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９２１年春，一封来自苏联新政府的电报揭开了伊莎多拉最后七年新生活的序幕。７月，她携义女爱尔玛、女仆让娜踏上了前往莫斯科的旅途。她就像一个死后的灵魂走向一个新世界一样，心中充满着伟大的理想，这一年，她已经４４岁了。
然而，当列车进入火车站，伊莎多拉的心就凉了一半，没有鲜花和拥抱，没有欢声笑语，甚至连问一句“哪一位是邓肯女士”的人也没有，最后她们只好跟随一位和她们同车厢的机要员一起进入了这个陌生的国度。
最终解决了她们食宿的居然是一个她们的旧相识——弗洛林斯基伯爵，一个穿着讲究的西服皮鞋的贵族，这使她们感到好笑。然而不久她们就笑不出来了，因为屋子里除了有很多苍蝇，还有许多别的蚊虫，让她们根本无法入睡。
由于这一天是星期天，所有的官员都在放假，弗洛林斯基帮她们四处打听，没有得到有关方面的回音。直到第二天上午，教育艺术人民委员卢纳察尔斯基才从放在桌上的通知了解到这位舞蹈家已到达的消息， 他只好给她安排到格尔采尔公寓——莫斯科大剧院芭蕾舞团的首席女演员的家里（在苏联，一个有意思的特殊就是称呼她为邓肯女士，而其他的国家一直都叫她伊莎多拉）。
格尔采尔公寓是一个很小的地方，摆满了古董和昂贵的小玩意儿，伊莎多拉很不习惯，她以前总是住在天花板很高的房间里，室内挂着蓝色的帐幔，放着几张低低的长沙发和桌子。
第一位到公寓来的客人是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他们两人是多年的老朋友了，见面非常高兴。他对伊莎多拉说，他希望能有更多的机会，使他的工作跨越俄国，与德国和美国的公众见面。为了这个缘故，他终于熬过了那些可怕的岁月。但是伊莎多拉出于一时的热情和对这个共产主义国家的无限热爱，动情地说：“我亲爱的，你正面临着这种进退两难的处境，要么认为自己的生命已到尽头，一死了之；要么重新开始生活，做一个共产主义者 。”
几天以后，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请伊莎多拉和艾尔玛去观看他的新实验。把柴可夫斯基的歌剧《叶甫根尼・奥涅金》搬上舞台，演出没有管弦乐队伴奏，只在舞台两侧分别放置了一架钢琴。但是他的实验得到了伊莎多拉的否定，她说 ：“歌剧是胡闹……您应当 更有所作为，譬如欧里庇得斯的悲剧，我总梦想着有一天由您来导演，由杜丝扮演阿加娃埃，而我和我的学生则为全剧的合唱伴舞 ！”
几天之后，弗洛林斯基邀请伊莎多拉参加一个晚会，共产党的大部分领导人都将参加。伊莎多拉激动极了，她以为她将见到一群容光焕发的理想主义者，就像托尔斯泰的信徒那样穿着朴素的农民服装，怀着对人类的热爱，头顶笼罩着光环。于是她换上了红色短袖束腰外衣，外面披一条腥红的开司米围巾，并在头发上罩了一方红色的薄纱。
晚会在卡拉汉大厦举行，当进入一个典型的路易十五式的大厅内，伊莎多拉看到了穿得衣冠楚楚、心满意足的同志们正专心致志地欣赏着一个站在钢琴旁柔声地唱着法国《牧歌》的女士的演唱。伊莎多拉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和眼睛。她的目光从那位身着晚礼服的女士移到天花板上摹仿瓦多所作的跳小步舞曲的人物，又从那里把视线折回到室内金碧辉煌的俗气的装饰及陈设，然后再看看坐在那里聆听无聊的歌唱的“同志们 ”，他们活像一群在任何文明社会的一角都能见到的那种富有的中产阶级。伊莎多拉怒不可遏地走到大厅中央。
