课，一大早，赵家璧和他的同学们就会在校门口候着志摩的汽车来。看见老师从车上挟一堆西书走近时，同学们就会一拥而上，围着老师漫步地走出校园一处的篱笆，爬越小泥山，跨过小溪流，来到一片平坦的绿草地，在那棵古槐树下，开始了讲课。
头顶着满天的绿叶，小鸟儿在啾啾的唱着歌。一长石条上，同学们便依次的坐下来。志摩老师则依靠在那颗老槐树的干上，开始了莎士比亚、歌德、雪莱、拜伦、曼殊斐尔……；开始念赫特生（W .H.Hudson）的《绿色大厦》和《鸟与人》；开始讲泰戈尔怎样喜爱赫特生的作品，怎样和自己一起研究《鹞鹰和芙蓉雀》的故事；讲印度泰戈尔的 Santiniketen（山迪尼基顿）School里故事……
在这样一个好境地里，志摩和同学一起，一边听着远处的鸟声，一边傍着潺潺的溪流，一边在欣赏诗人们的作品，一边感叹宇宙万物的可爱。凝望这蓝天，这风动的树林，这可爱的金丝雀，志摩像是在心灵里听见了什么，从别的世界吹来的声音；忽而又感慨起人生来：这现实的世界为何这么脏，为何这么丑？一个人生活在这世界上，这就好比笼中的鸷禽，他的拘禁，使他再不能高飞，再不能远跳，再不能悠纵劫掠的本能。我们不想做芙蓉鸟，我们要远走高飞。“ 让我们有一天，大家变做了鹞鹰，一齐到伟大的天空，去度我们自由轻快的生涯吧，这空气的牢笼是不够人们翱翔的。”
一次，志摩上完南京的课，一早到了光华（ 志摩在南京上完课，照例是乘夜间车到上海，接着再上当天的课）。同学们见他走进教室时，脸上满堆着愉快的色彩。老师这么好的精神，看来今天一定又有好故事听了。只见志摩照例把暗藏在衣袖里的一支卷烟尾，吸了最后的一口，丢在屋角里，于是就兴奋地开了口：
你们可能猜到我要讲些什么东西给你们听，啊，我昨天的愉快，是生平第一次了，你们以为我昨天搭夜车来的吗！……我昨天从南京飞来，啊，你们没有坐过飞机的人，怎能体会到我当时的欢喜。我只觉得我不再是一个地球上的人，我跟暑天晚上挂在蓝天空里闪亮的彗星一样，在天空中游荡，再也不信我是一个皮肉造成的人了。从窗口向地上望，多么渺小的地球，多么渺小的人类啊！人生的悲欢离合，一切的斗争和生存，真是够不上我们注意的。我从白云里钻出，一忽儿又躲在黑云里去。这座飞机，带着我的灵魂飞过高山，飞越大湖，飞在闹市上，飞在丛林间，我当时的希望，就望这样的飞出了这空气的牢笼，飞到整个的宇宙里去！我幻想我能在下一刻儿飞在地王星与天王星中间，把我轻视的目光，远望着这一座人们以为了不得大的地球，让我尽量的大笑一下吧：‘ 你这座可怜渺小的地球，你们这辈住在地面上的小虫儿，今天给我看到你的丑态了！’啊，我快活得跳起脚来，只可惜他没有带我出这空气的范围，今天我还是到这里来，给你们相对的坐着上课了。!
