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这代人，在学术和理论方面先天不足，求学期间学习和掌握的整个理论框架存在大问题，像以前学的经济学现在基本不用了，搞市场经济了，我们就重新开始了解西方的宏观经济学、微观经济学，然后以此为基础往下走。如果我们按照学术的惯性往前走，按以前的思路去研究中国经济，这种学术起点并不比记者的起点更具优势。用这样的学术起点往前走，可能也走不了多远，还可能走错路，不如记者没有预设的理论框架好往前走。所以，我觉得我的这种记者式的方式，在中国特定的条件下——以前的理论大量地被放弃，不管用了，这时候反而能显出一些优势来，就是直接关注问题，没有什么条条框框的束缚，抓住问题的核心去理解和阐释，看哪个理论好用就拿哪个理论用，没什么门户之见。
访谈者：我们来谈谈你读书的方法。据说，你会像画一棵树一样去读书，困惑越多，读出的东西越多，枝干常常超出主体，以你最近读的田纪云的《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为例，用什么东西来考量从一本书中有所收获？
吴思：我读书，刚开始读，心有所感，就随手在书页边上写下来，最后这一本书到处都是花花绿绿的，到处都是折页，那么我究竟积累了什么感想？我再把它抄录在电子文档里，一条一条的，数量多了，就被迫分类，比如说，改革开放的条目之下可以分作：农村、城市、商业、财政，每种分类里还会有一些观点，这就是正式笔记了。例如说到“大包干”，历史是怎么来的，我熟悉农村政策史，知道当年毛泽东和邓子恢有一场关于四大自由的争论，但细节记不清，就把《邓子恢传》和毛选第五卷找来看。
他们的争论涉及自由与经济发展的关系，这又是西方经济学讨论过的问题，但具体观点如何？于是又读了熊彼特的两本经济分析史，阿马蒂亚·森的《从自由看发展》，还有弗里德曼的《自由选择》，等等。一边整理笔记，一边补充读书，读到后来，把笔记汇总起来有16万字，有这些积累，感觉可以写点东西了，最后写成一篇两万多字的稿子，《改革开放的基本规律》，总结了三条定律：一，自由与经济繁荣正相关，这是自由定律。二，遵循自由定律的政府兴盛，违背的衰落。三，究竟是扩大还是缩小自由，取决于最高权力的利益计算。
访谈者：今年的核心话题是城镇化，有人认为，现在农村只剩老人和孩子留守，农村文化面临凋敝，你如何看待中国社会所面临的这一转型？
吴思：农村没凋敝。（上世纪）八十年代，那会儿我在《农民日报》，中央书记处农村政策研究室的人有一个设想，其中一个问题是——农业的经营规模多大，农民的收入可以和工人差不多？按照中国的农业技术水平、机械化水平，在南方一户十五亩水田，一户能对付得了，所带来的收入跟外出打工大概接近，如果在北方，不是种水稻，用工量也少得多，一户四五十亩，是比较合理的经营规模，带来的收入和外出务工接近。
现在的农村，壮劳力都出去了，一些没有出去的人，一是因为恐惧外出，一是认为在农村有优势，能挣到钱。外出的人的地就给他，他是个种田的好手，或者他父亲有病他出不去，出去的人把地给他种，这些地就集中到他手中，集中到二十亩上下的时候，例如在淮河流域，他对付得了，收入水平也和外出打工差不多。
前年，建筑业的一般小工，比如妇女开升降机，一月收入1200元，壮工2000元，扣除吃喝，一年有1万的节余。在家种地，每亩地纯剩余500元，20亩地1万元，刚好形成一个平衡。在这个均衡点上，种田的人没动力再外出，外出的人也没动力回来。一个人种二十亩地，他种得比较精心，单位产量也不低，当然他一定要借助一些机械。于是专门搞收割的收割队就来了，下一季的时候专门搞机耕的又来，这样，就有了分工，专门提供机械化服务的有一批人。这样的农村是进步了，因为分工更细致了、效率提高了。