“这和过去有什么两样？”她大声地说 ：“你们 进行了一场革命，你们首先应该抛弃从资产阶级那里继承来的可憎的遗产，可是你们却比他们还要奢靡。你们不是革命者，你们是乔装打扮的资产阶级，你们这些篡位者 。”
大厅内一时鸦雀无声，伊莎多拉像一个复仇天使，身披炽燃的衣衫，口吐激烈的言辞，大踏步地走出大厅，留下了一群目瞪口呆、不知所措的人。
日子一天一天过去，可是伊莎多拉的舞蹈学校却杳无踪影。她心急如焚，生怕自己这次俄国之行一无所获。为了消磨时光，她白天在城里散步，晚上则到剧院闲逛。
一次偶然的机会她结识了波德沃斯基，他是一位真正的布尔什维克，当时正带领一队运动员从事体育场的建筑。伊莎多拉为这个生气勃勃的、充满了理想主义光辉的人所深深打动，并为他写了一篇文章，在一家英文报纸上发表。第二天她又跑去见他，他们一起走在山间崎岖的小道上，这位目光充满英雄气概的个子瘦小的人对她说 ：“我领你走这条危险的道路，目的是为了告诉你，如果你想为俄国工作，摆在你面前的就是这样一条道路，而不是什么大剧院、管弦乐队、鼓掌喝彩的观众。不，不，那些将会使你一事无成。如果你想使自己有所作为，那么就到群众中去， 冬天在谷仓中，夏天在原野上舞蹈。使人民懂得你的舞蹈语言，使孩子们增长知识和才干。还有，即使做了这些，也不要接受别人的感谢 ！”
伊莎多拉应波德沃斯基夫人之邀去麻雀山住了一周，在那里认识了鲍罗廷。他长得很英俊，会说英语，富于修养，说话慢条斯理。伊莎多拉像花神们在帕西发尔面前舞蹈一般也为鲍罗廷跳起舞来，并以她最富于魅力的方式将玫瑰花瓣撒在他身上。但是，鲍罗廷不为所动，他心中只有事业，而且他也不可能为一个西方资产阶级社会来的舞蹈家而影响自己的前途。另外，伊莎多拉还结识了托洛茨基的父亲，尽管她盛赞老人的儿子是个杰出的人，但老人似乎并不赞同儿子的所作所为。
伊莎多拉搬到了著名演员芭拉乔娃家里，而与此同时，这位逃离苏联的女士却正试图住在伊莎多拉巴黎的房子里，并因这座房子没有餐厅而决定放弃——这一幕情景是多么有趣而略带讽刺意味啊！这位富有的女士的家如今已被若干户人家分占，在留给伊莎多拉和艾尔玛的房间里，尽管东西已被搬空，却依然可以清晰地想见当时屋内各种浮华繁琐的装饰以及极尽雕琢之能事的室内风格。
１０月中旬——伊莎多拉・邓肯从伦敦启程后三 个月——普列特奇斯坚卡２０号的大门敞开了，迎来了希望学舞的蜂拥而至的孩子们，伊莎多拉从中选择了５０名天赋最高的孩子作为即将成立的学校的学生。１２月３日，学校正式成立了。
伊莎多拉这最后几年的时间大部分是在俄国度过的，也正是在这片她所热爱的土地上，她遇到了一生中最后一次爱恨交织的恋情——这“秋天的恋情”以“灵魂的结合”而著称于世，因为这是两个天才的心灵之间碰撞出的既灿烂夺目又痛苦异常的奔涌着血和泪的情感之花。
谢尔盖・亚历山德罗维奇・叶赛宁，这位青年诗人作为“俄罗斯最优秀的儿子”而永载史册，他的诗歌就像是俄罗斯大地上回荡着的旷野的呼声，粗野、真诚、亲切，闪烁着夺目的光辉。他是一个俄罗斯农民的儿子，面容清秀而略带狡黠，有一双灵活的蓝眼睛。在他的品格与富有诗人气质的性格中，有一种类似于罗伯特・彭斯和亚瑟・蓝波身上的某些邪恶的素质。十月革命后，他住在莫斯科，并加入了由诗人和小说家马里恩戈夫创立的追求华丽词藻的意象主义派。