志摩海阔天空地发挥着自己的想像，同学们也好像一个个云里雾里，跟着他去遨游天上人间了。坐飞机能给心灵上这么大的启示？恐怕也只有从志摩那里领会得到。
除了 1928 年下半年出国那半年之外，志摩在光华大学教了三年书。他自己也感到与光华发生了深切的感情。但毕竟就他的内心来讲，他原本是极想一心一意在文学上做一番事业的，做教授本不是他的理想，在很大程度是为了经济问题的考虑。
到了 1929 年秋，志摩的心境已是黯然神伤。心爱的事业、父母的爱、夫妻的情、朋友的友谊，此时在他的心里都变得枯涩了。为了生活的不得已，他把他的精力完全投向了教书。他在给朋友的信中说到：“下半年为谋生计，不得不教书。上海有光华、大夏来请。”“我下半年到南京中大教文学，亦不得已也。”奔波于上海、南京两地，兼任了三所大学的课程。可见志摩生活状态的窘迫，精神的疲乏。“ 我这一年来专做教书匠，作品绝无仅有。……我因为年来绝少创作，心里总不自在。上海的生活实在于我不相宜。”
不久，应上海暨南大学文学社团秋野社的邀请，志摩在上海暨南大学作了题为《 秋》的演讲。讲演中吐露了他当时上海生活事业的真情实感。当他后来把《 秋》原稿交于赵家璧准备出版时，曾对赵说：“这篇文章应当与《落叶》并读，因为其间有联系，也有差别；是不同时期的两篇演讲稿，但从中可以看出我一点相同的思想。”《 落叶》是 1924 年秋志摩在北平师大做的演讲，当时是他留学回国两年后，感情、事业上遇到的第一次低潮。相隔五年后的《 秋》，在又一次经历了感情事业的种种挫折后，徐志摩再度对现实、人生充满着一片悲秋哀秋的感伤，陷入了深深的痛苦和迷茫之中。
我不知道风
是在哪一个方向吹———
我是在梦中，
在梦的清波里依洄。
……
我不知道风
是在哪一个方向吹———
我是在梦中，
她的负心，我的伤悲。
我不知道风
是在哪一个方向吹———
我是在梦中，
在梦的悲哀里心碎！
……!
1930 年冬，光华闹了学潮。光华大学是“五卅”惨案后，因美国人办的圣约翰大学学生进行反帝斗争遭到压制，便由中国人自己集资捐地创办的一所民办大学。她的办学形式较为自由，学生中既有国民党员，也有共产党员，两者之间时常产生摩擦。国民党当局为了能控制学校，于是指使特务学生带头闹学潮，严重影响了学校正常的教学秩序。校方为了主持正义，临时组织了由教职员组成的七人校务执行委员会把闹事的头目给开除了。志摩天性爱和平，而且政治意识很强。在这场学潮中，他立场鲜明，表现的大义凛然，被推为校务执行委员之一。后来，上海的国民党当局出面干涉校政，志摩非常义愤，对国民党当局的行径非常不满。他曾致信他的朋友，当时的教育部次长郭有守，说到：
光华学潮想大致知道。最近又有新发展，已告到大部。我们想从你得知一些消息。市党部于四、五日前有正式公文送光华，提出四条件……此事以党绝对干涉教育，关系甚大。弟等个人饭碗不成问题。如有内定情况，可否先漏一二？俾穷教授有所遵从。
由此，志摩离开了光华，离开了上海，于 1931 年春，去北京大学任教。
临去北京之前，他把《 秋》原稿交于了赵家璧。赵家璧问他，为什么《秋》和《落叶》这两篇演讲稿都用一句欢呼式的英语作结束。志摩当时回答说：“ 这是英国哲学家托马斯·卡莱尔的话，意即千秋万代，永远向前！我用这来鼓励中国青年应当就在今天采取积极的、肯定的、向上的人生态度。我想望着一个伟大的革命，因此我在《 落叶》里喊着。两年时间过去了，我盼望的事情出现没有呢？没有！但是我在《秋》的结束处，还是照样喊着，我对青年的希望没有变，对未来的希望没有变！”!
后来光华的风潮平息，赵家璧和他的同学们都希望志摩能再回到光华任教，赵家璧为此还专门去了一封信邀请，但志摩没有再回光华。事实上，光华学潮对志摩来讲是一个解脱的机会。婚姻生活的苦闷，越来越折磨着他，他强烈地意识到要拯救自己的性灵，不能再堕落下去了，上海的十里洋场绝不是一个诗人呆的地方。他曾一度出国，这次北上，都是努力在摆脱困境，为自己寻找希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