中国农村进步的基本方向就是城镇化，减少现在农村的人口，大量人口转成非农户，这是中国农村发展的唯一出路。城镇化可以让农村的资源配置更合理，从一个人种一亩地，到一个人种十亩地。多出来的人，农民工，参与到全球的资源配置中去，他们的劳动产品出口欧美，部分粮食、大豆又可以从耕地相对丰富的美国进口，如此形成更合理的资源配置，这是全球化背景下的进步。
中国农民参与中国城市化进程，还体现在他们到城镇买房的过程中。过去问农民“挣了钱怎么花”，多半说在本村盖房，现在越来越多的人考虑用这笔钱在乡镇或者在县城买房，而不是在本村建房，他们会考虑，如果在镇上买房，首先道路好，生活更方便，另外还有一些机会，如果这个经济机会他抓得住，他也会考虑在街上买房。能力再强的，能抓住县城的经济机会的，就会在县城买房，形成一种自动筛选的过程。这时候，我们就看到全中国城镇化在我们眼前呈现一个梯次结构，一线二线城市的房价高了，超出了农民工的支付能力，就会把他们挤到三线、四线城市，挤到县城和乡镇，形成一个在全国范围内展开的、以农民盖房、货币支出为主要支撑力的城市化进程。这个进程，一方面是城市发展了，一方面是农村的资源配置更合理了。闲人不那么多了，都出来打工了。城乡并肩前进。
重建世界观的心路历程
采写：《南方都市报》韩福东
时间：2008年10月6日
在去大寨参观的路上，就纷纷传说要恢复高考，我们一帮先进知青开始商量考还是不考。那时候考大学给我的感觉是，从农业学大寨的第一线临阵脱逃。
大包干的成功对我的影响，就是造成我的世界观的崩溃。从写陈永贵传记开始，我被迫弄历史，回过头来重建世界观，一直到现在，不断地添砖加瓦。
上山下乡，这是中国一代知识青年的宿命。吴思赶上了这个运动的尾巴。
有组织、大规模的上山下乡运动开始于1968年底，毛泽东下达了“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指示。“我那时还是小孩子，不太懂。”但“广阔天地大有作为”之类口号的熏陶，还是让吴思对下农村充满了憧憬。高中毕业后，他终于有机会去实践自己的理想。
这时，已经有知识青年陆续以各种名义返回城市，其中不乏血泪斑斑的抗争。但先进知青吴思沉浸在自己的理想世界中，一意要向陈永贵的大赛学习。
1978年10月，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决定，停止上山下乡运动并妥善安置知青的回城和就业问题。这时的吴思已经坐在中国人民大学中文系的课堂上，开始新的生活。离开农村时，发自内心的喜悦让他困惑。
这种困惑一直持续了很多年。一个曾经的所谓“极左”的先进知青典型，在改革开放后扑面而来的信息和知识洪流中，开始重建自己的观念大厦。
吵着闹着要去下乡插队
1978年上大学以前，我一直都是“极左”分子。从红小兵排长、红卫兵排长到团支部书记，一路班干部当下来，总是用“极左”的思想去教育别人，结果最有效的是用“极左”思想教育了自己。1976年高中毕业后，作为城市知识青年，一般都要上山下乡。根据当时的政策规定，有几种情况可以不去插队，比如独生子女，或家里两个子女的年龄相差6岁以上。我跟另外一个同学都属于受照顾的，可以留在城市。但我们满脑袋都是毛泽东思想，吵着闹着要去下乡插队。
我们打开中国地图挑，哪里艰苦就准备申请去哪儿。当时最热门的是西藏和延安。挑来挑去，最后还是去了北京郊区。因为跟我一起的那个同学，他母亲当时年龄已经很大了，她找到我跟我说，你要是去延安，他就一定去延安，我这么大年纪怎么办？我们实在说服不了他，所以就劝劝你。只要你不去延安，他也就不会去了。——因为关系到另外一个家庭，我觉得责任重大，不再坚持，就在学校安排的北京郊区挑了一个最穷的山村。