邓肯和叶赛宁的第一次会面充满了戏剧性，两人显然属于一见钟情，据马里恩戈夫回忆当时的情形：
“……她慢慢向前走来，仪态端庄。她用那双晶 亮的蓝色大眼睛环顾房间，瞥见叶赛宁时，她的目光凝视着他。她那小巧的嘴对他微微一笑。然后伊莎多拉斜倚在长沙发上，叶赛宁走过来坐在她的脚边。她用手指抚摸着他的卷发说：ｓｏｌｏｔａｉａｇｏｌｏｖａｇｂ（意为“金色的头”）
当我们听到伊莎多拉说出这两个字时，都感到很惊讶，她总共只知道别人教她的十几个俄语单词啊。然后伊莎多拉吻了吻叶赛宁的嘴唇，从她那像枪伤般鲜红的小嘴中，带着愉快亲切的语调，又说出一个俄语单词 ：“Ａｎｇｕｅｌ（天使） ！”
她又吻了他一下，说“Ｔｃｈｏｒｔ！（魔鬼）
凌晨４点，伊莎多拉・邓肯与叶赛宁走了……”
１９２２年初，叶赛宁住进了普列特其斯坚卡２０号漂亮的公寓。
１９２１年１１月７日，苏联将庆祝十月革命胜利４周年，伊莎多拉决定在莫斯科大剧院免费演出，所有的报纸都向读者介绍了这位世界闻名的舞蹈家勇敢地离开了“面临崩溃的资本主义欧洲”来到这里为这个新生共和国的孩子们工作的事。许多没有领到入场券的人们失望地跺着脚，簇拥着，推搡着，一队警惕的警察组成的封锁线只能抵挡住他们不冲入剧场的大门。
邓肯表演了柴可夫斯基的《悲怆交响乐》和《斯拉夫进行曲 》，前者被邓肯用交织着欢乐与悲伤、生命与死亡、热情与新生的充满感情的动作表现得淋漓尽致，这部时而堕入感情深谷时而登上胜利高峰的进行曲，使剧场自始至终处于热烈的气氛中。而在后一个舞蹈中，观众看到了一个拖着脚镣的奴隶，他正佝偻着他那疲惫的身躯，忍受着重负，精疲力尽地跪倒在地。突然，他用力挺直身躯，抬起重重垂下的头，他的脸因仇恨而可怕地扭曲着，他挣断镣铐，从背后抽回僵硬的手臂，伸向空中——那欢乐的新生活。所有的人都理解了这段表演的寓意，引起了大家深深的感情上的共鸣。
《斯拉夫进行曲》激起的情感平息后，管弦乐队奏起了《国际歌 》，伊莎多拉身披红色的衣裳，坚定地挺立在舞台中央，宛若一尊庄严而优美的雕像。她形象生动地表演了旧制度被推翻，新制度开始了，而人与人之间充满兄弟般的情谊。在她如此巨大的热情的感召下，观众们全体起立，热情地唱起了他们颂歌的歌词。这时，人们看到艾尔玛从舞台一角走了出来，手牵一个小孩，后面是——１００个身穿红色束腰上衣的小孩子，每一个人都把左手高高举起，亲密地紧握住前一个孩子的左手，他们在蓝色帷幕的衬托下慢 慢移动，组成一条艳丽的活动饰带。随后，他们在宽阔的舞台上围成一个圆圈，稚嫩的手臂伸向灯光，伸向他们环绕着的崇高、勇敢、光彩照人的伟大教师的挺立的身影……
这一次的演出取得了巨大的成功。然而由于苏联政府实行新政策，不再支付这所学校的费用，伊莎多拉的舞蹈学校又一次陷入了困境。伊莎多拉克制着心中的失望，为了理想，毅然决定依旧留在俄国，举行全国性的巡回演出，以支持莫斯科的舞蹈学校。
一次在彼得格勒，专为海军基地的水兵们举行了一场演出。然而在伊莎多拉演完第一个节目后，所有的灯都熄灭了，整个剧场陷于一片黑暗之中，于是观众们大声喧哗起来。这时伊莎多拉将一个灯笼高高举过头顶，问水兵们愿不愿意为她唱几首他们的歌曲。
在瞬间的沉默后，从她面前的黑洞洞的大厅中，伊莎多拉听到一个独唱的声音。那声音洪亮圆润，充满活力，坚定自信，唱的是那支古老的革命歌曲《华沙革命歌 》，而其他观众们得助于黑暗的鼓励，跟着领唱者一起唱了起来。深沉洪亮的歌声从黑暗中涌出来，倾泻在舞台上。
