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８５７年前后，在彼得堡音乐界出现了一个在俄罗斯近代音乐史上颇有影响的音乐创作集团——“五人强力集团 ”，又称“巴拉基列夫小组”或“新俄罗斯乐派”。 该集团的成员有巴拉基列夫、里姆斯基——柯萨柯夫、穆索尔斯基、鲍罗廷和居伊 。“强力集团”的宗旨是努力开拓民族音乐的发展道路，反对对西欧古典音乐的盲目崇拜。他们的创作多取材于俄国的历史、传说和人民生活，并大量吸收民歌，是一个富于革新精神的民族乐派。
这场新乐派运动是由达尔高梅斯基开创的，受到格林卡的激励，著名艺术评论家斯塔索夫是其主要的拥护者。１８６７年和１８６８年寒假，柴可夫斯基结识了斯塔索夫。柴可夫斯基和斯塔索夫对俄罗斯音乐的发展道路抱有不同见解，对某些作曲家和表演家的创造有争议，但他们始终互相十分尊重。斯塔索夫经常关心柴可夫斯基的创作，多次向他提供歌剧和交响乐作品的题材，其中有司谷特的 《阿凡戈》、果戈理的《塔拉斯・布尔巴》和莎士比亚的《风暴 》。１８６８年１月，巴拉基列夫来到莫斯科，与柴可夫斯柴可夫斯基传 ・３０・基相会，这次相会是两位音乐家长期友好关系和创作关系的开始。当然，柴可夫斯基虽然对巴拉基列夫颇有好感，但无论如何也不能同意巴拉基列夫偏颇的音乐见解，不能同意巴拉基列夫以尖刻的调子评论音乐教育，评论那些受过音乐学院教育的现代作曲家的作品。同年４月，柴可夫斯基去彼得堡时，巴拉基列夫向他介绍了“强力集团”的其他四位成员。
柴可夫斯基认为这些彼得堡作曲家们颇有才能，但不能同意他们“自视甚高，十分肤浅地认为自己比周围世界优越 ”，不能同意他们轻视专业音乐教育基础，轻视学校和古典音乐。他认为他们对古典大师及其范作的嫌恶是一种极度轻率的观点。１８６１年，斯塔索夫在报纸上发表文章，反对在俄国实行专业教育——在俄国开办第一所俄罗斯音乐学院，巴拉基列夫小组成员喜欢别具一格，他们否认学校的教学过程，自然地、不经意地进行学习，在音乐晚会上聚会。他们在晚会上表演、欣赏和研究不同作曲家的作品，这样的晚会成了相互充实、认识的课堂 。“强力集团”成员不同意柴可夫斯基认为俄罗斯音乐协会活动有成效的观点，轻视这一机构在审美教育、培养音乐趣味、传播民族音乐等方面所起的作用。与俄罗斯音乐协会相对立，他们创办了“免费音乐学校 ”，但“免费音乐学校”举办的音乐会服务于同一目的——“影响群柴可夫斯基传 ・３１・众的美育发展”（柴可夫斯基语）。所有这一切成了俄罗斯本国艺术民主传统的开端。
由此可见，柴可夫斯基在音乐思想体系上不属于“强力集团 ”，甚至可以说站在他们的对立面。可是他却与这个集团，特别是巴拉基列夫结成了终生的挚友，这是使当时许多人迷惑不解的事情。柴可夫斯基的老师安东・鲁宾斯坦是当时俄罗斯古典乐派的代表人物，在他的麾下聚集着一大批俄罗斯音乐家，他们主张继承和发挥欧洲古典音乐的传统，强调确立近代奏鸣曲式结构及交响曲、协奏曲、各类室内乐等器乐体裁。他们的主张与“强力集团”是矛盾的，因而双方经常发生龃龉。鲁宾斯坦及其信徒为“强力集团”所不齿，被视为跟着欧洲古典音乐的尾巴跑的角色，忘记了自己是俄罗斯人；鲁宾斯坦等人则斥“强力集团”大都是一些满身土气的“村夫 ”，是半路出家的业余音乐家，上不了档次。柴可夫斯基是安东・鲁宾斯坦的得意门生，他崇拜安东，并把他视为自己的偶像，因而他自然属于俄国古典乐派的成员。
