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８４０年５月７日，俄罗斯平原的卡玛河欢快地流淌着，挺拔玉立的白桦和蓊郁高大的松充满了勃勃生机。边陲小镇伏特金斯克沐浴在春日的阳光中，矿山工程师伊里亚・彼得罗维奇・柴可夫斯基家传出了一阵欢笑：一个可爱的小男孩降生了。
亚历珊德拉・阿茜埃，这个法国移民的女儿，怀里抱着新生儿，甜蜜地接受着人们的祝贺；作父亲的则已开始为孩子的未来打算：让他以后学法律吧，这样好出人头地。
已进不惑之年的老柴可夫斯基算是小镇上的一位名人，矿场总监和治金厂厂长的职务使他收入颇丰。他是个富于同情、快活而坦率的人，在前妻去世后，他娶了年轻而贤慧的阿茜埃。阿茜埃在女子孤儿院受过教育，能讲一口流利的法语和德语，会弹琴，能唱歌，富裕的家境使他们的生活安定而甜蜜，阿茜埃闲暇时常常坐在钢琴旁打发时光，她弹钢琴往往使丈夫着迷。
出生在这样一个俄国中等贵族家庭里，是孩子的幸福，这个可爱的新生儿就是彼得・伊里奇・柴可夫柴可夫斯基传 ・５・斯基。
伏特金斯克远离喧嚣的欧洲，在这偏远的地方，到处洋溢着大自然的魅力与旋律。高峻的山峰，林立的松树，冬天一身银装素裹，春天一片郁郁葱葱。漫步白桦林，似有一双双眼睛在追寻；泛舟河上，又有一曲曲渔歌在荡漾……童年的柴可夫斯基最喜欢牵着母亲的手，陶醉在这安谧和古朴的大自然中。
“妈妈，这渔歌真好听。他们心中一定有许多难过的事吧？”天真的柴可夫斯基常常会为一首首悠扬的民歌所感动，母亲也常常情不自禁地跟着哼唱。母亲会唱当时许多流行的歌曲和浪漫曲，她其实并不是一个音乐家，但孩子却在她那美丽的钢琴曲中，在她柔美的哼唱中陶醉。这些便形成了柴可夫斯基早期粗浅的音乐启蒙。
柴可夫斯基４岁那年，母亲决定为大儿子尼古拉和寄居在他们家的外甥女丽蒂亚请个家庭教师，她选中了一位名叫芬妮・杜芭赫的年轻的法国姑娘。老师一上任，“可爱而早慧的孩子” 彼得就闹着要跟班学习所有课程，尽管这并不是母亲的本意。芬妮对彼得的关心和抚爱似乎超过了其他两个孩子，她给我们留下了许多对柴可夫斯基早期童年的宝贵回忆，她告诉我们，柴可夫斯基的衣服“总是乱七八糟的，不是由于心不在焉而玷污，就是掉了纽扣，再不就是头发只柴可夫斯基传 ・６・梳了一半 。”
芬妮自己对音乐一点儿也不爱好，她还尽力限制柴可夫斯基弹钢琴的时间，并鼓励他在文学方面早作尝试，但她的苦心收效甚微。由于空闲的时间很少，所以芬妮坚持要孩子们进行体育锻炼，但这常常遭到彼得的反对，他偏要在课后径直跑去弹琴。家里放着一架钢琴，并且还摆着一台名叫“乐队琴”的奇异乐器，芬妮要想限制自己学生对音乐的爱好，谈何容易。那乐队琴由许多粗细不同、长短不同的风琴管子组成，能发出乐队中许多乐器的声音，像平常的八音盒那样，由若干用针别住的圆筒控制，或由一些穿空的纸卷控制。柴可夫斯基本人曾经说过，“ 多亏了这件乐器在他脑海里打下了音乐之最初的印记”， 特别是在乐队琴的音乐集锦中有他 “热烈崇拜” 的莫扎特，歌剧《堂・璜》中的咏叹调，还有贝里尼、唐尼采蒂和罗西尼的作品选曲。柴可夫斯基凭自己灵敏的听觉，能在钢琴上十分准确地弹出他从乐队琴里听到的曲调。