伊莎多拉一动不动地站着，她的永不退缩的手臂依然高擎着烛光摇曳的灯笼，她的面颊上热泪滚滚。 她的心底充满了感动和激情，从这些看不见的纯朴的人们口中涌出的大合唱音乐，比任何曾用乐器演奏出来的乐曲都更具有令人感动的人情味，更雄壮也更辉煌。
一个小时之后，伊莎多拉对水兵们说 ：“当众多的人合唱时，歌声永远是美妙的。然而，我从未听到过这样充满质朴美的世间少有的音乐。我永远不会忘记今晚所听到的歌声 。”
１９２２年４月１２日，伊莎多拉的母亲病逝于巴黎雷蒙德的住所。从那时起，伊莎多拉便陷入一种抑郁烦躁的情绪之中。她决定离开莫斯科一段时间，去美国安排一次巡回演出，并最好能带上一些学生，以显示她正在完成的工作。为了方便这次旅行，邓肯同叶赛宁履行了结婚仪式，尽管她的婚姻观并没有丝毫改变。为了纪念这次蜜月旅行，他们两人乘坐了从莫斯科到德国的飞机，以惊人的高价——每张１０００金卢布的价钱购买了两张机票。
到达柏林，他们发现进入了一个斯拉夫人的聚集地，这座城市拥有一批名副其实的俄国贵族——至少在某种程度上如此——被剥夺了财产的商人，满怀怨恨、无所事事的白军官兵，冒险家，知识分子，作家，画家，音乐家以及演员等。在这些四处游荡，神情恍 惚的人们中，只有一些人从事低贱然而诚实的劳动，其他人则夸夸其谈，自命不凡地打发着日子，并不是都反对在他们不幸的祖国所建立的新政权。
在这里他们遇到许多作家，其中包括伟大的高尔基。高尔基认为叶赛宁是新一代最伟大的诗人，但他与蜚声世界的舞蹈家的结合并不明智。据高尔基所见，这位舞蹈家纵使竭尽全力也无法理解他的丈夫——一个杰出的斯拉夫天才的充满浓郁俄罗斯气息的诗作！高尔基并不十分欣赏伊莎多拉的艺术，似乎并未领略到她的艺术美的真谛。他评论说，在和朋友一起观看了伊莎多拉特地为他们举行的舞蹈晚会后，她留给他的印象不过是一个拼命取暖的妇女 ！”……
１９２２年１０月，伊莎多拉和叶赛宁来到了美国。然而在这里一开始他们就受到了粗暴的对待，有关部门审察并扣留了他们。在极为繁琐的检查之后，伊莎多拉终于可以在纽约举行演出了。演出一如既往，在观众的欢呼与掌声中落幕。
然而在波士顿，伊莎多拉却被观众的麻木不仁和音乐厅冷峻的灰暗所激怒，演出结束时，她在头顶上挥舞着红丝绸围巾，大声说道：
“这是红色！我也是红色的！这是生命与活力的颜色．你们过去曾经是不受文明社会的约束的，现在你 们也仍然带着发乎天性的感情来欣赏我的艺术吧！”
此时一些老年人从座位上站起来匆匆离去，哈佛大学的青年学生，以及来自波士顿音乐美术学校的学生则留在那里欢呼喝彩。
翌日，美国全国所有的报纸上都出现了大标题和耸人听闻的报道，在某些不择手段好撰写奇闻轶事的作者笔下，伊莎多拉被详尽描述成扯掉薄纱的红裙在头上挥舞，浑身裸露着发表讲话……
为此波士顿市市长柯利以负责公众道德为由禁止伊莎多拉再在此地表演。伊莎多拉怒火万丈，她那不屈不挠的天性促使她在去芝加哥之前，又一次发表了一番惊世骇俗的言论：
“如果说我的艺术是某一事物的象征的话，那就是妇女自由和妇女从墨守陈观的习俗中，即从新英格兰清教的桎梏中解放出来的象征。我宁愿全裸体地跳舞，也不愿像当今的美国妇女那样，半裸体地、带挑逗性地、装模作样地在大街上行走。人体本身就是一种美，因为它是真实的、自由的，它应该唤起人们的崇敬，而不是恐惧。这正是庸俗与艺术之间的本质差别，因为艺术家会把他的全部生命，包括肉体、灵魂及思想毫无保留地展现在神圣的艺术宝座上……”