就个人关系而言，柴可夫斯基与“强力集团”之间也存在矛盾。１８６５年，柴可夫斯基竭心尽力地完成的毕业作品《欢乐颂》大合唱荣获彼得堡音乐学院银奖，可是“强力集团”的新闻发言人居伊却把它看得一钱不值。１８６６年，居伊在《彼得堡信使报》柴可夫斯基传 ・３２・上发表《保守的独唱家和作曲家》一文，以傲慢和讥讽的口吻批评《欢乐颂》大合唱，并说 ：“柴可夫斯基先生差极了，他没有半点才能 。”当时的柴可夫斯基还没学会反驳音乐家和作曲家同行的批评，还没学会为自己辩护，他对这种责难深感痛心，并对此耿耿于怀了很长一段时间。但是，这一切并没有妨碍他最终成为“强力集团”的朋友，这说明柴可夫斯基并不是一个囿于成见的人。
柴可夫斯基与“强力集团”交往之初，小组里的人对待他即使不算傲慢，也显得轻视，像平常对待音乐学院的产儿那样，柴可夫斯基去彼得堡时出席了巴拉基列夫家的晚会，在晚会上，他是一个可亲的对话者，始终举止朴实，亲切感人。在巴拉基列夫的坚邀下，柴可夫斯基为“强力集团”成员演奏了他的ｇ小调交响曲（《冬日的幻想》）第一乐章，作品很合”强力集团”的意。于是他们对柴可夫斯基的看法改变了，变得比较有好感了，虽然柴可夫斯基所受的音乐学院教育毕竟还是他和 “强力集团” 之间的一个重大界限。在这以后的日子里，柴可夫斯基去彼得堡时经常和“强力集团”相见。
１８６８年３月，在彼得堡的一次音乐会上，柴可夫斯基首次登台指挥了他的《总督大军》中的舞曲。应该说，这次演出是相当不成功的，失败的主要原因柴可夫斯基传 ・３３・恰恰在于指挥柴可夫斯基本身。
虽然登台前他丝毫不感到紧张，但一上台心神就十分错乱，当他高高地站在指挥席上时，突然产生了一种奇怪而可怕的幻觉，他觉得他的头马上就要从脖子上掉下来了。为了保住脑袋，他只好右手拿着指挥棒，左手使劲撑在下巴上，这奇怪的指挥姿势是演奏者们从来没有看见过的，一时不知如何是好。柴可夫斯基十分害怕，注意力完全不集中，他把自己的作品早已忘得一干二净，摆在面前的总谱看不见了，指挥的手势和节拍错了，乐器的配合也指挥错了。幸好演奏者们对这些曲子已很熟悉，他们只好根本不再去注意柴可夫斯基打的什么拍子，只是暗暗发笑，并令人钦佩地把这些舞曲演奏到底。
失败使柴可夫斯基十分沮丧，他心中十分懊恼：这对他原本是个非常好的机会，他却演砸了。同时，他也十分害怕，似乎他的神经又一次出了毛病。
可是出人意料的是，音乐会之后《幕间休息报》上却发表了一篇署名“怪客”的评论文章，对柴可夫斯基的演出大加赞赏，说《总督大军》舞曲的“想法高明 ”，在配器上独树一帜，音乐富于民间色彩。相反，对同台演出的里姆斯基——柯萨柯夫的《塞尔维亚幻想曲》却大加非议，说 ：“里姆斯基——柯萨柯夫的《塞尔维亚幻想曲》可以听作为匈牙利的、波兰柴可夫斯基传 ・３４・的莫名其妙的幻想曲，——它是那样地缺乏色彩，缺乏个性，没有生气 ！”然而，在演出的作品中，这首曲子给柴可夫斯基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