我上小学二年级时，“文革”开始。我妈在大学教书，有一天我带着弟弟在外面玩，老远就听见敲锣打鼓的，非常热闹，凑过去看见一队人在游街。前边有几个人戴着高帽子，胸前挂着牌子，其中有一个人就是我妈。我跟弟弟吓得撒腿就跑回家，透过窗帘的缝，看着游街队伍从我们家门前经过。对我来说，这一天标志着“文化大革命”的开始。
我们家被抄了三次。我在一边看得还挺热闹。家里被翻个底朝天，好多原来不知道的东西都翻出来了。小孩对抄家的感觉不那么恐怖，觉得挺好玩：哎哟，怎么还有这个东西呢。
此后我跟母亲去了商业部在河北文安县的五七干校，在那里呆了两年。我爹在国防科技系统，他戴的帽子是“阶级异己分子”，我妈大概是“反动学术权威”或“修正主义苗子”之类，他们的级别不高，县团级，在北京的中央单位，好歹得是司局级才能当“走资派”。很快他们就不是被批斗的重点了。
但是五七干校都得去，两派一掐起来，互相抄家、互相斗其实也算不了什么，当时大家普遍都受到了冲击，我们对父母挨斗和抄家的感觉也就不强烈。两派打起来，互指对方是“保皇派”，我也就搞不清楚谁是真正的阶级敌人了。那时候觉得我爸他们不错，对方才是混蛋，才反动，就站在我爸这边，谈不上和家长划清界限。本来小孩对这个就不懂，最初的兴奋劲过去了，也就不感兴趣了。
“文革”感觉挺幸福的，没人管。他们大人白天上班，晚上全都得开会，所以小孩是自由的。上学就背毛主席语录，学什么东西也不考试，我们整天都在外面干抓蛐蛐、扎蛤蟆、打弹弓之类的事情。
小学生是红小兵，完全没有资格参与红卫兵那些事儿，总得是个初中生才能参与哪一派。到我们上中学的时候，红卫兵就有取代共青团之势，已经成为相当正式的组织，大家都分批申请加入红卫兵。一段时间过后，共青团恢复，红卫兵就成为共青团的外围组织，共青团成为核心组织，红卫兵再入团。我们入红卫兵的时候已经是1972年，红卫兵开始体制化，官方化，已经不像先前那般具有冲击力和造反精神。
这辈子我读的第一套书就是《星火燎原》，一批老红军、老八路写的革命回忆录，有的故事很残酷。感觉很好看，里面尽是打仗的故事。我读的第一本小说，是《欧阳海之歌》，很著名的革命小说。我们的底色都是毛泽东思想，接受的是革命的传统教育。
“共产主义劳动试验”受挫
高中毕业后去农村插队，真实的社会、贫下中农和想象的相差很远。条件很艰苦，每天日值三毛五分钱。那时候标准粉的价格是一斤一毛八分五，拿粮票买。也就是说，一个壮汉把一天的收入拿来买粮食，买不了两斤白面。即便不拖家带口，也是吃不饱的状态。插队的时候，没有油水、没有肉，一天两斤白面不够吃。有一次我吃炸酱面，一顿就吃了一斤九两，还没吃饱，舍不得吃了。
到农村主动做的第一件事是，搞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那是列宁在《伟大的创举》中所教导的。我们在下乡之前，正赶上毛主席在批资产阶级法权，一方面，批判八级工资、按劳分配等制度，说它们是建立在个人私心的基础上。另一方面，也树立了一些新的东西，重点就是列宁提倡的星期六义务劳动，这被认为是建立在群众自觉的纪律的基础之上，是以革命英雄主义为基础的劳动。让这种大公无私的劳动逐渐扩大，才是共产主义社会真正的基础，也只有这种充满创造性的自觉的劳动，才能够创造出比资本主义更高的劳动生产率。
大家就开始模仿。我到农村之后就把这套东西照搬下来，组织共青团员、青年突击队进行周六义务劳动。组织了不过三四次，大家就没了新鲜劲，并且开始攻击我，说我沽名钓誉，利用群众让自己出名，往上爬。于是义务劳动就坚持不下去了，共产主义劳动试验受挫。
后来，我当了生产队副指导员，管理队里的水。农民浇自留地水的时候正好赶上生产队也要浇麦地，两者发生冲突，究竟谁先浇水？按照毛泽东思想就是先公后私，甚至于大公无私。我就让先浇集体的。可当时农民全都偷着扒水，我只要不在，他就把水渠给扒了，把水引到自留地里。一次发生冲突，我还跟人打起来了。最后发现，我自己陷入了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只要我一转身人们就扒水渠，他们互相之间都假装看不见，就瞒我一个人。我不可能一天到晚看水啊。