一到芝加哥，伊莎多拉就被兴高采烈的记者们包 围了，然而她已厌烦透了，不愿意再讲在波士顿发生的一切。这里的人也开始叫嚷要“驱逐红色舞蹈家 ”，然而伊莎多拉决不会向任何人妥协，她又一次在公众面前发表演说 ：“我的经纪人告诉我，假如我再发表讲话，我的巡回演出就要告终了。那也很好，我早就要返回莫斯科，那里有伏特加酒，有音乐，有诗歌，有舞蹈 。”她稍停片刻接着说 ，“哦，对啦，还有自由 ！”全场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
伊莎多拉继续西下践约。到达印地安纳波利斯的时候，那里的市长，尚・卢克斯先生，极度警惕地安排了四个警察在剧场内，并声称“如果她胆敢在这里干些不文明的勾当，我们将随时干预 ！”简直愚不可及，伊莎多拉根本不屑于理他，因为这里的观众极为热情地支持了伊莎多拉的演出，自始至终场内气氛都很好，那四个警察形同虚设。
离开印地安纳波利斯之后，伊莎多拉和钢琴师马克斯・拉宾诺维奇一起，奔赴各大城市演出，诸如堪萨斯城、底特律、巴尔的摩和费城等。
１９２３年，伊莎多拉・邓肯在纽约举办了她的并不太成功的两场演出之后，决意返回欧洲去。因为她已被报纸上连篇累牍的攻击搞得精疲力尽，加上叶赛宁喝了倒霉的私酒而使身体状况恶化。
重新回到巴黎，回到欧洲，对于叶赛宁来说这一切都糟透了。他恨不得立即将对美国的全部记忆都湮没在酒中，然而这个暴饮的酗酒者不但没有忘记这一切，反而唤醒了他心中所有的恶魔。一天，他像一个疯子一样冲进他在克里永旅馆的房间，打碎了所有的镜子，并损坏了房间内的木器。警察好不容易才把他制服，送到了附近的警察局。
伊莎多拉忠诚地站了出来，保护他的丈夫。她在报纸上为他辩护，声称“叶赛宁是众多的美国的禁酒法的受害者之一 。”并以一个母亲般的胸怀矢口否认叶赛宁袭击她的事情。她在报纸上这样写道 ：“叶赛宁是一位伟大的诗人，他在正常状态下实为一个完美的人。我相信全世界有无数颗真诚的心与我一同祈祷，愿这位富于想象力的伟大诗人能够康复，日后去创造这个世界极为需要的那种美好的事物 。”
但是这事发生以后，巴黎有名的旅馆都不愿接待他们这两位名声在外的住客。他们于是又搬回到她豪华大街的住宅里去，举办演出接待朋友。
一天，叶赛宁觉得伊莎多拉的朋友不合自己的心意，便上楼回自己的房间去了。后来，当有人弹奏贝多芬的奏鸣曲时，他怒容满面，满头金发蓬乱着奔了进来，用俄语吼道 ：“一帮得意忘形的家伙，破烂的 雪撬毯子，行尸走肉，一群懒汉邋遢鬼，你们把我吵醒了 ！”
他抓起一个蜡烛台，朝一面镜子砸去，顿时，碎玻璃落了一地。有几个人试图阻止这个拳打脚踢，难以驾驭的俄国佬，没有奏效。一个仆人给附近的警察局打了电话，叶赛宁被带走了。
第二天一早，伊莎多拉在朋友们的劝告下设法将丈夫从警察局转送到疗养院。好奇的记者们仍然在刺探着她的生活，并利用一些专门刊登丑闻的报刊进行宣扬。换了别人也许会采取息事宁人的态度，但伊莎多拉决不。她在法国《快报》周刊上发表了义正辞严的驳斥那些下流说法的文章，为她的爱人叶塞宁辩护。
６月份的时候，他们的经济已到了很窘迫的地步，除了卖掉她那所住宅里的家具并将房子租出去以外别无它法。就这样，伊莎多拉和已出院的叶赛宁一起返回了俄国。
当伊莎多拉走下火车时，她看上去愁容满面，困顿不堪。而叶赛宁，这位感情极为奔放的俄罗斯诗人，心中泛起重回俄国的巨大感情波澜。他欣喜若狂，加上伏特加酒的作用，使他砸碎了车厢里所有的玻璃窗。