柴可夫斯基和任何一位音乐家一样，渴望得到公众的承认，渴望得到荣誉，但他对这种庸俗的、颠倒黑白的褒贬深为不满。出于一个正义的音乐家的良心，他愤而在莫斯科《现代年鉴》上发表了著名的《关于里姆斯基——柯萨柯夫的〈塞尔维亚幻想曲〉》一文，热情地赞扬了这首乐曲，并猛烈地抨击了那位“怪客”的奇谈怪论。他说 ：“ 我们难以设想， 这句糟糕而不怀好意的话算是莫斯科舆论界对青年天才音乐家的作品所说的唯一话语，而一切关心和热爱我们艺术的人对这位音乐家是寄予如此厚望的。我们急于要纠正某君的错误，并代表莫斯科音乐界向《塞尔维亚幻想曲》的作者表示支持 。”
柴可夫斯基的文章在莫斯科和彼得堡音乐界引起了一阵不小的骚动 。“强力集团”十分感动而且高兴，柴可夫斯基居然能用如此强烈的言辞支持他们的成员所写的曲子。里姆斯基——柯萨柯夫很快就和柴可夫斯基建立了非常友好的关系，尽管他们的创作观点不同。当里姆斯基——柯萨柯夫了解到专业教育的必要性后，就开始努力研究音乐史和作曲，并不时向柴可夫斯基求助。１８７５年９月，他告诉柴可夫斯基，柴可夫斯基传 ・３５・说自己近三个月来继续研究复调风格，掌握这一风格中最困难的形式之一——赋格，并按这种形式以及其他复杂的复调形式写下了数十首练习曲。对此，柴可夫斯基回答说 ：“我实在敬佩您可贵的艺术家谦虚风度和坚毅的性格！对于一位八年前就写出了《萨特科》的人来说，这是一种我愿向全世界大声介绍的了不起的行为。我惊讶异常，不知道如何表示我对您的艺术个性的无限敬意 。”
１８６９年，“强力集团”的首领巴拉基列夫得罪了不懂音乐却占据着彼得堡音乐协会主席职位的叶卡捷琳娜・巴夫洛夫娜公爵夫人，所以被免去了“音协”指挥的职务。柴可夫斯基完全出于义愤，又像过去维护里姆斯基——柯萨柯夫那样，站起来为巴拉基列夫鸣不平。他在《莫斯科公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旗帜鲜明地表示他对巴拉基列夫的支持 ：“这位艺术家在那些以撤职法令攻击他的人们中得到的支持越小，听众们对于他就寄以更大的同情 。”柴可夫斯基和巴拉基列夫很快成为坚定的伙伴。
柴可夫斯基正义的行动及所表现出来的正直的品格，给“强力集团”的成员们留下了深刻而美好的印象。１８６９年复活节，柴可夫斯基到彼得堡去看望他的父亲，“强力集团”主动热情地接待柴可夫斯基，从此他们成了终生不渝的朋友。
柴可夫斯基传 ・３６・
１８６９年８月，巴拉基列夫到莫斯科与柴可夫斯基小聚，他建议柴可夫斯基根据莎士比亚的《罗密欧与朱丽叶》写一首序曲。他甚至十分热情地为柴可夫斯基作了这样的安排，“ 先培养创作这一作品的热忱和信心。穿好套鞋，带上手杖，到浓荫密布的大路上去散步。从尼基兹基走起，使自己沉浸在这一题材中，我相信，当你到达斯特列顿斯大道时，若干主题或插句已经涌现在你的心头 。”开始，柴可夫斯基对这一建议并未表现出什么兴趣，可是一个月后，他却以惊人的热情和速度开始创作这部序曲 。“这一对命运不佳的情侣”的悲剧故事激起了柴可夫斯基的想象力，他的工作进展得很顺利，１１月份这部序曲就宣告完成。柴可夫斯基将它题献给巴拉基列夫，并立即把序曲寄给了他。巴拉基列夫非常喜欢这部序曲，他写信给柴可夫斯基，说 ：“我为了它而拥抱你，它具有爱的优美，爱的温情，爱的渴望……”事实证明，这部序曲后来果然成为柴可夫斯基的一部成功的交响乐作品。