后来开队委会的时候，大家讨论怎么办，我还是坚持先公后私，等队里浇完了之后，再浇农民的自留地。开会的多数成员则表示，白天队里浇，晚上农民浇。我是最左的，一般干部都比我缓一步。我这个主张没人支持。
人民公社社员老偷懒，刨地的时候大概连一半的劲都没使出来。上班的时候磨洋工，下工以后在自留地里打冲锋。我努力督促社员多干活，也是屡屡受挫，无论我怎么带头玩命，人家也跟不上来。生产队干部对集体的事也不那么热心，那时候我当了一把手，那些队干部，遇到一点挫折，动不动就说不干了。
参观大寨时热血沸腾
1976年10月，“四人帮”被抓起来了。我们这帮小“左派”的感觉是，可能要资本主义复辟了，但是又不敢肯定，上层的事我们不清楚，无法判断。再说我们对“四人帮”特有的那些空话、大话也没什么好印象。
1977年，我参加北京先进知青参观团去大寨参观。参观大寨回来后，昌平的几个知青住在县委招待所。当时有四五个人在一起讨论大寨那套东西行还是不行。我们在大寨的时候都热血沸腾，信心十足，一出了昔阳县，温度就降了一半，到北京就剩20%了。第二天一回村，估计这趟大寨参观的激情就全消了，温度又降回到零了。大家说，一看我们村那帮社员，干活出工不出力，偷懒，自私自利，恨不得拿鞭子抽他们，跟牲口似的。
这时候，一个大学毕业后申请下乡当农民的知青就插话说，内蒙有个知青，写了一本书，基本观点是：中国农业只有一条出路，就是刘少奇主张的包产到户。
这句话在当时简直就是大逆不道，标准的修正主义路线，资本主义复辟。但是你能感觉到，这种主张有一种强大的真理的力量，要是真那么搞，中国农业肯定行，肯定粮食够吃，农民肯定使劲干活。
当时空气就跟凝固了似的，大家都不说话。不知道沉默了多长时间，我说，说这话的伙计被抓起来了吧？她说，抓起来了。
这个人叫张木生，我觉得他讲得有道理，但是绝不敢想这么干。当时我敢想得最远的就是，扩大自留地面积。对于张木生的被抓，当时觉得，说这种话的人不被抓起来，天理何在？
背叛“理想”参加高考
那时候考大学给我的感觉是，从农业学大寨的第一线临阵逃脱在去大寨参观的路上，就纷纷传说要恢复高考，我们一帮先进知青开始商量考还是不考。多数人动心，坚决不考的好像没有。偏左的动摇分子说，就算考也不能今年考，那样立场就太软了，到第二年考或不考再说。我属于偏左的，当年就没考，也没复习。
那时候考大学给我的感觉是，从农业学大寨的第一线临阵脱逃。一直到了年底，他们都考完了，我才经受不住压力，开始悄悄地，恨不得是偷偷地准备考试，开始看点高中的课本。
1977年年底进行了一次高考，1978年年初入学。1978年年中又考了一次，10月份入学。因为刚恢复高考，我完全不懂怎么填报志愿，就按照我喜欢大学的顺序来排，最想上的是人大，人大有一股“纯种”的革命味道，所以第一志愿就是人大中文系，然后觉得北大也是挺有名的，第二志愿就填了北大中文系，第三志愿好像是南开，那是周总理的母校。我当时对历史不感兴趣，觉得钻到故纸堆里太没出息了，那么火热的革命斗争实践在召唤着你，不接受人民的召唤反而钻到故纸堆里面去，不可理解，太陈腐了。中文系是当时第一热门系，所以我就选择了中文系。
我考的分数很高，没有任何悬念地进入了人大。我以为我会留恋农村，我以为上不上大学对自己无所谓，恨不得认为考不上更好。考试之前一直这么觉得，考完后也不怎么在乎，心想考不上拉倒。
接到录取通知时，正是护秋的季节，就是派人去看守庄稼和果实，以免被偷。农民怕得罪人，我们知青是外来户，我抓着谁都翻脸不认人，于是就让我护秋。我当时还创造了平均三五天抓一个小偷的生产队纪录。