到了莫斯科之后没多久，叶赛宁就消失了三天，经过三天忐忑不安的等待，伊莎多拉决定远远离开莫 斯科，到别处去度过夏天剩余的日子。她出去买了两张当晚去高加索的火车票，并认定在她的生活中叶赛宁插曲已告结束，她似乎产生了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当艾尔玛着手为她的老师准备行装时，她立即发现伊莎多拉的东西少得可怜。而叶赛宁却有各种各样的提包和箱子，里面装满了各种奢华的物品——这都是这位诗人准备送给亲朋的礼物。就在大家目瞪口呆之际，叶赛宁突然回来了，大叫 ：“谁摆弄我的箱子了，我要杀了他 ！”当晚，伊莎多拉在车站上又见到了叶赛宁，他们在温情脉脉的气氛中告别。
伊莎多拉启程前往高加索的基斯洛沃茨克，见到的第一个人居然是她来自纽约的老朋友——诗人和作家马克思・伊斯曼，他来到这里是为托洛茨基撰写传记。
伊莎多拉很快适应了这里的生活，并决定在高加索巡回演出她要演出的曲目是《悲怆交响乐》和《斯拉夫进行曲 》。清晨，小号吹出的刺耳的歌颂沙皇的音符划破了黎明的寂静，几位早起散步的游人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他们三三两两聚集到乐队的帷幕前。这时一位怒气冲冲的契卡官员出现在他们面前，责备他们反复演奏这支刺耳的沙皇赞歌是什么意思。可怜的指挥反复向那位令人望而生畏的官员解释说这 场虚构的反革命示威没有任何含义，他是奉邓肯女士之命来排练这支出自俄国享有盛誉的作曲家之手的曲子的。
当晚，剧场座无虚席，气氛十分紧张，因为邓肯即将演出“上帝保佑沙皇”这一节目的消息早已传遍全城。当邓肯一登上舞台，两位全副武装的契卡官员就通知她如若不取消《斯拉夫进行曲 》，演出就不能进行。伊莎多拉不屑与他们继续交涉，径直绕过帷幕走向台前，她问剧场里是否有人愿将她的德语译成俄语，坐在第一排的一位男士自告奋勇地站了出来，愿意提供帮助。其实在座的人大都是富裕的资产阶级，他们都能听甚至会讲德语。
伊莎多拉说道 ：“后台有几位警察局的官员 。”（观众不安地骚动起来。）“他们来逮捕我！”（观众安静下来准备欣赏这场演出。）“如果我今晚为你们表演柴可夫斯基的作品，他们就要逮捕我。但是即使他们事后拘捕我，我也要跳这支乐曲。无论如何，监狱也不会与大旅馆的客房相距太远吧 。”（ 观众为舞蹈家机智的讽刺而发出会心的笑声，因为之中大部分人都住过那个臭虫跳蚤横行的大旅馆，深受其害。）
此时，那位一直缄默不语的主动担任翻译的人大声说：
“您不必担心，邓肯同志，您可以开始演出了。我以伊斯普尔科姆苏维埃主席的身份准许您表演柴可夫斯基的进行曲 。”
观众们激动万分，爆发出雷鸣般的喝彩和掌声。伊莎多拉嫣然一笑，向主席致谢后退回了后台。
这时艾尔玛已经将两个契卡成员用力从神圣的邓肯式地毯上推了下去。邓肯的秘书由于前一天踝骨扭伤只好一动不动地坐在轮椅里，否则他也肯定会助一臂之力的。两位契卡官员不再啰嗦就离开了舞台，伊莎多拉再次出场。她对柴可夫斯基的两部作品以及《国际歌》的戏剧性处理掀起了观众们感情上的波澜，如潮的喝彩声此起彼伏，一阵高过一阵。
然而契卡当局并不就此善罢干休，他们不敢冒犯依莎多拉和艾尔玛，却要逮捕纯属无辜的秘书。伊莎多拉满腔怒火，这时她想起托洛茨基仍在这里，便不顾一切地冲到这位大人物的别墅门前。当然她没有被获准入内，但是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荷枪实弹的士兵们撤离她们的住处。但是临走时那些官员威胁说他们要报复那晚所受的一切侮辱，对此，伊莎多拉的回答只是更有力、更轻蔑地重复：“Ｓｗｏｌｉｔｃｈ！”（意为“坏蛋、下流坯”）。