母亲常嗔怪柴可夫斯基为酷爱音乐的“小疯子”。这“小疯子”对音乐有一种先天的不可思议的冲动，他的头脑里总是充满着旋律。有一天，在一次有音乐节目的聚会之后，孩子们都各自回到自己的卧室，芬妮照例去与孩子们道晚安。当他走进“小疯子”的卧室时，她呆了：他坐在床上，双眼兴奋而炯炯有光，柴可夫斯基传 ・７・嘴里不停地喊着 ：“啊，这音乐啊！这音乐 ！”芬妮竭力想使柴可夫斯基镇静下来，便对他解释说，那支曲子早已奏完，现在家里完全安静了。可是这孩子却双手托着他的大脑袋说 ：“它就在我的头脑里，不让我睡觉啊，我无法把它赶走 。”不爱好音乐的杜芭赫小姐是无法理解音乐对柴可夫斯基的神经系统的那种奇特的兴奋作用的。
５岁生日过后不久，家里决定为柴可夫斯基聘请一位钢琴教师，对他进行比较正规的训练。钢琴教师的名字叫玛丽娅・玛柯芙娜・波奇科娃，人们只知道她是个获得自由的农奴，别的一无所知。柴可夫斯基在音乐的海洋中如鱼得水，不到三年功夫，他就可以跟这位年轻教师弹奏得一样好了。柴可夫斯基在童年时代仅跟这位俄国姑娘学过识谱与钢琴，但他却常常表现出一种非凡的才能，他能够毫不费力地在钢琴上弹奏出他所听到的乐句和乐段。一位波兰客人曾向他介绍过肖邦的马祖卡，后来他居然自学弹会了两首马祖卡，这的确让人吃惊。
柴可夫斯基是可以称得上音乐天才的，他对音乐的那种令人不可思议的理解力与冲动，他对音乐的那种狂热的爱都可以作证。但是作为一个人，柴可夫斯基又是十分平凡的，在他的性格中一开始就存在着敏感、脆弱甚至病态的弱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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柴可夫斯基与他的哥哥姐姐一起开始接受教育，在芬妮・杜芭赫的精心指导下，他６岁就能流畅地读法文和德文书籍，７岁他开始用法文写诗。虽然他表现出了过人的才智，可是杜芭赫小姐还是越来越感受到了这位学生的懒散与异常敏感 ：“彼得实在敏感得过分，我必须十分小心地对待他。微不足道的小事也会深深地刺伤他。他像瓷器那样脆弱，对于他，根本不存在处罚的问题，对别的孩子来说根本不当一回事儿的批评和责备，也会使他难过得令人震惊……”
柴可夫斯基自幼天性中对于祖国的感情甚至超过了他对于自身的珍爱。他容不得别人的批评，甚至神经质地容不下与俄国同时存在的其他欧洲国家。有一次，杜芭赫小姐讲授完了地理课，就留下时间让孩子们自己翻看地图。柴可夫斯基很听话地趴在桌上一页页地翻着地图，当翻到一幅欧洲地图时，他突然激动起来，马上俯下身子亲吻起俄国，嘴里还念念有词，眼里放着光，可是当他的眼光转向欧洲其他国家时，欣喜与激动顿时为厌恶与仇恨所代替，他用唾沫使劲地向欧洲的其他部分啐去，右手还用力地握成了拳头。芬妮很不喜欢他这种神经兮兮的举动，就上前责备他：“彼得，你应当为你的所作所为感到羞耻，仇恨朋友是恶毒的。你知道你也在啐着你的芬妮老师吗？”因为芬妮是一个法国人。柴可夫斯基抬起他的大脑袋，柴可夫斯基传 ・９・毫无愧色，竟振振有词地说 ：“你不必责备我，你没看见我事先已用左手把法国遮住了吗？”柴可夫斯基这种敏感与脆弱的天性几乎一直伴随他在人生旅途中。应该说，家庭女教师芬妮・杜芭赫对柴可夫斯基那容易激动和病态敏感的性格，曾经给以良好的影响，她是个富有责任心和爱心的人，令人遗憾的是，她不久就离开了彼得。１８４８年，柴可夫斯基的父亲，为了接受莫斯科一个新的、更赚钱的差事，决定放弃政府的官职。忠实、热心的芬妮便被解雇了。