从此以后，巴拉基列夫和柴可夫斯基书来信往，十分亲密。
１８７０年３月１６日，《 罗密欧与朱丽叶幻想序曲》在莫斯科演出，不幸失败了。接着，歌剧《水女神》第一幕中的五个选段的演出也告失败，与此同柴可夫斯基传 ・３７・时，歌剧《曼陀罗花》的创作也因受到不公正的批评而搁浅。一连串的失败与挫折使柴可夫斯基十分气馁和难过，他悲叹 ：“现在没有人对我写的东西感兴趣！”
这时候，是“强力集团”的友情安慰了他，鼓励了他。巴拉基列夫写信告诉他 ：“我们聚会时一直在弹奏你寄给我们的《罗密欧 》，这首序曲中的大部分我们都很喜欢。斯塔索夫特别高兴，他说我们这支军队现在又增加了生力军 。”巴拉基列夫等人的热情与真诚使柴可夫斯基十分感动，因而对“五人团”变为“六人团”的提法也颇为开心。
１８７０年夏天，柴可夫斯基为躲避普法战争从德国进入瑞士，在茵特雷肯逗留了一个多月。那里大自然的壮丽美景，使柴可夫斯基感到心旷神怡，以至他经由慕尼黑、维也纳和彼得堡回到莫斯科时心情非常轻松而愉快。１８７１年，《罗密欧与朱丽叶》 的新译本在柏林出版，柴可夫斯基为新译本谱写了管弦曲。这时心情实在不错的他，非常希望国内能再次上演这首序曲，他其实对这首序曲是很有信心的。但由于财政上的困难，当时许多著名音乐家的作品都无法上演，名声并不十分显赫的柴可夫斯基的作品自然更无法搬上舞台，他为此感到十分失望。
“强力集团”的朋友又一次理解并支持了柴可夫斯基。巴拉基列夫非常能够理解柴可夫斯基的心情，柴可夫斯基传 ・３８・决定在彼得堡的一次音乐会上特别指挥演出他的《序曲 》。柴可夫斯基知道这个消息后，非常激动，他迫不及待地写信给巴拉基列夫，说 ：“我非常渴望听到你指挥演出我的序曲，我一定要去彼得堡——哪怕只去一天 。”
“强力集团”的友谊与支持，给了柴可夫斯基莫大的力量，柴可夫斯基与他们的关系日渐密切，他对巴拉基列夫尤为感激与钦佩。１８８０年，巴拉基列夫恢复了与柴可夫斯基中断了１０年的通信，柴可夫斯基满怀激情地回信说 ：“如果让我把你从我那充满深情的记忆中抹去，那简直是不可思议的事情！我深深尊敬你的为人和音乐天才，哪怕命运从未使我们接触过，我也会有这种感情；除此而外，我怎么能忽视你对我表示过的多次善意和同情呢？我可以毫不夸张地告诉你，即使再过１０年或２０年看到你，情况也不会有丝毫改变，因为你是我遇到过的最有才华、绝对忠诚和具有艺术天才的人 。”
后来，柴可夫斯基把自己的交响诗《命运》题献给巴拉基列夫，还把交响幻想曲《暴风雨》题献给“强力集团”最坚强的支持者和旗手斯塔索夫，他与“强力集团”的亲密关系可见一斑。柴可夫斯基最终成为俄罗斯最伟大的民族音乐家之一，这与“强力集团”的影响是分不开的。
柴可夫斯基传 ・３９・