发生这起事件后，伊莎多拉觉得应该离开此地， 于是她和艾尔玛及学生们去了巴库。在这里伊莎多拉为石油工人们举办了一场她有史以来条件最差的演出，然而她却以十分崇高的感情极为投入地进行了表演。
她在那里还为石油工人的孩子们举行了一场演出，跳了许多她２０年前自编自演的舞蹈，这些节目表现了爱情和青春的快乐，销魂的陶醉和狂喜。那天，伊莎多拉身披薄如蝉翼的粉红色衫裙，栗色的秀发上缀着鲜花，轻盈地跳着，仿佛又回到了黄金之国。此时此刻，她变成了“一个沉浸在爱河中的娇艳如花的少女 ”。在格鲁克、舒伯特、勃拉姆斯、肖邦等大师的乐曲声中，她将少女的迷恋和狂喜表现得淋漓尽致，她的优雅和喜悦出自自然，丝毫没有刻意雕琢的痕迹。凭着坚强的意志和杰出的天赋所产生的巨大的力量，她捕捉到了飞逝的青春的精灵，并在一个下午将其牢牢地留在了举手投足之间。
离开巴库，伊莎多拉又来到了古老的格鲁吉亚首府梯弗里斯。这是一块充满音乐感的极富魅力的土地，伊莎多拉在这里为古老的民族音乐及民间歌曲所深深吸引。而且尽管暑热逼人，她在这里的数场演出仍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每次演出结束后，在为了一睹舞蹈家的风采而蜂拥而上的观众中，总有一位十分执着的女士的身影。她是伊莎多拉热情的崇拜者，是一位舞 蹈表演学校的创建人和校长，她热烈地要求伊莎多拉参观她的学校。
在一大群身着所谓的希腊式洁白衣衫的格鲁吉亚少女在西贝柳斯的《悲伤圆舞曲》的音乐中奇特地、富于弹性地扭曲着全身表演所谓舞蹈之后，伊莎多拉将一大束象征着死亡的花朵掷在她们面前，并说：“你们在做的事情多么可怕，多么可怕！你们没有教会这些孩子们简朴优美的舞蹈，而是让她们做一些粗俗不堪的后宫舞中的妓女动作。噢，这有多糟！”说完，不顾这位舞蹈教师和家长们的愤怒及羞辱，伊莎多拉仍像入场时一样，目不斜视地款款步出了大厅。
高加索的最后一站是巴图姆，在这里她遇到了一群年轻英俊的格鲁吉亚诗人，并且举行了数场演出，然而她的内心却总有一个影子在浮现——叶赛宁，你在何方？
很难说清楚这两位天才与叛逆者之间复杂而多变的感情，天才人物似乎总对伊莎多拉有致命的吸引力。她觉得叶赛宁是自己生命秋天里的合适恋人，不过与这种秋天的贪婪胃口掺合在一起的，似乎还有一种母性的柔情——在她看来，叶赛宁似乎是她淹死了的儿子的化身，伊莎多拉对他像对一个孩子一样迁就。作为一个诗人，叶赛宁才华横溢，光芒四射，他就像大 自然的喉舌一样歌唱自然的神秘，心灵的颤抖，不可言说的激情。然而作为一个丈夫，他自私、粗暴、神经质，似乎天生不具备爱的天赋。他是一个纵饮无度的酒鬼，不断地侮辱他的妻子，不断地离开她，甚至在这段时间内过着极为放荡的生活。然而伊莎多拉总是无条件地原谅他——一切似乎是命中注定的悲剧。
此时的叶塞宁，已同另一位姑娘在一起。邓肯最后一次见到他，是他喝得醉醺醺地来索要他的胸像，这座巧夺天工的半身像是由才气横溢的科尼奥可夫用一块木料雕刻而成的。当时邓肯拒绝将胸像在他喝醉的情况下交给他，然而他却自己站在椅子上拿到了它。当然，最后，他还是在这种昏迷的游逛中失去了这个拖累人的胸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