当这个背井离乡的家庭迁到莫斯科时，伊利亚发现原来那份美差已经被一个不讲道德的的朋友夺去了。当时莫斯科正在流行霍乱病，他们只好再次搬迁到圣・彼得堡，到了那里，尼古拉和彼得都进了一所上流社会的寄宿学校读书。在学校里，大家都笑他们是“乡巴佬 ”，那些毫无同情心的教员，布置给他们的作业重到荒唐的程度，两个孩子很快又都染上麻疹，使他们更加痛苦。不久尼古拉如期恢复了健康，可是彼得却由于对新环境感到陌生，又因为失去芬妮的体贴照顾而感到忧伤，致使他对药物治疗似乎没有反应，身体迟迟不肯复原。这时，父亲已经找到了一个合适的工作，远在西伯利亚边境附近。除了尼古拉留在圣・彼得堡寄宿学校上学，全家都越过乌拉尔山脉，搬往遥远的新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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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计划不断改变，家庭不断变迁给柴可夫斯基带来强烈的不稳定和迷惑感，另外，他还得忍受和哥哥尼古拉分离的痛苦，因为他对兄长甚为尊重。所以，尽管彼得的健康状况在稳步好转，但他的性格却变得越来越郁闷、急躁，还有更使母亲烦恼而担心的懒惰。这种情况一直到１８４９年底才渐渐有所好转，家里又为他请来一位家庭教师，在新教师的精心管教下，彼得才以日渐增长的热情恢复了学习。不久，母亲生了一对双胞胎，洗礼时分别取名为安纳道尔和莫代斯特。彼得兴奋地把他们的出世描述为“天使降临人间”，尽管彼得比他们大十几岁，但莫代斯特后来还是成为柴可夫斯基最忠实的知己。
老柴可夫斯基一直不能忘怀彼得出生时他的打算。１８５０年，柴可夫斯基被送进彼得堡法律学校，成了一名法律专业的学生。彼得堡法律学校是一所著名的贵族法律学校，是专门为沙皇的司法部门培养官吏的，但它也培养出作曲家亚历山大・谢洛夫和艺术批评家弗拉吉米尔・斯塔索夫，然而在柴可夫斯基进校时，这所学校已不像从前那样教授音乐了，这对柴可夫斯基来说是极为不幸的。他一心迷恋音乐，除此而外他哪方面都不出众，他几乎没有好好学过法律，却抓紧时间向他的老师科思丁格尔学习钢琴。除了学钢琴外，读法律的柴可夫斯基的另一大乐趣就是泡在歌柴可夫斯基传 ・１１・剧院里，聆听莫扎特的 《唐・乔凡尼》 与格林卡的《伊万・苏萨宁》。柴可夫斯基对音乐是如此的迷恋，如此的虔诚，他学习，他欣赏，却从未想到要尝试作曲。直到１８５４年７月——他母亲去世的那个月，他才突然心血来潮地想写一首曲子。
１８５４年７月，阿茜埃不幸死于霍乱，这对年少而多愁善感的柴可夫斯基是个沉重的打击。
他失去了疼他爱他的母亲，８月，这个年仅１４岁的孩子写出了他的第一部为人所知的作品《献给安娜丝苔莎小姐的圆舞曲 》，这是献给他的另一位家庭教师安娜丝苔莎・彼得罗娃的。
１８５９年，柴可夫斯基从法律学校毕业后进司法部任一等文书，但他的职员生涯是不出色的。