我正在护秋呢，有人到处找我，说我考得可高了。我跑去看，总分500分，我考了398.5分，听说在我们县是文科第二名。我假装不动声色。回到宿舍，我拿着镰刀出去巡山，走到村外没人的地方，忽然心里一阵狂喜，按捺不住，“噌、噌、噌”顺着山梁往上跑，跑上去后大气儿都不喘，意犹未尽地又蹦了几个高，大喊了几声。之后，我忽然就愣了，心想：我怎么会这样？我真的那么想离开农村么？对自己的狂喜很意外，我觉得我不那么在乎这事，我挺留恋农业学大寨的呀。我是大队副书记、生产队指导员，身兼重任，还是先进知青典型，自我感觉也是一个革命者，不是贪生怕死、好逸恶劳、钻到大学里去读书的人……可是我怎么能这么狂喜呢？我怎么这样啊？当时内心的狂喜着实让我大吃一惊。
差不多该上学了，村里面我已经找到了接班人，他也已经上任了，可我就是拖着不走，要站好最后一班岗。人们都说，你干吗呀，还不回家去？实际上我当时处境已经很尴尬了，感觉自己确实成了局外人。最后还是大队书记把我送到车站，好像还是把我轰走似的。还没开学，我提前了一段时间离开了农村。
农村调查中发现“潜规则”
大学毕业后，我被分配到中共中央书记处农村政策研究室工作，实际是到它的机关报《农民日报》去。农民报当时是采编合一，我到那儿的第三年当总编室副主任。第四年申请去群工部待了一年，看来信，接待上访。
1983年，我去群工部翻来信，看到一封来信说，开封的农民买不到“挂钩肥”。挂钩肥是指农民在平价交售棉花、小麦等农产品后，国家向他平价销售的化肥。结果开封地区的农民都老实地把棉花、小麦低价卖给了国家，但是买不着计划内平价的化肥，只能买市场上高价的化肥。
我就和另外两个同事组成一个调查小组，从供销总社农资局开始，一层一层地调查下去。我们发现，这种资源分配另有一套规矩，不像文件里说的那样。我们作了连续报道，报道中用了一个词叫“内部章程”，就是后来“潜规则”的前身。第二年，这个报道获得全国好新闻奖。
中纪委，商业部组织了联合调查组去调查这个事情，我就是他们调查组成员。我觉得我们立了一大功，把一个不正之风、腐败给堵住了。但下去一看，一切照旧，什么东西也没有改变。就是有那么一两个人运气不好，碰到我们的枪口上，被撤职了。新上任的人继续那么干。
这件事对我来说是个失败，它对我剌激比较大。首先我知道中国另有一套规矩，得注意，要不然别想认识中国。另一方面，觉得我们凭着道德热情去蛮干解决不了太大问题。我在群工部当副主任的时候，大量接触群众上访，深切感到中国受委屈的人太多了，这个问题太大了，几乎就不能有保障地提供公平和正义。
写陈永贵治好我的心病
在去农民报之后，我始终解决不了理解中国的理论基础问题，越来越觉得单单用马列主义解释中国不管用。整个改革开放都是对列宁－斯大林主义某些思想的偏离，但是却大获成功。大包干的成功对我影响最大。原来我那么坚定地学大寨，折腾得一塌糊涂，小有进展，基本上是僵持——因为我拼命干，还能前进一两步，但稍微一停步，就被挤回来了。到邓小平执政的时候，农民却像上了发条似的拼命干活，中国粮食产量一下子就上去了，吃不饱变成粮食过剩。
你不得不承认这东西真管用，原来觉得这东西管用但它是资产阶级的东西，调动的是人们的私心，自私自利之心，会把这个社会变得更加尔虞我诈，唯利是图，所以尽管能多打粮食，也不能走那条路。实际是，农民多打粮食了，整个社会的氛围却变好、变宽松了，不是更暴戾了。
1987年以后，农村这块基本上没什么事情了，制度基本稳定下来。我就觉得待着没啥意思。但是仍然没有解决我学大寨为什么失败的问题。学大寨的失败，对它的理解，对中国农村的前途和历史的看法，一直是我心中的一块病。大包干的成功对我的影响，就是造成我的世界观的崩溃。我一直想做的事，就是观念体系或世界观的重建。我把握世界的方式散了架，世界凌乱一团，我想以农村为基础，把框架重新建立起来，让我们可以准确地、有说服力地理解现实。世界观重建，这是我十多年个人阅读的一个模模糊糊的主题，也是我写陈永贵传记的动机。