他每天例行公事，得到的主要报偿无非是一种独立的感觉和一笔小小的薪水。柴可夫斯基天性中的敏感与病态并没有随着年龄的增长而有所减轻，相反，慢慢长大的他一直是那么喜欢独处，或弹琴，或读诗，或写诗——那是一些宗教的、爱国的和非常多愁善感的诗。这种性格使他无法适应司法部的工作，他虽然学过多年法律，可是在当时的俄国文官当中，他真算得上是工作效率最低的一个人。到了后来，他竟完全忘记了自己的职责是什么，他的工作使上司头痛，也令人啼笑皆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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柴可夫斯基有一种习惯，他总是爱将诸如音乐会节目单之类的东西，心不在焉地撕碎后放进嘴里咀嚼，似乎在品尝着什么。同事们看了都觉得好笑，但谁也没有想到，他有一天因为实在没有什么可撕可嚼的东西，竟随便拿起一份官方文件，吃下肚去。但是，在社交界的聚会上，柴可夫斯基的堂堂仪表和钢琴演奏才能使人赞叹不已。他在剧场度过了许多夜晚，不是看歌剧，就是看芭蕾。他感到在剧场里远比在令人胆怯的司法部的长廊里自在得多。
尽管柴可夫斯基时时表现出他的音乐天赋与天才才具有的那种脆弱与敏感，他却始终没有得到承认，他自己也似乎没有梦想一种艺术生涯，直到有一天，由于一次才华的奔放才引起了老柴可夫斯基的重视。
１８６０年柴可夫斯基写出了他的第一首出版乐曲：《夜半：浪漫曲，女高音或男高音独唱 ，钢琴伴奏 》。这首乐曲的出版使老柴可夫斯基感到震惊，他一直都指望着儿子在令人尊敬的法律界能有所作为，却不料儿子竟在音乐上表现出了他的特殊才能。这是一位善解人意的、通达的父亲，他告诉柴可夫斯基说：“ 如果现在你想成为一名艺术家还为时不晚 。” 并告诫他不能过于懒散，要努力。父亲的话似乎也惊醒了柴可夫斯基 ：“但愿我能成为一名艺术家 ！”
这种觉醒驱使着柴可夫斯基更多地投身到音乐中柴可夫斯基传 ・１３・去。在俄罗斯音乐协会中，他跟从尼古拉・扎仑巴——一个学究式的波兰音乐家开始和声学的研究，他终于找到了发挥自己天才的自然途径。兴旺起来的协会不久就成立了一所新的音乐学院——彼得堡音乐学院，著名钢琴家兼作曲家安东・鲁宾斯坦出任院长，彼得・柴可夫斯基是第一批入学的学生。他继续在扎仑巴的指导下学习对位法和宗教音乐，此外他还学习演奏长笛、钢琴和管风琴。
柴可夫斯基原来在音乐上就极有天赋，通过这段时间的学习，他愈来愈对自己充满了信心。他在１８６３年 ４月２７日写给妹妹亚历山德拉的信中说 ：“我知道我会成为一个很好的音乐家。教授们对我非常满意，并且说由于这种必要的热忱，我将会取得好成绩 。”“ 我有一个梦想，打算在我完成学业之后，到你那儿过一整年，在你那幽静的环境中，写一部大作品，然后再踏入音乐界 。”哥哥尼古拉当时已是地方上一位有成就的官员，他听说自己的弟弟从事这样一种“有损尊严”的行为甚感恐惧，并且挖苦地说他“绝不会成为第二个格林卡”。 对此，柴可夫斯基既谦虚又自信地回答 ：“即使我最终不能成为一个格林卡， 有一天你也会因为是我的哥哥而感到自豪 。”他甚至得出结论 ：“迟早我要抛弃这令人厌烦的行政事务而从事音乐工作 。”与尼古拉的态度截然不同，柴可夫斯基传 ・１４・老柴可夫斯基尽自己一切所能来帮助彼得，他热心过问儿子的意愿和计划，多方予以鼓励，并从自己有限的退休金中挤出钱来资助他。柴可夫斯基特别感激父亲的支持，虽然他没有如父亲所望在司法界发展，但父亲从来没有责备过他。有这样一个通情达理的父亲，的确是柴可夫斯基的幸运。
１８６３年，柴可夫斯基终于毅然辞去了司法部的工作，在音乐学院集中精力学习 。“我只想做我觉得我有才能去做的工作，无论我成为一名著名的作曲家，还是成为一名奋斗不息的音乐教员，都完全一样。不论出现哪种情况，我都问心无愧，我没有权利再埋怨命运 。”
鲁宾斯坦和扎仑巴都是坚定的古典派，因而柴可夫斯基在音乐学院的早期作品几乎都是一些学生腔浓重的习作，然而他的乐队才能和他漠视传统曲式的情绪不可能长期压抑，特别是在当时俄罗斯音乐协会举办的一系列音乐会上，他已有机会学习各种乐队手法，所以他很快就表现出倔强的创作个性。１８６４年夏，安东・鲁宾斯坦给学生们各布置了一项繁重的假期任务，他要柴可夫斯基写一首序曲。柴可夫斯基明白老师素来尊敬李斯特和瓦格纳，如果这次模仿两位大师一定能博得老师的欢心。可是说实话，柴可夫斯基对李斯特和瓦格纳都是一知半解的，况且他也厌倦了那柴可夫斯基传 ・１５・种奏唱曲形式的、经院式的作品。所以，他自由地打破学究式的陈规，以高度的热情和极大的兴趣写成了一首高度戏剧性的演奏会序曲：《大雷雨 》。 作品交上去以后，果然惹恼了他的享有盛名的老师。曲子本身直至柴可夫斯基死后才出版，虽然它还不是完全令人信服的，但不管怎么样这是柴可夫斯基的第一部管弦乐作品，是他不为他人左右，散发出个性芳香的作品，是作者天才的早期证明。
而后，柴可夫斯基尝到了创作所带来的喜悦和振奋，他不能抑制自己的创作激情，陆续创作了《圆形剧场中的罗马人》、《Ｆ调序曲》、《 Ｃ小调序曲》、《降Ｂ 大调弦乐四重奏》等等。音乐在他的心中蕴蓄、流淌，总有阵阵的创作冲动在激励着他。
１８６５年，２５岁的柴可夫斯基就要从彼得堡音乐学院毕业了，他决心拿出一部出色的作品问鼎学院的毕业大奖。鲁宾斯坦给他出了一个并不新颖的选题：为席勒的《欢乐颂》配曲，以供独唱、合唱和管弦乐队演奏。在此之前，伟大的贝多芬曾为这首《欢乐颂》配曲且流传已久，脍炙人口，人们对此给予了极高的评价。柴可夫斯基要在这方面与贝多芬竞赛，显然是一种挑战。可贵的是，柴可夫斯基没有退缩，他凭着良好的音乐素养和他的灵感创作了《欢乐颂》大合唱，这是一部真正开始显示他个性的作品。尽管柴可夫斯基传 ・１６・在当时的彼得堡，人们对这种个性并不赞赏，但《欢乐颂》还是获得了当时的毕业大奖之一：银牌奖。
成功使柴可夫斯基欣喜，也使他的朋友们更清楚地认识了他。荷尔曼・拉罗什敏锐地意识到他的音乐才能“在当代俄国也许是最伟大的”。
１８６６年１月１２日，这首得银牌奖的大合唱要参加授奖仪式并演出了，可柴可夫斯基却无法使自己在众目睽睽之下面对惯例的口头审查，特别是在他得知出席者有俄罗斯音乐协会的指导们、帝国教堂的首脑和帝国剧院的指挥们时，他的神经终于在最后的时刻支撑不住了，他开了小差。因为作曲家的“逃跑”，使人们对这首合唱本来就不高昂的兴趣更下降了不少。
柴可夫斯基是音乐天才，他在音乐创作上一开始就表现出了极大的实力，他却始终是个病态的人，他的性格举止常常让人无法理解，留给人们一个又一个“谜”。
不管怎样，柴可夫斯基在步入音乐殿堂之后，才思是极为敏捷的，真可谓 “文如泉涌”。当他告别彼得堡音乐学院的时候，正如拉罗什正确指出的那样，他的才华已被唤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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