我对陈永贵是真的感兴趣。山西昔阳县档案馆关于陈永贵的档案非常多，我一直从上世纪50年代读到80年代，把这30年跟陈永贵有关的档案全看了，抄档案每天都是从早上吃完饭一直抄到晚上下班，每天昏天黑地地抄，摘抄和复印的资料各有厚厚的两大摞，抄资料的圆珠笔笔芯就用了一大把。
我写陈永贵传记，就是想弄明白，我为什么失败了，他为什么成功？后来弄明白了，他的那套东西挪到我这里，也得死。然后就觉得，此天也，非战之罪。心里就踏实了。不是我不好好干，实在是他这条路只有在个别的情况下，在各方面力量都很强的时候，才能在局部走通，而那个条件太苛刻了，在中国不可能到处都具备。写完陈永贵，治好了我心里的一块病。
从“潜规则”到“血酬定律”
等这事弄完了，我就去了《桥》杂志。在《桥》杂志与香港明报集团合作出版了三期，就停刊了。然后又与明报集团合作出了两批书籍。接下来，明报集团的各种业务撤离大陆，所有的合作都终止，我们就失业了。1996年的时候，《东方》杂志要复刊，我去那儿办了一期试刊，不过没有获准通过，又死了。当时还有人来找我，让我去弄一个经济类的杂志，当主编，当时的理想是，用五六年的时间办出一个中国的《Fortune》来，办《Fortune》是没有太大风险的。
但是我已经从1993年起折腾了三四年，干一件事砸一件事情，感觉我的手特臭，碰什么什么死。回过头来看，那三四年就感觉是糊里糊涂当编辑，做杂志，为他人做嫁衣。要我再用五六年的时间为他人做嫁衣，偏离了我的主线。我原来以为我写完陈永贵的传记，就可以开始新生活了，农村的事儿不管了，历史的事儿不管了，都了解了。然后就像没头苍蝇似的乱撞，撞了几年才发现，其实我的问题还没有解决，我的问题还是世界观重建。我就觉得，办这个经济杂志跟我想干的事儿不是一回事，不是我最感兴趣的东西，不是我内心最关注的。我不干了，我回家读书写东西去。
我感觉到自己功底不足，开始读明史，想慢慢搜集资料，写一本专著。后来梁晓燕帮《上海文学》约稿，约到我头上。那时候我做的明史笔记已经有上百万字了，觉得对付几篇文章就是小意思。后来，把在《上海文学》上发表的文章和我的部分笔记整理一下，就成了一本书《潜规则》。
写完这本书我就觉得，“潜规则”这个词一定会流行的，这个词太重要了，在我心里憋了那么久才找着一个表达的出口，很多人一定也在找。当时我列了至少七八个词，如灰色、内部、规矩、章程等，在这里面互相组合，最后觉得“潜规则”这个词不错。我经常用这类词语组合的方法杜撰词语，包括后面的“血酬定律”也是这么弄出来的。
“血酬定律”的市场反应没有“潜规则”那么好，可是在我看来，它的分量比潜规则更重。血酬定律说的是靠暴力获得报酬的计算规律，说的是生产力、生产关系所不能包容的破坏力，属于和生产力并列的那个层次，它虽然不如潜规则流行，但在我重建世界观的努力中，它是一个更深层次的基石。
从写陈永贵传记开始，我被迫弄历史，回过头来重建世界观，一直到现在，不断地添砖加瓦。原来的世界观倒塌之后，我试图在这个废墟上建起一个更大、更漂亮、更结实也更适宜人居的观念大厦。
出版后记
记得两年前，我们将吴思先生的《潜规则——中国历史中的真实游戏》奉献给广大读者的时候，内心有着一种别样的感受，我们为读者对这本书的喜爱而感到欣慰，也为此书的一印再印而兴奋。
读者对这本书的关注不是没有缘由的。在现实生活中，潜规则已经到了无处不在的地步，人们厌恶它，又往往难以绕过它，迫切想改变它，渴望着民主生活的健全，潜规则得到阻遏，甚至在中国大地上消失。这种期盼的冲动，也使读者希望从吴思的书中得到更多的东西，想知道他的研究有什么新进展，关心他的新著何时可以面世。
为了满足读者的阅读需求，我们征得吴思先生的同意，将近几年来媒体上有关他的访谈文章结集出版。这些文章大多为媒体记者整理，虽然各有侧重，但所关心的话题还是有所重复，为了节省读者阅读的时间，我们建议删去重复，按不同的专题把相关的访谈编辑在一起，使之易于查找，阅读方便。于是，二十九篇访谈被编入五个专题，它们依次为：“观念与框架：创造理论好比盖房子”；“研究方法：读史好比看下棋”；“观念版图的融合”；“从历史看现实”；“个人经历与研究兴趣”。经过吴思的再三斟酌，反复修订，就成为读者现在看到的这个样子。
书名也是吴思先生拟定的：《我想重新解释历史》。用“我想”颇显得低调，他在《自序》中自谦地说：“现在更不成熟的访谈录结集出版，需要说几句弥补缺陷的话。”这反映出“重新解释历史”乃是正在进行时，他尚处于研究的过程中。如果此书的出版能够给读者以启迪，如果读者的阅读反馈、哪怕不同意见的争辩，能促使研究的步步深入，那么本书的出版预想就算达到了。
出版者
2011年4月
Table of Contents
潜规则：中国历史中的真实游戏（30年来对国人影响最大的图书之一，了解中国史、中国人和中国社会必读。）
出版说明
修订版说明
自序：关于“潜规则”和这本书
正编
身怀利器
1
2
3
4
老百姓是个冤大头
第二等公平
公平是有等级的
第一等公平的由来
第二等公平的根据
垄断价格的比喻
不公是易燃的危险品
当贪官的理由
附记：
恶政是一面筛子
1
2
3
4
5
6
皇上也是冤大头
1
2
3
摆平违规者
1
2
3
4
5
6
7
8
论资排辈也是好东西
1
2
3
4
5
新官堕落定律
正义的边界总要老
世道变了
今日的边界也在动
历代的重复
法行故法在
官场传统的心传
晏氏转型
崇祯死弯
致命的U形弯
李自成：谷底的硬石
更深广的背景
通向谷底的路途
李自成可以抬高谷底
结局
有关潜规则的定义
杂编
笑话天道
1
2
3
4
5
古今中外的假货
我们的人格理想
仁孝人格
雷锋人格
人格与时代
公民人格
公民人格与传统
公民人格与终极价值
理解迷信
代后记: 农民与帝国
帝国是暴力竞争的产物
帝国的均衡与失衡
官营工商业与民营工商业
附录
《新周刊》：潜规则十周年专访吴思
吴思《洋人的“权利”，我们的“分”》（提要）
血酬定律：中国历史中的生存游戏(官场商场职场必读之书)
再版前言
自序
【正编】
【一】匪变：血酬定律及其推想
【二】命价考略
【三】潜规则与正式规则切换的秘密
【四】刘瑾潜流
【五】县官的隐身份
【六】灰牢考略
【七】庶人用暗器
【八】出售英雄
【九】硬伙企业
【十】洋旗的价值
【十一】地霸发迹的历程
【十二】我认出了一个小物种
【十三】白员的胜局
【十四】金庸给我们编了什么梦
【杂编】
【一】《万历十五年》没说透
【二】潜规则的定义
【三】废渠的事理
【四】雁户：基本故事和变型故事
【五】老虎为什么不长翅膀（寓言）
后记 中国通史的一种读法
附录 在历史中找到了安身立命的地方
我想重新解释历史:吴思访谈录
自序
概念与框架：创造理论好比盖房子
理论的地基要打到单细胞生物
元规则理论的根基：生命换资源的原始策略
从潜规则到血酬定律再到元规则
官家主义这个词
官家主义和血酬史观
建构血酬史观
重建对中国历史的理解
基本概念出了问题
命名是认识世界的手段
历史与公正计算
研究方法：读史好比看下棋
局观历史
规则本身就是博弈的结果
拆解人间对局：潜规则的系列概念
历史对局的终极法则
我的写法就是解局之法
观念版图的融合
老子曲线
儒家与自由主义是可能调和的
《中庸》可以和自由主义接轨
谎言的成本和收益
我对几个基本概念的理解
从历史看现实
黑窑事件与地霸秩序
黑社会是怎样挣钱的
掠夺性策略的利益关系
官职交易的三种机制
改革开放三十年的社会进化
个人经历与研究兴趣
我的心病与我的写作
研究苹果掉下来的道理
理论创造源于绝望
重建世界观的心路历程
出版后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